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慧胡同与米粮库胡同，分列在地安门内大街的路东和路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通常，周边的百姓都将慈慧胡同称为慈慧殿。别看多了一个“殿”而少了“胡同”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该胡同的历史渊源。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处于明清两朝的皇城之内，清称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称护国龙泉慈慧禅林）而得名。民国后沿称。1949年称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称慈慧胡同。”
慈慧胡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胡同中“藏”着胡同——进胡同向北转就是北月牙胡同，向南至尽头则为南月牙胡同，向东直行方为宽敞的慈慧胡同。
1937年，在米粮库胡同居住了14年的陈宗蕃，将自己精心设计建造的“淑园”贱卖后，便迁居至慈慧胡同。之前，早已居住在米粮库胡同的胡适与同人共同创办的《独立评论》也选定慈慧胡同为社址。此外，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潜，与有着“中国拜伦”之称的北大法文系主任梁宗岱，也同在慈慧胡同3号内居住。
1.“读诗会”群星灿烂
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间，朱光潜一直住在慈慧胡同3号。这里本是清代皇族的院落，除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还有稀奇的楸树十余棵。无论何时，只要走进胡同，便立刻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有时还略显冷寂。
朱光潜入住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读诗会”，每月举办一两次。到了约定的日子，3号院里便热闹非凡，风生水起。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时便“纠缠”着朱光潜，这位喜好斗嘴争辩的老友，如今又找到老朋友做邻居，也平添了几分热闹。重要的是，这个院子很大，客厅也宽敞，使得更多的友人和诵诗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每到“读诗会”活动的日子，北平城里包括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萧乾等二三十位文化人纷纷赶来参加。
在“读诗会”上，朱自清是最起劲的一个。他的兴趣本来就是语文，因此在练习朗诵时，不仅声情并茂，而且细心揣摩每个字的用法，或一句话的讲法；而梁宗岱仍旧不甘寂寞，他和朱光潜围绕着刚性美和柔性美的辩论尤为激烈；何其芳也不闲着，在一旁羞怯地把他的新作《梦后》拿来朗诵，以示大家评说。萧乾为在座精彩的朗诵和议论深深地迷住了，他感到朱光潜家的客厅好似“一座金矿，到处都是闪光的矿石”。
在当时的京派新文化文人聚会中，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是一个文化聚会，《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聚餐会是约稿会，而朱光潜慈慧胡同3号的读诗会，则是一个更为纯粹的文学沙龙。在京派的形成和京派文学趣味的传播上，“读诗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沈从文回忆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其组织者朱光潜功不可没。”从此，他与朱光潜成为情趣相投的挚友。
朱光潜因“读诗会”结交了许多朋友，特别是与沈从文的友谊更是因此香醇浓郁，历久弥新。1946年，北大从西南大后方迁回北京。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32号教师宿舍，朱光潜与沈从文又成为邻居，两人交往甚密。每当妻子不在家时，沈从文就到朱光潜家蹭饭。之后，结伴去逛琉璃厂、鼓楼、地安门、隆福寺等处的古董店、旧书店。沈从文爱古董，沉迷于小瓶小罐；朱光潜则钟情于线装旧书。那时，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因病在家，细心的沈从文每次来都为她带个小礼物，为卧床在家的孩子带来欢欣。
在完成《诗论》初稿之后，朱光潜便于1933年7月从法国马赛乘船返回中国。凭借《诗论》，朱光潜赢得了胡适的青睐。胡适聘请朱光潜为北大教授，并且支持他成为《文学杂志》的主编。他们所组成的京派文学团体，与上海的海派作家分庭抗礼，成为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派别。
1937年的旧历新年，朱光潜大早起就走出家门，过马路进米粮库胡同到胡适家拜年。当时，胡适刚看过曹禺的两部话剧《雷雨》和《日出》。于是，两人就这两部戏剧展开讨论，畅谈各自的观点。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胡适前往美国寻求美援，后来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朱光潜则先后到四川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执教。抗战期间，他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结果，这为他带来不少麻烦。
抗战胜利之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朱光潜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在国共内战时期，他们两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此时的胡适，创办了独立时论社，朱光潜也是独立时论社的社员。
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开始笼络平津知识分子。在“抢救”名单上，胡适名列首位，朱光潜则名列第三。胡适在其儿子胡思杜坚决不走的情形下，还是选择了离开，而朱光潜则留在了大陆。
朱光潜之所以选择留下，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他女儿的身体有关。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回忆说：“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那时候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
可以想见当时朱光潜的矛盾心情，面对蒋介石派来接教授离开北平的飞机，他权衡利弊之后，为了自己的女儿选择留下。
留下来的朱光潜，因为跟胡适的关系以及国民党员的身份等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得不与胡适划清界限。为了适应新形势，表示“洗心革面”，这一时期的朱光潜，多次写文章批判胡适。
而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读了朱光潜的批判文章后，笑着说：“朱光潜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在那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写？我非常同情他。”
留美学者周策纵写道：“1981年，我见到朱先生，我们除了谈到他以前的学生陈世骧教授和一些文艺理论外，我就把胡先生说的话告诉他，问他的感想。他望了望陪我去的那位年轻人，然后低下头来，用十分富于感情的音调说：‘你知道吗，我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我如果不到北大来，还不知终生会怎么样了。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尽力介绍来的。’他说到这里就呛住了，沉默了许久，说不出话来。”
在“文革”中，朱光潜吃尽了苦头，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回答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那个时期的朱光潜，自己编了一套太极拳，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独自打“太极”。
2.胡同深处读“马列”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之后，李大钊、张申府成为北京中共创始人成员，张申府则成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
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李韶清回忆说：“1923年至1925年，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内外交困。在北京城内阴风凄厉之时，却出现了一个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赭庐’，其主要负责人是杜国庠同志。当年我在北京大学念书，间到‘赭庐’去。”
杜国庠（1889—1961年），广东澄海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曾在日本留学，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杜国庠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工业政策”“社会政策”等课程。
当时他与李春涛（当时中国大学的教授）、李沧萍（北京大学讲师）在地安门内慈慧胡同南月牙13号租下房子。杜国庠将此屋命名为“赭庐”，并在此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往于此者有彭湃、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政治系主任周览（即周鲠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胡锷公（当时为国会议员）等；还有陈公博、陈伯衡等。
“赭庐”内研究马列主义热情极高。主人经常与往来者互相交流马列主义学问至深夜。这些志同道合者编印了几种宣传马列主义新思想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主要编者是杜国庠，经费亦多由他负责）。1924年，他们编印了一本《列宁逝世纪念册》，封面印有列宁照片，印刷达数万册，分送北京各文化机关团体和国内有关方面，“赭庐”因此为人们所注意。“赭庐”同人除编印进步书刊外，还通过成员购买进步书刊，分寄亲友。杜国庠对青年人很是关怀爱护，经常鼓励青年人勤奋钻研科学，为祖国的进步而贡献力量，深受青年人信赖。
1925年，杜国庠与李春涛先后辞去教授职南归广东，杜国庠接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李春涛则到汕头《岭东民国日报》任社长兼中国国民党汕头特别党部委员（1927年汕头“四一五”血案时被秘密杀害）。其他成员多南返广东，“赭庐”遂告结束。
慈慧寺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有文字记载：“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北平地下党还曾以慈慧寺（位于北月牙胡同11号）作为秘密活动的据点。当时地下工作者郭家安、李葆华、苏啸中、李星华等先后在寺中居住过，也有不少同志来此接头、开会。”此地也是地下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主要活动场所。1932年2月，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剧联）。当时，地下党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青年，就在慈慧寺中因陋就简排练革命剧目。剧团还广泛联系社会演出团体及学生剧团，活动范围及于天津、太原、绥远等地，成为北方的话剧重镇。
当年在慈慧寺进出的年轻人当中，有我国伟大的音乐家和革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传记影片《聂耳》拍摄时，摄制组特意选择了慈慧寺做外景，再现了聂耳（赵丹主演）当年的革命活动和慈慧寺的全貌。
如今，当年的慈慧胡同3号，已改为9号，堪称“纯正”的大杂院。街门口台阶前，坐着一位老者，乐呵呵地看着过往的行人。老者指着身后的院门说，如今谁还住这个破院子啊，房顶的椽子都烂了，破窗户四面透风……当笔者提到朱光潜时，老人摆着手，摇晃着脑袋说：不知道，不认识，是老街坊吗？
3.《独立评论》的创办与黎昔非
1932年，胡适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共同筹办《独立评论》，最初在米粮库胡同胡适家编辑组稿，待正式创刊后则在慈慧胡同北月牙2号租房办公，与米粮库胡同仅一路之隔，工作十分方便。胡适曾经回忆说：“在君（丁文江）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出版。”
《独立评论》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刊物，以刊登政治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胡适说：“如果向政府要钱，那我就无法独立发表意见了。”所以，《独立评论》的发刊词这样申明：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1936年底，因著论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独立评论》复刊，同年7月18日终刊。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份刊物是胡适等人主办的，他们于其中发表文章也最多。这份刊物维持五年之久，共出版244期，发行全国各地甚至到南洋，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3万份。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刊物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离不开一位重要的幕后人物，那就是被誉为《独立评论》“总管”的广东籍文化人黎昔非。
1935年，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曾亲自写了一篇《又大一岁了》的祝贺文字，用较多笔墨谈到这位幕后英雄。他写道：“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
在《独立评论》四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又说：“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地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
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曾经写道：“我于九一八事变前回广西，到1934年3月才再来北平。那时《独立评论》已经出版将两年了。社址在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经理为黎昔非，广东兴宁人，中国公学同学，同吴晗和我都是熟人。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
黎昔非，1902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6年7月，他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文学系。其后得知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同时作家沈从文、冯沅君、陆侃如等也在该校任教。于是，在1929年春，他怀着对文化名人的崇拜，毅然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并在文史系就读，直至1930年7月毕业。
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北大研究院研究生，导师为黄节先生，以《诗经》为研究方向。在北大读书期间，黎昔非与同为中国公学毕业的罗尔纲、吴晗结为好友，并因此成为胡适家中的常客。
1932年3月，胡适患病住院，吴晗与黎昔非去医院探望，胡适提起正和同人计划出版《独立评论》杂志，缺一名“经理人”，希望黎昔非能来帮忙。当时黎昔非正在读研究生，学业紧张，故没有答应。此后月余，《独立评论》即将出版，最早策划人之一、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仍没找到“经理人”，吴晗便向蒋廷黻推荐黎昔非，蒋表示同意，要吴晗马上给胡适写信敲定黎昔非。
正是这封信，让胡适下定决心，用师生情来打动黎昔非。无奈之下，黎昔非只能痛别研究生学业，去给胡适老师“帮忙”。在黎昔非用心经理之下，《独立评论》只用两年时间便从最初的每期发行2000本，增加到1.3万本。杂志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
黎昔非之子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说，父亲黎昔非曾讲述过他与吴晗一起等候胡适的事。一次，吴晗与黎昔非在北海公园等候胡适，当远远看到胡适走过来的时候，吴晗迫不及待地奔上前去，边喊“先生！先生！”边急忙热情地去握胡适的手。而黎昔非待在原地不动，直到胡适走过来，他才叫了声“先生”。
黎虎说：“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的一辈子是为《独立评论》付出牺牲，最后却得不到历史的承认。原来我没有很深入地研究《独立评论》，只是从我母亲或者中小学老师口里面听到一些。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我父亲和胡适的关系很紧密，胡适对我父亲很赏识，还是我父母结婚的主持人。但我父亲帮他搞《独立评论》，不仅丢了学业，而且当时在生活上还捉襟见肘。”
1937年，黎昔非、罗尔纲、吴晗这三位中国公学的校友，因抗战爆发结伴南下。吴晗前去云南大学做教授，罗尔纲受邀前往长沙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而当时既无学术名气，又无研究生文凭的黎昔非只能回老家教中学生。
由于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工作辛苦，收入菲薄，逃亡至汉口时，已经囊空如洗。他只得向吴晗借了20元钱，才带着妻儿一路辗转颠簸回到故乡兴宁。这一路上，换车等车，他们共走了一个多月。离开北平时，黎昔非将数年来写成的《诗经学史》《诗地理考》稿及曾经发表和未发表的诗、史论文约四五万言，小说约十万字邮寄广州，结果稿件失踪，这对黎昔非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先后在兴宁一中、兴宁二中和龙田中学任教。同时，在资料奇缺的条件下，仍默默地做着《诗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