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胡适举家入住米粮库胡同。有文字记载，胡适在米粮库胡同住了六七年之久，这是他在北平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通过查找资料档案以及回忆文章，胡适当年在米粮库胡同宅院的房东为袁祚廙，是大实业家，曾在北平担任电报电话局局长。
1.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袁家是官宦世家，祖籍贵州修文。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就中了武举人，明朝时官至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十八代之久，令人惊叹和羡慕。直至清末，袁照黎中举，当了两任知县，后升任督办黄河水利的观察使。到了其儿子袁祚廙时，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
由于前辈世代为官，袁家多与豪门联姻。袁祚廙的姐妹分别做了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的儿媳。袁祚廙因精通文墨，在袁世凯新军中从文书做到幕僚。当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的时候，他是“官小油水大”的营口海关负责人，捞到不少油水。
辛亥革命以后，袁祚廙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他在那里建了新式洋房，娶了三房姨太太。总共生育了十六个子女（长大成人的只有九个）。
随着北洋军阀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袁祚廙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据袁祚廙的孙辈陈必大撰文说：“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
这是袁家历史上最为风光的年代，别说家中三妻四妾，呼仆使婢，出门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但毕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所有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2.洋楼转租胡博士
袁祚廙的儿子袁永熙回忆说：“1928年，我4岁的时候，全家又迁移到北平，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幢两层楼房里。第二年，父亲就因脑溢血去世。米粮库胡同的楼房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全家搬到北兵马司一座四合院里。财产日渐减少，靠着卖古董、字画度日。虽然家道中落，供孩子们上学还是舍得花钱的。”
据当年到过米粮库胡同袁家的朱文长教授回忆说，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是一个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红色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袁永熙那年才十二岁，父亲的“肥缺”丢了，买卖亏了，最后人也没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家道中落，袁祚廙的子女却均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
袁永熙的大哥袁永辉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二姐袁永熹，毕业于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结为夫妻；五姐袁永懿，毕业于辅仁大学，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孙国华；弟弟袁永宝当时年纪虽小，也受到两位兄长的思想影响，倾心于抗日和民主活动。袁永宝1941年离开北平的家，辗转到重庆，1942年考入复旦大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袁家后人不仅跻身于新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大多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年代里，他们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毅然脱离了原有阶级的家庭。
袁永熙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南联大总支部书记、宣传部长。但他最知名的身份是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女婿，这个身份也正好为他们夫妻二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均应邀而至。北大、清华校友们还送了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
3.袁家的儿媳，陈布雷的爱女
袁永熙的妻子陈琏年轻时很激进，不顾父亲陈布雷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1939年7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并在那里认识了袁永熙。1942年，陈琏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毕业后赴北平贝满中学做教师。
当时，供职南京国民政府的陈布雷，对女儿陈琏的婚姻非常关切，对未来女婿的出身和职业进行了“政审”。他暗中委托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详查袁永熙其人，结果是，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而且，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是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教授是他另一个姐夫，吴晗教授是袁永熙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则和孙国华相熟，对袁永熙十分赏识。陈布雷听了这些溢美之词，欣然接纳了这位门当户对、品行端正的乘龙快婿。
婚后一个月时间，陈琏夫妇突然被保密局北方区逮捕。由于陈琏夫妇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保密局无法确定他们的政治身份，便押送南京。当蒋介石听到被捕人员中有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时，大吃一惊，后来特务们反复追查陈布雷并确认其没有泄露机密给女儿，蒋介石才放心。蒋对陈布雷说：“我知道，你对党国是忠心的。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1948年4月，由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作保，袁永熙也被释放，并得到一个美差——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而学历史出身的陈琏则到国立编译馆工作。
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陈布雷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决心服毒自杀前与女婿袁永熙谈话时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乳名）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
陈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与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只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陈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袁永熙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6年被划为右派，夫妻二人被迫离婚。之后，陈琏带着三个孩子到了上海。她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文革”开始后，陈琏即遭批斗，被定为叛徒，于1967年11月自杀身亡。
1979年，在陈琏被甄别平反时，胡耀邦总书记对陈琏曾有8字评价：“家庭叛逆，女中豪杰。”
4.袁家的女婿叶公超
叶公超是袁祚廙的女婿，他的妻子是袁家的二女儿袁永熹。1931年6月，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叶公超和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结婚。胡适在6月21日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公超为结婚事忙”，“公超三十日结婚，七月底可回北平”。
叶公超的妻子袁永熹，比叶公超小两岁，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性情爽朗，待人热忱，生活俭朴。当时她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时，被誉为燕京的“校花”。
叶公超成为袁家女婿时，袁家已经走向衰落，搬离了米粮库胡同。叶公超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期间，却因胡适之故经常往来米粮库胡同。
1935年，叶公超应胡适邀请就任北大英语系教授。1936年7月中旬，他从清华园搬到北平城内地安门西大街前铁匠营5号。叶公超的书房在西厢房，这里也是接待朋友的地方。房中的家具还是以前用的那些，陈设着满堂硬木家具，显得富丽堂皇。北房的廊檐很宽，通到东面另一个院子。廊檐外有两棵树和许多花花草草，还堆砌着几块太湖石。这所新居虽然看不到竹影婆娑，却有花木扶疏，而且十分幽静。如果想散步，出胡同十分钟就可走到北海的后门，多走几步，就可到地安门外鼓楼一带的古玩铺、地摊逛逛。同时，他还可以随时溜达到米粮库胡同胡适家，十分近便。
叶公超婚后不久，学生赵萝蕤去家中拜访他，“看见一位女子坐在书桌旁椅子上看书。经叶先生介绍，才知道是他新婚的夫人袁女士，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可是房里没有新添像是新婚家庭的家具和摆设。新婚夫人也是一般穿戴，不像一个新嫁娘。坐下谈话时，我看见背后书架上有红皮脊烫金字和图案十分耀眼的书，以前在他书架上不曾看见过。叶先生告诉我，是胡适、温源宁十位老朋友赠送的结婚礼物路卡斯编的《兰姆全集》和路卡斯写的《兰姆传》。叶先生最喜欢兰姆的文章，朋友们特意买了这套书作为结婚贺礼。”
叶公超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是进士，官至军机章京，辞官后主讲越华书院。祖父是举人，三品衔的江西候补知府。父亲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早年丧父，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叶恭绰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为“交通系”首领。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九岁时，他被送到英国读书两年，后又被送到美国读书一年。十三岁时，叶公超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十六岁的叶公超加入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参与游行、演讲，十分活跃。叶恭绰怕叶公超受到“五四”影响，荒废学业，未等其毕业即安排他出国留学。1920年，叶公超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又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当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通宵达旦地读完了鲁迅作品。虽不认同鲁迅的杂文，但十分欣赏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他在发表于天津《益世报》副刊的文章中，极力褒扬鲁迅，认为其散文作品超越胡适和徐志摩远矣。这惹得胡适非常不快，他曾当面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告诉胡适：“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与胡适、徐志摩皆为好友，而与鲁迅没有交集。但他能够抛开投桃报李的小圈子，说真话，实属难得。要知道，鲁迅生前可是没少“骂”胡适和徐志摩。
抗战结束后，叶公超告别了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投笔请缨，从欧洲司长、外交部政务次长，直至外交部部长。虽说官场上顺风顺水，但后来的家庭生活却不尽如人意。
叶公超与妻子袁永熹的婚姻，本来是令许多朋友羡慕的，但却被叶公超的坏脾气所破坏。比如在婚后不久，吴宓到叶公超家去吃饭，因为饭菜的味道不佳，叶公超便当着吴宓的面对妻子大发脾气。袁永熹当时一言未发，等叶发泄完之后才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夫妻关系越发紧张。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永熹带着子女移居美国。此后，袁永熹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退休后过着隐居生活。
在叶公超生命的最后四十多年中，他们夫妻聚少离多，二人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叶公超赴美公干时，只有在外交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永熹才会迁就一下叶公超，出席一些交际应酬场合。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不来往。叶公超常感叹妻子儿女虽各有所长，可惜对中国文化太隔膜，意谓不能理解他的追求与事业。
叶公超在他晚年的文章《病中琐记》中感慨万分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发脾气。”叶公超的晚年是可怜的，据说他在弥留之际还在不断地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护士说：“听着真可怜。”
1981年1月20日，叶公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人。太太袁永熹也没有回来，只是以未亡人的身份送了一副挽联。
1995年，袁永熹也在美国加州悄然去世，终年九十二岁。从此，夫妻二人地下相见，但仍旧无缘同椁。
对于叶公超，著名华人华侨领袖陈香梅是这样评论的：“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