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35岁至44岁的人们来说，大抵都不会忘记21年前那场摇撼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的红卫兵大串连。
红旗，标着形形色色长征队名的红旗，红日磅礴时云锦般攒拥。步履，带着榫头般的信念与累累血泡的步履，犹如太平洋风涛般壮观与骤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似乎是杂乱无序，遍倾全国——从老一辈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乎乎的繁华都市到边境荒僻的小寨……
当今的中国，又掀起一股“大串连”的洪波——这股洪波涌出国门，冲出亚洲，泻向世界。因为它的国际性，我们姑且称之为“世界大串连”。
“留学”这个词，也许对我国广大城乡的工人、农民、干部来说，还显得陌生。这样一句话：“FlightNo.53topariswillde-partfromGate6at9：30p.m.willallthepasseng-ersholdingticketskindlyproceedtoGate6atthistime.Thankyou.”（“开往巴黎的53号班机于晚上九点半由六号门起飞。请所有持票旅客现在前往六号门。多谢合作。”）对于他们更是显得天书般莫测高深……
然而，“留学”确如一个游荡的幽灵，早已在我国人才荟萃的大都会里闹得沸沸扬扬。上面这句话，早已几十遍地响起在我国一年举办四次的众多“TOEFL”（“托福”）考试考场上。每次它由二男一女重复3遍，几十万名中国人从耳机里听过这极纯正、极富感染力的美国口音。他们知道这是考试开始前一个让自己检查听音设备的步骤，如果不清楚，自己该马上举起手报告。更多的正待报考“托福”的中国人也熟悉它，犹如熟悉北京有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仅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开“托福”考试，考生是285人，1983年是2500人，1985年是8000人，1986年达到18000人。据1987年的前三次考试统计，人数更猛增到260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生。据说，现在世界上每年有40万人参加“托福”考试，其中一半是中国人（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在内）。
有关数字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与年俱增。9年来，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50000人。
当今的“大串连”与昔日的大串连同样恢宏。后者是体现在量上，前者则体现在质上——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红卫兵大串连并不杂乱无序。也许当年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网络般的轨迹呈现出的某种有规律的变化。某些点好似强大的磁场，向着它们，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的战役前，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它们便是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北京……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也同样目标明确。它的流向大抵是欧洲、北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美国……以赴美者人数最多。今天已有30000余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1000多所大学学习。
当今的“大串连”远比昔日的大串连长久。一走2年、3年，或者5年、8年，也许还有人就此做了黑头发、黑眼珠的洋人……
当今的“大串连”也远比昔日的大串连深刻。后者浮滥的激情不过是涨得快也退得快的潮水，留驻在人们心田的只是一块荒凉的大漠，成了今天孩子们不可思议的新“天方夜谭”；而前者，则有如执著地盘上大树的青藤，越来越强劲地涌人高楼的长风，它给予我们民族各方面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当今“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参加者们正是21年前红卫兵大串连的亲身经历者。当年没有谁比他们对“帝、修、反”更义愤填膺的了。今日同样没有谁比他们对奔去那片新大陆更煞费苦心的了。仅以我们读大学时的班级——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级文学专业为例，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的20多位同学中，已有10位去了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三届”……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对眼下的这一次“世界大串连”正议论蜂起，反响强烈。
一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当今中国国门洞开、八面来风，出国留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应该予以肯定，北京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说：“出国留学热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正常现象，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顺理成章，留学热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要实现四化，必须坚持打开这扇大门。”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建设，大家都打着留学的旗号去放“洋”，国内由谁来建设？而且，许多人只是把出国留学当做镀金捞好处的一块跳板而已。
相当一些人脑袋里的那根弦还绷得挺紧，出国留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崇洋媚外。四川一位知识分子与执意要出国留学的儿子尖锐对立到几欲脱离父子关系的程度。少数当年因曾留学海外而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间谍”的人，仍然未走出心中那片沉沉的阴影，他们担心一旦形势又黑下脸来，自己意欲出国留学的子女又将沦为“特务”、“间谍”………位在公安战线工作的老干部，连着几个月来几乎一日三餐都和跃跃欲试的儿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他曾在部队当过团政委，现在却感到力不从心，为此，他辛劳而又精心地制作了一本剪报。一日，他一本正经地将它掷到儿子手里，仿佛掷下一颗原子弹。儿子一打开：凶杀、失业、强奸、吸毒、走私、赌博、抢劫、性聚会、同性恋……儿子却轻松地咧嘴笑了，“爸爸，我看你蛮够格编本书了，书名就叫《西方犯罪大全》……”
文学不是评判，不应该等同于某一种结论。在我们眼里，文学历来只是人与人之间寻求理解与抚慰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本文着重记述的是已经参加或者将要参加这一“世界大串连”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
上海。晨曦微露，大街小巷还处于一夜好梦的袅袅余音里。位于乌鲁木齐中路、淮海路交界处的一幢西式花园楼房前却人头攒动，不一会儿排起一条长龙，争先恐后、熙熙攘攘的情状绝不亚于清晨小菜场里抢购海鲜或是时鲜菜蔬的热闹景致。所不同的是，人们在这儿“抢购”的是一种特殊的、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商品”——赴美留学签证。
大院旗杆上的星条旗和院门上方的一块镶金的鹰之雕像，标志着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驻沪领事馆。
上午8点，一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男职员出现在大门边。那神气却是美国式的，一番半是训斥、半是交代之后，他开始发牌儿了。这是“中为洋用”，为了对付争先恐后的签证申请者，美国人学来了我国大小商店里销售热门商品时常使用的一招——按先来后到发牌儿为序，无牌儿者，一律免排，明早再候。
先凭牌儿进了领事馆与美国官员面谈了的人，出来时不外乎两种面孔：一是眉头嘴角溢满了笑意，好似阳光下正溶化的奶油蛋糕，这意味着面试及申请被通过了；一是耷头垂脑，满脸冰霜，仿佛刚刚被扒走了装有本月工资的钱包，这显然是因为哪一项手续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外面的人们迅即围拢上去，5人一伙，10人一堆：
“你为什么没批？”
“你有啥条件够批？”
“领事先生找你怎么谈的？先问的啥？”
“洋鬼子用中文问，还是用英文问？”……
宛如一个个小型的现场交流会。而且这交流会，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召开，风雨无阻。
它们还是“横向联合”，跨省市的。迤逦长龙里，除多数是上海人外，还有不少带南京、杭州、南昌、合肥口音的人。由于美国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设有领事馆（处），其他城市欲赴美国留学者，则必须仆仆风尘赶到距离最近的领事馆递交签证申请材料。队伍里，还有来自几千里外的北京、广州的申请者，他们的申请在当地已被领事馆驳回，“不到长城非好汉”，希冀“东方不亮西方亮”，便又抖擞精神来上海滩上再试运气……
北京。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领事处。
1987年8月11日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到了这里。房外搭了一个棚，棚里正由保安人员检查申请签证者随身携带的各式提包，杜绝任何武器、凶器带进房内。接着，又得通过身上稍有任何一点金属件便会让蜂鸣器骤然响个不止的安全门。其检查之严密，不亚于首都机场。据说，这在两个月前是没有的。
棚外，还有上百人在烈日下等候。我们见一位年约三十七八的男子，手里拿着3份用中、英文印制的已填好的表格，分别为“留学生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家庭情况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上有六项内容，其中有：是否判刑？是否受审？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是否参加纳粹组织？我们愤愤然了，怎么好将那光辉的“‘镰刀锤头’标志”与那野蛮的“卍”并列？！他许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淡然一笑道：“美国佬瞎掰，我们也瞎掰嘛，我是党员，我填的则是‘否’。”在“家庭调查表”上，我们看到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已有15岁，正在北京念初三；小的是女儿，11岁，却在黑龙江上小学。我们问道：“你一家人两地分居？”“我和老婆离婚了。她是北大荒当地人，1979年为了回北京我们办了假离婚。回城后我到处做龟孙子，腿都快跑折了，办了四年都没能把她给办来北京。1984年我们真离了……”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嘴里吐出的浓浓烟雾与他眼里的郁郁神色久久未散……
一个大热天也西装革履、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从领事处出来，看那副迷醉劲，申请签证准通过了！人们一下涌过来。在他，此刻也有饶舌的需要，好像不如此，那像青岛啤酒泡沫一样咕噜咕噜成串冒着的喜悦压进肚里，非把他憋死了不可。他顾不得卸去“铠甲”，依然是位“奈温将军”，扯开嗓子道：
“一进门，一个中国人收去了申请材料，你就跟他走。先是问询处，有啥不清楚的你可再问问，有机玻璃的窗口，小得伸不进拳头。以前发生过哭闹事件，有死乞白赖一定要去美国的，丢尽了咱中国人的脸。窗口能伸进拳头那就麻烦了，别看美国人一个个人高马大，一样怕死，现在还在窗外加了铁栅栏，只让你低着个头往里瞅瞅……再过去，又是一排3个窗口，我急着和领事谈话，没细看，好像有几个人在那里办公务出国签证。今天是3个领事谈话，一人谈一个，短的十几分钟，长的不超过20分钟。行，当场告诉你；不行，就要你bye-bye走人，这就是美国人的节奏！要是放在咱中国的衙门里，甭说放人漂洋过海这么个大事，就是一件芝麻小事，他抽根烟，喝口茶，再打一通官腔，就得20分钟……3个领事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若把那高鼻子、蓝眼珠给换了，走在大街上，我保证没人会拿他们当外国人看。来之前，我打听了，他们3个都在北大留过学，可惜我不是北大毕业的，要不谈话气氛就会更亲热些。你们各位中有北大毕业的或是父母在北大当教师的，可要自报山门，有了校友的情分，没准他们能照顾照顾。我的经验是少说话，领事怎么问，你就怎么答，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瓢，更不要做过多的解释，解释多了，领事反而心生疑窦……”
等他终于感到必须卸去“铠甲”了，我们走过去问他：“你今天几点钟来的？”
“早上3点40分到的，排第2号。第1号比我早五分钟到，可惜他未获批准，像是在美国的经济担保人不硬。一谈完，他就颓丧地走了。本来我还想为他出出点子的，都是中国人，出去一趟挺不容易的，得相互帮衬着点不是？”
魔鬼追逐过他。
几乎他一呱呱落地，父亲——一位已有3个孩子并在香港过着优裕生活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名不但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献上了100多套精选出来的唱片资料、同时也献上了自己的声誉和卓隆事业的著名音乐家，就被卷入了一桩长达26年，牵扯数百人的特大冤案！几乎从他懂事起，他就从父亲咚咚的脚步声里踩出的焦灼、母亲温暖的微笑后藏匿的困惑中，感觉到了自己未来的天地有如家里的过道一般狭小，他只有在从钢琴到留声机的仅仅3米的空间里，驰骋起自己一颗海草般拂荡的童心。他分辨音色的本领让父母吃惊，只须指出一次“这是定音鼓”、“这是英国管”，他准会在第二次遇见它们时绽开小天使般的笑容……
这小小的空间也岌岌可危了。“文革”伊始，他不得不出入于信托商店：抵当，贱卖，家里一只只沉甸甸的箱子空下来，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剩下一架莫瑞森牌钢琴和一个收音机。那年月，收音机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好似夏日蝉雨，害怕听它又不得不提着颗颤栗的心听它的父亲，只好决定卖那台陪伴了自己近20年的世界名牌钢琴了。钢琴被抬走时，他觉得自己尚有几分绿意的童年也被劫走了，从此人生的大漠将如眼前的房间一样空空荡荡，充斥虎啸，流窜磷火，自己却无所依傍，无处遁身……钢琴送去旧货商店，标价500元，放了3个月，就是无人问津，又抬了回来。他紧紧地抱着它，热泪涔涔，宛如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生命。
就是一根钢筋，也有断裂的时候。3年，5年，10年……他父亲忍着、等着、盼着，音乐家做起了统计员，两者唯一的共同处是都得用一串阿拉伯数字。他极力端正着态度，1959年去农村劳动，被人用锄头打瞎了一只眼，滴血的稿纸上竟然还冒出一只小曲，摇摇摆摆飞起来，去歌颂纸糊起来的“大跃进”……终于在一个晚上断裂了。事前不见一点兆迹，没有生之留恋，也就没有死前之徘徊，273粒鲁米那几乎是一口气吞下去的，这是足以使几个人毙命的剂量。好在他姐姐及时发现了，又及时地送到医院。他拉着母亲冰一般的手，跟在担架后面。一路上神色复杂的眼睛围追不舍：有同情，有悲悯，但更有轻蔑、快意、满足与不甚满足……他没有回头，一步步镇定地走着，似乎前方就是尽头——人的世界的尽头，到了那里，他将永远不再回来，哪怕是要化作几缕轻烟、一阵清风，他也要永远地活在一个音乐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