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纵链有没有横向的联系呢？用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先生在民盟中央一次紧急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来说，这便是“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岁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在这之前，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等五篇社论。同时，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消息，也汗洋恣肆遍及国内大小报纸。犹如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乍看上去无不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逻辑，无不有五岳摩天、四海呼应的浩荡，反右运动一开始也很注意了自身的群众性。
然而，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一下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列车上被甩了下来，那时还不像后来中国的好人要习惯将自己当成“坏人”那般容易。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还俨然端坐在车厢里，只是随身子的猛烈摇晃而惊讶：这列车何以作如此急、如此大的转弯？
她有事情可径直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中国威风凛凛的十大元帅，她见了也几乎都能走上前去打声招呼。过去倘若她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不解之处，她总去找党，她似孩子有道题目不会做了，总要去问自己的父母。这既出白于她自感与党之间的那种近似于血缘关系的情感联系，也出白于她努力追求的白璧无瑕般的职业品格，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还是《文汇报》伸向中国政治天空的一片雷达天线。
《工人阶级说话了》一出来，浦熙修就给陆定一打了电话，她问对方：这篇社论的发表，是否意味着大鸣大放已经结束？陆定一做了否定的回答，口气仍像往日一样亲切、随和，她感觉不到一丝自己或是《文汇报》已被视为异端的迹象。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不会不清楚，一场强劲的政治风暴，业已在一年多来阳光朗照、百鸟闹林的中国开始登陆了。可这并不意味着他要误导几个月前他还颇为心仪的《文汇报》，在这场风暴中粉身碎骨。从他在“文革”里的磨难经历看，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高级官员，而不是那类心眼犹如网眼一样密布的政客。可能的答案是，虽然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却还未对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者之间原本极为排斥的关系，作出正式的决议和解释。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编辑部文章出来后，浦熙修火急火燎地赶回上海，和徐铸成、钦本立一起，应付这突发的“七七事变”！其实，这社论出来之前，邓拓已经分别给他们三位打了电话，除了提前打个招呼外，他还要他们采取主动，先白行检查。这招呼却打得一头雾水，让三人绞尽脑汁，也想不清楚一向对本报予以支持和关照的邓拓，这回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徐铸成向钦、浦二人交代好“既定方针”后，便去苏联访问了，一去四十四天，待他五月下旬回国时，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这被称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文汇报》的编务是由钦本立主持的。在莫斯科时，徐铸成好容易在大使馆里找到几张最近的《文汇报》，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成熟起来的老报人，一个重要的编辑技巧，便是对于内容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可这几张报纸的处理恰恰相反。一回到北京，他即跟钦本立通了电话，问对方标题的处理像吃了火药似的，火气为何如此之大？钦本立像是哑巴吃了黄连，百口难辩。直到“文革”后，徐铸成才了解到这一时期，钦本立几乎天天接到柯庆施的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火上加油。此外，在这一期间，据说钦本立几乎每天都要和邓拓通电话。
为了查实这一“据说”，我曾问过前《世界经济导报》的一位记者，他告诉我，钦本立在办报上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调报纸在关键的时候，要起到关键的作用；其二是报纸要“得气”，即能把握高层的想法，了解幕后的动态。在主编《世界经济导报》期间，钦本立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打，给宦乡打，给杨培新钦本立和《世界经济导报》同仁打，给苏绍智打……与一切在他眼里能“得气”又能将“气”输送给他的人联系。无论是在他的办公室，还是他的家，每月电话费都多得让报社会计的心狂跳不已，仿佛他的呼吸器官放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每天如果不能从话筒里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他的生命、他的思维都失去了活力。由此可以认为，在1957年上半年里，作为原本就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钦本立，给自己的前上司邓拓打电话，不但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虽然三个人里没有谁在嘴上贸然说出来，但心里都在想，是不是邓拓领受了何人的旨意，有意发布假的“天气预报”，将《文汇报》这条船及船上的老部下，引向大鸣大放的风急浪高的海上，并最终导致其触礁沉没呢？
九年之后，我估计他们三人还不一定能清楚这里面的水深水浅，但他们终于打消了曾对邓拓的怀疑。1966年5月16日，在这后来被称作“五·一六通知”的特别的日子里，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内称：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次日深夜，在天空上越集越厚、越涌越低的乌云中，年仅54岁的邓拓闪电般地扑上前去，在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车轮下，掷去了一颗书生血迹斑斑的头颅……
正当浦熙修诚惶诚恐、如坐针毡之时，石西民来见了她一面，他正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解放前，他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与浦熙修有过颇为密切的联系，在个人感情上也曾一度倾慕于她……这天，他告诉她，《文汇报》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她可以放心。鉴于他是柯庆施的亲信，后者带着他一道来上海走马上任，而柯老是人所共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石西民的这一消息无疑是“通天”的。当她把这一消息转告徐铸成、钦本立时，“七七事变”几近一下化成了“台儿庄大捷”，兴奋得徐铸成亲自执笔，写下了《明确方向，继续前进》的社论，恍如前一阶段本报只是戴了一副蒙上水汽的眼镜，现在只要揩去水汽，本报一样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得山青水绿……
6月18日晚，决意要跟上新形势的浦熙修，将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等人邀来了办事处。在一起聆听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劳模们当即举行了座谈——
王崇伦说：葛佩奇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我们工人很生气。国民党统治时，一面袋的钱只能换一袋高梁米，而我们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面。鞍钢的工人们现在有四所业余中学，一所业余大学，一百四十六个浴室及许多幼儿园。右派分子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叫我们警惕，现在不能睡太平觉……
孟泰说：领导干部过去流血流汗，今天负的责任又重，他们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顾，我们工人决不反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工人一样。如有人问：“猪肉少，谁吃了？”我说，是因为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吃了，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嘛！葛佩奇说只有党员干部生活提高，我认为他是糊着两眼说瞎话……
座谈一直进行到午夜，临别时劳模们又叮嘱浦熙修，要《文汇报》转告全国人民，工人阶级坚决拥护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付出生命和他们作斗争！
6月21日，罗隆基由锡兰首都科伦坡飞回昆明。
此次出行，他是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宣传部长，随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在年过花甲的他，穿一身纯白的西装，结一条绛色的领带，用他会内会外那妙语横生和汉语一般流畅的英语，与各国代表一起切磋如何在这颗星球上以橄榄枝战胜炮火之时，罗隆基决不会想到，放他出国多半也是一根橄榄枝，以遮掩着一场朝他越逼越近的炮火……
饭店恍如一片树叶在秋风中簌簌摇晃，可红土高原上的昆明并没有发生地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一张张报纸，都像是被打红了炮膛的火炮，是报纸上蚁阵一般涌动的一篇篇关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指控与揭发，将他打得灰头土脸，炸得心壁摇撼。罗隆基竭力撑持起自己的心壁，一连往北京挂了三个长途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到章伯钧家里。他质问已经承认了“联合”一说的章伯钧，历来民盟中央内龃龉不断的两人，是怎样“联合”的？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罗隆基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时，他担任了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两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罗隆基问叶笃义，章岁之间何以有“联合”一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叶笃义却几乎和他一样，虽有人称他为章岁间的“联络员”，但他对于自己何时何地执行过这一“联络”任务，也是一头雾水……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浦熙修的。
不见黄河心不死的浦熙修，如同她将孟泰、王崇伦等全国劳模视为一支精干的救火队，请进了《文汇报》，便以为自己的报纸能火海逃生一样；她本人，还有《文汇报》，已站在悬崖边上，冷风嗖嗖，她却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堂堂两位政府部长（注：章伯钧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部长，罗隆基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森林工业部部长），会给一脚踹下万丈深渊。在她眼里，眼下或许只是杯弓蛇影，还有知识分子们为了解脱自己而撕咬别人的一场没有章法的混战。
她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不要被报纸上那些弥漫了火药味的话给弄慌了神，问题并不严重，回到北京该检讨的检讨一下就行了。她真是这样想的，党洞幽察微，能够把一百多年的筐里一堆乱麻似的旧中国，短短几年间织成一匹光彩照人的锦缎；怎么会在整风的大海上，仅听那泛出铁锈味的泡沫的鼓涌，便将紧随党的舷尾出没于风涛里的海鸥，视为一条穷凶极恶的鲨鱼？
女人是水，男人是火。浦熙修的话，一定让罗隆基感到了自己身上有一股侠客式的冲动，他冷静下来后多半会同意她的看法。民盟内部几乎无人不晓，中央统战部也有风闻，这些年来章岁之间歧见不断，摩擦不休，这一铁砣般的事实，怎么能够化成一盆糨糊，去糊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联合”之说呢？
他们相识于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这一年罗隆基50岁，浦熙修36岁。她去采访作为三十八名政协代表之一的他。在这之前，他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而她则有一双儿女，因与丈夫志趣相左，婚姻已名存实亡。早就不是生活的原野上咋看咋都是五彩缤纷的年龄，早该没有那种好似电光石火、奇峰突起式的一见钟情，他们却一见钟情了。她不会为他炙手可热的名气所吸引，作为风行大江南北的《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她自身就饶有名气，如同他也不会仅为她的清丽所陶醉，他的前两位太太都有沉鱼落雁之容……
罗隆基，江西省安福县人。这个位于该省西部的小县，虽名不见经传，却给现代中国推出了四位人物，除罗隆基外，还有同进了清华大学、又都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造时、彭文应，还有一位是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
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天资聪颖，又受家教熏陶，1913年夏，北平的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他以全省总分第一的优秀成绩人选。进校后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1921年夏，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同年秋前往美国，人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导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教授。此后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美期间，一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季刊《中国学生》的编辑。
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兼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出于对胡适、梁实秋的友谊，还担任了《新月》杂志的主编，他对文学性质的该刊进行了改革，倡导发表抨击时政的时评、政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长袖善舞。原木主张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他，很快在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踢牢了蒋介石这只“球”，且踢得潇潇洒洒。
他来到天津，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主笔，以后又兼了北平《晨报》社社长。犹如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情一样，他每月几处加起来，千余元的大洋收入也银光哗哗地流淌。他有洋房、白备的轿车，请来的专业厨师，无论西餐中餐，都能玩得风生水起。就在这铺着纯羊毛地毯的洋房里，美食伴着美思，他的笔灵动飞扬，从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起，没有一篇不让蒋公的臀部不觉得火辣辣的，一时间《益世报》名声大振，从一份教会小报而一跃成为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蒋介石的手下人，可能上洗手间的工夫也在想，怎样给熟稔西方民主政治的罗隆基，上一堂中国流氓政治的课：
在上海时，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解聘了他，又有特务突然闯进中国公学带走他。他遭监禁六小时后，胡适、宋子文闻讯赶来，将其保释。到了天津，1933年秋的一天，罗隆基离家去南开上课，车到校门口，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卡车，上面站四个壮汉，人人拔出手枪，十余发子弹蝗虫般射了过来，如果不是小车后背给挡着，他早给打成了马蜂窝。次日晨，京沪友人们的唁电便在他夫人的手里泻成了一条瀑布，望着这哀思袅袅、悲愤滚滚的瀑布，一时间他一定反应不过来：到底是蒋介石送了他一个“黑色幽默”，还是他给不苟言笑的委员长开了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