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大学周会上的讲演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
今天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我来本校是搞国学院研究工作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论理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多读中国的书。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到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这使我想到，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
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书，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的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好学的，好读书是好的。但是不要“读死书”，还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读书”，还要关心社会世事；不要“读书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书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可以相信的，也有不可以相信的。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是从古史实的可靠性说的。我说的有可以相信，有不可以相信，则是从古书的思想性说的。你们暂时可以少读中国古书，如果要读的话，切不要忘记：明辨，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其次，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像有“遇事生风”的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看科仑布的探新大陆，南生的探北极，以及各科学家的种种新发明，他们的成绩，哪一件不是从好事得来的。即如本校，本是一片荒芜的地方，建校舍来招收学生，其实也是好事。所以我以为“好事之徒”，实在没有妨碍。
我曾经看到本校的运动场上，常常有人在那里运动；图书馆的中文阅览室，阅报看书的人，也常常满座。这当然是好现象。但西文阅览室中的报纸杂志，看的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不关重要似的。这就是不知好事，所以才有这种现象。不知西文报纸杂志，虽无重大关系，然于课余偶一翻阅，实在也可以增加许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对于一切科学，都要随时留心。学甲科的人，对于乙科书籍，也可以略加研究，但自然以不妨碍正课为限。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略知一切，毕业以后，才可以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
但是，各人的思想境遇不同，我不敢劝人人都做很大的好事者，只是小小的好事，则不妨尝试一下。比如对于凡可遇见的事物，小小匡正，便是。但虽是这种小事，也非平时常常留意，是做不到的。万一不能做到，则我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加以讥笑轻蔑！
注释
①本篇录自薛绥之主编的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