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人生成功的状态
●导论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一九〇八—一九七〇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是现代世界著名成功心理学大师。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研究，研究人的本性、自由、潜能、动机、经验、价值、创造力、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对个人和社会富有意义的问题。他从人性论出发，强调一种新人形象，强调人性的积极向善，强调社会、环境应该允许人性潜能的实现。主张心理学研究中应给予主观研究方法一定的地位，并应突出整体动力论的重要。
马斯洛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和华生行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马斯洛把人的本性和价值提到心理学研究的首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组织管理、教育改革、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需要层次论在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自我实现论则为他心理学体系的核心。
马斯洛以人性为特征的心理学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的心理学体系。《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第三思潮”是人类了解自身过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
一九三三年，马斯洛在威斯康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四三年，马斯洛发表了《动机理论引言》和《人类动机理论》两篇论文，第一次把现代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华生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有机体理论等综合了起来，提出了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基本框架，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对美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马斯洛在研究人类动机时，始终强调整体动力论的贯彻，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全人类共有的、作为似本能天性的基本需要研究之上。这为他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萌芽。
马斯洛随后在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以最优秀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以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像华生行为主义学派那样以小白鼠为研究对象，他选定了两组人作为研究对象，概括了自我实现者的十三个特征。他指出自我实现的人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是一种价值观的楷模。
马斯洛还提出“价值失调”理论，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的许多常见精神疾病现象的治疗，主要包括权力狂、固执偏见、心烦气燥、缺乏兴趣，特别是没有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等现象。
总之，到一九五一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同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人格》一书，这本书使马斯洛成为了著名人士，被公认为五十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这也是马斯洛的经典力作。
马斯洛接着着手研究“高峰体验”。他从自我实现者那里发现他们往往频繁地感受到极度地喜悦，体验到心醉神迷的美妙感受。这些美妙体验有的来自大自然，有的来自音乐，有的来自两性生活。马斯洛认为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自我实现者的一种成功享受。高峰体验使个人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由缺失性认知发展到存在性认知，达到了对于存在价值的领悟和认识。自我的特性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人们共享了自身最高程度的同一性。因此，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过程，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他相信每个人这种潜力都存在，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清楚的，这才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九五七年，关于人类价值观新知识的第一届科学会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马斯洛在会上提出了他对价值观的看法，强调价值观是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的。他认为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人的感情，他们就会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因为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一九六〇年，马斯洛提出了“优心态群体”理论，他提出由一千个自我实现者和他们的家庭组成“优心态群体”，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环境下，人类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表现，就会实现他的思想。
一九六一年，马斯洛在弗罗里达大学发表了“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新问题”的著名演讲，他认为幽默与自嘲对心理具有重要作用，幽默能够释放人的潜能。他随后出版了《存在心理学》，诸如“高峰体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论”“缺失需要”、“存在需要”等概念一时非常流行，成了美国六十年代的主要时代精神。
一九六二年，马斯洛为了学术研究，他亲自到安德鲁·凯依的非线性管理系统工厂进行调查。他把自己在工厂的调查研究写成了《夏天的笔记》，最早以《理想管理》（又译作《优美心灵管理》）为名印刷出版，在学术界和企业界流传。在书中他阐述了有关管理学方面的崭新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人性观念，如开明管理、领导心理、综效原则、人力资本、员工动机、开拓创新、革新会计、企业评判等观点。这些管理思想几乎成了现代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原则，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六四年，马斯洛发表了《宗教信仰、价值观和高峰体验》一书，在书中他认为高峰体验是有组织的宗教的精华，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表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又出版了《关于科学的心理学：一种探索》，对当时主流科学及其基础进行了批判。接着又出版了《关于超越性动机的理论——人类价值的生物学基础》，对人类天生的创造性、勇于接受挑战等高层次需要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存在价值（B—价值）理论。
马斯洛涉及非常广泛，在许多领域都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他主要著作有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存在心理学探索》、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宗教、价值与高峰体验》、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优美心灵的管理》、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科学心理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人性能达的境界》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他成熟的超个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马斯洛广泛的研究从自我实现心理学原理出发，大大超过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领域，提出了对于社会、教育、管理、宗教等进行变革的构想，进而形成了内在教育论、心理治疗论、社会变革论和优美心灵管理论等理论学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和作为最高动机力量的自我实现等概念非常有名，是他的主要贡献。
一九七〇年六月，马斯洛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逝世，享年62岁。
马斯洛的心理学被称为“第三思潮”，是相对于在他之前两大思潮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第一思潮”和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第二思潮”。马斯洛的“第三思潮”无论在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还是在心理治疗方法上，都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和行为主义理论的突破和扬弃，他打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一套更为进步的人类理论。
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来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医学临床实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和心理变态者。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将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眼光会越来越低，对人的期望也会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其研究的对象是白鼠、猴子和鸽子等动物。马斯洛对此指出：“行为主义者关于人只有遗传的生理冲动的结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而老鼠除了生理动机之外显然很少有别的什么动机了。人毕竟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鸽子，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人类也应有自己的特点。”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马斯洛并没有采取排斥的做法，他说：“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但是是不够的；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但也是不能够的。”可见马斯洛学说的包容性。
马斯洛为了研究人的特点和人的潜力，他比喻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跑一英里最快能用多少时间，你不会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你研究的是更出色的跑步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你知道人在更快地跑完一英里上所具有的潜力。”马斯洛对于人的潜力研究，就是“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
马斯洛首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理论引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中的最好典范，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他们心理健全，能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他们也有最基本的需要，但他们在充分享受这些需要达到满足的同时，并没有成为这些需要的俘虏。马斯洛在对他所认为是优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状态进行大量研究之后，提出了人类具有精神健康的共同特点。
马斯洛“第三思潮”理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一反当时科学的时尚，坚决指出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且他认为这些准则具有科学的根据，可以通过对人类中的优秀代表进行研究找到。
马斯洛一生都坚持一种人道主义哲学，以便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启动对于激情、创造力、伦理、爱、精神和其它只属于人类特性的追求能力。他的心理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功能。他的学说被广泛地运用到教育、医疗、防止犯罪和吸毒行为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马斯洛学说具有超前性，他曾说：“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研究是在跟我曾孙的曾孙对话，当然，前一个曾孙都还没有出世哩。那是对于他们爱的一种表达，给他们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些事实上关爱的话语，一些零零碎碎的建议，是我的一些教训，对他们可能有一些用处。”
美国学术界认为，二十一世纪，马斯洛将取代弗洛伊德和华生，成为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先驱人物。
安松尼·苏迪奇说：“亚伯拉罕·马斯洛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本世纪下半叶属于他。”
柯林·威尔逊说：“自马斯洛去世以后的二十五年当中，他的名声没有一点下降的迹象，而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声名却遍体鳞伤，布满弹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相信，这是因为，在马斯洛的思想当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显露出来。他的重要性是在未来，会在二十一世纪显露出来。
德波拉·C·斯迪芬森说：“我们发现，在马斯洛的整个思想中，有许多研究、认识及思想在当时都是远远超前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起来仍然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现在一些工作和思想反倒都过时了一样。马斯洛有关要求自我实现的员工、培养客户忠诚、树立领导风范和把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创造力源泉的主张，描绘出了我们今天的数字化时代的图景，显得非常深刻。”
马斯洛研究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化时代。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里，人的潜力成为了各行各业、各个组织、各个机构竞争的主要力量。
马斯洛的学说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的学术界和大学里，马斯洛的有关创造性理论、需求层次论、自我实现论等学说与马克思齐名，曾经在我国掀起了马斯洛思想热。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思想曾经在我国名噪一时，那是因为我国当时思想刚刚彻底解放，性自由、性开放等观念刚刚出现，许多人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于是引发了“弗洛伊德热”。当弗洛伊德的名声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化的同时，马斯洛的学说则取而代之，逐渐扎根人们心灵，并在实践中运用马斯洛的知识，使之造福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马斯洛学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之一，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能否全面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调动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潜能与智慧，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马斯洛学说所强调的正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对于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健全自我人格，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享受人生幸福、追求人生的真正成功。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也适应了我们每一个追求人生成功者的需要。
开掘心理，发挥潜能，追求人生的最大成功和幸福，这就是全面推出这套书的主旨。
●前言
马斯洛认为：“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马斯洛认为：“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他认为成功并非完全靠天赋，而是必须靠追求与奋斗，这就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摒弃了天赋成功的上帝决定论，为人的成功追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实现成功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更多的机会、信心，能使更多的人追求成功，实现成功。上帝的宠儿毕竟是少数，成功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
他告诫人们：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未来。
同时，马斯洛并没有否定天赋在决定成功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
但他依然认为天赋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还是认为：“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既然马斯洛认为成功并非靠天赋，那么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呢？他认为靠的是潜力和创造，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勤奋工作地创造，那么就会成功。
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一个终极价值，这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使这个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成功是一个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既有明确的目标，也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目标，成功的最高境界只是一种状态的体验，即达到人生健康，达到心灵优美和达到竞技状态等，这个成功既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成功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成功也是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
成功是一种体验，追求是一种过程，我追求，我成功，我感觉，我享受，这就是马斯洛成功追求的真正意义所在。
将成功的理念建立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这就避免了失败之说，也避免了失败而带来的痛苦与消极，使成功成为了一种永远追求的状态，只要是追求，也就是成功，也就能够感受到成功，随时都是成功，因而随时都能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因而追求就更加具有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种精神状态的推动下，成功当然就更具有可能性！
如今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成功，都希望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权利。那么，我们从马斯洛的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可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
从马斯洛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即进入自我实现的状态，使我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发挥达到最佳状态，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就能使我们向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向不断发展。
马斯洛成功追求自我实现理论大多以笔记、谈话、演讲的方式阐述的，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时间跨度较大，缺少集中归纳总结，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隐涩的人物和内容，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成功追求体验，本人在马斯洛著作《人性能达的境界》的基础上，根据一般阅读习惯，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进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既突出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思想的成功体验理论，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用。当然，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本书在此也是抛砖引玉，如有不正之处，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进行成功的追求，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力，能够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工作，真正享受到成功盛餐的美味。
●第一章 选择健康人生
健康的选择
从始至终，人本主义者总是企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试图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而不必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理论家，然而从实际效果的普遍性来看，他们统统失败了。
这些不适合作为理论的大多数理论，依据的全都是某一些或另一些心理学假设。事实上，所有这些理论，实际上都能被证明是虚伪的、不适当的，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缺少某个方面。
但是，我认为，心理学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某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觉得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充分艰苦地工作，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有些问题还不是很完善，但我们了解怎样批判那些旧的理论，我们知道准备建立的理论的形态；而且多半我们也知道，为了填补知识上的缺陷，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干些什么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回答这些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把人教育成期望和喜欢过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道德高尚的成人？等等。”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是能够建立的，而且我认为我们知道如何着手建立它。
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如果呈现给动物可供自由选择的对象足够多，那就可以看出，各种动物普遍具备选择有益食物的天生能力。研究证明，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躯体的这种智慧一般也能保留下来。
例如，切除了肾上腺的动物，能够通过重新调整它们自我选择的食物，来保持它们自己的活力；怀崽的母兽为了适应胎儿成长的需要，会很好地调整它们的食物。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胃口决不是完善的智慧，而且仅凭这些胃口是不能胜任的。例如，想一想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就能说明这一点。在碰上毒物时，低等动物比高等动物和人能更有效地保护它们自己。
以前形成的选择习惯，完全可以给当前新陈代谢的需要投上阴影。而且，在大多数人身上，特别是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能毒害这种躯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永远不会完全丧失。
这个一般的原理与著名的体内平衡实验完全吻合，它不仅对于食物的选择是对的，而且对于各种其他身体需要来说也是对的。
这一点看来已相当明显，一切有机体，是更加能够自我管理的、更加能够自我调节的和更加自动的。有机体应当受到巨大的信赖，而且我们也正在学会坚定地信赖婴幼儿的内部智慧。例如关于选择食物、断奶的时间、睡眠的总量、训练控制便溺的时间、活动的需要以及其他的事情上，都更加信赖婴幼儿自己。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特别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病的人那里发现，选择者有好坏之分。我们已经认识到，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者那里认识到这种行为的许多隐蔽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己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方面我们具有令人吃惊的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充满了价值论的意义。小鸡在自由选择食物的时候，它们选择对自身有益食物的能力是完全有差异的。好的选择者变得更加强壮、更高大、更占优势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最好的东西。如果迫使差的选择者吃好的选择者选择的食物，那么就会发现，差的选择者变得比过去强壮、高大、健康、有优势了，不过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好的选择者的水平。
如果类似的实验在人身上也能做出，那么，我们大量重建各种理论就很有必要了。就人的价值理论来说，径直地依据统计，描述没经过挑选的人的选择，这不会是适当的。把好的选择者和坏的选择者的选择，把健康人的和病态人的选择，进行平均计算也是无益的。
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神经病患者的选择，最多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是好的。脑损伤者的选择，也只能对于防止灾难性崩溃起作用，而切除肾上腺动物的选择虽然可以使自身免于一死，但这种选择对于一只健康的动物却有致命的危险。
在我看来，这是使大多数享乐主义者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沉没的暗礁。由病理激发的愉快同由健康激发的愉快是不能平均的。
此外，任何伦理的准则都必须考虑体质差异的事实，无论是小鸡和白鼠，还是人类，道理都一样。正如谢尔登和莫里斯已经证实的那样，一些价值对所有健康的人都是共同的；而另一些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共同的，而只是对某些类型的人或特殊的个体才有用。
不过，特异的需要则产生特异的价值。我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而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价值。
个体的本质差异产生价值观，也就是说，个体本质的差异导致有关自我文化和世界各方面的偏爱。这些研究支持了诊疗家在个体差异上的普遍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这种经验的支持。这也是人种学资料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料说明，由于剥削、压制、赞同或非难等等因素的存在，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了人类体质潜能系列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弄清了文化差异的意义。这同生物学的资料和理论以及同自我实现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证实，器官系统坚持表现自身。简而言之，坚持活动、肌肉发达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
的确，为了自我实现必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达到主观感觉上和谐的、没有压抑的和满意的活动。这是心理健康者非常重要的方面。有智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智力，有眼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眼睛，有爱的能力的人应当有爱的冲动和要求，这样才能感到是健康的。智能吵吵嚷嚷地要求使用它们，只有当它们被充分利用了的时候，它们的吵嚷才会停止。概括来说，智能就是需要，因而也是固有的价值，而且两者的关系已密切到这种程度，假如智能相异，价值也会因而有所不同。
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阶梯
作为内在结构的要素，人不仅具有生理需要，而且也具有心理需要。但这些需要必须由环境给予最适宜的满足，才能防止疾病和主观上的不幸。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一种缺失。
它们可以称之为基本的需要、生物性的需要，可以把它们比做像对盐、钙、维生素D的需要一样的需要。
因为，被剥夺生活必需品的人，持续地渴望它们的满足；剥夺它们造成人的疾病和枯萎；在“缺失疾病”期间，它们的满足能起治疗作用；稳定的供应可防止这些疾病；健康的（满足了的）人不再表现这些缺失。
但是，这些需要是以一种层次和发展的方式、以一种强度和先后次序彼此关联起来的。例如，安全需要是比爱的需要更占优势、更强烈、更迫切、更生死攸关的需要，而且食物的需要通常比任何的需要都强烈。
此外，所有这些基本需要都可以认为是通向一般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阶梯，所有基本需要都可以纳入这个阶梯之中。
我们如果把这些资料系统地排列起来，那么，我们就能解决哲学家为之奋斗了若干世纪但仍无作用的许多价值的问题。例如，只有一个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遥远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被不同的著作者分别称之为自我实现、自我现实化、整合、心理健康、个别化、自主性、创造力、生产力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著作者都一致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
也就是说，使这个人成为有完美人性的，成为这个人能够成为的状态。但实际上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有时这个人自己并不了解这一点。
就某个人本身来说，所有他所知道的只是：他是极端渴望爱的，而且他认为，如果他获得了爱，他就会永远快乐和满足。他并不清楚，在这个满足到来之后，他还有追求的目标；他也不清楚，一个基本需要的满足，就会出现另一“更高级”需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这个与生活本身同义的、绝对的、最终的价值就是在特定时期内支配他的一种需要，而且也是需要阶梯上的其中一种。因此，这些基本需要或基本价值既可以看作目的，又可以看作是达到一个终极目的的手段。
的确，有一个单独的、终极的价值，或者说人生的目的。然而，我们也有一个有层次的、发展着的、综合地相互联系起来的价值体系，这也是确实的客观情况。
这个需要层次的概念，也对于解决存在和形成之间明显的对立矛盾是很有用的。确实，人在永恒地追求着终极的人的状态，但无论如何，这种状态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同的形状和成长。我们仿佛要永远力求达到终极人的状态，但这却是一种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状态。但有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并不是真理性的，或者说至少这并不是唯一的真理，还有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真理。
由于良好的形成过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绝对存在的暂时状态即高峰体验的奖赏。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经历了许多高峰体验，而每一次高峰体验本身就是绝对的乐事和完美，足以证实人生不需要比它们自身更多的东西了。
这可以说是对这种思想——认为天堂存在于人生道路终点之外的某个地方的反驳。可以这样说，天堂似乎就在我们日常奋斗生活的前面等候着我们，时刻准备让我们跨进并享受它。一旦我们跨进天堂，我们就能永远记得它，并且用这种记忆作为我们的能源，在我们自身遭受压力的时候支撑我们战胜困难。
还不仅限于此点。从绝对的意义上讲，一时一刻的成长本身也意味着有内在奖赏和内在乐趣。如果说它们不是高山式的高峰体验，至少它们也是丘陵式的体验，是自我证实的乐趣，是存在的微小瞬间。存在和形成之间并不彼此抵触和相互排斥。
向着美好的价值前进
我们是被迫发展健康成长的概念以及自我实现倾向的概念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个概念是演绎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假设这样的概念，人的许多行为就会丧失意义。在科学的原理上，这和我们发现必然有一个早已存在但迄今没有见过的行星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它的存在才能解释其他许多观察资料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断言，还有一些直接临床的和人格的证据，以及日益增多的测验资料支持这个信念。至少可以举出一种合情合理的、推理的、经验的实例，证明在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向一定方向成长的趋势或需要，这个方向一般可以概括为自我实现或心理的健康成长。
或者可以具体地概述为，向自我实现的各个方面和一切次方面成长。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内部的压力，指向人格的统一和自发地表现、完全的个别化和同一性，指向探索真理的、成为有创造力的、成长美好的人，等等。
人是如此构造的，他坚持向着越来越完美的存在前进，而这也意味着，他坚持向着大多数人愿意叫做美好的价值前进，向着安详、仁慈、英勇、正直、热爱、无私、善行前进。
但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提出要求什么和不要求什么的界限。就我自己进行的研究来说，它们大多是在被认为已经取得“成功的”成人身上进行的。我只有很少有关不成功的、掉队的人的资料。
从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者那里做出的推论是完全可以承认的，从原则上说，完全能推论出人究竟能跑多快、跳多高、举多重。我们也可以推论出任何新生儿的能力。但是，这些实际的可能性，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统计资料、机率、可能性的任何东西。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向着完美人性和健康成长的倾向并不是人身上唯一的倾向。正如我们在同样的人身上，也可以发现死的愿望、畏惧、防御和退化的倾向，等等。
尽管这些人在数量上很少，然而我们从直接研究这些高度发展的、最成熟的、心理最健康的个体中，能够学到有关价值的大量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普通人的高峰体验，学到关于价值的知识，这时他们暂时地自我实现了。这是因为他们是最完美的人。例如，他们是保留和发展了人类智能的人，特别是保留和发展了规定人的并把人同猿猴分开的那些智能。这符合哈特曼关于同样问题所持的价值论观点，他把好人看做是具备更多的规定“人”的概念特性的人。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些个体是发展更完善的人，他们没有固着在不成熟、不完善的成长水平上。我的这种做法，并不比分类学家选择蝴蝶的类型样本，或医生选择身体最健康的年轻人，更多地乞求于神秘、先验或机会。他们也同我一样，寻找“完善、成熟、健美的样品”作为标本。从原则上讲，一种程序、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可以重复的。
完善人性，不仅可以根据已经确定的“人”的概念下定义，也可以根据人类常模下定义，而且它也可以有一个描述性的、分类的、能够测量的、心理学的定义。
现在，从几个开端性的研究和不计其数的诊疗经验中，我们已经具有了有关充分发展、成长良好的人的特点的某种概念。这些特点不仅是可以进行客观描述的，而且它们在主观上也是奖赏性的、令人愉快的和起强化作用的。
在健康人的样本上，客观上可以描述并测量的特点有：更清晰、更有效地感知现实；更能接受经验；增进了人的整合、完整和统一；增长了自发性、表现性，充分运行，生气勃勃；真正的自我，牢固的同一性，自主，独特性；增长了客观性，超然，超越自我；创造性的重新获得；融合具体和抽象的能力；民主的性格结构；爱的能力，等等。
所有这些特性都需要经过研究进一步证实和阐明。但是，这种研究是可行的，这一点则是勿庸置疑的。
此外，对自我实现和良好成长也有主观上的肯定和强化。这就是生活中的兴趣感、幸福和欣快感、安详感、快乐感、镇静感、责任感、对自己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的信任感等。背弃自我、固着、倒退，依靠畏惧而不是依靠成长过生活等的主观标志，就是焦虑、绝望、厌烦、不能享受、固有内疚、内在羞愧、无目的、无聊、缺乏同一性等这样的感觉。
这些主观上的反应也是可以进行研究和阐明的，而且我们具有适于研究这些问题的诊断技术。
在那些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进行真正选择的情境中，自我实现的人的自由选择，恰恰是我断言能够作为自然的价值体系进行描述性研究的东西。这和观察者的希望绝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科学的”。我不是说“他应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而只是说“被允许自由选择的健康人选择了这个或者那个”。这就好象是问：“最好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而不是问：“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或者，“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很显然，这种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信念——正是对好人来说有价值的和适意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宝贵的和令人愉快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些发现可以推广到大多数人身上去，因为在我以及其他人看来，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这一点在治疗、特别是在揭露性的治疗经验中看得特别明显，而且，至少从原则上说，大多数人都是有能力自我实现的。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断言的证实，即所有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除非现存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不能被理解为人类渴望的表现。因为我们描述的自我实现者的特性，在许多方面与宗教强烈主张的理想是类似的。
例如，超越自我，真、善、美的融合，助人、智慧，正直和自然，超越自私和个人的动机，脱离“低级”欲望而趋向“高级”愿望，增进友谊和慈爱，善于区别目的（宁静、安详、平和）和手段（金钱、权力、地位），减少敌意、残忍和破坏（尽管果断、正当义愤、自我肯定等很可能因之而上升）。
从所有自由选择实验中，从动力动机理论的发展中，从心理治疗的调查中，得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结论——我们最深蕴的需要本身不是危险的、邪恶的或不好的。如此一来，就打开了解决人的内部这些分裂的前景，也就是说，有了解决光明的和黑暗的、传统的和浪漫的、科学的和诗意之间的东西，以及理性和冲动、工作和娱乐、言语和前言语、成熟和幼稚、男性和女性、成长和倒退之间的分裂的前景。
同我们人性哲学上这种变化并行的主要社会情况，是一种迅速增长的倾向：把文化看作是满足、阻挠或控制需要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抛弃这样一些几乎是普遍性的错误了，也就是认为个人的和社会的兴趣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或者认为文明是控制、警戒人的本能冲动的主要机制。所有这些陈腐的原理都被这种新的可能性消除了，即健康的文化将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的肃清。
在体验时的主观快乐以及趋向这种体验的冲动，或希望和对这种体验“基本需要”之间密切的相关关系（这种体验对于他从长远来说是好的）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在健康人身上才会发现，只有这种人才既向往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又向往对其他人有益的东西，而且能全心全意地享受它，并且感到满意。
从享受的角度看，这样的人的德行本身就是他自己的报偿，他们自发地倾向做公正的事，因为这些事是他们愿意做的、他们需要做的、他们赞成的，以及做这些事是他们的享受，并且愿意继续享受下去。
人得了心理疾病，正是由于这个统一体或整个相关的网络，就瓦解成分离和冲突的了。这时，他愿意做的事，可能是对他自身不好的事；仿佛他做的这件事，他能不享有它；仿佛他享受它，而同时又可以不赞成它。
于是，享受本身可能是有毒的，或可能迅速消失的。他开始享受的东西，可能后来就不再享受它。他的冲动、欲望以及享受，这时就变得对生活几乎没有指导意义了。随后，他必定要怀疑和担心冲动和享受会把他引入歧途。这样，他就陷入了冲突、分裂、犹豫不决的状况。简而言之，他就陷入了内部冲突状态。
从哲学理论的历史上来分析，许多二难推理和矛盾都被这个发现解决了。享乐主义的理论，对健康人起作用，但对病人却没有起作用。真、善、美扮演某种相关的角色，不过，只有在健康人身上，它们的联系才是强固的。
只有在为数很少的人那里，自我实现才是相对完成的“事态”。但在大多数人那里，自我实现只是希望、向往和追求。然而，还没有达到的“某物”，在诊断上显示为指向健康、整合、成长的驱力。投射测验也能探测到做为潜能的这种倾向，但不是作为外显行为，正如X光能够探测到有外部表现之前的早期病变的情形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某人是什么和他能成为什么，对心理学家也是同时存在的。因而，就解决了存在和形成之间的二难推理。潜能不仅仅是“将要是”或者“可能是”；而且它们现在就存在着。尽管自我实现的价值还没有现实化，但它们作为目标却是真实存在的。人既具有他正在是的那种人的特质，同时又潜伏着他向往成为的那样的人的特质。
人内部倾向自我实现
在自我实现、自我、真正人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工作的思想家团体，相当牢固地制定了他们令人信服的理论：人有使他们自我实现。根据人内部倾向，人竭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忠于自己的职守，成为真正的、自发的、真正表现的人，在他自己深刻的内涵中，寻求他活动的根源。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式的建议。我们应当充分地警觉到这一点，大多数成人并不知道怎样成为真正的人。如果他们“表现”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仅给自己，而且也可能给别人带来大灾大难。也可这样说，对强奸犯和肆虐犯的这种问题：“我为什么就不该信任和表现我自己呢？”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
作为一个思想团体，这些著作者疏忽了几个方面。他们包含了这些没有搞清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真正地行动，那么你就行动得很好；如果你从内部发射出活动，那么这些行为是好的和正确的。显然包含的意思是：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论断与人有实现他自己的倾向，那个论断是可以分开的，而且是需要分别证明的（我认为是这样）。
此外，这些人很明确地回避对这个内部核心进行决定性的阐述，即它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遗传而来的。也可以说，他们在谈到这个内部核心时，并不像谈任何其他东西时那样详细。
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本能”论，或者像我宁愿采用的概念——基本需要论。我们要抓住原始的、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决定的需要、冲动、渴望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人的价值的研究。我们不能既玩弄生物学的策略，又玩弄社会学的策略；我们不能既断言文化创造了每一样东西，又断言人具有遗传的天性。这两种对立的说法不能共存。
在本能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里，关于攻击、敌视、憎恨、破坏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知道得最多但实际上知道的却很少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是本能性的；大多数其他动力心理学家则断言，这些并不是直接本能性的，任何时候这些都是由于类似本能的或基本的需要受到挫折而引起的反应。这些资料另一个较好的而且是可能的解释，它强调这是由于心理健康的增进或恶化而引起的愤怒的质变。
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愤怒是对当前情境的反应，而不是产生于过去的性格累积。也就是说，它是对现实中当前某种事物的反应，例如，它是对不公正、剥削或侵犯的现实主义的效应性反应，而不是由于很久以前某人犯的错误而现在把仇恨错误地和无效地发泄到清白的旁观者身上。
愤怒并没有随着心理健康的到达而消失，而是采取了果断的、自我肯定的、自我保护的、正当义愤的、同邪恶做斗争的等等形式。这种健康人很容易成为比普通人更有战斗力的、为正义而战的战士。
总之，健康的进攻行为采取人格力量和自我肯定的形式。不健康的人、不幸的人或被剥削者的进攻行为，有可能带有恶意、暴虐、盲目破坏、跋扈和残忍的味道。
自我实现源于自律
探究自律的原因是摆在内在道德论者面前的另一个问题。通常，自律只有在自我实现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身上发现，而在平常人身上并没有发现自律。
在具有完美人性的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样，工作和娱乐、自私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忘我无私，也是一回事。我们只知道他们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即这些健康的人，只是实现了许多人都能够实现的东西。
然而，我们也面临这种严酷的事实：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是如此之少，在100或200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达到。从原则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美好的和健康的人，因此每一个人类都是怀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必然觉得悲哀，因为实际上成为好人的人为数甚少。如果我们打算找出某些人成为好人、另一些人没有成为好人的原因，那么，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生活史，查明他们是怎么达到这种状况的，就成了我们十分注意的研究课题。
我们已经知道健康成长最主要的先决条件，以及最基本需要的满足病。不过，我们也认识到，无节制的纵欲和满足也有它自己的危险后果。例如，精神变态的性格，“口唇性格”，无责任感，不能承担压力，不成熟性，某种性格紊乱，等等。
虽然研究的发现很少，但是已有大量适用的诊疗和教育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做出合情合理的猜测：年幼儿童不仅需要满足，他们也需要学会限制他的满足，他应当认识到其他人也在寻求满足，即使是他的父母亲也在寻求满足；就是说他应该认识到，其他人不仅仅是他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就意味着，需要控制、延迟、限制、放弃自己的要求，以及忍受挫折和自律。只有对自律负责的人，我们才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干，因为这样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整合自我的方式
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整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与其说融合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能从治疗过程得到阐明，这时我们对于自己过于完美的要求，我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顿悟中破裂。当我们容许自己也有某些怯懦、妒忌、敌意或自私的观念时，那完美勇士、完美母亲或完美逻辑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会崩塌。
这通常是一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真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有罪、堕落、毫无价值。我觉得，我们的是“距离我们的应该”极端遥远。
但是，我们在成功的治疗中经历接受的过程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憎恶自己向顺从的态度转移，但从顺从中我们有时又进而会想：“那终究不是一件坏事。那的确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亲爱的妈妈有时会恨她的宝宝？”甚至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走得更远，达到一种对人性充满爱的接受，并且由于对失败的充分理解，最终会认为人性是合意的、美丽的，是一种光荣。
例如，一位妇女起初对男子气满怀恐惧和憎恨，但最终会喜欢它，甚至会因它而生成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被认为是一种恶的东西，最终能变为一种光荣。这位妇女重新确定她对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苛责，放弃我们关于孩子应该如何的规定，放弃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从孩子那里体验到这一点。我们能偶尔在怎样的程度上这样做，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他们瞬时视为完美的，那一瞬间确实能给人以极敏锐地感受为美丽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我们关于意愿和希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不满足的体验，于是，它能同满足、同意以及同应该出现时我们所感受的定局的主观体验相整合。
我引用阿兰·瓦茨的一段话来注释我的意思：“……在死亡来临时，许多人都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不仅觉得能接受一生中已经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觉得那也是他们所愿望的。这不是在迫切需要意义上的愿望，它是对不可避免和愿望两者同一的意外发现。”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罗杰斯的各种小组实验，它们都证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自我理想和实际自我逐渐接近整合。用霍尼的话说：“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缓缓地被改变并移向整合，逐渐变成同一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更正统的、弗洛伊德的关于粗暴的和进行惩罚的超我的概念也与此类似，超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能按比例降下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亲爱、更自我赞同。
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就是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分裂人格类型和多重人格。在这样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过于因循的、谨小慎微的、假正经的，拒绝潜在的冲动以致完全压抑这些冲动，弄得他只能从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儿童般的、冲动的、寻求快感的、无控制的方面的全面突破得到满足。二歧化会使两种“人格”都受到歪曲，整合将引起两种“人格”中的真实改变。从专断的“应该”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拥抱并享受现在的“是”。
有几位罕见的心理医师，利用揭露的手段作为对患者的一种贬抑术。他们撕掉患者的假面具，使其露出最初的真实面目。这是一种控制战略，一种胜人一筹的本事。它变成一种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种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强大、占优势、高超、甚至飘然欲仙的方法。对于某些自视不高的人，这是一种使他们能够变得敢于与人亲近的办法。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意味着被揭露的东西（畏惧、焦虑、冲突是低级的、不好的、罪恶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曾真正喜爱过无意识而仍然大都把它说成是危险的、罪恶的，必须受到控制。
幸运的是，我认识的多数医师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说，他们关于人的深层内涵知道得越多，他们也越喜爱它们，尊重它们。他们喜爱人性，不会依据某一先已存在的定义或柏拉图的本质作为衡量标准，不会因为人性达不到某一境界便谴责它。他们发现设想人是英勇的、纯洁的、聪明的、有才华的、或杰出的是有可能的，甚至当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罪恶”时也一样。
用另一种方式说，假如一个人更深入地观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灭，那就等于说一个人曾有过一些幻想或期望那些不能实现的或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例如在我的一项性研究中有这样一位被试者，她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因为她根本无法尊敬这样的上帝——她竟会发明一种淫猥的、肮脏的和令人作呕的制造婴儿的方式。我又想起中世纪不同僧侣的记述，他们深为自己的动物本性（例如，排粪）和他们宗教追求的不相容所苦。我们的专业经验使我们能对这种不必要的、自己制造的愚蠢置之一笑。
概括来说，肮脏的、罪恶的或野蛮的己被看成是基本的人性，因为它的某些特征已被先验地确定为如此。假如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为肮脏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体也是肮脏的。我曾认识一个人，他每次与妻子性交之后都被内疚和羞耻的痛苦所折磨。他是“语义上的”邪恶，专断定义的邪恶。因此，以一种更接受现实的方式重新定义是一种缩小是和应该之间距离的方法。
最佳条件下的事实即价值。应该成为的已经实现。我已经指出过，这一整合能沿着两个方向之一发生，一是改善实际状况使它更接近思想；另一是让理想按比例下降，让理想能更接近实际存在的事物。
我现在在附加另外一个途径——统一的意识，这是一种能在事实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可把它视为此时此刻，同时又把它视为永恒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能在特殊中并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并通过瞬时看到永恒。
用我自己的话说，这是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的一种整合——当沉浸在缺失领域中时意识到存在领域，或当沉浸在存在领域中时意识到缺失领域。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禅宗道家或神秘文献的任何读者都能理解我所谈论的问题。每一位神秘论者都曾力图描绘具体物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描绘它的永恒、神圣、象征的性质（类似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现在，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了许多实验家（例如，赫胥黎）的这一类描绘，描绘用幻觉药剂进行实验的效果。
这种认识的普通一例就是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在原理上，任何儿童都可能变成任何东西。他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任何东西。假如我们有任何敏感性，我们观察他们时如果能意识到这些潜能并肃然起敬，这一特殊的婴儿可能被认为有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实际上，他此刻确实在现实的意义上也具有这些潜能。他的事实性的一部分正是他体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对于任意一个婴儿来说，任何丰富而又充分的观察都能看到这些潜能和这些可能性。
同样地，对任何女人或男人任何充分的认识都包括他们的神秘性、牧师的可能性，在真实而有限的人类个体中熠熠闪耀出来的神秘物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维护什么，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使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得到什么诗情画意。例如，一个敏感的人看到一位妇女喂宝宝吃奶或烘烤面包，或看到一位男子汉保护他的家庭免遭危难时，怎么可能总是无动于衷？
一位医生若想成为一位优秀而合格的医师，只有对他的患者有统一的认识。他必须能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把他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庄严的人，同时又意识到患者有缺欠的，他是不完善的，他需要接受改善的治疗。患者作为人类一员的这种尊严是需要注意的，无论患者所做出的事情多么可憎，我们都有必要尊重任何一位患者。这是废除死刑运动中所蕴含的那种哲学，包括禁止过度贬抑个人或禁止残酷的和异常的惩罚。
我们要想具有统一的认识，就必须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他的世俗亵渎的一面。看不到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的象征的性质肯定是一种下降，降到具体的、物的水平，这因而是一种局部的盲目。
统一认知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种我曾能够教给某些人的方法。
因此，在原理上，它使我们看到，有意地、自愿地整合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读荣格、埃利亚德、坎贝尔或赫胥黎的书，而又使我们的意识不受到恒久的影响、不使事实和价值靠拢在一起，这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无须等待高峰体验带来整合！
按“事实”这个行动向导做事
我从韦特海默引一段话作为研究事实的向量性质问题的开始：
“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多少，这种情境是一个带有空隙、缺口（空位）的系统。可能以任何方式填满缺口。一种填法——十四，就它在整体中的作用看，是和情境相符的，适合缺口的，在此处是这一系统中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它适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外的填法，如十五，就不适合。它不是正确的填法，它是任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破坏了这一缺口在这一结构中所具有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系统’概念，‘缺口’概念，不同‘填空’、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如果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某一部分缺少点什么），情况也类似。要填满缺口，从曲线的结构看，往往有一些限定条件，某一填补对于结构是适合的、明智的，正确的；其他的则不符合需求。这和内在必要性的老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做为、存在的状况，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愚蠢的、合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情境，或一个带有一个空位的系统，某一填空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个系统或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别可能性，能分辨哪一种填空适合情境，哪一种不适当，哪一种违背了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间房子，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砖递给饥饿的儿童，把香气四溢的面包递给了那个男人。这里我们有两种情境，两个系统。对于填空作用来说，我的分配是盲目的。”
接着，韦特海默在脚注中附加说：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改正。这样一种秩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格式塔心理学文献》一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只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仅有数量），而是有向量的（既有数量又有方向）。在哥尔德斯坦、海德尔、莱温和阿施的著述中甚至能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事实在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并不只是仅仅躺在那里。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需要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糟糕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我们总是这样说“情境的逻辑要求……”。
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汉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像某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为了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不断和自身作战、斗争。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换句话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的“应该盲”，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如此一来，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有时我认为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主义是批判和继承了弗洛伊德（他缺乏充分的整体观）和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学说，而不仅仅是背离弗洛伊德的异端。
我始终这样认为，事实上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认为科学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任何需要注意的。就这样，他们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来自知识以外的什么地方。
“事实性”创造了“应该性”。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应该由事实创造。某物被了解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自发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从实质角度来看，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就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例子。大多数青年精神病医师在诊断中总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完全不能肯定那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变态；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仅仅由于他没有怀疑，所以他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以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相。在这一认知的作用下，他能够不顾他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豫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大学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很简单，也许认为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孩子是软弱的；当孩子自信时会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做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摸，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也一样进行。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如果一个人能仔细地、如道家那样倾听自己内部的呼声，就能为自己被铸造、被引导、被指引找到正确的东西。好的心理医师以同样的方法帮助求诊患者——让他听到笼罩全身的内部呼声，他自己本性的微弱命令。要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原理，真正的自由是由接受和必然、真实的本性所组成的。
同样地，一个人也要靠倾听他的本性和呼声，靠对他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他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他自然发展才能发现如何正确对待世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有这种情况。在用餐时，只要我们知道关节在哪里，怎么掌握刀和叉，即对有关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假如事实已被充分了解，它们就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里还蕴含有这样的意思：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不容易的。要能听到事实的声音必须保持安静，非常接受地谛听，以道家的方式谛听。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该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洗耳恭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道家的——静默的，不作声，安宁的，充分地听，不干预的，受纳的，耐心的，尊重眼前的问题，谦恭对待眼前的问题。
健康成长从来没有什么人有了充分的知识还会去作恶，这是一种关于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说法。虽然我们不能走得那么远，（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还有除无知以外的恶行），但我们仍然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把对事实的无知看作恶行的主要原因。这等于说事实自身在其本性范围内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应该对它们做些什么。
用钥匙开一把难开的锁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最好也用道家的方式进行细心的摸索。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时是最好的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以及道德意识问题，等等，是非问题也应如此。
这是接受事实的应该性质的必然结果。假如有这种性质存在，我们就必须认清它。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
充分发展自己的“虎”性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给人性下定义这种论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固有的困难，并且要把握住这些困难。而且，这个定义的每一成分都需要再定义。当我们用它们写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沿着一个圆圈的边沿走。在这里，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这种圆圈。
只有在与人性标准对照时，“好人”才能下确切定义。同样，这个人性标准几乎肯定是程度的问题，即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是更有人性的，而且，“好人”、“好的样品”是最有人性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性具有如此众多的规定性特征，每一特征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某一特征自身在确定人性时又是不充分的。而且，许多这种规定性特征本身又是程度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地、严格地区分开动物和人。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哈特曼的公式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好人的好，要看他满足或符合“人”的概念的程度如何。
从某种观点上看，这确实是一种很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是我们一直不知不觉地在使用着的一种解决方法。第一次做母亲的妇女问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大夫明白她的意思而不深究她的用词。动物园管理人员去买老虎，他会寻找“好的”样品——真正有虎性的老虎，即具有所有明确规定的虎性并且发展充分的老虎。当我为实验室购买宿条猴时，我也会要求猴性好的宿条猴，不要那些怪异的或异常的猴。如果我碰上一个没有卷曲尾巴的猴，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宿条猴，尽管它的某些特性对于一只老虎来说可能是极好的。对于好的苹果树、好的蝴蝶来说，也是同样。
分类学家选出新种的“典型样品”，把这个样品存放在博物馆中，成为整个种的范例。在规定这个种的一切性质上，这是整个种群中最佳样品、是最成熟的、最没有残缺的、最典型的个体。在选择“好的雷诺瓦”（1841年至1919年，法国画家）或“最佳鲁宾斯”（1577年至1640年，法兰德斯画家）时，掌握的也是同样的原则。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发掘人类最好的样品，这个人具备适合这个种的一切要素，他具有发展得很好并充分起作用的人的一切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没有那种伤害主要规定性的、绝对必要特征的显著疾病的人。这些人可以被当作“最完美的人”。
从现在来看，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仲裁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个文化标准可以压倒和淹没生物心理学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们要面对驯养问题，也就是说，要面对人工的和受保护的生物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被驯养的，特别是在我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人身上更是如此，例如脑损伤的人、年幼的儿童等等。最后，我们需要区别牛奶场场主的价值和奶牛的价值。
就这个时代的状况看，人的似本能倾向比文化的力量要弱得多，所以，要梳理出人的心理生理学的价值，总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有困难也好，没有困难也好，反正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而且这个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极重要的。
我们研究上的巨大问题，于是就成了“选择健康的选择者”。实际上，这一点己做得相当好了，像医生现在能够选出身体健康的有机体那样。在这里，巨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健康的定义和概念化问题。
我们意识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甚至希望死，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叫做成长价值和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人越是成熟、坚强和健康，就越追求成长价值，越少追求和需要“滑行的”价值；但无论或多或少，他仍然需要二者。这两组价值总是处在辩证的关系中，形成动力的均势，而且这些就表现在外部行为上。
请记住这一点，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这些高级的和低级的价值、较强的和较弱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价值，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需要不是二歧式的，而是排列在一个整合的阶梯上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之间是相互依赖。请允许我说，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这种安全需要也没有消失（所谓不活动状态，我指的是在一顿美餐以后的那种食欲状态）。
这意味着向较低级的需要倒退的过程总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保留着。在这个前后关联中，绝对有必要把它看作对于整个有机体的完善，看作是“更高级需要”的存在和活动的先决条件；绝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安全是热爱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而热爱又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像“高级价值”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很明显的，它们彼此处在辩证的和动力的联系之中（或者，正如我更喜欢说的那样，它们是层次整合的，而不是两歧式的）。
最后，我们必须对付明显的、描述性的事实，在大部分公众的大多数时间内，低级的需要和价值要比高级的需要和价值占优势，即这种低级的需要和价值产生强烈的倒退拉力。在好的或相当好的生活环境下，而且只有在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的个体身上，才更经常地、坚定地选择高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有满足低级需要的坚实基础，通过满足需求，低级需要就活动或休眠了，就不再产生向后倒退的拉力；而且，很明显，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设，又须假设有一个好的社会。
有一种过时的传统说法，人的高级本性依赖于人的低级本性，需要低级基础做基础；没有这个低级的基础，高级基础就无从谈起。这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没有已经获得满足的低级本性做基础，人的高级本性就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高级本性的最好途径，是首先实现和满足人的低级本性。另外，不论什么时间，人的高级本性好的或较好的环境条件是人的高级本性依赖的基础。
这里的含义就是，人的高级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并不依赖本能的抛弃，而是依赖本能的满足（当然，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同传统的弗洛伊德的“本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如此，我的这个说法还是指出了重新审查弗洛伊德的本能论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生和死的本能所隐喻的二歧性，有某种同型性。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他的基本隐喻，而同时又修正他的具体说法。
不过，前进和倒退、高级和低级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正由存在主义者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说明。除了我力图使我的说法更接近经验和诊疗的材料，更能进一步肯定或否定之外，我没有发现这些说法之间有任何巨大的差异。
摆脱自身的基本困境
即使最完美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本困境。人既是被创造的，又是天使般的；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超动物的；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既是畏惧的，又是勇敢的；既是前进的，又是倒退的；既是向往完善的，又是害怕完善的；既是一个可怜虫，又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力图向我们讲明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对于任何心理动力的和心理治疗的最终体系来说，这个基本困境是首要问题的两难困境和它的辩证法，而且对于我们是适用的，我觉得对于任何自然主义价值论来说，它也是基本的问题。
然而，对于抛弃已达3000年之久的、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模式之内的、二歧式的割裂和分离习惯（“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不可能具有二者”）来说，它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学会整体论的思考，放弃原子论的思考。
所有这些“对立面”，实际上是层次整合的，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摆脱二歧式和割裂，使表面上不可调合的对立面趋向整合，也是治疗的正当目标之一。我们的天使般的品质依赖而且要求我们的动物性品质。我们的成人性不仅不应该抛弃孩子气，而且还应包含它的优良价值，它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价值和低级价值是以层次方式整合在一起的。
从某种程度来看，价值是由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人自己创造和选择的。发现并不是获得我们借以生活的价值的唯一方法。自我探索发现某种单一的东西，手指只指向一个方向，需要只能用一种方式满足，这是很愚蠢的看法。
几乎所有需要、智能和天才，都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满足。虽然这种变式是有限的，但是，它仍然是多样化的。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运动项目可供他选择。爱的需要可以由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是以多样化的方式给予满足。天才的音乐家，单簧管可以给他带来快乐，长笛也一样能给他带来了快乐。一个有杰出智慧的人，对于做一名生物学家、化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满足的程度可能是相同的。对于任何有良好意愿的人来说，有极其多样的事业和职务，能把同样的满足奉献给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人性的这种内部结构是柔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说，人性的内部结构可以沿着某一特定方向生长，也可以沿着多种方向共同成长。
尽管一位优秀的测验学家或治疗专家，很快就能以一般的方式发现一个人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是什么，并能给他颇为恰当的职业指导等等，不过，选择和拒绝的问题仍然不可避免。
此外，当成长中的人朦胧地看到一系列命运，他在其中可以依据机会并按照文化的赞许或谴责进行选择时，当他逐渐把自己献身于选择时，自我制造和自我创造的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医疗事业、纪律、艰苦劳动、延迟愉快、强制自己、铸造和训练自己，这一切都变成必需的了。不管医生是如何热爱他的工作，为了成为医生，他还是有那种必需忍受的、不合意的工作要做。
我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一点提出来。经过成为一名医生来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成为一名好的医生，而不是一名差的医生。这个理想，肯定部分是由他自己创造的，部分是由文化赋予他的，部分是在他内部发现的。他想象一名好医生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点是有决定作用的，像他自己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有决定作用一样。
整合知识与行动的割裂
哈特曼否认道德规范能够从心理分析的发现中引伸出来。在这里，“引伸出来”指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露疗法都只是展现或揭露了一个人本性内部的、生物学的、似本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一部分无疑是偏爱和渴望，还可以认为是固有的、生物基础上的价值，尽管这是微弱的价值。
一切基本需要以及个体所有天生的智慧和天才，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至少在古老的、外部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只是说它们是人性固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否定它们或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导致病态，因而也就帮助了邪恶，因为病态和邪恶尽管不是同义的，但它们肯定是部分交迭的。
雷德里奇也有类似的主张：“如果探索疗法变成了探索意识形态，那么，正如惠利士所清楚地指出过的那样，这就一定会失望，因为心理分析不能提供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意识形态”这个词，这自然是对的。
不过，这样一来，某种很重要的东西就会被忽略了。尽管这些揭露疗法并没有提供意识形态，然而，它们肯定有助于揭露并至少提出了固有价值的赤裸裸的原基或雏形。
换句话说，揭露治疗和最深刻的治疗能够帮助病人揭露他模模糊糊追求的、向往的、要求的那种最深奥的、最内在的价值。因此，我坚持认为，正确的疗法是同寻求价值有关系的，而不像惠利士所断言的那样，是无关的。
我确实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把治疗定义为寻求价值，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治疗最终所寻求的同一性就是寻求一个人内在的、真正的价值。特别当我们回忆起，提高自我认识（认清自己的价值）与提高对别人和对一般现实的认识（认清它们的价值）是一致的时候，这一点更明显了。
我认为，过分地强调自我认识同道德活动（以及价值信念）之间的巨大鸿沟（假设的），这本身可能就是思想和行动间的中断特别萦绕于怀的征兆，这种情况在其他特点上并不如此普遍。这很可能也概括了哲学家古老的两难命题：“是”和“应该”、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困境。
我对于健康人、处在高峰体验中的人、设法把自己好的着迷性质和好的歇斯底里性质整合起来的人观察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不存在这种不能联接起来的深渊和中断；在他们那里，清晰的知识一般都涌现出自发的活动和道德的规范。也就是说，当他们知道了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去做这件事。
在健康人身上知识和行动的割裂还保留在什么方面呢？它们只在现实和存在的固有割裂、真正割裂的方面保留着，而不是在假设的割裂问题上保留着。
这个猜想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就能被证实到怎样的程度。深蕴疗法和揭露疗法不仅作为疾病的消除法，而且也作为合理的价值揭露技术。
善于适应
“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
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
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去担忧自己的孩子，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致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
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些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
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
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由妇女吸烟引起的争辨。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握手也是不正常的。
当然，如果是指“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但这对于她来说，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是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后来习惯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
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10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使用“正常”一词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是把它用于形容没有疾病、伤痛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作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
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
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
正如E·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
总体来看，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表面上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之所以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是固有趋势，是因为我发现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以最重要的四个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它们。
我们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或者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来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极其相似。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们需要有某种不同的客观变量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调。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确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可以滋生健康，但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却不会产生这种效果。给予一个有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不满足。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两样。
但与此相反的是类似于安全、爱的需要。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
与此类似的是对于如智力或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是成就最为显著的方法。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像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
科学家在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时可以通过对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实现的意义。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完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
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是爱的需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首先，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进行最深入的探索时，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将会多次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其次，这些疾病，尤其对儿童来说，尚未达到无力回天的地步，那么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另外，如果一个儿童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和蔼仁厚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家伙。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像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放弃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强迫不要求爱时他们也痛苦万分。
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也都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
能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明了的完美的佐证可以由任何营养缺乏症来提供。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补充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会主动选择盐多的食物，即，异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吸收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爱的需要也和盐的需要一样，机体可能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努力满足它。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像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我们已经大量地谈论了良好条件和许可范围等。这些都涉及到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
我们转向是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的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它是非常脆弱、微小的，不像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难以抑制。低等动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然而，人类对爱、知识或者某种人生观的需要却并不是明确的、强烈的，相反，是很微弱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
必须创造特殊的条件，把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的能力表现出来，并具有满足的可能性。
大体上，这些条件可以总的概括为允许满足和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么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顺其自然。我们知道，按个别的方式给婴儿断奶对婴儿最为有利，即，在对他最为合适时给他断奶，但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也不用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他对固体食物感兴趣，他自己会自然地断奶。
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和满足性的气氛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保护、尊重或者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气氛对于心理治疗很有帮助，只有在这种气氛中，心理治疗才具有可行性。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女囚犯在教养院选择同寝室的伙伴；大学生选择教师和课程；等等。
在这里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为了教育考虑他人和意识到他人的需要的品德，允许本身也不必充足。
所谓良好的环境，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放开手脚，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莫忘记，有机体经常选择自我克制和延误，以有利于他人，等等；而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
靠内在法则生活
我一直欣欣然于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被我叫做健美精神。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假如1000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
除了以经济情况为首的某些问题以外，有一些问题我非常有把握。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受到比现实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会过多地互相干扰，这样易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者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一贯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暂不阐述），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
要记住，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它是由成年人构成的。自由选择的局面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成年人，它只适合于未遭损害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略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论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同样具有临床上很好的效果。
在我们试图理解正常这个新概念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会遇到环境与人格的问题。这个概念似乎引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结果：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不是绝对按照这个公式发展的。
尽管现实社会是很不完美的，但我们仍可以在其中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人。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所能设想的优秀程度。或许在和平时代这个文化中，我们刚好对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
个人能够比他所生长和生活其中的文化更健康，这是研究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论点。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超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
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是过分出格，那民主性会给他以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健康人并不在表面上引人注目，他们不着奇装异服，风度和行为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内在自由似乎比外部自由更重要。
我们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备。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而不是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对良好环境的解释大加改变。
寻求内部呼唤
我们几乎将正常的本质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但又被掩藏着。它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由于希望或愿望不是发现的概念，而经验研究的结果却是。所以我说，正常的概念是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种研究可以解释这个古老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怎样才能过健全的生活？怎样才能富有成效、幸福、内在安宁？”
当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患病、萎糜不振时，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需要什么，即，它重视什么，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他最重要的。
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重点问题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传统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它的理由是，人类的深层本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作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势力的方法。
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观念会由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在某种情况下，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粗浅直接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绝对正确或不正确。但两种典型的理想化的对比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
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完美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不但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必须改变，而且关于社会的理论也需要改变。
在众多对心理健康的讨论中，我希望将一个可能己被丢弃的观点保留下来。我看到的危险是，用顺应时代、顺应现实、顺应社会、顺应别人来鉴定心理健康的陈腐观点生活，以新的而又更老练的形式复活。
这就是说，一个可信赖的或者健康的人，可以抛开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忽略他的自主性，不靠他自己内部精神的和非环境的法则，不是把他作为超越环境、独立于它或与它斗争的方式下定义，而是以环境为中心的思想来给健康人下定义。
例如，控制环境的能力，在同环境的联系中是有能力的，适当的、有效的和游刃有余的，工作出色，很好地认识环境，与环境相处融合，在环境条件下是成功的等等。从另一方面说，环境、工作的分析和任务的要求，不应当作为个体价值或健康的主要依据。人不仅有对外的定向，而且也有对内的定向。一种超出精神中心的观点，不会适用于给健康心灵下定义的理论任务。
我们一定不要陷入以“对什么有用”的思想方法来给优秀有机体下定义的陷阱，仿佛他是一个机械装置而不是他自身，仿佛他仅仅是达到某种外部目的的工具。正如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学，它也很直率而清楚明白地表达这种观点：心理是对现实的反映。
我重点讨论怀特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重新考虑动机》，以及伍德沃斯的书《行为的动力》。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文章，是因为它们是极好的高度精致的成果，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动机理论巨大的飞跃发展。我完全赞同他们所论述的一切。但是，我觉得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他们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我提到的那种危险，即，虽然熟练、效力、胜任可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顺应现实，但是，它们依然是顺应论的演绎。
我认为，我必须超过这些论述（尽管它们足以让人信服），才能清晰地认识要超越环境，不依赖环境，坚定地反抗它，同它斗争，小看它，或者违背它、拒绝适应它。因为，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论来说，只有心灵外部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心灵之内的健康包括在内。
我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去认真对待沙利文式的尝试，因为他给自我下定义时只是简单地根据他人对一个人的评价，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的做法。在这里，健康的个体性被完全抛弃了，并非说不成熟的人格就不是这样，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健康的、充分成长起来的人，而他肯定是以超越其他人的看法为特征的。
为了给我的确信找到依据，即为了理解完全成熟的（真正的、自我实现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健康的）人，我们必须保留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区别，请注意下述提出的简单考虑。
首先一些资料来自我1951年发表的论文《抗拒文化适应》。我报告说，我的健康研究对象表面上是承认习俗的，但私下里对这些习俗则是随心所欲的、马马虎虎的和超然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习俗，又能脱离它们。我发现，实际上他们全都平静地、幽默地抵制文化的愚蠢和缺陷，用或大或小的努力来改进它们。如果他们认为斗争是必要的话，他们明显地表现出与这些缺陷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
现在援引这篇论文中的一段话如下：“爱慕和赞同与敌视和批判各种比例的混合状态，表明他们从美国文化中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而抵制他们认为是坏的东西。一句话，他们权衡和鉴别它们（根据他自己的内部标准），然后他们自主采取决定。他们也表现出对一般人的非同寻常的排斥性，以及对独处的令人惊讶的喜好和需求。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可以称他们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他们自己的性格法则统治的，而不是被社会的法则统治的（只要这些法则彼此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美国人，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类的成员。”
接着，我假设：“这些人可能具有较少的‘国家的性格’，同喜欢他们自己文化的那些不太发展的成员相比，他们可能更喜欢彼此跨越了文化界线的人。”
这种超越文化的典型，有怀特曼和詹姆斯，他们是纯粹美国人，然而他们也是非纯粹的、超文化的、整个人类的国际成员。他们是全世界的人，并非和我们是美国人有什么矛盾，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美国人。同样，马丁·布伯这位犹太哲学家，也是超越了犹太人的。葛饰北斋（日本风景版画家），是纯粹的日本人，又是一名全世界的艺术家。很可能，任何普遍的艺术是不能没有根基的。纯粹地区性的艺术，不同于根置于地区但又已经变成广泛一般的——人类的艺术。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记起皮亚杰的儿童，直到他们成熟到能把这个包括在那个之中、并把二者同时纳入层次整合之中时为止，这些儿童不可能理解既是日内瓦人又是瑞士人的原因。
在这里，我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的超然、独立、自我管理的特点，以及在内部寻求指导生活的价值和法则的倾向。
我们只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些，才能为反省、沉思以及所有进入自我的形式，抛弃外部世界来寻求内部呼唤的形式，找到理论支持。这个包括了所有顿悟治疗的所有过程，在这一类治疗中，抛弃外部世界是绝对必要的，达到健康的途径是经由转入幻想、转入初始过程的。一般来说，这是恢复内在心灵的过程。心理分析的范畴有可能达到超越文化的程度。在任何比较充分的讨论中，我肯定能论证这种意识自身的享受和体验的价值。
其实我们关于心理学的东西都可以从对于健康、创造性、艺术、娱乐和爱的兴趣中学到。从这些探索的种种结果中，我将为我们的目标选出一个结果来强调，而且，这是对人性的底蕴、无意识、原初过程，以及对古代的、神话般的和诗意的东西，在态度上的变化。
因为不健康状况的根基首先是在无意识之中发现的，所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无意识是丑陋的、邪恶的、疯狂的、肮脏的和危险的，而且倾向于认为原初过程是歪曲真理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底蕴也是创造性、艺术、爱、幽默、娱乐的源泉，我们可以开始说健康的无意识、健康的倒退了。尤其我们对原初过程的认知可以开始重视，并且认为它和远古式以及神话式的思维一样都不是病态的。
现在我们为了获得某种不仅有关自我而且有关世界的知识，就可以进入原初过程的认知状态了，对于这些知识二级过程是无识别能力的。这些原初过程是正常人性或健康人性的要求，任何综合的健康人性理论都必须把它们包括在内。
假如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那你必然会对这样的事实进行深入思考：它们属于心灵内部、有自己固有的标准和规律。它们主要不是适应外部现实，或被它塑造，或者是为对付它而装备的。人格的某些表面层次分化出来照管这项工作，但如果认为整个心灵等同于这些应付环境的工具，就丢掉了某些我们不应该丢失的东西。适合、顺应、胜任、控制、对付等，这些全都是心灵中心主义的词，因而是不适合描述整个心灵的，因为它有一部分与环境没有关系。
在所有领域，我都批判了那种认为一切行为都是有动机的大众理论，因为行为的应付方面和表现方面有重要的区别。在这里，我将强调，表现行为或者是无动机的，或者是比对付行为较少动机的（依据每个人对“有动机的”含义如何理解而定）。在更纯粹的表现行为形态上，它们与环境的关系很小，而且没有改造或适应环境的目的。适应、适合、胜任或控制这些词，不适用于表现行为，只适用于对付行为。现实中心主义的完美人性理论不克服巨大困难就不能处理和体现“表现”。理解表现行为的自然中心点是在心灵内部。
只要集中注意任务就不难发现两种效能结构——有机体内部的和环境的。不相干的东西就被推到一边，而不予以注意。各种有关的智能和信息在占统治地位的目标、目的的指引下排列它们自己，这就意味着，重要性变成按照有助于解决问题，即根据有效性来确定了。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帮助的东西，就变成次要的了，选择就成为必要的。所以，抽象地说，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东西是忽略不计的、不注意的、排斥的。
但就像我们知道的，根据有用性的认知，任务定向、有动机的知觉全都被卷入丢掉某种东西的效能和胜任之中了，这种胜任被怀特定义为“有机体与其环境进行有效相互作用的能力”。为了使认知变成完全的，我已证实，它必须是超然的、无兴趣的、无欲求的、无动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对象自己的本性，知觉到它自己客观的、固有的特点，而不是把它抽象为“有用的东西”或“有威胁的东西”。
只要我们努力想去控制环境或使它产生效用，就必然会对完全、客观、超然不干预的认知可能性造成损害，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成正比的。只要我们任其自然，我们就能完善感知。再者，根据心理治疗的经验，我们越是渴望做出诊断和行动计划，我们所做的事就越无益。我们越是渴望治愈疾病，它就越是长期不愈。每一个精神病研究人员，都必须学会不力求治好，不变成急燥的。在这种场合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屈服就是克服，恭顺就是成功。道家和禅宗佛教徒采取的这条道路，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数千年前，就看到了我们心理学家刚刚才意识到的事情。
但最关键的是，我们能经常在健康人身上初步发现这种关于世界的存在认知，而且它又可以相应地作为健康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我也在高峰体验（暂时的自我实现）中发现了存在认知，这就表明，甚至就与环境的健康关系说，控制、胜任、有效这些词所提示的主动目的性己远远超过明智的健康概念或超越概念的需要。
可以预见，感受剥夺作为这种无意识过程的态度改变后果，对健康人引起的应该不仅仅是恐惧，而且还有愉快。也就是说，由于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就使内部世界进入了意识，以及由于内部世界是受健康人更多认可和享受的，所以他们应该更有可能享受感觉的剥夺。
为了更明确无误地理解这一观点，我要强调指出：为了真正的自我而倾向内部，这是一种“主体的生物学”，因为这必须包含一种努力，把自己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需要、智能和反应，即自己生物的个体性，变成有意识的。但另一方面虽然听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但也确实是体验自己的种的特性，即人类共同性的途径。也就是说，它是体验我们与一切人的生物学上亲密关系的方法，而不管他们有什么外部环境。
这些关于健康理论的考虑使我们清楚看到：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主的自我和纯粹的心灵。一定不要认为它只是适应的装置。”
“即使是在我们处理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必须为和平环境以及恶劣环境的受纳关系提供理论的位置。”
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物学、社会学的分支。但是，不仅仅如此，它也有它自己特定的范围，这就是心灵的那些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或模仿的部分。
●第二章 促进心理健康
阐释心理健康的新视角
让人不解的是，心理治疗分析一直不被实验心理学的人们所重视。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
心理治疗是我们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强烈对比的最深刻本质的依据和最佳技巧。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等等；（有时）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上升了。
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五花八门的这类著作中，心理治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学习理论毫无疑问至少可以说能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交往、耐力分析、职业的成功、治疗力量、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不提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有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探究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一个准例，即作为社会心理学分支的心理治疗关系，也被人们发现了。
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即独断的、平等的和放任的。而且，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种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儿童俱乐部的社会氛围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型态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种种社会组织中，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肯定会随着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彻底研究而暴露出来，对科学中不重视价值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诸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一直对此避而不谈。还有另外许多示例可被用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露（行动、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恋、尊重）；（3）通过威胁的转移（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5）通过建议或权威；（6）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治疗中那样；（7）通过肯定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
为了人格理论较一般的意图起见，它还设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上与精神病学上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其中我们对追踪治疗素材与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最感兴趣。需要的满足是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中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治疗肯定需要一定的人际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需要才有可能得到满足。一系列基本需要（其满足物构成了基本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关系、爱和尊重等）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只得承认仅仅在较简单的治疗方面我才有足够的经验。那些主要在精神分析（较为深奥）疗法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按照实际状况来理解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绝没有可能接受或吸收基本需要的满足。
我们如果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就不难发现，顿悟疗法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需要满足。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变化付诸实现之时，顿悟才是富有成效的。
大致区分一下简单的、短期的需要满足治疗与深奥的、长期的难度更大的顿悟治疗之后，会认识到这一区分具有可观的启迪价值。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治疗技能极大的拓展给非职业人员（非职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通路。
顿悟疗法显然可以当成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掌握它。对于非职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观点：虽然顿悟疗法既深奥而且还含有若干的附加原则，但如果我们能从研究选择抑制或满足人的需要的后果出发的话，它们都能够被人透彻理解。这和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
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法及人种成长的研究封闭起来，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来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多数职业治疗家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出乎意料地漠视。
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因此，我们必须从较简单的治疗现象入手，然后再过渡到讨论顿悟的问题。
我们将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处融洽。
心理治疗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形式之下。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整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解释，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却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临床的心理学家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就我所知，从未受到过可以确切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我们显然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进行经验的与科学的诘难，并且依据其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治疗结果的出现与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
就算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单纯的治疗效果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少得可怜，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基本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
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思想流派大师虽然自己是最称职的治疗家，但他在传授给学生们这种能力时却是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种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就会干得和老师一样出色，而且极可能超过他们的老师。
有一种普遍的经验适合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家。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绝对很难想象。
有的治疗结果无需治疗家开口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里她喋喋不休地说，我则保持沉默），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忠告深表谢意，然后离去了。
对于年轻患者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愉快成功，发展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好多精神分析家看到治疗的效果进展是在他人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
治疗家还注意到，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中，有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很快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现实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深具讽刺意味，那些从未受过专业的治疗训练或未熟练的人却亲自应付或至少是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病例。我个人在这一领域里的切身体会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有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所受训练极其有限，甚至到了贫乏的程度。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人类才步入心理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宫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心理学家是外行人眼中的心理学家，是生活的指路灯，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离婚，为什么会滋生仇恨，为什么有人会变成神经病，他需要经常集中精力去应付这类问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竟然可以奏效。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的成功做何解释呢？
还有一些更出乎意料的经历。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实质的、详细的各类型人格的病例史，按照我的训练情况，我完全是出于偶然地治愈了我正致力探究的那种人格扭曲。
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一个学生询问我一般的忠告时，我就建议他去试试职业心理疗法并且解释说为什么我认为是必要的，他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解释一下心理学疾病的真相等等。有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现存的病症。
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这类现象更为常见。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有些精神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只有依靠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显然有必要注意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他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依托，从而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比起单单借助于己知过程的解释来看，如果我们能予以基本需求满足以更大的意义，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有所补充的话，则这种解释要广泛得多。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同时出现的，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理想的人伦关系
基本需求只能在人际间得到满足，这是通过对于友谊、婚姻等等的人际关系的最科学分析得到的结论。这些需求的满足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作基本满足物的东西，即，安全的给予，爱，相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我们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对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行区分。这一区分可以在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的程度之上，富于成果地实现。一种关系（如友谊、婚姻、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将被（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界定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良好关系，其良好程度于它扶持或增进相属关系、安全与自尊（最终是自我实现）；以及不良关系，其不良性在于没有任何的扶持或增进。
山川、丛林甚至动物都不能满足这些。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理想的尊敬、保护与爱，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奉献这一切。而这一切恰恰发现是我们的融洽的朋友、融洽的情侣、融洽的父母子女、融洽的教师与学生所彼此给予的。我们从各种类型的良好人伦关系中追求的恰恰就是这些满足。恰恰是这些需求的满足成为产生优秀人才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它反过来又是全部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标的话）。
由此我们得出的总结推论是：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都可以找到。假如心理疗法从心理疗法的本质是良好或不良人际关系讨论的观点成立的话，它的这一侧面肯定会引起更大的重视。
如果能够仔细剖析一下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范例的良好友谊的话，我们发现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物要比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多得多。相互间的坦率、信任、诚实、缺少敌意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之外尚具有（附带）的表露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大量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别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勇气或作用，我们就能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感到软弱的时候正好是软弱，感到迷惘的时候得到保护，希望推卸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
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说，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增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性解释的等价物。
我们对于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良好人伦关系的教育价值的东西，一直读得很少。我们的欲望不仅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充满好奇，揭开面纱，敝开心灵。此外，对于我们架构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赋于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只要良好的友谊或长幼关系在这方面提供出更多的东西来，就会或应该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实现于良好的治疗关系中。
我们完全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因此而被忽略了）说几句话，即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大的幸福感。但是现实中，爱的公开冲动被当作性的与充满敌意的冲动而被严加禁止——或许更有甚者。在极少几种关系中，也许只在这样三种类型的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公开表示爱慕之情：家长与孩子之间，爷孙辈之间，已婚者和情侣之间。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让人很容易感到受压抑，并且混杂着尴尬、犯罪感、敌视、发生作用、为支配地位而斗争等等。
鼓励爱与情感冲动在强调治疗关系中只发表过极少的言论。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完善”小组中）它们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符合人们理想的东西；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努力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估价弗洛伊德关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观点。这些来自于疾病研究的观点在涉及健康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它们必须加以扩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至少可以指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伦关系：支配与从属的；平等相待的；疏远或任其摆布的。这些关系连同治疗者与患者关系已被大量地说明过了。
治疗者可以把是看作其患者的主动的、起决定作用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他也可以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参与，永不带有（人为）人性地接近、永远保持分离。最后这一类型是弗洛伊德介绍的，但另外两种类型尽管正式些，实际上更加普遍，它们是唯一适用于正常人的情感的标志，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正如水是鱼赖以生存并能从其中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如果治疗者是患者得以获得他的必要治疗所需物的媒介，那么考虑这种关系时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合什么样的患者而不是从性质的角度。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作为研究对象，而把其他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作法。在优秀治疗者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至此可以推断，普通患者将顺利成长在一种温暖、友爱、民主的伙伴关系中。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并非最佳的气氛太多了，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稳定性神经病病例说来这点尤为真实。
绝不能让那些将仁慈视为软弱的支配性较强的人任意滋长对治疗者的轻视。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将是必要的。朗克派们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出于情感视为圈套或陷阱的忧虑，因而不能离群索居，否则就会害怕一切。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的、自我危害的东西需要确定的命令使其免遭难以挽回的自我伤害。
治疗者应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他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不允许有什么例外。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原因，他会自我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虑，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个体出发，对任何病例而言，如果处理不好这种关系，那就无法设想心理疗法的其他任何资源会产生什么效力。这点大致成立，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永远不会被轻易进入也不会被轻易打破。然而纵使患者是与他所深恶痛绝的人或者是与对他抱有忧虑的人呆在一起，也根本用不着浪费时间去自我防卫、挑畔以及企图激怒治疗者作为自己主要目标。
总之，即使一种理想化的人伦关系的构成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疗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配制全人类所需的基本心理药物的最佳媒介。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意。如果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完全应该是得自于良好人伦关系的特质就是心理疗法的最终本质，那就意味着心理学上的病人是从未与他人建立过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向不同的方向引导，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这是为疾病所下的第二个定义产生的后果。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没有办法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它也就逐渐被人认为，甚至是被治疗者本人认为不过是像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要之物。
显然，这种态度绝不同于人们进入像婚姻、友谊或伴侣关系等有益情况。但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健康的、令人梦想的关系，甚至是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人类理想关系类型之一。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盼望它，迫切占有它。这就是从以上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它一定没有被神经病人固执地拘泥于病患的必然性加以完全的解释。不仅患者而且许多治疗者肯定都是用对于治疗关系本质的误解来解释它的。我发现当解释通过上述途径交待给潜在患者的时候，他们更乐于进入治疗之中。
可能描述为技巧训练的疗法诸层面中的一个层面，是疗法的人际界定的另一后果，这些技巧训练是：建立良好的人伦关系（慢性精神病患者不经特殊帮助无济于事）；证明这点具有可能性；以及发现它是令人愉快的和富于成果的。那么也就可以期待通过训练的转化他就能够与他人形成稳固深厚的良好友谊。可以推测，他就会像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中，从孩子中，从妻子或丈夫中，从我们的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一观点看，疗法还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准备以便独自建立令人向往的良好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药物。
在理想的关系中，患者与治疗者应彼此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应超越名誉、金钱、技能和技巧训练，进而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互爱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阐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者说来显得更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全部经验对两者都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他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更为接近。
现在一定要搞清楚了，治疗者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为重要的问题，也必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进入心理疗法的理想的良好人伦关系之中。还有，他必须能够对各种各样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和善、充满同情心，他必须是能够有把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就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只是由于他们是人，是具有独立人性的人。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
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就理想上达到这样的良好程度致使他不再为个人问题所困扰。他应当是婚姻幸福、手头宽裕、广交良友、热爱生活，一般说来能够过得愉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好地揭开这一被精神分析者过早封闭的问题，即正式疗法期限结束后，治疗者与患者间一系列的社会性接触也被关闭了，这一点甚至发生于它们正在进行的过程之中。
尊敬而非伤害他人
从逻辑上讲，我们已致力于打破那些阻挡心理疗法渗入他人关系与生活事件的封锁，因为我们已扩充并描述了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及使它产生的特殊药物。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上述心理疗法的终极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那些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起心理疗法作用的，就算这是非专业的，并没有受益于职业治疗者。
可见，心理疗法研究的一个课题是探究良好的婚姻、良好的友谊、良好的父母、良好的工作、良好的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直接产生的原理是，当患者能够接受和控制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更依赖于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中去。
与职业者不同，我们无需担心交付给业余者保护、爱与对他人的尊敬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尽管它们自然是极具威力的工作，但决不因此成为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爱某人、尊敬某人但决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然的神经病患者无论如何其病情已经极不景气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害处。
接受了这点，我们就有理由确信不仅每一个普遍人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一推论，应该认可它、鼓励它、普及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基本要素的东西能够名扬天下。大众心理疗法（运用大众健康与个人药物之间对比的相似性）的一个清楚的任务即是将这些事实传授别人及散播与世间，肯定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患者、理想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敬、所爱慕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宗教家们也就没有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理伦化、并宏扬到普遍性的程度。愿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恫吓他人或没有必要地侮辱伤害或者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心理学的创发力量，即使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希望、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上的民主、慈爱以及勇敢这些心理治疗的力量能够深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防备疯态社会的诱导
我们讨论一下与良好人伦关系等同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定义和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就意味着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帮助、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
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视与驾驭。
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但我认为，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来说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上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超越自身法制的统辖
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的可能性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小。为有利于神经病需求满足，当基本需求满足被人放弃之后，它们经常甚至得不到人们的追求与渴望；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从上述这一连续整体中得出一个论点：为患者提供怜悯于事无补，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顿悟疗法就这一点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病症治愈不行，基本满足不行。因此，超越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制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所讨论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运用了。
技术疗法与非职业疗法之间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区别，我们在它的早期并未为它添加任何东西。然而后来必须这么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疗法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而且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未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的，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自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不借助于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我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努力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有用的（发生分析、性格分析、抵触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必要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比起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来大占优势。
造成顿悟的技巧似乎始终没有超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外。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的阐释是治疗者帮助患者获得意识顿悟的重要途径。还可以任意举出一些可能性但都是一些次要方面。导致某种方式的人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松驰技巧以及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纵使它曾被更好地运用过。
其实，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技巧，只要他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接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适当训练课程。不错，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来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可以看到被我们归为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没有具备这类人格的人来将会更为有效地适用它们，所有的精神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能够意识到心理治疗者自我理解的必要性，这是另一个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伟大发现。当治疗者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析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者们尚未正式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者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者，精神分析或治疗者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即使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到那些可能成为他的东西，意识到他内心之中冲突与受挫的根源。结果，当他与患者交往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身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用理智来控制它们。
治疗者的性格结构曾经是比他所学的任何理论及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更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出色的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的重要性已经渐渐削弱，这种情况会愈来愈明显，而他的训练、他的才华、他的技巧、他的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可以放心，将来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决定因素。我们曾称赞过心理疗法的这些技巧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首先是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者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领域里它们永远都有用武之地。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找牧师或是精神分析者不再是理智恰当的了。高明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看到改善后，职业心理治疗者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消除担忧、给予支持及其他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同伴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简单满足疗法或释放疗法无能为力的疾病而来，而这些疾病只有那些不是被外行所运用的职业技巧才容易接近。
从上述理论中却有可能推导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假如疗法能对相对健康的人们起作用，那就可能使技术疗法重点针对最健康的人。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改变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教育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对于一个治疗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认为在暂时放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有必要将它与需求满足之间隐含的二分法分辨一下。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基本病症的认识，甚至再加上对于病源的认识以及对于它们在当今心理机构中能起作用的认识，本身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不应该有情感的体验，经验的真实再现，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顿悟通常是意动的，需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挫折的体验，是真实地体验到被人所爱、所遗弃、所鄙夷、所排斥或所保护，这是一种更有趣的论题。分析家所谓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对于实现的反应，比如，父亲真心爱他是把他当做梦幻地复活了一个20岁青年的经验（受压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人，或者通过切实的经历、恰当的情感体验，他猛然意识到他原来一直对自己钟爱的母亲心存恨意。
我们称这种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的成分同时并存的丰富经验为机体的顿悟。但是假设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主要研究情感的体验。我们必须不断地拓展这一经验以便容纳妥协成份，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整体论的情感等等。对于意动经验来说也是这样，它也将拓展到全体有机体的非机能经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外部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将被轻易地视作过于拘泥于原子论从而无法达到主题的人为之物。
补偿欲望匮乏的尝试
自我疗法与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相比而言，从理论上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时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
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轻微失调。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是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
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它们寻觅到。当然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它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即使许多人已经获得了这种能力，使他们能比一般人在更大程度上能够自我治疗，他们也仍旧有很多需要向职业人员请教的问题。
首先，在严重的性格紊乱或存在性神经病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诱发或维持意动力量是很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超越单纯的改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换这些工具而只有受到过职业训练的治疗者才能运用它们。
就永远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了，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迷信的帮助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这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
自从这一观点最初被表述以来，有关自我疗法方面的有趣著作已出现了。他们的主张是：个体自身的努力能够逐渐达到职业分析家所达到的顿悟，但却不是那一层次的顿悟。这一点并没有遭到大多数分析者的否定，但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做就得需要病人具有超常的努力、耐心、勇气以及坚持不懈。
我相信，对于许多论及人格完善的著作来说，同样的情形也是真实的。它们当然可能是会有所助益的，但没有职业者或是“导师”、宗教领袖、向导等的帮助，人们绝不应该依赖它们以期产生具大的改观。
颇有前途的先导者
能够使小组疗法获得更大的尊重是我们心理治疗方法的最终含意。我们大量地强调过这一事实，即心理治疗与人格完善是一种人际关系。
基于前面的原因，我们应当感觉到把一对人扩充为一个更大的团体，很可能会大获裨益。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想象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小组疗法就可以被想象成10人理想社会的缩影。
我们已经具有试验小组疗法的强烈动机了，也就是说，节省金钱与时间以及使得心理治疗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但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材料表明小组疗法与学习小组可以做到个体心理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小组的其他成员是同病相怜时，发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满足与不满，他们的潜在冲动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已经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们也就易抛弃单一感、孤独感、犯罪感或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诱发精神疾病的力量。
在治疗的实际实践中暴露出另一个期待，患者在个人心理治疗中至少要同治疗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人们也就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发展到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他常常可以奏效，但有时却也无能为力。在小组疗法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者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一般说来，实验的结果已经得到了，尽管不会太辉煌，却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急于进行更多的小组心理疗法的研究的原因，恰恰因为这种经验的材料及理论的推论，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心理疗法颇有前途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肯定会教给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所有的小组疗法都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敏感度训练，还是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研究班和实验班。尽管程序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所有治疗者相同的遥远目标，即自我实现，充满人性，更加充分地利用种属与个人的潜力等等。像任何一种心理疗法一样，到了称职者手里它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
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理解在非专业者控制下，它们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这一结论自然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职业者说来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外行或非职业者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治疗者（或内科医生、牙医、宗教师、启蒙者、教师）避免选择能力平庸的人。
融合并控制个体内部冲突
首先，应该搞清这里所指的内部沟通的失败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最简单的例子是人格的分裂，而通常其中最富戏剧性、最熟知的是多重人格。
凡是能够找到的这一类病历我都进行了审查，包括几例我曾亲身接触的，连带审查了不那么带戏剧性的神游和健忘症。在我看来，它们都落入一个一般的模式，我能作为一种初步的普遍的理论表达出来，它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会有些效用，因为它能说明我们所有人的某些内部分裂问题。
在我所知的每一例中，那个突然爆发进入意识并控制全身的“人格”是冲动性的而不是有控制的，放纵自己而不是克制自己，大胆、粗鲁而不羞怯，藐视习俗，热衷于享乐，侵犯他人、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不成熟。
在我所知的每一例中，具有“正常的”或外现的人格的人是一种羞怯的或安静的或含蓄的人，往往多为女性，因循惯例并有控制，谦恭甚至能克制自己，不侵犯别人，“善良”，但往往胆小怕事，并容易受欺。
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不极端形式出现的分裂现象，而且我们在所有人当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冲动和控制、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不成熟和成熟、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和承担责任等等之间的内部冲突。我们既在成为恶作剧的小淘气鬼，又在成为清醒、负责、能控制冲动的公民。
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减少分裂和更加整合。顺便说，这也是对多重人格理想治疗的目标：保留两种或全部人格，但要有一种优美的融合，或在意识控制或前意识控制下的整合。
这些多重人格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交往。他们不同地谈话，不同地书写，沉迷于不同的活动，以不同的表现陷入情网，选择不同的朋友。
在我接触到的一例中，“任性人格儿童”写一手大笔、散乱的字体，说儿童的口头语，并时有拼音错误；“能克制自己、受人欺压”的人写的字却是小心翼翼的、因循惯例的、守规矩的中学女生的手笔。也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格”渴望读书和学习，另一种却坚决排斥，因为他太没有耐性，也没兴趣。如果我们曾想到让他们一试的话，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其余的人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遭到拒绝并被逐入无意识存在状态的部分也能突然发作，而且必然会如此，而且对我们和外界的沟通，不论是吸收和输出，都将产生公开的影响，既影响我们的行动，又影响我们的认识。要想证明这些是很容易的，一方面通过投射测验，另一方面通过艺术表现。
通过投射测验，与其说它表明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组织世界，我们能从世界中取出什么，不如说我们能让它向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选择观察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选择中拒绝倾听、拒绝观察的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面上，我们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分裂到怎样程度，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相应地分裂、偏颇、片面到怎样程度。我们整合、完整、统一、自发以及能充分发挥作用到怎样的程度，那么，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完整、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活跃并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受到抑制、习俗化和矫揉造作的，并成为诚实的而不是假冒的。临床经验表明，这既适用于绘画和文字艺术表现，又适用于一般的表现动作，或者也适用于舞蹈、体育运动和其他全身活动的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有意对他人施加的沟通作用，而且它也适用于我们非有意施加的作用。
我们自身内部的那些遭到我们排斥和压抑（出于畏惧或羞耻心）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潜伏起来。我们人性中的这些潜在的部分可能对我们的沟通产生影响，它们往往都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或者是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的一部分，例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文化的事情。我们必须讨论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因素，讨论那些人性内在固有的方面，而不论文化怎样，哪怕是在卑怯的方式下，它们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表现。文化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不是充足的原因。但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
的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能学会一种口语。但同样真确的是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只黑猩猩却不能学会说话。我之所以会这样说，因为我模糊地觉得沟通是太绝对化地在社会学水平上受到研究，而在生物学水平上研究得很不够。
追踪上述这一问题，探讨人格内部的分袭如何污染我们和世界的沟通，我将援引几个著名的病理例子。我引用它们还因为它们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的例外。这个普遍规律认为，健康的和整合的人会成为一个优越的感知者和表现者。有大量临床和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概括；例如，H·J·爱森克和他的同事的工作。然而也有例外迫使我们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控制和防御方面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的人。于是，这样的人倾向于溜回个人自身内部的世界，他和他人以及自然界的接触往往会被破坏。但这也包含着他和世界沟通中的某些破坏。对外界的畏惧，他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内部的冲动和呼声也变得十分高涨，扰乱了现实的试探。
但也很真确的是，精神分裂患者有时表现一种局部的优势。由于他太陷于被禁止的冲动和始发过程认知，他偶尔会在解释他人的梦和探测他们深藏的冲动中显得非常敏锐。例如，探测他人陷匿的同性恋冲动，等等。
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医师自己就是精神分裂者。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以前的患者能成为特别优秀和理解病情的护理员。这方面的有效性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原理大致相同。我的一些朋友是精神病专家，他们现在正在寻求这种参与性理解，办法是用LSD（一种麻醉药）或墨斯卡林取得一种短暂的精神病体验。夸张一点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能从精神变态中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陶醉”型变态人格中。可以简略地描述他们为没有道德意识，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感，没有对他人的爱，没有抑制，很少控制，他们能相当有效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会变成伪造者、骗子、重婚罪犯、娼妓，靠机智而不是靠努力工作赚得生计。
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他人的良心谴责、悔恨、无私的爱、同情、怜悯、内疚、羞耻心或难为情，因为他们的认知很贫乏。
你自身不懂什么，你也不能认识或理解什么。它不能向你传递它自身，由于你是什么，所以它迟早会传递自己的信息给你。
精神变态者，即使起初那么兴高采烈地无忧无虑，寻欢作乐，没有神经质，但他最终会被看作是冷酷的，可憎的和可怕的。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例证，它表明，病态虽然包含沟通的普遍切断，却也包含着在特殊的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和技巧。在觉察精神变态因素方面，精神变态者是非常敏锐的，不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能认准并利用我们心中的骗子、膺造者、说谎者、偷窃者、伪装者、假冒行为，并能利用这种技巧谋生。他说“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并非常相信自己具有探测任何“灵魂中的窃贼”的能力。
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
协调个人内部的沟通
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能特别清楚地看出个人内部的沟通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两者的密切关系。请注意因为我的论点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每一个人（不论男或女）的内部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此处最极端的例子，男子妄想狂者经常有被动的同性的性关系渴望——一种想被强壮男子鸡奸和污辱的愿望。这一冲动极为可憎，不能为他所接受，他力图压抑它。他用投射法帮助自己否认他的渴望，把它从自身中分裂出去；同时让自己想别的事情，谈别的事情，并集中注意于有吸引力的主题——是他人要强奸他，不是他愿意被强奸。
因此，这些患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猜疑性，它能以最明显的哀婉情绪表现出来。例如，他们不愿让任何人走到他们背后，他们会保持背靠墙的姿势不动，等等。
这听起来并不是很疯狂。女人，总是被看成引诱男人的妖妇。男子在爱上一个女子时会变得温柔体贴、不自私而且文质彬彬。假如他们生存在一种把这些作为非男子气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会迁怒于女子，因为她们使他们变得温柔多情，为了证明女人漂亮外表内隐藏的可憎灵魂，于是他们编写萨姆逊和戴莉拉的神话。他们投射恶意。他们谴责镜子，因为镜子有反映作用。
美国的女人，特别是“进步的”和受过教育的美国女人，她们经常排斥自身上很严重的依赖、被动和顺从，因为这些在她们的潜意识中意味着放弃自我或人格。于是，这样的女人倾向于把男人看作可能的统治者和强奸犯，并按照这样的理解对待男人，驾驭男人。
为了这样的理由以及其他理由，在多数文化中和多数时代中，男人与女人是彼此误解的，彼此不是真正友好的。从实际的客观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彼此沟通一直是不好的，常常是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为了能够相互生存下去，他们切断女人世界和男人世界的联系，并依据男女性格有很大不同而无交迭的观点进行彻底分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能得到某种类型的和平，但肯定不会有友谊和相互理解。心理学家关于两性之间改善理解必须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荣格派以特殊的明晰说明的心理学解决，但也是一般都同意的答案：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他或她的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的无意识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
假如在男子自身内部，他正在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确定为女性的品质进行战斗，那么，在外部世界他也会同这些同样的品质进行战斗，特别是当他的文化珍视男子气胜过女子气时。如果认为女子气是富于感情，或缺乏逻辑，或依赖性，或爱色彩，或对孩子温柔，他会惧怕他自身中的这些品质而向它们作战并力图成为反向的人物。他在外部世界中也会向它们作战，拒绝它们，把它们完全移交给女人，等等。
在这里，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是一种极端二歧化的、非此即彼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方法，但哥尔德斯坦、阿德勒、柯尔齐布斯基等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这同一问题，我在心理学层面的说法：“二歧化意味着病态化；病态化意味着二歧化。”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那么除了是一个女人，别的什么也不是。有这样认识的男人注定要同内部自己做斗争，并永远排斥女人。他懂得心理“两性”事实到怎样的程度，意识到非此即彼定义的专断和两极化过程的病因性质到怎样的程度，他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现差别能彼此融合并形成一定结构而不必彼此排斥和相互敌对，他也将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更整合的人，能接受并享受他自身内部的“女性”。
假如他能和他的内部的女性和谐相处，他便能和他外部环境的女性和谐相处，更理解她们，减少对待她们的矛盾心情，甚至更赞美她们，因为他认识到女性比起他自己的衰弱得多的变式是多么优越。你肯定能和一位你所敬重和理解的朋友更好地交往，这和你同一位你惧怕、憎恨而深感神秘的敌人交往大不相同。要和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交朋友，最好先同你自己身内的那一部分交朋友。
如果有人认为，一个过程必然先于另一个过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它们是并列的，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的开端，也就是说，接受外部世界的X，能有助于接受内部世界同样的X。
在那些必须成功地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人中，他们更强烈地倾向于抛弃内部心灵世界而支持作为常识的“现实”的外部世界。而且，环境越强硬，对内部世界的排斥必然也越有力，而对于一种“成功的”顺应来说也更危险。于是，对于诗意、幻想、梦境、情绪激动的畏惧，在男人中比在女人中、在成人中比在儿童中、在工程师中比在艺术家中更严重。
还请注意，我们这里又有一个关于深刻的、西方的或许也是一般人类的二歧化倾向的例证，认为在可供选择的或不同的事物之间，一个人必须选择其一或另一事物，而这含有排斥未被选中对象的意思，好象一个人不能同时兼有二者。
我们又有了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在游戏、诗意、美感、始发创造性等方面，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在自身内部对于哪方面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我们在外部世界中对那方面也会同样的盲目和耳聋。
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这个例子显得更加重要。在我看来，协调这种二歧化的努力对于教育家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出发点，而且有助于完全解决全部二歧化的任务。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客观现实的开端，能教育人类中止以二歧式的方式思考问题，学会以一种整合的方式思考问题。
对于那种过分自信和孤立的唯理论、唯文字论、唯科学论（这些论调正在集结势力），这是强大正面攻击的一个方面。宏观语义学家、存在主义者、现象学家、弗洛伊德主义者、禅宗佛教信仰者、神秘主义者、格式塔治疗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派、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罗杰斯派、柏格森派、“创造性”教育论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无不这样认为，语言、抽象思维、传统科学是有局限性的。
思维和科学曾被认为是控制黑暗的、危险的、邪恶的人类深层动机的手段。但现在我们确实知道，这些深层动机不仅是神经症的源泉，而且也是健康、欢乐和创造性的源泉，我们开始谈论健康的无意识、健康的倒退、健康的本能、健康的非理性和健康的直觉。我们也开始希望通过这些方面达到拯救我们自己的目的。
宏观的理论答案似乎在于把握整合的方向，摆脱分裂和压抑。当然，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学术运动自身也能很容易变成分裂的力量。分裂因素显然也包括反理性主义、反抽象主义、反科学、反智力论。得到恰当说明和构想的智力是我们最伟大、最强有力的整合力量之一。
改善与外部的沟通
在我们试图理解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时，自律和同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我们会很容易地同意安贾尔的说法：在我们内部有两大意向或需要，一种趋向自私，一种趋向无私。从自律的自身看，它倾向于引导我们趋向自我满足，趋向和世界争胜的力量，出于它自身的法则愈益充分地发展我们自身内部独特的自我，亦即出于它自身内在的动力、心灵自生自长法则而非环境的法则。
这些心灵的法则和外部现实非心灵世界的法则是不同的，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这一对自身同一性的追求，或对自我（个体特征、自我实现）的探索，已经由于成长及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的努力，对于我们肯定都很熟悉了，且不谈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学派的神学家。
但我们似乎也意识到有一种与上述倾向矛盾的倾向，而且是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放弃自我，使我们自己淹没于非我中，放弃意愿、自由、自我满足、自我控制、自律。由于它的病态形式，导致了血统、乡土和本能浪漫主义，导致受虐狂，对人的轻视，不是寻求完全在人以外的价值，就是寻求人的最低动物本性以内的价值，两者都出于对人的轻视。
我之所以在高自律和低自律之间进行区分，我希望这样做能表明，这些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同型性，并由此为改善人格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打下一个理论的基础。
人身上发现的自律和力量，在感情上可行的人与感情不可行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非常宽泛但并非不太准确地说，是世界争胜的人格的增强，这种争胜是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方式中进行的。在这种方式中两者不仅是完全分离的，而且是相互排斥的，好象彼此是仇敌，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自私的自律和力量。
在这个丛林式的世界中，这样的人是凶狠的狼。在我最初用猿猴来研究“力量”的这些不同性质时，我把这称为专制的或法西斯的统治。在以后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它被称为不可靠的高统治。
在可行的高统治世界里，人人都有对世界和他人的感情，有大哥哥般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的信任感，和世界打成一片的情感，而不是敌对感和畏惧感。这些人物的优越力量是为了欢乐，为了爱，为了帮助他人而利用的。
依据种种理由，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些不同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自律之间的不同，也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同律之间的不同。我们也发现，这一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自律和同律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当人更健康、更真诚地成长时，高自律和高同律会在一起成长，一起出现，并最后趋向溶合，构成一个更高的把两者都包括在内的统一体。在这种条件下，自律和同律、自私和无私、自我和非我、纯粹心灵和外部现实等等的二歧化都会趋向消失，并能看作不成熟和不完善发展的副产品。
在自我实现的人中，这种二歧超越可作为一件普遍的事情随时观察到，但它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只有在我们自我内部和自我与世界之间最高整合的时刻才能看到。在男女之间或亲子之间最高的爱中，当人达到力量、自尊、个人特征的极点时，他也同时会和他人打成一片，失去自我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我和自私。在创造的时刻，在深刻的美感体验中，在顿悟体验中，在生孩子时，在跳舞时，在体育经验中，在其他我曾统称为高峰体验的时刻，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所有这些高峰体验中，人根本不可能明确地区分自我和非我。也可以这样说，人整合起来了，他的世界也整合起来了；他感觉良好，他的世界也显得良好了；等等。
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实证的论述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或神学的论述，任何一个人都能重复这些发现。我可以确切无疑地断言，这是在谈论人的体验而不是超自然的体验。
其次请注意的是，这含有不同意各种神学陈述的意思。神学家认为，超越自我的界限意味着摒弃或否定或失去自我或个人特征。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中以及自我实现的人们中，这些是越来越高的自律发展的终端产物，是达到自我同一的终极结局；它们是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是自我湮灭的结果。
最后请注意，它们是暂短的体验，不是恒久的体验。假如这是进入另一世界，也总有回归日常世界的时刻。
对于更整合的人格来说，我们开始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认识它了，因为它影响着信息的接收和发出。例如，罗杰斯和他的同事的许多研究表明，当患者在心理治疗中有好转时，他以不同的方式变得更整合了，更“对经验开放”或更有效地理解，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更忠实地表现。这是我们实验研究的主体，而且许多临床的和理论的作者，他们在每一点上都赞同并支持这些一般的结论。
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探索，但却获得同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对相对健康人格的直接探索。这些探索支持整合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方面的规定性；它们支持那个结论，认为健康人更自发，更善于表现，他们做出行为反应更容易、更全面、更忠实；它们支持另一结论，认为健康人能更好地理解（理解自己、他人、和现实的一切）。尽管如我曾指出的，这不是一种一律的优越性。有一个流行的故事，治疗师让精神病人说：“2＋2＝5。”而神经症患者说：“2＋2＝4，但我不能容忍它！”我或许也能附加说，无价值的人——一种新的病态——说：“2＋2＝4，那又怎么样！”而更健康的人实际上会说：“2＋2＝4，多么有趣！”
或者换一个方式进行解释。约瑟夫·鲍苏姆和我公布了一项实验报告，我们发现，看可靠的人照片上的面孔往往比不可靠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要热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仁慈心的投射呢，还是天真的投射，或是更有效的感知和理解呢？结果如何，仍有待未来的研究。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实验，以便能使被观察的面孔具有已知的热情或冷静的水平。然后，我们可以问，那些观察到或归属为更多热情的观察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他们对热情面孔或冷静面孔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吗？他们是在要求自己喜欢他们的所见吗？
最后说几句关于存在认知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现实最纯的最有效的观察和理解，尽管这有待于实验的检验。它是对认识对象的更真确更可靠的认识，因为它最超然、最客观、最少受到观察者的愿望、畏惧和需要的污染。它是非干预的、没有要求的、最能接受的。在存在认知中，二歧倾向于溶合，分类倾向于消失，对象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观察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最容易发现。但我也曾在我所问过的几乎所有的人中都得到这种观察和认知的报告，是在他们生活最高潮、最快乐、最完善的时刻做出的。现在，我的观点是：仔细的研究表明，认识对象变得更个体化、更统一、更整合、更有趣、更丰富多采、更健康；而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并能从任何一方开始。
也就是说，世界变得越完整，人也变得越完整。同样的，人变得越完整，世界也变得越完整。这是一种动力学相互关系，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信息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依赖于它的内容，而且也依赖于人格能够对它做出反应的程度和范围。更“深的”含义只有更“深的”人才能理解。他的个子越高，他能看到的也越多。
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只能看到什么。”但现在我有必要再附加一句：“我们看到的什么又倾向于使我们相信它是什么和我们是什么。”个人和世界之间的沟通关系是一种相互形成和彼此升降的动力学关系，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逆的同型”作用。高水平的人才能理解高水平的知识；高水平的环境也倾向于提高人的水平，正如低水平的环境倾向降低人的水平一样。二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以便使彼此更相似。这些看法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怎样相互帮助和彼此塑造。
●第三章 解除心理病态
弄清自己的内在呼声
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阈下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我说到的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
也就是说，寻求自我同一性、寻求自我、寻求自发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闭上你的眼睛，隔断噪音，摒除杂念，放下一些事务，完全以一种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松。这里的技术就在于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会想到什么。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由联想、随意浮游，而不是有什么固定任务的活动。而如果你这样做取得成功，并懂得怎样去做，你将会忘记外部世界及其嘈杂声音，并开始听到一些微小的纤细的来自内部的冲动声音，来自你的动物本性的暗示，这些感受不仅来自你的普通的种族本性，而且来自你自己的独特本性。
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一方面谈到揭示或发现你的特质，在全世界发现你和每一个他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我又谈到发现你的种族性、你的人性。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当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个人的同一性时，进入作为特殊而独特的自我越深，我们也越能发现整个人的种族，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会很容易使你想到R·W·爱默生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发现你的种族性到足够的深度，这两方面将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懂得如何成为丰满的人意味着两种活动同时进行。你在主观上体验什么是你所特有的，你为什么是你，你的潜能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步调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趋向如何，你个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处，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这个过程的同时它又是了解一个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处。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贵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假如生活中没有欢乐，就不值得生活。很遗憾，许多人从未体验过欢乐，体验过那些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的全面肯定生活的极少的时刻。弗洛姆既谈到能经常体验欢乐的乐生者，也谈到似乎从未体验过欢乐时刻的欲死者，这些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后者会追逐他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愚蠢的机会，换个方式说，他们为了摆脱自杀的痛苦念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意外事件来拯救他们。在逆境下，如在集中营中，有的人认为生活每时每刻都很珍贵，不断地为求生而斗争，而另一些人却任自己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我们研究发现，只要你能给那些进行局部自杀的吸毒上瘾者提供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替代，他们放弃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学家曾把酗酒者描绘为极度沮丧、厌烦生活的人。他们形容这些人的生存为一种无尽头的平板经历，没有任何高潮和低谷。柯林·威尔逊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义导论》中指出，生活必须有意义，必须充满高度紧张的时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价值。不然，死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甘愿忍受无尽无休的痛苦或烦恼？
我们知道儿童也有高峰体验，这在童年期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学校制度是一种压碎高峰体验、禁止它们出现的极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师很难容忍儿童欢娱的景象，而且他们不是自然地尊重儿童。自然，一间教室坐满35个孩子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教完一节课，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强迫教师比她教学生学习体验一种欢乐感时更注意秩序和安静。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学和师范学院似乎由此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一个孩子过得快活是危险的。要知道，甚至学习阅读、减法和乘法这样的困难任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是必须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并成为一种乐趣。
幼儿园教育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死的愿望，小学一年级能做些什么来增强生的愿望呢？也许它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孩子得到一种成就感。儿童在帮助某一比他们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时能得到很大的满足。不加管辖和约束能使儿童的创造性受到鼓励。由于儿童模仿老师的态度，老师能受到鼓励变成一个欢乐的、自我实现的人。父母把他们自己歪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孩子，但假如教师的行为较健康、较坚强，孩子将转而模仿教师。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为讲课者、条件者、强化者和老板的教师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是承受型的而非干扰的。
我有一次曾听说，在拳击界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并想当一名拳击手，到体育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我希望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愿列入您的门下，我愿受您管教。”在拳击界，那时要做的事是试试他。好的经理会挑选出一位职业拳击手并说：“领他去拳击场，和他打几个回合，让我们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让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来。”
假如证明这位拳击手有希望，是一个“天生的”材料，好的经理就会接收他并训练他，看他是否能成为一位拳击家，一位更好的拳击家。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风格是一种天赋，是给定的，他只能在给定的风格上建造他的未来。他不是一切都从头来过，他也不会让新生忘掉他已经懂得的，完全按一种新的模式来练习，那等于说，“忘掉你的身体类型”或“忘掉你的所长”。他承认他的现状并依据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为的最佳拳击家。
我深深感觉这是能够使很多教育界起作用的方式。假如我们要成为辅助者、顾问、教师、引导者或心理治疗家，我们就必须接受有关的人并帮助他理解他已经成为何种类型的人，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能力倾向如何，他适于干什么、不适于干什么，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什么，他的有价值的原材料是什么、有价值的潜能是什么，我们造成一种接受他的本性的气氛，使他的压力减弱甚至消失，使畏惧、焦虑和防御降到最低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他，欣赏他和他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像罗杰斯派的医师，他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他的和谐一致论，他的开放和他的照顾。的确，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这能“使他显露出来”，使他有所表现，有所动作，有所尝试，甚至出错；让他自己为人所见。
在这一点上的适当反馈，如在训练小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组或非指示咨询中常见的那样，能帮助他发现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懂得珍视儿童在学校中的“闹剧”——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结舌的惊讶，他如醉如痴的热情。至少，我们以欣赏他冲淡的狂喜，他的“兴趣”，他的业余癖好，等等。这些对发展好人有很大的助益。特别是能引向艰苦作业——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义的作业。
相反，我觉得也可以设想高峰体验、敬畏、神秘、惊奇或完美成就的体验都是学习的目标和奖赏，既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终局。假如这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等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试着把这些研究扩大为儿童的高峰体验的来源，这显然已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我在此有必要指出一点，我所得到的支持这些提示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大都来自聪明的有创造力的儿童而不是迟钝的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或病态的儿童。但我也应该说明，我在辛那侬社区中、训练组中、Y理论企业中、伊萨冷型教育中心中、格罗夫型幻觉剂研究中、莱因型精神病患者研究中，所得到的有关这些被认为前途无望的成年人的经验和其他这一类经验，已经告诉我绝不要事先就把任何人一笔勾销。
内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要看到儿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儿童的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儿童这时没有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知道他属于这个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侬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们经历过一种几乎缺乏任何需要满足的生活。辛那侬社区里能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觉得似乎自己是4岁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在那里他们的基本需要能够一一得到满足。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使意识保持清新，使我们能不断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妙无穷。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往往变得失去敏感，以致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拉·赫胥黎有一个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镜，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后观看立方镜各边的光线在花朵上的变化。注视片刻以后，观察者能忘怀一切并由此引起幻觉体验，似乎在观看一件东西的绝对具体的方面和它存在的美妙。
保持日常体验清新的极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处的别的什么人就要死去。假如死亡真正威胁到你，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决不会不带我们经验中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专断本质去看他，你会更集中注意且更亲切地看他。你必须向定型倾向作战，绝不要让你自己以惯例态度对待任何事情。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历史、数学或哲学课，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美。我们有必要教我们的孩子领会统一与和谐，领会禅宗的体验，能够同时看到短暂和永恒，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中看到圣洁和亵渎。
再一次强调，控制我们的冲动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疗过分压抑者的日子早已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每一种冲动都迫不急待地表现出来。但请注意，这里的控制并不是指过分压抑或无限度地压抑。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一套阿波罗式的控制系统，使控制和满足在一起发生作用，使满足带来更大的愉快。例如，他们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整洁桌前吃东西那将更为惬意，尽管准备烹调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制。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理想教育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虚假问题，并力求解决严肃的存在生活问题。一切神经症问题都是虚假问题，邪恶和痛苦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须正视，是否有可能通过受苦达到高峰体验呢？我们曾发现，高峰体验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感情的欢乐，一种是理智的启示。两者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极为满意的，但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人以启发。面临痛苦和死亡时，可以产生一种非欢乐的启示，如玛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欢乐》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大量研究资料讨论死亡心理，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中发现，有些人临近死亡时确能体验到启示，得到哲学的卓识。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岛》中，举例阐明一个人如何带着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种不庄严的方式被人世抛弃。
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选择者是内在教育的另一个侧面，你能教你自己进行选择。你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一杯廉价的，一杯昂贵的，看你喜欢哪一杯。你是否能闭上眼睛分辨两种牌子的香烟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曾发现我能分辨好坏葡萄酒，因此我宁愿多花钱买好葡萄酒。另一方面，我分不出松子酒的优劣，因此我总是爱买便宜的松子酒。既然分不出优劣，你何必再分呢？
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希望理想的教育制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变成如此忙碌而胜任的人呢？一个原因是，所有自我实现者都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使命。当他们说“我的工作”时，指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使命。
假如你问一位自我实现的律师他为什么进入法律界，什么东西能补偿那许多繁琐事务的劳累，他最终会这样向你诉说：“原因很简单，我一看见有什么人捉弄另一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对于他是终极价值，他说不出他如此重视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艺术家说不出他为什么珍贵美一样。
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是为了终极价值的原故才那样做，这些终极价值似乎又是为了捍卫一些具有内有价值的原则。他们保护并热爱这些价值，假如这些价值受到威胁，会惹得他们恼怒，激发他们行动，并往往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价值对于自我实现的人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骨骼和血管一样。永恒的真实、存在价值、纯真和完美不断地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他们越过了两极，力图看到潜伏的浑一，他们力图整合一切，使它的内容更丰富。
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价值是类似本能的吗？是生命体中固有的吗，就像对爱的需要或对维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体中固有的那样？假如你从你的食谱中排除所有的维生素D，你身体的机能将因此而减弱、甚至会导致死亡。
依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爱也是一种需要。假如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们的所有的爱，那会杀死他们。医护人员已经懂得，得不到爱的婴儿会由于感冒而夭折。我们对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吗？我发现假如我被剥夺了真理，我会得一种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怀疑每一件事，寻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义。这种顽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剥夺会导致一种病态——一种超越性病态。超越性病态是由于一种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那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症状，例如，头痛、精神低落等等。
我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美的和丑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当被试者在一间丑陋的屋子里判断所看到的人面照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险人物，这表明在丑的环境中人的面孔并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来也不好。当然，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依赖于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较容易地使注意力从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转移开。进一步看，生活在一种不合意的环境中和龌龊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假如你与美的和正派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较好，自己也随着提高。
公正是另一种存在价值。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说明，当人们长期被剥夺了公正时会发生什么事。在海地，人们弄得对每一件事都怀疑，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认为一切的背后都隐匿着阴谋。
我对虚无的超越性病态非常感兴趣。我曾遇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他们正在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病兆，所有条件显示他们能达到自我实现。但他们受到了破坏和干扰。他们怀疑任何存在价值，包括人过三十都会拥护的一切价值，并认为真理、善良、热爱等一类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丧失了信念，于是，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仅限于以一种毫无意义和破坏的方式表示抗议而已。假如你没有价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为神经症患者，但因为你和实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扰乱，所以你会受到认识病和心灵病的侵袭。
假如存在价值像维生素和爱一样不可缺少，又假如它们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么，人们谈论了几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图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许多层次的需要构成的，层次系统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顶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价值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高低层次的。一种存在价值和另一种是同样重要的，每一种都能依据其他各种予以说明。例如，真必须是完善的、美的、内容丰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奥林匹斯山神传说的意义上，它还必须是爱开玩笑的。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价值能依据彼此的概念互相说明，我们将能依据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种一般因素在所有这些存在价值的背后——用统计术语说，有一个G因素。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碎玻璃，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献身于真理的科学家和献身于公正的律师两者都是献身于同一使命，他们每一位都已经发现，一般价值中最适合他的那一侧面就是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所利用的那一面。
存在价值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能超越许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灵与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热爱的工作，献身于你最崇尚的价值，你会成为尽可能“自私的”而同时又成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经把真理作为你内心最珍贵的价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样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假如你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种谎言流传，你就会如芒刺在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自身的边界将远远超出你个人私利的范围而包容整个世界。
接着我们讨论“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仪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我对宗教完全失去兴趣并毫无“寻找上帝”的念头。但我的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经超越类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肤又有胡须那种认识水平的人，却像我谈论存在价值一样谈论上帝。超越的神学家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宇宙的意义，宇宙是否有一个发展的方向，等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追求完善，揭示价值信奉。许多宗教团体开始公开宣称，宗教的外部装饰和标志，如礼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为这会混淆视听，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谛。
由于享受并献身于存在价值的人使他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神圣的，因此他们也更能享受这种满足。对于那些能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也如从需要满足的角度一样彼此相待的爱侣，性交也能变成一种神圣的仪式。要体验精神生活，无须在高山上打坐10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存在价值，就能使肉体和它的一切欲望成为神圣的。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趋向心理健康的运动也是趋向精神安宁和社会和谐的运动。
成长为丰满人性的人
假如你随意挑出一本讨论学习心理学的教科书，据我看，它的大半内容都会不切“人本主义”主题。大部分这样的书都会说学习是联想的获得，是技巧和能力的获得；对于人的性格，那是外部的而不是内在固有的东西，对于人的人格和人自身也是如此。拣起钱币或钥匙或财物或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也像拣起强化物和条件反射一样，那在某种很深刻的意义上看是很容易消耗掉的。你获得了一种条件反射，那又有什么关系；假如我对一个蜂音器的响声的反应是流口水然后这又消失了，事实上对于我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丧失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什么。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些大本的讨论学习心理学的书没有多少重要性，至少对于人的核心、人的灵魂、人的本质说是如此。
受到这一新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启发，产生了一种新的学习、教导和教育概念。简要地说，这样的概念坚持认为，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人形成丰满的人性，人种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境界。说得浅显一些就是帮助人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
在教授学习心理学课程时，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出非常认真的转移。它将不是一个联合性的学习。一般来说，联合性学习一般说肯定是有用的，特别是对于学习那些没有根本意义的事情或学习那些最终可以调换的手段或方法来说是极为有效的。我们必须学会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需要记住某一外语的词汇，他将通过死记硬背学会它。联合的定律在这里是有帮助的。或者，假如一个人要养成驾驶中的各种自动的习惯，例如对红绿灯的反应之类，条件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化的社会中，它是重要的、有用的。但是，就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说，就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说，或就“成长为丰满人性的人”说，这些最高的学习经验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经历中，这样的经验远比上课、听讲、记忆头部十二条神经和解剖人脑、或记忆肌止端、或在医学院上生物课或其他这一类课程中所学的同类知识更重要。
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是我经历过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他使我曾非常热衷追求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使我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容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懂得人甚至在诞生前就是多么不同，至此，我不可能再依据那种相信人能教任何人学任何事的学习心理学来思考问题。或者那种华生的理论：“给我两个婴儿，我能使一个成为这样，一个成为那样。”他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孩子。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任何父母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造就自己的子女。孩子们自己使自己成长为某种样子。如果孩子太坚持自己的意愿时，我们充其量能做到的和我们经常能施加的最大影响不过是作为某种被孩子反抗的对象。
另一个远比我曾得到的任何特殊课程的教育和任何学位更为我所重视的深刻的学习经验是我的人格心理分析：发现我自身的同一性、我的自我。另一个基本的经验是结婚，这是一个远更重要的经验。就教育意义而言，这肯定远比我的哲学博士学位更重要。假如一个人想的是我们都想要的那种智慧、那种理解力、那种生活技能，那么他必须想的问题就是我称之为内在的教育、内在的学习，学习做一个一般的人，然后再学习做这个特殊的人。我现在正忙于把握住这一内在教育概念的一切副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能告诉你一些东西。在我看来，传统教育具有严重的不足或缺陷。假如你按照这一框架想问题，想到成为一个好人，又假如你对你在高中学过的课程提出问题：“我学的三角课如何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声音就会回答说：“天晓得！它根本不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三角学对我是浪费时间。我早年的音乐教育也不很成功，因为它教一个深深爱好音乐并对钢琴极为迷恋的孩子不要学它。我有一位钢琴老师，他实际上是告诫我不要接触音乐，我只好在长大成人以后重新自学音乐。
请注意一下，我已经在谈论目的。这是对十九世纪科学和当代职业哲学的革命性的扬弃，职业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技术而不是一种关于目的的哲学，因而我曾拒绝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当作讨论人性问题的理论，因而我曾拒绝那来自历史偶然的整个科学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这种偶然曾使科学从研究非人格、非人的物。实际上从没有目的的物作为开端的，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和化学，直到它们变得脱离价值、价值中立，使纯描述成为可能时，才真正有所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弄明白，重大的错误在于：这一从研究事物发展而来的模式曾不加思考地应用于对人的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方法，它是无成效的。
大多数建筑在这一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心理学，是以客观主义、联想主义、脱离价值、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为依据的，当它由无数细小事实构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座山一般堆积起来时，肯定不是虚假的，但却是琐细的。我愿在这里指出，为了不致低估我自己的科学，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知道大量对人确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但我要坚持说，对人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大都是由非物理主义的技术学会的，也就是由我们已经越来越明确意识到的人本主义科学技术学会的。
在一次林肯中心节的开幕仪式上，麦克莱施谈到世界形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错误不在于科学的伟大发现——无论什么知识和什么无知，有知识总是比无知识好些。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知识将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识没有人的理解就像一个答案没有它的问题一样，是无意义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可能达到，是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
就某种意义而言，尽管我理解麦克莱施为什么这样说，但我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谈论的是缺少这一新的革命、缺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知识，也就是缺少那样一些科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放弃要成为脱离价值和价值中立的想法，而且要真正承担发现价值的必须任务和责任——依据经验，发现、证明、核实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些价值。这一工作现在正在积极地进行着。
麦克莱施所说的观点也许适用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只有在你还不知道有新心理学的情况下才是适当的。“人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达到”，那在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它不再是正确的了。现在已有可能搜集那些有助于人类理解的知识，在它内部带有价值暗示、有矢量、有方向的知识，走向某处的知识。
拒绝这样的观点：“艺术的工作创造了人的观点使知识转变为真理。”我们最好讨论一下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某些标准区分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据我所知，在艺术批评领域中还不存在这类标准。它们刚刚开始存在，我愿留下一个经验的暗示。一种可能性刚刚开始浮现，我们将会有某些客观的标准分辨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术。
假如你们的处境和我相似，你们就会知道在艺术中我们已陷入价值的全盘混乱。在音乐中，正试图证明约翰·凯奇有某些胜过贝多芬的优点，或胜过爱尔维斯·普瑞斯利的优点。在绘画和建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混乱。我们不再有任何共有的价值。我不愿浪费时间去读音乐评论，它对我毫无意义。艺术批评也一样，我也已经不读了。我发现书评也经常是无益的，存在着一种全盘的混乱和价值标准的无秩序状态。
例如，《星期六论坛》曾发表了一篇赞扬让·简奈某一低劣著作的评论。这是一位神学教授写的，简直是一团混乱。评论说，恶现在已变成善，因为这位教授在玩弄词句时似乎有矛盾的现象：恶假如成为彻底的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善，从而也就有了对鸡奸和吸毒的美的狂想。
对于花费大量时间力图从这种事的痛苦中解救人的可怜的心理学者来说，那是不可理解的。一个已经成长的人怎么能把这种观点向青年推荐作为伦理学的一种引导呢？
假如麦克莱施说艺术作品能引导人到真理，我想他挑选的一定是一些特定的艺术作品，但他的儿子也许并不能被引导。于是，麦克莱施实际上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因为这一点无法说服任何人。我想这可能是某种信号，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在转过一个拐角，某种新事物正在发生，有了一些可以觉察到的差异——不是兴味或专断价值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以经验为根据发现的，它们是正在被发现的新事物，并由此产生各式各样关于价值和教育的命题。
发现之一是人有高级需要，他有类似本能的需要，那是他的生物资质的一部分。例如，需要得到荣誉，需要受到尊敬，需要有自我发展的自由。高级需要的发现带有各种革命的涵义。
发现之二是我对社会科学曾提出过的论点：许多人开始发现，物理主义的、机械论的模式是一种错误，它已经引导我们……到何处，到原子弹，到美妙的杀人技术，如在集中营中看到的；到艾希曼（纳粹军官，曾执行命令屠杀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我们是不能用实证主义哲学或科学驳倒艾希曼式的人物的，那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死他也不懂他错在哪里。就他而论，没有什么错，他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假如你忘掉目的和价值的话，他确实做得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专业科学和专业哲学就是奉献给忘掉价值这种命题的，就是排除价值的。由此必然把社会引导到艾希曼、原子弹，或天知道到哪里！
我认为，这种把好的方法（或才能）和内容（与目的）分割的倾向会引起这种危险。
对于弗洛伊德做出过的伟大发现，我们现在能够有所添加。我们现在正在改正他的一个大错误理念——无意识仅仅是不合乎需要的恶，但无意识也含有创造欢乐、幸福、善和它自身的人的伦理和价值等等的根苗。我们现在发觉到，有健康无意识这种东西也如有不健康的无意识一样。新心理学正在全力研究这一点。事实上存在主义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家正在把这种理解付诸实践。各种新的疗法也在实践中。
因此，我们有一个好的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意识，还有一个好的无意识和一个不好的无意识。而且，就某种非弗洛伊德的意义考虑，善是真实的。弗洛伊德之所以会犯错，因为他受到自己的实证主义的局限。请不要忘记，弗洛伊德是一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神经学家。他的一项白纸黑字的宣誓，曾表示要发展一种心理学能完全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的，这就是他献身的目标。当然，他自己已证明他的观点不能成立。
说到我宣称我们已经发现的这一高级本性，问题在于我们对它做出怎样的解释？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是还原论的，而且他把它解释掉了。假如我是一个仁慈的人（这是一种反作用造作），为了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从某种程度来看，这里的杀人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是一种试图遮丑、压抑的方式，是一种防御手段，只是为了使我不致认识到这一个事实——是一个真正的谋杀者。假如我很慷慨，那是针对吝啬的反作用造型，我在内里是真正的吝啬。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说法。现在已很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例如，他为什么不说杀人是对爱他们的一种反作用造作？同样，这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一个结论，而且，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更真确的。
但让我回到主要的想法上来，回到科学中这一令人兴奋的新发展、历史中这一重要的新时刻上来。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股历史潮流的中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这样的，如果再过150年，历史学家对于我们的时代将说些什么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正在进行着的？什么是已经完成的？我相信，构成报刊大标题的许多东西已经完成了，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下去，人类“生长的尖端”是现在正在成长并将在一二百年内繁荣昌盛起来的东西。历史学家将谈论这一运动是历史的冲击。而现在，如怀特海德曾指出的，当你得到一个新的模式时，一个新的范式时，当有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老的说法有了新的定义，现在意味着另外什么东西时，你会突然得到一种启示、一种豁然开朗的醒悟，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例如，我所谈论的新事物引起的后果之一是对弗洛伊德某一论点的直接否定，否定以经验为根据的（非伪善的、或专断的、或先验的、或从愿望出发的），否认在个人的需要和社会、文明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固有的对立。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办法设置条件使个人的需要变得和社会的需要协调一致而不是对立，使两者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工作。我的这个观点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陈述。
另外，关于高峰体验的陈述也是以经验为依据的。我们曾研究高峰体验，问过成组的人和单个的人这样一些问题：你生活中最欢乐的时刻是什么？或如某一调查者所问的，你曾体验过超常的欢乐吗？有人可能会认为，对一般人提这样的问题可能仅仅招来白眼，但实际上却有许多回答。很明显，超常的欢乐都是作为个人的感受隐秘保存着的，因为在公开的场合是不好说的。这些欢乐使人难为情、不体面，它们“不科学”，因为这对许多人意味着一种根本的罪恶。
在我们对高峰体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激发物和许多能激发高峰体验的经验。显然，几乎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的人，都有高峰体验或狂喜的时刻。或许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在你的一生中唯一最欢乐、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或许像我所提出的如下问题问自己：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你对自己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世界看起来有何不同？你觉得自己像什么？你的冲动是什么？如果你在变化，你改变得如何？就经验报告的简单统计而论，音乐和性是两种最容易取得高峰体验的途径。鉴于对性的讨论还不成熟，我愿把性教育撇开，我敢肯定，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把它当成笑料，而是认真对待并教导儿童，正如说音乐、爱、卓见、美丽的草坪、逗人的婴儿等等许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样，性也是其中之一。它们碰巧是最容易的途径，最广泛存在的，最容易理解的途径。
就我们鉴定和研究高峰体验的目的看，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一系列激发物的名单。由于名单太长，需要概括说明。似乎任何关于真正卓越、真正完善的体验，任何关于趋向完全正义或趋向完美价值的经验，都可能引起高峰体验。当然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但这是我对许多我们集中研究过的事物要做出的一种概括，而且在这里我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说话的。这听起来不像是科学的谈论，但这是一种新的科学。
我曾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说明，已经出现了自亚当和夏娃以来的真正的生育改进之一。这是一篇论述高峰体验的文章，是一种关于自然生育孩子时的体验，这能成为高峰体验的强大源泉。我们知道应该如何鼓励高峰体验，我们知道以怎样的方式生孩子才最有利于产妇得到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体验，这也可以说，一种宗教体验——一种萌发，一种启示，一种醒悟，由于在相当数量的高峰体验中会随着带来我曾称之为“对存在的认知”那样的结果，因此，人们在交谈时提出这样一种说法——简直变成一种不同的人。
我们必须为所有这些未耕耘过的、未研究过的问题提供一套新的词汇，这一“存在认知”实际上含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说的认知的意思。你可以说这差不多等于一种幸福的工艺学——纯卓越、纯真理、纯善等等的工艺学。是的，为什么不可以是欢乐、幸福的工艺学呢？我必须添加一句话，这是唯一已知的、在父辈中诱导高峰体验的技术。当我的妻子和我开始在大学生中进行这些调查时，我们偶尔发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线索。其中之一就是，虽然妇女谈论生孩子时的高峰体验，男人却没有这样说过。现在我们有办法让男人也能从生孩子的过程中得到高峰体验了。这在某种浓缩的意义上表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在改变，看事物不同了，有不同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此后永远趋向幸福的生活。现在这些都是论据，是通向隐秘体验的种种途径。由于这一类资料很多，所以我最好说到这里为止。
在很多的高峰体验的报告中，我发现很多来自我们或可称为“经典”的音乐。我还没有发现任何高峰体验来自凯奇的音乐或来自安迪·瓦霍尔电影，或来自抽象表现派绘画等类艺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发现。带有伟大欢乐、狂喜入迷、似乎看见另一世界或另一种生活水平等等的高峰体验报告都来自经典音乐——伟大的经典杰作。我也必须报告，这融化于或融合成舞蹈或韵律。只要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它们之间的确没有什么不同，它们融合在一起了。我甚至可以附加说，当我谈论音乐把它当作通向高峰体验的一条途径时，我当然把舞蹈也包括在内了。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韵律的体验，甚至最简单的韵律体验——好的伦巴舞（古巴人的一种舞蹈）或孩子们能用鼓敲打出的鼓点，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把这称为音乐、舞蹈、韵律、体育，或别的什么东西。对躯体的爱、对躯体的觉知、对躯体的崇敬显然是通向高峰体验的良好途径。好象这些反过来讲，又是通向“存在认知”，认识柏拉图式的本质、内在价值、终极存在价值的良好途径。请注意，我在这里用了好象这个词，因为这不是有保证的，但在统计上是很有可能成为良好途径的。这种认知又是有治疗效果的，它既能促进疾患的治愈，又能促进趋向自我实现的成长，即趋向丰满人性的成长。
换句话说，高峰体验往往是有结果的，它们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音乐和艺术在一定意义上有同样的作用；这里有某种程度的交迭。只要一个人能保持他的目标端正，知道他在干什么，意识到他正在走向何处，高峰体验能像心理治疗一样有助益。我们一方面肯定能消除症状，如陈腐思想、焦虑的消除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能发展自发性、勇气、奥林匹斯山神或上帝般幽默之类的东西，以及发展感性觉知、躯体觉知等等。
最普遍发生的情况是，音乐、韵律和舞蹈是发现自我同一性的最佳途径。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的，它能使这种类型的诱因、这种类型的刺激对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腺、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情绪发生种种作用。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我们只是还没有足够的生理学知识，弄不清为什么会如此。但这是的的确确的，是我们不会弄错的体验。
它有点像痛楚，那也是不会弄错的体验。也就是说，体验上空虚的人不知道他们自己身内正在进行着什么事情，只能靠钟表、日程安排定律、常规或邻人的暗示生活，并且通常受他人左右。音乐、韵律和舞蹈是发现自我是怎么一回事的一种途径。很不幸，这种人在人口中占很大部分。这里有来自内部的信号，有内部喊出的声音：“天啊，这多好，这是肯定无疑的！”这是一条通道——我们实现自我实现和发现自我的途径之一。自我同一性的发现是通过冲动的声音得到的，通过倾听你自身内部的主要部分、倾听它们的反应、倾听你内部正在进行的活动得到的。这也是一种实验的教育，假如我们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它将引导我们进入另一平行的教育设施、另一种类型的学校。
数学也能引起高峰体验。实际上，数学和音乐同样美妙。自然，有一些数学教师是极力防止这种情况的。直到我30岁时，直到我读到某些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时，我才懂得数学也可以作为一种美学来研究。从学习另一种文化的意义上讲，历史学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古生物学、或科学研究也能如此。在这里我想再提出我的论据：假如杰出的创造者、大科学家、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谈话方式就是高峰体验。科学家的形象必须改变，它正在让位给一种对于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理解，这样的科学家是靠高峰体验生活的。他生活只是为了迎接光荣的时刻——这时一个问题解决了，这时他通过一架显微镜突然间看到事物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显现，这是启示、萌发、豁然开朗、理解、狂喜的时刻；这对他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对此是非常非常羞涩和难为情的。他们在公开场合拒绝谈论这方面的感受，要采取非常非常精心的安排才能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曾设法完成了这一任务，现在我们已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假如一位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认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遭遇嘲讽，他将会羞赧地承认，他确曾有过高度激动的体验，例如，当一项关键的相关关系得到证实的时刻等等就是如此。他们仅仅不愿谈对这些事的感受，至于通常的教科书，更不会劳神讨论这样的问题。
假如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我可以毫无顾虑地断言，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现在这种状况。换个方式说，假如我们在哲学上也有足够的洞察力，我们将有可能利用这些体验，利用这些极易引起狂喜、极易使人得到启示的体验，使人豁然开朗、极端幸福、欣喜若狂的体验。我们将有可能利用它们作为一种模式来重新评价历史教学和任何其他教育工作。
最后，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问题，而且我敢肯定地说，这对每一位从事艺术教育的人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音乐、艺术中的有效教育，要比通常的“核心课程”更为接近我这里所谈论的那种内在教育——一种以学习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为一项基本任务的教育。假如教育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如同垃圾一般无用。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学会成长，学习向哪里成长，学习分辨好坏，学习分辨合意和不合意，学习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在这一内在学习、内在教导、内在教育的范围内，我认为，艺术，特别是我曾提及的那些艺术，是非常接近我们的心理和生物的核心的，非常接近这一自我同一性、这一生物同一性的，因此，这些课程不该被认为是某种搅伴过的奶油或奢侈，而必须使它们变成教育中的基本经验。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教育能够成为无限和终极价值的一种闪现。这一内在教育最好能有艺术教育、音乐教育和舞蹈教育作为它的核心。
我想，把舞蹈作为第一项选择给孩子们，对于2-4岁的孩子它最容易学的仅仅是节奏。这样的体验也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模式或手段。如果想把其余的学校课程从它们已经陷入的脱离价值、价值中立、无目标的无意义状态中挽救出来，我们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
解除“约拿情结”
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他们的全部基本需要（包括归属，情感，家，尊重和自尊）都已得到满足。这就是说，他们有一种有所依归感，有根基感，他们的爱情需要已经满足，有朋友，感到为人所爱，值得被爱，他们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职责，能得到他人的敬重，并有适当的价值感和自尊。反过来说，就这些基本需要受挫的意义说，就病理学的意义说，这些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不会产生任何焦虑，不觉得无保障、不安全，或者孤单、受排斥、无根底或被隔离，不觉得不被人爱、被拒绝、或不被人需要，不觉得受轻视、被人瞧不起，不觉得毫无价值，也没有任何自卑和无价值的受伤感。
这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例如，鉴于基本需要被认为是人类的唯一动机，因此有可能而且在某些场合也有必要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无动机的”。这是把这些人归入东方哲学的健康观一类，认为健康是超越追求，超越欲望或需要。这一点与古罗马的斯多葛派看法相同。
或者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在表现而非争取，他们是自然的、自发的和从容不迫的。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好处，即符合对神经症的看法，认为神经症可以理解为一种争取机制，是一种合理的（虽然愚蠢而可怕）努力，以求满足更深层的、更内在的、更生物性的自我需要。
但就某些目的说，最好也能提问：“追求自我实现的动机是什么？自我实现中的心理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促使他行动和奋斗？什么驱策（或牵引）这样的人？什么吸引他？他希望得到什么？什么使他恼怒，使他献身，或自我牺牲？他觉得对什么热心，专心？他重视什么，企求、渴望什么？
显然我们需要区分两种动机，一种是自我实现水平以下的人的普通动机，即受基本需要所激励的人的动机，另一种是他们所有基本需要都已充分得到满足，因而主要不再受这些需要所激励，而是受“高级”需要所激励的人的动机。因此，我们最好称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的这些高级动机和需要为“超越性需要”，并在动机范畴和“超越性动机”范畴之间进行区分。
已经很清楚了，虽然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可能是超越性动机的先决条件，但它却不是充足条件。我有个别的研究对象，在他们那里，显然的基本需要满足和“存在性神经症”、无意义状态、无价值状态等等是并存的。超越性动机似乎并不会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后自动到来。我们还必须说到“对超越性动机的防御”这一补充因素。为了便于理解和理论上的成立，这意味着有必要对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提出附加定义，即他不仅没有疾病，基本需要有充分满足，能积极运用他的能力，而且受到某些价值观念的激励，那是他所追求、探索并甘愿为之献出忠诚。
每一个这样的人都献身于号召、事业、热爱的工作或“他们身外的”某项任务。
在对自我实现的人进行直接考察时，我发现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忠于自己事业的人，献身于某一“他们身外的”任务，某一事业或责任，或心爱的工作。这种献身精神非常突出，我们能用事业、使命等过时的词汇恰当地说明他们对“工作”的忘我而深厚的激情和热忱。我们甚至还能沿用命运或命中注定这样的词汇。我有时甚至谈到宗教意义上的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为某一特定任务而设的祭坛，某一自身以外而又大于自身的奋斗目标，某一非个人的事业。
关于命运的概念，用这一词汇来表达某一印象其实并不恰当，当你倾听追求自我实现的人谈到他们的工作或任务时，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你会觉得那是一项心爱的工作，而且，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干这件事的，对于这件事他是那样的适合，似乎这件事正是为他准备的。你很容易会感到那好象是一种先天设定的和谐，或者，像是完善的爱情或友谊，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你为了我，我想着你，在最美满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工作就像一把钥匙和一把锁那样彼此吻合相依相随，或者像唱出的一个音符和钢琴健盘上弹出的某一曲调交响共振。
以上所论述的一切对女性研究对象来说，甚至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也似乎适用。我至少有一位妇女被试完全献身于尽母亲、妻子、家庭主妇之责。她的事业，你可以直接称之为养育孩子、侍奉丈夫、维护亲友。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而且就我所知，她是以此为乐的。她全心全意地爱她的命运，从不想别的什么事情，并能竭尽全力去做。另一些妇女研究对象对家庭生活和职业工作曾做出种种结合的安排，给人以同样的献身于某事的印象，似乎这件事情既是可爱的，又是重要的，值得去做的。有些妇女也曾使我不禁认为，他们会把“要一个孩子”这件事本身当作最充分的自我实现，至少那段时间内是这样，但我也承认，我也对妇女中的自我实现持保距态度。
在理想的情况下，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要求配合得很好，“我需要”和“我必须”一致。
我往往有一种感觉，在这样的情境中，似乎我能把这一由两重性创造出统一性的交互关系（或合铸，或整合，或化学反应）的两类决定因素拆开，而这两类决定因素能各自独立变化并且在真实地改变着。其一可以说是个人内在的反应，如“我爱孩子（或绘画，或研究工作，或政治权力）胜过一切。我疯狂地爱，……我难以控制，我需要……”。我们可以称这为“内部的要求”，它的感受是自我沉迷而不是责任。它和“外部的要求”不同而且是分隔开的。后者宁可说是对环境、情境、问题、外界要求于个人的东西的一种反应，就像一场火灾“要求”扑灭，或一个无助的婴儿需要人照顾，或某个明显的不公正要求纠正一样。在此，人感到的简直可以说是责任或义务或职责所在，无可奈何地被迫做出反应，不论他原先的计划如何，想做些什么。这宁可说是“我必须，我不得不，我被迫如此”，而不是“我要如何”。
多亏有那么多的美妙时刻提供出理想境界，把“我要”和我“必须”统一起来。内部要求和外部要求配合得很好。这时，观察者会由于他所见到的强迫性、不可抗拒性、先天性、必然性、和谐性等等所达的程度而吃惊。而且，观察者（正如有关的人一样）会觉得不仅“它不得不如此”，而且“它应该如此，那是正确的、合理的、恰当的”。我常常感到这两方面相互依存，这种“二合一”有格式塔（完形）的性质。
很难判定是否可以把这些仅仅称为“意向”。因为那可能表示，它的发生仅仅是出于意愿、目的、决断或计算，而并不充分着重面对潮流而宁愿顺从命运，同时愉快地拥抱命运的主观感情。理想的情况是，人也努力去发现自己的命运；命运不仅是做出的、构成的、或判定的，它是认识到的，仿佛一个人始终不由自主地等待着它。也许更好的说法是“斯宾诺莎式的”或者“道家的”抉择或决断或目的——甚至意志。
最形象的描述方式是用“陷入情网”来比喻将这些情感传递给那些不能直觉地、直接地理解的人，这显然不同于尽责，或做合理的或合逻辑的事。至于“意志”，说起来也只能用于非常特殊的意义。而当两个人彼此十分相爱时，双方就都会懂得磁铁是怎么回事，铁屑是怎么回事，同时两者结合又如何？
这一理想情境能引起幸运感，也引起矛盾心理和自卑感。
而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也可以用这些比喻来传递，即他们的幸运感，巧遇感，感恩之情，敬畏心，庆幸这一奇迹的发生，惊喜他们的入选，感到有一种骄傲和惶恐的奇特混合，以及对不幸者的同情胜过了沾沾自喜，那是人人都能在爱侣中发现的。
当然，幸运和成功的可能也会使各式各样的神经症畏惧、惭愧感、逆反价值、约拿（《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比喻带来不幸的人）综合症等等都进入活动状态。只有克服了这些对我们最高可能性的防御，才能全身心地追求最高价值的实现。
这种水平已经超越了工作和娱乐的二歧化，必须放在更高水平上来对报酬、其余爱好、休假等加以说明。
他是他自己那样的人，或他就是他自己，或他在实现他的真我，这是对这样的人的最高有意义的评估。一个抽象的说法，从这样的观察向终极而完善的理想的推论大致是这样的：这个人是世上最适合这一工作的人，而这一特定工作是世上最适合这一特定人的工作，最适合他的才华、能力和爱好。他是为它准备的，它也是为他准备的。
我们承认这一点并有所感受后，便会自然进入存在和超越的话题范围。现在我们只能以存在语言进行富有意义的谈话了（“存在语言”，神秘水平的交往，等等）。例如，在这样的人那里，很明显，工作和娱乐之间通常或习惯的脱离已经完全被超越。那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和娱乐之间肯定已无区别。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娱乐，他的娱乐就是他的工作。假如一个人热爱他的工作并从中得到的享受胜过世上任何其他活动，假如他在工作的任何中断以后都热切希望再重返岗位，回到它那里去，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一个人被强迫去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并称之为“劳动”。
例如，关于“休假”一词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意义。在这样的人那里，常可观察到，在他们的假期中，在他们完全有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做什么的时期中，在他们对于任何其他的人都没有承担什么外部的义务时，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愉快地并积极地献身于他们的“工作”。或者，“想得到某种乐趣”，寻求某种消遣，这时又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他的“责任”、职责、义务呢？什么是他的“业余癖好”？
金钱或报酬或薪水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显然，最美好的命运，对每个人而言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因为做了他热爱的事而得到报酬了。这正是或几乎完全是我的许多（大多数？）研究对象所遇到的情境。自然，金钱是受人喜爱的，也是被人们所需要的。但它肯定不是最终的需要，不是目的，也不是终极的目标（存在水平上的工作），由于它自身固有的奖赏价值，使金钱或薪金支票转变为一种副产品、一种副现象。这自然和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多数人是为赚钱养家糊口而从事他们并不情愿去干的业务。存在领域中钱的作用肯定和缺失与基本需要领域中钱的作用有所不同。
对这些问题如果在猴子和类人猿中已做出调查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我的论点，即这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问题。最明显的例子自然是关于猴子好奇心的大量研究文献，和关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与满足的其他先驱研究。但在原理上同样容易做到的是探索猿猴和其他动物的审美选择，不论是否在驯化的条件下，试验的对象选样是否健康，或者是在较好或较次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等等。对于其他存在价值如秩序、统一、公正、合法、完全等也一样，在动物和儿童中，这些都应该是有可能进行探讨的。
但很显然，“最高”的往往被认为是“最弱”的、可有可无的，而且不是迫切的，也最少自觉、最容易被压抑。基本需要，由于占优势，可以说是推进到行列之首，因为它们对生命本身更必需，对肉体健康与生存更不可少。不过，超越性需要也确实存在于自然世界和普通人中。在这一理论中并不需要超自然的干预，也没有必要任意发明存在价值，它们并不是由经验所得，也不是逻辑的产物，或意志行为的结果。其实任何人都能够揭示或发现存在价值，只要他愿意并能够重复这样做。许多这样的命题能够公开处理或演示，即同时由两位或更多的研究者发现。
我敢肯定对高级的价值生活的研究的成功进展，因为可以假设它能随科学的调查研究而且处于科学的势力范围之内。高级价值生活知识的发展不仅能增进人的彼此理解，而且开辟了自我改善和人类改善以及所有社会制度改善的新的前景。当然，显而易见，我们无需想到“同情的策略”或“精神的技术”便惶恐不安：很明显，它们一定会和那种“低级的”策略和技术截然不同。
热爱事业的人一般都能把自身融入工作中去，而且工作也成了他们本身的标志性特征，工作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假如你问这些，自我实现的、热爱工作的人：“你是谁？”或“你是什么人？”他肯定会依据他的“职业”回答，如：“我是律师”；“我是一位母亲”；“我是精神病学者”；“我是艺术工作者”；等等。即，他告诉你，他把他的职业或任务和他的身份、他的自我等同起来。通常会成为他整个人的一个标签，即变成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或者，假如你问他：“假定你不是一位科学家（或一位教师，一位驾驶员），你想作什么人？”或者，“假定你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又会怎么样？”我想他肯定是一阵茫然，陷入沉思，久久无法作答。或者，能成为一种逗趣，彼此逗着说笑。
实际上，回答是“假如我不是一位母亲（或人类学者，企业家），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就成了另一个人。我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这就像你面对着“假如你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时所产生的困惑的反应。
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所心爱的职业通常己成为他自身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可等同于、结合于、内投射于自我。它成为他的存在的一个不可分解的方面。
我没有向某些尚未完全满足需要的人故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认为，上述结论对于某些人（他们的职业对于他们是一种外部的工作）是不大适用的，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工作或职业能变得在功能上成为自主的，即，他仅仅是一位律师而不是一个脱离律师的什么人。
他们所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可看成是自身价值的体现。这些任务是深受欢迎的（是内投射的），因为它们体现了这些价值。即，最终所爱的是这些价值而不是工作自身。
假如你问这些人他们为什么热爱他们的工作（或者，更具体地说，什么时刻他们才能感到工作中的较高满足，有哪些奖赏使得一切必须的劳作变为有价值的和能较轻松承受的，或有哪些高峰时刻或高峰体验），你会得到许多特殊类型的回答。
你当然还可得到很多“目的答案”——如“我只是爱我的孩子罢了。我为什么爱她？就是爱嘛”；或“我能从提高我的工作业绩中得到很多欢乐，有价值的成就，不论它们（令人满足）的程度如何，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们是内在的强化因素。
由于带来公正而感到高兴。
由于制止了残酷和压榨而感到高兴。
自我实现者的动机和满足，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其他途径得到的（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
和谎言与虚伪进行斗争。
他们希望好心有好报。
他们以做好事为乐。
他们赞美守信、才华、美德，等等。
他们避免招摇、名望、荣耀、受爱戴、受祝贺，或至少是不奢求名誉。不论怎么说，名誉似乎被看得很淡薄。
他们似乎喜欢愉快的结局，美满的完成。
他们不需要曲意结交每个人。
他们总是选择自己的少数几个目标；不是对广告、对运动、或对他人的督促做出反应。
他们更喜欢和平、安宁、文静、适意，等等，而不喜欢躁动、格斗、战争，等等。他们不是各条战线上的一般战士，但在“战争”中能过得快活。
他们憎恨罪恶的得逞，也憎恨在罪恶面前退缩畏惧。
他们是善于惩罚罪恶的人。
他们力图矫正事态，净化不良情境。
他们似乎也很精明、现实，不常有不实际的时候。
他们设法以某种方式做到既热爱现实世界同时又力求改善它。
无论如何都有希望能改善人、自然和社会。
他们喜欢有效率，厌恶没有效率、拖拖拉拉。
他们的战斗不是起因于敌意、妄想狂、自大狂、权力欲、反叛等等，而是为了正义。那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观察表明他们对他们的孩子总是非常喜欢，他们能在帮助孩子成长、成才中得到很大乐趣。
他们不需要或不寻求或甚至非常不喜欢奉承、称赞、出名、地位、威望、金钱、荣耀，等等。
感激的表示，或至少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幸运。
无论如何他们似乎都能很现实地分清善恶。
他们在一项工作中能迎接挑战。
有机会改善环境或改善操作是一种巨大的奖赏，他们能从改善事物中得到乐趣。
他们有一种下意识追求高尚的行为，那是优越者的责任感，就像见多识广的人有耐心、能宽容，如对待孩子的态度。
他们憎恨（并与之斗争）腐败、残暴、恶意、不诚实、浮夸、假冒和伪造。
他们极愿把事情做好，“工作做得出色”，“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好”。这许多说法加在一起等于“创造好的作品”。
当老板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有权使用公司的钱财，有权选择扶助某些事业。他们喜欢在他们认为重要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事业上花自己的钱，以行善为乐。
他们力求使自己从幻觉中解放出来，勇敢地正视事实，撕去伪装。
他们为人才浪费而深感惋惜。
他们不做卑鄙的事，也憎恨别人做卑鄙的事。
他们会被神秘的、未解决的问题、未知的、困难的问题所吸引，而不是被这些问题所吓退。
他们能把规律和秩序引入杂乱无章的情境或肮脏不洁的情境，并因而深感满足。
他们往往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机会发展他的最高潜能，应该有公平的机遇，同等的机会。
他们勇于承担责任（并能克尽自己的责任），当然也不惧怕或回避他们的职责，他们响应职责的呼唤。
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
他们喜欢看到并帮助他人自我实现，特别是青年人的自我实现。
他们喜欢看到幸福，并促进幸福。
他们由于认识高尚的人（勇敢的、诚实的、有效率的、直爽的、宽宏的、有创造力的、圣洁的、等等）而得到很大快乐。“我的工作使我接触了许多杰出的人”。
他们崇尚较高的效率，使行动节奏更敏捷，更紧凑，更简单，更迅速，更少花费，能做出更好的产品，用较少的办法去做，程序简单，异常灵便，不那么费力，有安全防护，更“文雅”，不那么艰苦。
可以设立较少的几个范畴来将这些得到奖赏的时刻进行分类。我也很清楚，最好而且最“自然”的分类大都是或完全是属于一种终极而不能再简化的抽象“价值”，如真理、公正、美、独特、新颖、严密、简洁、善、干净、效率、爱、诚实、单纯、改善、秩序、文雅、成长、清洁、真切、宁静、和平，等等。
专业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功能自主的，而是一种载体、一个工具，或直接看成是终极价值的化身。对于他们，举例说，法律的职业是达到正义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或许我能以下述方式传递我对这种细微差别的感受：对于某一个人，他喜爱法律是因为它的正义性，而另一个人，一位纯粹的脱离价值的专家，也可能喜爱法律，但仅仅把它看作一套自身可爱的法则、判例、程序，它们和运用它们的目的或产物无关。可以说他爱的是运载工具本身，并不涉及它的目的，就像一个人爱一种游戏，那是除了作为一种游戏如下棋以外再无其他目的的。
有几种对以某一“事业”、某一职业或某一的自居作用的区分方法必须学会。一种职业能成为达到隐蔽的和压抑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正像它能成为一种目的自身一样容易。或者，更恰当地说，它能受缺失需要，甚至神经症需要的激励，也像受超越性需要激励一样。它能受一切或任何那些需要以及超越性需要的激励以任何构型做出多重决定或过度决定。“我是一个律师，我爱我的工作”，从这样简单的陈述中无法了解我。
我意识到，我们更有可能发现一个人的“工作”受超越性动机驱动而不是受基本需要激励是在他更接近自我实现、更接近丰满人性等等。对发展水平更高的人，“法律”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寻求正义、真理、善良等等的途径，而不是为了经济保障、赞誉、地位、威望、优越、支配他人，等等。当我提问：你最喜欢你的工作的哪一方面？能给你最大的愉快的是什么？你能从你的工作中得到满意的刺激往往定在什么时刻？当我提出这一类问题时，这样的人更容易以内在价值的概念，以超个人的、超越自私的、利他的满足等等概念作为回答。例如说，看到公正的实现，完成了一件好事，真理取得进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
这些内在价值或许多等同于存在价值或至少大部分与存在价值有交迭。
之所以存在价值和终极价值或内在价值十分被接受，是因为我一直在对我的不够坚实的资料进行研究时是这样设想的，因而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很清楚，在它们之间有相当大量的交迭，而且还可能接近相等。我觉得利用我对存在价值的说明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存在价值可以用那么多不同的操作方式做出规定性的说明。那就是说，它们是在许多不同调查路线的终端发现，因而让有的人猜测在这些不同的途径如教育、艺术、宗教、心理治疗、高峰体验、科学、数学等等之间更符合理论。假如事情真是如此，我们或许发现另一条通向终极价值的道路，即“事业”、使命、天命，也就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的“工作”。自我实现或人性更丰满的人显示，不论他们职业内外或工作劳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对存在价值的热爱和由此而得到的满足。
也许可以这样说，所有基本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的人就转而受内在价值的“超越性激励”，或不管终极价值以何种方式出现，它都能或多或少起作用。
还可以说：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主要是受到超越性需要——存在价值的超越性激励，而并非受基本需要激励。
自我与非我之间的界限已被超越，因为那种内投射说明自我己包含了世界各个方面。
这些存在价值或超越性动机因而不再单单属于心灵或机体。它们是内部的，同样也是外部的。超越性需要，就它们是内部的来看，和一切外在于个人的所需，两者是互为刺激与反应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慢慢变得模糊，即趋向整合在一起。
这说明已经瓦解了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分，世界与个人的分化较少，因为世界已被纳入自我的轨道。他变成一个扩大的自我，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假如正义或真理或合法性现在对他那么重要使他和它们打成一片，那么，它们现在何在呢？在他的皮囊内还是皮囊外呢？此刻这种区别已接近于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自我不再以他的皮肤作为边界。内部的光现在似乎和外部的光没有区别。
肯定简单的自私已被超越而必须做出较高水平上的规定说明。例如，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可能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这能比他自己吃得到更多的快乐（自私？不自私），他的自我已大到足以包容他的孩子，伤害他的孩子等于伤害了他。很明显，这个自我不再能等同于那个生物学角度的个体，那是从他的心脏沿着他的血管供应血液才存在的。心理的自我显然能大过他自己的躯壳。
热爱的事业、价值肯定也与亲爱的人一样，能被并入一个人的自我并成为自我的规定性特征。例如，许多人那么热情激昂地投身于防止战争或反对种族歧视或贫民窟或贫困的活动，因而他们完全愿意牺牲一切，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且很清楚，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躯体才这样做的。某种人的东西己超出他的躯体了。他们是为了捍卫作为一般价值的正义，为了全人类的正义，一种作为原则的正义。攻击存在价值就等同于攻击任何一个把价值并入自我的个人。这样的一种攻击已变成一种人格的侮辱。
融合了个人最高的自我和外部世界，有时意味着融合自我与非我，但这不仅适用于自然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的人。那就是说，这样一个人的自我的最受珍惜的部分，与其他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受珍视的部分是同样的。这样的自我是相互交迭的。
另外，其他对于价值与自我结合的重要后果诸如对外部世界中或他人中的正义与真理的热爱。你能在你的朋友追求真理和正义时感到欣慰和快乐，而在他们离开真理和正义时感到由衷的悲哀。这是容易理解的。但假如你看到自己成功地接近真理、正义、美和美德时又如何呢？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现，在一种特殊的对一个人自己的超脱和客观态度中（我们的文化对此没有留下位置），你会爱你自己，赞美你自己，像弗洛姆曾描述过的那种健康的自爱那样。能自尊自重，自我欣赏，自我慰藉并自我激励，自觉有德，值得爱，值得尊重。因此，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也可能会保护他的才能和他自己，好象他是某种东西的载体，那是他自己同时又不是他自己，他可能会成为他自己的卫兵。
利用工作来达到低级需要的满足，是发展水平较低的人的反应，而习惯上将工作看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则是神经症需要的满足或作为教养期待的一种反应，但很可能这只是程度大小不同。或许，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潜在地）受超越性动机支配。
这些人，虽然实际上是为法律，或为家庭，或为科学，或为精神病学，或为教学，或为艺术在工作着，服务于工作的某一惯常类别，受它的激励，忠实于它，但似乎也受到内在的或终极的价值（或终极的事实，或实在的各个方面）所激励，而职业只是这些价值的载体，这种印象是我通过观察并与他们交谈而得到的。例如，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行医，或在操持家务中，或主持一个委员会，或有了一个孩子，或写作中，究竟有哪些深感愉快的时刻？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真、善、美，为了建立秩序、公正、法律和完美而工作，假如我把上面的具体报告归结为十来种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些报告说明了他们的渴望是什么，什么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珍视的是什么，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是为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很明显，这种价值不在终极价值范围之内。
我没有着重去选择一个特定的控制对象或非自我实现的人来作为研究对象。我可以说，人类的大多数是一个控制组，的确如此。关于一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不成熟的、神经症的和濒临病态的人，心理变态者，我确有相当大的把握，从未产生疑义，他们的态度是以获取金钱、得到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以存在价值）为中心，是纯习惯，受刺激制约，是神经症的需要，是常规和惰性（未经审查的或无疑问的生活），是做他人所指示或希望去做的事情。然而，这一直观的常识或自然主义的结论，对于较细致、较严格控制和有计划、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结论的审查，自然也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我明显地意识到，其实很难区分被我选为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对象和其他的普通人。我相信，我所研究的每一位自我实现的人多多少少都符合我的上述说法；但同样的事实是，其他不那么健康的人也有些人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存在价值支配，受超越性动机支配的，特别是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和处境特别幸运的人尤为突出。也许，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超越性动机支配。
除了纯习惯或常规或功能自主，其他多种动机活动的渠道都可以看作事业、职业或工作的传统类别。它们可以满足或徒劳地寻求满足任何一种或所有各种基本需要以及典型的神经症需要。它们可以成为一种“演出的”渠道，或成为“防御的”活动，正如成为真实的满足一样。
既有我的纯习惯印象的支持，又有一般的心理动力理论的论证，我最终发现，最真实而又最有效的说法是：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习惯、决定因素、动机、和超越性的动机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中同时起作用的，这一形式更倾向于以一种动机或决心而不是以其他多种动机为核心。这就是说，发展水平最高的人都是在更高程度上受超越性动机支配的，比一般的或较弱的人较少受基本需要的左右。
另外，这里也有“混淆”因素的作用。我曾报告过我的印象，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似乎能够很容易并坚决地为他们自己“找到方向”。这和那种广泛流行的价值混淆形成高度的对比。不仅有混淆，而且存在着一种颠倒是非的奇怪逻辑，一种对于善良的（或力求成为善良的）人的下意识的敌对，或无端排斥优越、杰出、美、才华等等。正如纳尔逊·阿尔格兰所说：“政治家和知识界的人都使我厌烦，他们似乎太虚伪；近来我看到很多人，包括妓女、家贼、卖破烂的等等却似乎相当真实的人。”
这种仇视我曾称之为“对抗评价”。我有时直接称之为尼采式的忌恨。
内在价值必须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包含在人或人性的完满定义之内。
那么，如果我们要给真实自我、自我同一性、真诚的人的最深层的、最真切的、最基本的体质方面下定义，那么就要做到概括全面，我们不仅必须容纳人的体质、气质，不仅涉及解剖学、生理学、神经学和内分泌学，不仅考虑他的能力、他的生物学类型、他的基本的类似本能的需要，而且必须包括存在价值，也就是他的存在价值。这应理解为对萨特型的武断存在主义的毫不留情的否决，萨特认为是命令创造了自我。存在价值同样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或他的标志性特征的一部分，和他的“低级”需要并存，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中至少是这种情况。存在价值必须包括在任何关于人或丰满人性或“某人”的所有终极价值定义中。
的确，存在价值在多数人中并不十分明显或未能实现（未能成为真实的、起作用的存在）。但是，它们被包括在人类所有个体的潜能之内。自然，也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现与此矛盾的新论据。最终还必须考虑到严格语义和理论建设，如在一个低能儿中我们将赋予“自我实现”概念哪些含义？我坚信，不管怎样这至少会适合于某些人。
这一价值系统也应该包含在关于充分发展的自我或人的概括全面的定义，这是被他作为超越性动机的一种价值。
这是一些类似本能的内在价值，它一方面能避免疾病，另一方面可以达到充分的人性或成长。由于内在价值（超越性需要）的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我们可以称之为超越性病态。因此，“最高的”价值，精神的生活，最高的人类抱负，也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主题，它们也属于自然世界。
另一个论题也是来自关于我的研究对象和普通人之间的观察和对比。这个论题是：可以将基本需要称为类似于本能的或生物学上必要的理由很多，但主要是因为人需要基本的满足以避免疾病，避免人性的萎缩，并且，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为了趋向于完善，以达到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的实现。我的强烈印象是，对于自我实现追求者的超越性动机也有完全适合的极其相似的情况。在我看，这些超越性动机也是生物学的必需，为了避免“疾病”以及实现丰满人性。由于这些超越性动机是生命的内在价值，不论单一的或联合的都是如此，这就等于说在性质上存在价值是类似本能的。
这种来自存在价值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事态被剥夺的新兴“疾病”，起初并没有被看作病态而做出这样的说明，当然例外的是无意中或暗指时，或者，像弗兰克尔所说的那样，仅仅非常一般和泛泛地提到，还没有分析，化为可以调查研究的形态。一般地说，它们曾受到宗教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永久的讨论，受到惯常的心灵学和宗教缺陷的束缚，而不是物理学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讨论。作为精神病学的或心理学的或生物学的“疾病”或发育不全或衰弱症，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又和社会学的以及政治上的失调之类的问题有交迭。
这些应恰当称之为人性萎缩的“疾病”不妨叫作“超越性病态”，而且是由于无论局部还是总体上的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后面的固期表是在我以前用各种操作得到的有关存在价值的描述和分类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其中有一些列出的疾病虽还未发现，但也可作预测未来的参照。它们将在怎样的范围内被发现并得到说明，我的印象和假设也将在怎样的范围内得到印证。我曾以电视世界，特别是电视广告作为研究各种形式超越性病态的丰富源泉，如内在价值的庸俗化和破坏。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资料垂手可得。
一般超越性病态主要有如下表现：
厌倦，无聊；
生活本身的无价值，生活不再是自身的确证；
存在的真空；
理智因素的神经症；
生活热情的丧失；
无意义；
失去享受的能力，无所谓；
哲学性危机；
无感情，退隐，命定论；
无价值状态；
生活失去神圣的光彩；
异化；
颓废，沉沦，无目的；
无欢乐；
精神上的不适和危机，“干巴”，“枯燥”，呆滞；
无望，麻木，失败，停止竞争，屈服；
完全被动、无助感、丧失自由意志；
极端怀疑；
绝望，极度苦闷；
价值生活的抑郁症；
想死，生活放任，生死无所谓；
觉得自己无用，不为人所需，无效状态；
郁郁不乐；
牢骚满腹；
“无目的”的破坏，怨恨，肆意破坏；
徒劳；
犬儒主义；
对一切高级价值不相信，丧失信念，或以还原论解释一切；
疏远长者、父母和权威，脱离任何社会。
这些情况只是一个很初步的尝试，不应看得太重，只能作为对未来研究的一种提示。这些特殊的超越性病态似乎是与一般超越性病态的“基”相对的“形”。我曾唯一详尽讨论过的特殊超越性病态是第一种，或许这一对于说明其他超越性病态的进一步尝试可以作为一个促进因素，我认为要做到那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我想，认真看一下宗教病理学文献，尤其是神秘主义传统的文献，会有启发。
另外一些线索还可以在“风格独特”的艺术、社会病理学、同性恋文化群等领域中，或者在喜欢挑剔的存在主义文献中找到。存在心理治疗的病历，心灵的疾病，存在性的空虚，神秘主义者的“干涸”和“贫瘠”，由于一般语义学者的解剖而弄得二歧化、抠字眼和过于抽象，艺术家所极力反对的庸人习气，社会精神病学家所谈论的机械化、机器人化和丧失个性，异化，自我同一性的丧失，过分的惩罚，牢骚、抱怨和无助感，自杀倾向，荣格所说的宗教病态，弗兰克尔的理智失调，精神分析学家的性格障碍——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价值紊乱无疑也是有关的资料来源。
总的来说，这种存在价值的满足或实现能增强或实现人的潜能，那种紊乱、疾病、病态或萎缩又确是丰满人性或人的潜能的一种减损。由此则可知道，这些内在固有的终极价值可以被看作类似本能的需要，与基本需要的论题范围及层次系统是相同的。这些超越性需要，虽然有某些特征使它们和基本需要区分开，但仍然处于和例如维生素C或钙等类需要相同的论题和研究范围。它们也被包括在广义的科学领域之内，肯定不应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独占财富。心灵的或价值的生活于是也落入自然的王国中，而不是一个相反的和对立的王国。它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敏感的研究对象，而且在理论上也终将成为神经学、内分泌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课题，只要这些科学有了适当可供利用的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讲富贵而失落年轻人的超越性病态来自内在价值的丧失，来自受挫的“理想”，来自对社会的幻灭感，误认为社会仅仅被低级的或动物的或物质的需要所支配。
那么大胆一点可以说：是内在价值的饥饿造成了那些低级需要己得到满足的有钱人的社会病态。换一个说法：有钱、有特权、基本需要已得到满足的高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恶行大都是由于“理想”的受挫，那是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的假设是，这种行为可以是一种复合型，一方面是继续寻求某种信念，一方面是由于失望而愤怒（我有时能在某一年轻人中看到完全的失望或绝望，甚至怀疑这一类价值的存在）。
很明显，那种全世界普遍的狭隘到愚蠢程度的动机理论也可导致这一受挫的理想和偶尔的绝望。撇开行为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理论——或称非理论（它们简直无视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否认态度），还有什么理论能适合这些年轻人呢？
不仅所有的现实科学和正统的教育心理学，不能提供给青年什么有益的东西，而且指导绝大多数人类生活的主要动机理论也只能带他们走向沮丧或犬儒主义。弗洛伊德派的学者，至少在他们的正式著述中（虽然在良好的治疗实践中有所不同）对于所有高级的人类价值仍然一直采取还原论的态度。最深层的和最真实的动机被看作是危险的或肮脏的，而最高的人类价值和美德实质上是骗人的，是“深层的、黑暗的、肮脏的”东西披上羊皮之后的假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大体上也同样是令人失望的。绝对的文化决定论仍然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公认的正统教义。这种说法不仅否认内在的高级动机，而且有时甘冒否认“人性”本身的危险。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基本上是实利主义的。我们不能不对经济学的“科学”抱怨几句，一般地说，它不过是一种全然虚假的人类需要和价值理论的高等技术处理产品，这种理论仅仅承认低级需要或物质需要的存在。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青年人深感失望和幻灭？他们得到一切物质的和动物的满足而又并不快乐，不像他们被告知可以期待的那样（不仅是那些理论家而且父母和教师的习俗智慧以及广告家无孔不入的灰色谎言都曾这样说过），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别的结果呢？
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建议把诸如“永恒的真理”、“终极的真理”等交付给教条主义和宗教主义，这也是对高级人性的一种否认。它实际是说，寻求真理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在人性本身中找到它，他必须到一种非人的、非自然的源泉中去寻求终极的东西，这样的源泉已经受到许多理智的青年人的怀疑和明确的拒绝。
我之所以集中讨论青年人“受挫的理想”，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人的超越性病态也都来自“受挫的理想”。
外部的剥夺不仅可以导致价值饥饿，而且也容易导致自身的心理矛盾及反向价值。
不仅外部的价值剥夺可引起我们的超越性病态，而且我们自身的最高价值剥夺也会引起可怕后果。我们不仅受到吸引，而且也深感敬畏、震惊、战栗、恐惧。那就是说，我们往往有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设防抵御存在价值。压抑，否认，反作用造作，或许还有其他一切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是可供利用并已被用来防范我们内在的最高价值，正如它们被动员起来防范我们内在的最低价值一样。自卑和差距感能引导到对最高价值的回避。怕被这些价值的高大所淹没也能导致回避。
由此可以得出合理的基本假设：由自我剥夺而引起超越性病态，就像由外部加强的剥夺引起一样。
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更占优势层次。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具有同样的被需要的基本特征，对人是必需的、有益的，所以说它们处于同一层次整合系列，即在同一连续系统中和同一论题范围内，它们的被剥夺会引起“疾病”和萎缩，它们的“充足供应”能促进丰满人性的成长，趋向更大的愉快和欢乐，趋向心理上的“成就”，趋向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一般来说，趋向更经常地生活在存在水平。即，它们都是符合生物学需要的，都能促进生物性的成功。不过，它们的不同也是可以较容易明确说明的。生物性的价值或成功一直是只从消极面看的，如生命的简单耐力，生活能力，疾病的避免，自己及后代的生存。但也指生物进化成功的积极标准，即不仅指生存价值，也指臻于完善的价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造成“较好的样品”，生物的优胜者，在优势等级上的较高者。不仅表现在更强壮、更优胜、更成功的动物有更多满足，更好的生活地域，更多的后代，等等——不仅表现在弱小的动物优势等级较低，更可能牺牲，更容易被吃掉和更少可能繁殖后代，更可能挨饿，等等，而且较好的样品还能过一种更多满足、更少挫折、更少痛苦和恐惧的完善生活。我不想过多地去描述这种动物快乐——但我认为那完全能做到——却能合理地提问：“一位印第安农民和一位美国农场主在生物生活以及心理生活方面是否一模一样，尽管他们都繁殖后代？”
首先一点早己明确了，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强烈得多，紧迫得多，或者说，它在层次等级上要占优势。这样说是作为一种概括的统计陈述，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有些人会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或一种独特的敏感，使超越性需要比他们的某一基本需要更为重要和迫切。
其次，基本需要可以称为缺失性需要，具有各种缺失性需要的特征，而超越性需要似乎具有“成长需要”的特征。
超越性需要自身彼此之间也有相互作用，但一般来说却不存在优势等级。但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它们可能往往是按照特异才能和体质不同而有高低层次的排列。
但在我看来，超越性需要并非按照优势层次排列，它们的力量是均等的，存在价值或存在事实也与此类似。另一种说法——就其他目的看有意义的说法是，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他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或高低层次，或优势等级，那和他自己的才能、气质、技能、能力等等是相应的。“美”对于某人可能比“真”更重要，但对于另外的人可能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
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待，某一种存在价值都要受到大多数或其他所有存在价值的制约。或许它们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统一，每一特定的存在价值换个角度看简直能被当作一个整体。
我强烈意识到，是全部其他存在价值充分恰当地规范了其中任一存在价值。即：真，充分完善地说明，必然是美，善，完满，正当，简单，有秩序，合法则，生动，全面，单一，超越分歧，不费力，和有趣味的。同样的，美，充分加以说明，必然是真，善，完整，生动，简单，等等。似乎所有的存在价值都具有某种统一性，每一单个价值似乎是这个多面体的一个侧面。
在人类生物学中，价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的等等）与“低级的”动物生活处于同一系统之内，而绝非二歧化、互相分隔和排斥。它因而很可能是遍及全人类的，超越文化的，尽管它必须由文化促进才能实现，才能存在。
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我们生物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生物生活的“最高”部分。
这意味着，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是人性的一个规定性特征，没有它，人性便不成其为充分的人性。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部核心、人的种族性的一部分，是丰满人性的一部分。纯自我表达或纯自发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超越性需要也能表达到怎样的程度。“揭示”或道家疗法或存在治疗或言语疗法或“个体发生”技术应该能揭示和增强超越性需要，也如揭示和增强基本需要一样。
这些超越性需要也应该能被深层诊断和治疗技术最终揭示出来，因为我们“最高层的本性”也是“最深层的本性”，虽然听起来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价值生活和动物生活并非处于两个分隔的领域，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哲学所设想的那样，也并不像古典的、非人格的科学曾设想的那样。原则上精神生活（沉思的、宗教的、哲学地或价值生活）能由人自己的努力得到，因为它处于人类思想管辖范围。尽管它已经被古典的、脱离价值的、以物理学为模型的科学斥为非现实的，它仍然能由人本主义科学重新肯定为研究的对象和技术的对象。这样一种广阔的科学必须研究永恒的真实，终极的真理，最后的价值，等等，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愿望为出发点，是人性的而不是超人的，是合法的、科学的课题，召唤我们进行调查研究。
这样的问题显然难以从实践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占优势的是低级生活，高级生活似乎很少有发生的可能。由超越性动机支配的生活有太多的先决条件，不仅要有一系列基本需要的先期满足，而且要有大量“良好的条件”，这才能使高级生活成为可能，即，需要克服良好环境经济的匮乏，必须有可自由利用的多种选择，同时要有使真实有效的选择变为可能的条件，还必需有协同的社会制度等。一句话，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说明，高级生活仅仅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绝非极有可能，或很容易实现的。
有一点需要非常明确的解释，我不妨说，超越性动机是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它超越了文化，为人类所共有，而并非由文化任意制造出来。这一论点必然会引起误解，请让我做如下说明：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本能的，即有一种可以鉴别的继承性，遍及全人类的决定作用。但它们是潜在性，而不是现实性。它们的实现分明而绝对地需要文化的促进。但文化也可能不足以使它们实现。的确，这恰恰是全部历史中大多数已知文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所以，要说明某种文化促进或压制自我实现，丰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必须有一种超文化的因素，它能从某一文化的外部和上方批判它。文化能和人的生物本质协同作用，也能和它敌对，但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陷入语言的泥淖，而无法说明是否每个人都渴望高级精神价值和存在价值。我们在原则上当然能说这样一种渴望必须被认为是在每一个新生儿中都有的潜能，直到后来发现了新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最好的想法应该是：这种潜能假如丧失了，也是在出生以后丧失的。就社会现实的方面也可以打赌说，大多数新生儿由于贫困、剥削、偏见等等将不能实现这一潜能，将不会上升到高层次的动机水平。的确，在现实中存在着机会的不平等。我们也应该明智地承认，成年人的情况是各有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哪里度过一生，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心理病态的程度和总量，等等。但完全放弃超越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社会战略问题看，且不说别的），而这在原则上对于仍然生存着的人都适用。“不可救药的”终于已经“治愈”了，不论就精神病的意义和自我实现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在辛那侬就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对于未来的新兴人类，我们更不应放弃这种可能性，如果放弃就是最大的愚蠢。
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是从人的生物学本性起源的。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其先决条件是健康的“低级”动物性，即两者是在层次系统上统一成一个整体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种高级的、精神的“动物性”非常胆怯和微弱，非常容易丧失，非常容易被更强大的文化势力扼杀，因此它只有在一种支持人性并积极促进人性最充分发展的文化中才能广泛实现。
考虑到这些，我们能够解决许多无谓的争端和歧义。举例说，假如黑格尔的“精神”和马克思的“自然”实际上是处在同一的连续系统中而有层次地整合起来的（通常，这也称为“唯心论”和“唯物论”），那么，这一层次连续系统的性质便能为我们提供多种答案。例如，低级需要（动物的，自然的，物质的）在十分具体的、实证的、操作的、有限度的意义上要比我们所说的高级基本需要占优势，后者又比超越性需要（精神，理想价值）占优势。这就是说，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充分的理由优先于高级理想（比后者占优势，更有力），甚至也优先于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文化，等等，在明确可以规定和限定的方式上说也是如此。这些高级的理想和价值绝不仅仅是低级价值的副现象，它们具有同样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实在的性质，尽管在力量、紧迫或先后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诸如神经系统这样的优势层次系统及强弱次序中，高级和低级都同样是“真实”的和人性的。你肯定能从斗争的观点看历史，为丰满人性而斗争，或为一种内在的、严肃的理念而斗争，即，从自上而下的观点看历史。最初的、基本的或终极的起因或许可以按从下而上从物质环境中找到，于是你能承认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自利是一切人性的基础。”但那是就自利占有优势的意义上说的，如把自利当作一切人类动机的充分说明就不正确了。对于不同的理解目的，两者都是有价值的理论，都有可派定的心理学意义。
一定程度的精神性很可能是完善物质论的，结果，而这一点我们要论述关于个人内部和社会内部发展的事实。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富裕能解放某些人使他们追求成长而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固结在“实利主义”的水平上。完全同样可能的是，宗教家要培养精神价值，最好从衣、食、住、行等等入手，那要比布道更迫切需要。
将低级的动物性和高级的精神性、价值性及宗教论中最高等性放入同一阶层中（以便说明精神是高级动物的性质），这样可使我们超越多种分歧。例如，恶魔的呼唤，堕落肉欲、邪恶、自私、自我中心、自我追求，等等，都已经从神圣的、理想的、善良的、永恒的东西、我们最高的抱负等等分化出来并互相对立了。有时，圣洁的或最好的品质被认为处于人性范围之内。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善良已被排除于人性之外，在人性之上，是超自然的。
我好象记得，恶或最坏的东西始终是大多数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所倾向于承认为人性固有的，甚至我们“最坏的”冲动有时又被外化为撒旦的呼唤等等一类的东西。
虽然原则上我们“最低级”的动物本性始终被认为是“好的”，但现实中却往往自动化地被诬蔑为“坏的”。或许，这种对我们低级动物本性的诬蔑或多或少是由于二歧化的本身（二歧化形成病态，而病态又促进二歧化，那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常常是不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应该能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以便解决所有这些（大都是）虚假的二歧式。
快乐和满足能在层次系统上从低到高进行安排。欢乐主义理论因此也能被看作是从低到高直到超越性欢乐主义的排列。
作为超越性需要的满足，存在价值也是一种最高的幸福。
必须看到别有一种快乐的层次系统，例如，痛苦的解除，通过热水浴的满足，和好友相处的愉快，听伟大音乐的欢乐，有了孩子的幸福，最高爱情体验的喜悦，直到和存在价值的整合，而且这样的意义往往重大。
欢乐主义、自私等问题的解决可来源于这样的层次系统。假如把最高快乐包括在一般快乐之中，那么在非常确切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性丰满的人也只不过在追求快乐，即追求超越性快乐。或许我们能称这种追求为“超越性欢乐主义”，并指出，在这一水平上不再有快乐和责任之间的矛盾，因为人类最高的责任不外是对真理、正义和美等等的责任，而那也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高快乐。而在论述的这一水平，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相互排斥也消失了。对我们好的对任何别人也是有益的，使人满意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的嗜好是可以信赖的、合理的和明智的，我们享受的是对我们有利的，追求我们自己“最高的”善也是追求一般的善，等等。
从低级到高级的秩序比如初级需要欢乐、高级需要欢乐和超越性需要欢乐，这意味着含有各种操作和可检验性。例如，我们上升越高，在发现这样的人越少，先决条件越多，社会环境必须越好，教育质量必须越高，等等。
一切“主体生物学”的技术都适用于精神生活的教育，因为精神生活也是类似本能的。
由于精神生活（存在价值，存在事实，超越性需要，等等）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那是类似本能的，因而精神生活在原则上是可以内省的。它有“冲动的呼唤”或“内部的信号”，这虽然比基本需要微弱，但还是能“听到”，因而它能归入“主体生物学”的规程中。
原则上讲，凡是能够发展我们的感性知觉、躯体知觉，我们对内部信号的敏感性原则与训练都会适用于我们内在的超越性需要，那些内部信号来自我们的需要、能力、体质、气质、躯体等等，即可以用于培育我们对美、对法、对真理、对完善等等的渴望。或许我们还能发明像“体验上的丰富”一类的词汇来描述那些对自我内部呼唤特别敏感的人，在他们那里，甚至超越性需要也能由内省发现并充分享受它。
这种体验上的丰富在原则上应该是“可教导的”或可恢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或许要适当利用致幻药剂，利用依萨冷式的非言语方法，沉思和冥想技术，对高峰体验或存在认知的进一步研究，等等。
希望不会被人误解为神化内部信号，或称之为内部发出的呼声，“良心的微弱呼声”。在我看，自身体验的知识肯定是一切知识的开端，但又绝不是一切知识的结尾。它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内部发出的呼声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在最聪明的人中也难免。无论如何，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有可能就会以外部现实检验他们的内部命令。我们必须有条理地对自身体验的知识进行实际的检验和印证，因为有时即使被一位地道的神秘论者内部肯定的事情，经检验也或许是恶魔的呼声。让个人内部肯定胜过一切其他来源的知识和智慧不能说是明智之举，不论我们多么重视内部体验也不能如此。
应该这样说，在最高水平的明晰性（阐发、觉醒、调察、存在认知、神秘感知等）上存在价值可被称为存在事实（或终极实在）。当最高水平的人格发展、文化发展、明晰性、情绪解放（没有恐惧、抑制、防御）和无干预都彼此和谐时，这时便有理由肯定，不依赖于人的实在能极清晰地以它自身的本性被看到，极少受观察者的干扰。这时，实在被描绘为真的、善的、完全的、整合的、活跃的、合法则的、美丽的，等等。也就是说，传统上被称为“价值”的词与那些可以最准确最恰当地说明所见实在的描述词完全相同。超越了生活的高水平、事实与价值融为一体。很明显，那些同时既是描述的又是规范的词有理由被称为“整合词”。
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对内在价值的爱”等同于“对终极实在的爱”。对事实的忠诚在此也变成对事实的爱。最严格地力图达到客观或感知，尽可能减少观察者以及他的恐惧、希望和自私计算的影响，能产生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和价值论的结果，一种我们最伟大、最明晰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宗教领袖所追求的结果。
对终极价值的思索也表示对世界本质的思索。寻求真理（充分规定的）可以和寻求美、秩序、独特、完善、正确（充分规定的）完全一样，因而真理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存在价值被发现。于是，科学变得和艺术、爱、宗教、哲学完全融合了。关于实在本质的一项基本的科学发现也成为一项精神的或价值论的印证。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便不会用“冰冷的”、纯认识的、理性的、逻辑的、超脱的、无牵连的同一对待真实事物。这种实在也唤起一种热烈的感情反应，一种爱、忠诚、献身的反应，甚至唤起高峰体验。不仅真实的、合法则的，有秩序的、整合的等等，而且善良、美丽、可爱等都是最佳状态的实在。
换成另一角度，我们也可能被说成是在提供对广大的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答案，例如关于哲学和宗教对于生活意义的探究，等等。
此处所提理论带有一定的假设性质，允许被检验和印证，但也可能经受不住检验。它是由具有不同科学可靠水平的事实组成的一种网络，包括临床的和人格学的报告以及纯属直觉和推测的材料。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我相信它能得到证实，我敢担保证实的到来。但你们不要太相信，即使它看起来是对的，即使对它很满意，你们也应该更审慎些。它终究是一套推测，可能是真实的，但最好经过核实。
假如存在价值和一个人自我相符合并成为规定性特征，这是否表示，实在、世界、宇宙因而也和自我符合并成为自我的规定性特征呢？这听起来像是经典的神秘论者和世界或和他的上帝融为一体，它也使我们想起东方对这一意义的种种解释，如说自我这时已融化于整个世界并已消失了。
我们能否说这是在提高绝对价值的可能性使之更富有意义呢，至少是表明实在自身可以说是绝对的呢？假如这一类的事情证明是富有意义的，那么它仅仅是人本主义的呢，还是超越人类的呢？
我们已经把这些词所有能传达的意义都列举出来了。我提及这一点仅仅因为我想大开门路，集思广议。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人和自然不仅是相互包容和接纳的，而且它们之间至少也要有一点同型性才能相似相容。自然已使人演化形成。人和超越人的东西的沟通因而无须说成是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的”体验。
海舍尔宣称：“人的真正的完成依赖于人和超越他的东西的沟通。”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具有正确性，但需要阐明这一点。
在人和他的超越性实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把它归并在他关于他的自我的规定性中，对它的忠诚就像对他的自我的忠诚一样。于是他变成它的一部分，它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和它相互交迭。
这种观点使它与人的生物进化论沟通起来。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和自然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同型性。即，他不能和人类之外的自然完全不同，不然，他现在就不会存在。
事实上他生存下来了，那就证明他和自然的相容性，说明他为自然接受了。他同意自然的要求，并且，作为一个物种，至少在存活的范围内，一直顺从这些要求，自然没有处决他。从生物学的观点说，他很明智，能接受自然法则。如果他敢于抗拒，那将意味着死亡。他和自然和睦相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和自然相似。它的部分含义或许就是与自然的融合。或许他面对自然的激动（察觉它是真、善、美的，等等）会有一天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一种自身存在的方式，充分作用的方式，就像回故乡一样，一种生物的确实性，“生物神秘主义”，等等。或许我们能把神秘的或高峰的整合不仅看作是和最值得爱的东西的沟通，而且也是和一个家庭成员的真正一部分相整合，因为他们是一家中的兄弟姐妹，并且也可以说就是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相处。正如墨菲所说：
……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信服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我们基本上和宇宙一致而并不陌生。
生物学或进化论中对于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这种解释，就像精神的也等同于宗教的体验一样，它让我们认识到，把“最高”和“最低”或最深对立起来的看法是过时的，我们最终必须超越它。在这里，从所未有的“最高”体验，人能设想的和终极实在的欢乐整合，也能同时看作是我们最基本的动物性和种族性的“最深”体验，是对我们与大自然同型的深刻生物本性的支持。
在我看来，正像海舍尔所说的那样，这种经验主义的或至少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使我们认为不必把“超人类的”看作非人的和超自然的或非自然的。人和超越人的东西沟通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体验。尽管宇宙不能说是爱人类，它至少能说是以一种非敌意的方式接纳人，容许人生存下去，容许他成长起来，并且有时也容许他有极大的欢乐。
存在价值并不是我们个人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反应。存在价值在我们内部引起一种“必需感”以及一种自愧感（自觉不相称）。
至少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存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区分开，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最好是这样。这一类对待终极价值（或实在）的态度有：爱，敬畏，崇拜，谦恭，尊崇，惭愧，惊奇，诧异，赞叹，高兴，感激，畏惧，欢乐，等等。这都是一些描述人的内心感情及认识反应的词汇，表达一个人看到某种不同于他们自身或至少能从文字上分开的东西时的感受。自然，人在强烈的高峰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时刻越是和世界整合的，这些自我内部的反应也越少，自我作为一种分离的实体也越消退。
除理论的和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外，保持这一可分性的主要理由是并不多见的强烈的高峰体验、启示、寂静、狂喜及神秘融合，即使在最敏感的人中，一天也难有多少这样非凡的感受时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相对宁静的对终极价值的沉思和欣赏中（而不是在和它们的高度整合中）度过的，那是在深刻的启示中显露出来的。因此，谈到罗伊斯型对终极价值的“忠诚”是很有益处的，讲责任、职责和献身也同样。
有了这种理论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对存在价值的反应当作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随意或偶尔做出的。综上所述，更自然的会认为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要求、命令、呼吁做出的，是相宜的、合适的、正当的、合乎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说，我们觉得存在价值是值得甚至有权要求或命令我们的爱、敬畏和献身的。人性丰满的人可能只得做出这样的反应。
我们还应注意，看到这些终极事实（或价值）往往使人尖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无价值、不合格和残缺，他的根本存在的渺小、有限和力不从心，仅仅能作为一个人或人类的一员。
因为超越性动机（成长动机）必须描绘其不同于基本需要的特征，所以描述动机的词汇必须是层次系统的。
内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之间的不同导致我们用一套层次化的词汇代表动机（取本词最一般和最广泛的含义）。和各种需要上升到超越性需要的层次相应的是满足、快乐或幸福的层次。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记住，“满足”概念本身在超越性动机或成长性动机的水平上已被超越，这时满意是没有尽头的。幸福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最高水平上，幸福也能变为无止境的。这时它可能容易变成一种无边的哀愁或清醒或非感情的沉思。在最低的基本需要水平，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被驱动，极度渴求、力争或急需如何，例如，当窒息或感受巨痛时就是如此。当我们沿着基本需要的阶梯上升时，欲求、希望或宁愿、选择、想要等一类的词汇会变得更贴切。但在最高水平，在超越性动机水平，所有这些词汇都变得不适合主体的心境了，而热望、献身、企求、爱、崇拜、景仰、敬重、被吸引或入迷等一类词汇才更适于描绘被超越性动机所激起的情感。
我们当然还必须正视一项这些情感之外的困难任务。要找出一些适当的词汇以传达感到的适当、责任、合宜、纯正、爱本质上值得爱的、需要甚至命令爱、要求爱、应该爱的对象等等的含义。
有一种分离仍然被设定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的所有这些词中。我们怎么描述当这一分离已被超越而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或整合时所发生的情境呢？或者，在需要者和就某种意义说需要他的东西之间的整合？
同样可以称之为对自由意志决定论二歧化的超越。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人自由地、愉快地、全身心地拥抱自己的决定因子。人选择并幻想自己的未来，不是强迫的，不是“自我削弱的”，而是亲善的、热情的。而看得越深，这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整合也越“自我和谐”。
“庆贺”、诱导或行为表现的主观状态是存在价值所需要的。
我们必须同意海舍尔对“庆贺”的强调，他说明那是“一个人对他所需要或尊崇的事物表示敬意的行为……它的实质是要人注意生活的崇高或庄严的方面……庆贺是分享较大的欢乐，参与永恒的演出”。
必须记住，最高的价值之所以比主观的状态更容易研究，是因为它不仅是承受式地为人欣赏和冥想，而且往往也引导到表现的和行为的反应。
我们又发现了“应该”的另一种现象学意义。我们觉得庆贺存在价值是合适的，正当的，是让人乐于承担的责任，似乎这些价值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似乎这是起码应该做的，似乎是出于公正、恰当和自然，我们也应该保护、促进、增强、享有并庆贺这些价值。
从教育学和治疗学角度出发，区别存在水平和缺失水平，并认同两者间语言上的差别是有好处的。
对我自己而言，具有极大效用的是区别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永恒领域和实用领域。仅仅作为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为了生活得好些和丰满些，为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而不是承受被动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帮助。尤其是青年人，极易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忘记终极价值。极常见的是，我们仅仅是反应者，可以说仅仅是对刺激进行反应，对奖赏和惩罚、对紧急情况、对痛苦和畏惧、对他人的要求、对肤浅的东西进行反应。至少刚开始时必须拿出一种特殊的、自觉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注意转向内在的事物和价值。例如，也许是寻求实际的独处生活，或受伟大音乐的陶冶，与善良的人相处，领受自然美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实践，这些战略才变得简易而能自动进行，使人甚至无须想往或尝试就能生活在存在领域中，生活在“统一的生活”、“超越的生活”、“存在的生活”中。
为了清晰地意识到存在价值、存在语言、存在的终极事实、存在的生活、统一的意识等方面，我认为这种词汇的教导也是有作用的。这种词汇当然有些笨拙，有时让人迷惑，但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它已证明在设计调查研究方面具有操作上的效用。
在这方面我还可以得出一项亚假设：高度发展或成熟的人（“超越者”？），甚至彼此第一次相遇，就能用我所谓的存在语言在生活的最高水平上相互快捷地交往。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仅仅是：它表明，似乎存在价值只对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才真正存在并容易被察觉，而和另一些人的交往虽然也可以是确切的，但这种交往只能发生在较低和较不成熟的旨趣或意义水平上。
我不清楚这一假设是否能顺利通过检验，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能运用这一词汇而并不真正理解它，就像有些人能口若悬河谈论音乐和爱而并不真正体验什么是音乐和爱一样。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模糊的印象：和这种用存在语言如交往处在同一层次的可能是一种很深的亲密关系，一种共同的情感交流，分享共同的忠诚，进行同样的工作，意气相投，休戚相关，仿佛是在侍奉同一个主人。
“内在的良心”和“内在的有罪感”具有极深的生物根源。
受到弗洛姆关于“人本主义良心”的讨论和霍尼对弗洛伊德“超我”的再控的启发，其他人本主义作家已同意在超我以外还有一个“内在的良心”，以及“内在的有罪感”或“内疚”，作为一种由于出卖了内在的自我而应得的自我惩罚。
我相信，超越性动机论的生物根源能进一步阐明并充实这些概念。
霍尼和弗洛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由于反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特定说法，或因为忙中出错而接受了社会决定论，从而拒绝接受生物论和“本能论”的任何解释。
人的个人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一个必要成分。成为你自己，成为自然的或自发的，成为真确的，表现你的同一性，所有这些也都是生物学的说法，因为它们表示接受一个人的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结构上的、神经的、内分泌的和类似本能的动机的本性。这样的说法既符合弗洛伊德的思路又符合新弗洛伊德派的思路（且不说罗杰斯的、谢尔登的、荣格的、哥尔德斯坦的，等等）。它是对弗洛伊德探寻道路的一种澄清和矫正，弗洛伊德那时可能仅仅对此有过一丝念头。我因此认为它是符合“后弗洛伊德”传统的。我想弗洛伊德曾试图以他的种种本能论来表示一些类似的意思。我也相信这个说法是对霍尼以“真实自我”概念试图说明的原理的一种承认和修正。
如果能够证实我对内在自我的更生物学的解释，则必定会支持对神经症犯罪和内在有罪的区分，反抗人自身的本性和试图变为非人类会诱发内在有罪。
不过看了以上的观点后，我认为内在自我应该包括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在理论上，对于真理或正义或美或任何其他存在价值的一种出卖必然引起内在的有罪感（超越性犯罪），一种应得的和生物学上合理的有罪感。这可能意味着：痛苦最终是一种祝福，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做对我们有害的事情。当我们出卖存在价值时，我们受伤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受伤，而且，这也表示对“需要惩罚”的一种认可，它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说成是希望，通过赎罪能再一次感到“清白”。
由这一理论出发的许多最终的宗教职能可以日趋完善。
存在价值如果从人类一直在寻求的永恒和绝对的观点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目的服务。它们是凭自身的权力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类神出鬼没的妄想。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它们是超越人类的，超越个人的；它们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它们能被设想为一种完美。可以设想，它们能满足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
但是，通过一种列举的意义来看，它们必然属于人类不仅是自我的而且是自我本身。它们要求受到崇拜、尊敬、祝贺，要求人为它们做出牺牲，我们值得献身于它们。思考它们或和它们整合能给予我们作为人所能企望的最大欢乐。
在这里也给予了“不朽”一个十分确定的和经验的意义，因为这些价值作为一个人的自我的规定性特征体现在他身上，在他死后仍继续存在，即，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他的自我超越了死亡。
对于有组织的宗教所努力完成的其他职能来说也是这样。显然地，所有或绝大多数的宗教经验都能吸收到这一理论结构中并能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或以一种可以经受检验的说法表现出来，这些经验是任何传统的宗教都曾描述过的，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
使手段价值转化为目的价值
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我发现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用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发现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的确，我已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图式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使我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在这里，我之所以解释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和最充分地证明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的问题。
当我问到我的被试，在高峰体验时刻他们觉得世界有何不同时（当然，被试者必须曾有过高峰体验），我得到的答案也能图式化和概括化。实际上也只有这样做才无缺陷，因为没有别的方式能包容我所得到的成千的词或描写。我把来自百十来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熔铸和浓缩为：真，美，完整，二歧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浓缩和熔铸，但却毫无疑问，任何别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我认为那不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的差异。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任务在一个标题或一个项目下包容许多种直接的体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换句话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各个方面。这里可能有着重点或程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来更纯正、裸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来更美丽。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被试报告中，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的描述。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这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的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它们不只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
然而，人类在3000年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这一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某种审慎、某种清醒态度研究这一引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在绝对肯定的感受以后已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已意识到，虽然它们令人难以意料，但它们有一部分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即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阵冲闯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迸发中，通过破裂的围墙，通过抗拒，通过畏惧的克服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非人格领域，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象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例如，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源于想象的。
大部分的人的想象力是很狭隘的，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的洞察力的想象力，然后像如何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存在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展现出来。在三所不同的大学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我从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摘引一段话作为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3年2月8日：
“我们曾有意地利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高峰体验的条件，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我们能对高峰体验起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500个酒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规律。其中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得到过高峰体验，相反地，几乎任何未曾得到高峰体验的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毒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得到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但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也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再强调一次，我的第一次陈述是公之于众的，也是在科学领域内的。任何人能做同样的事；任何人能自行核实；任何人能利用我曾用过的同样程序，并且，假如他愿意，也能客观地把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回答记录在磁带上然后公之于众。
也就是说，我报告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可重复的、可以肯定或否定的；假如你愿意，甚至可以定量。它是稳定的、可靠的，因为当我重做时我能得到近于相同的结果。甚至以十九世纪科学最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定义看，这也是科学的陈述，它是一种认识的陈述，是一种对现实、对宇宙、对外部世界的特征的描述，那是讲话者和描述者身外的被感知的世界。这些论据能经受传统的科学方式的检验，它们的真或非真都能判定。
然而，正是这同一的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人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限定词，而且我还可以附加一句，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受到我们的崇敬；这些品性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
若干年前，我曾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那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称之为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我的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我觉得应该附加一句，应该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应该盲。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在我的意识中，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我的信念是，“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那种我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猜想，从长远来说，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建议，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再假定，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
避免“任其自然”的行动
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必须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我的同事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二难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治疗者对病人的态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变成了自身同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需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父母、治疗者）在促进成长上的责任，也就是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不使满足、蓄意成为阻挠者、做出能唤醒而又能承受的敌意等等。
活动的抑制和责任心的丧失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将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是确定了的。对此，我没有事情好做。这是意志论的丧失，自由意志的丧失，是决定论的一种坏理论，而且对于所有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肯定是有害的。
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
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
如果我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
我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
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也许分工的原理（与个人体质性差异的原理相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答案（尽管永远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答案）。在各种宗教团体中，一些人受到“利己的自我实现”的感召，另一些人受到“成为善的自我实现”的感召。这可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因为社会赞成一些人变成“利己的自我实现者”，变成纯沉思者。社会可能设想支持这种利己的自我实现者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其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别人提供纯粹的、世界之外的沉思（旁观）能够存在的启示和范例。我们为少数几个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免除他们进行教学、写作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不仅是由于“纯粹的”理性，而且是在进行一场冒险，认为这样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
这个二难推理也使“真实的内疚”问题复杂化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这样称呼它是为了把它同神经病的内疚区分开。真实的内疚来自没有达到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一生命运的、对你自己固有本性的忠诚。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内疚出自对你自己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忠诚呢？”因为我们看到，对你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他人的忠诚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冲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才能同时满足二者。如果为了对你自己是忠诚的，你就必须对别人是不忠诚的，而社会兴趣又是心理健康的本质方面或规定方面，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可悲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为了挽救另一个人就要牺牲他自己的某些份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首先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可悲的，因为纯粹的（而且是利己的）沉思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想法。
存在认知可能导致无区别的认可、损害日常的价值、丧失鉴别能力以及过分容忍。的确如此，当每一个人只是从自己存在的观点来看自己时，就会把自己看成是完美的。这时，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一切评价、评定、判断、非难、批评、比较全都不适用而被抛在一边了。然而，请允许我说，无条件的认可对于治疗者、相爱者、教师和朋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显然，对于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来说，无条件认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包含其中的两种人际态度的不相容性。大多数心理治疗家都会拒绝对他的病人采取惩戒或惩罚活动。许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或将军，则拒绝对他们指挥的人承担任何治疗的责任，对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的态度只有解雇和惩罚。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困难都由在不同场合既应该成为“治疗者”又成为“警察”的必要性造成。而且，我们可以推测，人性越完美的人担当这两种角色也就越认真。同通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困境的普通人相比，这种完美人性越多的人，很可能被这种困境搞得更加烦恼。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所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一般都能依靠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也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些资料证明，自我实现的人和比较健康的大学生在表露正当义愤和非难的程度时，与普通人相比，前者显得更真诚和更少犹豫。
除非理解和同情有愤怒、非难和义愤作为补充，否则就有可能拉平一切感情，对人反应平淡，无义愤能力，丧失对真正能力的识别力，扼杀优越性和美德。对于专业的存在认知者来说，这就有可能导致职业上的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可以从表面上评价这种普遍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许多心理治疗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看来就过分中立和无反应，太温和，太平稳，太没有火气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认知就是把他看成“十全十美的”，这很可能使他产生误解。不仅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接受绝对的爱、得到完全的赞许，有奇妙的增强和促进成长的作用，还有高度治疗的作用，而且能促进心灵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曲解为一种不能容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以不实际的至善论的期望作为生活实践的目标。他觉得越不完善和越无价值，他对“完善”、“认可”这些词曲解得就越多，他也会越发觉到这种态度是一种包袱。
当然，“完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存在范畴内的，一是缺失、力求、形成范畴内的。在存在认知中，“完善”意味着完全现实主义地理解和承认这个人的一切实际情况，在这层意义上，说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缺失性认知中，“完善”包含不可避免的错误感知和幻觉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存在性完善的，因而自然就可能弄得不自在、自卑和深感内疚，仿佛他在欺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一个人越是能够存在地认知，他也就越能认可和享受存在认知。我们也可以预期，这种曲解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在存在认知者、完全理解并认可另一个人的人身上，造成棘手的策略问题。
值得在这里分开来谈的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可能有的过分唯美主义是存在认知保留下的。对生活的美感反应，在本质上往往同对生活的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一种可能性是完美地描绘丑陋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不适当地、非审美地描绘真的、善的、甚至美的东西。我们真、善、美地描绘真、善、美，即没有问题的描绘，暂时撇开不谈。由于这个二难问题在历史上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指出，它也包括更成熟的人对不太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对可能混淆存在认知和缺失性赞成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令人恐怖的和使人误入歧途的世界上的存在认知的人，这是一个要承担的附加责任。
抓住人生的真正问题
从理论上看，自我实现被误解为静态的、不真实的、“完美的”状态，似乎在这种状态中，一切人的问题全都超越了，人们“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宁静或狂喜的超人状态中。但从经验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我急于纠正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实际情况更清楚些，我可以把自我实现描述为这样的人格发展，这种人格发展使人摆脱了青年的缺失问题，也摆脱了人生的神经病态（幼稚的、幻想的、不必要的、“不真实的”）问题。因此，他能够对付、忍受和抓住人生的“真正”问题，因为人内在的和终极的问题，避免不了“存在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完善的答案。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问题不存在了，而是一个从过渡性问题或不真实的问题运动到真实的问题。为了使人惊醒，我甚至可以把自我实现的人称之为自我认可和顿悟的神经症患者，因为这个概念能够解释“理解和承认人的固有状态”的同义语，也可以说，勇敢地面对和承认人性的“缺点”，甚至是对这些缺点“欣赏”并感到有趣，而不是力求否定它们。
正是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最成熟的人都要碰到的问题，才是我希望在将来讨论的。例如，真实的内疚，真实的悲痛，真实的孤独，健康的利己，英勇，责任心，对别人负责，等等。
随着普遍级人格的形成一起到来的，除了看到真理时的内在满足而不是欺骗自己之外，当然还有量上的（以及质上的）增进。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内疚是神经病性质的，而不是真实的内疚。成了无神经病性质的内疚的人，确实意味着内疚的数量更少了，尽管真实的内疚可能继续存在。
不仅如此，高度发展的人同时也有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这些体验是更加深刻的（即使这一点可能不大符合“着迷的”或阿波罗型的自我实现的实情）。这就是说，虽然成了更完善的人仍然有问题和痛苦（尽管是“更高级的”类型），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问题和痛苦在数量上是较少的，而愉快在数量上则是更多的，而且在质量上是更高的。总之，由于达到了个人发展的更高水平，所以个体在主观上更入佳境。
自我实现者比一般公众在特殊类型的认知，即我称之为存在认知上是更有能力的。我把这种认知描述为本质的、存在性的、内在结构和动力的、人和物或任何事物现存潜力等的认知。存在认知与缺失认知、或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所以存在认知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包含着一定的危险。
在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身上，存在性认知和缺失性认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怎样把沉思和活动联系起来的呢？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这种形式想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用回想的方式报告如下印象。
首先，这些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在存在认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要大得多。这一点看来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认知、纯粹沉思、高峰体验的能力。
第二，他们同样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动和缺失性认知的能力。必须承认，这可能是在美国选择研究对象的副现象，甚至这也许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者是美国人这个事实的副产品。总之，在我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中，我没有碰到像佛教僧侣那样的人。
第三，我回忆的印象是，在大多数时刻，大多数完美人性的人都过着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生活——购物，吃饭，成为有教养的人，去看牙科医生，考虑金钱，反复思考是选择黑色皮鞋还是棕色皮鞋，去看无聊的电影，阅读流行的文学作品等等。可以一般地预测，他们对惹人厌烦的事情是生气的，对罪行是震惊的，等等。尽管这些反应可能是不太强烈的，或具有同情色彩的。高峰体验、存在认知、纯粹沉思，无论自我实现的人看来是如何频繁，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即使是对他们来说，这些也是罕见的体验。这一点是实际情况，尽管还有另一种实际情况：即更成熟的人在一些别的方面会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更高水平上，例如，更清楚地区分手段和目的、深层和表面。一般的是更表现的、更自发的，同他们所爱的东西是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等。
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终极问题而不是中间问题，是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然而，与理论上努力说明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相比，这些二难推理问题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真实内疚、真实冲突的起因。它们是我们可以叫做“真实存在心理病理学”的起因。我们必须继续同这些二难推理问题做斗争，因为它们也是个人的问题。
更透彻地感知存在
我通过同80名个人进行个别谈话以及190名大学生对下述引导语的书面回答做出的原始近似概括——一种印象主义的、典型的、“混成的模拟”或组织。
我希望你想一想你生活中最奇妙的一个体验或几个体验——最快乐的时刻，着迷的时刻，销魂的时刻，这种体验可能是由于恋爱，或者由于听音乐，或者由于突然被一本书或一张画“击中了”，或者由于某种巨大的创造契机。首先列出这些体验，然后请你尽力告诉我，在这种激动的瞬间，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这时的感觉同其他时候的感觉有何不同，在这种时刻，在某些方面你是怎样一个不同的人。在其他研究对象那里，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出：这时世界看来有什么不同。
事实显示，没有一名测试者做出完全的症候报告。我把所有不完全的回答加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完全的”混合症候群。另外，大约有50人阅读了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后，主动给我写了信，向我提供了有关高峰体验的个人报告。最后，我还发掘了大量有关神秘主义、宗教、艺术、创造、爱等许多方面的文献。
自我实现的人，那些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人、健康的人、自我完成的人，给我们很多有益的经验，以致有时觉得他们是不同种的人。但是，由于这些如此的新颖，所以它最终的可能性和抱负就是探索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艰巨而曲折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包括不断破除珍爱的公理，不断处理似乎矛盾的、相互抵触的和模糊不清的现象。每当那些长期建立起来的、深信不疑的、似乎无懈可击的心理定律在我头脑中纠缠时，我也会很伤感。不过，这些东西往往被证明根本不是什么定律，而只是在轻微的、慢性的心理病理和畏惧状态下，在发育不全、残缺和不成熟状态下的生活常规。这些缺陷我们并不注意，因为他人大都也具有这一类和我们相同的疾病。
在科学理论的创立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在任何科学解决成为可能以前，便有一种对当时缺陷的不安感。换个方式来说，在创立科学理论之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种深感不满的形式。例如，在我们研究自我实现者时，首先向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他们的动机生活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我过去学习和知道的那些动机。开始时，我把他们的动机描述为表述的而不是应付的。但是作为全面的表述，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然后我又指出，这是非激发的或超激发的、超越努力的，而不是被激发的。但是，这个表述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你所认可的那种动机理论，以致这种表述造成的困惑和它给予的帮助一样多。我已经对比过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在这里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仍然不是定义性的，因为它并没有充分区别开形成和存在，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行动方针转入存在心理学，它包含和概括了已经做出的三种尝试，以某种书面方式说明，在动机生活和认知生活方面，充分发展的人和其他大多数人有哪些差异。
存在状态是暂时的、超激发的、非努力的、非自我中心的、无目的的、自我批准的状态，是尽善尽美和目标达到时的体验和状态。这种分析的形式，首先来自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爱的关系，其次来自研究其他人，最后来自浏览神学、美学、哲学文献。但最为重要的事却是区别两种类型的爱：缺失爱和存在爱。
我在存在爱（为了其他人或物的存在）的状态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认知，那是心理学知识未曾武装过的。但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作者对这种认知却曾有很好的描述。我将这种特殊的认知称之为存在性认知。它同那种由个体缺失性需要构成的认知——我称之为缺失性认知的那种认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爱有更敏锐、更透彻的感知力，即他能在亲爱的人身上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现实。
在这里我以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概括存在爱体验中的一些基本认知事件的尝试。存在爱的体验，也就是父母的体验，神秘的或海洋般的或自然的体验，审美的知觉，创造性的时刻，矫治的和智力的顿悟，情欲高潮的体验，运动完成的某种状态，等等。这些以及其他最高快乐实现的时刻，我将称之为高峰体验。
在“实证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中，这个问题是未来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论述的是充分发挥作用和健康的人，而不仅仅论述常规的病人，因此，它同“一般人的心理病理”心理学并不是矛盾的；它超越了那种心理学，而且能以一种更广泛的、更综合的结构体现那种心理学的所有发现。这个更广泛的理论结构既包括疾病的，也包括健康的；既包括缺失性的，也包括形成的和存在的。我把它称之为存在心理学，因为他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目的体验、目的价值、目的认知，以信作为目的的人。大多数心理学是研究不具备的而不是研究具备了的东西，是研究努力而不是研究完成，是研究挫折而不是研究满足，是研究寻求快乐而不是研究达到了快乐，是研究力图达到那里而不是研究已存在在那里。一切行为都是被激发的，这虽然是错误的和先验的公理，然而被普遍地接受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高度融合自身的真、善、美
在存在认知的过程中，体验或对象普遍存在着被看成是超越各种关系、可能的利益、方便和目的的倾向。从某种角度来考虑，它似乎就是宇宙中所有的一切，似乎它就是和宇宙同义的全部存在。
这一点同缺失性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多数的人类认知经验都是缺失性认知。这些经验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我想起了19世纪的绝对唯心主义，在这种看法中，全部宇宙被设想成是一个单位。由于这个统一体永远不可能被有限的人容纳、理解或认知，所以一切对现实的认知，必然被看成是存在的部分，而它的整体永远是不能想象的。
在具有存在认知的时候，知觉对象是被充分而完全地注意到的。这个特性可以叫做“总体注意”。在这里，我试图描述的特性与迷恋补充完全吸收。在这种注意中，图形成为全部的图形，背景实际上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没有被显著地觉察到。这时，图形似乎从所有其他东西中抽出来了，世界仿佛被忘掉了，似乎这时这个知觉对象已变为整个存在。
由于整个存在正在被察觉，如果整个宇宙又可以同时被容纳，那么它所包含的一切规律都会被掌握。
这种知觉与常规知觉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注意对象和注意有关的所有其他东西是同时进行的。对象是在它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的关系中，而且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被察看的。正常的图形背景关系是有效的，即背景和图形两者都被注意到了，尽管是以不同方式被注意到的。另外，在普通的认知中，对象不是按其本来面目，而是作为类的一个成员，作为更大范畴中的一个范例来看的。我已经把这种知觉描述为“类化的”，而且还要指出，这种常规知觉并不是包括人和物各个方面的完美知觉，而是一种分类、归类，是为放进这个或那个文件柜而贴上标签的。
假如想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日常的认知，就要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进行，这里包括自动地比较、判断和评价，如更强、更少、更好、更高，等等。
而存在认知可以叫做不比较的认知，或者不判断的认知，不评价的认知。我的意思是那种与我们不同的原始人知觉方式。
一个人可以作为他本身来自察，即由他自己来看他自己。他可以被特异地和独特地察看，仿佛他是他那一类的唯一成员。这就是我们通过独特的个体知觉所表示的意思。当然，这也是一切诊疗学家所力求做到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它比我们平常打算承受的困难要大得多。然而，这样的知觉是能够短暂地发生的，而且在高峰体验中，它已经作为这种体验的特征发生了。健康的母亲爱恋地感知她的婴儿，就近似这种个体的独特知觉。她的婴儿完全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他是妙极的、完美的、令人销魂的（至少她能够把自己的婴儿从格塞尔常规中分离出来，并能够与邻居的孩子进行比较）。
一个对象整体的具体知觉也包含这种带着“关怀”看的意思。反过来也是一样，即“关怀”对象可以引起对它的持续注意。反复地审视知觉对象的一切方面是非常必要的。母亲一再地凝视她的婴儿，爱人一再地凝视他所爱的人，鉴赏家一再地凝视他的画，这种精细的关怀肯定会比那种不合逻辑的、一闪即过的、漫不经心的形式化知觉能够产生更完全的知觉。从这种全神贯注的、入迷的、完全注意的知觉中，我们可以期望获得细节丰富的、对客体多侧面的知觉。这种知觉成果同漫不经心的观察成果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知觉只能提供经验、对象的裸露骨架，只是有选择地看到它的某些方面，而且是从“重要”和“不重要”的观点出发的（一幅画，一个婴儿或所爱的人有什么“不重要”的部分呢？）。
存在认知的实际情况是，人的一切知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人的产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创造。但我们也可以整理出外部对象——作为与人的利害无关的东西，和作为与人的利害有关的东西——在知觉上的一些差异。一般地说，自我实现者通常这样感知世界万物：仿佛某个对象不仅在外部事物之中是独立的，而且它也是独立于人的。普通人在他最高大的时刻，即在他的高峰体验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时，他能比较容易地这样看待自然，仿佛是从它自身并且是为了它自身来看，它本来就在那里，而不是作为人的活动场所、为了人的目的而放置在那儿的。他能比较容易地防止把人的目的投射到它上面去。总之，他能按照对象自身的存在（“终极性”）来看待它，而不是作为某种有用的东西，或者作为某种可怕的东西来看待它，也不是按照某个别人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
让我以显微镜观察切片作例子。这架显微镜透过组织切片可以发现事物本身的美，或事物的威胁、危险和病态。透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切片，如果我们能够忘掉它是癌，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美丽的、复杂的和令人惊异的组织。如果从蚊子本身的目的看，那么它就是一只奇妙的东西。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也是迷人的东西（或至少它们是可以迷人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忘掉它们与人的关系的话）。
由于存在认知更有可能成为与人毫无关联，所以，它就能使我们更真实地去查看事物本身的性质。
重复的存在认知看来能使知觉更丰富，这是我在研究存在认知和普通认知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差异，但至今我尚未证实。重复审视我们所爱的面孔和我们赞赏的绘画，会使我们更喜欢它，而且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感知它，这个我们称之为客体内部的丰富性。
但是，重复存在认知的效应与普通的重复体验的效应（厌烦、熟悉、丧失注意等）相比，则构成更鲜明的对照。我发现了使我称心如意的事，尽管我并未企图证实它。重复陈列我认为是好的画，会使这些画看起来更美；然而重复陈列我认为不好的画，则会使它们看起来更不美。对于好人和坏人（如残忍卑鄙的人）来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即重复地审视好人，似乎使他们看起来更完美；而重复地查看坏人，则内心倾向于使他们看起来更坏。
在那种普通的知觉中，通常最初的知觉只是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危险的和没有危险的类别，重复地观察会使它变得越来越空虚。基于焦虑或由缺失性动机决定的普通知觉的任务，通常在第一次查看时就完成了。接着，察看需要就消失了，此后，已经分成了类别的人和物，简直就不再被觉察了。在重复体验时，贫乏就显露出来。这样一来，贫乏也就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此外，重复地观察不仅会造成这种知觉的贫乏，而且会造成持有这种知觉者的贫乏。
同不爱相比，爱能导致对于所爱对象内在本质更深刻的知觉，这里主要的机制之一就是爱包含迷恋这个所爱的对象，因而“关怀”地重复审视、研究、查看、观察。相爱的人能相互看出潜在性，这一点旁观者是无能为力的。习惯上我们说“爱是使人盲目的”，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爱在一定情境中比不了更有知觉能力这种可能性。当然，这里也包含着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察觉尚未实现的潜在性的意思在内。这并不像是难以研究的问题。专家手中的罗夏测验也是探察那些并没有现实化的潜在性的。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设。
美国心理学，或者更广泛地说，西方心理学以那种我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假定，人的需要、畏惧和兴趣必然永远是知觉的决定因素。知觉的“新观点”是以认知必定永远被激发的这种假设为基础的。这也是古典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进一步的假设包括，认知是应付现实的工具性机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设想事物之所以被看到只是由于观察者的兴趣的优势地位，而且设想经验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或定点而组织起来的。另外一点，这是美国心理学中的一个古老观点，即所谓的“机能心理学”，它在广泛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强烈影响下，也倾向于从能力的有效性和“实用价值”的观点来考虑一切能力。
而且，我把这种观点看作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原因，其中之一显然是由于它作为西方观点的自然流露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的长期忽视，而不提及哥尔德斯坦、墨菲、C·比勒、赫克斯利、索罗金、瓦茨、诺尔斯罗普、安吉尔，以及许多其他的作者。
在自我实现者的正常知觉中，以及在普通人比较偶然的高峰体验中，知觉可能是相对超越自我的、忘我的、无我的。它可能是无目的的、非个人的、无欲求的、无自我的、无需要的、超然的。它可能是以客体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是说，知觉经验可以围绕作为中心点的客体组织起来，而不是以自我为基础组织起来，仿佛他们觉察的是某种独立的现实，这些现实并不依赖观察者。在审美体验和恋爱体验中，有可能成为如此全神贯注，并且“倾注”到客体之中去，所以自我自然消失了。一些讨论美学、神秘主义、母性和爱的作者，如索罗金，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认为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同一、两个事物融合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整体、一个超级的单位。这使我们想起某些有关神人和自居作用的定义。当然，这也展现了在这方向上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高峰体验被认为是自我批准的、自我证实的时刻，这种自我证实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带给了自己。这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同一的，是我们可以称做目的体验的而不是手段体验的东西。它被认为是如此宝贵的一种体验，是如此巨大的一种启示，甚至试图证实它也会脱离它的尊严和价值。通过我的研究对象关于他们的爱情体验、神秘体验、突然顿悟的报告，表明它是普遍性的证明，尤其是在治疗情境中的顿悟时刻，这一点变得更明显了。由于人会采取防御手段保护自己避免洞察真情，所以顿悟的根本含意就是痛苦的认可。它的突入意识，有时对人是沉重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被普遍报告为是值得的、称心如意的和长期需要的。看见比看不见更好，即使是在看见伤痛时，也是如此。事实是这样的，体验的自我批准，自我证实的内在价值，使得痛苦成为值得的了。众多的讨论美学、宗教、创造性和爱的作者，同样也把这种体验不仅描绘成是有内在价值的，而且把它描绘成在另一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即由于它们的偶然出现使得生活成为值得的了。神秘主义者总是断言，那种在一生中只能偶然两、三次的、崇高的神秘体验有巨大的价值。
这种高峰体验与正常生活体验相对比，差异非常显著，行为被认为是同达到目的的手段一致的。在许多作者那里，“行为”这个词和“工具性的行为”这个词被看成是同义的，每件事情都是为某个未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做的。在杜威的价值理论中，这种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目的，只有达到目的的手段。甚至这样的表述也不是完全确切的，因为这里还包含着有目的的意思。更确切地说，手段是达到其他手段的手段，而这个其他手段反过来也是手段，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纯真快乐的高峰体验，即是我的研究对象的终极生活目标和生活的终极证明和证实。心理学家居然无视高峰体验，甚至官气十足地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更糟的是客观主义的心理学甚至先验地否定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这是难以理解的。
在我研究过的所有普通高峰体验中，都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定向能力的丧失。确切地说，在这种时候，这个人在主观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例如，诗人和艺术家在创作的狂热时候，他周围的事物和时间的流逝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当他“醒”过来要判断过去了多长时间时，几乎不能做到，通常他只好摇摇他的头，仿佛刚刚从茫茫然中苏醒，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但是，更经常的是，完全忽略了时间的流逝，热恋中的人尤其如此。在他们的迷恋中，不仅感到时间过得惊人地快，一天可能像一分钟似地过去，而且形成强烈印象的每一分钟生活也可能像一天甚至一年那样长。在一定程度上说，仿佛他们是在另一种世界上生活。在那里，时间既是静止不动的，又是以光的速度运动的。对于我们的日常范畴来说，这当然是矛盾的和荒谬的。然而，研究对象的报告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我看没有理由说，这种时间的体验可能经不起实验研究的检验。在高峰体验中对于时间流逝的判断，必然是非常不准确的。同样，对于周围事物的觉知，与在常规生活中相比，也必然是极不准确的。
从价值心理学的涵义的角度考虑，我的发现是极其令人困惑的，然而又是如此始终一致的，因此，不仅有必要报告这些发现，而且需要有所理解。让我们首先从末尾开始，高峰体验仅仅是善的、合乎需要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体验为恶的和不合乎需要的。这种体验本质上就是正当的；这种体验是完美的、全面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作为补充，它本身就是充分的。从本质上看，它被认为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正像它应该成为的那样，对它的反应是敬畏、惊奇、诧异、谦卑，甚至崇敬、得意和虔诚。神圣这个词偶尔也被用来描绘人对高峰体验的反应。在存在的意义上而言，它是快乐和欢欣的。
在这里，哲学的蕴涵是惊人的。如果为了辩论，我们承认在高峰体验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现实本身的性质，更深刻地看透现实的本质，那么，这就和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说的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断言，当从其最佳状态和崇高的观点来看时，整个存在仅仅是中性的或善的，而邪恶、痛苦、威胁等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一种不看宇宙的完整和统一，只从自我中心的或过于卑劣的观点来看它的产物。当然，与其说是否认邪恶、痛苦和死亡，倒不如说是与它们的一种和解，是对它们的必然性的一种理解。
另一种观点是把高峰体验与包含在许多宗教之中的“上帝”概念作比较。由于“上帝”能注视和包容整个存在，从而也就理解了它，因此，“上帝”必定把存在看成善的、恰当的、必然的，必定会把“邪恶”看成是局限的和自私的看法和理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我们能像神那样，那么，出于对普遍性的理解，我们也就不会一味地申斥或谴责、失望和震惊了。如果这一假设成为可能的话，对于别人的短处我们只会有怜悯、宽容、仁慈的情绪，或者也许还会有悲哀或存在性幽默的情绪了。毫无疑问，这恰恰是自我实现者时常对外界的反应形式，这恰恰是所有心理治疗家在对他们的患者做出反应时所力求做到的方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达到这种像上帝般的、普遍宽恕的、存在性幽默的和认可存在的态度是极端困难的；甚至从纯粹形态上看是不可达到的。可是，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且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它。但如果因为它来的很少、很短暂、很不纯粹，就简单地否认这个现象，那将是愚蠢的。尽管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上帝”，可是，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经常地像“上帝”那样。
总之，这种存在认知与我们的日常认知和反应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的日常认知是在手段价值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有益、是否合乎需要、是好是坏的考虑下进行评价、控制、判断、谴责或者赞许。例如，我们是为什么而笑，或是跟着一起笑。我们从个人角度和经验作判断，我们是在与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目的的关联中来察觉世界万物的，因此，我们仅仅把世界万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看待。这与超然于世界是对立的。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实地察觉世界，而只是在察觉世界中的我们自己或我们自己中的世界。这时，我们是以缺失性动机的方式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察觉的只是世界万物满足缺失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讲，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作为世界万物的代理人，察觉整个世界或它的遗产。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察觉世界万物的价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我称之为存在价值。这些存在价值类似于哈特曼的“内在价值”。
我可以列举出来的这种存在价值有：
完整（统一；综合；同一性倾向；互相联系；简单；组织性；结构性；超二歧式；秩序）。
完善（必然性；恰当性；合理性；不可避免；适宜；公正；完全；“应当如此”）。
完成（结尾；终局；证实；某事做完了；实现；到达末端；命运；天数）。
正当（公平；条理；有规律；“应当如此”）。
有活力（进行中；不死性；自发性；自我调节；充满活力）。
丰富性（分化；复合；错综）。
单纯（诚实；坦率；实质；抽象；必要；骨骼结构）。
美（正直；仪表；有生气；单纯；丰富；整体；完善；完成；独特性；纯正）。
善（正直；合乎需要；应当；公正；仁慈；忠诚）。
独特性（特质；个体性；不可比性；新颖）。
不费力（自如；没有紧张；没有努力或困难；文雅；完美；优美的活动）。
乐趣（高兴；快乐；兴致；生气勃勃；幽默；兴奋；不费力）。
真实；纯正；现实（赤裸裸；单纯；丰富；应当；美；无瑕；清洁和地道；完全；实质性）。
自足（自主；独立；为了成为自我不需要自身之外的他物；自我决定；超越环境；单独；按着自发的规律生活）。
显然，这些存在价值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不是彼此分离或性质截然不同的，而是混在一起或相互覆盖的。最终，它们是存在的各个侧面，而不是它的各个部分。这些各式各样的侧面，暴露了它们的作用，都会进入认知的前景。例如，感知优美的人或美的绘画，体验完美无瑕的性感和爱情，顿悟，创造性，生产（分娩），等等。
这种存在价值的完美程度还不仅如此。古老的真、善、美三位一体，表现了融合和统一，但是，存在价值要比这个多得多。在我们制度下的一个普通人身上，真、善、美仅仅是达到了还算好的相互关联；而在神经病人身上，甚至这样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存在价值的统一只存在于发展了的和成熟了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只在自我实现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身上存在这种高度融合。因为种种实践的目的已经高度联系起来了，也可以说它们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其他人在他们的高峰体验的时刻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就会同一个指引一切科学的基本公理发生直接的矛盾，换句话说，知觉越是客观和不受个人影响，它也就越超然于价值。事实和价值几乎总是被看作反义词和相互排斥的。但或许相反的情况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审查最背离自我、最客观、最无动机、最被动的认知时，我们却发现这种认知要求直接觉察价值，价值不可能和现实割裂，对“事实”最深刻的觉知将导致“是”和“应当”的熔合。在这种时候，现实染上了惊奇、赞美、敬畏和满意的色彩，即染上了价值色彩。
常规的体验嵌在历史和文化中，也嵌在人的转变着的、相对的需要中。它是按照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是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些更大整体和参照系来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这种常规体验都被认为是依存于人的，如果人消失了，它也就会消失，所以，组织的参照系就从人的兴趣转移到环境的要求方面；就从现在转移到过去和将来，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这个意义上说，体验和行为是相对的。
从这个角度考虑，高峰体验就有较多的绝对性和较少的相对性。从我前面指出过的意义上看，它们不仅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不仅是脱离背景而更多地以它们自身被感知的；不仅是相对非激发的、超越人的私利的。而且，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和反应，它们仿佛是在自身之中，是在我们“之外的某处”，仿佛它们是我们对于一种不依赖于人的现实的觉知，而这种觉知是超越人的生命长久存在的。在科学上谈论相对和绝对肯定是困难的和危险的。而且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语义学上的泥潭。然而，我的研究对象谈到这种区别的许多内省报告降服了我，正如我们的心理学家最终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样。研究对象在描述那些本质上不可言喻的体验时，他们使用了“绝对的”、“相对的”这些词。
我们自己也一再对这些词发生兴趣。例如，在艺术领域中，中国花瓶本身可能是完美的，同时可能是两千多年前的老古董，然而在这个时候是新的，是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中国的，从这些感觉考虑，至少是绝对的。但是，对于时间、它原初的文化以及持有者的美学标准来说，同时又是相对的。各种宗教、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人们几乎用同样的词进行描绘神秘的体验，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怪异之处，赫克斯利把它称作“持续不绝的哲学”。伟大的创造者，如由吉塞林编入选集的那些人，尽管他们是各式各样的诗人、化学家、雕塑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等，几乎都用同样的术语描绘他们的创造时刻。
绝对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解的困难是由于它几乎总是被静态的污点渗透。从我的研究对象的体验来看，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了，静态并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感知一个美的东西、可爱的面孔或美好的理论，是一个波动的、转移的过程，但是，注意的起伏严格地限制在这个知觉之内。它丰富的内容可以是无限的，注视的角度可以从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此刻集中注意它的这个方面，随后集中注意它的那个方面。一幅美的绘画有许多结构，而不仅是一个结构，因此，由于观看不同的方面就能够不断地有波动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在它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上进行搏斗，它可能是二者兼有。
平常的认知是非常积极的过程，其特点是，它是认知者的一种塑造和选择。他选择他要感知的东西和不要感知的东西，他把它们同他的需要、畏惧和兴趣联系起来，他给它们以结构，整理它们，进一步整理它们。总之，他在它们上面做工作。认知是消耗精力的过程，它包含警觉、戒备和紧张，因此，它是使人疲劳的。
存在认知与平常认知相比要被动得多，接受性更多。自然，它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动、完全接受。我发现，东方的哲学家对于这种“被动认知”的描述是最好的，特别是来自老子和道教哲学家。克里士纳默特对我的资料有一个极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之为“没有选择的觉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没有欲求的觉知”。道教“听其自然”的概念也说的是我力图去说的东西，即知觉可能是无所求的，而不是有所求的；是沉思的，而不是强求的。它在体验面前可能是恭顺的、不干预的、接受的，而不是强取的，它能让知觉成为其自身。在这里，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对“自由飘浮的注意”的描绘。而且，这种知觉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无自我的而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是轻松的而不是警惕的，是容忍的而不是不容忍的。它对体验是注视而不是打量它，或向它投降和屈从。
我也发现，区分被动的听和主动的听之间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优秀的治疗家以便能够听到实际说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到他期望听到的或他要求听到的东西，必须能在接受的意义上而不是获取的意义上。他必须不对自己施加影响，而是让话自然地流到他的耳朵中来。只有如此，他的定形和模式才能是吸收性的，不然，他就只能听到他自己的理论和预期。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划分任何学派优秀的和蹩脚的治疗家的标准，就是能否成为接受的和被动的。好的治疗家能够根据每一个人自己鲜明的实际情况感知他们，而并不强求类化、成规化和分等级。蹩脚的治疗家只能在一生的医疗经验中发现从他的事业开始所学到的那些理论的重复确证。这个情况表明，一个治疗家可能在40年间重复同样的错误，随后又说这“丰富了医疗经验”。
传送这种独特的存在认知感，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虽然也是同样古老的方式，就是把它称为非意志的而不是有意志作用的，像劳伦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普通认知是高度注意的，所以是有所求的、预定的、先入为主的。在高峰体验的认知中，意志没有干预，它被暂时抑制了，所以是接受而不是要求。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指挥高峰体验，它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高峰体验时的情绪反应具有特殊的惊异、敬畏、崇敬、谦卑、降服的色彩，在这种体验面前就好象在某种伟大事物面前一样。有时，这种体验有点害怕会被压倒，虽然是愉快的畏惧。我的研究对象用这样一些短语表明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太多了”，“它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这太惊人了”，等等。高峰体验可能具有某种辛辣和尖刻的品质，这种性质可以引起流泪和大笑，或者二者都出现。反之，高峰体验也可能近似于痛苦，尽管这是一种称心如意的、通常被描述成“甜的”痛苦。这种高峰体验可以走到如此遥远的程度，能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包含了死亡观念。不仅是我的研究对象，而且许多讨论各种高峰体验的作者，都把这种体验和死的体验，即一种渴望的死亡进行比较。典型的措词可能是：“这简直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我可以现在就死，那也很值得。”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想紧紧抓住这种高峰体验，不愿从这个顶峰返回到普通生活的深谷的缘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高峰体验的伟大面前极度谦卑和深感自身渺小和无价值的一种表现。
在这上面我还必须处理另一种矛盾现象，虽然这很困难。在观察世界方面相互抵触的报告中，这个矛盾被发现了。在一些报告中，特别是关于神秘体验、宗教体验、哲理体验的报告中，整个世界被看作是统一体，像一个有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实体那样。在其他高峰体验中，尤其是在恋爱体验和美感体验中，世界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时却被感知为似乎它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觉都是统一的。对一幅画、一个人或一个理论的存在认知，拥有属于整个存在的一切属性，即拥有存在价值，这个事实很可能是由另一个事实派生出来的，即在高峰体验中，仿佛这个体验就是那时存在着的一切。
抽象的、类化的认知与具体的、朴素的、特殊东西的鲜明认知，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就是我使用抽象的和具体的这些术语的意思。从哥尔德斯坦的术语来看，它们是极为不同的。我们的大多数认知（注意的、感知的、记忆的、思维的和学习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生活中，我们主要的是进行类化、图式化、分类和抽象。我们并没有按着世界万物实际存在的样子来认知世界万物的本性，我们的大多数体验都经过了我们的范畴、结构和成规体系的过滤。我把这个差异用于研究自我实现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既有不抛弃具体性的抽象能力，又有不抛弃抽象性的具体化能力。这样，就在哥尔德斯坦的描述上增添了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不仅发现向具体东西的缩减，而且我也发现向抽象东西的缩减，即降低了认知具体东西的东西。从那时以来，我已在优秀的艺术家和诊疗家身上发现察觉具体东西的这种特殊能力，尽管他们并不是自我实现者。我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时刻发现了同样的特殊能力。这时在具体的、特异的性质上讲，他们都能把握知觉对象。
因为这种独特的具体觉知通常被描绘成是审美感知的核心，所以它们几乎已经成了同义语。对于大多数哲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按着这个人内在的独特性具体地感知他，就是审美地感知他。我更喜欢这个更广泛的习惯用法，而且我认为我已经证实，这种关于对象独特本性的知觉是一切高峰体验的特征，而不只是美的高峰体验的特征。
把发生在存在认知时的具体感知理解为一种同时或连续地对有关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属性的感知，这是有益的。从实质上来讲，抽象就是只选择出对象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对我们有益的方面，那些对我们有威胁的方面，那些我们熟悉的方面，那些符合我们语言范畴的方面。抽象，即使它们是有益的，但它们仍然是不真实的。总之，抽象地察觉一个对象并不意味着察觉到了它的一切方面。抽象显然包含挑选某些特性，而拒绝其他特性，并创造或者歪曲其余的特性，我们把它制造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创造它，我们制造它。而且，在抽象中把对象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语言体系联系起来的强烈倾向是极端重要的。这个倾向造成了特殊的麻烦，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语言是二级过程而不是原初过程，因为它论述的是外部现实而不是精神的现实，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在诗人的语言和狂人的语言上，这个不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了。但是，在许多体验的最终分析上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而且可能被投入根本没有语言的状态。
让我举感知一幅画或一个人为例。为了完善地认知它们，我们必须同我们的分类、比较、评价、需要和使用的倾向做斗争。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一名外国人时，我们就已经给他归了类，完成了一个抽象动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成是独特的人和完整的人的可能性就己被排除了，他已不再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人的人了。在我们看墙上的一幅画并读出画家名字的时候，按照这幅画的独特性以完全新颖的眼光看它的可能性就被轻易地排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称之为认识的事情，即把一个经验放在概念、词或联系系统中去时，就排除了完全认知的可能性。里德指出，儿童有“天真的眼睛”，有看某种东西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它的能力（他的确经常是第一次看它）；他能以惊异的目光凝视它，考察它的各个方面，接受它的全部属性，因为对于在这种情境中的儿童来说，陌生对象的一种属性并不比任何其他属性更重要。他并不组织它，他只是凝视它，体会这个经验的特性。在类似的情况下，对于成人来说，只要我们能够阻止抽象、命名、分类、比较和联系，我们就能越来越多地看到人和绘画的更多的方面。我们特别应当强调察觉不可言喻的、不能翻译成词的东西的那种能力。努力把这种东西翻译成词就改变了它，使它成了某种非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像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类似它然而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越出局部而感知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各种高峰体验时认知的特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这个词的最完全的意义上了解人。自我实现者在他们感知人时，在他们洞察一个人的核心和本质时是如此高度敏锐，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也是我确信这一点的原因，即理想的治疗家，大概是由于专业的需要，他应该能在没有预先假定的情况下，从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上，至少是从这个人是一个还算健康的人的角度来理解他。我坚持这一点，尽管我愿意承认在这种知觉状态中有未加说明的个体差异。愿意承认治疗经验自身也能成为一种存在认知训练，即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训练。这也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一种审美认知和创造能够成为诊疗训练的非常合乎需要的一个方面。
在人更高的成熟水平上，二歧式被融合了，两极被超越了，冲突被消除了。自我实现者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是狂欢的又是具有古典美的，既是与别人融合在一起的又是与别人分离的，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等等。我曾设想过的那个线性的、它的两极彼此相反和尽可能分离的连续统一体，已证明更像是圆圈和螺旋，在这里，两个极端汇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融合的统一体。在完美地认知客体时，我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强烈的倾向。我们对于存在的整体理解得越多，我们也就越能容忍和知觉不一致、对立、直接抵触的同时存在。这些对立看来是不完全认知的产物，随着对整体的认知，它们就消失了。从完美的优势地位察看神经病人时，就能把他看成是一个奇妙的、复合的、甚至是美丽的过程的统一体。我们平常看成是冲突、矛盾和没有联系的东西，这时就会被理解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东西能够被充分地理解，那么，它就会进入其必然的位置，而它就能被审美地感知和鉴赏，甚至疾病和健康的概念也可以融合起来而变得界线不清。如果我们把症状看作是朝向健康的压力，或把神经病看作是此时对个人问题最有利于健康的解决，就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处在高峰体验时刻上的人，不仅在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意义上是像坚贤那样的人，而且在某些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在完全地、热爱地、同情地、以及自娱地认可世界万物和人的方面更是如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显得不尽如人意。神学家在不可能完成的课题上曾进行过长期的奋斗。也就是说，神学家把世界上的罪孽、邪恶、痛苦和全能、全爱、全知等概念结合起来，花费的时间决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一个附带的困难是试图把奖善惩恶的必要性和这种爱一切人、宽恕一切行为的概念协调起来作为一项任务造成的。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既惩罚而又不惩罚，既宽恕而又谴责。
我认为从研究自我实现者对这个二难推理的自然主义解决中，从所讨论的两个广泛不同的认知类型——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学到某种东西。存在知觉通常是暂时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顶峰、一个制高点、一个间或达到的成就。看来，人在大多数场合是以缺失方式感知的，也就是说，他们比较，他们判断，他们批准，他们使用，他们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两者挑一地感知另一个人；有时以他存在的方式，仿佛他眼下是宇宙的整体；然而更为经常的，则是我们把他感知为宇宙的一部分，而且用许多复杂方法把他同宇宙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当我们存在地感知他时，这时我们可以是博爱的、完全宽恕的、完全认可的、完全羡慕的、完全理解的、以存在自娱的、爱好自娱的。但这些恰恰是指定给上帝概念的属性（娱乐除外——在大多数上帝概念中，不可思议地缺少这个品质）。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些品质上，我们就像伟人似的。例如，在治疗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用这种热爱的、理解的、认可的、宽恕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同各种这样的人联系起来，而这些人我们平常是畏惧的、谴责的、甚至是憎恨的，如谋杀犯、鸡奸犯、强奸犯、剥削者、懦夫等等。所有的人都不时地表现出似乎他们都希望成为存在认知的人，他们对于成为被分类的、类化的、成规化的人是不满意的。把人标上侍者、警察或“夫人”的标记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个体，通常是触怒人的。我们全都希望我们的成熟性、复杂性、丰富性受到赏识和认可。如果这样的认可者在人世间不可能找到，那么就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投射倾向，并且会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有时是一个人的形象，有时则是超自然的形象。
对“邪恶”问题的另一种答案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了，即我们的被试依据现实本身的存在，按照现实本身的权力“承认现实”。现实本身是非人格的，它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反对人。毁灭性大地震仅仅对于某种人才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问题，这种人需要一个人格高尚的榜样，他既是博爱的，同时又是一本正经的、全能的，并且是创造世界的。对于能够自然的、非人格的和作为永存的东西感知和承认地震的人来说，地震是没有伦理或公理问题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打扰他而爆发的。如果罪恶以人为中心下定义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像他承认季节和风暴那样来承认地震。从原则上说，在洪水猛兽杀伤人之前，赞赏它们的美，甚至认为它们是有趣的，这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在有损于人的人类活动方面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就不是很容易了。但是，这有时也是可能的，而且人越成熟，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高峰体验时刻，知觉强烈地倾向于独特的和非类化的。无论是对一个人的，还是对世界的，无论是对一棵树的，还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所有的知觉都倾向于被看作是独特的事例，看作是它的类别中的独特成员。这与我们日常根据法规掌握世界的方法是对立的。实质上，日常的方法是停留在一般化上，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式的——把世界万物分成各种类别上。对于类来说，对象只是实例和样品。整个类概念依靠一般的分类，如果没有类别，相似、相等、类似和差异的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和作用。我们不能比较两个完全没有共同性的对象，而且对于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两个东西来说，例如具有红、圆、重等这样的共同性质，必然意味着抽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感知一个人，如果我们坚决要求一起察觉他的一切属性，并且认为这些属性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不再有可能分类。从这种观点来看，每一个人，每一幅画，每一只鸟，每一朵花，都会变成类的独特成员，因此必须独特地感知。这种心甘情愿地察看对象的一切方面，意味着知觉的更大效力。
高峰体验的一个方面是完全没有畏惧、焦虑、压抑、防御和控制，抛弃了克制、阻止和管束，尽管这是暂时的。崩溃和消亡的畏惧，被“本能”压倒的畏惧，死亡和精神错乱的畏惧，以及害怕产生放纵性愉快情绪等等，暂时都倾向于消失或中止了。这就更大地解放了被畏惧弄得不正常的知觉了。
这一点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的满足，纯粹的表现，纯粹的得意洋洋和快乐。但是，因为它“到底”了，所以它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熔合。因此，这仍然是在心理机能的高级水平上解决普通二歧式概念的又一实例。
因此，在共同具备这种体验的人那里，可以预期某种“渗透性”，一种对无意识的靠拢和开放，一种对无意识的相对的无畏惧。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高峰体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人倾向于成为更一体化、更个体化、更自发、更表现、更安详、更勇敢、更强有力，等等。
但是，这些全都是类似的，或者几乎是一样的。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的平行性或同型性。换个方式说，这个人感知到了世界的本质存在，这样，他也就同时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的完善，更完善地成为他自己）。这个相互作用的后果看来在两个方向上。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却使他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或完成，因此，也使他更容易看到世界的存在价值。由于他变得更统一了，他也更有可能看到世界更多的统一性。由于他懂得存在性欢乐，因此使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存在性欢乐。由于他变得更强大了，因此，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个造成了那个的更大可能性，正如压抑使世界显得更不好一样，反之则亦然。他和世界变得更相像了，因为二者都在向着尽善尽美运动，或者说，二者都在向着失去尽善尽美的方向运动。
也许，这就是爱者熔合所表示的部分意思。在宇宙的体验中，与宇宙相称的一个人，感到成了这个统一体要素的一个人，以巨大的哲学洞察力进行感知。也有一些（不充分）有关的资料指出，一些形容“优秀绘画”结构的性质也能用来描绘优秀的人，如存在价值的整体性、独特性、生气勃勃等等。显然，这是可以检验的。
如果现在我试图把这一切放到另一种许多人都熟悉的心理分析参照系统中去，那对一些读者是有帮助的。处理无意识和潜意识之外的现实世界是二级过程的任务。逻辑、科学、常识、良好顺应、文化适应、责任心、规则、理性主义等，全都是二级过程的方法。原初过程最初是在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随后是在儿童身上，只有在健康的人身上才发现。在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意识活动的规律。欲望和畏惧是弗洛伊德机制的原动力。顺应良好的、负责的、有常识的人，在现实世界上生活很好的人，他们做到这些，通常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返回他们反对、否定和压抑他们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上去。
我曾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面对我选出的自我实现被测试者的实际情况。因为他们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很孩子气的。我称它为“健康的儿童性”或“第二次天真”。自我心理学家的“复归到自我的帮助”，不仅在健康人身上发现了，而且最后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爱也已经被认为是复归（即不能倒退的人就不可能爱）。最后，分析学家赞成灵感和重大的（基本的）创造部分地出自无意识，即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人一种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
在这里我所描述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超自我和自我理想的熔合，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熔合，原初过程和二级过程的熔合，一种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综合，一种在最高成熟性帮助下无畏惧的健康的倒退，一种在所有水平上个人的真正整合。
做个心理健康的觉察者
在任何高峰体验时，任何人都暂时具有了我在自我实现个体中发现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时的性格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情绪与认知的表现状态。在这时，不仅是他最快乐和最激动的时刻，而且也是他最成熟、最个体化、最完美的时刻——简而言之，是他各个方面最健康的时刻。
这样，为了使它较少具有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直到60岁才能进入的、有点全或无的神殿意味，我们就可能消除自我实现的静力学和类型学的缺点，来给它重新下定义。我们可以把自我实现定义为一种插曲或一种迸发，在这种迸发中，这人的能力以特别有效的和剧烈快乐的方式一起到来了，这时，便是更多整合而较少割裂的，对体验是更坦率的，更有特异性的，更完全表现或自发的，或充分运行的，更有创造性的，更幽默的，更超越自我的，更独立于他的低级需要的，等等。在这些插曲中，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
从理论上说，在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这样的状态和插曲都可以到来。因此，区分出我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东西，是在他们身上这些插曲比普通人来得要频繁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样，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因而使它能够经受通用的研究程序的检验。我们不必再局限于研究那些在大多数场合实现了他们的自我的那些极端研究对象了。至少在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研究任何人的生活史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有特殊创造力的人的，虔诚信教的人的，以及在心理治疗或其他重要成长经历中体验过巨大顿悟的人的生活史了，以便更清楚地研究自我实现。
我描述主观的体验几乎都是运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它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仅凭觉察者自己相信他更真实地、更完整地觉知了，并不是他确实达到这一步的证明。判断这个信念的效度的标准，存在于被察觉的对象或人身上，或者存在于所创造的产物上。因此，从原则上看，它们只是相关研究的简单问题。
可是，把艺术说成知识是在什么角度考虑的呢？审美知觉肯定有其内在的自我证实，它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和奇妙的体验。但是，一些幻想和幻觉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你可以被我不予理会的一幅画激发起美感体验。即使我们达到超越个人的境地，效度的客观标准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它在所有其他知觉问题方面也存在一样。
对于爱的知觉、神秘的体验、创造性的时刻、以及顿悟的闪现，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相爱者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其他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的，再者，对于他的内部体验的内在价值，对于他、他所爱的人以及世界上的人的许多良好后果，是勿庸置疑的。假如我们举一位母亲疼爱婴儿的例子，情况甚至就更明显了。爱不仅使她觉察到了潜在性，而且也使它们现实化。没有爱肯定会抑制潜力，甚至会扼杀潜力。个人的成长要求勇气、自信，甚至大胆；从双亲和伙伴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会引起相反的后果，自我怀疑、焦虑、无价值感和怕受嘲笑等，所有这些都是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抑制因素。
人格学的和心理治疗的经验是这种事实的证明，爱能促使潜力实现，不爱则使潜力无效，不论是否值得，结果都是如此。
在这里，产生一个复杂而循环的问题：“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个现象才是自我实现的预兆呢？”正如默顿所设想的，丈夫确信其妻子是漂亮的，妻子确信其丈夫是勇敢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创造出了美和勇气。这与其说是对于已存在的事物的觉知，倒不如说是由于信念而导致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知觉到潜在性的例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美丽的和勇敢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与觉察某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有所不同，因为后一种可能并不是普遍的可能性。
然而，除了存在这种复杂性之外，对于那些希望最终把这些问题拖到公开的科学领域中来的人来说，还有潜伏的怀疑存在。出现最普遍的情况是，爱给另一个人带来幻觉，也就是说，爱可以使人感知到那种并不存在的品质和潜力，因此，这并不是真实的感知，而是持有者心中的创造。这种创造基于他一系列需要、压抑、克制、投射和文饰。如果说爱比不爱更有洞察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可能是更盲目的。不断困扰我们的研究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出更敏锐地知觉真实世界的事例呢？我已经报告了我在人格学水平上的观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察觉者心理健康的变量，心理越是健康，就越能敏锐深入地知觉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由于这个结论是无控制观察的产物，所以，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有待控制研究的假设提出来。
一般来说，在艺术和智力的创造性迸发时，在顿悟的体验中，我们都会碰上类似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体验的外部有效性与现象学的自我证实并不是完全相关的。巨大的顿悟有可能是错误的，伟大的爱会消失。在高峰体验时创作的诗，可能后来由于不满意只好抛弃。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创作和一个后来在冷静、客观的批判审查下放弃的创作，在主观上的感受是相同的。经常创作的人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预见到，只有一半深刻顿悟的时刻还不宜动手创作。所有高峰体验的感觉都像存在认知一样，但并不是所有高峰体验都真的如此。然而，我们不敢忽略这些明显的暗示，即至少有时认知的更大清晰性和更高效能可以在更健康的人身上和更健康的时刻发现，也就是说，有些高峰体验确实是存在认知。我以前指出过，如果自我实现的人能比其他人更有效地、更完善地和较少动机地污染觉知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作为生物学鉴定使用。通过他们的超乎寻常的感受和知觉，我们就能获得比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获得的更要好的现实情况的报告，正如金丝雀可在不太敏感的人之前嗅出矿井中的瓦斯一样。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最敏感的时刻，我们的高峰体验。这时我们是自我实现的，所以给予我们的关于现实的报告比我们平时所能得到的要更真实。
我所描述的认知体验不能代替常规怀疑论和谨慎的科学程序。虽然这些认知可能是富有成果的、敏锐的，而且完全承认它们可能是发现某些真理的最好方法或唯一方法，然而检验、选择、否决、确定和（外部）证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顿悟闪现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不管怎样，把二者放到对抗排他的联系中是愚蠢的。现在这一点很明显了，在大致相同的程度上，它们是相互需要和相互补充的，像边疆居民和开拓者之间的关系一样。
达到竞技状态的颠峰
当我们探求同一性的定义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定义和概念并不是现已存在于某个隐蔽的场所正等待着我们发现。事实上，它们某部分确实需要我们发现，但另一部分却需要我们自己创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同一性就是我们所说过的那种东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词已有的各种意义。这样，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著作者是用这个词说明各种不同的资料、各种不同的作用。随后，我们就应从这些作用中找出某种东西，以便理解这个作者在使用这个词时，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对于形形色色的治疗家、社会学家、自我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来说，他们指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尽管所有这些人说的也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或重叠的意义。也许这个类似性就是同一性所表示的意思。
另外我有一种关于高峰体验的想法。在这种体验中，“同一性”有各种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和实用的意义。但是，我没有权利提出，这些就是同一性最恰当的意义，而且在这里我们有另一种角度。我觉得，人们在高峰体验时有他们最高程度的同一性，最接近他们真正的自我，最有特异性。因此可以说，在这里，发明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而发现则增长到了最高限度。
显然，对于读者来说，下述所有“分离的”特性实际上根本不是分离的，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彼此关联的，例如以词的重叠方式表明同一个东西，而在隐喻上则包含相同的意思，等等。我将以整体论的方式进行叙述，但不是通过把同一性分割成完全分离的、彼此排斥的各个部分，而是把它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注视它的不同侧面，或者说像一名鉴赏家注视一幅好画那样，一会儿看它的这个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一会儿又看它的那个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所论述的每一个“方面”，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阐明着每一个其他“方面”。
人在高峰体验时比在其他时候感觉是整合（一元化的、完整的、成套的）。对于观察者而言，他在各个方面显得是更整合的，如更少割裂或分裂，较少自己同自己斗争，更多的是和谐，自我体验和自我观察较少分裂，更多的是一个指向、结构协调、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它的所有成分彼此非常和谐地活动，是更协作的，至少内部摩擦非常少，等等。
治疗家对此特别感兴趣，这不仅是由于整合是所有治疗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且是由于迷人的问题包含在我们可以叫做“治疗的分裂”中。要从顿悟中得到治疗，有必要同时进行体验和观察。例如，完全陷入体验而对观察他的体验不够超然的精神病患者，是不能被这个体验改善的，即便是他在隐蔽的无意识中已经得到纠正时也一样。
但这也是实际情况，治疗家必须在同等荒谬的程度上是分裂的，因为他必须既认可患者又不认可患者；即一方面他必须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心”，为了理解疾病，他必须与他们同一，他必须把所有的批评和评价放在一边，他必须体验患者的世界观，他必须以交朋友的方式与患者融合，他必须用宽宏的上帝爱世人般的爱来爱患者，等等。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有内含的不赞同、不认可、不同一。因为他力求改善患者，使他比一般情况更好，这就意味着要求他得到现在还没有的某种东西。这些治疗学上的分裂，显然是多伊奇和墨菲疗法的基础。
但是，这和双重人格的问题一样，治疗的目的仍然是把它们熔合成一个不分裂的和谐的统一体，在患者和治疗者双方都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说成是越来越变成一个纯粹在体验着的自我了，这时自我观也许作为潜意识的可能性始终是有效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变成更纯粹地在体验着的自我了。
当他达到更纯粹、更个别化的自我时，他也就更能够同世界熔合在一起，同从前的非自我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将只对自己没有压抑、压制、否认、抑制、有畏惧自己的高峰体验的人有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也可能对非高峰体验者有意义，不过要说明这一点比较困难也太冗长。
例如，相爱者亲密地构成一个单位而不是两个人，同一论变得更有可能了；创作者与他正在创作的作品变成一个东西了；母亲和孩子觉得是一个人了；鉴赏家变成音乐、绘画和舞蹈了（或者它成了他）；天文家和星体一起出现在那里（而不是中间隔开望远镜筒分别地出现）。
简而言之，同一性、自主性、自我中心的最大成就是在有自身的同时也有超自身，一种在自我中心之上和之外的状态。这时，人能变得相对的没有自我。我认为，把它称之为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自我觉知、自我观察，就能相当容易地传达出来这个意思。这种自我意识我们日常都有，但是，我们觉得它低于任何专注、兴趣、专心、发狂、“超越自我”，无论是在高峰体验的高水平上，还是在对电影、小说、足球运动发生兴趣这样的低水平上，都会变得忘记了自我、自己较小的痛苦、自己的外表、自己的烦恼，等等。实际上，总觉得超越自我是种愉快的状态。
高峰体验时的人一般都觉得他处在自己能力的顶峰，觉得能最好地和最完善地运用自己的全部智能。用罗杰斯的漂亮措词来说，他觉得他是“充分发挥作用的”。他觉得此时比其他时候更聪明、更敏感、更有才智、更强有力或更优美。他处在他的最佳状态，他的和谐一致的状态，他竞技状态的颠峰。这一点不仅可以被主观地感觉到，而且也能被观察者看到。他不再在限制自己中、在自我战斗中消耗精力，体内不再有力量的角斗。而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部分智能用于活动，另一部分智能则用在管束某些同样的智能上。现在，在高峰体验的时刻，这种浪费没有了，全部智能都可以用于活动了。他变得像一条没有水闸的河流，可以自由流淌了。
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当一个人处在他的最佳状态时，活动变得不费力和容易了。在其他时候需要经过努力、紧张和奋斗的事，现在觉得不需任何争取、工作或劳动，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同这一点紧密联系的是经常感觉优美并显得优美。在任何事情进行得顺利、得心应手、超速运行的时候，这种优美才会悄然出现，而且是和平稳、容易、不费力的充分发挥作用一起到来的。
从外表上看，这个人这时是镇静的、有把握的和正常的，似乎他确切地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并且是全心全意地干这件事，没有疑惑、含糊、犹豫或部分撤退。这是对于目标不是一问即过或轻轻地一击，而是完全击中的。伟大的体育家、艺术家、创造家、领导者和行政官员，当他们的活动处在他们的最佳状态时，都显示出这样的行为品质。
虽然，这一点与以前各点相比，与同一性概念的关系较少，但是，我认为，它应当作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的副现象包括在内。因为它是可供研究的足够客观和普遍的特征。我认为，对于完全理解那种似神的快乐——幽默、玩笑、憨态、嬉戏、大笑等，也需要它。我认为，这种特征是同一性最高级的存在价值之一。
与其它时候相比，人在高峰体验时更觉得他自己在他的活动和感知中是负责的、主动的，是创造的中心。他觉得他自己更像一个原动力，更能自我决定而不是被引起的、被决定的、无助的、依赖的、被动的、软弱的、受摆布的。他觉得自己是自己的老板，是完全负责的，是完全随意的，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觉得自己比其它时候有更多的“自由意志”。
在旁观者看来，他也是同样的情况。例如，他变得果断了，看起来更强有力，更专心致志，更善于嘲弄或压倒对立面，更坚定地确信自己，能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企图阻止他是徒劳的。而且，他似乎丝毫不怀疑他自己的价值，不怀疑他做自己决定的事情的能力。对于旁观者来说，他显得更值得信赖，更可靠，是一个更有利的打赌对象。在治疗中，在成长中，在教育中，在婚姻生活中，发现这个伟大的时刻——变得负责的时刻——一般是可能的。
在高峰体验时，他摆脱了价值感、自我承认、自爱、自尊的消极方面——阻碍、抑制、谨慎、畏惧、怀疑、控制、保留、自我批评。这个特点不但是主观现象，也是客观现象，而且可以进一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描述。当然，这个特点不过是已经列出的特点和下面将要列出的那些特点的不同“侧面”。
虽然，这些事件原则上是可检验的，因为这些事件在客观上是力量和力量的搏斗，而不是力量和力量的协作。
行动是更自发的、更表现的、更单纯的（坦率的、天真的、诚实的、耿直的、真挚的、赤子般的、不矫柔造作的、不设防的、无抵御的），更自然的（简单的、从容的、不犹豫的、朴素的、笃实的、真诚的、在特定意义上原始的、直接的），更无控制和自由流露的（自动的、冲动的、反射式的、“本能的”、无拘束的、无自我意识的、无思想的、无意识的）。
真正同一性的这个侧面是如此重要，有如此多的折光色彩，要描绘和传达它是如此困难，我认为在下述不完全同义的词中有重叠的意义：非故意的，自愿的，自由的，非强迫的，不加思量的，不审慎的，鲁莽的，无保留的，无抑制的，自我泄露的，坦白的，不掩饰的，开放的，不假装的，不虚构的，直截了当的，无邪的，非人工的，无焦虑的，信赖的。在这里我暂不谈“良知”、直觉、存在认知问题。
在特定的意义上，他是更有“创造性的”。由于有更大自信且无怀疑，他的认知和行为就能够以不干预的方式、道教的方式，或以格式塔心理学描述过的灵活方式，按照它内在的、“显露出来的”条件（而不是根据自我中心、自我意识的条件），按照任务、责任（弗兰克语）或由工作自身性质提出的条件，把自身塑造成有问题的或无问题的状态。因此，他的认知和行为是更即兴的、即席演奏的、临时的、更不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是更突然的、新奇的、新鲜的、不陈旧的、不圆滑的、非出于教导的、非习惯性的。它也是较少准备的、较少规则的、较少设计的、较少预谋的、较少练习的、较少预想的。因此，这些认知和行为都是相对非寻求的、无欲念的、非需要的、无目的的、非追求的、“无动机的”、或无驱力的，因为这些认知和行为是自然发生的，是新创造的，而不由以前引起的。
从另一种角度考虑，所有这一切还能够描述为极端的惟一性、个体性或特异性。如果说所有人大体上都是彼此不同的，那么，在高峰体验时，他们有了更纯粹的差别。如果说，人们在许多方面（在他们的角色上）是可以替换的，那么在高峰体验时角色就消失了，人们变得极少有互换性了。无论“独特的自我”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的起因是什么，反正它在高峰体验时总是更为独特的。
从各种意义上来讲，个人在高峰体验时，最有此时此地感，最能摆脱过去和未来，最全神贯注于体验。例如，这时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倾听。由于他这时最少成规和预期，所以他能够完全倾听，而没有被拖入以过去的情况为基础的预期（过去情况不可能和现在情况完全一样），也没有被拖入以规划将来为基础的忧虑，这样就意味着，只是把当前作为达到未来的手段，而不是把现在本身作为目的。而且，由于他这时超越了欲望，所以，他也无需依据畏惧、怨恨或希望形成任何生活的成规。另外，他也不需要凭借比较此时此地有什么东西和没有什么东西，才能做出评价。
高峰体验时刻的人，成为一个更纯粹精神的而较少世故的人。也就是说，在高峰体验时，他的改变更多的是由内在精神的法规决定，而不是被非精神的现实法则决定。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或者是荒谬的，然而并不矛盾。而且，即使是矛盾的也会得到公认，因为这具有某种意义。在既不干预自我也不干预“其他”的时候，对于“其他”的存在认知最有可能；尊重并热爱自我和尊重并热爱“其他”，二者相互容许、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我之所以能够最好地掌握非自我，靠的是非掌握，也就是依靠让它成为它自己，任其自然，允许它按着它自己的、而不是按照我的规律生存。正如我成为最纯粹的我自身的时候，我就从非我中解放了我自己，拒绝让它控制我，拒绝按照它的规律生活，坚决要求按着我内在的规律生活一样。这种情况产生的结果是，精神内（我）和精神外（其他）就不再是极端不同，肯定不再是真正对抗性的了。另外，也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两套法则都变成令人快乐和感兴趣的了，甚至它们二者能够整合或溶汇在一起。
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语言迷津的最好例子是两人之间的存在爱关系。当然，任何其他高峰体验也都可以作为范例。显然，在这种理想交往（我称之为存在范畴的水平上，自由、独立、掌握、不干预、信任、依靠、现实、别人、分离等词，全都是在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意义上使用的，在日常生活的缺乏、需要、要求、自我保存，以及两歧式、两极性、分裂的缺失范畴中）中，这些意义是没有的。
从理论上而言，强调不力求式无需要方面，并且把它作为我们正在研究的同一性的中心点。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通过某些途径变得无动机或无驱力了，特别是从缺失性需要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在论述这个高峰体验时，把最高、最可信赖的同一性描述为不力求的、无需要的、非希望的，即描述为超越了日常的需要和驱力的，也有类似的意思。他只是存在着。快乐已经达到，而这对于追求快乐来说，则意味着达到了暂时的目的。
己对自我实现的人做过类似的描述。现在，事事都是自愿地、倾泻式地、没有意志地、不费力地、无目的地到来的。此时，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体内平衡或降低需要，不是为了避免痛苦、不愉快或死亡，不是为将来进一步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即他的行动是绝对的，而且没有匮乏动机。此时，他的行为和体验成了本质的东西，是自我证实的，是目的行为和目的体验，而不是手段行为和手段体验。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需要和要求，没有缺失，不缺乏什么东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满足的，所以我把这个水平上的人叫做超绝的人。他们这种“崇高的”、“极佳的”、超凡的特点，特别是他们的这种行动，已被推断出是以无所求为基础的。我觉得，这些推论在理解人的这种活动上（他们当时的行动是无所求的）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例如，我觉得它对于理解超凡的幽默和娱乐理论、厌烦理论、创造性理论等，都是很有启发的。人的胚胎也是没有要求的这种事实，是高级涅和低级涅易于混淆的根源。
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他们通常倾向于成为诗一般的、神秘的和狂喜的表达和交流，似乎这是表现存在状态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语言。我只是在我的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身上察觉到这种语言，因此，对于这一点谈不了多少。同一性的言外之意是，真正的人正因为他是真正的人而可以变得更像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和先知。
一切高峰体验都可以有效地理解为利维的完满动作，或格式塔心理学的闭合，或者赖希的完全兴奋型，或者完全的释放、发泄、极点、高潮、尽善尽美、倾尽、完成等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未完成课题的持续活动、部分表露的心情、内部不完全通畅的运动、没有痛哭出来的悲哀、限食者的半饥饿状态、永远达不到完全整洁的厨房、有保留的性交、必须不表现出来的愤怒、得不到练习的运动员、墙上不可能改正的扭曲图画、不得不吞咽的愚蠢、不称职、不公平等等。从这些例子中，任何读者都应该能从现象的逻辑中理解到完满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个观点有助于增进对于非力求、整合、放松等等的理解。完满被看作完善、公正、美，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自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有了同型性和辩证关系（互为“因果”）的时候起，我们就接触到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世界怎样彼此创造这个问题了。
同一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人本身很可能就是完善的和最终的；肯定他不时地体验到了立体的定局、完满和完美。最后，却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达到顶峰的人能够达到完全的同一性；而没有达到顶峰的人必然总是保留有不完全的、缺失的、力求的某种东西，他生活在手段之中，而不是目的之中。如果这个相关被证明不是完全相关，那么，我至少可以肯定，真实性和高峰体验之间是正相关。
当我们考虑肉体的和精神的紧张以及持续不绝的不完全性时，它们不但同安详、平和、心理健康不相容，而且它们也可能同肉体健康不相容，这看起来是合乎道理的。而且，我们也有了理解这个迷惑人的发现的线索，即许多人报告，他们的高峰体验似乎莫名其妙地近似（美妙的）死亡，似乎在最强烈的生活之中也具有与其矛盾的渴望或意愿。也许，任何尽善尽美的完成或终结，在隐喻、神话或古语上就是死亡。
我极强烈地感觉到，某种爱开玩笑的心境是存在价值之一。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它是高峰体验时相当经常的报告，而且，研究者也可以从报告者的外部行为观察到这一点。
描述这种存在性爱开玩笑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英语在这方面非常贫乏。一般地说，英语不能描绘“较高级的”主观体验。它具有广阔无垠的或超凡的好脾气的特质，当然是超越了任何敌意的性质。同样，它可以容易地被称之为幸福的快乐，兴趣盎然或兴高采烈。它具有由于丰富或过剩而溢出的性质（不是缺失性动机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对于人的渺小（软弱）和伟大（强有力）都感兴趣或者高兴，而超越了统治和从属的两极性。它有某种凯旋性喜悦的性质，有时它可能也有宽慰的性质，它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
在马库斯和布朗所描绘的意义上说，它是最终的、尤赛琴的、优美精神的、超然的，它也可以称之为是尼采哲学的。
作为规定的要素，它内在地包含有从容、不费力、优美、好运气、摆脱抑制的宽慰、约束与怀疑，和存在认知在一起的乐趣，它超越了自我中心和手段中心，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历史和地域的观念。
在谈论它时，所用的方法和谈论美、爱、创造性智力一样，使用整体性法则。这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它是二歧式的解决者，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人的处境的一种良好解决途径，它教给我们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这就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它能够使我们既生活在缺失王国里，又生活在存在王国里，既是唐吉诃德，又是桑乔·潘萨，像塞万提斯那样。
人们在高峰体验的时刻，以及在这之后，特别地觉得幸运、侥幸、恩遇。一个并非罕见的反应是：“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高峰体验不是由设计安排带来的，它们是偶然发生的。我“被“快乐惊呆了，而最为直觉的是惊愕、出乎意料、惬意的“认知震动”。
感恩感是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结果。信教的人是对他信仰的神感恩，其他人是对命运、对大自然、对人、对历史、对父母、对宇宙、对可能有助于造成这个奇迹的任何东西感恩。感恩可能转化为礼拜，表示感谢、崇拜，给予赞扬、供奉，以及其他某些很容易成为宗教格局的反应。显然，任何宗教心理学，无论是超自然的还是自然的，都必定考虑这些事件，此外，也必定重视宗教自然主义起源论。
这种感恩感非常普遍地表现为或者引导到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的包容一切的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这种感恩感或者是为世界做某种好事的冲动，经常引起一种报答的渴望，甚至会引起一种责任感。
对于我们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或真正的人的谦卑和骄傲，完全可能有理论上的连结。无论是敬畏的人，还是感激的人，幸运的人对他的好运气都很难充分信任。他必然向他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配得到这种幸运吗？”这些人通过把骄傲和谦卑溶合为一个复合的、超级的统一体，即通过成为在一定意义上的自豪和恭顺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二歧式。骄傲并不是傲慢或偏执狂，而是带有骄傲色彩的谦卑。若不二歧化它们，它们决不会病态化。存在性感恩能够使我们把英雄和谦卑整合到一个外壳之内。
强调一个我已经论述过的主要矛盾，即使我们并不理解这个矛盾，但我们必须处理它。同一性、自我实现、自主、个别化、霍尼的真正自我、真实性的目标，看来既是一个终极目标，又是一个过渡性目标——过渡的仪式、通向超同一性道路上的一步。这似乎就是说，它的功能就是消灭它自身。从其他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东方式的——超越自我和消除自我、忘掉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察，同世界溶合并与它同化，那么，多数人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就是经由完成同一性，经由完成一个坚强的真正的自我，以及经由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通过禁欲主义。
在高峰体验时刻，我的年轻的研究对象倾向于报告的两种肉体反应：一是激动和高度紧张、觉得发狂，喜欢奔上奔下，喜欢高声呼喊；另一个反应是放松、平和、从容、宁静感。例如，美妙的性体验、美感体验，创造狂热之后，两种反应都是可能有的；或者是继续高度的激动，不能入睡，不想去睡，甚至没有食欲、便秘等等；或者完全的放松，迟钝，深深的睡眠，等等。也许这一点与这个理论有某些联系，但我却不清楚其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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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体系中，抗拒与压抑的保持有关。但是，沙赫特已经证明，在产生有意识概念方面的困难中，除了压抑这种根源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根源。孩子可能有过的一些感知，可以说在成长过程中就已经“忘掉了”。我也试图在软弱者抗拒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原初过程认知和坚强者抗拒被禁止的冲动、驱力与希望之间进行区分。这些发展以及其他的发展都表明，扩展“抗拒”概念的意义是合乎需要的，抗拒近似达到顿悟的困难，不管这些困难的起因如何。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在治疗的情境中，“抗拒”的另一个根源可能是患者对于被类化或临时归类有一种健康的厌恶，即厌恶他的个别性、他的独特性、他与一切其他人的差异、他的特殊同一性等等遭到剥夺。
我以前把类化描述为认知的廉价形式，实际上是两种非认知的形式，一种迅速地、容易地编目，它的作用是使应有的努力成为不必要的，这种努力是更审慎的、对个体特征的认识和思考所要求的。把一个人安置到一个体系中去，比按着他的实际情况了解他所需要付出的精力要少，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所觉察的一切是一个人的抽象属性，这些特性表明他所从属的种类，如婴儿、侍者、瑞典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妇女、将军、护士，等等。类化时强调的是这个人从属的种类，对这个种类来说，他只是一个样品，而不是一个人，是类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但应注意到有关类化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一般来说对人的类化是冒犯性的，因为类化否定他的个体性，或没有注意他的个人性质，他的分化的、独一无二的同一性。正如詹姆斯1902年所发表的著名表述：
智力在一个对象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和某个其他东西归入一类。但是，任何对象对于我们有无限重要性的、并且也能唤醒我们专注的东西，似乎是它应当是自成一类的和独特的。很可能，一只蟹如果能够听到我们毫不费力地、也不道歉地把它归入甲壳纲，而且就这样处理了它，那么，它也许会充满人身攻击感，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自己，我仅仅是我自己。
一个说明对人进行类化能引起怨恨的例子，可以从墨西哥和美国研究男性、女性概念的著作中援引出来。美国大多数妇女，在第一次到达墨西哥之后，都觉得这里是令人很愉快的，她受到像对男人那样高的尊重，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口哨声、呼啸声，并受到各个年龄的男人们的热切追求，认为她是美丽的和宝贵的。这对于许多经常有心理矛盾的美国的妇女来说，可能是非常满意的和治疗性的体验，因为这使她们觉得做女人真好，更准备享受女性，反过来这又使她们显得更加女子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至少是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发现，这绝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她们觉察到，对墨西哥的男人来说，任何妇女——老年妇女和青年妇女，漂亮的和不漂亮的，聪明的和不聪明的——都是宝贵的，彼此之间的区别待遇很小。而且，她们发现，与美国男子明显不同的是，墨西哥的男子能平静地对待拒绝，简直太平静了。看来，他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而且会迅速地转向另一个妇女。这种情况意味着对于单独的一个妇女个体，对他不是特别宝贵的；而且也意味着，他的一切努力是指向妇女的，而不是单独地指向她的。这就包含这种含义：一个妇女与另一妇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她是可以由其他妇女代替的。她发现，她不是宝贵的，宝贵的是妇女这个类。最后，她感觉被侮辱了，而不是被奉承了。因为她要求的是作为一个人，作为她自己，而不是作为她的类别，而成为可宝贵的。当然，女性是比个人性占优势的，它要求优先的满足，然而它的满足就使得个人性的要求在动机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持久热烈的爱情、一生一婚制和妇女的自我实现，全都能够由尊重特定的人造成，决不会因尊重“妇女”这个类而造成。
不满意被类化还有一个极普通的事例。如果对青少年说“唉呀！这只是你经历的一个阶段，你最终会长大”，就会普遍引起他们的愤怒。对这个孩子是悲剧性的、真实的、不平凡的一切事情都不能一笑置之，哪怕这是对其他千百万人是已经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一个最终的解释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结束与求诊者第一次短暂而匆忙的交谈中说“你的麻烦，粗略地说，就是你的年龄所特有的”，这个潜在的患者变得非常愤怒，他后来报告说，觉得被丢弃了和被侮辱了。他觉得仿佛他被当作一个孩子了：“我不是一个样品，我是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这种考虑也有助于把我们的抗拒概念扩展到经典的心理分析中。因为抗拒通常只看作是精神病患者的防御，是抵制那些很可能听到或感知到的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因为它通常被看成是某种不合乎需要的东西，某种需要克服和分析掉的东西。但是，正如上述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被看成疾病的东西有时可能是健康的，或者至少不是疾病的。治疗者在他的病人身上感到的困难，即他们拒绝承认某种解释，他们的愤怒和回击，他们的执拗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几乎必定是由拒绝被类化引起的。因此，这样的抗拒可以看成是维护个人的独特性、同一性和个性，是反对攻击和蔑视。这种反应不仅维护了个人的尊严，而且也帮助他抵御了不好的常在诊断，即把个人的病情归入一定的类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诊断与其说是一种治疗的必要程序，不如说是一种法律上和管理上的必要程序。甚至在精神病医院里，这一点也变得日益清楚了，没有什么人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病人，诊断说明更长、更丰富、更复杂了，简单贴标签已经很少生效。
现在已经清楚认识到，必须把患者看作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作为某一类别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如果主要目的是心理治疗的话，就必须这样做。理解一个人和给一个人归类或类化并不是一回事，而理解一个人则是治疗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现代成功心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