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清醒的人就算重病在床，房子着火也会挣扎着企图自救，因此不会出现身体着地部分烧伤程度明显较轻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呼吸和呼救，必然吸入大量的烟灰。
因此，说明在着火之前，死者已经死亡。也就是说，死者并不是被烧死，而极有可能是有人将其杀害之后纵火，企图制造火灾的假现场。
于是，宋慈进一步深入调查，终于发现是死者的妻子因与他人通奸，被死者发现，于是与奸夫一起将死者勒死，之后放火焚烧了屋子，造成失火死亡的假象。最后，凶手认罪伏法。
巧成本草业的唐慎微
唐慎微，字审元，北宋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他家世代业医，自己也精通经方，在当地很有名气。尽管如此，他仍然好学不倦，并拜李端伯为师，因此从晋原迁到成都华阳。唐慎微医德高尚，只要有人求他出诊，总是有求必应，不避寒暑雨雪。
宋代以前，医药书籍几乎全部靠手抄笔录或者口传心授保存下来。因此，一本新的著作问世以后，若干年后，要么流失殆尽，要么就是经过反复传抄，错误百出。
直到北宋时期，印刷术盛行，许多医药书籍才得以刻版流传。北宋开宝年间，由政府组织人员编写了《开宝本草》；嘉祐年间，又由政府组织儒臣医官分别编写了《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两本药书。这两次对本草学的整理，使许多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得以保存下来。
虽然，宋代官府对本草学进行了两次整理，但对古代的医药书籍只是有选择的采录，还有很多药学资料被遗弃了。如果不及时加以收集，这许多手抄的古代药学资料就面临着湮没的厄运。尽可能让前人所有的药学知识流传千古，也就成了唐慎微的最大心愿。
但是，要收集众多的古代手抄药学资料谈何容易。两次官修本草，动用了政府的巨大财力物力，向全国征集图书资料。官修本草的编写，是由饱学的儒臣领衔，有朝廷的医官参加，人员众多。可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医生，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宏愿呢？
有志者事竟成，唐慎微利用自身的优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因为读书人接触的书多，如果让他们来帮着自己收集资料就会十分方便。为此，凡是士人来找唐慎微看病，分文不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他们帮助收集名方秘录。
士人给予了唐慎微极大的支持，他们读书时，只要发现一个药名、一条方论，都赶紧记录下来告诉唐慎微。就这样，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唐慎微终于收集到了大量的医药资料。依靠这些资料，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收集到许多极为珍贵的药学资料，其中有一些是朝廷图书馆也未能收藏的，有一些是官府两次筛选所遗弃的，这些是后人了解唐代和五代以前药物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证类本草》为此后的本草学著作填补了空白。因此，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对唐慎微的业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皆其功也”。
王贶针刺救奇舌
王贶，字子亨，河南兰考县人，跟随自己的岳父习医。王贶还没有学通医道，便到京城开封府去游历行医，当时处境十分穷困和悲惨。
也许是他的运气来了，当时朝廷颁布了新的盐法，有位大盐商看了布告，惊吓得吐出舌头，再也不能收回，已经十余天不能进饮食，身体一天天消瘦，京都的医生对此都束手无策。
大盐商的家人非常焦急，于是便在街市上张贴告示说：“若有人能治好此疾，就用一千万钱酬谢医生。”王贶贪其丰厚财礼，便应聘前往。
当王贶看到盐商口吐长舌不能回收的症状时，突然发笑而不能制止。病家见医生发笑不止的怪异行为，就追问他，王贶竟大言不惭地说：“我所笑的是，这么大的京城，竟然没有人能够治疗这种小病。”
于是，王贶吩咐病人的家属速取《针灸甲乙经》来，王不在意地查阅着，没想到竟然发现一穴，可以治疗盐商的吐舌病。王贶立即对病家说：“这种病我一针就可以见效。但必须给我写下字据，万一治不好，那也不能怨恨我。”
病家实在没有办法，也就依从了他。王贶急忙用针，过了一会，商人的舌头还真的能像往常那样收缩自如。商人全家大喜，既按照预约的财礼酬谢王贶，又到处宣传他的医名。
从此，他便诸事顺利，医名也震动了北宋首都开封城。从此以后，王贶的家庭生活富裕起来。温饱解决之后，他才开始立志攻读医学方书，终于名闻天下。
后来，王贶因医术高明，得到了皇帝的宠爱，宣和年间晋升为朝请大夫。他所著的《全生指迷论方》一书，多为后人采用。
一针成功，确属偶然性，实为侥悻所得。所幸的是，后来有了“立志攻读医学方书”的勤奋，这才有名闻天下之举。医者需要不停的学习，医术才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正常的情绪活动，是人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七情分属于五脏，以喜、怒、思、悲、恐为代表，合称为五志。
怒为肝之志，怒则气上，即气机上逆之意，暴怒可导致肝气疏泄太过而上逆为病。
喜为心之志，喜则气缓，即缓和紧张情绪，太过则导致心气涣散。
悲忧为肺之志，悲则气消，悲哀太过会耗伤肺气。
思为脾之志，思则气结，思虑太过，则可导致脾气郁结，中焦气滞，水谷不化。
恐为肾之志，恐则气下，过于恐惧，则肾气不固，气陷于下。
惊与恐不同，自知者为恐，不知者为惊，惊则气乱，即导致心气紊乱。
七情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反应，在正常的活动范围内，一般不会使人致病。只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正常生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引起疾病。七情对疾病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它可促进病情的好转与恶化。
妙道真人吴本
宋代名医吴本，人称大道公。他自幼聪颖，刚满10岁就常跟着父亲吴通下海捕鱼。后来，其父患恶疾，因无钱医治而死。为此，吴本立志学医。不久，其母也因操劳过度而病逝。
此后，吴本云游四海，四处拜师学医。起初，他跟蛇医采药捕蛇，后又到一些名山古刹从师学道，苦练岐黄之术。17岁时，他不仅精通医术，并学得一身好武艺。
吴本云游归来后，开始在家乡行医。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少年被强盗砍倒在路旁，已然奄奄一息。他立即将这位鲜血淋漓的少年背回家里，细心的为其治疗。
吴本每天进山采来许多药草，给这位少年内服外敷，并天天用屋旁的山泉清水洗涤已经腐烂的伤口，最后终于救活了这个少年。至此，吴本高明的医术闻名乡野。
有一年，吴本随身带着一根5寸长的铜针，背着装满药丸的葫芦，又开始浪迹江湖，医行天下。他来到汴梁（今开封），看到人们围观一张布告议论纷纷。
吴本凑近一看，原来是宋仁宗皇帝的母后患病，太医对此束手无策，仁宗只好张榜告示天下，广征良医。诏书写道：“愈者，当赐官重赏。”
吴本对太后的病有几分把握，于是揭榜入朝。吴本经过一番诊视后，灸以艾柱，施以铜针，并从葫芦里倒出一些药丸，交给太后早晚服用。
过了几天，太后便完全康复了。仁宗皇帝非常高兴，重赏吴本，欲封吴本为御史太医。吴本却笑辞道：“我志在修真，慈悲济世，拯救苍生。荣华富贵，非我所愿。”
仁宗皇帝见挽留不住，就敕封吴本为“妙道真人”，广济民间。从此，吴本的名声传遍京城，也传到了家乡闽南。不久，他回到了白礁乡，住在一间破落低矮的小瓦房里。
有一天，漳州知府过生日，大办筵席，专程派轿来接他。吴本回话道：“治病甚忙，无暇赴宴。”公差还未走，一个衣衫破烂的农民气喘吁吁地走上门说：“我儿子被毒蛇咬伤了，想请你前去救治。”吴本立即放下饭碗，背上葫芦，就跟着上了路。
后来，泉州一带又遇瘟疫流行，死人无数。吴本背上葫芦，带着徒弟，奔走于安溪的崇山峻岭间和晋江的乡村小道上，采挖各种草药，救人无数。
泉州有座“花轿公”庙，庙首高悬一块明朝书法家张瑞图书写的“真人所居”的匾额，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当年吴本在此为穷人看病的功德。
无名医生治名医
宋神宗年间，有位名叫陈日华的，当地人都称之为小神医，他医术高明，医理精深。有一年，他突然发现自己解完小便后会流出数点鲜血，如逢饮酒，则尿血更多。
由于起初没有其他任何不适，所以他也未太在意，只是断断续续地服了一些汤药，就这样持续一个多月，仍没有好转的迹象，也未能找出是何种原因所致。
此时，陈日华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因为自己名声在外，如今自己患病却治不了，这岂不是让人家笑话，如再请别人治疗，更会让人家小看自己。
后来，他想起“三人行中，必有我师”的古训，于是放下架子，请一位名叫张康的医师给自己诊治。张康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也曾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张康了解了陈日华的病情后，又细心地为他诊了脉，然后说：“无大碍，此病好治。”当即找来了一些不知名的草药，让陈日华煎好后加入适量的红糖服下。
陈日华虽然有些无奈，但既然前来求人治病，也只好遵命。没想到才服用三次，竟再也未见便后流血，于是虚心问张康请教：“你给我用的什么灵丹妙药，竟有如此神效？”
张康笑着说：“这种草叫螺厣草，又名叫镜面草，有清热解毒、凉血化淤的作用。几年前，一位僧人将此秘方传授于我，今日有幸为先生驱除疾病，所以并非是我的功劳。”
陈日华连声道谢，后来与张康成为好友，互帮互学，一时传为佳话。
燥是秋季的主气。燥邪干枯，易伤津气。燥邪伤人，多从口鼻入侵，始于肺部。燥病有外、内之分。外燥温、凉之分，病变多反应于肺与皮毛。
初秋尚热，易成温燥；深秋渐凉，易患凉燥。温燥易致皮肤皱褶，身熟有汗，干咳无痰，口渴等症，病情较凉燥为重。凉燥多头痛恶寒，鼻塞，无汗，唇燥，咽干。内燥多为津血内亏所引起，出现口燥咽干，皮肤干涩，毛发干枯，小便短少，大便燥结等。
总之，燥邪伤人，易致津液亏耗，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燥甚则干。”
治病有功不忘谢扁鹊
宋代名医许希，他小时候患了一场大病，医治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好起来。后来，许希立志习医，日夜习读医籍经典。父母相继去世后，许希便独自一人来到京都闯荡。
许希最擅长的是针灸，由于医术高超，他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显贵人士也来找他看病。有一年，宋仁宗忽然感觉胸口剧痛，非常难受，御医们用尽了各种办法，可病情就是未见缓解。后来，有人向仁宗推荐许希，仁宗立即传旨请许希进宫诊治。
许希经过诊脉察舌后，说：“要治皇上的病，需要在心下包络之间的地方进针。”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在此处施针十分危险。宋仁宗自己也十分害怕。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有侍臣说自己愿意为仁宗以身试针。许希立即在这位侍臣身上试针，宋仁宗看到侍臣并没有什么异样，这才允许许希为自己施针。
许希针刺之后，仁宗的胸痛很快消失了。宋仁宗非常高兴，重赏了许希，并任命他为翰林医官。许希向皇上谢恩后，又转身向西方行礼。宋仁宗大惑不解，就问他这是为何？
许希说：“扁鹊是臣的老师，治好皇上的病不是臣的功劳，而是老师在暗中帮助，臣怎敢忘记老师？希望皇上恩准臣用这些赏赐兴建一座扁鹊庙，以表达臣对老师的敬意。”
仁宗立即同意，并封扁鹊为灵应侯。扁鹊庙修好之后，引来很多学习医术的人到这里参拜。后来，宋代的太医局就设在扁鹊庙的旁边，许希在这里教学行医，官至尚药奉御。
得气又叫针感，病人可感到酸、麻、胀、重、上下走窜；医生感到针下沉涩紧。未得气，可能是没有扎到穴位上，及时调整针刺的部位、深浅、角度，加以提插、捻转即可。若遇到体质虚弱、经气不足的病人，要稍留一会针后，再提插、捻转几次。
针刺补泻的手法较多，最常用的有三种：一、提插补泻，提（退）是把针从深的地方提到浅的部位；插（进）是把针从浅的部位插进到深的组织。得气后，将针上下提插，先浅后深，反复重插轻提为补法；反之，先深后浅，反复重提轻插为泻法。
二、捻转补泻，是指将针体作前后左右来回的捻转运动。行针时，以捻转较重、角度较大者为泻法；相反，以捻转较轻，捻转角度较小者为补法。
三、平补平泻，是指把针扎进穴位以后，再做均匀地提插捻转，使针下得气，然后根据情况把针退出体外，或留针15~20分钟。
急性病，每天针一次，十次为一疗程，休息3~7天；慢性病，隔日针灸一次，十次为一疗程，休息七天。
既治病，又治国
许国祯的祖父、父亲都曾任朝中官员，且都懂医。许国祯秉承家传，年轻时就已经以医术出名。元世祖忽必烈还未登基时，许国祯就已经授命来掌管医药，他为人也很正直。
当时，有位御医为王妃治眼疾，因为用针不当，使王妃的眼睛失明，忽必烈大怒，下令将这位御医处死。这时，许国祯站出来说：“其罪该死，但御医也是普通人，治疗王妃的贵体，难免会紧张而造成失误，如果因此事杀了他，以后谁还敢来为皇亲国戚看病呢？”
忽必烈觉得许国祯说得有理，也就赦免了那位御医。后来，忽必烈自己患病，让许国祯为他诊治。许国祯开了一服药，忽必烈刚喝了一口，觉得实在是太苦，再也不肯喝了。
许国祯劝说道：“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今天皇上如果不喝下这药，以后病情加重，还是需要服用，那样岂不是要遭受更多的痛苦？”
起初，忽必烈说什么也不吃药。结果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只好再次叫来许国祯，对他说：“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你说得很对，为了治好病，药再苦也得吃。”
许国祯借机对忽必烈说：“既然皇上已经体会到‘良药苦口利于病’，那么，‘忠言逆耳利于行’，想必皇上也会有所体会了。”治病的同时，还不忘给皇上灌输治国之道。
忽必烈非常器重许国祯，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怪罪他，只要说得有理还会嘉赏他。忽必烈出征时，许国祯常常辅佐在他的身边，为忽必烈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功劳。
忽必烈即位后，在朝政治理中，许国祯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并向皇上推举了很多有识之士。忽必烈还授予他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召见他时直接称他为许光禄。
许国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御医，而且在朝中的地位非常显赫。他以御医身份参与朝政，即照顾皇上的身体，又辅佐皇上治理国事，深得皇帝的信赖，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异法方宜治则，指治疗疾病不能固守一法，对不同的个体、时间、地域等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方为适宜。这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治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根据病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等不同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称“因人制宜”。如不同性别，妇女患者有月经、怀孕、产后等生理特点，治疗用药必须加以考虑。
年龄不同，生理机能及病变特点亦不同，老年人气血衰少，机能减退，患者多虚证或正虚邪实，虚证宜补，而邪实须攻者亦应慎重，以免伤正气。
个体素质有强弱、偏寒偏热之分，以及素有宿疾的不同，所以虽患同一疾病，治疗用药亦应有所区别，阳热之体慎用温补，阴寒之体慎用寒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