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铸成却不太买罗隆基的账。别说是听罗隆基指挥了，就是罗隆基来的稿件，徐铸成也不一定刊登。或许对浦熙修、罗隆基两人的关系有些隐隐担心的他，总会不白禁地找个什么地方发泄一下；或许真是稿子本身写得不合报纸要求，他曾退过他两次稿。有人劝道：退回给他不太妥吧，他可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别的报刊请他写，他还不一定写……徐铸成的回答是：我不管他是什么副主席，我只就稿子论稿子。据说，下起笔来历来战无不胜，乃至有时国务院的报告周恩来也请他去润饰的罗隆基，为此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他悻悻然地说：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自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信件被诉之以手枪、发报机、毒药一类的“反革命材料”后，中国人对于查抄他人的信件，便有了性变态者搜罗女人用品般的爱好。人们要浦熙修交出罗隆基给她的信件，随后她的前夫又揭发说：1947年，罗隆基曾嘱咐她以后的信要留起来，从此她便把往来信件都缜密地锁进了报社里……浦熙修被迫交出了三封解放前的信，并一口咬定：其余的再也找不出来了！
此时，反右运动正在全国形成烈火干柴、铺天盖地之势。
从下刀之准确、见报之迅速上，后人可以发现，当时弥漫于国中、好似惊涛拍岸的工农兵大众的种种言论和文字，十有八九，经过了领受旨意的文化人的剪辑与润饰，但一般地说：
人民看来是全身心地赞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治和持不同政见的思想，在知识界以外是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指责知识分子不忠于党和伤害了党，这种说法打动了大多数人民，因为他们仍然投身于党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事业。知识分子从整个人民中被孤立了起来……
——（罗德里克、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年1965年》）
似乎没有比动员广大的工农兵大众来对付知识分子更奏效了，这不仅仅是数量上巍巍昆仑与一抔黄土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尚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做出根本的跨越之前，尤其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被视为工农大众的胜利，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作为一群破落户子弟被收留上这趟新的时代列车之时，身为新旧文化的两重载体、远没能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旦处于与整个工农大众对立的境地，一种犹如狂风中柳絮的精神无法着陆的迷茫感，一种好似蚂蚁翘首大象巨足的自我渺小感，一种几近儿子背叛了父母、吃了他们的用了他们的却不被他们所认同的道德愧疚感……便成了交汇众多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了。
正是这个梦魇，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使理性蒙上眼睛，骨头流失钙质，本该礁岩般坚守的漫长沉默，化为了虽撕裂自身也要去媚俗于一刻的泡沫……
1957年，在利用民粹主义所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外，再加以充分利用的就是一种人们对于生存的恐惧：你是只蚂蚁，组织若接纳你，你便在一张社会巨大而又无比细微的网络上，有了一个不一定太好却能平安的位置。若不接纳你，这网络便成了一块你怎么也塞不进脚的厚玻璃，无论爬去哪里，早春的第一点冷雨就能击穿你的皮肤，深秋的第一片落叶就能打扁你的脑袋……
在一个专制气息远未能肃清的社会里，比起宇宙中的黑洞来，恐惧有着更强大的力量，中华民族传统中那些积淀千古、稳定似泰岳华山的伦常关系，一下被冲决得颠倒了个，被历代士大夫引以为楷模的屈原、太史公的光照史册的气节与品格，顿时成了纷纷散落于政治茅坑里的手纸、卫生巾——
如同儿子可以揭发父亲，1957年6月19日，《文汇报》在第3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章伯钧的儿子章××同父亲划清界线》的消息；
如同学生可以揭发老师，5月间，钱伟长向来访的记者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自己的得意弟子胡××等人，为的是让总像小虫一样围绕他们飞的“红眼病”，气得跌断翅膀。两个月后，在清华大学万头攒动的会场上，胡××本人则像一只小虫翩翩地飞到了台上：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我获了科学奖金，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做了不正确的介绍和宣传，去煽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教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
如同朋友可以揭发朋友，自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作为《大公报》记者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并被文化界同视为巾帼二豪杰的彭子冈，在7月2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批判会上，她违心列举了“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她说：“直到上星期我到浦熙修家里帮助分析她自己的错误时，她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隆基捕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
《人民日报》的一位老记者，十年前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和浦熙修同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打，可谓患难之交，可在7月5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再次举行的批判会上，面对经过连日来多方面的车轮大战已支撑不住、病恹恹好似一个纸袋飘进会场的浦熙修，他也言不由衷：
“浦熙修是章罗联盟中一个重要角色，她在罗隆基出国后替他撑了半边天。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浦熙修一面派人去《光明日报》观察动静，另一方面自己出面张罗费孝通等人写文章为储安平辩护，指挥若定，想以螳螂之臂压倒全国人民反右斗争的声势。”
“浦熙修在座谈会上装出一副诚恳的面孔，说自己‘天真’、‘糊涂’、‘无辜’，但是在交代和罗隆基的关系时只拿出罗隆基给她的三封信……和罗隆基‘十年密谋，同床共语’，难道和他的关系只有区区三封信吗？”
会前，自然是奉命，这位老记者还做了谢蔚明的工作。他邀后者去了附近的和平餐厅喝咖啡，伴随小勺摇出的一股股扑鼻的浓香，他也一丝一缕地摇走了后者本想在狂澜既倒前装聋作哑的决心：
“浦熙修的事情，现在闹到了毛主席点名、举国皆知的地步，只能怪她自己咎由白取了。你和她在南京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在驻京办事处，你们又桌子对桌子，整整共事八年，她的情况你应该知道得最多。你想想，是不是下次开会时，你也该起来揭发她？”
在5日的批判会上，清瘦似伞柄的谢蔚明，果然徐徐撑开了满脸的愤怒：
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清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熙修是答应了的。”
此刻，浦熙修即使真成了一个纸袋，也不会将她放过了，因为这个被扩张成某种形状的“纸袋”，在最需要与上面保持一致的时候，正好用来包装满场人们对党的无限忠心和对非党者的无限愤慨……
自然，情人也可以揭发情人——
很快，犹如春天糟了心的萝卜，浦熙修再也挤不出一点心智的活水，任凭自己冰凉的躯壳里吐出一串串阴嗖嗖的话来：
“罗隆基是通过我来控制《文汇报》，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但这种控制是无形的，我不知不觉在两帅之间挂了一帅”；
“据罗隆基说，他床头上的一个小无线收音机，是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送的，罗隆基和这个特务在解放前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他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他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成是党内的宗派主义”；
“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再肉麻不过的事。他还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剧本写出来后，一定会‘惊天动地’……”
浦熙修终于交出了她十年间所保存的罗隆基给她的所有信件。顿时，人们似蚂蚁附膻一样在这充满情意的芊芊青草的字里行间穿梭着，践踏着，许是罗隆基的“反革命经验”比起胡风来要“老道”，大抵能找来让国人“触目惊心”的话，只有这么一条：
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
假使你读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响应。
于是，罗隆基这条写于1948年上半年、针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说的话，被演绎成他“想做王莽”，并决心与章伯钧一起，在中国策划、制造出“匈牙利事件”！
就在7月1日社论出来后的次日，罗隆基还给浦熙修来过一个电话。
无疑，在这天崩地陷的时候，他想尽可能地给她以力量，也更期待从她那里获得力量。哪怕全中国都像口黑锅扣在他们的身上，可只要有彼此的扶持与信任，彼此就有一点清亮的所在，那点清亮里透出的是来自伊甸园的星光，和诺亚方舟掠起的轻风。只要有这星光、轻风，他们便不会被窒息而死，就能维持生存下去的起码的呼吸……
罗隆基绝没有料到，浦熙修以背叛结束了他们既充满了深刻的幸福又充满了深刻痛苦的十年情谊，从而堵死了他眼里的最后一点清亮。
在这场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的相互攻汗、相互诬陷中，精致得能表现人心灵的每一丝战栗、天籁的每一痕流韵的汉语，优美得似龙飞凤舞、剑走鹤飞、乃至在世界的所有语种中唯一能成为一门书法艺术的汉语，也陡然间变得青面獠牙了。只要翻开反右运动期间中国所有的大小报纸，这类触目惊心的语言垃圾比比皆是：
“蠢驴”、“野猪”、“国家放火犯”、“狼扮外婆”、“三窟的狡兔”；
“罗隆基、浦熙修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应该打死它们”；
“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这三条毒蛇曾经怀着吞象的野心，想改写人类的历史……”
四十年后，人们只记得“黑七类”、“狗崽子”、“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等一类红卫兵的语言，而早遗忘了这一类语言。在写于1989年春天的一本书《中国的眸子》里，我引用过智者的这样一段话——
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的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
——（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正是在维持人的尊严上，1957年无须一兵一卒，却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打败了！
晨星寥落，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毛泽东亲自钦定“章罗联盟”的两个多月之后，罗隆基仍秉笔直书，致函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内称：
在9月11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