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直到那天我去弄新假牙时，脑海里才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七点三刻我就钻出被窝，跑进厕所，刚好把孩子们拒之门外。那是个糟糕透顶的一月的早晨，天空脏兮兮又黄不拉叽的。在天空下面，透过那扇小小的、四方形的厕所窗户，我看到十码长五码宽的草地，周围是一道水蜡树篱笆，中间是一块光秃秃的荒地，我们管这片草地叫后花园。埃尔斯米尔路上的每户房子都有这么一个后花园，有的围着水蜡树篱笆，种的是一样的草。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如果哪一户人家没有孩子，后花园的中间就不会秃了一块。
我拿着一块钝刀片想趁厕所里有水的时候刮刮胡子。镜子里的我回视着我自己。镜子下面，水槽上方的小架子上摆着一个玻璃水杯，里面盛了水，放着我的假牙。这是一副临时的假牙，我的牙医华纳让我在新假牙的制作期间暂时戴着。我长得还不算太丑，真的。脸膛像砖头一样是赤红色的，搭配着黄油色的头发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我的脸色还不至于发灰，也不至于秃顶，感谢上帝。当我装上假牙时，或许我看上去要比真实的年纪轻一些——我已经四十五岁了。
我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去买刀片，然后走进浴缸，开始往身上擦肥皂。我往胳膊上擦肥皂（我的双臂又粗又短，雀斑一直延伸到胳膊肘那里），然后拿起后背刷往肩胛骨上也擦了肥皂，不用刷子的话这个部位我可碰不到。如今身上有好几处部位我碰不到了，真是令人心烦。事实上，我开始有点发福了。我不是说我像那种马戏团里吸引视线的大胖子。我的体重是十四英石多一点。上一次量腰围时数字是四十八或四十九英寸，具体数字我忘记了。而且我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痴肥”。我可没有长出那种下垂到膝盖的肚腩，只是体格有点横向发展，而且有水桶形身材的趋势。你知道那种活跃热情又好动的胖子吗？人们会给他们起个绰号叫“胖仔”或“胖墩”。他们总是社交派对的灵魂人物。我就是那种类型的人。他们总是叫我“胖仔”。“胖仔”博林。我的真名是乔治·博林。
但这个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像是派对里的灵魂人物。我发现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总是觉得郁郁寡欢，虽然我睡得很香，消化也很好。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是那副该死的假牙惹的祸。那副假牙泡在水杯里，看上去变大了一些，就像骷髅头的牙齿一样对我狞笑。当你的牙龈碰在一块时，感觉糟糕透了，就像当你咬到一个酸苹果时那种整张嘴都缩了起来的感觉。而且，怎么说好呢，假牙就像是里程碑。当你失去了天生的牙齿时，你就再也不能自恋地以为自己是个风流倜傥的好莱坞帅哥了。我是个四十五岁的发福男人。当我站起身往胯部擦肥皂时，我看了看自己的身材。有人说胖子看不见自己的脚，那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但事实上，当我笔直地站立时，我只能看见自己双脚的前脚掌。我往自己的肚腩上擦肥皂时心里想，没有哪个女人会多看我一眼吧，除非我给她钱。这个时候我可不想让自己被女人多看一眼。
但是，我想起今天早上我有理由感到高兴。首先，今天我不用上班。我那辆用来穿街走巷招揽生意的旧车（我得告诉你，我在“飞龙保险公司”上班。人寿险、火灾险、入室抢劫险、双胞胎险、船运险——什么业务都做）拿去修了，虽然我得到伦敦办公室交接一些文件，但我决定今天放个假，去取我的新假牙。而且，这几天来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让我忐忑不安的念头。我有别人不知道的十七英镑——我是说，家里没有人知道这十七英镑。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个家伙叫梅洛斯，找到了一本名为《赛马占星术》的书，按照书里所说，赌马这回事完全取决于骑师穿的衣服颜色与值令星辰是否吻合。在某一场马赛里，有一匹名叫“海盗新娘”的母马是个大冷门，但她的骑师穿着绿色的衣服，正好与值令星辰同色。梅洛斯笃信这套占星术，往那匹马身上投了好几英镑，还恳求我一同下注。虽然我平常不赌钱，但为了让他闭嘴，我横下心下了十先令的注码。结果，“海盗新娘”轻松得胜，具体的赔率我忘了，但我那记注码变成了十七英镑。出于某种本能——奇怪的本能，或许标志着我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我悄悄地把钱存进银行，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以前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身为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我本来应该给希尔达（她是我的妻子）买一条裙子，给孩子们买几双鞋子。但我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已经十五年了，我开始觉得受够了。
给全身上下擦完肥皂后，我的心情好了一些，躺在浴缸里思索着我那十七英镑用来买什么好。我觉得要么就在周末找个女人，要么就悄悄地花在一些小玩意儿上，诸如雪茄和双份威士忌之类的东西。正当我添了些热水，脑海里想着女人和雪茄时，外面通往厕所的那两级楼梯响起了声音，像一群野牛闯了过来。这当然是孩子们弄出来的声响。在我们家这样的房子里有两个小孩，就像把一夸脱啤酒倒进容量只有一品脱的酒杯里。[1]门外传来了敲打声和恼怒的尖叫。
“爹地！我要进去！”
“噢，你不能进来。走开！”
“但爹地！我要出门了！”
“那就去啊。走开啦。我在洗澡。”
“爹地！我要出—门—了！”
没辙了！我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厕所和浴室是在一起的——在我们这么一户人家，当然只能是这样。我把浴缸的塞子拔了出来，快速把自己的身子弄个半干，然后打开门，小比利——我的小儿子，今年七岁——从我身边跑了过去，我原本想敲一下他的头，却被他躲开了。等到我几乎穿好了衣服，正在找领带时，我才发现脖子上面还尽是肥皂泡。
脖子上尽是肥皂泡是件糟糕透顶的事情。那种感觉黏糊糊的，非常恶心。而奇怪的是，无论你多么仔细地将肥皂泡擦掉，接下来一整天你还是会觉得脖子上黏糊糊的。我气冲冲地下楼去，准备好了发作一通。
和埃尔斯米尔路上其它房子的饭厅一样，我们的饭厅空间很狭小，十四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或者只是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摆了一个日本橡木餐具柜和两个空斟酒瓶，还有一个希尔达的母亲在我们结婚时送的银质蛋架，摆了这些东西后就没有多少空间了。老希尔达神情忧郁地端着茶壶，总是处于惊慌沮丧的情绪中，因为《新闻纪事报》刊登了黄油或其它什么东西又涨价了。她还没有点着煤气炉，虽然窗户都关着，屋里还是很冷。我弯下腰，用一根火柴把火点着，鼻子里喘着粗气（弯腰总是让我累得气喘吁吁），作为给希尔达的一点暗示。她乜斜着眼睛瞪了我一眼，当她觉得我很奢侈的时候总会这样看着我。
希尔达三十九岁，我刚和她认识的时候她长得像只兔子，现在还是很像，但枯瘦了许多，眼睛里总是带着忧郁沉思的神情。当她心烦意乱的时候，她会耸起肩膀，双手抱胸，就像一个坐在火堆旁的吉卜赛老妇人。她是那种有能力预见到灾难的奇人之一，当然，只是预见到一些小的灾难。至于战争、地震、瘟疫、饥荒和革命，她根本不在乎。黄油涨价了，煤气费太贵了，孩子们的靴子穿破了，收音机的分期付款账单又来了——希尔达烦恼的是这些事情。她总是双手抱胸，身子晃来晃去，神情忧郁地对我说：“但是，乔治，这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你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等等等等。到最后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她的乐子。她一心认定我们终将沦落到进收容所的地步。而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进了收容所，希尔达可不会像我那么在意——事实上，她会很享受那种有安全感的日子。
孩子们已经在楼下了，以闪电般的速度洗好了澡，穿好了衣服。一旦丧失了把别人关在厕所外面的机会，他们的动作总是这么快。我走到早餐的桌子边上时，他们正在争吵着，说着什么：“就是你干的！”“不，我没干！”“就是你干的！”“不，我没干！”似乎整个早上都可以这么争吵下去，直到我对他们说够了。家里其实只有两个孩子——七岁的比利和十一岁的洛娜。我对孩子们的感觉很奇怪。大部分时间里我根本不想看见他们。而他们说起话来根本让人受不了。他们正处于顶烦人的发育期，这个年纪的小孩一心只想着尺子、铅笔盒和法语考试谁最高分。别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睡着的时候，我的感觉又很不一样。有时，在夏季明亮的傍晚，我会站在他们的小床前面，看着他们熟睡中的圆脸和比我的发色淡一些的亚麻色的头发，让我体会到了《圣经》中所描述的“你的心中充满怜爱”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像个一文不值的枯萎的豆荚，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这两个小家伙带到世上，将他们养育成人。但那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希望独处。我觉得我这条老狗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大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但想到自己就像一头温顺的奶牛那样被一群女人和孩子到处追着跑，我可高兴不起来。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没怎么说话。希尔达还沉浸在“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中，一部分原因是黄油涨价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圣诞假期快结束了，我们还拖欠上学期的学费五英镑。我吃了水煮蛋，往一片面包上抹了些金皇冠牌橘子酱。希尔达执意要买这东西，一磅只要五个半便士。标签上以最小的字体告诉你里面含有“一定比例的中性果汁”。这可把我惹毛了。我以平时那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说起了中性的果树，还问起它们长什么样子，在哪些国家生长。最后希尔达生气了。她并不介意我和她开玩笑，但她觉得对她节俭的持家之道冷嘲热讽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看了一眼报纸，没有什么新闻。和往常一样，南边的西班牙和遥远的中国的内战仍在持续；在一间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腿；佐格王[2]的婚礼因为预算超支可能要取消。最后，比我预计的要早一些，十点钟的时候我就出发去镇里。孩子们去了公共花园里玩耍。这天早上冷得要命。我一走出前门，一股恼人的轻风就吹到了我脖子上那处有过肥皂泡的地方，让我顿时意识到我的衣服根本不合身，而且觉得全身上下黏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