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在新旧转型期，清朝的统治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外族入侵中国，意图在这个苍老的东方国度里寻求更多的利益。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王国维也经历着思想观念的剧烈震荡。他于1902年因病从日本回国，觉得“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虽然人生的问题，让他走进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但这些理性主义的分析，并不能满足他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于是他将学术上的注意力由哲学转移到了文学领域，期望能在这非功利的美的享受中得到慰藉，《人间词话》就在他的这一人生阶段写就。这本薄薄的小书完成于1906—1908年，最初发表在《国粹学报》上。
《人间词话》没有严谨的学术体系，而是以一条条的品评文字来呈现思想。其看起来形式散漫，但王国维先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它的神是聚着的，这就是先生主张的“境界说”。这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其全部主张，他认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那么，什么是境界呢？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因此，以这一条标准，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晚唐至近代著名词人的好恶之情。例如他着力推举苏轼、欧阳修、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周密、陈允平等南宋词人的贬抑之情。
其实，在清朝词坛上，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前者竭力纠正明末词流于迂缓的毛病，因此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而不愿接近北宋词人，其缺点在于主张清空，却流于浮薄，主张柔婉，却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又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从而提倡深美闳约，醇厚沉着，强调词以立意为本，应有寄托，从而推崇周邦彦的词。王国维先生力图破此二流派的弊端，发出词学新声，重新确立北宋词人的主流地位，因此《人间词话》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一次正常的自我纠偏，从后来的效果看来，现在的读者大都更崇尚苏轼、辛弃疾等词人，应该多少也受到过这次纠偏的影响。
当然，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先生所写的纪念碑铭文中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再有影响的书，也是一家之言，或有可商的余地，但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此，《人间词话》问世以来，跟随着先生的名声一直流传海内，在学术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对于很多不读古代文学批评专业书籍的人，也会随手准备这小小一个册子，做平时品诗评词的参考。
本书，主要收录了《人间词话》的手定稿、删稿，以及其他散见各处的先生论词的文字，译注时借鉴了各位前辈学者的观点，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另外，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编者确实才学如微尘之末，文字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朋友谅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