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
我是于十八号到广东来的，前天学生会代表来说要开一个欢迎会，我想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为我还没有到享受开会欢迎的程度。这事真有点困难了，若是不说几句话，那对于诸同学的好意未免辜负了，要来说话，可是又无什么话可说。
对于我的本身，社会上有许多批评和误解，而对于这些误解和批评，我又没有工夫做文章来辩护辩护。譬如有人说，我是对社会的斗争者，或者因为这句话，引起了诸位对于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并非一个斗争者，如果我真是一个斗争者，我便不应该来广东了，应该在北京、厦门，与恶势力来斗争，然而我现在已到广州来了。
从前我很惹人讨厌，这里也讨厌我，那里也讨厌，到了厦门，厦门也讨厌我，我实在无地可跑了，这时恰好中山大学委员会打电要我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有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就是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大看见。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虽则，有许多情形，我还没有看见到的。
但如列宁纪念的电影，这在外省确实看不见的；又如许多工会，在外省也看不见的。但这并不稀奇，并非可怕，这原应该是很平常的现象。
我总觉得广东未见得有新的气象，许多外省人说广东可奇可怕，我想或者他们的眼睛生了什么毛病吧。
或者因为我到广东未久，所观察的不多，浅薄得很，所以没有见出可奇可怕来也说不定。但我可以说，广东民众所受的压迫要少些，比较去了一点。至于社会的现状与从前是相同，许多要做的要建设的还未着手。例如拿文艺一项说吧，实在沉静得很，跑到中央公园，公园中间竟有一个观音像摆着，我并非因为观音是菩萨而反对他，我以为就是观音也要做的好一点。
中山先生是开国的元勋，广东是他建设民国的根据地，又是他的故乡，但我们跑到街上一走，我们只看见有孙先生的照相，但并没有他的画像。
文艺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见《广州文学》一样。
因此，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这或者可以解说，他们忙得很！诚然他们是忙一点，有种种运动，种种工作。但哪有这么多人全是忙着的？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实在太少了，这是什么缘故？既然不是“忙”一个字，那就是第二个字“懒”了，若不是懒，我实在找不出第二句说话来。
这样一个沉静的社会，于我是很好的。因为许多朋友，从前相好的来会会我，而许多新的朋友对我又表示好感，所以斗争的事还没有。至于旧的和我们斗争的，也没有在后面跟着来——这样，使我懒下去，倒也觉得很是舒服。
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
然而广东实在太平静了，因此，刺激和压迫，也不免太少了。诸位青年不知怎样感觉着，我呢，我觉得不大舒服。因为我从前受的刺激和压迫太多了，现在忽然太轻了，我反而不高兴起来。我好比一个老头儿，本来负着很重的担子，他负惯了，现在忽然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他必须觉着少了什么似的，大不高兴起来了呢。
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觉得很舒服了。
民元已过去了，民国也算成立了，但文艺上有了创造没有？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然而有许多青年都有一个“怕”字的心里，他们怕幼稚，怕人家骂。幼稚是不要紧的，最初虽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长起来，发展出去，如一个幼孩，他虽然是一个幼孩，但并不见得幼孩是可羞耻的。所以作品虽然是幼稚，但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这是不要紧的，我们不要怕。
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彩，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彩，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样，我们只要，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
就是思想旧也不要紧，也可以发表，因为现在是过渡的时期。现在纵有旧的思想，也可以叫出来，给大家看看。
可是旧的对于新的是不是全无意义吗？不是的，是很有意义的，有了旧的，才可以表示出新的来。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进步了。故不论新的旧的，都可以叫出来，旧的所以能够灭亡，就是因为有新的，但若无新的，则旧的是不亡了。譬如人穿上新的衣服，但身子仍然是旧的，这是不能亡的好例。
我以为文艺这个东西，只要说真话，暂时总可以存在的，至于将来，可也不必管他。这时候是过渡的时代，不过新的运动应该要开始了。
我将来能不能有什么贡献，是不敢说的，但我希望以中山大学为运动的中心，同学们应该开头着手努力了。我觉得我是无力来帮忙的——我已无学问，又没有创作力，况且学问与创作力是不可以并存于同时间的。
我要做教员，我便不能创作；我要创作便不能做教员。编讲义的工作是用理性的，而创作需要感情。如今大编讲义用理性，明天来创作用感情，后天又来编讲义又变为用理性，大后天又来创作，又来用感情，这样放了理性来讲感情，或放了感情，便来讲理性，一高一低，是很使人不舒服的。
或者我将来的讲义编得不好，而创作也弄得不好，所谓一无所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将来，广州文艺界有许多创作，这是我希望看见的，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观地位来说话，其实在社会上是没有旁观地位可说的，除了你不说话。我年纪比较老一点，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我把他放下了，虽然他们要骂我，我也不管他。譬如抬一样东西，要把他抬得高高，我可以帮忙抬一抬，但要使他抬得高，必然要大家一起来抬才行的。
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这个对于中国，对于广东，对于一切青年的思想都有影响的。诸位青年创造力的发现，这对于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我这次到广东，要说带了什么好消息来，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因此我很抱歉，无什么话可说，我只希望大家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是很难说的。可是大家做做总不会错，做起来总比睡着的好，像死般沉寂下去的好得多。永久的做，你做了更有人接下去，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意思，便发表出来，要这样不断地努力的干下去。我能不能这样做下去而有成绩，我自己不知道。诸君能够这样做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不间断地做下去，将来一定有一定的收获了。有的人我很不赞成，他们做文艺的东西，做了二三年便不做了，画也画了几年便停笔了，这都是不好的。
诸位现在都不过二十岁左右，从今天起便努力继续地做，若到六十岁，有了四十年这么长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有价值的结果的，若希望二年后便有成绩，这是很难的，结果必然会失望，但我们在短期内，虽没有好成绩，我们不要失望，我们只管做下去，我在广东一天，我有力可以帮忙诸位来研究与创作。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中山大学《校报》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