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油漆作胡同，清光绪时称油漆作。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言此处是明代内官监的油漆作坊。”因油漆易燃，有危险，为安全计，故置皇城最北端，这也是皇城内离皇宫最远的胡同之一。
汤大友撰文说，自明亡后，清政府对紫禁城进行修缮和维新，并将前朝内官监之房屋土地，尽皆分拨给这些从全国招募而来的“高级油漆工匠”们居住。从此，油漆作胡同成为北京最喧嚣鼎沸的传统涂料集中地。最精巧的工匠，最精湛的工艺，最绝密的颜料配方等都在这条胡同里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今日故宫的雕梁画栋、精美彩绘，历经几百年的岁月洗礼，依然能够得到数以万计中外游客的赞赏，和这条看似平凡的胡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油漆作胡同位于米粮库胡同之北，前后并列。当年，居住在米粮库胡同的陈宗蕃，在建造“淑园”时留有旁门，正对着米粮库胡同北边的油漆作胡同，出旁门对面就是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家的大门。
1.“小”胡同似迷宫
当年油漆作胡同曾汇集了全国最出色的油漆工匠，对紫禁城宫殿进行全面修缮。当时研制出的大漆、桐油、各色颜料、泥子、血料等油漆涂料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产品，达到了该行业的顶峰。遗憾的是，如今这些涂料配方多已失传或被淘汰。
清朝后期，国力日渐衰退，外敌入侵，中国受尽凌辱，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大的营建工程近乎停业。蛰伏在油漆作胡同的手艺人，先后搬离。清末，油漆作已经名不副实，逐渐演变为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并一直延续至今。
值得欣慰的是，油漆作胡同还在，且没有经历大的拆除和改建。这条胡同有别于北京胡同的特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胡同的布局和走向，跌宕起伏，忽宽忽窄，忽左忽右，非棋盘式格局。有文字记载，该胡同是胳膊肘形布局，其实仅仅说对了一半。
我们可以实地体验一下。从油漆作胡同东口进，往西直行百米，遇一小岔路口，如继续直行，胡同变窄，且不通。转弯向北直行，几十米过后，豁然开朗，眼前又呈现出东西走向的宽胡同，并有坐北朝南、坐南朝北以及坐东朝西的院落若干；更为神奇的是，胡同之宽敞，可并列三辆大卡车，这在京城胡同中甚为少见。真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站在宽胡同原地，可往东，还可往北。向北行，胡同瞬间变得“瘦小”，皆有住户，只是走到北头后依旧不通，北京人称之为死胡同。反身往西五十米途中，有两所宅院，气势非凡，疑似当年“包工头”所置。
走至胡同西尽头折向北，再往西，胡同忽然变得异常狭窄，宽不足一米，仅可容单人行走。仿佛被挤在高墙之中，行进途中感觉憋着口气，待终于“逃离虎口”后，随即与西楼巷和恭俭胡同“三方”会合。
北京胡同的美妙和魅力就在于此，不亲身体验，享受折半。
2.庄士敦，教授的不仅是外国话
油漆作胡同1号庄士敦故居，如今已经在大兴土木进行改建。3600多平方米的遗址上仅留下三间破旧不堪的危房和中庭一株濒死的大杨树，四处残垣断壁，令人唏嘘感慨；唯有门房藻井天花上若隐若现的油漆纹饰告诉人们，近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经住过一位不平凡的外国学者，一位对中国文化深深仰慕的英国老人。他撰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中国，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直到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年，为了让洋师傅庄士敦离皇宫内的溥仪近些，“内务府”在故宫周边为洋师傅选房子，最终看中了油漆作胡同1号院。庄士敦非常喜欢这套大四合院，亲自动手把它布置得充满北京传统文化色彩。
宅院北部是花园，南部是住宅区，为三进的大四合院。院中有水池花圃，正房、厢房三十余间。宅院里少的是人，只住有庄士敦、管家、厨师三个人；屋里多的是书，五间正房每间靠墙处都摆放着从地面到屋顶的大书架，排满了各类书籍，多达数千卷。
庄士敦回家后，多数时间就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读书。他曾说：“我现在有了这些书籍，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无声的谈话，我也不必伺候它们。”庄士敦终生未娶。
大门洞里有四个红底黑漆字的“门封”，昭示着庄士敦受到的不凡待遇。在庄士敦成为帝师后，英国政府非常高兴，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当时，清廷内不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议论，认为洋鬼子怎么配当皇帝的师傅？最多当个教习，教点知识也就算了，绝不能参与政治，更不能享受帝师的待遇。这种论调遭到了载涛和载沣的批驳。授课不久，溥仪就传旨给予庄士敦“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的特权，赏给“毓庆宫行走”的头衔和二品顶戴，和其他帝师待遇一样。
庄士敦曾在亚洲生活二十多年，游历了中国二十多个省份。他不仅能讲一口熟练的中国话，且对中国的经、史、子、集及佛教都有研究，尤其爱好唐宋诗词。所以，在庄士敦油漆作胡同的家中，室内的家具均为中式桌椅案榻，条幅字画，绝对“中国制造”。
1919年4月，庄士敦与溥仪在毓庆宫举行见面仪式，先进行君见外国使臣礼，由庄士敦行鞠躬礼，“皇帝”起立握手；然后再进行拜师礼，由“皇帝”学生向庄士敦鞠躬。庄士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进入紫禁城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给这座异常坚固的封建堡垒带来了一丝清新之气。
在以后的日子里，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庄士敦不仅教授当时仅有十四岁的小宣统英文，而且用西方的绅士礼节、生活方式甚至西方的思维方式教育小“皇帝”。这使自幼身居紫禁城的少年，接触并了解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有了小小的自卑。
溥仪本来就感到自己头上的大辫子，如同“猪尾巴”般丑陋，尽管从民国二年（1913年）开始，内务部就多次来函，敦促小朝廷剪掉那条代表封建王朝的脑后小辫，但小朝廷内务府无动于衷。而洋师傅庄士敦对“猪尾巴”的讥笑，使溥仪内心有了酸涩的滋味，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猪尾巴”铰下去，并要求宫内所有男人必须如此。尽管朝廷上下怨声载道，但还是“奉旨”铰掉了数千条辫子。
在以后的读书学习中，庄士敦觉察出皇帝学生的眼睛很有可能近视了，需要看医生医治。端康太妃（瑾妃）坚决反对让外国医生检查皇帝的眼睛，理由是，皇上的眼睛怎么可能随便乱动呢！
庄士敦以辞职不干相威胁，结果皇室妥协。1921年11月7日，庄士敦请协和医院的著名眼科大夫检验了溥仪的眼睛，并为他配了一副眼镜。
溥仪有一次出面宴请中外各界人士时，应邀前来的男女贵宾首次在宫内同桌共饮，改变了慈禧太后宴请外宾时男女分宴的老规矩，成为清末之后开一代先河的“新规矩”。在遇有重要宴请之前，溥仪、婉容二人还站在门口迎接，与来宾逐一握手，表示欢迎。这些“大逆不道的礼仪”，顿时在宫中炸了窝。洋师傅庄士敦也因此招来守旧者的怒目和白眼。
溥仪对洋师傅所灌输的新思想、新信息和新观念几乎全盘接受。为了回馈知遇之恩，除了工资一千块大洋，还命内务府支付庄士敦在油漆作胡同1号院的租金。只是到后来内务府资金捉襟见肘，连房租都不能按时交，被出租人不断催促。不得已，内务府准备在不远处的吉安所给庄士敦买套房子，还没等事情办妥，溥仪便被轰出了紫禁城。
1924年，庄士敦回到了英国，但他时刻与溥仪保持着通信往来。庄士敦经常以自己的中国名字“志道”而自豪，就连溥仪给他写信，也称他为“志道师傅”，这使得庄士敦格外开心。
溥仪的妹妹韫龢陪丈夫在英国留学期间就住在庄士敦家中。她回忆说，庄士敦是个非常可爱的老人，当他和来自中国的客人用中文交谈时，经常卖弄所谓的老北京话，不仅没有掺杂洋味，甚至连“儿话音”的“京片子”，也说得像模像样的。
庄士敦怀念中国，他爱北京。
3.“紫禁城的黄昏”
1934年，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由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之后，轰动了欧洲，接连再版。庄士敦在回忆录中不仅披露了为人罕知的晚清宫中生活，也客观地记述了紫禁城270多年的“黄昏时期”——晚清落幕至极复杂的历史景象。其中，还记述了他与胡适的交往和友情。
庄士敦说，大约是1924年9月初，北京一份晚报——《大晚报》刊登了一段粗鄙恶劣的文章，说：据称溥仪的英文师傅动机不良，将他自己的女儿带到紫禁城介绍给溥仪。溥仪见了她，就久久注视着她，为她的美丽所倾倒。那位英文师傅沉吟了一下之后，出于某种考虑将女儿留下送给了溥仪。
不难想象，庄士敦在读到这段文字之后的愤怒。他说，字里行间充斥着侮辱和冒犯性的语言，“对皇上和我的名誉都有中伤”，其实，“人们议论纷纷的所谓的‘女儿’根本就不存在”。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对北京的报纸出现这样粗俗卑劣的报道，深表遗憾。并在1924年10月10日给庄士敦的信中谴责了这些下流小报的低俗言论，也隐含责怪了那班政客对庄士敦五花八门的攻击。对此，庄士敦对胡适是充满感激的，并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写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
其实，庄士敦与《新青年》多位同人都很熟，他们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知识分子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适与庄士敦同为“文友会”会员，二人曾经先后担任过该会会长。1922年，溥仪在给胡适打电话前，庄士敦就对胡适说过，溥仪喜欢现代诗，曾读胡适的《尝试集》。胡适听了就送给庄士敦一部《胡适文存》，也托庄士敦转送溥仪一部，可见溥仪已经通过庄士敦的推荐对胡适有了一定了解。
溥仪在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之后，感觉与以往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所以，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面容。
4.“洋博士”的神秘电话
在1921年，溥仪对电话的了解当然是听庄士敦说的，由于慈禧生前不允许在宫内用电话，所以溥仪长时间闷闷不乐。之后，他不顾清室遗老们的反对，坚决要求装电话。于是，北京电话局在故宫养心殿给溥仪装了部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号码簿。
在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胡适之（米粮库胡同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八十七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都刊登在内。
刚开始接触电话，溥仪玩心大起。溥仪曾回忆：“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胡适早年一首旧体新诗中的一句）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就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就问，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于是，胡适和年仅十六岁的小皇帝有了一次对话。
溥仪在与胡适的“淘气”通话中表示：“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朕瞅瞅吧。”胡适放下电话感觉如做梦一样，唯恐是哪个家伙搞恶作剧，别再闹出笑话来。于是，胡适想起了老友——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赶紧打个电话落实真假。庄士敦在电话里向胡适证实，确有此事。
1922年5月30日上午11时许，溥仪派人到胡适家接胡适。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十七岁（虚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