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笔
——布封在法兰西研究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式典礼席上的演说[20]
诸位先生：
蒙你们召唤我到你们的行列里来，真使我荣幸万分；但是，只有在接受光荣的人能实副其名的条件下，光荣才是宝贵的，我那几篇论文，写得既没有艺术，除大自然本身的藻饰外又没有其他藻饰，我不敢相信，它们竟能使我有足够的资格，厕身于艺术大师之林。诸位都是在这里代表着法兰西文学光辉的卓越人物，诸位的名字现在被各国人民赞扬着，将来还要在我们子子孙孙的口里获得轰轰烈烈的流传，我怎敢就凭那几篇论文来和诸位比肩并立呢！诸位这次属意于我是还有些别的动机的：多年以来我就荣幸地属于另一个著名的学术机构[21]，诸位此次推选我，同时也是为了对于这个学术机构做一个新的崇敬表示。我虽然对双方都应该感激，但并不因之减低了我感激的热诚。今天，我的感激心情迫使我有所贡献，但是我怎样去尽我这个责任呢？诸位先生，我所能贡献给诸位的，不过是诸位自己所已有的一些东西罢了：我对于文章风格的一点见解，是从你们的著作中吸取来的；我是读着你们的著作，赞美着你们的著作，心里才有了这些见解；也只有在你们的光辉照耀之下，这些见解才能顺利地提出来和世人见面。
在历史上各时代里都有一些人，善用言词的力量指挥别的人们。但究竟只有在昌明的世纪里人们才写得好，说得好。真正的雄辩意味着天赋才能的锻炼和学识的修养。它和口才大不相同，口才不过是一种才能，凡是感情热烈、口齿伶俐、想象敏捷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一种才能。这种人感觉得快，感受得也快，并能把所感所受的东西有力地表达出来；他们以纯粹机械的印射方式把自己的兴奋与感受传递给别的人们。这是躯体对躯体说话，一切动作，一切姿态，都奔向共同目标，起着同样作用。为了感动群众，号召群众，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为了震动他们，说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激烈而动人的腔调，一些频繁的表情的手势，一些急促而响亮的词句，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少数的神智坚定、鉴别精审、感觉细致的人，他们和诸位一样，不重视腔调、手势和空洞的字面，那么，就需要言之有物了，就需要有思想，有义理了；就需要善于把这些物、这些思想和义理陈述出来，烘托出来，序列起来了：专门耸人视听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读者的心灵上发生作用，针对他的智慧说话以感动他的内心。
文章笔法，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气势。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联贯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文笔就变得坚强、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字面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字面是如何漂亮，文笔却是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
但是，在寻找表达思想的那个层次之前，还需要先拟定另一个较概括而又较固定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只应该包含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把这些基本见解和主要概念一安排到这初步草案上来，题材的界限就明晰了，题材的幅度也就认清了；作者不断地记起这最初的轮廓，就能够在主要概念之间确定出适当的间隔，而用于填充间隔的那些附带的、承转的意思也就产生出来了。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眼前；凭着辨别力的高度精审，作者就能把空无一物的意思和富有孳乳力的概念分别出来；凭着长期写作习惯养成的慧眼，作者就能预先感觉到他这全部的精神活动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成果来。只要题目稍微广阔一点或者复杂一点，要想能一眼看到全题，或者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参透整个的题目，那是很稀少的事；就是经过许多思索之后，想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那也还是很稀少的事。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甚至于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思想：作者愈能借冥想之力赋予思想以实质和力量，则下笔时用文词来表出思想就愈为容易。
这种草案还不能算是文笔，但它却是文笔的基础；它支持文笔，领导文笔，调节文笔的气势而使之合乎规律；不如此，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会迷失路途，他的笔就像无缰之马，任意走着，东画一些不规则的线条，西画一些不调和的形象。不管他用的色彩是多么鲜明，不管他在细节里散播些什么美妙的词句，由于全文不调协，或者没有足够的感动力，这种作品绝不能算是结构完整的作品；人们一面佩服着作者的智慧，但一面也很可以怀疑他缺乏天才。惟其如此，所以有些写文章和说话一样的人，虽然话说得很好而文章却写得很差[22]；惟其如此，所以有些人凭着想象力的灵机一动，起调很高，以后却无以为继；惟其如此，所以又有些人生怕一些孤立的、稍纵即逝的思想散失无存，便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许多零篇断什，然后又只好勉强地、生硬地把这些零篇断什连缀起来；总之，惟其如此，所以七拼八凑的作品才这样多，一气呵成的作品才这样少。
然而，任何主题都有其统一性，不管主题是多么广阔，都可以用一篇文章包括净尽。间断，停息，割裂[23]，似乎应该只有写不同的主题时才用得着，或者要写的事物太广大，太棘手，太庞杂，才思的运行被重重的障碍间断了，被环境的需要限制了，那时候才用得着间断、停息与割裂。否则，割裂太多，不特不能使作品坚强有力，反而破坏衔接；写成的书，乍一看似乎很清楚，但是作者的用意却始终是隐晦的。作者的用意要想印入读者的头脑，甚至于只想叫读者感觉到，那都完全要凭线索的联贯，意思的和谐呼应，要凭逐步发挥、层层抽剥、气势匀整，这一切，一间断就没有了，或者就松懈了。
为什么大自然的作品是这样的完善呢？那是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全体，因为大自然造物都依据一个永恒的计划，从来不离开一步；它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它的产品的萌芽；它以一个单一的活动草创着任何一个生物的雏形；然后它以绵续不断的动作，在预定的时间内，发展这雏形，改善这雏形。这种成品当然使人惊奇，但是真正应该使我们震惊的却是物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的印迹[24]。人类精神是绝不能凭空创造什么的；它只有从经验与冥想那里受了精之后才能有所孕育。它的知识就是它的生产的萌芽：但是，如果它能在大自然的进行中、工作中去摹仿大自然，如果它能以静观方法达到最高真理，如果它能把这些最高真理集合起来，联贯起来，用思维方法把它们造成一个整体、一个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上建立起不朽的巨著了。
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得不够，所以一个聪明人才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意思互相比较，又没有把它们联属起来，所以他就没有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待在那里糊里糊涂，不知所措。
但是，只要他能先定好一个计划，然后把题材的所有主要意思都集拢起来，分别主从先后排列起来，他就很容易看出何时应该动笔，他就感觉到他的腹藁的成熟，急于要和孵小鸡似的把它孵出来，他动起笔来甚至于只感到愉快：意思很容易地互相承续着，文笔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热力就从这种愉快里产生出来，到处传播着，给每一个词语灌注着生气；一切都渐渐活泼起来；笔调提高了，所写的事物也就有了色彩；情感结合着义理的光明，便更增加这光明，使它愈照愈远，由已写的照耀到未写的，于是文笔就变得隽永而明丽了。
有些人想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惊人的语句[25]，这种意图是完全和文章的热力背道而驰的。光明应该构成一整个的发光体，均匀地散布到全文，而那些惊人语句就像许多火星子，只是拿许多字眼互相撞击着、勉强使它们迸出来的，它们只闪一闪，炫耀一下我们的眼睛，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里了，这种火星子是最违反真正的光明的。那些都是仅仅凭着正反对比始显出光辉的一些思想：作者只呈现出事物的一面，而将其余的各面一概藏到阴影里；通常，他所选择的这一面，只是一个点、一个角，作者可以在上面卖弄才情，这一点、一角离事物的广大面愈远，则卖弄才情愈为容易，而人类常情之考察事物却正是要从事物的广大面着眼的。
还有些人喜欢运用那些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空灵的、无实质的概念[26]，这种巧思妙想就和金箔一样，只有在失去坚固性时才能获得光芒，这种巧思妙想的追求是恰恰违反真正的雄辩的。因此，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得愈多，则文章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就愈没有文笔；除非这种才调本身就是题材的内容，作者本意只在谐谑，没有其他目标：那么，在这种场合下谈论小事物的艺术也许比谈论大事物的艺术还要困难些哩[27]。
又有些人，呕尽心血，要把平常的或普通的事物，用独特的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比这个更违反自然美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读者不特不赞赏他，却反而要可怜他：他竟花了这样多的工夫锤炼铿锵的字句而结果只是人云亦云。这个毛病，是智慧有了培养却还华而不实的毛病；这种人有的是字眼儿，却毫无思想；因此他们在字面上做功夫，他们排比了词句就自以为是组织了意思，他们歪曲了字义，因而败坏了语言，却自以为是纯化了语言。这种作家毫无文笔，或者也可以说，只有文笔的幻影。文笔是应该刻画[28]思想的，而他们只晓得涂抹空言。
所以，为了写得好，必须充分地掌握题材，必须对题材有足够的思索，以便清楚地看出思想的层次，把思想构成一个联贯体，一个绵续不断的链条，每一个环节代表一个概念。并且，拿起了笔，还要使它遵循着这最初的链条，陆续前进，不使它离开线索，不使它忽轻忽重，笔的运行以它所应到的范围为度，不许它有其他的动作。文笔的谨严在此，构成文笔一致性的、调节文笔徐疾速度的也在此；同时，这一点，也只要这一点，就够使文笔确切而简洁、匀整而明快、活泼而贯串了。这是天才所订定的第一条规律，如果在遵守这第一条规律之外，作者更能鉴别精微，审美正确，征词选字不惜推敲，时时留心只用最一般的[29]词语来称呼事物，那么，文笔就典雅了。如果作者再能对他灵机初动的结果不轻易信从，对一切华而不实的炫赫概予鄙弃，对模棱语、谐谑语经常加以嫌恶，那么，他的文笔就庄重了，甚至于就尊严了。最后，如果作者能做到怎样想就怎样写，如果预备说服人家的东西，自己先深信不疑，则这种不自欺的真诚就构成对别人应有的正确态度，就构成文笔的真实性，这就能使文章产生它的全部效果。不过，这也还需要把内心深信的事物不用过度的兴奋表示出来，还需要处处显出纯朴多于自信，理智多于热情。
上述各点，诸位先生，我读着你们的作品，仿佛你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这样教导我的。我的心灵，它如饥如渴地吸取着你们这些至理名言，很想飞腾起来，达到你们的高度。然而，枉然！你们又告诉我，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文笔必须有全部智力机能的配合与活动；只有意思能构成文笔的内容，至于词语的和谐，它只是文笔的附件，它只依赖着官能的感觉：只要耳朵灵敏一点就能避免字音的失调，只要多读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耳朵有了训练，精于审音，就会机械地趋向于模仿诗的节奏和演说的语调。然而，模仿从来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所以这种字句的和谐不能构成文笔的内容，也不能构成文笔的格调，常常言之无物的作品里，字句也不见得不和谐。
格调不过是文笔对题材性质的切合，一点也勉强不得，它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要看作者能否使他的思想达到一般性的程度来决定。如果作者能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而对象本身又是伟大的，则格调也就仿佛提到了同样的高度；并且，如果天才能一面把格调维持在这高度上，一面又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每一对象以强烈的光明，如果作者能在素描的刚健上再加以色彩的绚丽，总之，如果作者能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则格调不仅是高超的，而且是壮丽的。
说到这里，诸位先生，讲规则也许不如讲实际应用易于使人明了，举出实例来也许比空讲箴言更易使人获益；但是，你们那些壮丽的篇章，当我读着你们的著作时那么时常使我眉飞色舞，现在既不容许我一一征引，我只好限于说出一些感想。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它们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文笔却是人的本身[30]。因此，文笔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质。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壮丽的，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将被赞美，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于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一个美的文笔之所以为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都是真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这些真理，比起那些可以构成题材内容的真理，是同样的有用，也许还更宝贵些哩。
壮丽之美只有在伟大的题材里才能有。诗、历史和哲学都有同样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极伟大的对象，那就是人与自然。哲学讲述并描写自然；诗则描绘自然，并且加以美化：它也画人，加以放大，使之突出，它创造出许多英雄和神祇。历史只画人，并且画得恰如其分；因此，历史家只有在给最伟大的人物画像的时候，在叙述最伟大的行为、最伟大的运动、最伟大的革命的时候，笔调才变成壮丽的；而在其他的一切场合，他的笔调只要是尊严的，庄重的，就够了。哲学家每逢讲自然规律、泛论万物的时候，述说空间、物质、运动与时间的时候，讲心灵、人类精神、情感、热情的时候，他的笔调是可以变成壮丽的；在其他的场合，他的笔调能典雅、高超就够了。但是演说家与诗人，只要题材是伟大的，笔调就应该经常是壮丽的，因为他们有权结合着题材的伟大性，恣意地加上许多色彩，许多波澜，许多幻象；并且也因为，他们既然应该经常渲染对象，放大对象，他们也就应该处处使用天才的全部力量，展开天才的全部幅度。
向研究院诸先生致词[31]
诸位先生，在这里有这样多的伟大的对象引起了我的深刻注意！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文笔，什么样的语调才能恰如其分地把它们描绘出来、表现出来？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聚在一起了：睿智之神站在他们的前列，光荣之神坐在他们中间，把他的光辉散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以始终如一、日新月异的光彩覆盖着他们全体。从他那不朽的冠冕上放射出更辉煌的光线，到世界上最威武最仁厚的君主[32]的尊严的额头上集中起来。我现在仿佛看见了他，这位英雄，这位仁君，这位受爱戴的人主。他的全部面容显出多么高贵啊！他的全身仪表显出多么威严啊！他的眼光里蕴含着多少性灵，多少慈祥啊！诸位先生，他把眼光转向你们，你们就闪烁着新的光彩，你们心里就燃烧着一个更强烈的热情；我仿佛已经听到了你们的风雅之音，你们的和谐之调。你们齐声歌唱着，以赞美他的圣德，颂扬他的武功，欢呼我们的幸福；你们齐声歌唱着，以倾吐你们的忠诚，表达你们的爱慕，把这位大王和他的后裔所应得的人民爱戴之情传播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多么美妙的音乐合奏啊！它深入了我的心灵，它将与路易的荣名同垂不朽。
在远景里，又是多少伟大的对象构成了一幅画面啊！我看到法兰西的护国之神，他启发着黎世留[33]，同时传授他教化人民的技术和辅弼君主的才能；我看到正义之神和学术之神，他们领导着奚杰[34]，协力地把他提升到正义与学术之宫的首座；我看到胜利之神，他在我们历代君主的凯旋车前大踏步地前进着，车中有大路易[35]，坐在许多战利品上，一手拿着和平授予战败各国，另一手把分散各处的文艺之神召集到这座宫殿[36]里来。还有，诸位先生，就是近在我的身边，又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对象啊！宗教之神流着眼泪，他来借这里的雄辩的喉舌表达出他的哀思，他仿佛在嗔怪我话说得太多，耽误了你们对这一个大家应该和他同声轸念的损失[37]表示哀悼。
写作艺术[38]
要想写得好，就必须把内心的热力和智慧的光明结合起来。心灵接受到这双重感应就不会不愉快地活动起来，奔赴那提出的对象，它接触了那个对象之后，便紧紧抓住那对象，拥抱那对象，它只有在自己充分地享受了那对象之后，才能用思想的表达方法使别人也能享受到它。能如此，作者的手自然就能随心所欲地写出那些思想，而细心的读者也就自然能分取作者的精神享受了。如果对象是简单的，作者只要有刻画的艺术就足以应付了。但是，如果对象是复杂的，那么除了刻画的艺术而外他还必须具有组合的艺术，就是说还有依一定次序设想的艺术，耐心思维的艺术，准确比较的艺术，在设想、思维、比较的同时，把零散的观念集合起来，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在脑子里陆续呈现出该对象的全部各面。
因此，随着不同的对象，写法就应该大不相同，就是写表面上似乎最简单的对象，文笔固然要保持着简单性，但另一方面却也还不能千篇一律。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但是，尤足以显示这种天才贫乏的，还是那种装腔作势、与本题无关的虚伪才调。我们知道，真正的才调只有题目本身才能提供出来。我们青年作家的通病就是要处处显出才调。他们就不晓得，他们这种才调，如果不是从题目的内容里抽绎出来的，就只能妨害题旨的畅达，他们就不晓得，在不合适的地方种花，就等于栽荆棘。他们多有一点天资，就无须外求，自然会从题目的本身找出全部应用的才调来。如果他们是从好的文章模范里养成了审美能力，则他们不但会抛弃那种从题外硬拉来的才调，甚至于连想也不会想到去硬拉。有了这种审美能力，他们自然会在那些只须描绘就够醒豁的题目里避免任何晦涩的词语，任何硬凑的警句。在这种场合下，题目只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应该以忠实的线条、调和的色彩画出它的形象来。
刻画和描写是不同的两件事：描写只需要眼力，而刻画则需要天才。虽然二者都趋向同样的目标，却不能相提并论。一篇描写，总是陆续地、冷静地表出事物的各部分，描写越细就越难引人入胜。刻画则相反，它先只抓住最突出的各点，结果却能留下事物的迹象并赋予以生命。
要描写得好，能冷静地观察就够了，但是，为了刻画，就必需五官并用。看看，听听，摸摸，闻闻，那都是事物的特征，作者必须亲自领略到，并且以强劲的笔力表现出来。他必须拿色彩的细致和笔锋的骨力结合起来，配合色调，变化深浅，或用浓妆，或用淡抹，最后构成一个活的整体。这种活的整体，如果用描写方法，就只能表出些死沉沉的零散部分。
有人要问了，我们用词句来构成一个素描，用字眼来显出许多色彩，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回答说，是可能的，并且，不仅是可能的，如果作家有天才，有手法，有审美力，则他的文笔，他的词句，他的字眼甚至于比画家的画笔和颜色还要有效力些。一个赏鉴家看见了一幅美的画面，他所得到的印象是什么呢？他凝神看着，越看得久就越欣赏、越赞叹。他领略到了画中的一切美，一切光线，一切色彩。一个作家要想刻画，就必须设身处地地学这个赏鉴家，获得同样的印象，把这些印象传递给读者，使读者接受到它们，和赏鉴家凝神看画时接受到那些印象一样。
大自然呈献给我们的一切物品，特别是有生物类，无一不是给我们出的题目，作家不仅要给它们造成静态的肖像，还要造成活动的画图，在这个活动的画图里，所有的形态都要陆续显现出来，一笔一画都要像活的，并且总起来还要呈献出对象的全部外在特征。
假定一个作家和一个画家天才相等，作家却比画家多一个更大的方便：他能支配时间，使景象一幕一幕地承续着，而画家呢，他只能表现出当时的情节。因此，他只能产生出一种突然的惊奇、刹那的赞赏，对象一消失，这种赞赏也就幻灭了。大作家则不然，他不但能产生出这种使人一见惊奇的赞赏，并且还能长久地烘暖着、燃烧着读者的心灵，因为他能表现出好几个情节，个个情节都有热力，并且，这些情节结合在一起，放射着光芒，因而就能铭刻在读者的记忆里，离对象而独立地永远存在着。
人们经常拿诗来比画，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散文之能刻画，有胜于诗。律和韵都妨碍画笔的自由，为着多一个音节或少一个音节，许多刻画形象的词语，都被诗人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而散文作家则能有利地加以运用。文笔既然仅仅是作家放在思想里的层次和气势，则一有武断的公式，文笔就必然被束缚住了，或者停顿太多，速度一被减低，匀整一被破坏，文笔也就必然被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