——戒除人生弱点的诱惑
●导论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一九〇八—一九七〇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是现代世界著名成功心理学大师。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研究，研究人的本性、自由、潜能、动机、经验、价值、创造力、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对个人和社会富有意义的问题。他从人性论出发，强调一种新人形象，强调人性的积极向善，强调社会、环境应该允许人性潜能的实现。主张心理学研究中应给予主观研究方法一定的地位，并应突出整体动力论的重要。
马斯洛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和华生行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马斯洛把人的本性和价值提到心理学研究的首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组织管理、教育改革、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需要层次论在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自我实现论则为他心理学体系的核心。
马斯洛以人性为特征的心理学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的心理学体系。《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第三思潮”是人类了解自身过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
一九三三年，马斯洛在威斯康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四三年，马斯洛发表了《动机理论引言》和《人类动机理论》两篇论文，第一次把现代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华生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有机体理论等综合了起来，提出了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基本框架，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对美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马斯洛在研究人类动机时，始终强调整体动力论的贯彻，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全人类共有的、作为似本能天性的基本需要研究之上。这为他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萌芽。
马斯洛随后在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以最优秀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以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像华生行为主义学派那样以小白鼠为研究对象，他选定了两组人作为研究对象，概括了自我实现者的十三个特征。他指出自我实现的人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是一种价值观的楷模。
马斯洛还提出“价值失调”理论，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的许多常见精神疾病现象的治疗，主要包括权力狂、固执偏见、心烦气燥、缺乏兴趣，特别是没有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等现象。
总之，到一九五一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同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人格》一书，这本书使马斯洛成为了著名人士，被公认为五十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这也是马斯洛的经典力作。
马斯洛接着着手研究“高峰体验”。他从自我实现者那里发现他们往往频繁地感受到极度地喜悦，体验到心醉神迷的美妙感受。这些美妙体验有的来自大自然，有的来自音乐，有的来自两性生活。马斯洛认为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自我实现者的一种成功享受。高峰体验使个人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由缺失性认知发展到存在性认知，达到了对于存在价值的领悟和认识。自我的特性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人们共享了自身最高程度的同一性。因此，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过程，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他相信每个人这种潜力都存在，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清楚的，这才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九五七年，关于人类价值观新知识的第一届科学会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马斯洛在会上提出了他对价值观的看法，强调价值观是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的。他认为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人的感情，他们就会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因为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一九六〇年，马斯洛提出了“优心态群体”理论，他提出由一千个自我实现者和他们的家庭组成“优心态群体”，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环境下，人类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表现，就会实现他的思想。
一九六一年，马斯洛在弗罗里达大学发表了“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新问题”的著名演讲，他认为幽默与自嘲对心理具有重要作用，幽默能够释放人的潜能。他随后出版了《存在心理学》，诸如“高峰体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论”“缺失需要”、“存在需要”等概念一时非常流行，成了美国六十年代的主要时代精神。
一九六二年，马斯洛为了学术研究，他亲自到安德鲁·凯依的非线性管理系统工厂进行调查。他把自己在工厂的调查研究写成了《夏天的笔记》，最早以《理想管理》（又译作《优美心灵管理》）为名印刷出版，在学术界和企业界流传。在书中他阐述了有关管理学方面的崭新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人性观念，如开明管理、领导心理、综效原则、人力资本、员工动机、开拓创新、革新会计、企业评判等观点。这些管理思想几乎成了现代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原则，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六四年，马斯洛发表了《宗教信仰、价值观和高峰体验》一书，在书中他认为高峰体验是有组织的宗教的精华，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表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又出版了《关于科学的心理学：一种探索》，对当时主流科学及其基础进行了批判。接着又出版了《关于超越性动机的理论——人类价值的生物学基础》，对人类天生的创造性、勇于接受挑战等高层次需要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存在价值（B—价值）理论。
马斯洛涉及非常广泛，在许多领域都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他主要著作有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存在心理学探索》、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宗教、价值与高峰体验》、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优美心灵的管理》、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科学心理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人性能达的境界》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他成熟的超个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马斯洛广泛的研究从自我实现心理学原理出发，大大超过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领域，提出了对于社会、教育、管理、宗教等进行变革的构想，进而形成了内在教育论、心理治疗论、社会变革论和优美心灵管理论等理论学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和作为最高动机力量的自我实现等概念非常有名，是他的主要贡献。
一九七〇年六月，马斯洛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逝世，享年62岁。
马斯洛的心理学被称为“第三思潮”，是相对于在他之前两大思潮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第一思潮”和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第二思潮”。马斯洛的“第三思潮”无论在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还是在心理治疗方法上，都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和行为主义理论的突破和扬弃，他打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一套更为进步的人类理论。
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来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医学临床实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和心理变态者。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将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眼光会越来越低，对人的期望也会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其研究的对象是白鼠、猴子和鸽子等动物。马斯洛对此指出：“行为主义者关于人只有遗传的生理冲动的结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而老鼠除了生理动机之外显然很少有别的什么动机了。人毕竟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鸽子，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人类也应有自己的特点。”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马斯洛并没有采取排斥的做法，他说：“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但是是不够的；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但也是不能够的。”可见马斯洛学说的包容性。
马斯洛为了研究人的特点和人的潜力，他比喻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跑一英里最快能用多少时间，你不会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你研究的是更出色的跑步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你知道人在更快地跑完一英里上所具有的潜力。”马斯洛对于人的潜力研究，就是“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
马斯洛首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理论引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中的最好典范，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他们心理健全，能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他们也有最基本的需要，但他们在充分享受这些需要达到满足的同时，并没有成为这些需要的俘虏。马斯洛在对他所认为是优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状态进行大量研究之后，提出了人类具有精神健康的共同特点。
马斯洛“第三思潮”理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一反当时科学的时尚，坚决指出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且他认为这些准则具有科学的根据，可以通过对人类中的优秀代表进行研究找到。
马斯洛一生都坚持一种人道主义哲学，以便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启动对于激情、创造力、伦理、爱、精神和其它只属于人类特性的追求能力。他的心理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功能。他的学说被广泛地运用到教育、医疗、防止犯罪和吸毒行为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马斯洛学说具有超前性，他曾说：“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研究是在跟我曾孙的曾孙对话，当然，前一个曾孙都还没有出世哩。那是对于他们爱的一种表达，给他们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些事实上关爱的话语，一些零零碎碎的建议，是我的一些教训，对他们可能有一些用处。”
美国学术界认为，二十一世纪，马斯洛将取代弗洛伊德和华生，成为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先驱人物。
安松尼·苏迪奇说：“亚伯拉罕·马斯洛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本世纪下半叶属于他。”
柯林·威尔逊说：“自马斯洛去世以后的二十五年当中，他的名声没有一点下降的迹象，而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声名却遍体鳞伤，布满弹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相信，这是因为，在马斯洛的思想当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显露出来。他的重要性是在未来，会在二十一世纪显露出来。
德波拉·C·斯迪芬森说：“我们发现，在马斯洛的整个思想中，有许多研究、认识及思想在当时都是远远超前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起来仍然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现在一些工作和思想反倒都过时了一样。马斯洛有关要求自我实现的员工、培养客户忠诚、树立领导风范和把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创造力源泉的主张，描绘出了我们今天的数字化时代的图景，显得非常深刻。”
马斯洛研究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化时代。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里，人的潜力成为了各行各业、各个组织、各个机构竞争的主要力量。
马斯洛的学说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的学术界和大学里，马斯洛的有关创造性理论、需求层次论、自我实现论等学说与马克思齐名，曾经在我国掀起了马斯洛思想热。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思想曾经在我国名噪一时，那是因为我国当时思想刚刚彻底解放，性自由、性开放等观念刚刚出现，许多人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于是引发了“弗洛伊德热”。当弗洛伊德的名声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化的同时，马斯洛的学说则取而代之，逐渐扎根人们心灵，并在实践中运用马斯洛的知识，使之造福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马斯洛学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之一，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能否全面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调动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潜能与智慧，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马斯洛学说所强调的正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对于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健全自我人格，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享受人生幸福、追求人生的真正成功。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也适应了我们每一个追求人生成功者的需要。
开掘心理，发挥潜能，追求人生的最大成功和幸福，这就是全面推出这套书的主旨。
●前言
马斯洛认为：“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马斯洛认为：“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他认为成功并非完全靠天赋，而是必须靠追求与奋斗，这就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摒弃了天赋成功的上帝决定论，为人的成功追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实现成功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更多的机会、信心，能使更多的人追求成功，实现成功。上帝的宠儿毕竟是少数，成功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
他告诫人们：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未来。
同时，马斯洛并没有否定天赋在决定成功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
但他依然认为天赋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还是认为：“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既然马斯洛认为成功并非靠天赋，那么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呢？他认为靠的是潜力和创造，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勤奋工作地创造，那么就会成功。
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一个终极价值，这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使这个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成功是一个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既有明确的目标，也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目标，成功的最高境界只是一种状态的体验，即达到人生健康，达到心灵优美和达到竞技状态等，这个成功既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成功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成功也是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
成功是一种体验，追求是一种过程，我追求，我成功，我感觉，我享受，这就是马斯洛成功追求的真正意义所在。
将成功的理念建立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这就避免了失败之说，也避免了失败而带来的痛苦与消极，使成功成为了一种永远追求的状态，只要是追求，也就是成功，也就能够感受到成功，随时都是成功，因而随时都能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因而追求就更加具有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种精神状态的推动下，成功当然就更具有可能性！
如今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成功，都希望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权利。那么，我们从马斯洛的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可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
从马斯洛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即进入自我实现的状态，使我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发挥达到最佳状态，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就能使我们向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向不断发展。
马斯洛成功追求自我实现理论大多以笔记、谈话、演讲的方式阐述的，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时间跨度较大，缺少集中归纳总结，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隐涩的人物和内容，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成功追求体验，本人在马斯洛著作《人性能达的境界》的基础上，根据一般阅读习惯，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进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既突出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思想的成功体验理论，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用。当然，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本书在此也是抛砖引玉，如有不正之处，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进行成功的追求，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力，能够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工作，真正享受到成功盛餐的美味。
●第一章 消除成长中的停滞
完全坦率地对待畏惧
在我们看来，畏惧了解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等知识，是弗洛伊德对许多心理疾病最重大的发现。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的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并且是彼此互相联通的。因此，我们只谈一般的畏惧知识，而没有去严格区分内部畏惧和外部畏惧。
如果从保护我们的自尊、保护我们自己的爱和尊重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畏惧一般是防御性的。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自卑、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通过压抑和类似的防御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形象，实质上是对于不快的和危险的真实情况回避明确意识的一种技巧。
在心理治疗时，我们靠这种方法不断地回避对痛苦真相的明确意识，同治疗家帮助我们看到真相的努力进行斗争，这种技巧方法我们称之为“阻抗”。治疗家的一切技术都是揭示真相的某种方法，或者是使患者坚强的方法，以便使他能了解、认识真实情况。弗洛伊德说过“完全坦率地对待自己是人能够做的最有益的努力”。
但还有另一种真相也是我们倾向于逃避的，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畏惧、敬畏感觉到软弱和不适，因此我们不仅会陷入严重的精神病状态，而且还极力回避个人成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阻抗，即否定我们的最优良方面，否定我们的天才，否定我们的最好冲动，否定我们的最高的潜能，否定我们的创造性。简单地说，这是反对我们自身的伟大，这是畏惧自信。
说到这些，我们不得不想起亚当、夏娃以及那棵千万碰不得的智慧树。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也是相同的，它们也认为终极知识是为神保留的某种东西。大多数宗教都具有反理智主义的思路（当然是和别的思路在一起）。一些偏爱信仰、信条和虔诚而不爱知识的民族，或者认为某些知识形态弄起来太危险，最好是禁止，或者认为应保留给少数几个特殊人物。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敢于探寻神的秘密而公然反抗神的革命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像亚当和夏娃、普罗米修斯和奥狄浦斯那样。而且，“不要企图成为像神那样的人”，已经作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告诫牢牢铭记在心。
有时我们自己恰恰是像神一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极其简炼的方式谈论这一点的话。我们对此的心理是很矛盾的，既迷恋它又畏惧它，既想达到它又要防御它。这是人的基本范畴的一个方面，我们既是可怜的，又是上帝。我们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像神一样的人已经证实，在长期的创造、证实某种新东西（与旧东西对立）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果敢行为，这是一种违抗，一种挑战。
一时的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有可能进行创造的话，那就一定不要被恐慌压倒。因此，在自身中发现伟大的天才肯定能产生振奋。但是，这也带来了成为领袖、成为完全孤独的人的畏惧，以及对于危险、责任和义务的畏惧。责任可能被看成沉重的负担，成为必须尽可能长久回避的东西。被选为总统的人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中带着怎样的一种敬畏感、谦卑感、甚至恐怖感的混合状态。
包括妇女治疗的几个权威性的诊疗案例，通过那些共同的现象教给我们大量知识。许多才华横溢的妇女也都被卷进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问题中来了，即不知不觉地鉴别起智力和男性来了。探索、研究、证实、发现，所有这一切，她都可能认为是男性的事情，尤其是在她做男性的工作遭到怀疑，从而有威胁时，更是如此。许多文化和宗教都阻止妇女进行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认为这种行动的一个有力根源是让她们保持“女性”的愿望（在施虐的意义上）；例如，妇女不能作牧师和教士。
胆怯的男人可能会将探索性好奇看作挑战别人的某种方式，好象通过变成聪明人和揭示事实真相他就不知不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男子汉气概、充满自信、胆量过人。这些是不能替代的，而且这样的姿态将招致别人、老练的人和坚强的人对他的谴责。同样，儿童也可能认为好奇的探索是侵犯了他们的神。
当然，甚至在成人身上也容易找到这种互补的态度。由于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孩子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好奇至少是讨厌的，甚至有时是一种危险和威胁，特别是当这些是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赞许和喜爱他孩子的父母仍然是少有的。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力之中看到，他们可能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老爷的愤怒。假装愚笨的防御态度在这样的群体中是共有的。
总之，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由于情境的动力学，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学习和认识，因为知道得太多很可能会造反。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就是十分危险的了。软弱的、从属的或缺少自尊的状态抑制了认知需要。直率的、不可抑制的、咄咄逼人的凝视是霸主地位的猴子用来建立优势的主要方法，而从属地位的动物则用中止凝视表明它的从属地位。
甚至有时在教室里也会看到这种令人不快的动态。真正聪明的学生，热情的探索者，彻底的研究者，特别是当他们比教师更聪明的时候，经常被看成是“狡猾的家伙”，不遵守纪律，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在视淫者那里也可以看到那种可以无意识地表示支配、统治控制，甚至不尊敬的“认识”。他可能觉得他对所窥视的妇女有某种权力感，似乎他的眼睛是控制器，他可以用它来叩击。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男子都是窥视者，他们无礼地注视妇女，用眼睛强暴她们。圣经把“认识”和发生性关系等同起来的用法，是一种隐喻的用法。
那种无意识的认识就像某种男性的性等价物，可以侵入、渗入到内部去。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对这样一组矛盾情绪的综合：儿童探视隐私，探索未知事物，一些妇女的大胆认识和女性的矛盾感，受迫害感，即认识只是主人和教会男子的特权，害怕认识会侵犯神的权限，这是危险和会引起怨恨等等。认识，和“发生性关系”一样，可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行动。
限制成长和进步的力量
定义良好的人格的概念是对成长和进步的一个限制，就如同给它们加盖了一个低矮的屋顶，如果单从概念出发，主宰公牛、奴隶、机器人都可以算在内。
儿童的超我通常表现出担心产生恐惧、担心受惩罚、失去爱、遭遗弃。对于那些有安全感得到了爱和尊重的成年人和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爱的相同的基础上，在使他人欢乐幸福的愿望的基础上，以及在真理、逻辑、正义、一致性、是非感、责任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一种良知。
健康心理之所以与不健康心理有着巨大的差别，就在于健康心理是以善良、诚实、正义、坦率、公正、合理等思想作基础，而把烦恼、焦虑、恐惧等负面思想排斥出去。
人怎样才能无私呢？如何摆脱嫉妒？如何获得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如何获得乐观精神、友好态度，现实主义态度，如何实现自我超越？从哪里获取勇气、真诚、耐心、忠诚、信赖、责任感？
虽然，积极心理学很适宜于研究心理健康，但是它更注重的是对健全的人的研究，如那些有安全感的、自信心的、富有民主思想的、精神愉悦的、内心平和的、富于激情的、慷慨善良的人，以及那些创造者、圣徒、英雄、强人、天才等。
什么力量能够产生社会所期待的优秀品格，如善良、良知、助人为乐、宽容、友好、鉴别力、正义感、好恶感等？
我们积累了许多病理学的词汇，但有关健康和超越方面的词汇却寥寥无几。
不可否认，被剥夺和焦虑感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有必要对正义和非正义原则以自我约束原则进行研究。自我约束原则产生于同现实的接触，产生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挫折的过程。
对于个性和个体化的研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个性差异），我们必须发展一门个性科学。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文化移入、文化同化）？
对事业献身的涵义是什么？需要凭借什么才能完成超越自我的事业或功业？
满足、快乐、平和、沉静的人格。
自我实现者的兴趣、价值观、态度和选择不是建立在相对、外在基础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在的、现实的基础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真、善、美，而不是假、恶、丑。他们生活在稳定价值观念体系中，而不是生活在毫无价值观念的机器人式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只有时髦、一时的风尚、他人的意见、模仿、建议、威望。
自我实现的人对焦虑和焦虑感有着一定的抗拒能力，但同时，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惭愧、自责以及悔悟的感受。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一直被看作问题，看作常出错误的事件来研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欢乐、兴奋的源泉，是享受的机会，常常被视为近似瘟疫的青年人的问题也是如此。
环境能帮助激发潜能
按照人自身的本性来看，他有指向越来越完善的存在、越来越多地完全实现其人性的压力。这一点与下述事实具有同样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意义。一颗橡树籽可以说“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只虎仔正朝着老虎前进；一匹幼马也可以看成是正向马的样子“推进”。人最终不是被浇铸成或塑造成人的或教育成人的。
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他使自己的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环境并不赋予人潜能或智能，是人自身以萌芽或胚胎的形态具有这些潜能。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全都是胚胎形式的潜能，属于人类全体成员的，正如他的胳臂、腿、脑、眼睛一样。
与那些明确证实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之中是实现这些人性潜能的绝对必要条件的资料相比较，二者并不互相矛盾。让我避开这种混乱状态吧，反正一个教师、一种文化不能创造一个人！爱的能力、好奇、哲学化、象征化、创造性等等，并不能完全灌输到人的内部。要用容许、促进、鼓励、帮助的方法，把以胚胎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真实的实际的东西。同一个母亲或同一种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一只小猫或小狗，不可能把它们制造成人。文化是阳光、食物和水，但它不是种子。
自知——改善自我的主要途径
我们必须正视成长道路的停滞问题，就是说要正视停止成长和逃避成长、固执、倒退、以及防御的问题，即心理病理学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像许多人喜欢说的疾病问题。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没有真正的同一性，为什么他们如此缺乏做出自己的决定和抉择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首先，这些指向自我完成的冲动和定向倾向，虽然是固有的，然而却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同具有强烈本能的其他动物形成了鲜明对照，人的这些冲动可以轻易地被习惯、被对它们不正确的社会态度、被创伤事件、被错误的教育所淹没。因此，选择和责任问题在人类上比在任何别的物种上要尖锐得多。
其次，在西方的文化中，历史已决定有一种特殊的倾向——把人的这些类似本能的需要，设想为是坏的或恶的。作为这种倾向的后果，便以控制、压抑、镇压、约束人的这个原初天性为目的而设立了许多文化机构。
最后，在成长的道路上，作用在个体的力不只是有一种而是有两种。除了有一种把他向前推向健康的压力之外，还有一种可怕的拉他倒退的力，使他生病和软弱的力。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者是向前，朝着“高级涅槃”前进，或者向后，朝着“低级涅槃”倒退。
我觉得，没有足够的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学的知识，是过去和现在的价值理论和伦理理论主要的真正的缺点。在整个历史上，博学的人已在人类面前宣述了德行和善的美妙、心理健康和自我完成固有的称心如意。然而，大多数人仍然随便地拒绝领受奉献给他们的幸福和自尊。除了不断交替着的恼怒、急燥、幻灭、斥责、规劝和失望之外，那些导师们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很多人已经举手赞成，并且谈论起原罪和固有邪恶来了，而且还推论出了人只能被人类以外的力量所挽救的结论。
在这中间存放着大量的、丰富的、有启发的动力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文献，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弱点和畏惧的巨大知识库。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做坏事的原因，他们造成自己的悲剧和自毁的原因，他们堕落和生病的原因。而且从这里出发也洞察到，尽管不是全部，但人的大量邪恶是由于人的软弱和无知，而这种软弱和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宽恕的，而且也是可以治好的。
我认为，在谈论人的价值的善恶时，如此众多的学者和科学家，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完全无视下述这些明白无误的事实：即专业的心理治疗学家每天都在转变和改善着人性，每天都在帮助人变成更强大、更有道德、更有创造性、更和蔼、更热爱、更利他、更安详的人。这种情况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很可悲的。人的这种提高，只是改善自我认识和自我承认的一些后果。这种自我认识，还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产生许多其他后果。
这个问题也太复杂了，我能做的一切只是勾画出价值理论的为数很少的几点结论。
自知虽然不是自我改善的唯一途径，却是主要的途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知和自我改善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并且需要通过长期的斗争。虽然熟练的专业治疗专家的帮助，可以使改善的进程容易得多，但是，这决不是唯一的道路。从治疗中学到的许多东西，可以运用到教育和家庭生活中去，也可以用到指导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中去。一个人想要学会恰当地尊重和欣赏这种畏惧、倒退、防御和保险的力量，只有通过心理病理治疗的研究。学会尊重和理解这些力量，就使得帮助自己和别人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变得大多了。不真实的乐观，最终意味着幻想破灭、愤怒和绝望。
概括地说，在没有理解人的健康倾向的情况下，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他的弱点。否则，只会造成治疗上的错误。但是，同样在没有理解人的弱点的情况下，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充分理解人的力量并帮助他。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犯过分信任理性的错误。
如果我们希望人成为更完善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健康一面，而且要认清他们，同时也要帮助他们认清不健康的一面。只有充分认识疾病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我们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趋向更健康。
纯粹的自发性
一旦我们接受了成长概念，许多细节问题就应运而生了。成长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儿童成长和不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怎样认识成长的方向呢？以及他们又是怎样摆脱病态的方向呢？
自我实现、成长和自我的概念毕竟全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紧密地接触现实、原始资料和活生生的具体事件。
自我实现、成长等是长远目标。健康成长的婴儿和儿童并不为长远目标或遥远未来而生活；他们正进行着快乐的生活，并且自发地为现在而生活。他们正生活着，而不是正在准备去生活。他们怎么能只是自发地存在着，而不努力成长，只是追求享受当前的活动，却又一步一步地向前运动呢？即在健康的道路上成长，显示他们真正的自我呢？我们怎么能够使存在的事实与形成的事实一致起来呢？
在纯粹的状态中，成长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自我实现也不是这样的目标，自我表现也不是。与其说儿童在探索，不如说他是在发现。缺失性动机和有决心获取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成长、自发性和创造性。
纯存在心理学往往倾向于静态，而不表明运动、定向和成长的真相，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倾向于把存在、自我实现的状态描绘成完美的涅槃状态。一旦你达到了涅槃状态，你就会在那里停止下来，似乎你能做的一切就是止于至善而心满意足。
我认为，令人满意的答案其实说出来很简单，这就是，当再前进一步的感受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厌烦的以前的满足相比，在主观上是更高兴、更喜爱、内心更满意时，成长就发生了；要认识什么事物对我们是适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主观上的感受，觉察到它是所有选择中最好的。新的经验由经验自身批准，而不是由任何外部准则批准的。
我们并非是出于自我的利益而去这样做的，或因为心理学家赞成这样做，或因为有人吩咐我们这样做，或因为这样做能使我们长久生存，或因为它对人类有好处，或因为它能带来外部奖赏，或因为它是正当合理的。正如我们在餐后选择甜食时挑选这一种而不挑选那一种一样，我们也以同样的理由做这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我曾把这一点说成是恋爱和择友的基本机理，即吻这个人比吻其他人能引起更多的幸福感；与甲交朋友比与乙交朋友在主观上有更大的满足。
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认识到，我们做什么事情时是愉快的，我们真正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们的感受、判断和自然倾向是什么？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揭示自我和回答最终问题“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的方法。
出于纯粹的自发性去采取步调和选择完全发自内心，好奇、探索、质疑和兴趣盎然是健康的婴儿或儿童作为自我存在的一部分偶然表现出来的。甚至当他没有被日常各种缺失所激发，没有目的、没有要求、只是自发表现的时候，他也倾向于试验他的能力，伸出手脚，专心地、迷恋地、兴致勃勃地玩弄和操纵各种东西，想了解它们。探索、操作、体验，被吸引，挑挑拣拣，欢欣鼓舞，享受生活，全都可以看作是纯粹存在的特性，而且会转为形成，虽然这是以一种偶然的、无计划的、没有预期的自发方式进行着。这时自发的创造性经验，可以而且已经在没有预期、计划、预见、目的或目标的情况下产生。但奇怪的是，艺术体验不可能有效地用于这个目的，或任何别的目的。艺术体验，就我们对目的一词的理解来说，很可能是无目的的活动，它可能只是一种存在体验——存在，即人的有机体在干它必须干的、是它的特权的事情——强烈地和纯粹地体验着生活。以它本身的方式费精力，并创造着美的东西——而增强的繁感、整合性、效力和幸福感，则是副产品。只有儿童享受够了，变得厌腻了的时候，他才迅速地转移到别的、或许是“更高的”令他愉快的事情上去。
那么，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下述问题：使他倒退的东西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阻止成长呢？冲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向前成长的替代物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向前成长是如此艰难和痛苦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对没有得到满足的缺失性需要的固执力和倒退力，安全和安全感的诱惑力，针对痛苦、焦虑、损失和威胁的防御和保护机能，以及为了向前成长需要勇气。
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有两套相矛盾的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害怕成长会脱离同母亲的原始联系，害怕承担机遇和风险，害怕损害了他已有的东西，害怕独立、自由和分离。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所有潜能，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同时也认可他最深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自我。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式可容纳这一切，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理论性。我所构想的防御力量和成长趋势之间这个基本的二难推理或冲突是存在主义的，它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都是这样。如果用图表示，就是：
安全←〈人〉→成长
于是，我们就能用一种并不复杂的方法，很容易地把各种成长机制划分为：
增强向成长方向的矢量（动力），例如，使成长更有吸引力和更易于出现。
充分缩减成长畏惧。
充分缩减安全超向的矢量（动力），即使它减少吸引力。
充分增加对安全、防御、病态和倒退的畏惧。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基本图式上增加这样四组引拒值
增加危险 增加吸引力
安全←〈人〉→成长
缩减吸引力 缩减危险
所以，健康成长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永无止境的自由选择，而这种情况每个人可以随时随地遇到。在这里，他必须在安全和成长、从属和独立、倒退和前进、不成熟和成熟这样两类乐事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安全具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而且成长也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当成长的快乐和安全的焦虑比成长的焦虑和安全的快乐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向前成长。
上述理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极力要求客观和公开的那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来说，这些并不能不言自明。曾经需要进行许多动物实验和推论才能使动物动机的研究者相信，要解释在自由选择实验中得出的结果，应当求助称之为超越需要缩减的快乐因素。例如，糖精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缩减需要的，然而白鼠却宁愿选择糖精水而放弃纯水，可见，它的（无益的）口味必定与这种快乐因素有某种关系。
另外，我们可以认为所看到的主体的快乐体验是适用于任何有机体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它既适用婴儿，又适用于成人；既适用于动物，又适用于人。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理论学家们一直投入极大兴趣的各种可能性。所有自我成长、自我实现以及心理健康等这些高级概念，或许都可以纳入选用动物的食欲实验、婴儿的进食、占有等的自由选择的观察、大量的体内平衡的研究进行解释的体系中来。
我们通过成长公式可以得出必然的假设：就成长的意义上说，我们体验良好的事物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我们这里依据的是这种信念，即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者又不太厌恶或畏惧选择的话，那么，他通常会更多地选择有益健康和成长的方向。
遗憾的是，这个假设只是在大量动物水平的实验中得到证实，而没有应用人的自由选择来进行详尽的研究。对于坏的选择和不明智的选择的原因，与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相比，我们必须更多地在体质和心理动力水平上进行了解。
我喜欢成长经由快乐的思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这个思想可以很好地与所有动力理论相结合，与弗洛伊德、阿德勒、容格、沙赫特、霍尼、弗洛姆、伯罗、赖奇、兰克的动力理论，以及与罗杰斯、比勒、科姆布斯、安吉尔、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默里、莫斯塔卡斯、皮尔斯、贾拉尔德、梅、怀特等的理论，都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之所以对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们一直带头偏见地看问题，倾向于把任何东西都病理化，从而看不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在极端的情况下，成长学派同样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他们倾向于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东西，而且他们总是回避病理问题、弱点问题和成长失败的问题。一个似乎是全部邪恶和罪孽的神学；另一个似乎是根本没有任何邪恶的神学。因此，二者都同样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
这里应重点提出和成长之间的另一关系。显然，向前的成长通常总是以很小的步子迈进的，而且每前进一步可能都是由于感到是安全的，感到正在从安全的基地进入未知世界，感到是敢于冒险的，因为后退到安全基地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学步小孩脱离母亲的膝盖进入陌生环境作为例子，其特征是：起初他用眼睛探索屋子时，是固定在母亲身上的。随后，他就敢于离开的距离更远一些。用这样的方法，儿童就能探索危险的和未知的世界。如果母亲突然消失了，儿童将陷入焦虑，中止对世界的有趣探索，这时他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安全，甚至可能因此失掉己获得的能力，比如他可能用在地上爬代替大胆走动。
因此我肯定地说，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一般规律。真正的安全使更高的需要和冲动出现，并且开始向掌握新的情境成长。而危及安全，意味着倒退回更基本的根据地。这就意味着，在放弃安全或者放弃成长的抉择中，获胜者常常是安全的。安全需要比成长需要占优势，这扩展了我们的基本公式。一般来说，只有感到安全的儿童才敢于健康地成长，他的安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他们是被推着前进，因为未满足的安全需要会永远潜在地保留着，总是要求得到满足。安全需要满足得越多，它们对儿童的引拒值也就越小，它们就越少召唤，对他的勇气也越少影响。
儿童究竟怎样才算得到充分的安全满足，从而敢于向前跨出新一步？我们要有充分的了解。最终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的选择，这就是说，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了解向前召唤的力量超过向后召唤的力量、勇气压倒畏惧的确切时间。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必须最终进行自我选择。别人不能经常为他选择，因为这样做会使他衰弱下去，会消弱他的自信心，并会使他对于自己经验中的内在快乐、对于自己的冲动、判断和情感的觉察能力发生混乱，也会使他对于什么是自身内在的东西和什么是他人准则的内化不能区分了。
因为只有儿童自己才知道他的主观快乐体验，因此他必须最终做出向前成长的抉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信赖个体内部的根本必要性同从环境获得帮助的必要性一致起来呢？因为他需要帮助，没有帮助，他会被面前的危险吓得无所适从。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成长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就会对他的成长造成危害呢？
来自别人的爱、关心、赞成、欣赏、奖励等，以及信赖别人的看法，是与我们论述的儿童主体快乐体验相对立的。因为对于孤弱的婴儿和儿童来说，其他人是如此重要和生死攸关，担心失掉他们（他们是爱、食物、安全、关心等等的供应者）主要就成了使他们恐慌的威胁。因此，当儿童在面临着自己的快乐体验和别人的称赞体验之间的两难抉择时，往往是别人的称赞获得胜利。然后，通过压抑或让它消失的方法来控制他自己的快乐，或者依靠意志力不去注意它。一般来说，随着这种非难快乐体验的意志的发展，随着对快乐体验的害羞、窘迫、掩饰的发展，最后甚至都无法体验到它了。
因此，选择别人还是选择自我就是两种途径之间的最根本的选择。如果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是抛弃别人，那么儿童通常会放弃自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理论则是确实的，即安全是儿童最根本的、占优势的需要，是比独立和自我实现要重要得多的需要。如果成人强迫儿童在丧失一个较低但较强的重要需要，或者丧失一个较高但较弱的重要需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以放弃自我成长为代价的情况下，儿童也必定选择安全。
从原则上说，最好不要迫使儿童去做这样的选择。然而，出于人们的病态和无知，他们恰恰经常这样干。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儿童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同时获得这些满足：安全、爱、尊重等等。
我认为许多重要的教益可以来自治疗情境，创造性教育情境，创造性艺术教育以及创造性舞蹈教育中。这种情境是建立各种随意的、赞许的、表扬的、认可的、安全的、满意的、放心的、支持的、没有威胁的、不评价的、不比较的场合，即人可以感到完全安全和没有威胁的场合，这时，就有可能使他表现出种种次要的快乐情绪，例如敌意，神经病式的依赖性。一旦这些次要的快乐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就会自发地走向其他的快乐、旁观者认为是“高级的”或向前成长的那种快乐，如爱、创造性等等。而且，这种“高级的”快乐，在他同时体验到这两种快乐的时候，他自己会优先选择。治疗专家、教师及助手支持哪种理论并没有多大关系。例如一位真正优秀的治疗专家，他有可能信奉悲观主义的弗洛伊德理论，然而却好象也认为成长是可能的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行事。而信奉人性完全美好和光明的、真正优秀的教师，也会把对倒退和防御力量的尊重和理解运用到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去。十分通晓现实主义的和内容广泛的哲学体系却可能不会应用在治疗、教学和家教实践中。只有重视恐惧和防御心理的人，才是懂得教育的；只有重视健康的人，才是能进行治疗的人。
能够对这种情境中的矛盾现象所做的解释是：对有神经症的选择者来说，有些“坏的”选择可能实际是“好的”，起码可以理解为是他自己的动力系统必需的。我们知道，对患者采取强制手段，或者让患者直接面对危险或了解病情，或者使他处于一种应激情境打破他对太痛苦的真情的防御，这样的处置都会使这个患者完全垮掉。这就使我们陷入了成长的步速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有教养的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的实践是这样的，仿佛他们理解有必要采取温柔、亲切、尊重的态度对待畏惧，理解防御和倒退力量的天然性。有必要采用这样的实践来使成长不被看成极大的危险而是一种欢乐的境界。它含有这种意思，他们理解成长只能从安全中浮现出来。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的防御是非常僵硬的，他们就有理由宁愿成为耐心的和理解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儿童“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假定只有防御才智和成长才智两种才智的话，则实际上一切选择在动力学理论中最终都是明智的。防御可能像挑战一样，是明智的；这决定于具体的人，他的具体的状态，以及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境。如果选择安全能够避开大于这个人当时所能承受的痛苦，那么选择安全就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他成长（由于我们知道，长远地看，一贯地选择安全会给他带来大祸害，而且会剥夺他自己享受快乐的可能性，只要他有品尝这种快乐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他要求帮助时帮助他摆脱痛苦，不然就要一方面让他觉得是安全的，同时又学习他前进尝试新体验，像母亲张开她的双臂招引婴儿学习走路一样。我们不可能强迫他成长，我们只能引导他成长。为了使他的成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就要相信仅仅是对新经验的体验就会使他更喜欢成长。只有他自己能够选择成长，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他选择成长。如果成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他必定会喜欢它。如果他并不喜欢它，我们就必须知趣地让步：成长对他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就表明，在关心儿童成长中，对待病态儿童必须要有像对待健康儿童那样的尊重。只有当他的畏惧受到尊重的认可时，他才能有勇气成为勇敢的。我们必须理解，黑暗的力量像成长的力量一样，也是“正常的”。
这个任务的确很麻烦，因为它同时包含两个意思，即一方面包含我们了解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方向上召唤他），另一方面也包含只有他知道什么对他自己长远地看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只是提议而极少强迫。我们必须完全准备好，不仅要向前召唤，而且要尊重他的现实，如卧薪尝胆、恢复力量、从安全优越的地方察看情况，甚至退回到从前熟悉的或“低级的”乐事上去，以便能够重新获得成长的勇气。
这也重新指出了可以重点帮助的地方。人们需要帮助者，不仅由于他能使健康儿童达到可能的成长进步（使成长不超出儿童可以企及的范围），并在另一些时候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积习，而且紧迫得多的是，这是因为那些陷于固着、僵硬防御和切断一切成长可能性的安全措施而无法自拔的人特别需要他的帮助。神经症和性格结构一样，都有自身持续的倾向，必须在两种对待方式中进行选择：或者等待生活，即让他最终跌进神经症的苦恼来告诉他：他的体系不起作用，不然就要理解和尊重他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来帮助他成长。
这种看法类似于道教的“任其自然”，但由于成长中的儿童需要帮助，所以它往往是没有作用的。这一点可以表述为“有帮助的任其自然”，这是一种热爱的和尊重的道教观。这种观点不仅清楚地认识到成长和使成长在正确方向上运动的机制，而且它也清楚地承认并尊重对成长的畏惧、成长的缓慢速度、阻滞、病态以及不能成长的原因。它也对外界因素在成长中的地位，必要性和有益性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又不要控制成长。由于了解了成长的机制，它为内部成长提供手段，心甘情愿地帮助它，不仅对它抱有希望，而且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些都联系着一般动机理论、需要的满足理论。在我看来，这些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这个把人的复杂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论原则，就是在低级需要自身充分满足已经实现的基础上会浮现出新的高级需要的倾向。有幸正常生长的儿童，需要获得了满足，对他充分尝到的快乐厌烦了，会热切地（没有强迫）继续寻求高级的、更复杂的快乐，只要这些快乐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垂手可得而又不会冒险和受到威胁。
不仅在儿童较深的动机力学中能为这个原则找到典型，而且在诸如学习、阅读、溜冰、绘画、跳舞等微观的更朴素活动的任何发展上都可以发现范例。掌握了简单词的儿童，强烈地喜爱它们，然而他们并不停止在这一点上。在适宜的气氛中，他就自发地表现出渴望继续掌握越来越多的新词、较长的词、比较复杂的句子，等等。如果强迫他停留在这个简单词的水平上，那么，他对从前使他喜爱的东西就逐渐地厌烦和不安起来。他要求前进、运动、成长。只有在下一步遇到挫折、失败、非难、嘲笑时，他才停止和倒退。这时我们就会面对错综复杂的反常动态和神经症损伤，在这里冲动可能继续存在，但不付诸实现，甚至会丧失冲动和能力。我认为，这个一般原理可以运用到弗洛伊德的阶段发展理论上。口唇期的婴儿，经过咀嚼获得他的大多数快乐。一个被忽略的特殊快乐是熟练的乐趣。我们应当注意，婴儿能够有效地干的唯一事情就是吸吮。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他是不熟悉的、无能的。而且，正如我所设想的那样，如果这是自尊最早的先驱者（熟练感）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婴儿能体验到熟练（效能、控制、自我表达、意志）快乐的唯一方法。
然而不久，他就发展了其他熟练和控制能力。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那种在我看来虽然正确、但被夸大了的肛门控制。在所谓的“肛门期”内，运动和感觉能力也充分发展了，提供了快乐和熟练感。但是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是口唇期婴儿倾向于表演他的口唇熟练，并且变得对它厌烦了，正如他对单纯的牛奶变得厌烦了一样。在自由选择的情境中，他倾向于放弃乳房和牛奶，而喜爱更复杂的活动和口味，或者以某种方式增添其他“高级的”发展。获得了充分的满足，能自由地选择而无威胁，他就脱离口唇期并自动放弃口唇活动而“成长”，不必把他“踢上台阶”或强迫他成熟，像常常暗指的那样。他选择了成长到更高的快乐上去，并且对旧的快乐变得厌烦了。只有在受到危险、威胁、失败、挫折、压抑的冲击时，他才倾向倒退或固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宁要安全而不要成长。克制、延迟满足和反抗挫折的能力，对于他的力量的肯定也是必需的，而且我们知道，放纵的满足是危险的。然而，这一点仍然是真理，即对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是绝对必要条件。对这个原理来说，这些限制条件只是次要的条件。
因此，我们用来向前向上成长的东西是附加在我们种种需要的层次排布原则上一种主体设计，这个主体设计带领和指引个体沿着“健康的”方向成长。在任何年龄阶段上，都确实需要层次上的排布原则。即使是儿童，重新找回己丢失的自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觉察自身快乐的能力。治疗的过程帮助成人发现那些孩子式的（受到压抑的）对他人赞许的需要，没有必要再以孩子式的形式和程度存留了；也帮助成人发现，畏惧失掉他人以及与此相联的畏惧成为软弱的、失助的、被抛弃的人，都不像它们对于儿童那样是正当的和现实的了。他人对于成人比对于儿童可能是而且应当是较少重要性的。
健康自发的儿童，由内部产生、反应他自己内部存在的自发性出发，在好奇和兴奋中深入环境，并且表现着他具有的任何技能。到了他不再被畏惧吓得呆板的那种程度，就到了他觉得有了足够的安全敢于前进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快乐体验的东西是偶遇的，或者是帮助者向他提供的。他必须是充分安全和自我接受的，才能选择和偏爱这些快乐，而不被它们吓倒。
如果他能够选择这些由快乐导致的体验，那么他也就能回到这种体验，重复它，品尝它，直到饱享和厌烦的地步。这时，他就显示出进展到更复杂、更丰富的体验上去的倾向，并且以同样的形式完成它。再说一遍，如果他觉得充分安全并倾向于前进的话。在确实感（“这个我确实喜欢，那个我确实不喜欢”）、能力感、熟练感、自信感、以及自尊感中的这种体验，不仅意味着自我在前进，而且在自我上有反馈效应。
在生活中包括的一系列无穷无尽的选择，一般地可概括为完全（或更粗俗地说是防御）和成长间的选择。而且只有当满足了安全需要，儿童不再需要他已经有了的安全时，我们才可以期望他们做出成长的选择。只有他才能承担起大胆行动的后果。
儿童正确选择的标准是容许他保留快乐和厌烦的体验，从而能使选择与儿童自己的本性协调一致，并且发展地自己的本性。选择按着另一个人的希望进行这种替代标准正在形成，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自我就丧失了。而且，这也会把选择只限制在安全上，因为这个儿童出于畏惧（丧失保护、爱等等）会放弃对他自身快乐体验的信赖。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如果这个儿童不是残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他一般是选择向前的成长。当人极力使自己确信（通过压抑，否认、反应形成等）未满足的基本需要真的满足了、或者不存在了的时候，产生一种虚假的成长是非常普遍的。接着，他使自己成长到较高级的需要水平上去。当然，在这之后，常常会停止在不稳的基础上，我把这称为“绕过未满足的需要的假成长”。这种未满足的需要作为无意识的力量会永远持续下去（反复强制）。
证据表明，健康儿童喜爱的东西，从观察者能觉察到的长远目标来看，对他也是“最好的”东西，这种相符情况一般要多于相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因素（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等）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尽管最终选择必须由儿童做出。
能满足他对安全、从属、爱、尊重等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可以觉得是无威胁的、自主的、感兴趣的、自发的，从而敢于选择未知的事物，还可以帮助他做出确实有吸引力和没有危险的成长选择，在较少吸引力和代价更高时，帮助他做出倒退选择。
存在心理学和形成心理学在这方面可以协调起来。儿童，不过是成为他自己，但也能向前运动和成长。
妥善处理焦虑
关于认知需要，我已经从为认识而认识、为认识和理解本身的纯粹快乐和自然满足的角度谈论了很多。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
然后，我们就具有了类似无阻碍的鸟语花香。这是这样的一条道路，像没有奋斗的努力，只是由于苹果树自己遗传本能的表现就结出了苹果一样。
然而，我们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感觉安全可靠、无忧无虑和没有恐惧的需要是占优势的，是比好奇心更强的。在猿猴和人类的儿童身上，这一点可以直接观察到。年幼的儿童在陌生的环境中往往会抱紧他的母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会逐渐地离开母亲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亲不见了，或者他害怕了，那么好奇心就消失了，直到重新获得安全为止，他仅仅是从安全港里进行探索。
在哈洛的小猴子那里，情况也是一样，任何引起小猴子害怕的东西，都会使它逃回到代母那里去，它依附在那里，开始时它可能只是观察，随后才出来冒险，如果代母不在那儿，它可能会卷缩成一个球，并且啜泣。哈洛拍摄的动作照片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相对于儿童而言，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要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认知是妥善处理这些焦虑的方法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们。
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
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受到惊吓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锐，我们的耳朵更加聪颖，我们的头脑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可能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充分发生过。
在最广阔的人类历史上，在伟大的宗教、哲学结构中，在法律和政治体系中以及科学和整体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动机的辩证法。非常简明地说，它们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认知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
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够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更易让人接受。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安全的需要不仅能使好奇、认知、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变成仅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还会使活动失去好奇心，甚至仅把焦虑和畏惧消极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知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大智若愚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完全同意这些看法，而且我还向更深处进行过研究。我确信知识和行动经常是同义的，甚至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们充分而完善地认识了的地方，适宜的行动就自动地和反射式地随之而来了；接着，就没有矛盾地、完全自发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在高级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似乎能很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而且在表明这点时和机体活动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愤怒而渴望父亲死去，那么他就可能无意识地起反应，似乎他已经真地杀了他。
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种作用就是澄清这种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没有必要对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内疚，仿佛这些念头是已经做过的事。
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正如一个人所说：“我是多么庆幸我并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牡蛎，那么我就会吃它们，但其实我恨这该死的东西。”
住在靠近达豪集中营的德国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成盲目的假愚笨的，这反而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者会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行动，或者他们就会对成为懦夫而感到内疚。
儿童也能够施展同样的谋略，否认和拒绝了解对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亲是一个可悲的软弱者，母亲并不真正爱他等。因为这种知识会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总之焦虑和认识显然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信念体系的美妙之处看来是因为它的构成能够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根据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着必要的程度去防御它。有的人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歪曲他们的认知功能，因此，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记住他们想记的东西，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持赞成态度，相反，我们持这种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时才会那样做，不然就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全都是被这种时强时弱的愿望激发的，即要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理解现实，即使它是伤害性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认清流动变化的生活现实
心理学家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均可以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他可以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特征鲜明的。
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经验、人或行为迥然不同的；或者，在对经验作出反应的时候，他也可以不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将它们看成是典型的，亦即将它们看成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范畴或标题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意味着，他在检查、注意感受或体验某一事件时不是很严格的。一位档案员只消查看几页档案，便可将它归入甲类或者乙类。
上面提到的那种心理学家的反应就与这位档案员的反应相似。我们可以用“标签化”一词来表示这种活动。对那些不喜欢新词的人来说，“BW似的抽象活动”一词也许更好一些。其中的字母B和W代表柏格森和怀特海，这两位大思想家对我们理解那种危险的抽象活动贡献最大。
伴随着研究和讨论心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引申出一种区别。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即好象现实是固定不变而不是发展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好象它是分离的、附加的，而不是互相联系、形成格局的。
这种对现实的动力学方面和整体论方面的盲目无知造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诸多弱点和浅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制造一个相互对立的二歧式，或者选择一个制高点来作战。在这里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整体动力论”也有可能像“原子静态论”一样片面而不切实际。如果说我们强调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的话，那是因为要把这幅画圆满，恢复平衡，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这些理论，我们来讨论认知问题。但我认为，好多认知被加上了伪装，往往被确定的认知却又是二手戏法下的认知替代物。人都是生活在流动变化的现实中的，但人又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的迫切需要就使得这样一些戏法成为必需品了。我特别希望对这一看法说明一下。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多数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大量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仅仅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不是现实本身。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旨在反对抽象化和概念。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想明确表示，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空洞无物；它们必须立足于具体现实之中，与具体现实融为一体；它们必须要具备有意义的内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词句、标签和单纯的抽象概念。所论述的是那种病理学的抽象活动，那种“把具体事物简化归结为抽象概念的活动”，以及抽象活动的各种危险性。
注意的概念与感觉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注意的概念更多的是表示有选择性的、预见性的、具有组织功能和流动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完全由人所注意的现实的本质来决定的，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和新鲜的反应。注意也要由个体有机体、人的兴趣、动机、偏见以及过去的经验等等来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下面这一事实对我们的论点很有帮助：在注意反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新鲜的、自具特征的注意与陈规化的、标签化的注意（通过这种注意，一个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认出一套业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范畴）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注意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经验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或者说，注意有可能只是对过去的合理化，或者只是为了努力保持现状，而不是对变化的、新奇的和流动的东西的真正的认识。我们只要注意那些已知的东西，或者将那些新奇的东西改换成熟悉的东西的形状，相信这可以轻易做到。
对有机体而言，这种陈规的注意具有很明显的好处或坏处。显然，如果我们仅仅是要把一种经验标签化或者归入某一类，这就可以节省我们的许多精力，而无需竭尽全力进行充分的注意。毫无疑问，标签化没有专心致志的注意那样煞费苦心。注意力集中对于感觉或理解一个重要、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相对来说没有标签化那么普遍。一般公众都比较喜欢流线型的读物、经过压缩的小说、文摘期刊、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的说来，他们都尽量回避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强烈地偏爱那些陈旧的虚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上述结论。
标签化是不完整的反应，它是部分的、表面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反应。它使得行为的自动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而这又意味着低级活动只要以一种类似于反应的方式进行下去就会使高级活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经验中那些我们业已熟知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不必作为个体，作为服务员、门卫、清洁工、上班族而去进行感觉了。
因为有两方面的真实情况，使我们看到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纳入到我们已经构造好的标题中去的东西，例如那些奇怪的东西；另一方面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新奇陌生的、危险的和充满威胁的东西最容易夺走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新奇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陡然一声巨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换上了新窗帘）。我们将最充分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而危险的事物，而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熟视无睹，否则它就会转化为熟悉而安全的事物，亦即就会被标签化。假如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能把那些新的东西吸收同化到旧的东西中去的话，假如每当有什么新东西咄咄逼人地违反或破坏了他业已熟知的那一系列概念时，他都能够看到它只是表面上与那些熟悉概念不同，并且能够给它贴上标签，把它当成一个乔装打扮起来的老朋友，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惬意的了。……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我们没有概念来指示、没有标准来衡量的东西，我们既不感到好奇，也不感到惊讶。
从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得到一种有趣的理论，新奇陌生的事物或者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吸引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那么健康的）似乎都只对那些凶险的经验作出反应，好象注意必须被看成是对危险作出的反应似的。注意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紧急反应。这些人将那些不凶险、没有危险的经验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些经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作出任何其他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这些人来说，生活要么是一场危险的聚会，要么就是危险的暂时缓解。
但有些人对此却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人不单会对危险的情况作出反应。或许他们从根本上就比一般人感到更安全一些，自信一些，因而有闲心去对那些不但没有危险相反还使人愉快激动的经验作出反应，能够去注意这些经验，甚至为此而痴狂。这种积极的反应，不管是矛盾的还是强烈的，不管是一种轻微的愉快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迷狂，都与紧急反应一般无二，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对于有机体的五脏六腑的总动员。这两种经验的主要差异就是，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经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经验则是令人焦虑的。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积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纳入世界中去。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姑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焦虑不安的人来说，注意都必然是一种紧急机制，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的和安全的。
弗洛伊德关心“自由、漂浮的注意”这一概念中提出了这种注意与标签化注意之间的真正差异。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们推荐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注意，这是因为主动的注意总是将人的一系列期待强加到世界上去。这样一些期待足以淹没现实中过于微弱的声音。弗洛伊德要我们屈从、谦卑和被动，只去关心现实要对我们说什么，使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由物质的内在结构来决定。这等于是说，我们必须把经验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看成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绝无雷同的，我们需要作出的适应我们的理论、格局和概念的。这显然肯定是以问题为中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我们面前的某一经验自身的和内在的本质的话，我们就必须尽量去抛开自我及其经验、预想、希望和恐惧。
用一种古老的方法来对比一下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经验的不同研究途径，对我们可能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经验加以分类，将某一经验与其他经验联系起来，将它置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经验与所有其他经验相同或相异的部分。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经验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或简单说，把它进行分类。
而一个艺术家则不同，如果他达到了柏格森和克罗齐对艺术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话，那么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经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经验视为一个个别的对象。每一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与别的苹果有不同之处；每一位模特儿、每一株树、每一个面孔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他对于把经验加以分类并把它们归入到头脑中的卡片目录中去的工作没有兴趣。他的任务是要发现经验的新鲜之处，然后，施展他的才能，再采取某种方式把这种经验凝固起来，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觉的人也能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西默尔说得好：“科学家看见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看见了它。”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样一些陈规也是危险的。这里面所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家的直觉和艺术气质也完全可变得更强，可以更加欣赏和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验。同样，对于科学家眼中的现实的研究和理解，除了要使艺术家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反应。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必须执行同一道命令：“必须认识整个现实。”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突出上述差异的重点。我称为真正艺术家的那些人还在另外一个特征上有别于常人，说得尽量简略一些，他们在看见每一次日落、每一束鲜花、每一株大树的时候似乎都能感到同样的欣喜和敬畏，都能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能作出强烈的情感反应，好象这是他们平生所见的第一次日落、第一束鲜花和第一株大树一样。一般人只要看到同一奇迹发生了五次，不管它是多么地壮观，都会对这一奇迹兴趣索然。相反，在一位诚实的艺术家那里，这一奇迹哪怕已经出现了千百次，仍然能够在他心中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能够更加清晰明彻地看到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世界常新。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在类似偏见的社会心理中存在陈规化的概念，而且也能在感觉这一基本过程中找到它。感觉往往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和记录。在多数情况下，感觉都是在对经验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它进行分析。这种活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感觉。我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标题化的感觉中所做的一切，恰好类似于我们不断地使用陈词滥调进行谈话。
当我们与生人初次交往时，往往会对他感到新鲜，而且努力想把他理解和感觉为一个与他人在生活中不甚相同的独特的个体。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自觉地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去。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或某一标题之下，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往往把他看成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例证，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是中国人，而不是非洲人，也不是那个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美梦、意愿和恐惧的美国人，要不然他就被称为百万富翁，或社会的一成员，或一位女士，或一个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只相当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像机。档案管理员有一个装满文件夹的抽屉，她的任务就是将办公桌上的每一封信件归入甲类或乙类，放进相应的文件夹中。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人们对以下各种东西的感知倾向：
那些熟悉、陈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陌生、新鲜的东西；
那些系统化和抽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实际的东西；
那些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没有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那些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东西；
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
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
那些人们意料之中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出乎意料的东西。
而且，即使某一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没有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外的，我们还是强烈地倾向于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习见、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和自具特征的。
大量的对所有这些倾向的描述，我们都可以在罗夏测试、格式塔心理学、投射测验和艺术理论的文献中找到。举一个艺术教师作例子，这位教师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他们画不出一只个别的手臂来，这是因为他们将这只个别的手臂看成是一只普通的手臂；而且，由于他们这样来看待个别的手臂，他们往往就以为他们知道这只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很显然，一个人可以轻易地、不过多了解地将某一刺激物归入一个业己构造成的范畴中去，但是他却很难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刺激物。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包容它的全部。在它上面全面剖析，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不比贴标签，编目录，转瞬之间即可完成。
由于标签化这种可一蹴而成的特长，就导致它必然远不如新鲜的感知有效。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容易产生误导。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种错误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容易使人固执地坚持原有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在某一次玩纸牌时捉住他，却未能捉住，我们通常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他唤作贼，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老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出于偷懒，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的话，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什么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尽可以将他视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贼。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异乎往常的行为视为有趣的，认为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本性，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相当明显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于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一看法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是否本身就是一个完满充分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是另有缘故的。
假如这种陈规化态度的那一端能被我们接受，那我们就能对强加于对象身上的不公正待遇有一定程度的体会。当然，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黑人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但这也常常适用于所有其他人。诸如“哦，是个侍者”或“又是一个姓琼斯的人”这类话。如果我们像这样被随便地装入一个文件夹内，与其他许多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难以苟同的人混在一起，我们常常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自己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关于这一点，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最好。他说：“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同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象必定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不加请示、蛮横地将它归到甲壳纲动物中去，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许会勃然大怒、挥钳发作的。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
抗拒保守习惯的机制
当面临某一问题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套用早期成功办法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把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必须选择那些对于这一特殊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等现象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习惯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因此，理智在一个特定的情景里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已知的和相似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找寻出来，以便能够应用它那“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之所以能够预见未来，原因正在于此。科学把这种能力推到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确程度，但并未改变这种能力的基本性质，像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关心重复这一方面。虽然某一事物整体都是新的，但科学总是设法将它分析为差不多是对过去的复制的一些因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处理那些假定会重复的东西。在这里应该再一次指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另一种科学哲学了，另一种关于知识和认知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包含原子论的东西，又包含整体论的东西；既包含重复的东西，又包含独一无二的东西；既包含机械的东西，又包含人类和个人的东西；既包含稳定的东西，又包含变化的东西；既包含实证主义的东西，又包含超验的东西。但实际上，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许多东西可定为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所有其他的经验、行为，等等。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当你做事情时当一些东西看成好象是相同的，好象是保持不变的——即根据习惯来做事，那么这就是完全可以的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一个差别之所以成其为差别，就在于它具有某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但有些差别有时却是无所谓的。只要你认识到差别毕竟总是存在的，而且你必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你就要尽可能去利用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撇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简单的。对于那些不是不顾环境一味依赖习惯行事的人来说，习惯是有用的；但对那些不太有见识的人来说，习惯则会导致无能、愚蠢和危险。
如此看来，似乎很有必要将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构架于这一基本的和必然的基础之上。怀特海对此也曾进行反复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于时间延续中的事物被盲目地推到这种空间中去。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老练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陈旧的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那些较低级的思想反应的基础却仍然在起作用。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信奉牛顿。
因此，可以重新界定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它们都努力想使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的运动冻结起来或阻止为静止状态，从而在世界仿佛不动时能够处理它。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静止的原子论数学家们为了以一种不动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戏法，这就是微积分。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合主题。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动中的世界。我认为，所有习惯，当然还有各种复制性学习，都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例证。
习惯是保守的机制，这一点詹姆斯早就指出了。何以如此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其他习得反应的形式。但是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却往往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说，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使人们产生一种感情和喜好。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会逐渐喜爱上英语。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自己已经被束缚住了，献上了自己的满腔真情。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把法语学好的话，那么当我们的教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干脆暂停学习，等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就算是错误的理论也比没有强”。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是蜘蛛网，然后是钢丝绳”。
这些批评只适用于原子论式的复制性的学习，也就是对彼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而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习。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象是过去或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既不是原子论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那些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性质或内在学习，即对我们所有经验的性质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像硬币一样是有机体一个一个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获得了处理或解决某种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以外，并无其他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胡乱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在我看来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无关联。
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可认为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如果一个问题十分类似于过去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完全是有益的，而且这也有可能是危险的。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抱有多大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用新的解决办法。
习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的适应具有双重作用，既有必要性，又有危险性。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一旦形成，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迅速作好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巴特莱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这种外部环境部分是在改变，部分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作出随机性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全新的开端”。
为了把这一点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也许要从另一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想。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反复出现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跳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从而节省了大量思想，不去重视这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说习惯是一种“好象”反应——“好象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正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根本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显然就是由此而引导出来的。
不必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静止不变的。因此，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往往就会以那个样子出现。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这些活动首先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涉及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别的东西，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我们无须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的某些方面是恒常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形而上学的辩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习惯对于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不管是多么有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幻莫测、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习惯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面前是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从直接环境的完全控制下摆脱出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的话，那么就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制造出不断发展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窒息自由，它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在表达它的公式中也会变得干燥、僵硬。词语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
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取得进步，但却不是通向进步的唯一途径，必须从那一观点对它加以节制。它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能帮助我们取得进步，即它能够节省时间，保存精力，但是如果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保存下来的精力不是用于改造其他行为的思想活动的话，就根本没有进步可言。刮胡子对你来说越是变成习惯性的，那么，在刮胡子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自由地去考虑那些对你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在这里面总有大量的方便之处——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还有一点是，复制性记忆在我们得不到一磋商标题（参照本）时将是最重要的阻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大家可以参见巴特莱特的书，夏赫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卓越的见解。在此，我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幸好十分容易查证。我曾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我发现自己很难记住那些我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不管我试上多少遍。我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5分钟，我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重复出来了。对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都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他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把它记住的时候，他才能够理解这种经验。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大家更容易体会。这就是说，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碰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碰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多数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一个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用作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样，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克服陈规化思考问题
一个明显倾向于标签化的人首先必须努力将任何种类的问题抛开。那些患强迫症的病人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往往极有系统地管理和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发事件，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气和安全作为保证才能加以处理的问题都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畏惧。
由于对熟悉的东西不会让这样的人焦虑不安，所以当他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置入以前曾经经验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它能够被塞进去吗？
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我们不想去讨论相似性这一复杂问题，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和被动的记录。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性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验标签化。
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可能需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歪曲。
据我所知，克鲁克的文章就是讨论上述结论的事实证据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他医学诊断中所涉及到的那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当然更加熟悉许多精神病学家对待他们病人的那种严格的分类学的态度。
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益处在于，某一问题能被成功地置入某个范畴之后，就会自动随之出现一套相应的处理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已知的、虽然不能治好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一个曾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人，就如同一台加满了油的机器，可以随时运转使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列举它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自如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使自己的兴趣得到适当满足，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发明创造性，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关于陈规化思维技巧的后果问题，路金斯对调整所作的那些有趣的实验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例。
在这个领域内，标签化有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含义：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或者不能感觉到新的问题，或者以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强求一致的方式重新塑造这些问题。这样，它们就可以归为熟悉的问题而不是新的问题了；人们仅仅使用那些陈规化的和机械的习惯和技巧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在遇到生活的所有问题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现成的、简捷的和单调乏味的解决办法和答案。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窒息人的发明创造性。
但即使像柏格森这样深刻的心理学家也难免，因为受到这种倾向的强烈控制而给理智下了错误的定义，认为理智仅仅是对事物进行标签化。例如柏格森说，“理智是一种把彼此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同时也创造重复性的能力”。“解释那不可预见的和新的东西总是意味着把它溶入到那安排在一个不同秩序里的旧的和已知的因素中去。理智既不能接受真正生成的东西，也不能接受全新的东西。这就是说，在这里它又一次漏掉了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变幻不定，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理智的特征就是，它天然就不能理解生命，但是柏格森本人的理智却恰恰推翻了这一概括。
感知问题的内在本质
感知问题这一过程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这一过程可以作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无法改变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想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为它找出证据来。我不喜欢那个人，于是我就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想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皱眉头、激烈的讨论、竭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其实思想还没有开始，结论早已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想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象有思想的姿态，尽管去相信就够了。这比起合理化来更省事。
心理学家几乎都很清楚，一个人生活中完全可以按照他生命最初10年所习得的一套观念，而这套观念也许永远都不曾发生过一丁点儿变化。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想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极可怜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
不可否认，这种活动也许有时对这个世界十分有用，但心理学家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在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之间照字面上划分一道区别。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歪曲，丧失掉对一个瞬息的世界的适应能力。
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他一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尔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并非我们对合理化只能举出唯一的例证。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时，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在标签化思想与复制性学习之间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当作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不加思索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思维与感知过程的联系要强于与记忆过程的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正如维台默在他的一本书中所强调的。卡塔那认为这是一种“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的努力”。
下面这一点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常常都把问题的解决和问题本身视为相同的或重复的。例如，如果我们能充分地理解的话，任何一个特殊的项都属于已经清楚的项，因此只是已知东西的重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语反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思想在这方面也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相似。我相信，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至少过去是这样。
每一问题都是由于其自身的资格和特异性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象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真实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从一个实际的意义来看，就行为来说，这一原则可以简化成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情景，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反应。这一情景实际上有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情景有区别。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作出适当的反应来。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处理新情景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优柔寡断，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作出决定来，相反，它能够使人避免仓促作出决定。它能够保障我们不会犯下这样一些错误，比如根据第一印象来评判他人，把我们对一般女司机的态度应用到所有个别的女司机身上去，谴责或支援一个人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情况或者一些非常短暂的交往。我们本来是在对个别的人进行反应，但我们却把它看成好象只是某一类型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与那一类型中的其他成员完全相同，这时我们就会犯上面的错误。如此看来，我们之所以不适当地进行反应，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观点认同了。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从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面关于所谓的内在学习（即学做你潜在是的那个人）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
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确实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如果思维活动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
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然经常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想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势不两立。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想。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可以界定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涉及到另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可以从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中显示出来。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还不能准确表达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着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离家门去玩耍。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像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调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另外我们发现，许多人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观点。这类实例不胜枚举，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表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自信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我们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所得出的结论和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看前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拣来的一些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种认识肯定会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教育为何比理想目标差距如此之大。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确定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反对什么。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拿出自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到怎样瞬息万变、无法描述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3个学分，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15周。它们就像水果一样被整齐地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科学常被当作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来教给人们。其实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其生命和价值依赖于它的流动性，只要新的事实或新的观点暗示着可能有别的结构，它就应该立即修正它那些最珍爱的结构。可惜，目前科学并不是当作这样一个知识系统来教授的。这类标签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中去的。有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尽管这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显了，但仍无法清楚地确定应对此采取何种措施。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的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想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单纯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陈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按理，学校的普通训练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到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理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文的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
人们都能接受这种观点，建立理论就意味着选择和拒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一种理论可以弄清楚世界的某些方面，而同时又不必去关心另一些方面。大多数非整体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天衣无缝的标签，疏漏的地方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象可以同时归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这种理论强调出现象中某些突出于其他性质的特性，说明其可重视性，因此这种理论好象从来都能引起人们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
由于有这样一些选择和拒斥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仅仅对世界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非抽象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对比考虑揭示出来。但这与哥尔德斯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
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爆破或者灭火。
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考虑其他方面，那么，哥尔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照这样看，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认知，以及将经验进行归类和具体评价经验，利用经验与欣赏经验所有这些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却异口同声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苛刻挑剔。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
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交流方面和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深刻铭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
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分发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我们早已了解到，完全有可能进行整体论的理论活动。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并且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毫无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形影一般时刻相随，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
避免运用制造混乱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
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我们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但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一点也不像这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异常地陌生、异常地新奇。面对着这一事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才意识到，别人向我们说的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不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传达的。我们在度过某一时刻之后就被驱使着要把它传达出来，把那些在意图上是诚实的而在最终效果上是虚假的话说出来。
因此，语言在处理某一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小道上。当他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别无所求了，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这一点在我所谓的“评价性贴标签活动”中可以看得异常清楚。我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强调我们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根据我们给各种个体和情景所标的名称来对这些个体和情景进行评价。这种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某物进行归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进行反应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通过命名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当我们给某物命名之后，我们就倾向于根据这一名称来评价它或对它作出反应。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学会了对那些名称、标签或字词进行独立的评价，完全不顾及这些名称、标签或字词对之能够适用的那些现实情况。
像空中小姐和火车站的挑夫这两类侍者，做的都是佣人的杂役，但请考虑一下这两类人在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吧。
语言有时可以看作是横梗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障碍，因此它会将经验强行塞入标题中。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力求避开这些缺点。
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至少是那些大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的话，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10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
即使语言对人的理论思维很有好处，它也仍然有各种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令人生厌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彻底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蒙弊思想。
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容易制造混乱，那就是，语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词汇超越了时空范畴。“英格兰”一词逾经千年而未见任何发展、变化、开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都是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人们会怎样理解？正如约翰逊所说：“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正视成长中的失败
以本来的状态看事物
“Suchness”是日语“Sonomama”的同义词。照字义，它指事物“本来的状态”。它也可以用英语的词尾“-ish”来表示，如在“tigerish”中，意思是恰似一只虎，或者，像nine-year-oldish、Beethovenish、或德语amercanish中-ish意思分别为：就像九岁一样，就像贝多芬那样，就像美国人一样。这些说法都涉及对象完形性或格式塔的特定说明，还它本来面目，赋予它自身特有的个体性质，使它和世上一切其他事物区分开。
古老的心理学名词“quale”涉及感觉方面的问题能表明“suchness”一词的含义。“quale”指那种不能描述或界说的性质，例如，红颜色与蓝颜色不同，我们感到不同，却说不出具体如何不同。是红色的红（reddishness）或红色的“Suchness”不同于蓝色的“Suchness”。
在英语中，当我们谈及某人而说“他会的”时，我们也暗含有这样一种意思。这意味着，那是可以预期的，那适合他的本性，那符合他的本性，他具有如此的特性，等等。
铃木在首先说明“Sonomama”相当英语的“Suchness”以后，继续解释说，这和统一的意识是同样的意思，和“在永恒之光的照耀下生活”是同样的意思。他援引威廉·布雷克的说法，表明当他说“在你的手掌中把握无限，在一小时中经历永恒”时，他就是在谈论“Sonomama”。铃木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很清楚地表示，这种“Suchness”或“Sonomama”和存在认知是同样的意思，而且他也表示，“以Sonomama的态度看事物”，在事物的Suchness中看事物，和具体的感知也是同样的意思。
哥尔德斯坦对脑损伤者的描述、说明，非常类似于铃木关于“Suchness”的说明。例如，他说明他们的颜色视觉已还原到具体的性质而抽象能力已经丧失。即，脑伤者看到的不是一般范畴的绿或蓝，而是只能看到每一特定的颜色，像它自身的Suchness那样，和任何别的东西没有关系，不是在任何一种连续系统中，也不是在任何程度上的任何别的东西，不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好或更坏，不是更绿些或更不绿些，而似乎它仅仅是全世界唯一的颜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Suchness的一种元素（不可比性）。假如这样说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非常审慎，不要把哥尔德斯坦所说的还原到具体和健康人新鲜而具体的感知能力混淆起来，健康人不是还原到具体的。而且，我们还必须把这一切和存在认知区分开，因为存在认知不仅是具体的Suchness，而且也可以是抽象，更不必说它也可以是对整个宇宙的认知。
完全有必要把上述的一切和高峰体验以及铃木所说的悟道体验区分开来。例如，存在认知往往是当人达到高峰体验时到来的，但它也可能在没有高峰体验时到来，甚至可以从一种悲剧体验中得到。于是，我们也必须在这两种高峰体验和这两种存在认知之间做出分辨。
首先，有柏克的宇宙意识，或种种神秘论者的观点，在这样的意识中，整个宇宙被感知到，其中的每一事物和其他的事物都被视为是彼此有联系的，包括感知者在内。参加我的试验的人曾描述这种意识说：“我能看到我属于这一宇宙，并能看出在宇宙中我处在什么位置上；我能看到我是多么重要，而且也能看到我是多么不重要，多么渺小，因而，它使我既感到谦卑又感到自豪。”
很明确，我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我是在这个家庭内部，不是从外部看里面，不是和这个世界分隔开的，不是在一个山峰上看山谷那面的山峰，而是在事物的心脏部位。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非常大的家庭中并从属于它而不是一个孤儿，或过继的孩子，或像外面的什么人从窗户往里看，探查屋内的一切。
这是一种高峰体验，一种存在认知，我们必须把它和另一种体验和认知严格区分开，在那种体验和认知中，会出现迷恋，会有一种孩提感或对树木等等的收缩，而这时，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被忘掉，自我本身也完全被忘掉。那是这样的时刻，这时，对于有关对象有那么多的专注和迷恋，而世界上一切他物又那么彻底地被遗忘，使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超越油然而生，或者至少是自我意识完全丧失，或者自我离去了，世界走开了，那就是说，知觉的对象变成了全部的宇宙。这一对象就是整个世界。
在这样的时刻，它是唯一存在的事物。因此，所有应用于观察整个世界的感知法则现在都应用于观察这个和世界分割开的对象，这个我们所迷恋而它本身已变成整个世界的对象。这是两种不同的高峰体验和两种不同的存在认知。铃木进一步研究这两种体验，但未加区分。即，他有时谈到在一朵小小的野花中看到整个世界；接着在另一些时刻，他又以一种宗教的和神秘的方式谈到和上帝或和天堂或和整个宇宙合而为一这样的大彻大悟。
就像日本人的忘我概念，这是一种放开一切而心灵集中的入迷状态。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时，你是以一种全心全意的态度在做任何事，不想任何别的事打扰你，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怀疑和抑制。那是一种纯粹的、完美的、完全自发而无任何种类障碍的行动。这只有当自我已被超越或忘怀的时候才有可能。
这种忘我状态常常被认为好象和悟道状态是相同的。很多禅宗文献谈到忘我好象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时的全神贯注，例如，劈木材时的专心和全力以赴。但信奉禅宗的人又说，这似乎也像那种与宇宙合一的神秘感相同。这两种说法很明显在某些方面是互相融合的。
禅宗认为只有具体事物的本来面目才具有价值，而抽象却仅具有危险性，所以，我们也必须对禅宗的反对抽象思维有所批判。因为我们不能同意它。这将是一种自愿的自我还原到具体，带有哥尔德斯坦明确列出的不良后果。
这样考虑，我们心理学家很明显不能承认具体感知是唯一的真理，或唯一的善，我们也不能承认抽象仅仅是一种危险。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曾说明只要情境需要，自我实现者是又能具体又能抽象的人，我们也应该记得这样的人能从两种活动中都得到享受。
在铃木的书中有一个极好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里，那朵小花既是作为它自身的本来面目被观察的，同时也把它看成像上帝一样，全身放射出完美的光辉，挺立在永恒之光的中间，等等。这朵花这时显然不仅是作为纯具体的本来面目被观察，而且也作为把每一件别的东西排除在外的整个世界被观察，或者以一种存在认知的方式作为整个世界的象征被观察，即作为一朵存在花而不是作为一朵缺失花被观察。当这朵花作为一朵存在花被观察时，当然所有这一类存在的永恒和神秘，以及完美的光辉等等都会发生，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存在的王国中被观察的；即看这朵花就像透过这朵花窥见了整个存在王国。
铃木也对丁尼生在诗中对那朵花进行了批判，因为丁尼生不但将它采摘下来进行抽象的思考，而且还有解剖它的念头。铃木说明这是一件坏事。他以日本诗人对同样体验的处理作为对照，日本人不采摘那朵花，不肢解它，他在哪里发现它就任其保留原样。铃木说：“他不让它脱离它所处的环境总体，他在它静止的状态中思考它，不仅思考它本身，而且联系它所处的环境进行思考——在最广泛、最深刻的意义上的环境。”
铃木还援引了托马斯·特拉赫恩的说法。第一段引语是有意义的，能说明统一的意识，即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的融合，第二段引语也不错。铃木谈到单纯状态，好象统一的意识、暂存和永恒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儿童状态，在脚注中引述特拉赫恩说明儿童具有原初的单纯。铃木说这是再访伊甸园，重返天堂，在那里，知识的树还没有开始结出果实。“是因为我们吃了知识的禁果才养成了理智化的习惯，但就方法而论，我们从未忘记原来有过单纯的住所”。铃木使这种圣经的单纯、这种基督教的单纯观和“原地不动”联系起来，和看到原样联系起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基督教对知识的畏惧，如在伊甸园寓言中所说的，所谓知识是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根源，这种说法在基督教中一直是一种反理智论，一种对智者、对科学家等等的畏惧，同时也是一种感觉，认为对圣弗朗西斯的那种单纯的信念或虔诚总比那种理智的知识要好些。而在基督教传统中的某些方面，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即，假如你知道得太多，你就很难再保持一种简单、单纯的信仰，而信仰当然要强于知识，因此最好不要研究得太多，不要学得太多，或不要当科学家或干这一类的事。在我所知的所有“未开化的”教派中，当然也都是反理智而不信奉学习知识的，似乎知识是一种“仅仅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人”的事。
我曾设想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一传说中的“知识”也可以是指过时的性欲意义上的“知识”说的，即吃苹果可能意味着发现被禁止的性欲，意味着这方面的纯洁丧失，而不是传统解释所说的意思，因此，或许也和传统的基督徒反对性欲有关。
但无知的单纯是与聪明的或老练的单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儿童的具体感知和他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显然也和自我实现的成年人不同。两者至少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很不一样的：儿童还没有还原到具体，他也还不曾成长到抽象，他的单纯是因为他无知。这和聪明的、自我实现的、年长的成人的“第二次单纯”或我所说的“第二次天真”是很不相同的，这样的成年人了解整个缺失领域，了解整个世界，从它的一切罪恶、竞争、眼泪和争吵中间看到还有另一面的存在。通过缺陷，或在缺陷中，他能看到完美。这和特拉赫恩所说的无知儿童的幼稚单纯是一种迥然相异的事情。儿童的单纯和圣人或贤人所达到的那种境界确实不同，后者已经在缺失领域中走过，同它做过斗争，吃过它的苦头，但又能完全超越它。
这种成人的单纯或“自我实现的单纯”，很可能与那种统一的意识有重叠的部分，甚至完全相同。在那种意识中，“存在”（存在领域）和“缺失”（缺失领域）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条途径，能分化出健康的、现实的、可理解的人的完美，那是坚强的、有力量的和自我实现的人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的，而这种完美恰好依赖于对缺失领域的充分认识。
这和儿童的存在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儿童对于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因而最好说只有无知单纯。
这也不同于某些宗教人士的幻想世界，包括特拉赫恩的幻想，他们以某种方式拒绝了整个缺失领域（就弗洛伊德的意义说）。他们熟视无睹。他们不愿承认它的存在。
这种不健康的幻想好象是仅仅看到“存在”而没有任何“缺失”。它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幻想，不然它就是建筑在否认或幼稚无知的基础上，建筑在缺乏知识或缺乏经验的基础上。
这就意味着要区分高级涅槃和低级涅槃、向上的统一和向下的统一以及高级倒退和低级倒退、健康倒退和不健康倒退。对某些宗教界人士有诱惑力的是使对天堂的认识或对存在世界的认识变成向童年或向无知单纯的倒退，不然就是回到尝知识禁果之前的伊甸园。说来说去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好象是说，仅仅是知识使你倒霉的。它的含义是，“变得愚蠢些、无知些，你将不会再倒霉”。“你将进入天堂，你将进入伊甸园，因此你将不愿了解任何有关眼泪和争吵的世界的事情”。
但人一般来讲是没有真正的倒退，成人是无法倒退成儿童的。你不能解除知识，你不能真地再变得单纯起来；一旦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便无法彻底从记忆中抹去。知识是不可逆的，感知是不可逆的；认识是不可逆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你不可能再回去，甚至完全放弃你的神智和力量，你也不可能真地倒退。你不能渴望有什么神话的伊甸园，假如你已成人，你不能渴望再有童年，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再得到它。唯一可能的选择是理解继续前进的可能性，发展得更成熟，前进到第二次天真，老练的单纯，统一的意志，对存在认知的理解，这样才能在缺失世界中间继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缺失世界，只有依赖真知、依赖成长、依赖丰满的成年。
因此，有必要强调几种对事物本来面目认识的不同：某些还原到具体认知的人，包括脑损伤的人，尚未成长到具有抽象能力的儿童的具体感知；健康成人的具体感知，它和抽象能力是十分适合的。
这种情况类似于华兹华斯型的自然神秘论。儿童实际上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好模式，他也不是存在认知或具体感知的好模式；或本来面目感知的好模式。这是因为他没有超越，甚至还没有达到抽象。
我们也有必要说一下麦斯特埃克哈特和铃木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他们将永恒与暂时融合来归入统一意识中，其实是完全否认暂时。这些人士几乎总是否认世界的真实而宁愿只把神圣的或宗教的或上帝般的当作真实来对待。但我们必须在暂时中看永恒，必须在世俗中并通过世俗看圣洁，必须通过缺失领域看存在领域。
我要附加一点，再无其他的观察途径，因为就地理上的意义说，没有任何存在领域存在于彼岸某处，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是什么现实以外的东西，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什么非现实的东西。只有现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把存在和缺失融合起来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要求能够在对待这同一个世界时既保留缺失态度又保留存在态度。假如我们有任何其他说法，我们就会跌入彼岸性的陷阱，那最后就会变成虚幻的寓言中的某处，就像另一所宅第，另一间屋子，我们能看到、摸到，而宗教变成彼岸的、超自然的，而不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了。
我有必要强调说明，谈论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其实是谈论对同一世界的两种感知、两种认知和两种态度，而并不是在实际物理空间和实际物理时间中的两个分立的领域，或两个彼此隔离的领域。说统一的态度而不说统一的意识可能更恰当些。我们设想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仅仅是两种认知态度或方式，这能消除一种混淆，在铃木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混淆的例子，他在那里又认为有必要谈到轮回、化身、再生、灵魂，等等。这是把这些态度实体化为真实的、客观的东西所致。假如我们把这两种认知视为态度，那么，这些轮回等等就完全不适用于那种新的感知方式，那种感知是一个人在学过音乐结构课以后听了一场贝多芬交响乐后容易产生的。这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贝多芬交响乐的意义或结构在上课以前就存在了；那仅仅是由于感知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眼界，他现在能够感受了，现在他有了正确的态度，知道寻求什么和如何寻求，能看到音乐的结构和音乐的含义和贝多芬所倾诉的是什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意思，等等。
自身的“第二单纯”
在单纯的人心中，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的有趣和重要。理解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儿童的眼睛看事物。例如，对于儿童，“重要”一词几乎没有任何意思。眼光触及的任何东西，任何闪现在眼前的东西都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重要，似乎只有雏型的结构活动和环境的分化过程，其中有些作为“形”突出显露，有些作为“基”退入背景中。
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一无所求，假如他没有任何期望或努力，假如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未来（因为儿童完全是在此时此地活动的），那么，他也就没有惊喜，没有失望。这件事像那件事一样，也有可能发生。这是“完美的等待”，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旁观，不期待什么事发生和什么事消除，没有什么预测。而没有预见意味着无忧无虑，或没有凶兆。举例说，任何儿童对痛苦的反应，都是总体的，没有抑制的，不加任何控制的。整个机体进入激动状态，由于疼痛和愤怒而大喊大叫。这有一部分能理解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可能的，因为没有关于未来的期待，也没有未雨绸缪，没有演习或预见，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也就没有任何热望（“我不能等待”），当然也没有什么厌倦。
儿童对发生的任何事都会无条件地接受。由于记忆力很差，对过去很少依赖，幼童中很少可能把过去引入现在或引向未来。结果是，儿童变成完全现实的了，或你可以说是十足单纯或全然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了。这一切都是说明进一步的具体感知的方式，说明儿童的存在认知的方式，也是说明老练的成人的偶见存在认知的方式，这些成人已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第二次天真”。
这一切都支持我的创造性人格概念，即具创造性人格的人完全是现实的人，他不会将过去和未来带入生活。关于这一点的另一说法是：“有创造性的人是单纯的人。”单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虽已成长但仍能像儿童那样观察、思考或做出反应的人。在“第二次天真”中恢复的也正是这种单纯，或许，我也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单纯”，那是能重新恢复儿童般能力的明智成年人的特征。
单纯也可以看作存在价值的直接感知，像安徒生童话中所描绘的那个儿童一样，他能直接看出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所有在场的成年人都受到愚弄，认为国王是穿着衣裳的。
行为方面的单纯，是专心或入迷时非自我意识的自发性，即，没有自我意识，自我忘却了或超越了自我。这时，行为完全是由入迷状态构成的，完全被自己身外的有趣世界所吸引，它意味着“不企图对旁观者施加影响”，没有什么计划或阴谋，甚至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是他人观察的对象。行为纯粹变成一种体验，而不是达到某种人际关系目的的手段。
释放内部深蕴的天性
任何理论都会随着人的哲学（相性、目标、潜能、满足）的变化而变化。产生变化的不仅有政治的、经济的、道德和价值的、人际关系的以及历史本身的理论，而且还有教育的、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的理论。
在人的能力、潜能和目标的概念方面有一种变革，一种新的观点，是人的可能性和他的命运的浮现。而浮现的含意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教育概念，而且也适用于科学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概念，甚至也适用于我们关于非人类世界的概念。
我认为，可以把这一人性观描绘为一种完整的、单一的、广泛的心理学体系，尽管其中的许多方面都是作为对抗现在通行的、两大内容最广泛的心理学的局限性（从人性的哲学看）的反作用出现的，这两种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或联想主义）和传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不过，想给这个新心理学正式命名却还不很容易，并且为时尚早。在以前，我曾把它叫做“整体动力”心理学，以此来表达我关于它的主要根据的确信。一些人已经随着哥尔德斯坦把它称为“机体”心理学。萨蒂奇和其他人则称它为自我心理学或人本主义心理学。不过我认为，可以将其适当地折衷和综合而归属于“心理学”之内。
我想我所能奉献的，就是通过主要是发表出自我自己的工作的意见，而不是作为一个由众多思想家组成的学派的一名“正式”代表发表意见，即使我和他们有很多一致的观点。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介绍“第三种势力”观点的一些主要命题。我应当预先说明，有许多观点是走在资料前面的，有些命题以个人确信为基础，多于以公众证实的事实为基础。然而，它们大体上是可以确证是否真实的。
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内部天性，它是个人本质的、似本能的、独特的、天生的，而且带有明显的遗传性，它们有一种强烈的顽固性。
在这里谈遗传的、体质的和早期获得的个体自我的根基是有意义的，尽管这种自我的生理决定性只是一部分，而且描述起来如此复杂。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个体自我的根基，都是“原始材料”，而不是最终产品，它将接受他本人，其他对他有意义的人，以及他的环境等等的反应作用。
这种本质的内部天性中包含的有：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智能、天资、解剖的资质、生理或气质的平衡、出生前的或出生时的损伤、以及新生儿的创伤等。这种内部的核心，以自然倾向、兴趣或内部倾向表现它自己。不管是防御的和获取的机制、“生活的样式”、还是其他性格上的特性，一切在一生最初几年中形成的东西，都应当包括在这一问题中。这些原始的材料，当同外部世界接触、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就非常迅速地开始成长为自我。
这种内部天性有生活历史，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因为它们不是最终实现物，而是一些潜能。它们大都是（但非全部是）由于自身外部的决定因素（文化、家庭、环境、学习等等）的作用而实现、成型或窒息的。在一生的早期，这些无目标的冲动和倾向，就通过疏通作用和对象（“情操”）联系起来，但也通过任意学会的联想形成这样的联结。
虽然这种内部核心是似本能的，有生理基础，但它们又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软弱无力。它们很容易被战胜、抑制和操控，甚至可能永久地被消灭。人不再具有动物意义上的、强有力的、清晰的内部呼声的本能，这些内部呼声明确地告诉他们，于何时、何地、怎样以及同谁一起去干什么。我们留下的一切全都是本能的残余。另外，它们是软弱、微薄和纤细的，很容易被学习、文化的期望、被畏惧、被反对等等所湮没。分辨它们是困难的和复杂的。真正的自我，知道或真正需要的或不需要的，什么东西是适合的，什么东西是不适合的等等。在这些冲动声音的强度上，表现出巨大的个别差异。
在这些的内部天性中，有的是人类共有的特性（种族范围），而有的是个体独有的特性（个性范围）。爱的需要成为每一个人的特性是天生的（虽然在一定环境之中，后来它可能消失）。然而，音乐天赋给予很少的人，并且这些人在风格上彼此又有显著不同，例如，莫扎特和德彪西。
从“科学”的真正意义上去客观地研究这种内部天性，并揭示其本来面目，再配合内部观察和心理治疗，二者相辅相成。一个展开的人本主义的科学体系，必须包括这些依据经验的技术。
这种深蕴的内部天性的许多方面，或者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被主动压抑了，因为它们是可怕的、不被认可的、自我疏忽的，或者是“已被忘记了”（忽视了、不用了、未语言化的或抑制的），正如沙赫特所描述的那样。
因此，许多深蕴的内部天性是无意识的。这不仅对冲动（驱力、本能、需要）来说可能是确实的。而且对于智能、情绪、判断、态度、分辨力、知觉等等，也可能是确实的。主动地压抑，要求努力和花费精力。有许多主动保持无意识的特殊方法，诸如否认、投射、反作用造作等等。然而，压抑不能扼杀那些被压抑的东西。这些被压抑的特性，仍然作为思想、行动的主动决定因素继续存在。
在人生的早期，似乎主动地压抑和被动地压抑大多都是作为对于父母和文化的一种反抗。
根据一些临床事实，压抑在幼儿或青少年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心灵内、文化上的原因，即出自某种恐惧，如怕被他自身的冲动湮没，怕自己完全崩溃、“瓦解”、破裂，等等。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即儿童可以自发形成对他自身冲动的畏惧态度和拒绝态度，并且以后可能为保卫他自己而以各种方式反对这些冲动。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社会的要求就不是唯一的压制力量。可能也有心灵内的压抑和控制力量，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固有的、对立的精力投入”。
由于认知往往更易引起意识，并因此而导致改动，所以我们最好把无意识的驱力和需要同认知的无意识方式区分开来。初始过程的认知（弗洛伊德），或原始思维（容格），通过创造性的艺术教育、舞蹈教育或其他非语言的教育方法，大都可以重新恢复。
在一生的早期，这种内部天性很容易消失，但到了成年时期，它虽然“软弱”却很少消失。尽管它们是被压抑的，但是依然无意识地潜伏着。如智力的声音（这是内部天性的因素），它虽然声音很低，但总是被听到，尽管是以被歪曲了的形式，即它有它自己的动力学时必须运用努力，由此可能会有厌倦感。这种力量是“健康意志”的、成长动力的、自我实现压力的、以及追求同一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正是它，使得心理治疗、教育和自我改进，在原则上成为可能。
但是，只有一部分通过发现，揭露和承认这个内部核心或自我是原本存在的，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自我创造。对于个体来说，一生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选择系列，其中，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已形成的个人存在（包括他自己的目标，他的性格，他的责任感，他的自我力量或“意志力”等）。我们不能再认为人是“完全被决定的”，在这个短语里包含“仅仅由外在于人的力量决定”的意思。个人，在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范围内，是他自己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投射”，并且自己创造自己。
阻挠个人内核发展的因素
疾病是由一个人的本质内核受到阻挠、否定或压抑而引起的，不过它的表现有时明显、有时微妙曲折，有时突然，而有时又迟缓。这些心理疾病比精神病学联合会所列出的要多得多。例如，性格的混乱和失调，被看成比传统神经病甚至精神病对于世界命运有更大的重要性。从这个新观点看，新类型的病是最危险的。例如，削弱了的人或发育受阻的人，即丧失了规定人类的或个人的那些自我特性的人，个人的潜力发展不充分，无价值等等。
成长、自我实现或完美人性的欠缺，就是所说的人格一般性疾病。而且疾病的主要根源（并非唯一的根源）看作是受挫（即基本需要的受挫，存在价值的受挫，特异潜力的受挫，自我表达的受挫，以及人以他自己的风格和步调成长的倾向的受挫），特别是在生命早期的受挫。也就是说，基本需要的受挫，并不是疾病或人性削弱的唯一根源。
我认为，最初的这种内部天性肯定不是“恶”的，而是被称之为“善”的，或至少被称为中性的。表达这个内部天性最精确的方式是这样的说法，即它“先于善和恶”。对此，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婴儿和儿童的内部天性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我们说的这个“婴儿”能顺利长成人的话，那么这种表述就要复杂得多了。如果这个个体是从存在心理学的观点、而不是从缺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些将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心理治疗、客观的科学、主观的科学、教育和艺术这些揭露和揭示人性真象的所有科学技术证实了以上的结论。例如，在长期揭露治疗的过程中，减轻了怨恨、畏惧和贪婪，增进了热爱、勇气、创造性、仁慈和利他主义，这就使我们得出结论：后者比前者是“更深的”、更天然的、更本质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们叫做“恶”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治疗减轻了或者消除了，而我们叫做“善”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研究得到促进和加强了。
我们必须区分开弗洛伊德的超我与良知和固有的内疚。前者在原则上是把别人即父亲、母亲、教师等的赞许和非难拿到自我中来，而不是来自这个人自身。这时的内疚（良知）是由于对他人非难的再认识。
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内部天性或自我，脱离自我实现道路的结果就是固有的内疚，它证明了本质上自我非难的合理性。因此，固有的内疚不是文化相对的，像弗洛伊德的内疚那样。固有的内疚是“确实的”、“应得的”、“正确的和适当的”或“恰当的”内疚，因为它是同这个人内部现实深处的某种东西不一致，而不是同他偶然的、任意的、纯粹相对的心胸狭隘不一致。就这方面说，看来固有的内疚，有应得的时候，对于个人发展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它不是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逃避的症状，而是一种有助于真实自我和潜在性现实化成长的内部指引。
我并没有认真考察，“恶”行为是否应归结于无端的敌意，残酷的破坏性，“无耻的”侵犯。敌意的性质如果达到类似本能的程度，那么人类将会有一种前途。如果敌意只是一种反应（对坏待遇的反应），那么人类就有完全不同的未来。我的看法是，大量的证据表明，盲目的破坏性敌意是反应性的，因为揭露治疗消弱了它，并把它的特性变成“健康的”自我肯定、坚强、有选择的敌意、自我防卫、正当义愤等等。在任何情况下，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全都发现了勇敢和愤怒的能力，当外部情境“要求”这种能力时，他们就能够让它自然地表现出来。
在儿童身上这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很容易看到健康儿童身上，也会发现正当愤怒，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即反应性攻击。以后，儿童大概就学会了怎么控制他的愤怒，怎样表现和何时表现他的愤怒。
无论是在儿童身上，还是在受压抑和“不被重视”的孩子式的成人中，都可能由于无知和儿童式的曲解和信条造成文化所谓的“恶的”行为。例如，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敌对，可归因于儿童希望独占父母的爱。仅仅由于他的成熟，基本上他就能够认识到，他母亲对于兄弟姐妹的爱，是同母亲爱自己能够和谐共存的。因此，不友爱的行为可能出自对于爱的孩子气的看法，而这种看法自身是无可厚非的。
从更普遍的、广泛人种的观点来看，实际上那种被文化教养中称为恶的需要，是不应该被认为是恶的。如果人得到承认并受到热爱的话，那么许多狭隘的、种族主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举一个例子，把性行为看作在本质上是恶的，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纯粹是胡说八道。
通常被看作是对于善良、真理、美好、健康、智慧的憎恨、敌意、嫉妒（“逆价值”）的，大多（尽管不是全部）是由丧失自尊的威胁决定的，正如说谎的人被诚实的人、丑陋的女孩被美丽的女孩、懦夫被英雄所敌视那样。每一个优越的人都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自己的短处。
但是，命运的合理与公正的终极存在问题显然比这要深刻得多。有病的人可能嫉妒健康的人，虽然他比健康的人没有更多的功过。
邪恶行为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眼中，都被看成是反应性的而非本能性的。这种看法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虽然“恶的”行为人性之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是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但是，当人格成熟和社会改善时，仍然可以期望减轻。
仍有好多人认为，“无意识”复归和初始过程的认知肯定是病态的、危险的或恶的。心理治疗的经验慢慢地使我看到了其他方面。我们的深处也可能是好的、美妙的或称心如意的。而且这一点，从调查研究热爱、创造性、娱乐、幽默、艺术等根源的普遍发现中已变得清晰了。它们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内部的、深刻的自我中，即扎根在无意识之中。我们必须“复归”于内部的深刻自我之中，才能重新获得并享受和运用它们。
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他人与自我的承认、热爱和尊重、就很可能造成心理上的不健康，或者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不然就不可能有心理的健康（但反过来说，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就会出现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对，因为其他前提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
还未达到年龄上成熟的心理健康，被称为健康的成长。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如自我完成、情绪成熟、个体化、生产性、自我实现、真实性、完美人性等等。
健康成长在概念上不是独立的，因为现在通常把它定义为“指向自我实现的成长”等等。一些心理学家，径直以一个穿串的发展目标、目的或倾向的概念为依据，认为所有尚未完成的成长现象，只是沿着通向自我实现的一些步子迈进。
自我实现具有各式各样的定式，但一致同意的坚实核心还是能看到的。所有的定义都承认或者都含有：（1）承认并表述了内部核心或自我的实现，即那些天赋能力、潜能、“完善的机能”、人类和个人实质有效性的现实化；（2）它们全都表现为极少出现不健康、精神病、人类和个人基本能力的缩减或丧失。
出于这种考虑，就不要去压抑这个内部天性，而最好是引出并促进它，至少也要承认它。纯粹的自发性，由自我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不受控制的、信任他人的、非预谋的表现所组成，即由受意识干扰最少的心理力量所组成。控制、意志、谨慎、自我批评、测试、深思熟虑，是自发表现的阀门，这个阀门是由精神世界之外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强制造成的，其次是由心灵自身的畏惧强制造成的。在不太精确的程度上来说，大量来自心灵的畏惧对心灵的控制，是神经病的或精神病的，在本质上或理论上是不必要的（健康的心灵是不可怕或不可憎的，因此，没有必要对它存戒心，像历史遗留的情况那样。当然，不健康的心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控制往往能被健康的心理、深刻的心理治疗、或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可所削弱。
然而，也有一种对心灵的控制不是出于畏惧，而是由于有必要保持心灵的整合的、有结构的和统一的状态（固有的对缺失的精力投入）。并且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实现能力和探索更高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必要的。例如，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其精湛的技艺来自艰苦的劳动。但是，当这些控制变成自我的时候，就最后被超越而变成自发的方面。我建议把这种合意的和必要的控制，称为“阿波罗式的控制”，因为它们并不使人对满足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反而是要通过对满足的组织、美化、定步速、设计和加味来增进愉快，例如，在性、吃、喝等活动中的情况那样。这种控制与那种压制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自发性和控制的变化之间的平衡，相对应着心灵的健康状态和环境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平衡。长久的纯粹自发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按照它自己的、非心灵的规律运行的世界上。在梦、幻想、爱、想象、性行为中，在创造性、艺术工作、智力使用和自由联想等等的第一阶段中，很可能是纯粹自发性。但纯粹控制也不是永远可能的，因为那样心灵就不存在了。
因此，教育必须对准两个目标，控制的培养与自发性和表现性的培养。在我们的文化中，在这个历史时期，有必要调整天平支持自发性，有必要调整我们的能力，成为表现的、被动的、非意志的、信赖意志和控制以外的过程，不预先考虑，有创造力的，等等。但是，必须认清这一点，一直有并仍然将有另一些文化和地域，在那里，天平很可能是偏向另一边的。
如果给予健康儿童在他正常发展中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相信，他会选择有益于他的成长的事。他这样做，是由于这样体验和感觉良好，能提供愉快或快乐。在这里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好地“了解”什么事情对他是有益的。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成人能径直地满足他的需要，而是使他有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有可能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即不干涉他。为了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地信任他们和充分地信赖成长的自然过程是必要的，即不要干扰太多，不迫使他们成长或强迫他们进入预定的设计，不是以专制的方式，而是以道家的方式让他们自然成长和给予适当帮助。
虽然这个主张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被曲解得特别离奇。道家的不干预儿童和尊重儿童，对于大多数这样的人经常是很困难的，他们倾向于把这一点解释成绝对的容忍，纵容、溺爱，过分的保护，担心一切危险，禁止冒险，给他东西，为他安排愉快的活动。尊重儿童自己内部信号的爱和没有尊重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减少痛苦的姿态
达到健康和自我实现主要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基本需要的受挫，这些结论与“承认”自我、命运、个人呼唤是并列的。这个结论与认为压制的社会制度、怀疑、控制、管辖是必要的，以及认为在人的深处有基本的、本能的邪恶，形成鲜明对比。子宫内的生命是完全满足和无挫折的。禁欲主义、自我克制、有意抵制机体的需要，往往会造成一种削弱的、发育不全的或残缺的有机体，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只是为数极少的、特别坚强的个体。
把基本需要的满足经常理解为意味着物、东西、财产、金钱、衣服、汽车等等，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理解。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满足那些在身体需要满足以后出现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是：保护、安全感，相属关系，如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集团、一个班组之中的友谊、感情和爱，敬重、赞许、尊严、自尊，适合于一个人天赋和智能的最完美发展的、自我实现的自由。这些基本需要似乎是相当简单的，而且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已有少数人能够看出它们的意义。由于最低等和最紧迫的需要是物质的，例如食物、庇护所、衣服等等，所以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一点扩充为主要是实利主义的心理动机，而忘记了还有更高级的、非物质的那些需要，也是“基本的”需要。
但我们不能忽略同样的危险性来源于完全的没有挫折、痛苦或危险。一个人必须获得挫折耐受力才能成为坚强的人，必须学会把物质现实理解为对于人的愿望在本质上是中立的，必须懂得热爱他人像热爱自己一样，享受他人需要满足的乐趣像享受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一样（不是只把别人当作手段）。有安全、爱和尊重需要的满足作基础的儿童，可以从适度的挫折中得到锻炼，并且由此变得更加坚强。如果要求他们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从而使他们被压倒，那么，我们就把这叫做创伤性的，并且认为它们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们了解物质世界、动物和其他人的本性是通过它们或他们对我们的顽强阻挠，从而也就学会了区分希望和现实（哪些事物有希望成为现实，哪些事物以完全无视我们希望的方式在继续进行），因此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并在必要时去适应生活。
而我们了解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局限，则是通过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和苦难，并面对失败。在伟大的斗争中可以有巨大的享受，这个享受能够取代畏惧。此外，这也是抵达健康的自重的最好途径，自重不仅建立在别人的赞许上，而且也建立在实际的成就和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现实主义的自信上。
溺爱就是说儿童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来代替取得他们需要的满足。溺爱倾向于把儿童婴儿化，阻碍他的力量、意志、自我坚持的发展。在溺爱的一种形式中，可以教会儿童利用别人而不是尊重别人。在溺爱的另一种形式中，包含着对儿童自己的力量和选择缺乏信任和尊重，这在本质上是恩赐和蔑视，而这可能促使儿童形成自卑的感觉。
为了有可能达到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有必要认识到，智能和器官系统极力要活动、表现自己和得到使用与锻练；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使用是愉快的，而不用则容易导致痛苦。强壮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而且确实也运用了它们，以便“感觉良好”并得到自我和谐的、成功的和自由活动的感觉（自发性），这些是健康成长和心理健康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智力、对于子宫、眼睛、爱的能力来说，也同样如此。能力一直在呼喊，而且只有它们被很好地运用时，才会停止呼喊。这就是说，智能也是需要。使用我们的智能，这不仅是乐趣，而且对成长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使用的技能、智能和器官，可能成为疾病的中心，不然就衰退或消失，从而使整个机体遭受削弱。
心理学家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就他的目的看有两种世界、两类现实，自然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强大的事实世界和意愿、希望、畏惧和情绪的世界，那个按照非心灵法则运行的世界和那个按照心灵规则运行的世界。除特殊情况以外，这种区分不是很明确的，毫无疑问，幻想、梦和自由联想是合乎法则的，然而这完全不同于合乎逻辑的法则。这个假设并不否定两种世界是有联系的，甚至也不否定二者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尽管心理学家一直倾向于承认这一假设为不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但他们中的多数或绝大多数还是以它作为行动的依据。任何治疗学家必须这样设想，否则他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心理学家回避哲学困难和活动的典型，“仿佛”某种假设就是确实的了，即使它还未能得到证实。例如，“责任心”、“意志力”等的通用假设就是这样。健康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有同时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生活的能力。
从动机的观点看，不成熟可以作为按照缺失需要的层次来满足缺失需要的过程来同成熟相对比。成熟或自我实现，从这个观点来看，意味着超越了缺失需要。于是，这种成熟状态就可以描述为超动机的或非动机的（如果缺失被看作是唯一动机的话）。也可以把成熟描述为自我实现的、存在的、表现的而不是获得的。这种存在的而不是希望的状态，被认为是自我的性质、成为“纯真的”、成为一个人、成为完美人性的同义语。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形成过程，与一个人的存在显然有区别。
通过认知能力或怀感能力的方式，也能把成熟与不成熟区分开来。不成熟认知和成熟认知，已由维纳和皮亚杰极好地描述过了。现在我们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之间增加另一区别。缺失认知可以定义为是从基本需要或缺失需要、以及它们的满足和受挫观点组织起来的那种认知。
也就是说，缺失认知可以称之为利已认知，在这种认知中，世界被编进我们自己需要的满足组和受挫组，世界的其他特点被忽视或被掩盖了。对象的认知，按着对象真实的自我和它自身的存在，不涉及它需要满足或挫折的性质，即基本上没有涉及对象对于观察者的价值，或它在他身上的作用，这样的对象认知，可以叫做存在认知（或超越自我的、或非利己的、或客观的认知）。和成熟并行的事物并非说就是完善的（儿童也能以忘我的方式进行认知），但是，一般来说，随着日益成熟的个性或个人同一性的稳固（或一个人自己内部本性的认可），存在认知变得更容易和更经常了，这多半是确实的（即使缺失认知对于一切人、包括成熟的人来说，是生活在世界上所必需的主要工具，上述观点也是确实的）。
知觉如果想达到更真实的程度，就必须在觉察对象真实的、内在的或固有的完整性质的意义上达到无欲望和无畏惧的程度。因此，客观的目标和任何现实的真实的描述，都受到心理健康的促进或抑制。神经病、精神病和成长的受阻，从这个观点来看，全都同样是搅乱了知觉、学习、记忆、注意和思维的认知上的毛病。
更好地了解高级和低级的爱是认知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可以在缺失认知和存在认知、缺失动机和存在动机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将缺失的爱同存在的爱区别开来。同别人没有完美良好关系的人，尤其是儿童，就可能是没有存在的爱。存在的爱和它蕴含的道教信任态度一起，对于教育是特别需要的。对于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即我们可能按照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对待它，我们不妨以这样的态度看待自然界，好象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
必须指出，内心世界和人际关系有显著区别。我们一直在大量论述自我，而没有涉及人们之间以及或大或小的团体内部的关系。我论述过的那个一般人类的归属性需要，包括对于社会生活、相互依赖、亲属、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的需要。在辛那侬、依萨伦型（两种以促进心理健康和改善人际关系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教育、嗜酒者互戒协会、训练组和交朋友小组，以及许多更小的经由兄弟情谊的自助组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最基本的方面，我们是社会的动物。当然，最终，坚强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超越团体。然而，必须认清，这种力量也是依靠他的团体才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
自我实现虽然在原则上讲是容易的，但实际上发生的机率却很小。对于这一点，在各种水平的论述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包括我们熟知的一切精神病理学的因子在内。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主要的文化上的原因，即确信人的内部本性是邪恶的或危险的，认为它是一个难于达到成熟自我的生物学上的决定因素，也就是确信人类不再具有能明确告诉他们干什么，以及何时、何地和怎样行动那样的强烈本能。
在以下两种看法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但极其重要的区别：一种看法认为，精神病是对于自我实现成长的阻碍、回避或畏惧；另一种是按照医学方式看精神病，认为它好象肿瘤、毒物或细菌从外部的侵袭。对于我们的理论目标来说，人的削弱（人的潜能和智能的丧失）是比“疾病”更为有效的概念。
除了报偿和愉快，成长也会经常伴随着许多内在的痛苦。每前进一步，都是踏进陌生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领域。成长也意味着放弃某种熟悉的、良好的和令人满意的东西。它经常意味着支离破碎，甚至有点轮回之前死亡的意思，带来的后果是怀旧、畏惧、孤独和哀痛。成长也经常意味着放弃比较单纯、容易和轻松的生活，代之以更需要的、更负责的但更困难的生活。前进的成长是不顾这些损失的，因此它需要个人的勇气、意志、抉择和力量，也需要来自环境的保护、同意和鼓励，尤其对儿童来说是如此。
所以成长或缺乏有必要看作两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组合，即促进成长和阻碍成长（倒退、畏惧、成长的痛苦、无知等）。成长和缺乏成长都有不利和有利两个方面。未来在前面牵引，但是过去同样在后面拖拉。不仅有勇气，而且也有畏惧。完全理想的健康成长的道路，在原则上是增加有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以及缩减不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条件。
体内平衡的倾向，“需要还原的”倾向，以及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不是成长倾向，而通常是有机体的防御的、减少痛苦的姿态。但是，这些倾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永远不是病理学的。这些倾向通常比成长倾向占有优势。
有一个自然主义的价值体系暗含在这一切之中，这种副产品表现为依据经验描述人类和个体最深刻的倾向。通过科学或自我观察研究人，可以发现他正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以及什么会使他觉得善良和什么将使他感到羞愧，为什么选择善行对他来说通常是困难的，以及邪恶的诱惑又是什么等等。注意，“应该”这个词没有使用的必要。同样，关于人的知识对人来说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防御畏惧对内部核心的掩盖
神经病是内部核心被否定的表现，而并非内部核心的一部分，是在畏惧的掩盖下对内部核心的一种防御、一种逃避。神经病通常是以隐蔽、伪装或自我挫折方式寻求基本需要满足的努力为一方，和对这些需要、满足及有动机行为的畏惧为另一方之间的折衷产物。神经病的需要、情绪、态度、行动的表现，完全不是内部核心和真实自我的表现。如果施虐者、剥削者或性反常者说：“为什么我不该表现我自己呢？”例如杀人，或者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实现我自己呢？”对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表现是错误的而不是表现似本能的倾向或内部核心。
对个人而言，任何一种神经病化的需要、情绪或行动都是智能的丧失。他不用阴谋诡计的或不符合规范的方式，就不能做或不敢做某事。另外，通常他已经丧失了他的主观幸福，他的意志，他的自我控制感，他的愉快能力，他的自我尊重，等等。他的人性已经被削弱了。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原因是没有价值体系的状态。人为了生活和理解，需要价值结构、人生哲学、宗教或宗教代替物，与需要阳光、钙或爱在意义上大致类似。这些我叫做“理解的认知需要”。那些由于没有价值而引起的价值病，可以分别地称为缺乐症、无目的症（颓废）、冷漠、不道德、绝望、玩世不恭等，这些价值病也可能变成肉体上的疾病。在价值的间歇期中，所有由外部提供的价值体系已证明是无效了（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例如，没有能为之献身的任何东西。所需要的但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寻求它，而且他已经变成一个危险人物，随时会扑向任何期望得到的东西，不论好的或坏的。对这种疾病显然需要一种疗法。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有益的人类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可以信仰的，并能够为它而献身（愿意为它去死），这是由于它是真理，而不是因为我们被告之对它要“信仰和有诚意”。在理论上讲，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观有实际可行性。
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成人价值观念的不确定造成了儿童和青少年中的许多的障碍。作为一种后果，许多年轻人不是靠成人的价值观念生活，而是靠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生活。这种价值观念当然是不成熟的、愚昧的，而且大量是被青少年混乱的需要决定的。这些青少年价值一个极好的投射（具体化）是牛仔、“西部”电影迷，或青少年犯罪团伙。
所有的二歧思维方式在自我实现的水平上被公认为是不成熟的，由此，许多的二歧式宣布解体，原来的对立统一成整体。自我实现的人，有很强的倾向要把自我和非自我整合为更高的、超指标的统一体。工作倾向于同游戏一样；职业和业余爱好成了同样的事物。当任务是愉快的，而愉快又是任务完成的时候，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分离和对立的。最高级的成熟显示出包含着孩子般的纯真品质，而且我们发现，健康儿童又具备一些成熟的、自我实现的品质。内部和外部、自我和所有其他事物之间的分离，变得模糊和隐退了，而且在人格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它们被看成是能够相互渗透的。所以说，二歧式是精神病态的起因和结果，是人格发展和心理活动较低水平的特点。
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自我实现者往往倾向于将弗洛伊德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综合起来，即意识的、前意识和无意识的，或伊特、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式的“本能”和防御机制不彼此对立了。冲动更多地被表现出来，而较少受到控制，而控制又不那么刻板、固定不变、引起焦虑了。超我变得较少苟刻和惩罚，而且较少同自我对立。初级和二级认知过程成为同等有效和宝贵的（取代了诬蔑初级过程为病态的观点）。的确，在达到“高峰体验”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壁垒往往会一起倒塌。
这与早期弗洛伊德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主张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明显地二歧化：彼此排斥，有对抗性利害关系，即作为对抗性力量而不是作为互补或合作的力量，一个比另一个好。
还有一种健康的无意识和合乎需要的回归的意思包含在这一观点中。而且我们也包含有综合理性和非理性的意思，我们推断，非理性在其恰当的位置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健康的、合乎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
健康人能在另一方面更具整合性。在他们那里，意动、认知、情感和运动彼此较少分离，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即为了同一目的没有冲突地协同工作。理性思维的精细推论，善于得出与盲目欲望相同的那样的结论，人想得到的和喜爱的那些东西，恰好是对他有益的那些东西。他的自发反应好象是事先经过慎重考虑似的，显得那么正确、恰当、高效。他的感觉和运动反应，是那么彼此密切关联。他的感觉通道更是相互联结（观相术的知觉）。此外，我们都知道唯心主义的困难和危险，在这里，能力被想象为排列成二歧式的森严等级，在分离的顶端有理性，而不是在整合中有理性。
从健康的无意识和健康的非理性向更深处延伸，就会使我们对纯抽象思维、言语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完善地描绘世界，那么为前语言的、不能言喻的、含有隐喻的、初级的过程，具体的经验，直觉的和审美的认知形式，安排适当的位置是必要的，甚至在科学上这也是真理。现在我们知道：创造性有它的非理性根基。对于描述现实总体来说，语言是不够的，而且必定永远是不充分的，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会舍弃更多的现实，即我们称之为“知识”的东西（它通常是高度抽象的、言语的和严格确定的），经常使我们看不到没有被抽象包含的那一部分现实，这就是说，知识使我们更能看到某些东西，但是又使我们更容易忽略其他东西。抽象的知识，像它的有益那样，也有它的危险。
在抽象、言语和教条主义的科学和教育中，找不到原始的、具体的、艺术的经验和位置，尤其是没有把自我内部主观的东西放在充分恰当的位置上。例如，机体心理学家们肯定会同意，在理解和创作艺术中，在舞蹈中，在（希腊式）运动和现象学的观察中，更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是符合需要的。
方案、略图、蓝图、纲要、草图以及某种尽最大可能简化的抽象画法，是抽象、分析思维的顶点。我们对世界的丰富性则可能作为罚金失掉了，除非我们学会了尊重存在的认识、带有爱和关心的知觉、流动的专注力，学会了尊重所有那些使经验丰富而不是使它枯竭的东西，世界的丰富性才不致失掉。“科学”不应当扩展到包括两类认识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健康人汲取无意识和前意识的能力，运用和尊重初级过程而不逃避它们的能力，承认冲动而不总是控制它们的能力，能够毫无畏惧的自愿复归的能力，这些都是培养创造性的主要条件之一。从而，我们就能够理解心理健康同创造性以某种普遍形式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原因（除了特殊的天赋以外），以致使某些人几乎将它们通用。
健康与理性和非理性力量（意识与无意识、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这两者之间的整合联结，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有享乐、热爱、笑、逗乐、幽默和遐想的能力。而且一般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容许、尊重和享受高峰体验。而上述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于学习，特别是对于那种尽信书式的学习是否有助于儿童向健康前进，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人类生活以及心理学和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是美的理解和创造以及美的高峰体验。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分裂的整合化。既然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那么高峰体验也就是向健康的前进，也就是健康本身，即瞬间的健康。而且这些体验是对生活的确认，它们使生活富有价值，这些肯定是对“为什么我们不全都自杀”这个问题回答的重要部分，另外还包括高峰体验自身便是有价值的，等等。
妥善地调节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的所有问题。冲突、忧虑、挫折、悲痛、创伤和内疚，在健康人身上几乎都能被发现。一般地说，日益增进成熟的运动，是从神经病的假问题到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实在的问题的运动，这些问题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即使是最理想的生活，问题也不可避免。尽管他并不是神经病患者，但他也可能被现实的、合乎需要的、必然的内疚而不是神经病的内疚（这种内疚不是合乎需要的和必然的）所折磨，即被一种内在良心（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所折磨。即使他已经不会再形成问题，这里也仍然保留着存在问题。我们应当忧虑的时候而不忧虑，这可能是疾病的预兆。有时，自命不凡的人不得不受些惊吓才能恢复明智。
自我实现不是全然一般性的。自我实现是经由女性或者男性完成的，这对一般人性来说是优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首先是健康地实现了女性的妇女，或健康地实现了男性的男子，然后才可能自我实现一般人性。
也有一点证据证明，不同的体质类型，以稍微有点不同的方式实现他们自己（因为从实际来说，他们有不同的内在自我）。
努力摆脱儿童在他弱小时为了适应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神一般的成人而使用的技巧，是完美人性健康成长的另一关键方面。他必须用坚强而独立的技巧，并且自己也成为父母，从而来取代这些儿童式的技巧，特别是抛弃独占父母的爱的愿望。要学会爱其他人，他必须学会满足自己的而不是父母的需要和希望，他也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父母来满足这些需要，必须放弃出于畏惧和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形成的伪善，必须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去做好事。他必须发现他自己的良心，并且放弃作为唯一道德指南而被他内化了的父母的良心。他们必须成为负责的而不是依赖的，必须有享受这种责任的能力。所有这些依靠软弱适应强大的技巧，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在成人身上被认为则是不成熟的和发育不全。他必须用勇气取代畏惧。
由此看来，社会或文化一方面可能促进成长和自我实现，而另一方面也可能阻碍抑制成长。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社会只能促进或者防碍人性的发展，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阻止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迫它变成一棵橡树。纵然我们知道，文化对于人性自身，例如语言、抽象思维、爱的能力的实现，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仍然是真理；然而这些根源，是作为潜在性、在人的种质中先于文化而存在的。
那比较社会学由于超越和包括文化相对论而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较好的”文化能满足所有基本人类需要并容许自我实现。“较贫乏的”文化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对于教育同样是真理。促进自我实现成长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在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时，“顺应”的概念成为“好的”和“坏的”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必然要问：“什么类型的文化或亚文化能‘妥善地调节人’去恰当的适应呢？”很清楚，顺应与心理健康不是必然的同义语。
自我实现（在自主意义上）的完成，使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意识和自私更有可能了。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使人更容易成为人类的一员，即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部分并入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之中。充分自主是最完美的人化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也是一样，即一个人只有经过成功化的经验（儿童似的相依性、热爱、关怀别人等）才能获得自主。谈论人化的水平（越来越成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区别“低级人化”（畏惧、弱点和倒退）和“高级人化”（英勇、完美、自信、自主），“低的涅槃”和“高的涅槃”，趋向没落的统一和趋向上升的统一。
由下述事实引出一个重大的存在主义问题，即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有时会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生活，也就是生活在外部客观世界中，生活于内部心灵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由心灵规律支配，而不是由外部现实规律支配），即生活于体验、情绪、需要、畏惧、希望、爱、诗意、美、幻想的世界中。这与生活在非心灵的现实中并适应这种现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心灵的现实，是按照他不理解的规律前进的，而且这个现实对他的本性来说不是必需的，尽管他依靠它生活。他毕竟还能生活在其他类型的世界上，如科学幻想小说所创建的世界。不畏惧这种内部心灵世界的人，能享受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这个心灵世界，在与更为艰难劳累的、承担外部责任的“现实”世界、奋斗和竞争的、正确和错误的、真理和谬误的世界的对比中，能达到类似天堂的状态。这是真实的，即使比较健康的人也能比较容易和愉快地适应“现实的”世界，而且历经了较好的“现实的考验”，但却始终没有把它与他们的内部心灵世界混淆起来。
很显然，一旦使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混淆起来，或任何一个现实和体验产生障碍，都会造成严重的病态。健康人能够把它们二者都综合在他的生活之中，因而没有抛弃任何一个现实，并能够主动前进和后退。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世界的束缚，那整个世界就会变成贫民窟，那么，似乎矛盾而实际并不矛盾的事实是，那些患病的、病态的和“最低的”东西能变成人性中最健康、“最高”方面的一部分。陷入“疯狂”不过是由于无法确信自己是否心智健全的人受了惊吓的原故。教育应当帮助这种人同时生活在上述两个世界中。
心理学中行动的作用可由上述主张导致不同的理解。有目的、有动机的竞争和奋斗，有目的的行动，是心灵世界和非心灵世界产生对话的一个方面或副产物。
人必须去适应外部世界，因为缺失需要的满足是来自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例如，考察现实、认识外部世界的性质，学会区别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了解人和社会的性质，学会延迟满足，学会把将成为危险的东西掩盖起来，认识这个世界哪些部分是令人满意的，以及哪些部分对于需要的满足是危险的和无用的，学会受赞许的和被允许的获得满足的正当途径和满足的技巧。
世界本身充满了趣味、美丽和吸引力。探索它、操纵它、同它竞赛、仔细考虑它、欣赏它，全都是被激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认识的、运动的和审美的）。
但在初始阶段，有的行动却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甚至毫无关系。纯粹有机体的本性、状态、力量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努力的表现。而且注视和享受内部生活本身，不仅自身是一种“行动”，而且是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的对立面，即它导致肌肉活动的平静和停息。等待的能力是能够推迟行动的一个特例。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传统会在人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应当从成长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中，认识到未来也以理想、希望、任务、课题、计划、目标、未实现的潜力、使命、命运等形式，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对于人来说，一个没有未来存在的状态，是一种凝固的、绝望的、空虚的状态，对他来说，时间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当大多数活动的组织者努力失败时，会使人陷于无结构和非整合的状态。
如果现实地生活而不要奢求，因为该来的终究要来，那么这时形成过程就暂时停止了，而它的期票就以最终形式兑现为酬金，即高峰体验了。在这个高峰体验中，时间消失了，而希望则实现了。
正确看待挫折、威胁、冲突
动机概念包含着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挫折和冲突的概念促进了精神病病因的引发以及持续理论的揭示。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并非如此；某种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错误地将人分割开。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搞清楚这一点，就理所当然明白了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重要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的基本需要——他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类似于一般意义上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让人反感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延伸的、象征性的价值意义。这样，某个被剥夺了想要吃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受到同样待遇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自然物质上的价值，而且还可能承载着心理价值。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所谓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其他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有待探讨。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挫折的种种恶果。
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各类的动物中能清楚地证明这种个体的双重意义。例如，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支配地位。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的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顺从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甘愿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类人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但另一类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也不是对他的排斥，而是友爱的帮助，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心存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许多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
忽略这一区别就会造成精神病学界很多意外的混乱。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不会带来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幼儿时期经常遭受的剥夺往往也具有挫折性，例如，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提醒我们小心对待。观察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可知，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看得无足轻重。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利用这个观点会顺利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他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他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例如，创伤，冲突，身体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印证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做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对于人格剥夺，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而威胁是。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同样与威胁的概念交错。单纯的选择是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要视每一个个别的有机体而定。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然。
例如，一位妇女参加一个社交晚会时，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因为这一社交场合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作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一般会消失。然而，当一位妇女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选择，而是在两个人之中选择一个来做自己的丈夫，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冲突仍然是一个选择问题，但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重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作出选择之后，威胁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就很容易导致病态。
灾难性冲突是一种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也只有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把那个词的意义延伸，才可以被称为冲突。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他必须面对明知带有灾难性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病实验中的情况。
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和我们精神病理学观点分析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威胁并非总是致病的；对于威胁既有健康的应付方式，也有精神病或神经病的解决办法。此外，一种明显的威胁情况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可能导致也可能并不导致在心理上受威胁的感觉。一次轰炸或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其威胁的程度可能还不如受人嘲笑，被人冷落，被抛弃，自己的孩子生病，或者受一位陌生人的凌辱。而且，威胁也可能起到使人坚强起来的作用。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原由来谈论，我们最好还是来分析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病态，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
我们可以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然后则是选择，可以假设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来说是次要的概念。重要的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因素——威胁——实际上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有阻挠作用。
威胁——其他反应的动力刺激
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心有余悸。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带来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伴随的各种冲突。
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哥尔德斯坦、史勒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有机性精神病患者都感受到基本的威胁。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
从卡顿诺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著中，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必须再一次指出，一种受创伤的遭遇同受创伤的感觉并不一样，也就是说，一种受创伤的遭遇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但却不一定非造成这种威胁不可。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以给人教益，使人坚强。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活本身最基本的行为功能——行走，奖金，交谈，进食等等——所发生的一种基本威胁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叙述一下其论点的大意：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在他的门外守候。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极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能力，其他一些比较轻微的创伤威胁当然也就更小一些。另外，某种性格结构使一些人易于受威胁左右，在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这种反应则更经常地发生。
不论什么原因，死亡的临近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基本的信心而处于感到受威胁的状态。当我们再也无法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使我们无法忍受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会有各种威胁的感觉。其他“我们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类中还应该加上严重的痛苦，这当然更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或者还能扩充一下这一概念的内容，把通常包含在其他种类中的各种现象也包含进来。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突然的强烈刺激，没有预防便被摔落、摔倒，任何未被解释或陌生的事情，某种对儿童产生威胁而不仅仅是引起激动，更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习惯或节奏的打乱。
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的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威胁性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威信，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才能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的威胁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
一般说来，下面的几点都被觉得有我们所谈意义上的威胁性：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掌握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不管我们对威胁下怎样的定义，有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到：一个最终的定义，不管包括其他什么内容，当然必须涉及到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关于精神病病因的理论也必然要直接依赖动机理论。
界定威胁的必要性，可以从一般动力学理论和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为能只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单纯依照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而界定的。最坚持这种错误观点的是一些所谓动物神经病的研究者。
我们该如何确定某一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轻易地由足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作出判断，如精神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受到威胁的症状作出反应时，我们才会知道那是一种有威胁的情况。这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界定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界定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随着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所谓循环定义的名声也必定好转。无论如何，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来说，这当然并非一个高不可越的障碍。
动力学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始终把威胁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作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有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病理论中，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性质，又有必要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首先，我们来探讨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
在动物行为紊乱方面的研究中很容易得出，它们的研究一般是针对外界环境方面而非动力方面。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一旦被稳定下来，就以为完成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错误了。当然，最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只有有机体觉察到或因此作出反应，或以某种方式受其影响的事物。
这一事实，以及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他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光应该得到口头认可，还应该承认它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最终的结果。例如，巴甫洛夫已经证明，动物必须具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气质，否则外部冲突就不会导致任何内部冲突，而且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
我们还应认识到，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使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的个别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在戈恩特和李得尔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正是如此。我们通过对白鼠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例子中，有机体的特性对于决定是否会因为相同外部情况而衰竭是至关紧要的。不同种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于外部情况进行观察，作出反应、感到受威胁或是不受威胁。当然，在许多类似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得并不精确。此外，由于忽略了对有机体所受威胁的性质应该个别界定，便似乎难以理解各种动物对于同一情况所作出的反应的差异性。
比通常用在这类文献中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这是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了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但我们还应该使它的某些含义更清楚一点，例如，从动物那里夺走它看重的东西，可以导致同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样的病理反应。
在人身上，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外，这一概念还应该包括某些疾病和某些对有机体整体人格的损害的威胁性质等因素，它使一个动物能够面对某个要求它做一些难以做的事情的情况；它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毫不在乎，对它无动于衷，甚至不屑对它进行察觉，便可以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它作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在史勒的说法上加一个强烈动机的说法来获得：“当有机体面临一个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对付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也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现象。然而，它是为实验目的而对威胁理论所作的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叙述，这是它的优点。
另外，动物的行为前后表现得并不一致。这是由于忽略了区分动物在面临非威胁性或威胁性选择以及威胁和非威胁性挫折中的情况。如果设想动物正处于迷宫中一个选择点上的冲突情况，那它为什么不经常地崩溃呢？如果设想剥夺食物24小时是对于老鼠的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假设或概念都需要改变一下。一个忽略区别的例子不能区分两种选择：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些事物，在另一种选择中则什么也没放弃，在这种选择中目标保持不变并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这同一个得到了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而且食物和水之间二者不可兼得时，它就可能有受到了威胁的感觉。
我们决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
普通的或有神经病的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要比健康成年人多。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越来越不受威胁的影响；举例说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有信心，他的男性气质便不容易受到威胁。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爱或可爱，那么，即使你不再爱他了，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必须再一次依靠功能性原则。
威胁的大部分特殊例子都归在“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哥尔德斯坦也曾这样做过。这样强调将来的以及当时的损害，有许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已经觉察到偏离了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概念的相对性和由此而来的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搞成同义词，造成了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但在将来则是有威胁的或对成长是有妨碍的。孩子现在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不利于他成长。例如：父母过于满足孩子，从而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变态。
另一个由精神病的单元性质所引起的难题是由于它和不很完善的发展相提并论而引发。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如果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精神病理学也可能是单元的。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医学模式上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一般性疾病的特殊反应，正如霍尼所声称的那样。我关于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的实验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出有一般心理疾病而不是臆想病或忧虑症等特殊神经病的患者方面卓有成效。
我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说，因为它们都是由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引发的，而这也是我最想说明的。有必要做的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它的各种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
向丰满人性的努力
二十世纪中期普遍承认的理论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那时存在着的、医学模型上的一种疾患或病症。但我们已经学会用辩证的方式看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丰满人性的向前的困难摸索，在畏缩而不是在勇气的庇护下胆怯而软弱地前进，而这过程既包含着现在也包含着未来。
我们得到的一切证据（大都是临床证据，也有某些其他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几乎每一个新生物，都有一种倾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倾向成长或倾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在人类总体中只有一少部分达到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倾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既预料到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又失望于这种可能性实现的罕见，这是我们研究人性的新方法。不论何种现状，这种态度和“现实主义的”何种现状都接受的态度是对立的，后者认为现状是常规，例如电视的民意测验。此时此刻，无论是从描述观点看，还是从没有价值观念的科学观看，这一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满足。常态宁可说是一种疾病或残废或瘫痪，那是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而未加注意。我想起我在大学时代用过的一本陈旧的异常心理学教科书，内容其实糟透了，但卷首插画非常精彩：下半部是一列孩子，苹果脸，甜蜜的微笑，兴高采烈，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上部是地铁车箱中的许多乘客，愁闷，灰溜溜，绷着脸，似乎很生气。下面的解说词非常简单：“怎么啦？”这正是我要谈论的问题。
另外，我一直在进行的工作一部分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是为研究工作进行铺垫，是试图说明所有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我们力求能够在一种科学的方式中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即，核对、检验、使结果更精确，并观察它是否真实，直觉是否正确，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简单地提出几个和下文有关的理论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和应该之间、行为和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哲学家们一筹莫展的问题，自有哲学家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讨论着这个问题，但进展却很小。我愿提供某些思考，在解答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中这些思考对我是有帮助的，也可以这么说，是突破两难困境的第三只角。
熔接词是一个一般的结论，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在某种哲学方式中，事实往往有一定的指向，或者说，它们是有矢量的。事实并不是躺在那里，像一块锅饼，什么事也不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路标，能告诉你该怎么办，向你提出建议，引导你向某一方向而不是相反方向前进。它们“呐喊着”，它们具有需求性，甚至具有如克勒所说的“必需性”。我常有这样的感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充分认识，我们便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们必须决定到底该怎样做时，充分的知识常常能帮助我们做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例如，我们在治疗中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人们的“认知”越来越有意识时，他们的解决、他们的抉择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主。
这就是说，有的事实或词汇本身兼有两种作用——规范和描述。我暂且称它们为“熔接词”，表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熔化和连接。除此以外，我不得不力求解决“是”和“应该”这一问题。
正像我认为所有人在这类工作中都会这样做一样，在我谈论的开始，是在一种坦率的规范方式中前进。我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健康？我先前的哲学教授仍然像长辈那样非常亲切地对待我，我也像晚辈那样尊敬他。有一次他写给我一封担忧的信，善意地责备我不该以傲慢的方式处理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两千年的思想，而你却在这层薄冰上那么随意和漫不经心地滑行。”我回信解释说：“这一类的事正是一个科学家的作用方式，这也是他的研究战略的一部分，即滑过哲学的难题越快越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的信写道：“我从战略考虑，在推进知识中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涉及哲学问题，就应该是坚决的天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态度。我曾觉得，谈论正常与健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有启发的，因此我常常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任性。我曾做过一项研究，用一些优等的画和一些劣等的画作为测试材料，我在注脚中直接写道：“优等的画在这里的定义是我所喜欢的画。”我的目的是看我是否能跳到我的结论，并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坏的战略。在研究健康人、自我实现者时，一直有一种从公开规范的和坦率个人的稳定运动，一步一步地趋向越来越形象的、客观的词汇，直到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自我实现测验。现在已能在操作上对自我实现做出定义，像智力通常的定义一样，即，自我实现也是可以用测验测试的。它和各种外部变量密切相关，并继续积累着相关的意义。作为一种结果，我深受启发，觉得从“坚决的天真”出发是正确的。我用直觉的、直接的、个人的方式所看到的，现在大都正在由数字、表格和曲线进行验证。
“丰满人性”与“自我实现”概念相较，这是一个更富有描述性和客观性而又保留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规范涵义的概念。我们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从直觉的启发式的开端逐步向越来越高的确定性、越来越大的可靠性、越来越客观的外部证实运动，这又意味着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的和理论的效用。这种说法和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以前由罗伯特·哈特曼的价值论著述那里受到启发而形成的，他把“善”定义为实现一件事物的规定性或概念的程度。这使我认为，或许把人性概念理解为一种数量的概念是为了研究的目的。例如，丰满人性可以用分类的方式说明，即，丰满人性是抽象的能力，运用合乎文法的语言的能力，爱的能力，有一种特殊性质的价值观，能超越自己，等等。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种全面分类的规定用明细表描述出来，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对于这种想法我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但它非常有用，只要能向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在理论上阐明就行。这个概念能成为描述性的和定量的，但也是规范的，比如说这人比那人更接近于丰满人性。甚至我们能说：这人比那人更多人性。它确实是描述客观，因为它和我的愿望与旨趣、我的个性、我的神经症无关；而从丰满人性概念中排除我的无意识的愿望、畏惧、焦虑、希冀要比从心理健康概念中排除容易得多。
在研究过心理健康或任何别的类型的健康之后，你将会发现，它是如此具有诱惑，使你不禁要投射你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使这个概念弄成一种自我描述，也许是一种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子，或你认为人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描述，等等。你会不得不长时间支持这种倾向，并且你将发现，虽然在这样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客观的，但肯定很难做到。即使这时你也不敢绝对肯定。归根结底，假如你选择研究对象是以你个人的判断和诊断为基础，这样的选样错误的机率会比你依据某种非个人的标准进行选样时多。
很明显，熔接词是高于较纯规范词的一种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避开了更坏的陷阱——科学只能是无价值观念和非规范的，或超人类的。熔接概念和熔接词使我们有可能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从它的现象学和经验的开端向更可靠、更有效、更确信、更准确、更能与他人分享和取得一致的目标前进。
其他常用的熔接词有：成熟的，演化的，发展的，发育受阻的，残缺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优美的，笨拙的，愚蠢的，等等。还有许多许多词是不太明显的规范与描述相熔接的词。我们可能终有一天不得不认为熔接词是可以作为范例的，是正常的、通常的和核心的。那时，较纯描述词和较纯规范词会被认为是边缘词和新生词。我相信，这将成为人本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世界观现在正迅速晶化为一种有结构的形态。
首先，这些概念太绝对地外离于心理了，不能充分说明意识的性质，心理内部的或主观的能力，例如，欣赏音乐，沉思和冥想，分辨韵味，对个人内在呼声的敏感，等等，能够在个人内部世界融洽生活，可能和胜任社会生活或胜任现实生活同等重要。但从理论的精致和研究的战略观点看，这些概念不如一张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的清单那么客观和直观。
我认为这些模式没有一个是和医学模式对立的，它们彼此没有必要二歧化。医学上的疾病能削弱人，因而它也处在从较多人性到较少人性的连续系统上。当然，对脂肪瘤、细菌侵入、癌等而言，医学的疾病概念尽管是必需的，而对神经病的、性格的或精神失调而言，却又肯定是不充分的。
说“丰满人性”而不说“心理健康”，因此可以相应地说“人性萎缩”而不说“神经症”。但这又是一个没一点真实意义的词。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的丧失或缺乏，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数量的问题。再者，这更接近于能在外部观察到，更接近于外现行为，这自然使它比焦虑、强迫症或压抑等更易于研究。它也把一切标准的精神病学的范畴纳入同一个连续系统中，包括来自贫困、剥削、不适当的教育、奴役等所有发育受阻、残缺和抑制，也包括来自经济上有特权的人的那些新型的价值病态、存在性紊乱、性格紊乱，并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来自吸毒、精神病态、专制主义、犯罪等种种萎缩，以及来自另外不能在同样医学意义上称为“疾病”（如脑瘤）的种种萎缩。
这是一种长久被忽略且脱离医学模式的激进运动。严格地说，神经症意味着一种神经性的疾病，我们现在不用这个陈旧的说法也照样行得通。此外，用“心理疾病”会把神经症置入和溃疡、损伤、细菌侵袭、骨折或肿瘤相同的论题范围。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最好设想神经症和精神紊乱有关，和意义的丧失、对生活目的的怀疑、失恋的痛苦和愤怒、对未来的失望、对自己的厌恶、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或和失去幸福或爱的可能等等有关。
这些都是抛开丰满人性、脱离人的盛开之花的凋零。它们是人曾有的和也许还会有的可能的丧失。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卫生术和预防法在这一心理病源学的领域内必然也会有点用处，但和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哲学的、价值论的、和家庭的决定因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我们可以从心理、哲学、教育、精神方面的转移倾向中赢得某些好处。在我看来，这一转移鼓励了对生物基础和体质基础的正确理解。在任何有关同一性或真实自我、成长、揭示疗法、丰满人性或人性萎缩、自我超越或任何其他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都不能不涉及潜在的生物因素和体质因素。简短地说，我认为，要帮助一个人向丰满人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他对自身同一性等等的认识。这一工作极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作为人类的一员在生物学上、气质上、体质上是怎样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愿望、需要，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适合做什么，自己的命运是怎样的。
可以毫不畏惧地说，关于个人自己内部的生物学的现象学认识，关于我称为“似本能”的本性、关于个人动物本性和种性的认识，这才是对自我觉知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当然是精神分析要努力做到的事情，即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动物冲动、需要、紧张、抑郁、爱好、焦虑，这也是霍尼在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之间进行区分的目的，这也正是个人对于自己真正是什么的一种主观的意识判断。如果一个人不首先是个人自己的身体、个人自己的体质、个人自己的机能、个人自己的种性，他又能真正是什么呢？
这一范式可以一直延伸到个人发展的最高水平，甚至延伸到个人自我超越的水平，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完全有理由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的似本能特性，或可称为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似本能特性。我甚至觉得这种个人发现的价值论也能纳入“个人似本能性的现象学”范畴，或纳入“主体的生物学”或“体验的生物学”等范畴。
这一人性程度或量度的单一连续系统在理论上和科学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连续系统不仅包括精神病学家和医师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也包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关注的一切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能把我们所知的各种健康和各种程度的健康纳入这同一个单一的连续系统，甚至加上自我超越的、神秘融合的“健康以外的健康”以及未来可能揭示的任何更高的人性可能性。
我至少从这种思路中获得一项特殊的好处——我的注意力可以敏锐地转向我称为“内部信号”或内部暗示或刺激的东西。我起初未能充分认识到，在多数神经症以及许多其他身心障碍中，内部信号会变得微弱或甚至完全消失（如在严重强迫性神经症中），或“听”不到或不能被“听”到。在极端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体验的人，例如行尸走肉、内部空空的人。恢复自我必须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喜欢谁，不喜欢谁，知道什么是愉快的和什么不是，什么时候应该吃、睡、解手、休息、等等。作为绝对必需的条件，当然包括恢复拥有和认知这些内部信号的能力。
没有什么体验的人，因为自身不能发出明确的指令或真情呼唤而只看好外面的情形而动。例如，吃饭要看钟点而不是顺从他的食欲。他靠时钟指引自己，靠常规、日历、日程表、议程表、他人的提示指引自己的生活。
不管怎样，我认为神经症是由于个人成长的幼稚的解释，当然已具有很明确的特定意义。它是未能达到的但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一个人本来能够达到，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本来应该达到的目标，即，他在未受阻挠的方式中成长和发展就能达到的目标。个人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世界被弄得很狭隘，意识变得很局促，能力受到抑制。例如，优秀的钢琴家不能在众多听众面前演奏，或恐怖症患者被强制回避高处或人群。不能学习、不能测试、不能吃多种食物的人肯定已受到削弱，正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样，认知性的损失，失去的快乐、欢欣和狂喜，不能胜任，不能放松，意志的消沉，怕负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萎缩。
用更实际的、外观的和定量的人性丰满或萎缩的概念来取代心理疾病和健康的概念，正如我曾提到的那样。我认为，人性概念在生物学上和哲学上也是较健全的，萎缩是可逆的或不可逆的。例如，我们对于妄想狂人要比对于一个友好的、可爱的歇斯底里的人会感到失望得多。萎缩自然也是动力型的、弗洛伊德式的。弗洛伊德独创的方式谈到一种存在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相同的意义上，萎缩也能导致一些后果和过程的出现。就简单描述方式看，它仅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是一种完成或终结。这些丧失在多数人中不仅引导到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团体已经阐明的各种防御过程，例如，引导到压抑、否认、冲突，等等。它们也引导到我曾强调过的抗争反应。
冲突本身自然也是比较健康的标志，假如你曾遇到过真正冷漠的人，真正绝望的人，已经放弃希望、奋斗和抗争的人，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神经症对照地看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事态。它表明，一个受到惊吓的人，不信赖自己、轻视自己的人，仍然力争达到人类的传统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得到的作为人的基本满足。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胆怯的和无效的、趋向自我实现、趋向丰满人性的努力。
萎缩自然也可能是可逆的。常见的情况是，只要满足了需要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儿童中。对于一个缺乏爱的儿童，显然最好的办法是给他充足的爱抚，把爱洒遍他全身。临床的和一般的经验都表明这是很有益的。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我猜测十之八九是如此。同样，尊重对于抵制无价值也是一副特效药。于是这使我们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假如我们认为医学模式上的“健康与疾病”在这里是过时的，那么医学的“治疗”和“治愈”概念和权威医师的概念也必须被清除和取代。
防御自己逃避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更多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或人的实现（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设真的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在这一类对成长的防御中，我特别谈一点——因为它还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我称之为约那情意综。
在我自己的笔记中，我最初称这种防御为“对自身特有的畏惧”或“逃避自己的命运”或“躲开自己的最佳天才”。我曾想尽量坦率和尖锐地强调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害怕我们的至善正如害怕我们的至恶一样，尽管方式有所不同。就我们大多数的情况而言，我们肯定都要比我们的实际表现更杰出。我们都有尚未运用的潜能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我们许多人都在逃避我们体质上提示的天职事业、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有时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正如约那力图徒劳地逃避他的命运一样。
我们害怕仔细设想我们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一样）。我们一般怕变成我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高峰时刻在我们自己眼中看到的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我发现很容易就能向我的学生证明这一点。只要问他们：“你们中有谁希望成为最伟大的小说家，或成为一位参议员、州长，总统？或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谁想当联合国的秘书长？谁企望当圣人？你们中间谁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通常，人人都突然咯咯地笑起来，羞愧而不安，直到我再问：“假如你不干，那么谁来干？”这自然是真理。当我以这种方式推动我的毕业生趋向这些更高的抱负水平时，我又说：“你们现在秘密计划要写的伟大著作是什么？”这时他们常常显得手足无措，并支支吾吾，设法避开我。但为什么我不应该那样问？除心理学者以外还有谁更有能力写心理学著作？这样我就能再问：“你不打算当心理学家吗？”“当然想。”“你受的训练是要当一名缄默的或不活跃的心理学家吗？那样有什么好处吗？那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不，你应该想当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当你力所能及的最佳的心理学家。假如你犹豫彷徨只打算较次于你力所能及的事业，我就要警告你，在你的余生你将深感遗憾。你将逃避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可能性。”
这种矛盾心理不仅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最高可能性设想中，而且我们对于特殊人性中和一般人性中这些同样的最高可能性也抱有一种持久的、相当普遍的、甚至必然的冲突感和矛盾心理。当然，我们敬佩并羡慕优秀人物，圣贤，忠诚的、德高的、纯洁的人。但是，任何深入观察过人性底蕴的人难道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圣洁人物所怀有的混杂情感和往往更倾向敌对的情感吗？或者对非常美的女人和男人，对伟大的创始者，对我们的智力天才，不也同样如此吗？不需要成为心理治疗专家就能看出这一现象——被我们称之为“对抗评价”。只要读点历史就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事例，甚至我可以说，可能在全部人类史或任何历史的探寻中也找不出一个例外。我们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善、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但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妒忌和羡慕，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往往使我们失去自信、自制和自重。
因此，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暗示：大人物仅仅凭借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伟大就足以使我们体味到自己的渺小，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要造成这样的影响。假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用，而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一出现我们就会自惭形秽，那么我们会很容易以主观投射做出反应，我们会认为他们极力想贬低我们，像是特意针对我们的。于是敌意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因此，我认为自觉的意识能削弱这种敌意。假如你愿意对你自己的对抗评价、对你的畏惧和敌意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你将很可能不再对他们怀有恶意。我因而也愿意这样推断、猜测，假如你能学会更纯洁地喜爱他人中的最高价值，这也许会使你也喜爱你自身的这些特性而从此消除畏惧。
鲁道尔夫·奥托曾精辟地概括说明，对崇高事物的敬畏与这一动力紧密相连。把这一点和爱利亚德对神圣化和去圣化的洞察结合起来。我们对于直接面对神或神圣事物引起畏惧的普遍性就能更深刻认识了。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也有一些地点和物体是禁忌的，因为它们太神圣因而太危险。我也曾从科学和医学中提供过一些去圣化和再圣化的例子，并力图解释这些过程的动力学。归根到底，它们大都来自在崇高和至善面前的敬畏，而且这一敬畏是内在的、有理由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无法“治疗”的绝症。
但我又觉得，这些敬畏和畏惧不单单是消极的或使我们逃遁或畏缩的东西，它们也是合乎需要的、愉快的情感，能把我们引到最高的欢乐点、自觉的意识、洞察和“彻底的作用”。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途径，通向对我们最高能力的接受，通向我们可能已经掩藏起来或避开的不论任何伟大或善良或智慧或天才的因素。
我在试图理解为什么高峰体验通常都很短暂，结果得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我们不过是不够坚强，所以不能承受过多！它太震撼、太耗损人了。因此，处于这种极乐时刻的人往往说，“不能再多了”，或“我受不了啦”，或“我简直要死了”。当我得到这样的说明时，我有时会觉得，他们可以死了。令人发狂的幸福不可能长久承受，正如我们的机体太弱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高峰体验”一词比我起初认识到的所有含义更恰当。剧烈的情绪必然是极点的和暂时的，它必然逊于非极乐的宁静、较平和的幸福、对至善清晰、深沉认知的内在喜悦。极点的情绪不能长久持续，但存在认知能长久持续。这难道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约那情意综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怕被摧毁、怕失去控制、怕垮掉、怕瓦解甚至怕被那种体验杀死的合理畏惧。伟大的情绪最终能在实际上淹没我们。怕沉缅于这样一种体验的情感，一种使我们想起一切能在性感缺失中发现的类似畏惧的畏惧，我认为能通过心理动力学、深蕴心理学以及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等等文献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在探索自我实现何以失败时曾遇到过另一方面的心理过程。对成长的逃避也能由对妄想的畏惧发动。自然，这一点曾在较普通的方式中被谈到过。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传奇文学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都能发现。例如，希腊人称它是对自大的畏惧。它被称为“有罪的傲慢”，这当然是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自己这样说——“是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要质疑柏拉图并胜过柏拉图”——的人必然迟早要被他的自以为是和骄矜弄得麻木不仁，特别是在他比较脆弱的时刻，他将对自己说：“谁？我？”并认为那是一种疯狂的想入非非，甚至惧怕那是妄想狂。他把他对自身内在自我及其一切弱点、彷徨和缺陷的认识和他所知的柏拉图的光辉、完美而无瑕疵的形象相比，于是，他自然会觉得自己太放肆、太自大。可他没有认识到，柏拉图在内省时必然也会有与他同样的感觉，但柏拉图终于前进了，越过了他对自己的怀疑。
就某些人来说，这种对自身成长的逃避，只见于低水平的抱负，怕做自己所能做的事，自甘摧残、假装的愚蠢、狡诈的谦卑，实际上是对自以为是、对骄矜、对有罪的傲慢和自大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谦逊和自豪之间的优美整合，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的傲慢”，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假如你只有傲慢而无谦逊，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你必须意识到自身的神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要意识到人的存在的限度，你必须能够同时嘲笑你自己和人的一切矫饰。假如你能对毛毛虫想当神仙感到有趣，那么实际上你便有可能继续尝试并满怀自豪而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妄想，或会不会招致冷嘲热讽。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法。
我在阿尔都斯·赫胥黎身上看到了它的最佳利用。他肯定是我所说的那种伟大人物，一位能够接受自己的天才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永远对每一件事情的精彩和迷人深感惊奇，能像一个纯真的孩子一样，对事物的奇观惊叹不已，能经常说：“妙极啦！妙极啦！”他能用开阔的视线观察外界，用毫不掩饰的纯真、敬畏和迷恋进行观察，这是一种对自己渺小的承认，一种谦逊的形式，然后安详地前进并对他为自己树立的伟大任务毫不畏惧。
最后，我是想说明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它们也是最高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和所有的基本需要一样，都能落入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所制定的模式。因此，说我们需要真理，爱真理，追求真理，这肯定是有根有据的。不过，也同样容易证明我们也惧怕认识真理。例如，某些真理伴随着一定的责任，可能会引起焦虑。直接地回避对真理的意识是逃避责任和焦虑的有效途径。
我设想，我们一定会找到每一种内在的存在价值的辩证关系。我曾模糊地想到，讨论如“对美的爱和因美而不安”、“对好人的爱和因他而激怒”、“对卓越的寻求和毁灭卓越的倾向”等等问题，当然，这些对抗价值在神经过敏的人中表现得更强烈，但据我看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应该冷静对待我们自身中的这些无谓的冲动，自始至终我都这样认为。最好的对待办法是通过有意识的洞察和彻底的研究，把妒忌、猜疑、不祥的预感和龃龊的想法转化为谦恭的钦慕、感激、欣赏、崇敬甚至崇拜。这条道路是自感渺小、软弱、无价值并接受这些感受而不必以一概而论的办法来保护一个假造的高度自尊。
我又认为，理解这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应该有助于我们欢迎他人中的存在价值，而且也欢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价值，这将有助于解开约那情意综。
进攻并非生命的本能决定
基本需要（动机、冲动、驱力）从表面上看并非邪恶或是有罪。一个人需要食物、安全、归属、爱、社会认可、自我认可和自我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是他们渴望满足的愿望，是值得称赞的。即使是为了科学上的谨慎起见，我们也必须说，这些愿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或全部的人类能力（进行抽象活动的能力、讲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能力、创立哲学的能力等等），而且也适用于人在素质上的差异（主动活动或被动活动较高或较低的能量水平等等）。至于渴求真、善、美、合法、质朴的那些超越性需要，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文化中，把它们说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或有罪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所以，在我们的世界中、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我们自己的个性中，那些很明显的大量邪恶并不能由关于人性和人类的那些原始材料来解释。诚然，我们有足够的事实把大量所谓的邪恶归咎于身体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归咎于人的无知和愚蠢，归咎于人的不成熟，归咎于败坏的社会机构和日益败坏的世风。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到底有多少邪恶可以归纳到这些因素上去。众所周知，邪恶可以通过健康和治疗、知识和智慧、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健全的社会习俗和体制而逐日减少，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些措施能把邪恶减少到零吗？的确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拒绝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从生物学根本意义上来看，主要是邪恶、有罪、刻薄、残忍、暴虐、凶狠的。但我们却不敢肯定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一点邪恶行为的似本能倾向。很显然，我们对各种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因而不能毫无根据地作出这样的断言，至少我们手头有些证据是与这种断言互相抵触的。但无论如何，这类情况毫无疑问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而且这些问题也完全能够由一种经过适当扩充的人本主义科学来加以解答。
我原本想将这个所谓善与恶的范畴中的关键问题用经验来阐明。虽然我们并不想给出一个定论，但我们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于破坏性的认识即使没有达到最完善的地步，但却有了很大的进展。
首先，从一些动物中可以看到那种类似于原发性的进攻性。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动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动物身上，但确实在某些动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进攻性。有些动物看上去好象是为杀死别的动物而杀死别的动物的，它们并不是出于某种突出的外在动机而表现出进攻性的。一只狐狸跑到鸡窝里大开杀戒，它所杀死的鸡是它完全吃不了的；猫追老鼠更是尽人皆知的；牡鹿处于发情期会主动寻衅斗殴，有时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同伴。许多动物，甚至一些高等动物，它们一旦步入老年，由于明显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会变得愈加恶毒；以前比较温顺的动物这时会狂躁残暴。对许多不同的动物来说，杀戮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
研究者曾对老鼠做过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养起野性、进攻性和残暴性，正如人们可以在它们身上培养起解剖学特征一样。至少在老鼠这种动物那里，实施暴虐的倾向有可能是原发性的，由遗传得来的，它对老鼠的行为起着主导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别的动物种类那里。实验还普遍证明，野蛮残暴的老鼠与温和柔顺的老鼠比较起来，其肾上腺显然要大得多。这一发现使以上情况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当然，遗传学家们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驯化其他种类的。在动物身上培养起温和柔顺的性情，使它们一点也不残暴。正是这样一些例子和观察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那种最为简单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行为都来自特定的动机，而在此之前，这一特殊的行为还是被一种遗传冲动所激发起来的。
再进一步细致分析可知，动物中其他许多表面看来是原发性的暴行，并不完全像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动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样，进攻行为能够通过许多方式，由许多情景激发出来。例如，有一个因素称为领土性，我们可以以在地上筑巢的鸟儿为例来对这一因素进行一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群鸟为自己选择好了繁殖的处所之后，别的鸟儿要进入这片范围就会遭到进攻。但是这群鸟仅仅进攻那些冒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而不会进攻别的鸟。它们并非见着别的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发起进攻，有些种类的动物见着别的动物就要进攻，甚至连它们的同类也不例外，只要这些动物没有它们这一特殊族类的气味和外表。例如吼猴常常组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任何别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这一群体，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攻击。但是如果这只猴子能够忍过足够长的时间，它最终就会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又去进攻那些闯入这一群体中的后来者。
在研究高等动物时发现，统治地位是进攻行为的导火索。这些研究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在此详加引证，但我们可以说，这种统治地位，以及时而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进攻性，对动物来说确实具有实用的价值或者求生的价值。动物在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进攻的成功与否，而它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又决定着是否能获取充足的食物、它是否能够获得配偶，以及其他生物方面的满足。实际上，在这些动物身上表现出的所有残暴行为，只有当必须使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时候，只有当必须在统治地位方面实行一场革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一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别的动物种类，我还不敢确定。但是我预测，领土现象、进攻陌生动物的现象、满心嫉妒保护母兽的现象以及其他常常用本能的进攻和残暴来加以解释的现象，通常都是由争夺统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种为进攻而进攻的特殊动机引起的。这种进攻是手段行为而不是目的行为。
通过研究类人猿，人们发现进攻很少是原发性的，更多则是派生性、反应性和功能性的，是对一种动机整体、社会力量整体和直接的环境因素所作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应。像黑猩猩这种与人类最相似的动物，我们无法设想它的某一行为是为进攻而进攻的，这样的行为绝不存在。这些动物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都极其可爱，极富合作精神，非常友好。以至于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管是何种原因而采取的残暴的进攻行为。大猩猩也有类似的地方。
因此对关于从动物到人的整个论据加以不定期质疑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论述起见才接受这样的论据。如果我们把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作为起点开始我们的推论，那么我们就必须作出如下结论：这些动物的行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如果说人有来自动物方面的遗传因素，那么多半都是来自类人猿的，但事实证明，与其说类人猿富于进攻性，倒不如说它更富于合作精神。
能够十分恰当地描绘成不合逻辑的动物中心主义的伪科学思维是造成这一错误的决定因素。人们犯这种错误的步骤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建立一套理论，或者树立一种偏见，然后再从整个进化领域中选取那种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的动物；其次，他们故意对所有不适宜于这一理论的动物行为视而不见，如果某人想要证明本能的破坏性，他就毫不犹豫地选取狼，而将兔子抛置身后；第三，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对从低级到高级的整个线系等级进行研究，而不是去选取某些他所喜爱的动物种类，那么他就能够表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例如动物越是向着高等发展，食欲就变得越来越起作用，而纯粹的饥饿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且，动物的可变性也越来越强烈，从受精到成年这段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射、荷尔蒙和本能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并且日益被智力、学习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取代。
动物中心实验的最终结论如下：首先，从动物到人的讨论从来都是一项谨慎细微的工作，因此在讨论时必须一丝不苟；其次，原发性的和由遗传得来的趋于破坏性或残暴进攻的倾向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确有其事，但这类动物可能比大多数人所相信的要少一些，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这种倾向完全不存在；第三，如果我们对动物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殊的进攻行为进行仔细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都是对各种刺激物所作的继发性的和派生性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某种为进攻而进攻的本能的表现；第四，动物的等级越高，它的纯粹原发性的进攻本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到了猿人阶层，似乎根本就找不到关于这种本能的证据；第五，如果人们细致入微地研究猿人这一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那么，有关原发性的恶意进攻的证据几乎完全找不到，相反，我们却能找到大量有关友爱、合作精神甚至利他主义的证据。最后一点来自这样一个倾向，即当我们除行为以外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设想出一些动机来。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们也都普遍认为，多数食肉动物杀死它们的猎物都纯粹是为了获取食物，而并不是为了施虐。如同我们取得牛排是为了食物而不是出于戕杀的欲望一样。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意味着，任何认为人的动物性驱使他为进攻而进攻、为破坏而破坏的进化观点都应该加以怀疑或拒绝。
对儿童的观察、实验研究及其发现类似于投射方法或罗夏测试的墨迹，成年人的敌对都可以投射到上面去。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大谈儿童的天生的自私和破坏性，与关于儿童的自私和破坏性的论文相比，关于他们的合作、友爱、同情等的论文少得可怜，而且后者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还常常遭到忽视。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们经常把小孩看成是“小鬼”，天生就带着原罪，内心深藏着仇恨。毫无疑问，这一幅未经冲淡的图画是虚假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内实在是缺少科学的材料。我的论点只是建立在少数几篇有关儿童同情的出色论文（特别是墨菲的论文）、我自己与儿童相处的经验、最后还有某些理论考虑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便是这些有待补充的证据在我看来也足以使人对下面的结论产生怀疑，即儿童主要是些充满破坏性、进攻性和敌对性的小动物，人们必须用纪律和惩罚来约束他们，这样在他们身上才会出现少许的善性。
正常的儿童实验和观察到的事实似乎表明，他们经常都是怀着敌意的、具有破坏性的和自私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许同样表现为慷慨的、富有合作精神的和无私的。决定这两类行为出现的相对频率的主要原则似乎是，当他在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阻碍和威胁的时候，他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私、仇恨、进攻性和破坏性；在那些基本上受到父母的爱和尊重的儿童身上，破坏性则要少一些。而且事实上，现有的一切证据都表明破坏性确实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儿童的敌意都是反应性的、手段性的或防御性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一岁左右的健康的、得到充足爱和关心的儿童，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任何可被称为邪恶、原罪、施虐狂、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破坏性、敌对或者故意实施暴行的情况。恰恰相反，细致和持久的观察之下往往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在自我实现者身上看到的每一种人格特征、所有可爱的、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品质都可以在这样的婴儿身上见到，当然不包括知识、经验和智慧。人们之所以如此喜爱儿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儿童在他们生命开始的一二年完全没有明显的邪恶、仇恨或恶意。
在正常健康儿童身上，我不相信破坏性会简单直接地表现为主要的破坏驱力。在考察得更加仔细的前提下，许多表面的破坏行为都可以从动力学观点加以分析。儿童把一只钟拆得支离破碎，这在他心目中并不是要毁坏钟，他只是想对钟进行一番内部检查。如果在此我们硬要用原发性驱力来解释儿童的行为，那么比破坏性更为明智的观点是好奇心。其他许多在心情不安的母亲看来是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不仅表现了儿童的好奇心，而且还是一种活动、游戏，儿童是在运用他日益成熟的能力和技巧，甚至是在进行实际的创造，例如儿童在父亲精心打印出来的名片上涂画一些漂亮的线条。人们常常认为儿童纯粹是为了从恶毒的破坏中取得乐趣而去进行破坏的，对此我不敢苟同。也许在病理学病例中，例如在癫痫症、脑炎后遗症中会出现某些例外，但即便是在这些病例中，至今还无法知晓儿童的破坏行为是否完全没有可能是反应性的，是对这种或那种威胁的反应。
亲族敌对却是一种特殊的、令人费解的情况。一个两岁的儿童对他刚出生的弟弟会做出某种危险的进攻行为，有时他的敌意还表现得十分天真和直率。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两岁的儿童只是不能想象他的母亲能够同时爱两个小孩。他并不纯粹是为了伤害而伤害，而是为了继续独占他母亲的爱。
心理变态人格是另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所采取的许多进攻行为经常看来都是没有动机驱使的。也就是说，他是为进攻而进攻的。我认为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原则，本尼迪克特在试图解释安全的社会何以参与战争时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原则。安全、健康的人们对那些广义上是他们兄弟的人，那些他们与之可以彼此认同的人并无敌意，对这些人也并不表现出某种进攻性，他们是友好、充满爱和健康的。但如果他们认为某些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人，于是他们就要起来消灭这些人，如同他们为获取食物而杀死扰攮不休的昆虫或屠宰动物一样，这是无罪的。我在理解心理时发现，由于这些人与他人没有爱的认同，因此就有可能轻易地伤害他们，甚至杀害他们，而在他们这样做时，却并无仇恨或者快乐，正如他们杀死那些有害的动物一样。有些看上去十分恶毒的幼稚反应可能也是由于这种认同的缺乏，也就是说，儿童这时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加入到人际关系中去。
最后，在我看来，这还关系到某些相当重要的语义方面的考虑。说得尽可能简明扼要一些，这就是说，进攻、敌对和破坏性都是成年人的词汇。这些概念对成年人意味着的那些意义对儿童完全不适用，因此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必须对它们有所限定，或者重新作出界定。
例如，儿童在他们出生的第二年，经常在同一个地方玩耍，而且是彼此独立地玩耍，彼此互不干扰。即使在这些儿童中间出现了某些自私的或进攻性的相互干扰，这也绝不同于发生在十岁儿童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如果一个儿童从另一个儿童那里将一个玩具硬抢过来，这种行为与其说像成年人的自私的进攻，还不如说像一个拚命从一个盖得紧紧的盒子中把某样东西掏出来。
一个一岁大的幼儿发现母亲的乳房从他嘴里拽出来，于是拚命大喊大叫；一个三岁的儿童还击打惩罚他的母亲；一个五岁的小孩大声高叫：“我真巴不得你死。”一个两岁的儿童仇视他刚出生的弟弟；但这些都是与上面的情况相同，我们都不能把小孩当作成年人来对待，我们也不应该像解释成年人的反应一样来解释他的反应。
如果将大多数这类行为用动力学行为放到儿童的参照系数中加以解释的话，可以接受的可能都必须看作反应性行为。这就是说，这些行为都极有可能出于失望、遭到拒绝、孤独以及那种害怕失去尊重和保护的心理，换句话说，都是由于他们的基本需要受到阻碍，或者由于他们感到了这种受阻所带来的威胁，而不是由于他们生来就有一种仇恨或伤害的冲动。这种用反应来对行为进行的解释是否说明了所有破坏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这样的行为，我至今所拥有的知识——或者确切说我们知识的缺乏——还不允许我立刻作出判定。
对各种材料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借助于民俗学而得以扩充。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对民俗学哪怕只是匆匆的一瞥，就会向有兴趣的读者证明，在各种文化中，敌对、进攻或破坏行为的数量是不定的，从0%到100%几乎不等。像阿拉伯西这样的部落就十分温和、友好，从不表现出进攻性，以至于他们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抛头露面的人来主持他们的仪式。但是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恰克亲人和多杜人，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以至于人们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才能阻止他们的互相残杀。当然，这里所描述的都是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作为这些行为的基础的各种无意识冲动，所有这一切很可能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大相径庭。
我之所以在这点上有发言权，是因为我曾直接了解过印第安的北布拉克福特部落。我对这个部落的了解尽管还不很充分，但却足以直接使人确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破坏行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这个部落的固定人口是800人，在过去的15年里他们仅仅发生过五次打架斗殴的事件。我是用我掌握的所有人类学手段和精神病学手段去寻找他们社会内部的各种敌对的行为，这些敌对的行为与我们更大的社会比较起来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在气质上都是友好的，而不是恶毒的，他们平常的闲聊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从不说三道四或谩骂诽谤。魔床、巫术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为整个部落的利益服务的，都是用于治病救人，而从不用于破坏、进攻或复仇。我在这个部落逗留期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我有丝毫恶意或者敌对的表现。儿童很少在肉体上受到惩罚，这个部落里的人都蔑视那些残酷对待自己的小孩和同伴的白人。他们即便在喝酒之后也较少表现出进攻性来，借着酒劲，那些年老的北布拉克福特人往往变得更加快活、纯真，对所有人都更加友好，从不撒酒疯或与人斗殴。这一部落里的人一点也不软弱，北布拉克福特的印第安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只是把进攻看成是错误、可怜或疯狂的罢了。
根据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性情感的破坏性以及那些恶毒或残酷的行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继发性和反应性的后果。
我对人破坏性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换句话来说，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整个或部分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产物。
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区别是我们在任何讨论中能够作出的最重要的区别。行为是由许多力量共同决定的，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简略地说，任何关于行为决定的理论都必须包括以下至少三方面决定因素的研究：性格结构、文化压力、直接的情景或领域。换一句话来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任何对行为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三个领域中的一部分。有了这样一些考虑，我就可以把我的问题重新表述如下：第一，破坏行为是如何被决定的？第二，破坏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某种遗传的、先天的和特定的动机吗？这些问题当然仅仅在一个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回答。所有可能的动机合在一起，本身都不能决定进攻或破坏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必须跨过文化的总体因素，必须考虑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直接的情景或领域。
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人的破坏行为有如此多的来源，以至于孤立地谈论破坏驱力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某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扫除道路上的障碍时，难免会带来另一方面的破坏行为。正如婴儿在努力拿到远处的玩具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正踩着别的玩具一样。
破坏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伴随反应之一。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对防御或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活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会经常发生敌对的、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到底是防御行为，是某种反应，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
对有机体的任何损害、对有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类似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坏行为。在病人大脑受损的许多病例中也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疯狂地努力通过各种极端的措施来支持他那摇摆不安的自尊的需要。
有一个造成破坏行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模糊。这就是对生活采取的独裁主义的态度。如果一个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森林中，而在这森林中动物被分成两群，其中一群动物能够吃掉他，而他却又能吃掉另一群动物，那么进攻就成了明智和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些被描绘为独裁的人肯定都经常无意识地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这样一座森林。这些人遵循的最好的防御原则就是痛快地进攻，因而就会莫名其妙地对人拳打脚踢，对东西进行打砸抢摔，而这整个反应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人们明白这一切只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时，整个反应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防御性敌对的很普遍的形式。
至此，施虐与受虐的动力学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了。人们普遍认为，某种看上去十分简单的进攻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使得那种诉诸某种纯粹的敌对本能的做法看起来过于简单化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合于那种妄图支配他人的无法抑制的冲动。霍尼和其他人所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求助于本能分析是没有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强盗们凶残暴虐的攻击和正义之士义愤填膺的防御从心理上来说是有区别的。
这个例子充分表明，破坏行为常常都是一种征兆，都是一种源于许多因素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想持一种动力学观点，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但表面上却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并不是一架照相机或一台机械的留声机，他不仅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想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理疗法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实际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等，即使不是明显外露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信以为真。他会理直气壮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坚信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
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疏泻的作用，能够降低减缓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质的、不现实的因素，这种经验也是心理疗法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他们远不像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进攻；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进攻，但这种愤怒或进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正义、自尊、勇敢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进攻转化成健康的进攻；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进攻。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进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
不过这些材料却并未解决我们的问题。弗洛伊德及其忠实的追随者认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尼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于本能。了解一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一个人想把存在的关于暴力来源的一切材料都会聚起来，也必须去挖掘内分泌学家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情况在低等动物那里相对说来又是比较简单的。很显然，性激素和肾上腺以及大脑垂体激素明显地对进攻性、支配性、被动性和野蛮性起着决定的作用。不过因为所有内分泌腺都共同地起着决定作用，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某些部分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处理。但这些材料却绝对不能忽略。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激素，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的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显然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依据。
破坏性这一问题显然与来自遗传学的材料，来自染色体和基因的材料有着特殊的关联。有人发现，具有双重男性染色体（双重男性遗传基因）的男子几乎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暴烈。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得纯粹的环境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会里，在最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仅仅由于自身的遗传因素而变得十分暴烈。这一发现当然会使人重新注意到下面这一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男性特别是青年时期的男性是否热衷于一些暴力呢？是否需要某种动物或人来与之搏斗、与之发生冲突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不仅成年人如此，甚至婴儿以及幼小的猴子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或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被内在因素决定，只有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了。
我还可以列举出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语义学、各种病理学、政治学、神话学、心理药理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无需更多的材料就可以作出结论。刚开始时提出的问题都是经验的问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来自许多领域的材料也使得各方面学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通力合作，共同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上面这一随便取来的材料标本已经告诉我们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告诉我们不要把破坏性完全归之于本能、遗传和生物命运，或者完全归之于环境、社会力量和学习。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间的争端早就应该结束了，但却始终没有定论。决定破坏性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我们必须把文化、学习和环境都包括进去，这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下面这一点尽管还不很确定，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生物方面的决定因素也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它们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但我们必须承认，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质，即使人的基本需要时刻都会受挫，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我们知道人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即暴力、愤怒、报复是基本需要受挫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我们并不一定非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超越这种二歧式，并且使之成为不必要的。遗传或其他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的决定因素，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就人而言，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一些生物或遗传方面的决定因素，但在多数人身上，这种决定因素却是很不明显的，而且还是零星片断的，是一些残余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完整的本能。人是没有本能的，但表面上却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似本能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似本能倾向是好的、人们所期望的、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人们把它们从濒临灭绝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巨大努力是伟大的和有价值的，而且这的确是健全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
●第三章 发挥品格的力量
品格是金钱买不到的
一个人的人格，是他作为人而能够拥有的最辉煌的桂冠和最高的荣耀。它，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财产；它，构成了人的地位和身份本身；它，是一个人在信誉方面的全部财产。
高尚的人格，是人的尊严的最高形式的体现，是一个人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展示。
每一种高尚的品格，每一种真正的美德，如勤劳、勇敢、诚实、正直、廉洁、自律，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们的崇敬。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值得人们信赖、信任和效仿，这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弘扬了正气，他们的出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可爱。
人格，使社会中的每一种职业——不论是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不论它是高贵还是低贱，都成为一种荣耀；它使社会中的每一个岗位都受到鼓舞。因为职业的高贵与低贱，并不表示一个人的人格的高贵与低贱。人格，它比财富更具威力，它使所有的荣耀都毫无偏见地得到保障，因为财富的多寡，也并不表示一个人的人格的高贵与低贱。
天才总是受人崇拜，但品格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而后者则是高尚灵魂的结晶。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灵魂主宰着人的生活。天才人物凭藉自己的智力赢得社会地位，而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靠自己的良知获得声誉。前者受人崇拜，而后者被人视为楷模，并加以效仿。
人格，它伴随着的是时时可以凑效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人被证实了的信誉、正直和言行一致的结果，而一个人的人格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显著地影响别人对他的信任和尊敬。
人格是人性的最好形式。它是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有个性的人在任何有一个好的政府的国度里，他们都是社会的动力和民族的脊梁，因为主宰世界的主要还是道德品质。即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拿破仑曾经说过：道德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强大十倍。
任何民族的力量、工业和文明全都依赖于个人的人格，也正是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基础。而法律和制度只不过是它的派生物。生态、个体、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都只有依靠他们才能获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正如一定的原因产生一定的结果，同样地，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也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力平平，并且收入不微薄，但是，只要他人格高尚，他同样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不管是在车间、会计室、商业中心还是在议会。1801年，坎宁极有见地地写道：“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必定要通过自己的人格来获得力量。我不会尝试其他的途径，我对这条道路充满自信。它虽然不是最快的捷径，但它是最靠得住的方法。”
或许你会崇拜有才智的人，但是，在你信任他们之前，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取信于你。对于一个你不能信任的人，他越是富有才华，就会让你越感不安。因此，约翰·罗素爵士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在英国，向天才人物请求帮助，但听从人格高尚的人的教导，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
弗兰西斯·霍恩的一生就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悉尼·史密斯指出，霍恩将会风范长存，名垂青史。科克本爵士发表评论指出：“他的一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的人格，他的精神，将感召每一个心地正直的年轻人。”他在38岁英年早逝，他在公众中比任何个人更有声望。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人和那些卑鄙龌龊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尊敬、爱戴、信任和哀悼他。死去的议员从没有人像他这样获得议会的尊敬。现在，每一个年轻人或许会问，他为什么会获此殊荣？是因为他高贵的出身吗？而他只不过是爱丁堡一个商人的儿子。是因为他巨额的家产吗？而他和他的家人除了勉强维持生计外别无其他。是因为他高贵的职位吗？而他和一个普通人一样只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参议员也只当过几年，而且也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工资也极为微薄。是因为他的出众的才华吗？而他并不特别优秀，也没有任何天才。他慎重稳健，唯一的目标就是不要出错。是因为他雄辩的口才吗？他语调平缓，耐人寻味，没有任何夸张的恐怖或劝诱。是因为他高雅的举止吗？他只不过是行动正确、待人亲切而已。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的见识、勤劳。严格的自律和善良的心地，这些品质是许多人所望尘莫及的。是他不同凡响的人格的力量。这种人格不是先天的禀赋，不是由什么特殊的元素构成，而是他通过后天的努力形成的。在参议院中，比他更具才华、更有雄辩口才的大有人在，但是，在道德品质各方面的组合中，却无人可与他匹敌。霍恩的一生表明，除了通过文化和慈善事业获得影响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获得社会影响，即使在公共生活的竞争和嫉妒中，这种影响也不可抹煞。
富兰克林也把他作为一个社会名流的崇高声望，归因于个人性格的正直诚实，而不是自己的才能或口才，因为自己在这些方面都只是一般。因此，他说：“正直诚实使我在人们中享有声望。我口才很差，根本谈不上雄辩。遣词造句还犹豫不决，很难说正确使用语言。不过我还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和地位低微的人一样，对地位很高的人来说，品格使人产生信心。据说沙皇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品格的力量，抵得上一套法律制度。在佛朗德战争期间，蒙太古是唯一不关上城堡大门的法国绅士。据说蒙太古的人格力量比一个骑兵团更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家园。
人格就是力量，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说，这句话比知识就是力量更为正确。没有灵魂的精神，没有行为的才智，没有善行的聪明，虽说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它们都只会产生坏的影响。
我们或许会从中受到教育或者会觉得他们有趣。但是，我们不会去崇拜他们，这就像要我们去崇拜一位扒手的敏捷或一位在高速公路上跑马的骑士一样，是十分困难的。
诚实、正直和仁慈，这些品质并不是与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它却成为一个人人格的最重要方面。正如一位古人所说的：“即使缺衣少食，人格也先天地忠实于自己的德行。”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一旦和坚定的目标融为一体，那么他的力量就可惊天地，泣鬼神，势不可挡。他有能力实施善行，有能力抵制邪恶，有能力忍受各种困难和不幸。
当史迪芬落入那些想加害于他的卑鄙小人之手时，他们带着嘲讽的口吻问他：“现在你的堡垒在哪里呢？”“在这里。”史迪芬把手放在心窝上，无所畏惧地说。正是在不幸的环境中，这位正直的人的人格闪烁出了最耀眼的光辉。在其他各方面都已遭致失败，但他凭着自己的正直和勇气傲然屹立。
艾斯肯爵士是一个独立性很强、小心谨慎而坚持真理的人。他的行为准则值得每一个年轻人铭刻在心，他说：“我早年的第一条行为准则和要求是，做我的良心告诉我那是我的职责的事情，把后果留给上帝去考虑。父母给我的教导我至死不忘，我相信他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我一直在实际生活中严格遵循，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说这种顺从是一种牺牲。相反地，我发现他们指给我的是一条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我也应该给我的孩子们指出一条同样光明的道路。”
在生活中有许多虚假的品格，不过，人们并不难对此加以识别。品格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但是，品格却能带来金钱，带来一些比金钱更可宝贵的东西。一些人知道人格的金钱价值，他们会为此弄虚作假，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克罗尼·克托雷斯曾经对一个以诚实正直著称的人说：“我愿意以1000英镑来换取你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用它赚取10000英镑的利润。”这个流氓回答说。
缺憾的真义
怎样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缺憾，而不感到缺憾呢？
既然躲是一定躲不过去的，那么就勇敢地去面对它吧。孤单不一定不快乐，失去不一定不再有，转身不一定不再回头——勇敢地去面对它，你也许就会发现缺憾的本来面目，你也许就会发现世界的本来面目。
人生的旅途并非处处鲜花，而要常常跟不如意结伴而行。疾病缠身、情场失意等缺憾，常常会使人忿忿不平，叹息不止。失去平缓的心态，心理容易发生心理扭曲、变形，不但影响工作情绪和生活质量，而且有害于身心健康。这时，我们就要学会自我安慰。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安慰别人，也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安慰，可重要的是要学会自我安慰，学会这样一种心理防卫的最佳方式，通过积极的自我评价以及对自己适度的宽容，抚慰自己因失败、挫折、不幸而痛苦不堪、深感缺憾的心灵。
——面对缺憾，要告诉自己这是合乎自然的事情。缺憾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人必领的“快餐”——既“光顾”我，也“光顾”他，这是合乎自然的事；总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实际并不存在。这样想，我们在缺憾面前就不会伤心哭泣，而会发现缺憾之美，领略缺憾之美，相信自己总有路可走。
——缺憾似乎不讲情面，其实却具有慈母之心；缺憾对于我们的渴望似乎是冷淡的，其实却在鼓励我们。没有缺憾的生命是萎缩的生命。
——没有缺憾是神话，拥有缺憾才是事实。天才也有缺憾。人类应当传承一条真理，即“人类因为缺憾而存在，因为缺憾而永恒”。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懂得缺憾的真义，那么缺憾就会在他的面前显露它残酷的一面：假如一个人40岁还没有升迁到主任，那就几乎永远不必再想这个位子了，因为临退休爬上来已经嫌迟，既然不可能再由主任的位子往更高阶层爬，那不如乖乖地待在下面，免得影响了其他有冲力的人！假如一个人20岁时不美丽、30岁时不健壮、40岁时不富有、50岁时不聪明，那这个人就几乎永远失去美丽、健壮、富有和聪明的机会了！
不懂得缺憾的真义，就无法领悟这个世界的另一面。这个世界是不等人的，它残酷得甚至不能给予失败者一点同情心：几个人执行秘密战斗任务，其中一个不幸受伤，无法继续前进。为了怕他被俘之后泄露军机，造成整个行动的失败，领导者不得不将那人灭口；几个人同去爬山，以绳索相连攀援峭壁，一人失足，悬在半空中，费尽方法不能解救，而其他人却可能因此都被拖下深谷。这时，只有割断绳索，将那人牺牲。这样，我们不必责怪任何人。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只要有所追求，那么就有缺憾相伴。在自重、自觉、自制引致的生命崇高境域里，缺憾就是奋斗者的重要标记，就是成功者的礼物之一。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奋斗中就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虽然很多人长期的奋斗多有俗套和圆滑，虽然他们留下了很多缺憾的行迹，却也留下了很多成功的奥秘。他们的成功和人们的成功一样，就是洋溢的生命力突然冲决缺憾的堤坝。
懂得缺憾的真义且满身缺憾的人，一般不会因袭任何传统，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他们的去路。对他们而言，缺憾的路标全部是指向前方、指向成功之境的。后发制胜显然是满身缺憾者成功的奥秘之一。
大部分人的行为都受控于波动的情绪。一个人可能产生的情绪有疲倦、不安、痛苦、爱、沮丧、孤独、快乐、兴奋、生气、无聊、松弛、难过、缺憾……人生有着太多的情绪，缺憾在其中显得太微不足道，甚至已经被淹没了。
如果你一直处在缺憾的状态，例如肩膀一直垂着，走起路来双腿仿佛有千斤之重，觉得情绪甚差，那么你得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挺起胸膛，脸上堆满笑容。这个动作或许有些可笑，不过只要你做得勤快，它便能使你快乐，带给你很多乐趣。热情、渴求、感激、和气、温柔、幽默、快活、好奇、自信……这些状态可以帮你找到久违的自信，让你的脸上挂上笑容。
笑是所有情绪中最受人欢迎的，从缺憾中绽开的笑容是最美的。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情绪，可是我们已经真正体验到的又有多少？从缺憾中绽开笑容，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我们应该去仔细体验。
回顾一下真正属于你的走出缺憾的历程。要知道，即使其他人也可能了解这些历程，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见得了解那些细节，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担忧了多少时间，进行了多少次计划，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及自己情绪上所受的影响。这些细节，都是值得你独自回味的。
如果选择你得到他人认同的某一个成功事例，回忆自己为走出缺憾而付出的真正代价，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赞扬自己，你将使自己感到满意。要努力回忆自己为成功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用去了多少时间，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正如一座大厦是由无数砖头建成的一样，你的成就也是多种原因促成的，是那些具体的工作使“精美的建筑”得以竣工。肯定自己的成就，就要认同并感激它们。
人生不是苦旅，别把境况看得那么坏。习惯于自我惩罚。自我折磨的人，一般视野比较狭窄，思维比较封闭。他们的眼睛只是死死盯在自己遇到的困难、挫折和失败上，结果把困境看得越来越严重，以致被自己压得抬不起头来。
与那些缺憾更多的人比较，你会不会长叹一声，然后便有“冬逝春到”的感觉呢？如果有，你就会抹去对人世的许多不平，对人生的许多哀怨。
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它并非逆来顺受，不思进取，而是随遇而安，放弃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重新设计自己，追求新的目标。一个人要做到自我解嘲，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为什么一有缺憾就拼命去补足？正因为我们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憾，我们的未来才有无限的生机和无限的可能性。这，何尝不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只改变你能改变的事
实际上，自信的力量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相信自己始终伴随着我们。在我们跨出第一步时，我们就相信自己会走；在我们说出第一句话之前，我们就相信自己会说。因为我们先相信，所以我们会去完成它。反之，如果我们根本不相信，那我们就不会去行动，许多机会便是这样从身边悄悄溜走的。
通往自信的关键是自律。自信使我们能以智力、体力来迎接任何挑战，但那只有在我们能完全控制自己时才能达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克服自疑的心态，而使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至。我们不能等那个不肯定的自我给我们允许才行动，我们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做。
“上帝允许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并给我智慧区分它们的不同”。这个古老的祷告有助于我们分辨出自己该在何处用力，该在何处适可而止。有些限制是真的，不是靠你的毅力可以改变的。尼尔·奥斯汀天生一双变形的手，他的父亲说：“儿子，你是绝对没办法靠你的双手维生的，所以你最好尽力发展你的脑子。”尼尔接受了自己的限制，成为了图书馆界的领导者和受欢迎的作家。
那些愤怒地跟天生限制过不去的人经常会变得刻薄和有挫折感，慢慢失去自信。因为他们怀有对自己不真实的理想，经常会有“方桌腿放进圆洞中”的感觉。他们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无力改善或只能有限改善的事情上。经常的失败会把他们打垮，使他们失去起码的自信。这种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不可能的梦想”上，遭受打击是难免的。当然，“不可能的梦想”有时是伟大的和令人振奋的，但如果用一生之岁月来追求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则是下下策。人们应善于用“实际的梦想”来代替那种“不可能的梦想”。
但是，更多的限制是划地为牢。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在开始时都是“这是绝对做不成的”。其他人的意见或者我们的疑问常常会削减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自信有时不过是一种感觉，如果我们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去反应这种感觉，那么久而久之，它自然就会变成一种实在的行动，而我们的这种感觉，也会更强，自信自然会逐步增长起来。
至少有95%的人，其生活多多少少受到自卑感之害，数百万不能成功与幸福的人，也受到自卑感的严重阻碍。
从某个角度来看，地球上每一个人都不如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你知道你举重比不上保罗·安德森，掷铅球比不上白利·欧布莱恩，跳舞比不上亚瑟·毛瑞，这些事情你知道得很清楚，但你不应因为比不上他们而产生自卑感，使你的人生黯淡无光，也不该只因为某些事情无法做得像他们那么有技巧，而觉得自己是块废料。
自卑感的产生不是来自“事实”或“经验”，而是来自我们对事实的结论与对经验的评价。例如：你是个举重不行的人，或跳舞不行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你是个“不行的人”。安德森与毛瑞没办法替人动外科手术，他们是“手术不行的人”，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是“不行的人”。这全部决定在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拿什么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自卑感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由于我们在技术上或知识上的不如人，而是由于我们有不如人的感觉。
不如人的感觉，产生的原因只有一种：我们不用自己的“尺度”来判断自己，而用某些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这样做，毫无疑问地，只会带来次人一等的感觉。因为我们想，我们相信，我们假设应该以某些人的“标准”来向他们看齐，所以我们觉得忧虑，不如人，因而下个结论说我们自身有毛病，然后这个愚昧推理过程的逻辑结论是：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不配得到成功与快乐，我们如果不觉得抱歉与罪过，就无法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能与天赋，不管我们有多行。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我应该像某某人”的观念或“我应像其他每一个人”的错误观念。事实上并没有“其他每一个人”的通用标准，况且“其他每一个人”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有自卑感的人，为了要取得优越地位所作的努力，只会使错误更加牢固，他的感觉是发自“我不如人”的错误前提。他整个“逻辑思想”的内涵与感情也源自这个错误的前提。他觉得不适合，因为他比不上别人，所以他的药方是使自己跟别人一般好，若要觉得舒服，就要使自己比别人优越。努力地想取得优越地位，会招来更多的困扰，受到更多的挫折，有时甚至会导致以前没有的神经机能病。他变得比以前忧郁，而且“愈努力”忧郁愈加深。
卑下与优越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只要了解这枚铜币本身是假造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应该认识到：你不“卑下”，你不“优越”，你只是“你”。
你身为一个人，不必与别人比较高下，因为地球上没有人和你一样，也没有和你同一等级的人。你是一个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像”任何一个人，也无法变得“像”某一个人，没有人“要”你去像某一个人，也没有人“要”某一个人来像你。
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标准人，也没有在某人身上贴标签说“这个才是标准”人。他使人类有个别独特之分，犹如他使每一片雪花有个别独特之分一般。
上帝造人，有高矮、大小、肥瘦、黑白、红黄之别，他并不偏好某个大小、形状与肤色。有一次林肯说过：“上帝一定爱普通人，因为他造了许许多多。”这句话错了，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人没有所谓“高级”或“普通”的格式，如果他说：“上帝一定爱不普通的人，因为他造了许许多多。”这句话或许更接近事实。
不要拿“他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你不是“他人”，也永远无法用他人的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同样的，他人也不该以你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只要你了解这个简单、明显的真理，接受它，相信它，你的自卑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要过分关心别人的想法。你过分关心“别人的想法”时，你太小心翼翼地想取悦别人时，你对于别人真正是假想的不欢迎过分敏感时，你就会有过度的否定反馈、压抑以及不良的表现。
无论何时，你不断有意地监视你的举止、言词、态度时，你一样会显得抑制并且神经过敏。
过分谨慎也无法使你好好表达；它只会闭塞、限制、抑止你创造性的自我，而使你给别人以一个不良的印象草草收场。
使别人对你产生良好印象的方法是：绝对不要有意地“想”让别人对你产生好印象，绝对不要为了有意构想的效果而行动或不行动，绝对不要“猜疑”别人对你有什么印象或别人如何评论你。
爱默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论自信》中写道：“在每一个人的教育过程之中，他一定会在某时期发现，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不论好坏，他必须保持本色。虽然广大的宇宙之间充满了好的东西，可是除非他耕作那一块给他耕作的土地，否则他绝得不到好的收成。他所有的能力是自然界的一种新能力，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和知道些什么，而这都是他必须去尝试求取的。”对此，伊笛丝·阿雷德太太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伊笛丝·阿雷德太太从小就特别敏感而腼腆，她的身体一直太胖，而她的一张脸使她看起来比实际还胖得多。伊笛丝有一个很古板的母亲，她认为把衣服弄得漂亮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她总是对伊笛丝说：“宽衣好穿，窄衣易破。”而母亲总照这句话来帮伊笛丝穿衣服。所以，伊笛丝从来不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做室外活动，甚至不上体育课。她非常害羞，觉得自己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完全不讨人喜欢。
长大之后，伊笛丝嫁给一个比她大好几岁的男人，可是她并没有改变。她丈夫一家人都很好，也充满了自信。伊笛丝尽最大的努力要像他们一样，可是她做不到。他们为了使伊笛丝开朗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是令她更退缩到她的壳里去。伊笛丝变得紧张不安，躲开了所有的朋友，情形坏到她甚至怕听到门铃响。伊笛丝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又怕她的丈夫会发现这一点。所以每次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她假装很开心，结果常常做得太过分。事后伊笛丝会为这个难过好几天。最后不开心到使她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道理了，伊笛丝开始想自杀。
后来，是什么改变这个不快乐的女人的生活呢？只是一句随口说出的话。
随口说的一句话，改变了伊笛丝的整个生活。有一天，她的婆婆正在谈她怎么教养她的几个孩子，她说：“不管事情怎么样，我总会要求他们保持本色。”
“保持本色！”就是这句话！在那一刹那之间，伊笛丝才发现自己之所以那么苦恼，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试着让自己适合于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模式。
伊笛丝后来回忆道：“在一夜之间我整个改变了。我开始保持本色。我试着研究我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优点，尽我所能去学色彩和服饰知识，尽量以适合我的方式去穿衣服。主动地去交朋友，我参加了一个社团组织——起先是一个很小的社团——他们让我参加活动，把我吓坏了。可是我每一次发言，就增加了一点勇气。今天我所有的快乐，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可能得到的。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时，我也总是把我从痛苦的经验中所学到的结果教给他们：不管事情怎么样，总要保持本色。
詹姆斯·高登·季尔基博士说：“保持本色的问题，像历史一样的占老，也像人生一样的普遍。”不愿意保持本色，即是很多精神和心理问题的潜在原因。
安吉罗·帕屈在幼儿教育方面，曾写过十几本书和数以千计的文章，他说：“没有人比那些想做与自己的本色不符的事情的人，更痛苦的了。”
我们不该再浪费任何一秒钟，去忧虑我们与其他人不同这一点。你是这个世界上的新东西，以前从没有过，从开天辟地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人完全跟你一样；而将来直到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完完全全像你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新东西，应该为这一点而庆幸，应该尽量利用大自然所赋予你的一切。归根结底说起来，成就都与本人的实际潜能有关。你只能唱你自己的歌，你只能画你自己的画，你只能做一个由你的经验、你的环境和你的家庭所造成的你。不论好坏，你都得自己创造自己的小花园；不论好坏，你都得在生命的交响乐中，演奏你自己的小乐器。
把握正确的生活原则
生活的意义，除了要诚实之外，还必须受到正确原则的激发，必须不偏离正道地、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正直和忠诚。一个人没有原则，就会像一艘在大海中失去了航舵或方向的大船，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政府的人。
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洛瓦利斯在他的《论道德》一书中指出，道德最危险的敌人是一个假想的最大的野蛮人，他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充沛的精力，如果再赋予他以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和自私自利的品性，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魔鬼。
人群中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可以说是世界的最大的灾难和最大的躁动者——这些被高深莫测的上帝造就出来的无赖，上帝派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就是要毁灭这个世界。
由高尚的情操激发出充沛的精力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行动受着正直的品格和生活的责任等原则的制约。不管是在商务活动、集体活动，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是公平和正直的。他懂得：在治理家务中，公平和在治理国家中同样重要。在任何事情中他都诚实守信——包括他的言论和工作。对待反对者，就像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一样，他总是宽厚仁慈。
人的品格就是良心。他把自己的良心置于他的工作之中、言语之中和每一行动之中。
人的品格也是出于尊重。这种品格是一个最高贵和最高尚的男人和女人的标志：他（她）尊重代代相传的东西——包括崇高的目标、纯洁的思想和高尚的动机——包括以往时代的一切传人，也包括同代人中具有纯洁心灵的工人。尊重是个人、家庭和民族的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之间，就不会有信用，不会有真诚，不会有信任，也就是不会有社会的太平和社会的进步。
具有崇高精神的人，把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转化为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和他的理性联姻，产生的结果就是他的行动。他是为情所动，而不是为了讨人欢心；他珍视荣誉，蔑视耻辱；出于为别人考虑，他善于控制并且给人情面。他明白不能游手好闲的事理，他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舵手。真理就是他的女神，他要尽一切努力得到她，而不是要看着像她。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他就是太阳，他要用自己的明净指引他们正常运转。他是智者的朋友，平凡人的榜样，邪恶者的解毒剂。因此，他并不感到时间流逝，而是感到自己与时间同在。他感觉年岁渐大，与其说是通过体力衰弱，不如说是通过心灵的力量日渐强大。因此，他没有丝毫的痛苦，而是像尊重那些想帮他解去镣铐、脱离监狱的朋友那样，尊重所发生的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
超越个人品格的途径
品格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在个人或多或少的调节和控制下形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追求正义或邪恶的原则，日子是一天也无法过下去的。一个动作，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它也是训练出来的结果；这就如同一根头发，不管它多么细小，它都会留下投影。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不要屈从于它；否则，尽管你可以藐视它，实际上你却处于它的统治之中。
每一次行动、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种感情，都可以归因于你所受的教养、你的习惯和你的理解力，而且，它们必然会对你将来生活的所有行动产生影响。因此，个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改进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堕落而变得更坏。
物理学中的规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这也同样适用于道德领域。善行会对行为者发生作用和反作用，恶行也同样如此。不仅如此，由于榜样的影响作用，一个人的行为还会对他的国民产生影响。不过，人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他也是环境的创造者。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人的力量是通过他的创造能力来衡量的。使用同一种材料，一个人可能会建造宫殿，另一个人可能会筑成茅舍，一个人建成仓库，另一个建成别墅。同样是红砖和灰泥，建筑师却可以把它们制成其他东西。因此，在同一个家庭里，在同一种环境中，一个人可能持之以恒建成大厦，他的兄弟却可能三心二意而且力不从心，只能永远生活在废墟中。一块巨石会成为弱者生活中的绊脚石，但它却是强者继续前进的垫脚石。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他可以把自己的行动引向善行，而不是导向邪恶。
然而，不经过一番努力，最好的品格也不会自发形成的。它需要经过不断的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节制的训练。在这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的踌躇、羁绊和暂时性的失败；有许多困难和诱惑要抵制和克服；但是，如果意志坚强并且心地正直，每个人都用不着灰心丧气，最终会取得成功的。正是这种不断进步的努力——力图超越现有的品格水平——使人感到振奋，令人心旷神怡。即使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在前进的路途中，我们每一次诚实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使我们的品格得到升华。
在光辉的榜样——人类的最优秀的代表——的指引下，每个人不仅仅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在尽职尽责方面，必然使自己的品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物质方面虽然不是最富有的，但在精神上他是最富有的；在社会地位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在荣誉上是最高的；在智力上他不是最好的，但在德行上是最好的；他虽然不是最有权势和最有影响的人，但他是最真诚、最正直、最诚实的人。
品格要通过在原则、正直和实际才智的引导和鼓励下的行动来展现自己。它是最高形式，是在宗教、道德和理性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个人意志。它经过慎重考虑来选择自己的方式，然后坚定不移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对职责的尊重高于对声誉的考虑，对良心的遵从高于对世俗荣誉的追求。它在尊重别人的人格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虽然在道义上的诚实可能并不是时尚，它却有勇气这样做，把这些交给时间和经验去检验。
虽然榜样的力量往往会对品格的形成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但是，个人精神的自我创造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更为根本。仅仅靠后者就足以支撑生活，给个体以独立和力量。没有一种一定程度的实际有效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作为品格根基的意志和作为品格主干的智慧组成——那么，生活就是漂泊不定和漫无目的的——就像一潭死水，而不会像急流奔腾，做着有益的工作和保持着一个地区的机器正常运转。
当性格的各种要素通过一定的意志发生作用，并且受到崇高目标的影响时，人便开始投身于自己的职责之中，并且会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不管他付出了多少世俗的代价，可以说他达到了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这时，他向人们展示了自己英勇无畏的性格，体现了果敢坚毅的最高信念。这个人的行为就会在生活中反复出现，并且会变成他人的行为。他的言语铭刻在别人心中并且会转化成行动。
只有你自己才能征服痛苦
生活，如果只有睛空丽日而没有阴雨笼罩，如果只有幸福而没有悲哀，如果只有欢乐而没有痛苦，那么，这样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至少不是人的生活，因为世界上只有坟墓中的居民才不会再有喜怒哀乐。所有的幸福就像是一团缠结不清的纱线，它是由悲伤和喜悦构成的，而喜悦正是因为有了悲伤才是可爱的。生活的舞台上，不幸和幸运，前后相随，鱼贯而出，使我们依次体味悲伤和快乐。即使是死亡本身也会使生活更为可爱，它让我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关系更为亲密。死，也是通向更充实的生的道路，因此，死亡是人类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
毫无疑问，我们欣赏那些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喜悦的心态面对人生所必须面对一切的人们，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无所畏惧，他们凡事希望，凡事相信；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遗余力；他们在苦难中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微笑面对生活，怀着一份感激而生活，只有这些征服了命运的英雄才真正配称伟大。
生活的不如意谁也不能逃脱。我们会在内心里流泪，温馨的家会变得凄凉；和睦的家庭有时会被拆散；彼此之间的误解会让亲密的朋友各奔东西；恶意的诽谤会让人心痛；柔软的枕头会变得僵硬；生存竞争紧张而持久。我们听到的不是乐园中鸟儿的歌唱，而是模仿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不祥的声音。太阳藏起了那张笑脸，天空变得黑暗可怕。雷声隆隆，闪电霹雳，大雨倾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曾经有人说过，解释一张笑脸容易，但是，说明眼角的泪滴难；解释成功容易，但是，说明失败难；解释幸运容易，但是，说明灾难难。
确实，苦难所引起的第一件事是在我们心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如，我为什么会遭受痛苦？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痛苦？其实，我们不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因为正是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增加了我们克服痛苦的难度。真正能够解决苦难问题的，不是贫乏的理论，而是关心痛苦的实践。只有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痛苦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一种对痛苦的满意的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对待痛苦，那么，痛苦就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残酷，而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正是通过痛苦来改变或者说锻造我们，痛苦只不过是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用来提升我们的品格的手段。只有经受了生活的苦难，我们才能获得隐藏其中的善，才会去思考生活，解释苦难。
人们对待生活和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态度，这就是：悲观主义、社会向善论和乐观主义。第一种态度认为，世界从整体上来说，是糟糕透顶，无聊之极。这可能是最不好的一种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所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活着是否值得？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消极的回答。这种悲观主义哲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冲突、无常、衰败、毁灭。现实生活都只是幻觉，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也是幻想。人类的最大的幻觉是认为自己来到人世是为了享受生活。
持这种生活态度的人，往往放弃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得过且过，听任命运的安排与摆布，以各种借口自欺欺人。这样的人是生活中的懦夫。
第二种态度是持社会向善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这是一种最近才产生的理论，并开始成为一种哲学观点，它比悲观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它在承认悲观主义的大部分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而且生活也在不断地提高。总的来说，世界并不是糟糕透顶。现实情况可能不是太好。我们对大自然了解的越多，我们对人生的多重意义看得越透彻，我们就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造物主的智慧和人生的深刻的意义和目的。即使是牙痛，可能也是对人很有好处的。不管怎么说，在人类生活中，欢乐总是比痛苦多，幸福总是比不幸多，否定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缺乏理性的。因为在某一方面我们失去了，在另一方面我们会得到，我们会获得满足。一点不错，世界是美好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两方面的状况越来越好。
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人生态度是乐观主义。这种学说认为，世界已经是非常美好。它指出，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人们的身体状况、社会状况、道德状况，都已经非常不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尽管世界上还有邪恶的东西存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还是与我们追求完美的理想是和谐一致的，世界上存在着真善美。人们正是通过邪恶去发现和选择美好的东西的；人们也正是通过遭受痛苦和做出艰苦的努力来达到最高的幸福的。
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才能发现法律、社会统一、团结一致的意义。世界的公正不是在假想之中，而是在可经验的事实之中；不是在理想之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之中。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说明，生活正因为它的实在性与潜在性，充满着希望而又令人振奋，它才有意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的乐观主义态度，正是体现了对生活、对世界的勇敢精神和生命的意义所在。
有这样一则古老的寓言，或许它会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启发。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有一只漂亮的鸟儿，站在一枝来回摆动的树枝上放声歌唱，树林里到处回荡着它甜美的歌声。一只田鼠正在树脚下的草皮里掘洞，它把鼻子从草皮底下伸出来，大声喊道：“鸟儿，闭上你的嘴，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可怕的声音？”这只歌唱的鸟儿回答说：“哦，先生，我总是忍不住要歌唱。你看，空气是多么新鲜；春天是多么美好；树叶绿得多么可爱；阳光是多么灿烂；世界是多么可爱；我的心中充满了甜蜜的歌儿，我无法不歌唱。”
“是吗？”田鼠睁大眼睛不解地问到：“这个世界美丽可爱吗？这根本不可能，你完全是胡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了解的很清楚。我曾经从各个方向挖掘，我不停地挖啊挖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只发现了两样东西，也就是草根和蚯蚓，再没有发现过其他东西，真的，没有任何可爱的东西。”
快活的鸟儿反驳说：“田鼠先生，你自己上来看看吧。从草皮底下爬上来，到阳光中来吧。你上来看看太阳，看看森林，看看这美丽可爱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要是这样，你也会忍不住流泪。上来吧让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那些悲观主义者说：“出来看看吧，先生！看看这明媚的阳光，看看这可爱的世界，你会感觉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样，你就会懂得生活的意义，懂得生活中各种烦恼和痛苦对于人生的意义，你就会懂得眼泪的真正内涵。每一种逆境都蕴含着等量价值的种子。生活中的痛苦经验、我们所遭受的各种挫折、所付出的代价，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感受世界的吸引力和神奇。它使得我们对虚无飘渺的来世做更多的、更深的思考。
悲惨的事情和痛苦的境况是一所培养美德的学校。它会使人神智清醒，遇事慎重；会使人改变举止轻浮，冒失逞能和太过于自信的恶习。
没有经受过任何苦难的人是世界上生活得最悲惨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他没有经受过磨炼。任何以美德的荣耀，能力和素质与他无缘，因为任何德行都是付出了代价的回报。
他们自身的顺心如意和成绩不能称之为幸福。实际上，在生活中小小的成绩便带来极为巨大的、真正的欢乐，这样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如此看来，难道我们不能说，追求完美的幸福不只是一种幻想吗？
最大的困难往往是在我们所没有想到和发现的地方。令人痛苦的事情的出现，或许是为了考验和检验我们的实力。如果我们能坚定不移，经受住了考验，那么我们就会获得心灵的平静，为我们完成了相应的职责而感到心满意足。最野蛮的战争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痛苦的战争，它们的伟大就是我们的伟大，它们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它们的胜利和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和失败，正像它们有荣耀、失败和胜利一样，我们也是如此。
经受磨难是接受道德原则的最好的学校。当遭遇困难已是不可避免时，我们要有勇气而且要愉快地面对它们。亚里士多德不是说过幸福与其说是在于我们的目标之中不如说是在我们的精神之中吗？与困难博斗是战而胜之的最可靠方法。实现某一目标的决心实际上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信心。我们的才智通过我们的需要得到磨炼。个人就是在遇到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前进的。
那些因愚蠢而失去了自己的机会的人，他们的回忆录将会是令人痛苦而又难忘的篇章，但是却充满这个世界的启示。一个人只要忠实于自己，只要他强壮健康，他就不会被世界所遗忘。人类很不容易获得成功，成功需要一系列的失败作为铺垫。人们一开始便遭受到失败，接下来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一切困难才逃得无影无踪，人们才取得了成功。
又想获得成功却又不愿承担获得成功的代价，这是软弱和懒惰的最明显的标志。要得到任何值得欣赏和拥有的东西都必须愉快地付出劳动，这就是实践中力量的奥秘所在。一个人或许宁愿辛勤劳动，也不愿游手好闲，因为游手好闲使得一个人的全部才华都没有得到运用和发挥，而是使它们处于一种昏睡和迟钝状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发现，自身才能的运用本身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源泉，随之而来的收获比当下的直接所得要大得多。
一个理智、达观的人会渐渐地懂得，对生活不要期望太高。当他运用有效的方法力求成功时，他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他时时渴望幸福的降临，但他耐心地忍受各种苦难。在生活中，怨天尤人、悲号哀鸣是毫无用处的，惟有愉快而不懈的工作，才能有真实的收获。
理智而达观的人对自己身边的人也不会期望太多。只要能与别人和平相处，他就会容忍和克制。而且，即使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他也会有性格上的弱点，需要人们容忍、同情甚至怜悯。有谁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呢？谁没有令人苦恼的事情呢？谁不需要别人的宽大、容忍和谅解呢？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个人的素质取决于他们内在的体质和幼年时的生活环境；取决于把他们培养成人的家庭幸福与否；取决于他们经遗传得来的性格；取决于他们的生活中所见到的榜样的好坏。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应该学会对任何人都要仁慈和宽容。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往往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每一个心灵都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小天地。喜悦的心灵会使这个小世界充满快乐，不知足的心灵会使这个小天地充满哀愁。一个人可能是他心灵的国王，另一个人可能是他心灵的奴仆。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个体自我的一面镜子。我们的心灵在任何情境下、在任何财富状况下，都会反映出自己真实的个性。对于好人来说，世界是美好的；对于坏人来说，世界是腐败的。如果我们的生活观念得到升华——如果我们认为生活中的应有之义是：不懈的努力，高尚的品德，高境界的思想，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为别人谋利益——那么，生活就将充满欢乐、充满希望，生活也就会幸福。相反地，如果我们把生活看作是自我表现、追求感官快乐和扩大权势的机会，那么，生活就将充满阴谋、充满焦虑和令人沮丧。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职责才是真实的，除了完成生活的职责，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行动。职责是生活的最高目标和目的，在一切快乐中，最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对生活职责业已完成的意识，而且，这种快乐是最令人满足的，是最不可能让人后悔和失望的。
当我们完成了尘世间的一切工作——包括那些必不可少的、劳动方面的、爱情方面的或职责方面的工作——就像蚕结成了小茧以后死去，我们也要离去。虽然我们的生命短暂，但是，每一个人必须不遗余力地完成这些伟大的目标和目的。当这些工作都已经完成，我们就会感受到肉体的不幸，但是，最终我们走向了精神的不朽。
自己给自己开辟道路
一份劳动，一份收获，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拒绝的要求！货币工资应足够维持你的工人的生活，使他继续工作下去。除非你想要干脆把你的工人从这个世界消灭掉，对于最高贵的劳动者和最不高贵的劳动者，这样的工资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这里只想说一点，这特别关系到前一类劳动者，即高贵的和最高贵的劳动者，但也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类劳动者和工资这个难题。
而且，归根到底，你需要任何报酬吗？难道你的目的和生活目标，就是要用英雄行为去享受快乐，去过一种豪华舒适的生活，成为众人所称之为的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幸福”的人吗？我替你郑重其事地回答“不”，时代的整个精神秘密就在这里，就在于你能以完全清醒的心智替自己郑重地回答“不”。
勇敢的人必须把生命舍出去。把生命舍出去吧，你总不希望为了相当的价格就把生命都出卖了吧。比如说，多高的价格才能满足你？对于你来说，你的生命的合理价格就是整个的空间宇宙，整个无垠的时间，以及时间和空间所包含的一切，这才是能满足你的价格，如果你是正直的人，你的价格就是一切，一点也不能比这少。这一切都是你的，你会因此而享有一切。你永远不会把你的生命，或生命的任何部分很圆满地出卖掉。
把生命舍出去吧，像一个高贵的灵魂，不要求任何价格。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你就会因此得到一切。在一切时代和情况中，英雄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最英雄的时代，还是在最不英雄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些解决工资问题的措施中，必须深刻地体现这里所说的道理，否则，那些措施就决不能说是圆满的。
总的说来，我们完全赞同古代那些修道士们所说的“劳动是神圣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真正的工作是值得崇拜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在一个从事劳动的人身上，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属于世界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实在的形体；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一首精美的小诗。他的思想，哪怕他只是一个贫穷的陶工，也是一首壮美的史诗。这首诗，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或者是隐隐约约地看见。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它是属于世界的东西，是不可能看见的。对于自然界本身来说，它也是属于世界的东西，因为它仍然还是一种“虚无”。对于这样的人，世界的力量会给予他关照；他也是在世界里工作，为世界而工作。如果一个人仅仅只看到物质世界的力量，那么他可能会离开这一职业；在他舱里“虚无”就永远不会变成有形的东西，“虚无”就只能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一种虚伪的东西，这种东西还是没有的好！
一个人如果不听从灵性世界和沉默者的忠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可见性，也不会听到真实的语言。你必须追索到事物的根源，必须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忍受长期的痛苦，经过长期的劳动，这样，在你面前才会出现胜利的曙光。
这就如同在战场上或跟战斗中的冲锋一样，——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战斗呢？——你也应该不怕流血牺牲，不贪图安逸，不贪生怕死；想象中的乐土上的欢歌笑语，贪婪的地狱中的嘈杂声，都应该像谎言一样，被你静静地踏在脚下。你的工作，将和但丁的工作一样，是你永垂不朽的支柱。
尘世和它的工资、它的批评、忠告、帮助、阻碍，都像泛滥的海水一样毫无用处。你在混沌中畅游，在混沌中扬帆，能够作为向导的不是那汹涌的波涛，也不是那些杂草丛生的海湾的涡流，而只有心中的梦想。
只有心中的梦想，有时给你混浊的世界投入一道清晰耀眼的亮光，它有时又会陷入一阵可怕的黑暗，这就只有靠你自己去把握时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从混沌和地狱的黑暗中给你自己开辟道路的途径！
更精确地说，一路之上，你纯粹是和“疯狂”结伴而行，——它确实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伴侣！你到处寻找“疯狂”，可它却是隐藏着的、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夜”的王国。从中你可以获取新的智慧。所获得的智慧越高，那你就越是和疯狂比邻，离疯狂越近。精确地说就是如此。当你看到那种进入尘世的最高智慧，总是带着这种诱人的疯狂的气息，并且总是和疯狂相辅相成的，你的心里或许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性质，这是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宗教的狂热。
没有这种狂热，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完成。要么是你没有工作，否则，你就只会在雇主眼光监视你的情况下才认真工作。你会贪得无厌地要求工资，死命抓住工资的时候，你会像生产流水线那样敏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不会戴着做工考究的毡帽，而是戴着一顶纸板和灰泥做的帽子，坐着马车在街上东游西逛。你不是做或现世的灵魂的向导，而是让“黑色还是白色的争论”充斥着人们的心灵。所有这一切，使得让人心烦意乱的地球人满为患，黑暗得快要爆炸了。他们这种伪装的外表，对人的感官和眼睛来说，是最舒服的；但是，对人的肉体和灵魂来说，是最值诅咒的。
这种伪装的外表，就像虚假的织物编织的衣服或者是一个浅薄者制定的法律，决不是真正的羊毛和货真价实的东西；这些只不过是魔鬼扬起的灰尘，是对上帝和人类的诅咒和亵读！如果没有笃信宗教的虔诚，任何人都不会工作，或者说不能够工作；即使那些贫苦的从事日常劳动的人，包括缝制大衣的裁缝，制作鞋子的手艺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监工的巡视就不劳动，或者工作就出错，那么，工作对你和他们来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
主宰自己的意志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从一个人使用榔头的方式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他的力量的大小。因此，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在他的朋友提议他到某地定居和购买土地时，他简明而精确地描述了当地居民的性格特征。他说：“到那里做生意可得加倍小心，我了解那里的人们。从那个地方到巴黎兽医学校来求学的学生，在解剖课上并不使劲敲击动物的砧骨，他们缺乏力量。如果你在那里投资，你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
这段经过缜密思考的话，表明了观察者对性格特征所具有的细致而又公正的鉴赏能力，它极为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每个个体的力量使得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并且是每个个体赋予他所耕种的土地以价值。这正如一句法国格言所说：“人类的力量，就是土地的力量。”
土地耕种中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对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中，坚韧不拔的决心则是一切真正伟大的品格的基础。充沛的精力会让人有能力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忍受其中琐碎而又枯燥的细节，从而使他顺利通过人生的每一驿站。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各种令人沮丧和危险的磨炼，才造就了天才。
在每一种追求中，作为成功之保证的与其说是卓越的才能，不如说是追求的目标。目标不仅产生了实现它的能力，而且产生了充满活力、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意志。因此，意志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性格特征中的核心力量，概而言之，意志力就是人本身。它是人的行动的驱动器，是人的各种努力的灵魂。真正的希望以它为基础，而且，它就是使现实生活绚丽多姿的希望。在伯特尔修道院镌刻着一句格言：“希望就是我的力量，”这句格言似乎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塞亚克对儿子说：“当断不断、优柔寡断真让人伤心。”的确，没有比一个人的勇敢果断更为难能可贵的财富。即使一个人的努力最后惨遭失败，他也会因为意识到自己已经尽心尽力，而无怨无悔和感到欣慰。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到一个人面对艰难困苦气节凛然、顽强拼搏；看到一个人满腿鲜血、四肢失去知觉，却凭着勇气奋然前行，这是最令人感到欢欣鼓舞和最为壮观的事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不能及时地付诸行动和成为事实，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但是，目标的实现，正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不仅需要耐心的等待，“直到普通平凡的布柳彻最后成为普鲁士元帅”，而且还必须是坚持不懈地奋斗和百折不挠地拼搏，就像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那样。切实可行的目标一旦确立，就必须迅速付诸实施，并且不可发生丝毫动摇。在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对枯燥乏味工作的忍受和含辛茹苦，应被视为最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原则，为人们所乐意接受。阿雷·谢富尔指出：“在生活中，惟有精神的肉体的劳动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奋斗、奋斗、再奋斗，这就是生活，惟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可以自豪地说，还没有什么东西曾使我丧失信心和勇气。一般说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目标，那么他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心愿。”
休·米勒曾经说过，使他受到良好教育的学校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这所大学校，在这里，艰难困苦和人世沧桑是最为严厉而又最为崇高的老师”。那些对奋斗目标用心不专、左右摇摆的人，对琐碎的工作总是寻找适辞，懈怠逃避，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我们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不可回避的事情来看待，我们就会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迅速地将它完成。瑞典的查尔斯九世还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对意志的力量抱有坚定的信念。每每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他总是摸着小儿子的头，大声说：“应该让他去做，应该让他去做。”和其他习惯的形成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勤勉用功的习惯也很容易养成。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学一门，学一门就要把它学好。即使是一个才华一般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全身心地投入和不屈不挠地从事某一项工作，他也会取得巨大的成就。福韦尔·柏克斯顿认为成功来自一般的工作方法和特别的勤奋用功，他坚信《圣经》的训戒：“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竭尽全力，”他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在一定时期不遗余力地做一件事”这一信条的实践。
不进行英勇无畏的奋斗，是不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就的。人们把自己的成功主要归结为遇到困难时意志的积极进取，即我们所说的努力。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乍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结果，最终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事实。热切的期望本身有可能变成了现实。不过，一般我们提出某一要求，都会考虑实现它的前提条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地，胆小怕事，犹豫不决，你就会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并且，似乎主要是事情本身不可能发生。
据说，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官员，他常常在自家房屋周围漫步，并且总是喜欢叫喊：“我要成为法国的陆军元帅，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他的这种强烈愿望是他对成功的一种预觉，因为这位年轻的官员后来果真成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死的时候已经是法国的陆军元帅。
《怪人》的作者沃克先生对意志的力量笃信不移。他说，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他决心立即恢复健康，结果很快就痊愈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偶尔出现。但是，尽管这种方法比许多药方便安全，却并不是每每见效。精神的力量超出身体这个物质载体的承受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劳累过度最终会使身体彻底崩溃。据说摩尔人的领袖莫利·摩陆克得了不治之症，卧病床榻，已是奄奄一息。正在此时，摩尔人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战争发展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摩陆克从病榻上一跃而起，迅速集结军队，领导他们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但是，摩陆克终因过度劳累，病情迅速恶化，而很快死去。
一个人如果下决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下决心要做成什么事，那么，意志或者说动机的驱动力会使他心想事成，如愿以偿。虔诚的信徒总是习惯于说：“无论你祈祷什么，你都能得到，因为这就是我们意志的力量，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郑重其事，最终我们都能如愿以偿。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一个谦虚谨慎、富有耐心的人或做一个自由的人这样的强烈愿望，那么，他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意愿的。”
据说，有这样一位木匠，有一天，当他修理法庭法官的座椅时，人们发现他在以往日少有的细致，对座椅进行改进设计。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解释说：“我要让这把座椅经久耐用，直到我自己作为法官坐上这把椅子。”说来奇怪，这人后来果真成了一名法官，坐上了这把椅子。
人生活的态度可以转变为意志，转变为信心。著名精神病学家卡尔·门宁格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也表达了这一真理。他说：“人的生活态度比事实更重要。”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事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困难，不管它显得怎样的没有希望，我们对事实的态度才是最为重要的。在你做一件事之前，如果你认为某一事实会导致你的失败，那么，在你实际动手之前，你已经让事实从精神上摧垮了你。相反地，自信、乐观的态度会让你去调整自己的行动，克服某一事实对你造成的困难。
自信心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平常主宰你的精神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想到的是失败，那么你面临的将是失败。但是，如果你想到要自信，并且让它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习惯，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有克服它们的能力。自信心实际上会引导出不断增强的力量。巴西勒·金曾经说过：“勇敢一些，你就会获得无穷的力量。”这句话是经过了的无数次实践的检验的。如果在你的生活态度中你的自信心增强了，你就会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帮助你。
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谁相信自己的能力，谁就能征服世界。”他又补充说：“如果做一件你担心不能成功的事，那么，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生活中缺乏信心，感到害怕，有不安全感，那么你很快就会失去力量。
有一次，斯托维尔·杰克逊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进攻，他手下一位将军很是担心，他反对说：“我担心……”或“我害怕……”杰克逊把手放在这位下属的肩上，说“将军，不要考虑你的担心”。
诀窍就在于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心里要有一种踏实感、安全感。这样，就会驱除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对一个长时期被不安全感和恐惧纠缠的人，我建议他阅读圣经中有关勇气和信心的一些论文，并用红铅笔将它们划出。他应该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使自己的头脑中充满各种健康的、快乐的和强有力的思想。这些充满活力的思想会使他从一个精神颓唐沮丧的人转变成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可以在几周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从一个彻底失败者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充满激情的人。他可以充满勇气和魅力。通过一套程序简单的思想调整，一个人能够重新获得信心和力量。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不管逻辑学家从理论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实践中，每个个体都会感觉到，他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是自由的。他不只是一根被抛入水中作为判断水流方向的稻草，而是一位身怀绝技、本领高强的弄潮者，有能力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并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掌握航向。没有什么东西能绝对约束我们的意志，我们能在实践中感觉到，也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意志没有被魔力迷住，没有让魔力牵着鼻子走。否则，如果我们不这样思考问题，那么，所有良好的愿望都会化为泡影，无法实现。
我们全部事业和行为方式，虽然遵循家庭的准则、社会的调节和公共制度，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都表明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哪里还有什么责任感可言？那教育、忠告、布道、谴责和惩罚又有何补益？如果法律不是人们的普遍信念，人们不把它作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来普遍遵守，那么，法律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坚守良心表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意志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东西，人生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也仅仅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积久的习惯和物欲的诱惑不应当成为奴役我们的主人，相反，我们是它们的真正的主人。即使我们向它们屈服，良心也会告诉我们应该抵制，即使我们真正下决心要成为习惯和诱惑的主人，我们也不需要超出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更坚强的意志。
有一次，莱蒙雷斯告诫一个年轻小伙说：“现在，你已经到了该自己拿主意的年龄了。否则，将来有一天，你会置身于你自掘的坟墓中呻吟哀嚎，你无力推开堵住坟墓出口的岩石。对于我们来说，最容易形成习惯的就是意志力。你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坚决果断地做出决定。这样，就会使你漂泊不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不再像秋风中的落叶，随风飘零，任意东西。
柏克斯顿坚信年轻人做事喜欢意气用事，随兴趣之所致，除非他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决心并能持之以恒。柏克斯顿在给他的一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你已到了该对人生方向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关键时期，你必须制订出抵御不良影响的保护性原则，必须果断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否则，你就会陷入无所事事的困惑之中，养成漫无计划和目标、做事效率极为低下的习惯和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懒散拖沓的年轻人。而一旦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你就会发现找回失落的自我可决非易事。我坚信年轻人喜欢随心所欲，凭一时兴趣行事，我曾经就是那样……我生活中的乐趣和全部的成功，都源于我在与你现在的年纪相仿时所做出的转变。如果你在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时候，下决心勤勉用功、做事严肃认真，那么，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会感到欣慰和愉快，因为你的决定是明智的。”
意志，如果不考虑人生方向问题，那它就只不过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但是，显而易见，任何事情都有赖于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动机。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方向是感官的快乐，那么，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可怕的恶魔，而聪明的才智只不过是它的下贱的奴仆。但是，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真善美，那么，坚强的意志就是造福人类的君王，而聪明才智才是人类最高财富的侍臣。
保持生命的活力
相信自己必获成功的人一定也相信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常常激励鞭策自己，准备在社会这个大竞技场上出人头地。他随时都注意锻炼自己的身体，保持生命的活力，靠着强健的身体去远征，去冲刺，去拥抱成功。
体育选手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奋斗，有着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精神，春夏秋冬不断地训练。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睡眠、进食、运动都实行严格的管理，以保持生命的活力。也许他们最终参加的只是一场短短20分钟的比赛，但这历时很短的竞赛必须全力以赴——这是他的荣辱成败的所在！
如果不经过刻苦的训练，这些选手一旦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一切问题就都会显露出来，荣誉就会落到平时训练最刻苦者的手里。
渴望成功的人总要思考怎样保持生命的活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仍然不知不觉把相当的精力耗费到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不少人往往使自己的才智、精神和体力糟蹋了，就好像他们胡乱挥霍金钱一样。
人们都知道活力充沛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成功资本，但他们往往把身体变得像生了锈的机器一样。至于他的损耗脑力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例如发怒、烦躁、苦恼、忧郁……这些负面心理极易严重地损害我们生命的活力。
精明谨慎的人一定知道怎样把每一个美分都花在最有效的地方，但有些人却猴急一般地消耗储存的体力和脑力，使保持生命的活力无从谈起。
一个人如果不注意积蓄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不注意保持生命的活力，那么他无疑是把自己成功的资本扔到大海里去了。
我们常见一些不到30岁就已显老态的青年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挥霍他们的生命活力的。似乎注定前途似锦的人浑身充满活力，有充分的领导能力，事事都能乐观，但是这样的人也可能被打败，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希望无限的样子也会悉数改变，伟大的目标也就只好化为满腹的感慨。其原因就是他不注意保持生命的活力，不能够做到随时随地地保持生命的强健。
如果你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稍有挫折就极度沮丧、小小困难就烦恼异常、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等等，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你正在向你自己发起猛攻，正在危害你生命的活力。
危害自己生命活力的表现太多了。你的烟瘾大吗？抽烟必使你活力枯竭；你太沉溺于游戏吗？每天耗费大量精力去游乐必使你精力枯竭；你喜欢睡懒觉吗？过度的睡眠反使你终日昏昏欲睡，使你再也没有精神来做正事……
快乐是活力的源泉。如果有一天你一早起来就觉得非常不快乐，有满肚子的烦闷，而一直到了晚上，竟然还是提不起精神，满面愁容，那么肯定是你的身体出了毛病。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尽快找出你的病根，否则你就不再有快乐了。
清醒是活力的保证。思绪不清、心神不定，做任何工作都会感到无能为力，脑海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冒将出来，使你身心受损，使你身体的活力和心灵的活力全部遭到破坏。
有规律的生活同样是活力的保证。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睡眠、充分的运动和适量的饮食，那么你迟早将受到你的坏习惯的严惩。
有些人记得及时给自己的车辆加油，但他们从不知自己应该开始一次舒服的旅行，给自己加点油；雇工们都知道要把机器仔细检查一番然后才能启动开关，但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机器却从来不知道检查，不知道让它得到更适当的休整。
机器的保养关系到机器的效率和寿命，人体的机器同样如此。如果成天埋头工作，劳累过度，等到支持不住才肯歇手那么他也可能再也没有重新动手的机会了。开足了自己身体的马力，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这架机器快要炸裂了才肯罢休，这样做真是一种自我摧残。
保持生命活力的最好方法就是适度的睡眠、定量的饮食和充分的运动，最好还能适时到农村旅行，这样做就能使你所耗的精力和体力得以迅速恢复。
因此，当你在沉思中感到身心疲惫、生活乏味，遇到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多睡一会儿，或者多到乡间去散散步。这样，那些忧愁苦闷的情绪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你将重获好心情。
保持自己生命的活力就是如此简单。当你坚持这样去做了，你就会发现成功原来也如此简单。
●第四章 剔除生命的迷惘
整合认知与情感之间的矛盾
我们将探讨奋斗（工作、竞争、成功、尝试、以及目的性）和存在形成（存在、表现、自我实现）之间在科学上便于使用的区别。当然，这一区别在东方文化和宗教中是常见的，例如在道家中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些哲学家、神学家、美学家、神秘主义研究者也这样认为。然而，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了解到，考虑过“存在”（或某些类似的东西）这一重要甚至是基本范畴的仅有的几个心理学家，是M·韦特海默，K·阿尔德斯坦，H·A默里，以及像G·奥尔波特，W·沃尔夫，G·墨菲等等这样的人格研究者。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以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为基础的，特别是在美国，主要由清教徒和实用主义精神所支配。这种精神强调工作、斗争、奋斗、严肃、认真，尤其是目的明确。像任何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从广义的科学到具体的心理学，也难免受文化趋势以及气氛的影响。由于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过分实用、过分清教徒化、过分讲究目的。这一点不仅明确地体现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和公开宣称的目的中，而且在它未能探讨的空白和所忽略的问题上也有明确的体现。在教科书里，没有论及嬉戏的欢乐、闲暇和沉思、闲逛和游荡、以及无目标、无用处、无目的的活动的章节。这就是说，美国心理学仅仅忙于从事生活的一半的研究，却忽视生活的另一半领域——也许是更重要的一半的领域！
或许有人说这是只注重手段价值却忽略目的价值。这种哲学，几乎包含在整个美国心理学中（包括正统的和修正的精神分析）。美国心理学一贯根本忽视能动性以及终极体验（这种体验是无为的），而关心那些能完成某些现实的竞争、改变、有效、有目的的活动。在J·杜威的《评价的理论》中，这种哲学表现得非常明确，甚至达到了颠峰状态。在那里，目的的可能性实际上被否定了。目的本身只是其他手段的手段，而后者又是其他手段的手段。
在临床的水平上，我们以下列方式讨论过这一区别的各个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整体论的重要性过于强调因果推论。特别是原子多样化的连续性很有必要，而且对于强调共处和相互依靠也很有必要。在连锁因果关系中，正如在杜威的推论中一样，甲导致乙的发生，乙又诱发了丙，而丙又是丁发生的原因，如此环环相扣。这是一类理论的自然产物，这种理论主张任何事情单就其本身来讲没有多大意义。因果关系理论对于追求成功和技术成就的生活来说是一件适应甚至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强调内在的完善、审美体验、享乐、鉴赏能力和自我实现的生活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认识到，有动机和有决定因素并不是同义的。例如，体质变化，像皮肤晒黑或肉体活动，逐渐成熟的变化，情景的决定因素，还有心理变化，如倒摄抑制、前摄抑制或者潜伏学习，它们都只有决定因素而没有动机。
虽然是弗洛伊德首先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然而精神分析学家们却一直执著地追随这个错误，以致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机械地为其寻找动机，例如像湿疹、胃溃疡、笔误、遗忘等等。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的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基础是相信动机无处不在。受伤者接连重复的恶梦看上去并没有目的或价值，并不能满足任何需要，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动摇不了弗洛伊德对于动机和决定因素的同一性的坚定信念，他假定这些梦满足了一个新的死亡动机。打破这个同一性，接受纯粹非应对性表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死亡本能的假设就站不住脚了。
许多心理现象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无动机的结果和副现象，而不是有目的、有动机和经过学习而产生的变化。根据我们列举的现象，可以轻易看出后者绝非小错。我们主张，这些现象完全或部分地是满足的作用，例如，心理治疗，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幸福，良好的个人品行，对自我的看法，许多性格特点，以及许多其他心理作用。需要的满足使相对无动机的行为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在满足后，机体立即允许自己放弃压力、紧张、紧急和必须，转而变得闲荡、懒散、被动，享受阳光，装饰，美化，擦洗（而不是使用）坛坛罐罐，消遣，嬉戏，悠闲地注意并不重要的事情，行动散漫，没有目的。
1937年关于熟悉、通晓结果的试验证明，简单的、不求报偿的、重复的接触往往最终导致对于熟悉的事物或话语或行动的偏爱，甚至尽管它们最初是令人厌恶的。既然这个结果构成了一个关于通过未得到报偿的接触而学习的纯粹的实例，至少那些主张报偿、减轻紧张、顽固的理论家们必须将它考虑为无动机的改变。
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证明了形式固定或者标鉴化的认识与对于具体事物，具有特质的事物和独一无二的事物的新鲜的、谦逊的、被动的道家式的认识，以及不带偏见和假想的认识，没有愿望、希望、恐惧或焦虑的认识之间的重要区别。似乎大多数认识行为都属于停滞性地、漫不经心地认出陈规旧套或者将它们归类。这种被动地根据预先存在的成规进行分类与用充分的集中注意力来真实地具体地认识独有现象的多面性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对于任何体验的全面的鉴赏和品尝只能来自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说标签化就是由于该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过早地下固定的结论，它的动机就是希望减少和回避焦虑，因此，以积极心态接纳未知事物的人，或者，能够容忍意义不明确的事物的人在感知过程中动机就不如前者那样明确。墨菲、布鲁纳、安斯贝彻、默里、桑福德、麦克里兰、克莱恩以及其他许多人发现的动机与感觉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好被视为心理病理学现象，而不是健康的现象。坦率地说，这种联系表明机体相对有病。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它减小到最低限度，在神经病和精神病人那里，它达到最高限度，如妄想和幻觉。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区别，健康人的认识相对无动机，而病人的认识相对有动机。人类的潜伏学习就是无动机认识的一个例子，可以检验这个临床发现。
以某种方法来区分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与普通人的动机生活是我们对于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的明确要求。他们显然过着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生活，而不是寻求普通人缺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前者是成长性动机，后者是匮乏性动机。因此，他们正处于正常状态，正在发展、成长、成熟，过着某种意义上的隐居生活（例如，与追求社会地位相对），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为改变现状而作努力。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的差别表明，自我实现本身不是有动机的变化，除非在全新的意义上理解动机。自我实现，达到充分发展，机体的潜力成为现实的境界，这一切更类似于成长和成熟而不是通过报偿而形成习惯或者联系的过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获得的，而是在内部展开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说早已存在的东西。自我实现水平上的自发性——健康和自然——是无动机的，它的确与动机相矛盾。
通过讨论行为与体验的表现性决定因素，能够发现它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身病理学的含义。特别强调，必须把表现性看作相对无动机的，与应对性相比较，后者既是有动机又是有目的的。要取消这种对立，只有在动机的词汇范围内来一场彻底的，语义和概念上的革命。
还能够证明抑郁，哥尔德斯坦的灾难性精神崩溃，麦尔的挫折引起的行为以及一般的宣泄和释放的现象同样是表现性的，也就是说，是相对无动机的。
除几个具特殊意义的例子外，行为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它能够完成某件事情。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的主观状态排除出去，是否使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疑难变得更难，这是一个问题。我理解的目的几乎总是满足的主观体验。大多数工具性行为所以具有人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造成了这些主观状态，抛开这个事实，行为本身往往变得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如果将行为主义看成是我们曾提到过的一般的清教徒式的奋斗和成功的世界观的一种文化的表现，这样也许会使我们对它本身的理解更充分。这意味着，在它的许多缺陷中，还必须加上种族歧视。
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我们列举的几种可多少被视为无动机的现象是依靠现存的无动机一词的定义。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许多这类现象，我们对此要进行简略的讨论。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艺术
当艺术寻求交流，力图激起感情、表现和影响他人时，艺术创造就是相对有动机的；艺术还可以是相对无动机的，这时，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交流性的，是个人内部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可以有意想不到的人际效果这一点（即附带的收获）在这里是一个例外。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有一种对于表达的需要吗？”如果有，那么艺术表现以及宣泄和释放现象就如寻求食物或爱情一样是有动机的。我在许多不同场合暗示过，我认为证据将迫使我们承认这样一种需要：在生活中表达机体内已经被唤起的任何冲动。但是下面的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恰恰可以推出一种反论：任何需要或者任何能力都是一种冲动，因而都会寻求表现。那么，应该将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或冲动呢？还是应相反，把它视为所有冲动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选择其中的一点上做那么大努力，因为现在要说明的只是它们全都被忽视了。无论哪一个结果都证明是最富有成效的，它都将迫使人们承认：无动机范畴，或者对于整个动机理论的巨大改造。
对于高级的复杂的人，审美体验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许多人的审美体验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因此，他们会蔑视或者嘲笑任何一种否认或者忽视审美体验的心理学理论，无论这种忽视可能具有什么科学根据。科学必须解释所有现实，而不仅只是现实所观察到的部分。审美反应的无实用性和无目标性，我们对它的动机一无所知的现状（假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它真具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些事实只应该向我们指明我们的正统心理学的贫乏。
依照认识的观点来考虑，审美的体验即使相对于普遍认识而言，也可以说是无动机的。成规化的感知在最好程度上也有片面性，它不能算是对于一个对象的全部属性的细察，就像我们只根据那些典型，于我们有用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或是能满足需要或者是会威胁需要的属性来为一个对象分类一样。被动地、无偏见地感知一个现象的多面性是审美感知的一个特点。
我注意到，当思考存在这个问题时，最好以分析等待这一概念来作为真起点。一只晒太阳的猫并不比一棵矗立的树虚度更多光阴。等待意味着对于机体毫无意义，无用和不受珍视的时间，它是绝对注重手段的生活态度的副产品。等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愚蠢、无能或浪费性的反应，因为从功效的角度来看，不耐烦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甚至手段体验和手段行为本身也可以为人享受、品尝和欣赏，可以说，此举无需任何额外花费。一段时间既可以被人当作终极体验而享受，也可以被完全浪费掉，旅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其他例证还包括教育和一般的人际关系。
对于浪费时间这一概念可以分类理解。对于注意用途、目的，压低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不能服务于任何目的的时间都是被浪费的时间。这种说法完全合理，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合理的说法：或许可以认为没有带来终极体验，即，没有被最大限度地享受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你喜欢浪费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
钓鱼、狩猎、打高尔夫球等运动，可以极好地说明对于我们的文化能充分享受它的终极体验这个事实。大体上，这些活动受到称赞是因为它们使人们进入露天，接近大自然，接受日光，身临美丽的景色。实质上，这些观点将应该属于无动机的终极活动和终极体验的东西掷入一个目的性、完成性，实用主义的模式，以便能适应人的心灵。
欣赏，享受，惊异，鉴赏，终极体验
当然不仅是审美体验，机体还要被动接受和享受许多其他体验，几乎不能说这种享受本身是有动机的。若要解释它，它只是有动机活动的终极目标，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附属现象。
神秘，敬畏，愉快，惊异，赞赏等体验也都属于这一类被动的主观上丰富的审美体验，这些体验涌向机体，像音乐的效果一样，使机体沉浸其中。它们是终极体验，达到了极限，而不是手段性的；它们对于外部世界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我们对悠闲安逸解释得当，那么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有两种这类的极限快乐或许恰如其分：比勒的机能快乐生活本身的快乐（生命快乐）。当身体器官良好地熟练地运动所产生的固有的快乐使一个孩子一遍一遍地重复某一新近精通的技能时，尤其体现了上面两种快乐。跳舞或许也是一个好例子。至于基本生活的快乐，任何身有病痛的人都可以证实这种最根本的生物快乐的实际存在——健康地活着本身带来的并非寻求的结果，而是无动机的副产品。
风格和趣味
与行为的作用和目的相对照，行为的风格被列为表现性的一个例子。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还有阿尔波特、沃纳和韦特海默。
我想用一些材料来补充说明和支持这个论点，它们是1939年发表的。在这个研究中，我曾试图发现强控制型女性（坚强、自信、逞强好胜型）与弱控制型女性（顺从、羞怯、退却型）之间的各种差异。我发现了很多的区别，以致最后仅仅通过对她们的走路、谈话等进行观察就能够较轻易地作出判断（并且由此得到证实）。性格结构在趣味、衣着，社交场合的行为，以及明显的手段性、目的性、有动机的行为等方面自然地表现出来。只需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性格较强硬的人的力量在对食物的选择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她们喜欢更咸、更酸、更苦、更辣以及味道更刺激的食物，例如，味道强烈而不是味道温和的干酪；喜欢味美的食物，甚至可以不顾其外观上的不雅观，例如，水生贝类动物；喜欢新奇、古怪的食物，如烤松鼠、蜗牛等。她们不拘小节，恶心、呕吐的机会很少，对于匆忙准备的不雅观的饭食也很少感觉惊慌。但是她们比低控制性女性更沉迷口腹之乐，胃口更好，也更馋于美味佳肴。
根据一种观相术的心物同型论可以发现，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她们的语言更激烈、强硬、坚决，她们所选择的男性也更坚定、强硬、结实，她们对剥削者、寄生虫以及企图利用她们的人的反应同样是激烈、强硬、坚决的。
另外，艾森伯格的研究，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结论。例如，在社会性格类型（用于衡量控制情感或者自尊的测验）中获得高分的人更容易在与试验者的约会中迟到，更易表现出不恭敬，更不拘礼节，更鲁莽，对人更容易盛气凌人，更少紧张、焦虑、焦急、更易接受恭奉的香烟，极易作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在性的反应上，两种类型的人具有更加明显的差异。获高分的女性在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更像个异教徒，宽容、认可性要强得多。她更有可能失贞、手淫，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更容易尝试这样的试验：同性恋，舐阴以及肛门性交行为。换言之，这里仍可以说她更唐突、更强硬、更激烈、更坚决、更少受限制。
卡彭特做了一个没有公布的实验，研究了获高分和获低分的女性在音乐的趣味方面的差异。试验得出一个可为人预料的结论：获高分的人更易接受古怪、疯狂、陌生的音乐，更易接受缺乏旋律和有不和谐音的音乐，更易接受强有力的而非甜蜜舒缓的音乐。
米多证明，受到压力时，获低分的人智力降低的程度大于获高分的人，这就是说，她们不够坚强。麦克里兰和他们合作者对成就需要的研究中对此曾有论述。
这些例子对于我们的论点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它们都是无动机的选择，都表达了某种性格结构，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莫扎特的风格，雷诺阿临摹戴拉克鲁克的一幅画更能突出雷诺阿的风格一样。以上事实是表现性的，正如写作风格、主题理解测验中的描述、罗夏测验的记录或者小孩子玩玩具，这些都是表现性的一样。
游戏
游戏可以是应对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关游戏疗法和游戏诊断的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很可能将取代过去提出的关于游戏的各种机能性、目的性、动机性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我们对于动物使用应对的表现两分法，我们也很有理由期待对于动物游戏的更明显实际的解释。为了开辟这一研究的新领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游戏可能是无用和无动机的，可能是存在而非奋斗的现象，是目的而非手段。大笑、欢闹、娱乐、嬉戏、欢快等或许也是如此。
思想意识，哲学，神学，认识
这个领域也是利用正统的心理学无法解释的。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一般的思维按惯例一直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即，是机能性和有动机的。
我们用来反驳这个假设的少得可怜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对于更庞大的思想产物的分析——哲学体系，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神学体系，它们与个人性格结构的相互关系是很容易证实的。叔本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这一点似乎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已经从主题理解测验的描述和儿童的艺术作品中学得了很多东西，若再将上面的事实说成纯粹是文饰、防御或者安全手段无疑是天真幼稚的。再举一个类似表现性作品为例，想必不能说巴哈的音乐或者鲁本斯的油画是防御性的或者有种文饰作用吧？
记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或高或低程度的体现，但它同样是相对无动机的，潜伏学习的现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们就这个问题而强烈的争论实在是离题太远，因为老鼠是否能表现出潜伏学习与我们毫不相干。但这一点对于人则是勿庸置疑的。
安斯巴赫发现，不安全的人具有不安全的早期记忆的倾向很强烈。我个人发现，不安全的人强烈地趋向于做不安全的梦，这些同样是很好的例证。它们似乎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不能设想，假如不是勉强拉扯过去的话，它们怎能被解释为满足需要、报偿性或者加强性的呢？
不管怎么说，人们往往能够轻易发现那些真理和正确的答案，而并非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来追求。在大多数实验中，解决问题前都必须具有某种动机。这一事实很可能是问题的普遍性或专断性的作用而不是“所有思维都必须有目的”的证明。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维如同感知一样，可以是自发的和被动的接受或者生产，它们是机体的存在和性质的无动机，不费力的表现，是让事情自然发生而不是人为地使它们发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树上的苹果那么自然存在一样。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
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方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理性和冲动的协作性体现得更加清晰，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分裂和对抗，通常就是社会病态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非有错，而只是过分排斥。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
认知和情感所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矛盾，它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只是明显的原子弹例子，还包括科学本身暗含着的价值系统，这是个极其普遍的事实。总之，“纯”科学家最终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型或牛顿型，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关于科学和真理的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
做真实自我而非演员
在阿尔波特、沃纳、安海姆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明确阐述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我们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许多行为举止既有表现性也有应对性成份，例如走路既有风格也有目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像阿尔波特和弗农那样排除在理论上有几乎是纯粹的表现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不是走路而是闲逛；脸红；动作优雅；举止难看；吹口哨；儿童的欢笑；私下的、不以交流为目的的艺术活动；纯粹的自我实现，等等。
由于太注重实用，传统的心理学忽略了许多对它原本意义重大的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学家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欣喜、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知之甚少，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也绝少有用甚至一点用都没有。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贡献甚少，现代最缺少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公开置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观点。我们不妨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应对性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先天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被约束、被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应对的目的通常在于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屡试不爽，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也只是副作用。
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往就是目的本身。
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有时也表现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随意而为。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娱乐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
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中。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如，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相关，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所讨论的是那些一般有起因却无动机的表现性行为，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娇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而只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不受动机理论的任何具体措词的影响。例如，它也适用于单纯的享乐主义；于是，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应对性行为对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有所反应；表现性行为通常有反应，至少只要它仍是表现性的，就不会有所反应。
虽然以上所说都是事实，但有一个似乎有些自我矛盾的概念被引发出了，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概念。比较复杂的人能够设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这也确实是他们唯一要做的根本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如此。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型、自我改进型的成年人中，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仍旧是神经过敏的人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神经病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如同说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合着音乐的节拍，应和着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蹈者能够恣意忘情地跳舞，变成任音乐摆布、任音乐弹奏的被动的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我。从非常真实有用的意义上说，甚至他在旋转、滑行、跳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可以一直很被动。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由衷的尽兴——能够产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像在岸边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像任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像一位母亲，任孩子吸奶、嬉戏，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但是，能够这样跳舞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受到指导，会自我控制地、有目的地去跳；他们会仔细地听着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一句话，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蹩脚的舞蹈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
能够不受训练就能跳得很好的是优秀的舞蹈者。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风格的自然、无意、不挑剔以及被动，努力不做任何努力。舞蹈者必须为此学会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他一旦摒弃一切欲念，对外表不以为念，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逍遥飘游。
更为棘手的问题来自于对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处于这个动机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无所掩饰，不加修饰，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我们可以像阿斯锐纳那样，将其称为“自如状态”）。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或“后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我们是否不该再把自我实现的内驱力称为需要，而是换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早己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而它们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例如，就像树需要水一样。自我实现是机体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个性的发展才是正的发展。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这些普遍的要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句话，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适意的状态”。
一个人可以通过解决次级的优先的、动机问题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二歧式一样，应对性与表现性的二歧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相对而言，外在的决定因素对性行为的影响要比对表现性行为多一些。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总而言之，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而性格学的因素对表现性行为的影响则要大于应对性行为。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且，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如果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肯定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测验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借助自然科学的中间作用。
理想的应对性行为与表现行为相对比，只是后天的学习与先天的表现之间的区别。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反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励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
别让自己生活在表现中
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往往以不同的敏感性表现出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因素。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原本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受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最多只能在短时期内维持对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和风格的控制。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由于疲劳、精神涣散、分心或者注意等等不辞而别，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更深层、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性格化的决定因素取而代之。表现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例如艺术家。
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无论什么样的控制也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性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自然，无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上都是可取的，正如乔哈德所证明的那样。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抛开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它从根本上支持需要的满足；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满足，例如，通过适当的延迟如在两性关系上；动作的优雅，例如跳舞和游泳时；审美的趣味，如对待食物、饮料；独特的风格，如在作词赋诗中；通过仪式化、神圣感和庄严感，通过办事办得完美无瑕而不是应付公事。
可以重申一遍，一个健康的人想进行表现时就可以表现，而并非仅生活在表现中，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必须既有能力表现出酒神的狂欢，也有能力表现出日神的庄重；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既能考虑现在，又能考虑未来。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对于达到了极限的完备人性，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反应，采取更多的步骤。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
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应对性行为，常能取得各方面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这个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单，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这种印象，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表现性的环境效果，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副产品的现象。
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始终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上面讨论的有意抛弃应对的例子除外）一定是应对性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性行为，例如书法的风格，或者与手段或目的全无关系，或者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例如歌唱、闲逛、绘画、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等等。在我们过分实用主义的文化中，工具性态度甚至压倒终极体验：爱情——“那是一般都要做的事情”。运动——“有助于消化”。教育——“提高工资”。歌唱——“有利于胸腔发展”。癖好——“松弛可促进睡眠。”好天气——“于事务有利”。阅读——“我的确必须与外界保持联系”。感情——“你要使孩子得神经病吗”？仁慈——“行善……”。科学——“国家防御”。艺术——“无疑改进了美国的广告业”。友善——“否则他们会偷钱”。
最单纯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是缺乏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形态。虽然，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居间的例子，如选择衣服、家具、发型等。但是，应对可以是明确而具体的，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当成例外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情况。
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带有目的性的益处，有时甚至是很明显的益处。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以暗地里咒骂或者类似的渲泄愤怒的表达方式为例，也许比列维提供的更具技术性的表达方式，也从而更能说明问题。反映机体状态的咒骂当然是表现性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对性行为——做了这种举动以满足某种基本需要，尽管它可能在其他意义上有满足作用，反之，它似乎也会引起机体本身的状态的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副产品。
我们一般也可以将所有这类释放行为解释为通过以下途径来保持机体舒适，降低紧张水平；允许完成被抑制了的没有完成的行为；通过完成性的本能的表达来排泄积蓄的敌意、焦虑、兴奋、高兴、狂喜、爱或者其创立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不求回报地准许自我进行任何健康机体所沉迷的简单行为。自我暴露和保密好象也是这样。
或许像布鲁尔和弗洛伊德早己指出的宣泄，实质上是释放行为的一种更复杂的变体。这也是像所有似乎迫切需要表达的受阻行为一样的未完成行为的自由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满足性的，坦率的忏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属于此类情况。假如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心理分析的倾向，并进而能够解剖它，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也符合我们那一系列的释放或完成现象。
最好将那些属于对威胁的应对性反应的固执行为与那些不受情感干扰、纯粹属于完成一个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心理倾向的行为区分开。前者与危及和满足基本的、部分的或者精神病的需要有关。因此，它们可能属于动机理论的范畴。后者很可能是观念运动的现象，因而与血糖标准、肾上腺素分泌、自主唤起和反射倾向这类神经和生理的可变因素有密切关系。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跳上跳下寻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时，最好引用生理状态的原动表达的原理，而不是用他的动机生活来解释。当然，装模作样，隐藏自己的本性，肯定会造成一个间谍所必须忍受的那种令人疲惫不堪。诚实、坦率、放松也是如此。
抗拒诱惑
创伤性神经病人的纠缠不断的恶梦，儿童的更加纷繁复杂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深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内驱动力、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著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反复现象中的例子。
我们在此只局限于象征性行为，一般象征性的问题尽管引人入胜并同我们有关，但我们还是抗拒诱惑，决不涉及。关于梦的问题，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之外，显然还有主要是应对性的梦（例如单纯的愿望满足）和主要是表现性的梦（例如有不安全感的梦和投射的梦）。后一种梦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做为一种投射或表现实验来对性格结构进行诊断。
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可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解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这很像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概括来说，如同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希望渺茫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依照这种说法来看，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那只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个被屡次重复的、关于凶残的狼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不同场合会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遗害或者减少它的剌激性。因为，重复就会逐渐熟悉、释放、宣泄，也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心理防御系统，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果付诸实施等等。
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坦诚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引证德沃赛厄基纳和蔡加尼克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一些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条件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很容易在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发现一种区别，它不但存在于一种单类型的行为中，并且将更大范围的分支别类随之区分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观念的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乱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鉴别诊断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神经病都是典型的应对性行为，不管是总体而言还是就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名义上叫神经病，但又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实际反而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
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假设没有一种症状能使神经病人有所好转，那么这种症状则必然对病人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神经症病状消失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他自我感觉是受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将房屋下面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这块基石已破旧不堪，远远不如其他石头完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关键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质疑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决不应该盲目处理。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但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表现性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倡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的危险往往被人夸大了。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象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力不从心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危害很大，患者也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选择。
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哥尔德斯坦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非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而诱发的病症行为可以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看到。这种人不是陷进了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定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没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证来说明这种必须用神经性应对反应区别开的表现。这就是人类和猿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沮丧。这种人可能会达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沮丧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来。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袭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疗效，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区分例证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疗效。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得可怜。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和检验那些人们都早就熟悉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个问题的对立存在。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所谓罗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患者在自由联想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决定了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流露真情的过失，甚至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有所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满自由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作为各自文化代表的责任背景，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尽量自我感觉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都变了样。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
控制功利性而非全盘否定
人是动物的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和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这种尝试使人类自身一再陷入荒谬的境地。有关人类之谜的这种错误理论究竟有何等危险，可以通过这些失误当中的一个典型——种族理论得到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曾为希特勒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作辩护，而且，正是这种理论给从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类带来不幸。
人类本性是由与贯穿于大部分生命世界里基本一致的进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没有完全从其动物躯体赋予他的所有镣铐中解脱出来，不过，在人那里，进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这样独特，以至于人类能够遨游太空，并且获得了对于任何别的有机生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力量。人类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毁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作此选择的话。不过，其中也包括着知识，它使得人能够依据他将选择的道路引导其人性进化的方向。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此处的目的不在于详细罗列人类生物本性及人类进化的种种独特性质，我只能概略地尝试指出那些影响人类的进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面起作用的力量。在有关人类本性起源的任何讨论中，都能记住进化过程的两个普遍特性。首先，进化总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现为一连串的机会。进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为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持或加强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而进化之所以是机会，则是因为自然选择缺少对未来的预见。生命和人的进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创造过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败。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现存物种的生物本性一样，它们所以在长期进化中形成，乃因为这些属性使人类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并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然而，除非进化受到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出现惊人的短视。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进化都倾向于创造出能支配该时代的那些成功适应于环境的物种，而根本不顾及未来的需求。因此，这就产生了明显的谬误：活的物种几乎总在朝着更大的适应性方向变化，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趋向于灭绝的结局。
根据任何生物发展的合理标准来看，人都是有机物进化的最辉煌的产物。人类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其足迹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人不仅通过使自身的生物性适应于他的环境，而且通过强使环境适应于他的本性来使自己顺应于环境。他已经或者将要控制所有其余的有机体，可以想象，这些有机体能与之对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过，人类作为物种的灭绝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他的生物本性就没有缺陷或瑕疵，情况远非如此。人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赋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看上去，大多数信奉原罪和地狱的人对于人类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门徒所持见解，要更使人感到满足。
另外的考虑更为实际。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所存在的机会论导致相应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进化所赋予人的种种缺点因其他品质的优越性而得到补偿。尽管人就其体质而言，既不更加强壮和灵活，也不能更为适应严酷的气候，然而人种在生物进化上的成就毕竟是一种事实。人在种族翰经中之所以是胜利者，乃因为他大脑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他的体质。自然选择不可能在离开其他品质的基础上改进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养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适应性强的理智或许补偿了相对来说较为松弛的体质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选择强化了人的持续生存能力，而未增强作为物种的人在生物机能方面的全面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独特品质，是他能借助符号和抽象的思维，这种借助符号和语言的能力导致人类独特交往方式的发展。这种语言现象在动物那里只有微弱的征兆。通过语言，以后是通过书写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发展出构成文化本身的独特学习传统和技巧。生物特性遗传的效果要远远低于文化的传递。前者只有经过两性细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才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并且在原则上任何普通人都乐意于接受它，况且，随着书面语言和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便有可能潜在地脱离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而独立进行。获得性身体特性不是经由遗传获得的，而获得性文化品质则可以与传统本身一起传下来，从而日益丰富了文化遗产。人类遗传特性赋予人以吸收基本价值的能力，亦即通过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获得和传递知识与技能来支配环境。每一代后来人经过自身选择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着更大的成就。这种遗传方式的出现真是进化的绝妙作品，它使人达到了生命世界的顶峰。
人们曾作过种种有趣尝试来理解作为我们这个物种遗传特质之一的人类价值的起源问题，居里安·赫胥黎近来是这种观点最积极的倡导者。确实，可以颇为合理地假定，某些与价值世界相关联的机制是由遗传所决定的。人类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而哺乳类动物的一个独特适应方式在于，其后代的成长是在父母照料下进行的。这种父母之爱根源于深层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获益于人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获益于那种好斗的倾向和行为，自然选择必定是植根于我们那些适于有组织生活的倾向中。不过，若仅仅根据这一基础，的确很难解释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价值体系，许多视为道德的或值得赞许的行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机会，亦未能增加以此种方式行动的人再生产的成就。然而，一种遗传特质的选择价值却可以经由其生物载体给后代所带来的好处予以衡量。关于人类价值起源于自然选择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难以证实的假说。人类价值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文化进化之火锻造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它们对于人性中生物基础的依赖性是真实的，然而却是间接的。
人们同样考虑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信条。人类精神完全是由经验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据卢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时这种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个人都是善的——“人生来就是善的，只是由于制度，他才变成恶的”。这种自然人是一种高贵的未开化人，他们尚未为文明的邪恶所玷污。如今，这种对于高贵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经毫无认识价值了，然而这种有关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却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颇为聪明地作了辩护，“不是由邪恶的婴儿才长成邪恶的人类，相反，倒是邪恶的社会才使得善良的婴儿变为不正常的成人，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婴儿生来即善，并且渴望继续为善”。
可以将这种白板说颇为容易地与相反的信念联系起来，那就是，人生来就是恶的，这方面的古典例证是霍布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表现为一切人对人对一切人的持久战争。这听起来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为了生存所展开的斗争。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达尔文本人很可能会厌恶地予以摒弃的学说，不过是霍布斯、马尔萨斯以及生物种族主义的一种狡黠的、矫揉造作的大杂烩。与白板说相反，它认为，个性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伴随着不同于别的所有人的基因而出世，然而，从戈比恩到达林顿的种族主义者都声称，某些人生来就是善的或超人一等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由其遗传上的恶和劣等性，或者这两者同时所预告决定了环境和教育对于改变这种由基因所决定的品质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或许是由于一种奇妙的巧合，种族主义者本人几乎总是自以为属于那些遗传上最优等的人群之列。
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系由种的遗传禀赋所决定的这种看法，有其足够的根据。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以及从婴儿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才能获得其独特的文化品质。不过，具备正常的人类基因对于接受人类社会环境的社会化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畸型小头白痴的基因会使人完全不可能从事学习。一只类人猿、猴子、鹦鹉或者一条狗尽管能够学会许多不同的东西，然而，却不可能学会一个人类幼儿轻易就能学会的许多行为。文化只有在它的某些基础上已在生物进化中形成时，才是可能的，不过，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着生物上的特性，人类在生物发展上的主要趋向曾经给予文化发展以充分的活动余地。
文化进化的自主性并非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基因中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的自主性只是表明，基因虽然使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然而却不能决定其内容。同样，人类基因决定了言语能力，但却不能决定人将说些什么，这种自主性的证据来自于激进的文化变革时期。在这里，在没有明显的基因变化情况下，许多人类社会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于100年以前或更近些时候的我们的祖先，还是粗鲁的未开化人，他们仰仗欧洲森林地带有限的自然贡物竭力维持险境丛生的生活。然而，仅仅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工业革命就已经改变了数亿人的居住条件及生活方式。很有可能，在所有人类居民那里，都发生着遗传变异，不过，还没有理由相信，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状态与两代人。
人们曾一再努力，试图证明存在着导致人类社会盛衰交替的遗传变化。罗马的衰亡曾被归结为传说中晚期罗马人劣生习俗的盛行，而我们自己文明的蜕化则被归为在经济上遭受不幸的那些阶级过高的出生率。对这方面的情况作细节上的讨论在这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上述各种尝试迄今为止并未产生使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并不为过。人类居民的遗传品质状态确实应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当许多狂人试图通过投放更多原子弹来确保他们自身安全时，更是如此。同时，由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预期，人类命运也会发生巨大的改观。
人在没有相应的遗传变异情况下所具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改变他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愿望的能力，是生物发展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机体往往选择一种或几种生活方式的同时而发展了专门的机能；在这里，对新环境的适应只有在发生了种的遗传品质进化变异的条件下，都是可能的。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改变其文化来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干脆通过他的文化手段来改变环境，这是人类生物本性最为基本的特性之一。那种白板说似乎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因为，至少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们多多少少更易于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使命来调整他们自身。
上述观察无疑是对的，而由之引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关键的事实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环境具有其独特的不规则性，无论是由个人的生活，抑或根据家庭、氏族和种族的命运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生物遗传一般都是依照极为严格的方式进行的，而生物进化又是如此缓慢，以至于难以成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环境的机制。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遗传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易于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促进文化遗传改变的基因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它们产生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类适应机制，后者可以借助人类所具有的生物条件而有效地发展作用。众所周知，有机体在不改变其通常机能运动条件下，针对其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能力，被称为体内平衡，而人类经由其经验、学习和教育而获得福利的能力，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自动平衡机制。
白板说的原理对于那些相信凡人皆为平等机会所创造的人来说，或许是有所帮助的。不过，平等是一个伦理学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这是文化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平等并非建立于生物同一性基础之上，事实上，除了孪生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携带完全一样的基因，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因为存在着文化环境上的差异。白板说的追随者们以此作为证据，他们断言，人都是相象的。不过，恰恰是相反的结论才是有根据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们相互之间差异的原因，它是根据人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进行适时调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于控制其周围的物理环境，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生活于不同地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较少的区别，不过，如果整个人类仍然滞留于原始文化状态，这种区别将会大得无法比拟。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唤人们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诸如职业、角色方面日益增长的广大范围。那么，进化过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适应这种本质上无限的功能变化作准备的呢？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两种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遗传特化。这一点可以与狗、马、或其他驯养动物的饲养作一类比而得到说明，人们已经驯化出猎狗、看门狗以及为退休老处女所迷恋的各式各样的狗。第二种方式是体内平衡和发展生物适应性。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涉及到这两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更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的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除了那些他们业已具备，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知识之外，几乎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通常被认为实际的和有用的。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可惜，我们无法获知，在多大程度上“梦想家”与“实践家”之间的上述区别是由其基因上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两者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过程中。无论如何，一个由梦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社会肯定要比一个仅由梦想家或仅由实践家组成的共同体好得多。人类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其繁荣都仰赖于多样性，至于这种多样性究竟是由环境还是由基因引起，都没有两样，这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有待运转的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的确，人的进化在一方面业已为可教育性和职业上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基因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在这里，最有趣的谜语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同等权利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多样性，以便确保人类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谁敢斗胆声称，他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一谜语呢？
完善个人行为的图式
有机体的进步和人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仿的基础，即还原论假设。这种假设是：生物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同样，行为科学和社会学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或者说，一个生命有机体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系统，所以人们设想，人的行为是那些低于人类的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行为因素的特别错综复杂的综合产物。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明扼要地说，我确信科学领域是由这样三个层次组成的——物质自然、有机体和人的行为即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
让我再澄清一下我所表达的含意。我并不是说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彼此毫无连续性。作为一个对物理学下了很大功夫的生物学家来说，显然，我认为物理学和化学是生物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同样，生物学又是人的行为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我要强调的是，突现观点是基本正确的——每一更高层次上会呈现出较低层次上所不具备的新的特征。
让我们把这个图式运用到人的行为研究当中。人的行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人的所有特点是在语言、思维以及其他所有的行为方式中创造了一个符号世界。
人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是以其生活中的符号优势为基础的。除了那些生物学需求的即时满足，人主要不是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这里符号取代了物。例如，一个硬币是一种工作量或作用价值的符号；一份文件是某种成就的符号；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是一件事或一种关系的符号。一本书或一种科学理论是积聚起来的符号的奇妙的构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都表明，人的生物学价值和其作为人的价值是不相同的。与那些根据对个体和种类的生存“有用”或“有害”而进行的生物学划分不同，我们所谈的人的价值主要是指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符号世界。你可以发现这个定义涵盖了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如科学、技术、艺术、道德或宗教。当技术使人可以控制自然时，这些符号系统就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性和功利性。这些符号系统可能是中性的，如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很难说它们对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有什么贡献。这些符号系统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个人的小符号世界崩溃了，就会导致战争和大规模的毁灭。
我的观点引出了许多可以思考的问题，这里我只能讨论其中的一部分，即神经学和进化论问题。人取得特殊成就显然源于其大脑的进化。用一种过于简单粗糙的话来说，正是由于神经学家的功劳，才使我们能够区分具有原始功能、本能和冲动的旧脑或原脑与具有人格、意识知觉、情感、意志行为，特别是人的符号功能特征的大脑皮层或新脑。让我们观察一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人的大脑，可以发现它们的特点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即前脑的脑量及其复杂性增加了。我们所说的人的发展指由于前脑脑量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智力方面的发展的结果。由此，人类才得以建立起言语和思维的符号世界，并在5000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当中获利科学和技术的某些发展。
然而，由于对此缺乏解剖学基础的证明，在人的本能方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这里的结论既适用于行为的积极方面，又适用于行为的消极方面。卢梭所塑造的是质朴的完善的自然人，只是被文明所腐蚀了，而弗洛伊德所塑造的是被潜意识压抑力不可靠地束缚着的天生的侵略者、弑父者和通奸者。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浪漫的不现实的人。尽管这种本能行为可能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人所独有的。几乎在所有动物身上都存在这种父母儿女的特性，其中有些表现得更加充分。我们取得了发展，从原始的神话到量子论用了5000年，从蒸汽机到氢弹用了大约150年。然而，自从老子、释迦牟尼或基督至今的一般道德水准的发展却并不乐观。解剖学的解释非常简单，即人的大脑皮层为智力成就提供了大约100亿个神经细胞，但是并未为情感和本能方面的发展提供基础。
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事实可以解释所有高级宗教共同遵循的关于行为的黄金律特征。第二个事实可以解释某些道德规范的特殊性。道德价值确实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异之大，以至在某种文化传统中正常的行为方式会被在其他文化中的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这完全是由不同文化的符号结构所决定的，甚至是由一种文化中不同的参照系所决定的。在和平生活中将受到惩罚的谋杀行为，在战争的参照系中却被看成是一种英雄主义。
现代成功心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