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拿出了离婚证书，要往上盖公章。那手又停住了，目光沉沉地在他们两人身上打转：“这世上哪有你们这样离婚的，他不说你一个不字，你不说他一个坏字。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哪是感情不合？倘若不是为了政治原因，你们不会离，我也不会给你们离……”
文书叹了一口长气，才把公章盖了上去。
走的那天，孙蔚然借了一辆小毛驴车，送她和儿子去县城的火车站。全村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到村头来看这一幕，颇像是在夹道欢送，可古老的村庄，不会欢送一个敢于和它的传统挑战的人。怀着不同心情的人们，只是为一个共同的好奇心所驱使：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怎么能将本该你死我活的一场离婚，化解得鱼不惊，水不跳，恍若两个陌生人在路上擦肩而过？
安怡在一片普遍阴沉的目光里，发现了大队书记同样阴沉的眼神，她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期待，赶快调过头来，吩咐孙蔚然开路……
回到北京，弟弟到车站接她。
姐弟俩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她随孙蔚然回乡不久，写了一封信给弟弟，他很快就来看了她。在这之前，她一直不愿告诉家里，自己的命运又做了一次自我愚蠢的改变。弟弟抱起头一回见面的外甥，看清河长得似个瘦猴，眼珠子里不停地眨巴着对北京的好奇和不安，心里一个劲地疼得不行。一会儿，摸摸他只有几根稀发的小脑袋，一会儿将他的两片小手心放嘴边亲了又亲……安怡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暖意。
还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弟弟在厂里有一个好师傅，周围有一批习相近好读书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延庆县里世代相传的老中医，得知母亲的病情后，开了一个方子，有几味药市面上买不到，老人家自己去深山里采摘，然后要儿子送了来。母亲已服用了几个月，神思恍惚、反应迟钝的毛病基本上好了，现在她又操持起了家务。
此外，弟弟还告诉姐姐，因为显而易见的视觉错误，父亲的问题在他所在的厂里，第一个获得了“解放”。结论依旧是“文革”前的“工商业者”，银行里的存款被解冻，还发了一笔抚恤金。弟弟要她安心在家里住上一阵，有朋友帮忙，找份临时工做不会太难……
回到家，放下东西，母亲的魂就被清河给勾去了，趁她忙上忙下，恨不能自己的心肝也摘下来给外孙吃，弟弟领她去街道办事处报临时户口。
值班的显然有点漫不经心，她问安怡：你是从哪里来？安怡说了地方，她马上说：你是知识青年啊，这一段知青回来的不少……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要安怡自己填，她自己便拨起了电话。像是找一个什么人，要体育馆国庆之夜的演出票。
一提到国庆之夜，少年时代温馨的回忆，像放电影一样，顿时掠过安怡的脑海：
这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似花团锦簇、孔雀开屏的壮丽焰火，这是十里长安街上镶嵌在各个雄伟建筑物上的万顷珍珠，这是北海公园里与扑扑篝火和猎猎队旗一起飞扬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自从她走进炮局的那扇黑森森的大门起，一种因被这个国家所排斥、所专政，而渐渐消失掉的祖国依附感，又似涨潮的海水一样，漫过了她的心胸，她有了几分激动。又想起从此在北京的新生活，连握笔填表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9月29日的晚上，安怡和母亲聊完天刚睡下，响起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尚在看书的弟弟过来开门，进来两个户籍警，他们问：“安怡报了户口吗？”
弟弟答：“报了。”
“把那报户口的条子给我们瞧瞧。”
安怡赶紧找出那张条，给了他们。一个年纪轻些的，接过条后看都不看，一下塞进兜里：“你这张条作废了……”
“为什么？”
“你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
“我是什么人？我是我妈的女儿，我弟弟的姐姐，我住在我妈家里。”
“好吧，那我告诉你，哪怕这屋里住着玉皇大帝，你是他老人家的金枝玉叶，可只要你还是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就不能在北京过国庆节！”
一家人都傻了，好似一组雕塑站在那里，只有目光里透着无边的悲凉。
恍若面对一头被缚了身子、等待宰杀的老牛，那年纪大些的警察，一定触到了这股凉意：“这不是我们刁难你们，政府就是这样规定的。你们母女俩、姐弟俩，还有什么未说完的话，今夜就说个透。话说完了，就抓紧时间休息。明天可一定得送安怡上路……”
仅仅五天，安怡哪里来，又哪里去。
在这条黄尘滚滚、暮霭沉沉的路上，不让一名弱女子有自己的亲人。
一个中国人，却形似四海流浪的吉普赛人。
回到村里，安怡在一个老贫农家里租了一间房住下，这房原本是主人家放柴禾的杂屋，她从家里特意带来一把白行车链条锁，用来锁门。
头天出工，大队书记便把她叫住了，说是他说的话他还记得，要她随自己去广播室办交接手续。到了广播室，空无一人，书记正襟危坐了，也要她坐下。他说的意思是：
她走后的这几天，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可他历来办事不会强人所难，一意孤行。她去了北京又回来，这便是天意命定的他们两人的缘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信现实的力量。她的现实是孤儿寡母，走投无路，他却可以给她带来这样的现实：或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他去和老婆离婚（他说，换上别的女人，他说办了就办了，可这女人是公社一位副书记的妹妹，他得多使一些劲），然后她嫁给他；或是实行“一国两制”，她做他的相好，他安排她即刻上任广播员，每年明里暗里给她四千工分。
不管她接受何种安排，他都保证从此在政治上，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讲到这里，他脸上涌起了几分猥亵的笑意：你不要被你的档案吓怕了，不过几张纸，老子明天早上就拿它来揩屁股！）在生活上，母子俩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
也许书记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深刻的时候，他能摆出深刻。需要温和的时候，他能堆出满脸的亲切。需要施之以无耻的时候，他能比流氓干得还惊心动魄！他身体里有一个可以生产各种血清的工厂，能够根据外部情况，随时为他提供适当的情感血清。
眼下，他一定觉得，自己无须对安怡动粗的，倒不是因为她大小是个文化人，而是他以为在脚下这块地面上，自己即使不是皇帝，也是口含天宪的太监。他的权势，如同安怡枯辙之鱼的困境，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她必然会二者择其一地接受他的安排。
书记宁静地等着她的回答，脸上的笑容依然处子似的天然未凿。安怡一下又想起乔迪那番关于中国男人笑容的评述。她站起来，默默地走到门口，这几秒钟之间，书记有了一个判断，她这是去关门。脑袋里也拍电报般地拍上了一行兴奋：城里的女人，真他妈的主动！
安怡转过身来：“我配不上你，也没有资格当广播员。我还是去地里劳动改造……”
当天夜半，她的房门被撞得咣啷、咣啷响，书记在外面喊着：你开门，我得再给你说几句话……随之，一股股浓烈的酒气，从门缝里钻进来。
她害怕极了，睡着了的清河也惊恐地哭起来，主人家那屋却不见半点动静。门被捶得几乎要炸开，她赶紧将儿子抱下床，拼死力气将床抵住门，又把一个箱子压在床上。等她自己也坐在了箱子上，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时，外面却响起了一串串几近雷动风鸣的呼噜。
次日早上，房东发现了烂醉在安怡门口的书记，他什么话也没说，将书记扶回了家……
过了几天，大队长来找安怡，说是他租一间房给她住。
她听说队长与书记之间有些过节，可当了书记的面，他又唯唯诺诺。她不敢答应，怕从狼窝里又掉到虎穴里。大队长恼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要不是他大舅子打了招呼，我才不会不想吃肉，却给自己惹一身腥哩！
安怡听明白了，这是那位公社副书记的意思。她搬了过去，这是一间偏屋，只有朝西有扇小窗户，光照不好。但队长家有个院子，将结实的院门一关，夜里便可高枕无忧。而且，队长的母亲一生吃素信佛，模样长得慈眉善目，不是个怒目金刚或是无风也起浪的主……
过去在农场，安怡干的园艺活。随孙蔚然回村后，一半是他照顾她，一半孩子也离不开她，她在家里带儿子，现在她必须到大田里劳动了。
夏天三伏天耪高梁地，一人多高的叶子，闷在里面蒸笼似的，她不敢穿长袖衣，穿的是短袖，那边缘锋利的叶子，在胳膊上一划一道口子。还有满头满脸的花粉，又给汗粘着，全身像贴在一层滑腻腻的橡皮里，别人耪到地头了，可到树荫下歇上一会儿，她不行，她还未耪到一半。待她也耪到了地头，一片地上早没有了人影，人们骑上白行车去其他地了。她躲在高梁叶子里，脱下衬衫，哗哗地拧出几把水来，又穿上身，赶紧上来再出发。村里的地分得很散，到最远的一片地，得走五里路，她却没有白行车。
安怡干活还得带上儿子，这时清河还只有三岁多。收小麦时，她让他一个人在地头上玩。一会儿，他便玩倦了，要她抱。她用一根腰带将儿子绑在背上，埋头接着割麦。生产队长见她摇摇晃晃，人几乎要摔倒，便叫她和老太太一起，去割完了的地里拾麦穗。近中午时，带去的一壶水已经喝完了，儿子又喊口喝。她要他忍忍，清河光着一双小脚丫，自己跑去了一口浇地的机井边，要用巴掌接铁管里的锈水喝。迫于无奈，她在旁边找到一个空罐头筒，用一根绳子拴住，投到机井里荡上几荡，再拎上来时，那筒水面上，浮游着一只只红色的小虫……
平原地带没有柴禾，一年四季烧的不是高梁杆，就是棉花枝。冬天队里常分棉花枝，所谓分，就是去地里拔，拔到谁手里就归谁。还只早上四点钟，天地间一片浑沌未开，就响起了叮当叮当的敲击铁轨声。大队有五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是系一段铁轨在树上当钟敲。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本队的，安怡就把儿子叫起来，先烙好三张饼，灌上一壶开水，给清河系上围脖，拔脚就出了门。
到了田里，别人家大大小小七八口，手里又多半使有老虎钳，拔起来几近风卷残云，一下便倒下一大片。安怡没有老虎钳，力气小，手心嫩，看那气喘吁吁、趔趔趄趄的模样，真不知是她拔棉花枝，还是棉花枝拔她。好容易有了一小堆，两手上却火烧火燎似的，脱下手套一看，全是一粒粒紫色的血泡。偏偏这时，别人家的孩子脱兔似的机敏，都在四处出击，把别人弄下来的棉花叶子往自己堆上拢。棉花叶子也是可以烧的好东西。清河却拖着一把耙子瞎转悠，她一着急，虚火攻心，便往他的小屁股上狠揍了几拳！
儿子哇哇地嚎哭起来，这一嚎，犹如一个激灵，让她一下“阳衰阴盛”：儿子太小了，人生再坎坷，生活再严酷，他一双黑是黑、白是白的大眼睛里，能装进什么呢？
看着别人家车推肩扛，又班师另一块地了，她抱起儿子亲了亲，放下他，背上一捆棉花枝，由着孩子象征性地抓起一把棉花叶，赶紧跟了过去……
安怡这样下来，一天只能挣6分，队里的女劳力一般都赚8分、9分。到了年底一算，她能赚到自己的口粮就不错了，有时还欠队里的钱。
好在离开北京时，母亲硬要她带上一千元钱，这钱她主要用来给儿子买白面吃。此外，她自己吃得很少，她已经习惯了红高梁面，只是在有病时，她才给自己做一碗热汤面条喝。她可能永远不会习惯的是，当地农民每户人家一口大缸，腌着芥菜、白菜、红白萝卜……除了年节，一年到头就是吃这咸菜疙瘩。她总想吃绿油油的鲜菜，有时想得眼睛都发绿了，便去集上买一把，或是当大队长的母亲在菜园里间苗时，将老人家间下来不要的菜苗，讨来回去炒了吃……
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安怡深藏着一个似灯焰一样颤抖不已的恐惧：
自己已成为一个乡下妇人了，难道自己的儿子，也要做一个只见鸡飞狗跳、只玩柳叶与泥巴的乡野小童？
她给儿子讲丑小鸭、美人鱼，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渔夫与金鱼的故事。
她到处寻纸盒子，将它们剪成一片片，在上面写：我、你、他、马、牛、羊，还有“毛主席”、“爱祖国”、“爱人民”、“开学了”……教清河每天认5个字。
当儿子有了睡意，伺候他睡下后，她常站在西窗边，望着几颗疏星下黑沉沉的无边原野，心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差没有掘井而居、饮血茹毛了，这样的日子，连着一份深深的孤独，究竟何时是个头呢？
依然不时有好事者来给她提亲，那如簧之舌上，总绽露出一种贵金属的光亮：
或是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两天打一个柜子，便能赚十六元钱；或是公社会计一类小有实权的人物，虽是个瘸子，却上无二老，下无弟妹，旱涝保收拿着国家工资，几年来积攒下二千元钱……她都没有反应。她唯一所想的，是在哪里找份临时工，哪怕是在小镇县城里也好，只要能将自己和儿子从农村里解脱出来。
有一年，郑荔写信来，说是她丈夫的堂兄，是本省巨野县经委的一个副主任，只要找到他，解决个工作没问题。安怡的心活泛了，等挨过了麦收，她买了几包点心，两瓶酒，说是母亲病了，得回北京一趟，请大队长的母亲为自己带几天孩子，老人家挺乐意地答应了。
坐了六个多钟头的长途汽车，到了保定，次日中午又转车，下午4点钟到的巨野。
问路问到县经委，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这时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她拦住他问，这人挺客气，告诉她，这信上的单位写错了，不是县经委，应该是县计委，她要找的人是计委的一个副主任，又给她指了去县计委的路。
找到计委，一溜大门紧锁，已经下了班。她想，这时他一定在家，可以去他家找。又问了几个人，确定县计委的宿舍在县政府大院里。待最终摸到计委的宿舍楼时，她见一个满脸络腮胡、拎着一瓶酒要上楼的男人，问：请问唐主任住哪里？
对方将她上下瞅了一遍，落在她墨绿色的旅行包上的目光，尤其沉甸甸的，咧嘴笑道：你别找了。为啥？唐主任一家人，早已以医院为家，他患了肝腹水，去见马克思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这时，已是7点多了，宿舍楼里，一排排窗口橘黄色的灯光，将她泻成了个电线杆子似的投影。窗口里传来几对青年男女的嬉闹声，传来摸麻将的稀里哗啦声，传来一个孩子奶声奶气的唤妈妈声，还传来什么东西投进热油锅里的爆响声……
一时间，满身仆仆土尘的安怡，竟不知道自己这是站在哪里，自己又为什么来了这里。
唯有一种刀片般遽然划过的感觉，像浇注水泥地一样压满了她的脑海：自己是站在生活壁立千仞的尽头！
她想哭，可哭不出来。她想喊，嘴唇张开了，舌头摇动了，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好似一支伶仃可怜的蒲公英，再也集合不起它那随风而逝去的纷纷花絮……
有什么东西落到了她头上，她拿下来，是一串苹果皮。她见一个单元门口站着两个女人，正盯牢了她，脸上挂满了狐疑。她赶快走出县政府大院，回到汽车站。她身上没有大队开的证明，不能去住旅舍。就是有证明，她也不会住，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像在保定一样，她得在汽车站里坐上一夜……
春去秋来，河冻河开；
高梁红了，棉花又白……
屈指之间安怡带着孩子，已经在乡下呆了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