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康斯托克”是个很土气的名字，但戈登就出生于一户很土气的家庭。“戈登”是苏格兰名字，如今这些苏格兰名字到处都是，这正是过去五十年来英国越来越苏格兰化的写照。“戈登”、“科林”、“马尔克姆”、“唐纳德”——这些都是苏格兰传播到世界的馈赠，包括高尔夫、威士忌、燕麦粥，还有巴利[54]和斯蒂文森的作品。
康斯托克家族属于最可怜的社会阶级——没有土地的中层中产阶级。他们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无法虚荣地自我安慰说他们原本是古老的世家，只是生不逢时家道中落了，因为他们根本称不上是古老的世家，只是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发了一笔小财，却比这一波繁荣衰落得更快。相对富裕的日子不过区区五十年，那时候戈登的祖父萨缪尔·康斯托克还在世——戈登应该叫他康斯托克爷爷，但老头子在他出生四年前就去世了。
康斯托克爷爷是那种即使进了坟墓仍很有影响力的人。在生的时候他是个强硬粗暴的老恶棍，从无产者和外国人身上压榨了五万英镑，建了一座红砖楼房，坚固程度有如金字塔，生了十二个孩子，十一个活了下来。他死得很突然，死因是脑出血。他的孩子们在肯萨尔陵园的墓地上用一大块石料给他做了墓碑，刻着如下铭文：
永远缅怀
萨缪尔·以西结·康斯托克
忠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
正直而虔诚的男人。
生于1828年7月9日
卒于1901年9月5日
孝子贤孙
谨立此碑
愿他在耶稣的怀抱中安息
认识康斯托克爷爷的人对碑文最后一句话都会说点难听的评论，这个就不提了。值得一提的是，那块刻了字的花岗岩墓碑重达近五吨，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绝非出于巧合，目的是将康斯托克爷爷永远镇在地底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死者的亲戚如何看待他，从他墓碑的重量便可略知端倪。
在戈登的印象中，康斯托克家族是无聊、猥琐、没有活力的行尸走肉一般的家族。他们暮气沉沉，简直令人发指。这当然都是拜康斯托克爷爷所赐。他逝世的时候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有几个已经人到中年。康斯托克爷爷一早就已经将他们或许曾经有过的活力摧残殆尽。他欺辱着他们，就像园圃压土机碾过小雏菊一样。他们被压得扁扁的个性再也没能膨胀起来。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萎靡不振的失败者。没有一个儿子做出一番事业，因为康斯托克爷爷一直不遗余力地驱使他们从事根本不适合自己的职业。只有一个儿子——约翰，戈登的父亲——敢于挑战康斯托克爷爷，居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结婚了。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创造点东西，破坏点东西，活得开心一些，活得不开心一些，活得肆意自然，就连挣到体面的收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家族里一直弥漫着半吊子上流社会失败者的气氛。他们是中层中产阶级里常见的那些压抑沮丧的家庭中的一员，一辈子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从小戈登的亲戚们就让他觉得非常郁闷。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许多叔伯姑婶都还在世。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人——阴沉、破落、郁郁寡欢。所有人都病恹恹的，总是为了钱而发愁，勉强度日却又从未沦落到轰轰烈烈破产的地步。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他们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冲动。真正有活力的人，无论他们有钱没钱，都会像动物那样自发地生儿育女。以康斯托克爷爷为例，他自己就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了十一个。但这十一个孩子只生了两个孙辈——戈登和他的姐姐朱莉亚——而这两人到了1934年都还没有孩子，一个都没有。戈登是康斯托克家族最后的香火传人，生于1905年，原先他的父母根本没有想过要他。在他出生后漫长的三十年间，家族里再也没有添丁，只有死亡。这种情况不止局限于婚姻和生儿育女，而且蔓延到了方方面面。在康斯托克家族身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每个人都似乎被诅咒缠身，过着凄凉寒酸不见天日的生活。没有人做过任何事情。他们属于那种会自动被排挤出一切事件中心的人，哪怕只是搭巴士。当然，在金钱问题上他们都是白痴。康斯托克爷爷最后将他的遗产平分给儿孙，卖掉那座红砖房子后，每个人分到大约五千英镑。康斯托克爷爷一下葬他们就开始乱花钱。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将遗产潇洒地花掉，像去泡妞或赌马什么的。他们只是坐吃山空，一点点地花光。女的拿去盲目地进行投资，男的拿去做小生意，但一两年后都以失败亏钱告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终生未婚。而有几个女儿在康斯托克爷爷去世后嫁了出去，那时她们已人到中年，婚姻状况很不理想。几个儿子由于没有能力挣到体面的收入，沦为那种结不起婚的可怜虫。除了戈登的姑姑安吉拉有自己的房子之外，其他人都寄人篱下，住在那些如同坟墓一般的寄宿旅馆里。时间一年年过去，他们相继去世，死因都是那些昂贵而无治的疾病，将他们折磨得身无分文。戈登的姑姑夏绿蒂1916年的时候进了克拉彭的精神病院。如今英国精神病院人满为患！中产阶级那些被遗弃的老处女最后都会被送进里面，让这些精神病院得以继续经营。到了1934年，那一代人就只剩下三个还活着：已经提过的夏绿蒂姑姑；安吉拉姑姑，她运气很好，在1912年买了一座房子和一笔微薄的年金保险；还有沃尔特叔叔，他那五千英镑的遗产只剩下几百英镑，开过许多间“公司”，但经营总是无法长久。
戈登从小生活的环境是这样的：穿的是剪短了的旧衣服，吃的是炖羊颈骨汤。他的父亲和康斯托克家族其他人一样，性情忧郁，因此也不让别人活得开心。但他总算有点头脑，粗通文墨。他明明是个喜欢文字的人，一见到数字就害怕，康斯托克爷爷却逼他去当注册会计师，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徒劳无功地努力当好一名注册会计师，总是和人家合伙开会计师事务所，但一两年后就以停业告终。他的收入起伏不定。有时候一年能挣到五百英镑，有时却只能挣到两百英镑，但每况愈下的情形更加普遍。他于1922去世，年仅五十六岁，却已经彻底枯萎了——很久以前他就得了肾病。
由于穷困潦倒的康斯托克一家是有教养的人，他们觉得戈登有必要接受“教育”，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教育”的负担成了可怕的梦魇！这意味着，为了让他的儿子能上好的学校（公学或山寨的公学），一位中产阶级人士只能长年累月过着窘迫的生活，连水管工都会轻蔑嘲笑他。戈登被送到那些装腔作势的糟糕学校，每年的学费是一百二十英镑左右。当然，缴纳这些学费意味着家里人要做出可怕的牺牲。比戈登大五岁的姐姐朱莉亚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她曾被送到一两间破落肮脏的小寄宿学校，但十六岁的时候就辍学了。戈登是男丁而朱莉亚是闺女，大家都认为闺女就应该为了男丁而作出牺牲。而且整个家族一早就都认为戈登很“聪明”。天资聪颖的戈登应该可以获得奖学金，当个成功人士，将来光宗耀祖——这只是一个想法，但没有人比朱莉亚更笃信这个想法。她个子高挑，样貌平凡，比戈登要高得多，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庞，脖子又太长——从小看上去就像一只呆头鹅。但她是个头脑简单充满柔情的女人，总是低调地深居简出，熨烫衣服，缝补衣物，天生就是个老处女，十六岁的时候她看上去已经很像一个老女仆了。她奉戈登为偶像。在他整个童年时代，她看护他，照顾他，宠爱他，自己穿得破破烂烂，让他能穿着体面的衣服去上学，自己辛苦地攒钱给他买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而他对她的回报就是，长大之后他就鄙视她，因为她不漂亮，而且又不“聪慧”。
即使读的是一所三流男校，几乎所有戈登的同学都比他有钱。当然，很快他们就发现他是个穷鬼，因此老是欺负他。或许，对于孩子来说，最残酷的事情就是被送到一所同学都比他有钱的学校。一个大人是很难想象当一个孩子懂得贫穷的含义后，势利会对他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读预科学校的时候，戈登的生活就是在不停地伪装，骗别人他的父母很有钱。啊，那些日子他受尽多少羞辱！比方说，每学期开学时他得向校长交待他带了多少钱回学校，当你交待的金额少于十先令时，其他男孩子就会瞧不起你，揶揄羞辱你。还有一次，同学们发现戈登穿的是现成做好的西装，只值三十五先令！戈登最担心的就是父母来探望他。那时候戈登还是个信徒，总是祈祷父母不要到学校来，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是那种让你无法不觉得害臊的男人，面容苍白沮丧，弓腰耸肩，穿着寒酸过时的衣服，看上去就是个忧郁无聊的失败者。而且他有个可怕的习惯，在他道别的时候，会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塞给戈登半个克朗，所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只是半个克朗，而不是他所吹嘘的十个先令！二十年过去了，回想起上学的情形，戈登仍然会不寒而栗。
首先，这段经历让他对金钱充满了卑微的渴望。那时候他痛恨自己那些穷困潦倒的亲人——他的父母、朱莉亚、所有人。他痛恨他们，因为他们住的是破败的房子，他们衣着邋遢，他们郁郁寡欢，他们总是为了三便士或六便士而忧愁哀叹。康斯托克在家里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买不起”。那些日子里，他对金钱的渴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一个人就不能穿着体面的衣服，有吃不尽的糖果，想去电影院就去电影院呢？他责怪父母怎么这么穷，似乎他们是故意要过穷日子一样。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别的孩子的父母那么有钱呢？他觉得他们喜欢挨穷。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
但随着他年岁渐长，他变了——确切地说，他不可理喻的程度并没有降低，但方式不一样了。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学校里扎稳了脚跟，不像以前那么受欺负了。他的学业并不出色——学习不认真，拿不到奖学金——但他的心智在朝着适合他的方向发展。他阅读了那些校长在讲台上谴责抨击的书籍，产生了对英国国教、爱国主义和校友情谊离经叛道的思想。他还开始写诗。一两年之后，他甚至开始给《雅典娜文艺》、《新时代》和《威斯敏斯特周刊》投稿，但诗稿总是被退回来。当然，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男生组成了社团。那时每所公学都有自发成立的小知识分子团体。当时正值战后，英国弥漫着革命的气息，连公学也深受影响。年轻人，包括那些年纪太小没能参军的小青年，对年纪大的人很不满，那时候每个有思想的人都是革命者。与此同时，那些老人——年纪超过六十岁的人——像老母鸡一样惊慌失措，絮絮叨叨着“反动思想”。戈登和他的朋友也有“反动思想”，那段时间非常振奋人心。他们未经批准就发行了一份月报，名叫《布尔什维克》，用蜡印的方式出版，足足运作了一年。内容宣扬的是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瓦解大英帝国、解散陆军和海军等等。那真是太有趣了。每个十六岁的聪明男孩子都是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年纪，没有人会看得上鱼钩挂着的那丁点儿蝇头小利。
他以孩子气的简单思想去理解关于金钱的问题。从小他就认为所有现代商业的把戏都是骗局。有趣的是，最早让他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是地铁站里张贴的那些广告。他自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进一间广告公司工作。但金钱不只是一场骗局。他认识到，对金钱的膜拜已经被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或许那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唯一感化人心的宗教——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宗教。金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善恶是非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成王败寇的哲学。“发达”成了深入人心的信条，摩西的十诫被缩短成了两条戒律，一条是给雇主的——他们是高大巍峨的侍奉金钱的神父和牧师——“汝等应当挣钱”，而另一条是给雇员的——他们是奴隶和下人——“汝等不可失业”。在这个时候，他翻开了一本《穿破裤子的慈善家》[55]，读到了一位饥肠辘辘的木匠，当掉了所有的财物，却仍保留着他那盆叶兰的故事。自此，叶兰在戈登的心目中成为了一种象征。叶兰，英格兰之花！我们的国徽上应该有叶兰，而不是狮子和独角兽。只要窗户上还摆着叶兰，英国就不会爆发革命。
这时他不再痛恨鄙夷他的亲人了——或者说，不像以前那么痛恨鄙夷了。他们仍然让他觉得很不开心——那些可怜的、年老体衰的叔伯姑婶，有两三个已经去世了，他的父亲已经老态龙钟，他的母亲老迈孱弱（她的肺不大好），而朱莉亚那时候二十一岁，尽职尽责地做着苦工，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未穿过一件好衣服。这时候他知道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钱，更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还生活在金钱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金钱就是美德，而贫穷就是罪恶。不是贫穷，而是既没钱又死要面子的心态将他们拖入了万丈深渊。他们以金钱为衡量万物的标准，而他们则是这一标准的失败者。他们从未想过像下层阶级的人一样有钱没钱都要好好活着。那些下层阶级的人是多么正确！我们应该向那些工厂里的工人致敬！他们只有四个便士，却有勇气与自己的女友组成家庭！至少，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鲜血，而不是金钱。
戈登以小男孩天真而自私的方式下定了决心。他有两条路走。你要么成为有钱人，要么故意拒绝成为有钱人。你可以占有金钱，你也可以鄙弃金钱，最可怜的莫过于膜拜金钱却无法得到它。他认定自己这辈子发不了财，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什么才华能够发财。这是拜他那些学校老师所赐，他们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无法无天的小混蛋，这辈子别想“成功”。他接受了这一点。那好吧，那他就决定与“成功”的人生分道扬镳。他下定决心不当一名“成功人士”。在地狱里称王总比上天堂当奴仆强，就算在地狱里当奴仆也要比在天堂当奴仆强。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了人生的道路，他要与财神爷和他那些卑劣的侍从为敌。他发誓要与金钱不共戴天，当然，只是悄悄地在心里说说罢了。
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只留下两百英镑。朱莉亚已经出来工作几年了。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她在一家政府机构上班，然后她报读了烹饪课程，在伯爵府地铁站旁边一间肮脏的小茶馆找了份工作。每星期她工作七十二个小时，挣二十五先令，包伙食和茶点。光是每星期的生活费就得搭进去十二先令，甚至更多。显然，康斯托克先生一死，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戈登退学，给他找份工作，让朱莉亚拿那两百英镑开一间自己的小茶馆。但这时康斯托克家族惯有的在金钱上的傻气又发作了。母亲和朱莉亚都不肯听劝让戈登退学。她们带着中产阶级那种莫名其妙又理想化的势利心态，宁肯进收容所也不肯让戈登在十八岁的法定年龄之前退学。那两百英镑，或一半以上，必须用在完成戈登的“学业”上。戈登由得她们这么做。他已经发誓与金钱不共戴天，但这并不表示他不是一个自私透顶之人。当然，他十分害怕上班工作。哪个男孩子不害怕呢？在某间肮脏的办公室里抄抄写写——上帝啊！他的叔伯姑婶已经在絮絮叨叨地说着“戈登该成家立业了”。他们看待一切事情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好差事”。史密斯那小伙子在银行找到了一份“好差事”，琼斯那小伙子在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好差事”。这些他都听烦了。他们似乎想要看到每一个英国的年轻人在棺木上都写着“好差事”。
与此同时，钱还是得挣。结婚前戈登的母亲是个音乐老师，结婚后当家庭收入拮据时也会偶尔收收学生。现在她决定重新开始招收学生。他们住在亚克顿，在这里的郊区收学生很容易——有了音乐课的学费和朱莉亚帮补家计，接下来的一两年应该还撑得下去。但康斯托克太太的肺现在已经不能用“虚弱”加以形容。生前给父亲看病的那位医生曾为她的胸部听诊，态度非常严肃。他叮嘱过她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着凉，要吃有营养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是不要操劳过度。当然，上钢琴课这么操劳疲惫的工作对她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了。戈登对此一无所知。朱莉亚知道这件事，但她和母亲守口如瓶，不让戈登得悉。
一年过去了，戈登在学校里过得很不开心，为自己那身蹩脚的衣裳和囊中羞涩感到十分尴尬，而这些让女孩子成了他的梦魇。不过，那一年《新时代》接受了他的一首诗作。这段时间母亲就坐在阴风阵阵的客厅里很不舒服的钢琴凳上，给学生上钢琴课，课酬是每小时两先令。然后戈登毕业了，好管闲事的胖叔叔沃尔特有点生意上的门路，找上门来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可以给戈登安排一份在一家矿业公司会计部上班的“好差事”。这可是份优差——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前途的入门职业。要是戈登肯踏踏实实地干，或许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名大人物。戈登的心情很不安。突然间，和那些软弱的人一样，他僵住了，接着，全家人惊讶地听到他不肯去尝试这份工作。
当然，他们吵了好几架。家里人实在不明白他。他们觉得在机会找上门的情况下拒绝这么一份“好差事”简直是在亵渎神明。他一再重申他不想从事那种工作。那到底他要什么样的工作呢？家里人都问他。他阴沉沉地告诉他们，他想要“写作”。但靠“写作”他怎么可能挣钱谋生呢？他们追问他。当然，他只能哑口无言。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能靠写诗谋生。但那实在是一个荒唐透顶难以启齿的想法。但不管怎样，他一定不会从商，跟金钱打交道。他会去找一份工作，但不会是“好差事”。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母亲啜泣流泪，连朱莉亚也对他“横加指责”，那些叔伯姑婶（那时候还有六七位在世）一直缠着他好说歹说，但都没有用。三天后，悲剧发生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咳嗽得很厉害，手抚着胸口扑倒在桌上，嘴里流出鲜血。
戈登吓坏了。母亲没有死，但他们将她抬上楼的时候看上去和死人没什么两样。戈登跑去找医生。接下来的几天母亲就在死亡的门槛徘徊。长时间坐在阴风阵阵的客厅和经年累月的奔波操劳使得她病入膏肓。戈登无助地在房子里徘徊，罪恶感与忧愤感交织心头。虽然不知道个中内情，但他隐约察觉得到母亲是为了他的学业而把自己累垮的。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不能再忤逆母亲了。他找了沃尔特叔叔，跟他说他愿意接受那份矿业公司的工作，如果他们还肯聘请他的话。于是沃尔特叔叔拜托了他的朋友，那个朋友又拜托了他的朋友，戈登被叫去面试。面试者是一位年长的绅士，装了咬合不好的假牙，最后他面试成功，开始实习，起薪是二十五先令。他在这家公司一呆就是六年。
一家人从亚克顿搬了出去，在帕丁顿区一栋破败的红砖公寓楼租了一间公寓。康斯托克太太把钢琴也搬去了，精力稍有恢复她就重新招生授课。戈登的工资逐渐提升，一家三口勉强过得下去，而贡献最大的是朱莉亚和康斯托克太太。戈登在金钱上还是像小时候那么自私。他在办公室混得并不算太糟。大家都说他工作还算尽职，但不是那种能“发达”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工作的鄙视使得他的心情好受一些。他可以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办公室生活，因为他从未想过会一直干下去。终有一天他会挣脱这份工作的束缚，至于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辞别就只有天知道了。终有一天他会开始自己的“写作”事业。或许终有一天他能靠“写作”谋生。你觉得如果你成为一名“作家”，你将能摆脱铜臭味的生活，不是吗？他看着身边那些人，尤其是那些年纪大一些的人，心里觉得特别难受。那就是拜金主义的生活！安定下来，安心挣钱，出卖灵魂换得一所别墅和一株叶兰！变成一个典型的戴着圆礼帽的小人物——斯特鲁布漫画[56]中的小人物——那种温顺的小市民，六点十五分准时回家吃晚饭，吃的是土豆肉饼和炖罐头梨汤，听上半小时的英国广播电台交响乐节目，然后，如果他的妻子“心情好”的话，就进行合法正当的性交！多么可悲的命运！不，一个人不应该就这么活一辈子，一个人得摆脱这种生活，不能沾染上铜臭味。他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他似乎与这场对抗金钱的战争铆上了。但那仍是一个秘密。办公室的人从未想到他有这么荒诞不经的想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在写诗——因为他留下的蛛丝马迹并不多，六年里他只在杂志上发表过不到二十首诗作。看上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都市职员——早上站在地铁里拽着皮带朝东边出发，晚上搭西向地铁回家的上班一族大军中的一员。
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康斯托克家族已经分崩离析，上一代人只有四个还活着——安吉拉姑姑、夏绿蒂姑姑、沃尔特叔叔和另一个叔叔，这位叔叔一年后也去世了。戈登和朱莉亚没有再在公寓里住，戈登在道迪大街租了一间带装修的房间（他似乎觉得住在布伦斯伯里比较有文学气息），朱莉亚搬到了伯爵府旁边靠近茶馆的地方。她那时已经是奔三的人了，看上去比年龄还苍老。她比以往更瘦了，但还算健康，头发开始花白。她每天还是工作十二个小时，时隔六年，她的周薪只涨了十先令。经营茶馆的那位贤淑高贵的女士半是朱莉亚的朋友，半是她的雇主，因此她能左一句“亲爱的”右一句“亲爱的”和朱莉亚谈话，一边狠狠地欺负她，让她辛苦地干活。母亲去世四个月后，戈登突然辞职了，没有给公司任何理由。同事们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高就”——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件幸事——给他写了正面的推荐信。他根本没有想过另外找一份工作。他决心破釜沉舟，从此他将畅享自由的空气，摆脱铜臭味。他不是有意等到母亲去世才这么做的，但母亲的去世让他鼓起了勇气。
当然，家里剩下的那几口人也大吵了一架。他们觉得戈登一定是疯了。他一次又一次徒劳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不愿意受一份“好差事”的束缚。他们一直缠着他问道：“但你要怎么活下去呢？你靠什么谋生呢？”他不愿意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他仍幻想着自己可以靠“写作”谋生。他结识了《反基督报》的编辑拉沃斯顿，他不仅刊登他的诗作，还偶尔让他写写书评。比起六年前，他的文学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渺茫了。但“写作”的渴望并不是他真正的动机。他想要的，是摆脱金钱的世界。他模糊地向往着没有金钱的隐士一般的生活。他觉得假如你真的鄙视金钱，你可以像天空中的小鸟一样不断地向前飞。他忘了天空中的小鸟是不用付房租的。住在阁楼饿着肚子的诗人——饿肚子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是他脑海中的自己。
接下来的七个月令他感到绝望和恐惧，几乎打断了他的风骨。他领略到了连续几个星期只吃面包和人造黄油的滋味。他空着肚子试图“创作”，将衣服典当掉，欠了三个星期房租，只能颤巍巍地溜上楼梯，而房东太太就在倾听你的脚步声。而且那七个月他几乎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挨穷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灵感都被扼杀了。他终于醒悟了过来，身无分文并不意味着摆脱了金钱。恰恰相反，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金钱支撑你的生活——用那该死的中产阶级的话讲，“衣食无忧”——否则你将成为金钱的奴隶，毫无翻身的希望。在粗俗不堪地吵了一架之后，他被扫地出门，在街头流落了三天四夜。太可怕了。有三个早上，在河堤路认识的一个人的指点下，他去了伦敦鱼市，帮忙把装鱼的手推车顺着蜿蜒的丘陵路段从鱼市送到东区批发市场。推一趟车挣两便士，非常辛苦，大腿的肌肉都蹬麻了。这份工作有很多人抢着干，你得等候着接活儿。运气好的话，从凌晨四点到九点你可以挣到十八便士。三天后戈登放弃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能向家里人借了些钱，重新去找一份工作。
但现在工作不好找了。几个月来他就靠着家里人的接济生活。朱莉亚一直收留他，直到她那微薄的积蓄最后一便士都花光了。实在是太悲惨了！这就是他人生态度的结果！他放弃了出人头地的理想，发誓与金钱不共戴天，最后却得仰仗姐姐的救济！他知道比起花光积蓄，朱莉亚对他的失败更加痛心疾首。她对戈登寄予厚望。他原本是康斯托克家族里最有望成材的人。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光宗耀祖。他是那么“聪明”——如果他肯努力的话，一定可以挣到大钱！整整两个月，戈登和安吉拉姑姑住在她在海格特的那间小房子里——可怜的木乃伊一般的安吉拉姑姑，她自己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段时间他绝望地到处求职。沃尔特叔叔帮不上他的忙了。本来他在商界的影响力就微乎其微，如今已经彻底没有了。不过，后来峰回路转，好运气来了。朱莉亚的老板娘的弟弟的朋友的朋友给戈登介绍了一份在新阿尔比恩[57]公关公司的会计工作。
新阿尔比恩公关公司是自战争以来冒起的众多公关公司之一——你或许可以说，这些公司就像是植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蘑菇。这家公司规模不大，业务不断扩展，什么样的公关策划都做。它帮燕麦和自发面粉什么的设计广告海报，但主要业务是在针对女性的报刊杂志上设计饰物和化妆品的广告，此外还负责在两便士一份的周报上做一些小广告，例如专治女性不调的白玫瑰药丸、拉拉汤加教授的星座占卜、维纳斯的七个秘密、疝气病人的新希望、利用闲暇时间一周挣五英镑、西普罗拉克斯驱虱发油等等。当然，公司里有一大帮商业设计人员。在这家公司戈登认识了罗丝玛丽。她在“创作室”上班，帮忙设计时装图样。他在公司上了很久班才和她说过话。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听说过她这个人。她个子娇小，皮色黝黑，行动敏捷，很有吸引力，但也很令人畏惧。有一次他们在走廊相遇，她的眼神中带着讥讽，似乎她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情，认为他就是个笑话。不过她打量他的次数似乎多了一些。在业务上他和她没有来往。他在会计部上班，是每星期挣三英镑的小职员。
新阿尔比恩公关公司有趣的一点就是，这家公司具有彻头彻尾的现代精神。公司里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公关行业——广告行业——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最乌烟瘴气的行业。那家矿业公司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商业荣誉感和追求价值的理念。但在新阿尔比恩公关公司，这些都是遭人嘲笑的玩意儿。大部分雇员脸皮都很厚，奉行美国工作风格，敢闯敢拼，在他们心目中，金钱是唯一神圣的事物。他们玩世不恭，认为公关就是欺诈，广告就是泔水桶里搅动一根棍子发出的声音。但在他们玩世不恭的态度之下仍保留着最后的天真，那就是盲目的拜金主义。戈登躲在一旁观察着他们。和以前一样，他上班时总是应付了事，同事们都看不起他。他的内心并没有改变。他仍然鄙夷和抗拒金钱。不管怎样，迟早他都会跳出这个圈子。即使到了现在，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之后，他仍然在筹划着逃离。他沦落于金钱的世界，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至于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未能化蛹成蝶的戴着礼帽的蠕虫、那些善于钻营的人、那些毕业于美国商学院会溜须拍马的人，他们总是让他觉得好笑。他喜欢观察他们谦卑谄媚的态度，为的只是保住自己的饭碗。他是航海日志的记录员，记录下他们的一举一动。[58]
一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碰巧看到戈登刊登在杂志上的诗作，消息传开了，“他们的办公室里出了个诗人”。当然，其他职员都嘲笑戈登，但并非出于歹意。从那天起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吟游诗人”。虽然这件事很有趣，但他们都看不起戈登。这件事印证了他们对他的印象。一个写诗的人怎么会“出人头地”呢？不过，峰回路转，就在职员们厌倦了取笑戈登的时候，经理鄂斯金先生原本很少注意到他，居然叫他去面谈。
鄂斯金先生块头庞大，行动缓慢，一张红润的大脸上面无表情。看他的外表、听他慢悠悠的说话声，你会笃定地以为他对种庄稼或喂养牲口很在行。他的脑筋和他的行动一样迟缓，而且人家都说完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别人说了些什么。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呢？真是只有资本主义那些奇奇怪怪的神明才晓得。但他是个可爱的人，他没有那种会赚钱的人常有的轻蔑自大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愚钝反倒帮了他的忙。对于那些时尚的偏见他十分麻木，因而倒是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称得上知人善用。戈登会写诗这件事让他很吃惊，也心有感触。新阿尔比恩公关公司需要能写东西的笔杆子。他叫了戈登过去，侧着头昏昏欲睡地打量着他，然后问了他几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他从不去听戈登的回答，在提问的时候他总是“嗯、嗯、嗯、嗯”个不停。他会写诗？噢，是吗？嗯。报纸发表过他的诗作？嗯，嗯。发表诗作他们会给你稿费吗？不是很多吧？不，不是很多，嗯，嗯。诗歌？嗯。这东西一定很难写。要把每行字写得一样长什么的，嗯，嗯。还写其它什么吗？故事什么的？嗯。噢，是吗？非常有趣。嗯！
然后，他没有再提问下去，将戈登提拔为文秘——事实上是学徒——跟随新阿尔比恩公关公司的头号文案克鲁先生。和任何一家广告公司一样，新阿尔比恩公司总是在网罗有想象力的文案。事实上，找到能想出“Q.T.调味品让丈夫笑口常开”和“早餐麦片，小孩子们都吵着要吃”这样的广告标语的文案要比找到能干的美工难得多，真是有趣。戈登没有涨工资，但公司已经在关注他。运气好的话，一年后他就可以晋升为独当一面的文案。这可是出人头地的好机会。
他跟着克鲁先生工作了六个月。克鲁先生四十来岁，面容倦怠，头发像钢丝一样笔直挺翘，总是把手伸进头发里。他的办公室狭小局促，墙上贴满了以前他所设计的广告海报，作为成功的象征。他很照顾戈登，对他很友善，教会了他如何写文案，甚至愿意听取他的建议。那时候他们帮示巴女王卫浴精品公司（就是弗拉斯曼就职的公司，真是太巧了）新推出的春露除臭剂设计一组杂志广告。戈登不大情愿地开始了这份工作，但工作出奇地顺利。从一开始戈登就展现出文案的才华。他能创作出非常贴切的广告标语，生动的词句深入人心、过目难忘，他能写出精致的段落，用区区一百字囊括了无数个谎言——这些他都可以信手拈来。他天生就是个文字高手，但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地加以应用。克鲁先生觉得他非常有前途。戈登看着自己事业逐渐发展，先是很惊讶，然后又觉得很好笑，最后感到很恐惧。这就是他在做的事情！编织出谎言将钱从傻瓜们的口袋里骗出来！这真是太讽刺了，他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却只能在帮除臭剂撰写广告时获得成功。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奇怪。大部分文案都是未能成功的小说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才对？
示巴女王卫浴精品公司对广告非常满意。鄂斯金先生也很满意。戈登的周薪涨了十先令。现在戈登吓坏了。他最终还是投入了金钱的怀抱。他正在堕落，堕落，堕入金钱的泥沼。再这样下去，他一辈子就会困在金钱的世界里了。奇怪的事情总是会发生，你下定决心不追求成功，你发誓这辈子不会“发达”——你认为就算你有这个想法也不可能“发达”，然后，事情发生了，你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发达”了。他觉得是时候逃离这个世界，否则时不再来。他必须跳出来——跳出金钱的世界，不然他将万劫不复。
但这一次他不会让自己饿肚子，最后被迫屈服。他向拉沃斯顿求助。他说他想找份工作，不需要什么“好差事”，能维持生计，不至于彻底出卖灵魂就行了。拉沃斯顿非常理解他。他不需要戈登向他解释一份工作与“好差事”之间的区别。他也没有告诫戈登这么做有多傻。这就是拉沃斯顿的过人之处。他总是能理解别人在想些什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有钱，有钱人都是聪明人。而且，他是个有钱人，能帮别人找到工作。刚过了半个月他就告诉戈登有一份工作可能适合他。他和经营一间破败的二手书店的麦克凯切尼先生做过几回生意，麦克凯切尼先生正要找一个助手，但他不想找受过训的助手，因为那样他得付全额工资，他想找一个看上去像位绅士，能聊聊书籍的人——这样更能打动那些喜欢看书的顾客。这份工作和“好差事”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工作时间长，工资又少——周薪两英镑——而且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这是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而戈登想找的就是这种没有前途的工作。他去见了麦克凯切尼先生，一个睡眼惺忪的和蔼的苏格兰老头儿，长着一个酒糟鼻子和被鼻烟熏得发黑的白胡子。他没有提出异议，聘用了戈登。这时他的诗集《耗子》正准备出版。他投的第七家出版社终于接受他的诗稿了，戈登不知道这是拉沃斯顿的功劳——那个出版商是他的朋友。他总是暗中扶持那些没出名的诗人。戈登觉得未来一片光明。他靠着自己的奋斗成功了——或者，按照斯迈尔斯[59]的信条，按照叶兰式的信条，他成了一个失败者。
他提前一个月通知办公室他要辞职。这件事很痛苦。当然，得知他第二次放弃了一份“好差事”，朱莉亚越发难过。这时戈登已经认识了罗丝玛丽。她没有阻止他辞职。这违反了她的人生哲学——“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她总是抱着这一态度。但她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令他心里最难受的，是与鄂斯金先生的面谈。鄂斯金先生真是个好人。他不希望戈登离开公司，而且坦率地说出这番话。他的动作笨拙而有礼貌，好不容易忍住情绪，没有斥责戈登是个愣头青大傻瓜。不过，他问起了戈登辞职的原因。而不知为什么，戈登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说一些鄂斯金先生能理解的话——他要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什么的。他羞愧地脱口而出，说“他觉得商业不适合他”，说“他要投身写作”。鄂斯金先生不置可否。啊？写作？嗯。现在写作能挣很多钱吗？啊，不多？嗯。不多，我想确实不多。嗯。戈登觉得自己很可笑，嗫嚅着说“他有本书就要出版了”，是一本诗集，“诗集”这两个字他费了好大劲才说出口。鄂斯金侧着脸打量着他，然后说道：
“啊，写诗？嗯。写诗？靠写那种东西谋生？你觉得呢？”
“嗯——确切来说，没办法谋生。但会有点帮助的。”
“嗯——好吧！我想你自己最清楚不过了。如果以后你想找工作，那就回来吧。我敢说这里有你一席之地。我们这里欢迎你。别忘了。”
戈登离开了公司，为自己这么乖张任性和忘恩负义而觉得心里很不痛快。但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摆脱金钱的世界。真是奇怪。整个英国的年轻人都在因为失业而捶胸顿足，而他，戈登，却觉得“工作”这个词令他作呕。明明他不想干，工作却不请自来。这验证了一个事实，越是不想要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而且，鄂斯金先生的那番话触动了他。或许，他是认真的。或许，如果戈登决定回去的话，他还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他并没有破釜沉舟。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他都注定逃不脱新阿尔比恩的劫数。
不过，刚开始在麦克凯切尼先生的书店工作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开心！有那么一段时间——非常短暂的时间——他以为自己真的摆脱了金钱的世界。当然，书的买卖和其它买卖一样，都是骗人的把戏，但那不可同日而语！他不用奔波忙碌，想着怎么“发达”，也不用观言察色溜须拍马。没有哪个善于钻营的人能在沉闷的书店里呆上十分钟。至于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天在书店里呆十个小时。麦克凯切尼先生是个好人。当然，他是苏格兰人，但苏格兰人又怎么样。至少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他最大的特征似乎就是懒惰。他滴酒不沾，是某个非英国国教基督教派的信徒，但这些对戈登并没有影响。在书店里干了一个月，《耗子》出版了。有十三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评论呢！《时代文学增刊》说这本诗集前途无量。几个月后，他才知道《耗子》是多么失败的一本作品。
直到现在，当他一周只挣两英镑，基本上没有涨工资的希望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进行的这场战斗的真实本质。糟糕的是，高风亮节的光芒无法持久。一周两英镑的生活不再是英勇的举动，而是成为了一种卑劣的习惯。和成功一样，失败也是一个骗局。他放弃了“好差事”，从此与“好差事”彻底绝缘。那是必须做的。他不想走回头路。他主动让自己陷入贫穷，但这并不代表他能摆脱贫穷所意味的不幸，掩饰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生活的艰苦。一星期两英镑的生活谈不上艰苦，而就算真的很艰苦那也没什么。贫穷摧毁的是你的意志和心灵。思想上的死寂和精神上的龌龊——当你的收入在某个水平之下，它们就会降临在你身上，无法摆脱。信仰、希望、金钱——只有圣人才能在没钱的情况下仍保有前两者。
他越来越成熟世故。二十七岁、二十八岁、二十九岁。他就快三十岁了，前途不再模糊而美好，而是变得非常现实而残酷。他那几个还健在的亲人可怜的处境越来越令他感到沮丧失落。随着他年岁渐长，他觉得自己和他们越来越像。那就是他将要走的道路！再过几年，他也会和他们一样，就像他们一样！他觉得朱莉亚也是一样，比起他的叔叔和姑姑，他和她见面的次数更多一些。虽然他下了许多次决心不再借钱，但他还是时不时需要她的周济。朱莉亚的头发花白得很快，消瘦的红润脸颊上现出了深深的法令纹。她生活刻板不变，谈不上过得不开心。她在茶馆里上班，晚上在伯爵府附近那间起居卧室（位于二楼的里间，一周的租金是九先令，不带家具）里缝补衣服，偶尔与和她一样孤独寂寞的老处女朋友聚一聚。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未婚女性，生活就是这样。她认命了，觉得命运不会再有改变。但比起自己的遭遇，更令她感到痛心的是戈登的命运。康斯托克家族就这么没落了，人事凋零，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她觉得这是一个悲剧。金钱，金钱！“我们家里似乎没有人会赚钱！”她总是这么哀悼着。而在家族里面，戈登曾经有过发财的机会，而他却选择了放弃。他掉入了贫困的深渊，就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在吵了第一次架后，当戈登放弃了新阿尔比恩公关公司的工作时，她没有去数落斥责他。但她觉得他的想法毫无意义。她是个女流之辈，口齿笨拙，但她知道与金钱过不去是最不可原谅的罪行。
至于安吉拉姑姑和沃尔特叔叔——噢，天哪，噢，天哪！这对老人家！每次看着他们俩，戈登都觉得自己仿佛老了十岁。
以沃特尔为例吧。看到沃特尔叔叔实在令人心里不痛快。他六十七岁了，开过许多间公司，遗产坐吃山空，收入可能只有每星期三英镑。他在科西特街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自己住在霍兰德公园附近一间租金很便宜的寄宿旅舍。这是有例可循的。所有康斯托克家族的男丁住的都是寄宿旅舍。他看着穷苦潦倒的叔叔——颤巍巍的大肚腩，说话老是气喘，面容苍白而孤僻，有如萨金特[60]所作的亨利·詹姆斯的画像，脑袋上的头发全都掉光了，眼袋很重，虽然他总是捻着胡须往上拉，但总是萎蔫下来——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不能相信他曾经年轻过。你想象得出这么一个人曾经感受过生命的激情吗？他爬过树吗？从跳板上扎过猛子入水吗？谈过恋爱吗？他曾经动过脑筋吗？甚至回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他还很年轻，他曾经努力奋斗过吗？或许他曾偷欢嬉闹过。在阴暗的酒吧里喝过威士忌，去过一两次帝国赛马会，偷偷嫖过那些老妓女——想象一下大英博物馆晚上关门后那些古埃及木乃伊的私密夜生活，你就知道那是怎样一种肮脏不堪的奸情了。在经过长年累月的商业失败后，他沦落到住进上帝不闻不问的寄宿旅馆，过着孤单萧索的生活。
但是，年迈的叔叔或许生活得很开心。他有一个从未让他厌倦的爱好，那就是他的疾病。据他自己所说，他得了医学词典里几乎每一样疾病，一说起这些病就来了精神。事实上，戈登觉得叔叔住的那间寄宿旅馆里的每一个人——有时候他会去那里坐坐——聊起天时谈论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病。在漆黑的客厅里，那些面无血色的老头子一对对坐在那儿，探讨着各种疾病症状，就像是滴着水珠的钟乳石在和石笋对话。滴答、滴答。“你的腰疼怎么样了？”钟乳石问石笋。“我发现那些克鲁斯岑盐粉很有效。”石笋回答钟乳石。滴答、滴答、滴答。
还有安吉拉姑姑。她六十九岁了。戈登尽量不让自己想起安吉拉姑姑。
可怜的、亲爱的、和蔼的、忧愁的安吉拉姑姑！
可怜的、皱巴巴的、皮肤枯黄的、皮包骨头的安吉拉姑姑！她住在海格特一座半独立小屋里——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布里亚布莱——在那北边的群山中，就是她居住的地方。安吉拉姑姑终生是个处女，无论是在世或是已逝的男人，没有一个以爱人的身份吻过她的双唇。她过着独居生活，终日奔波操劳，手里拿着骄傲的火鸡尾巴的羽毛做成的鸡毛掸子，打扫叶兰深绿色的叶片，掸掉那套华丽的德比皇冠牌陶瓷茶具上面的灰尘，虽然她永远不会去用它来泡茶。偶尔她会用橙黄白毫茶叶和白毫尖茶叶泡一壶浓浓的红茶，抚慰自己的心灵，那些茶叶是科罗曼德尔几个儿子从酒红色的海洋那里捎来给她的。可怜的、亲爱的、和蔼的但根本不招人喜欢的安吉拉姑姑！她的年金是九十八英镑（一周三十八先令，但她仍保留了中产阶级的思维习惯，以年金衡量自己的收入），十二先令又六便士得用来付房租。要不是朱莉亚时不时从茶馆里偷偷带点蛋糕、面包和黄油给她的话，她或许连饭都吃不饱——当然，朱莉亚总是一本正经地假装说“只是一点东西，丢了怪可惜的”，仿佛安吉拉姑姑其实根本不需要她的周济。
但连她也有自己的快乐，可怜的老姑姑。年纪大了之后她特别爱看小说，公共图书馆离布里亚布莱只有十分钟路程。康斯托克爷爷在世的时候，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他不许女儿们阅读小说。因此，直到1902年安吉拉姑姑才开始阅读小说，读的都是一些落伍几十年的作品。但她慢悠悠地从过去的作品读起，到了二十世纪初她还在读罗达·布洛顿[61]和亨利·伍德夫人[62]的作品。到了战争年代她喜欢上了赫尔·凯因[63]和汉弗莱·瓦德夫人[64]的书。到了二十年代她读起了希拉斯·霍金[65]和色顿·梅里曼[66]的作品，到了三十年代她开始阅读麦斯威尔[67]和威廉·洛克[68]的书。或许再往后的作品她就读不到了。至于那些战后的小说家，她隐约听说过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书伤风败俗、亵渎神明却又富于机智。但她绝不会碰他们的作品。她知道沃波尔，读过希金斯[69]。但海明威呢？他是谁？
那是1934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康斯托克家族就只剩下这几个人了。沃尔特叔叔，经营过许多间“公司”，全身都是病；安吉拉姑姑，在布里亚布莱掸着德比皇冠牌陶瓷茶具上面的灰尘；夏绿蒂姑姑，仍然在精神病院，过着植物人的生活。朱莉亚，一周工作七十二小时，晚上在起居卧室里就着一盏小煤油灯“缝补衣服”；年近三十的戈登在从事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一周挣两英镑，挣扎着想写出一本永远没办法完成的诗集，以此证明他的存在。
或许康斯托克家族还有其他旁亲，因为康斯托克祖父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但就算他们还活着，他们或许已经发财了，不会和穷亲戚联系，因为虽然血浓于水，但金钱却大于亲情。戈登的直系亲属总共五个人，全部收入加在一起，扣除掉夏绿蒂住精神病院的费用，还有六百英镑。五个人加起来的岁数是二百六十三岁。他们当中没有人出过国，打过仗，坐过牢，骑过马，乘过飞机，结过婚或生过孩子。他们将继续这样的生活，直至死去。年复一年，康斯托克家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