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恕—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g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在一部旧的笔记小说——我忘了它的书名了——上，曾经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朝有一个武官叫说书人讲故事，他便对他讲檀道济——晋朝的一个将军，讲完之后，那武官就吩咐打说书人一顿，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道：“他既然对我讲檀道济，那么，对檀道济是一定去讲我的了。”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三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副标题所记八月十二日有误。
②《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该报最初的内容。除国内外新闻记事外，还刊载一些竹枝词、俗语、灯谜、诗文唱和等；这类作品的撰稿者多为当时所谓“才子”之类。
③古今体诗古体诗和今体诗。格律严格的律诗、绝句、排律等，形成于唐代，唐代人称之为今体诗（或近体诗）；而对产生较早，格律较自由的古诗、古风，则称为古体诗。后人也沿用这一称呼。
⑤《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书中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作了讽刺和批判。
⑥《三宝太监西洋记》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代罗懋登著，共二十卷，一百回。
⑥《快心编》清末较流行的通俗小说之一，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桔居士评点，共三集，三十二回。
⑦《点石斋画报》旬刊，附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一八八四年创刊，一八九八年停刊。由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后来吴友如把他在该刊所发表的作品汇辑出版，分订成册，题为《吴友如墨宝》。吴友如（？—约1893），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
⑧绣像指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卷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⑨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他在上海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⑩“浮世绘”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自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
（11）“拆梢”即敲诈；“揩油”，指对妇女的猥亵行为；“吊膀子”，即勾引妇女。这些都是上海方言。
（12）《迦茵小传》英国哈葛德所作长篇小说。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的译文，仅为原著的上半部，一九○三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当时流行很广。后由林琴南根据魏易口述，译出全文，一九○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3）先译者的大骂当指寅半生作《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一文（载一九○六年杭州出版的《游戏世界》第十一期），其中说：“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将有孕一节为迦因隐去。……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百计所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另补之以彰其丑。……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迦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减轻薄夫迦因也。”
（14）天虚我生即陈蝶仙，鸳鸯蝴蝶派作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声中，他经营的家庭工业社制造了取代日本“金钢石”牙粉的“无敌牌”牙粉，因盛销各地而致富。按天虚我生曾于一九二○年编辑《申报·自由谈》，不是《眉语》主编。《眉语》，鸳鸯蝴蝶派的月刊，高剑华主编，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一六年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15）鸳鸯蝴蝶式文学指鸳鸯蝴蝶派作品，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先后办过《小说时报》、《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因《礼拜六》影响较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
（16）《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17）伊孛生即易卜生。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写娜拉（诺拉）不甘做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五四”时期译成中文并上演，产生较大影响。其他主要剧作也曾在当时译成中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八年六月）并出版了介绍他生平、思想及作品的专号。
（18）《终身大事》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19）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语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20）文学研究会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新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或消遣的东西，同时努力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该会当时的活动，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编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多种。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21）创造社“出马的第一个广告”，指《创造》季刊的出版广告，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其中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话。
（22）这里说的批评误译的专论，指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雅典主义”》的文章。它对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小说月报》）一文中将无神论（Atheism）误译为“雅典主义”加以批评。
（23）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径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一年他同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提倡复古主义，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24）《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始由王蕴章、恽铁樵先后主编，是礼拜六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因此遭到礼拜六派的攻击。一九二三年一月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25）《小说世界》周刊，鸳鸯蝴蝶派为对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创办的刊物，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2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为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一九二六年投身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和民主运动。他的著作丰富，对我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27）冈却罗夫（И。А。Гончаров，1812—1891）通译冈察洛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等。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等文中曾多次提到奥勃洛摩夫这个艺术形象。
（28）指叶灵凤的小说《穷愁的自传》，载《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29）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投靠国民党。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孤独者》一文中曾说：青年们“愤怒而且嗥叫，像一个被追逐的狼，回过头来，露出┭馈…”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主编《青春月刊》，反对革命文学运动，提倡所谓“人类的艺术”。所著《人类的艺术》一书，一九三○年五月由国民党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30）厨州白村的这些话，见于他所作《苦闷的象征》第三部分中的《短篇〈项链〉》一节。
（31）《列宁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出，原名《中国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为《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又改为《列宁青年》，一九三二年停刊。这里所说的文章，指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三月）得钊的《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
（32）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明朝第一个皇帝。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曾登过他的画像，称他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中国革命之英雄”。
（33）按这里说的檀道济当为韩信，见宋代江少虞著《事实类苑》：“党进不识文字，……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令杖之。”
（34）拜了流氓做老子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并拜他们做师父和干爹的所谓“文学家”。
（35）民族主义的“文学”当时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反动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一九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