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希望尚在的话，”温斯顿写道，“希望就在无产者们身上。”
假如真的还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在无产者们身上，因为无产者们数量众多却被视若无物，他们占据了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只有他们才能积蓄起摧毁党的力量。党是不可能从内部被推翻的。它的敌人，即使它真的有敌人，根本无法团结在一起，甚至无法相互识别。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或许它真的存在——它也根本无法号召起大量的会员，顶多只能三三两两行事。造反只不过是眼神的交流，声调的变化，最多只是偶尔耳语几句。但假如无产者们能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话，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密谋策划。他们只需要站起来，抖一抖身子，就像一匹马抖掉身上的马虱。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他们就能将党彻底摧毁。迟早他们会这么做的，不是吗？但是——！
他想起有一回他在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走着，前面不远处一条小巷子那里响起了几百个女人的声音，那是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夹杂着愤怒与绝望，深沉而洪亮的“噢—哦—哦—哦—噢”的叫声响个不停，就像钟声在回荡一样。他的心猛地一跳。开始了！他心想：暴动开始了！无产者们终于揭竿而起了！他赶到出事的地点，看到两三百个女人正围着街市的摊位，面容如丧考妣，似乎是一艘沉船上面临灭顶之灾的乘客。就在这时，集体性的绝望演化为纷纷扰扰的个人之间的争吵。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有一个摊位在卖锡炖锅，都是些劣质的货品，一碰就破，但任何锅碗瓢盆无论何时都很难买到。现在货突然间卖光了，那些买到了炖锅的女人想拿着东西走人，却被其他女人推来搡去，还有几十个女人围着摊位聒噪，指责摊主偏心，说还有炖锅存放在别的地方。接着又是一番大吵大闹。两个胖乎乎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紧紧抓住一口炖锅不放，想从另一个女人的手里将其夺过来。两人争来抢去，然后炖锅的把手脱落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但是，刚才不过几百个嗓子在吼叫，声音就足以惊天动地！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却从不那样怒吼呢？
他写道：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绝不会进行反抗；而他们不进行反抗，就绝对不会觉悟。”
他觉得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从党的课本里抄录下来的。当然，党宣称无产者们已经从桎梏中获得了解放。在革命之前，他们遭受资本家无情的压迫，他们饿着肚子，忍受鞭笞，女人被迫在煤矿里工作（事实上，女人仍然在煤矿里工作），小孩子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当童工。而与此同时，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无产者们他们生来就低人一等，得像动物一样乖乖听话，服从几条简单的命令。事实上，人们对无产者们的情况所知甚少。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衍，他们做其它什么事情并不重要。他们自生自灭，就像阿根廷的草原上自由放牧的牲畜，回归一种对他们来说似乎合乎天性的古老生活模式。他们被生下来，在贫民窟长大，十二岁就开始工作，经历短暂的充满魅力和性欲的青春岁月，二十岁就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大部分人在六十岁的时候就死去。他们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照顾家庭和孩子，和邻居吵架，看电影，看足球，喝啤酒，最感兴趣的事情是赌博，这些就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控制他们并不困难。他们当中总是混杂着几个思想警察的密探，传播虚假的传闻，锁定几个有能力闹事的危险分子，将他们消灭。但没有人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无产者们不应该有强烈的政治情感。他们只需要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必要的时候能激励他们接受更长时间的工作或分量更少的物资供应就够了。即使有时候心生不满，他们也无从发泄，因为他们没有宏观的理念，只能找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撒气，那些宏观意义上的邪恶总是被他们忽略。大部分无产者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警察也很少干涉过问他们的事务。伦敦的犯罪现象很严重，窃贼、强盗、妓女、毒贩和骗子构成了自己的地下世界，但因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无产者的圈子里，因此无足轻重。在所有的道德问题上他们可以奉行旧时的诫律约束。党的禁欲主义并不会强加在他们身上。无产者们滥交不会受到惩罚，还可以离婚。他们甚至可以信奉宗教崇拜，如果他们表现出对于宗教崇拜的需求。他们从不会受到猜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的：“无产者和动物享有自由。”
温斯顿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挠了挠静脉曲张溃疡的部位，那里又开始发痒了。你总是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根本无从知道革命之前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孩子的历史课本，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开始将一篇课文抄进日记本里。
“在旧社会（原文如此），在光荣的革命之前，伦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那个美丽的城市。它是一个黑暗、肮脏、悲惨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能吃上饱饭，数十万穷人没有鞋穿，甚至连栖身之处都没有。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要是他们干活稍慢一些的话，狠毒的老板就会拿着鞭子抽打他们，而且只给他们吃发馊的面包屑和清水。然而，就在遍地赤贫之中有几座华丽的宅邸，里面住着富人，有三十个奴仆在服侍他们。这些富人就是资本家。他们身材肥胖，相貌丑陋，面目狰狞，就像下页的图片所描绘的那样。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穿着黑色的长外套，那叫礼服；戴着古怪的、亮晶晶的、烟囱一样的帽子，那叫高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装束，其他人不许穿上这身衣服。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归资本家们所有，除了他们以外，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屋、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金钱。不服从他们的人将被抓进监狱；或者，他们可以让他失业，最后活活饿死。普通人和资本家说话时必须点头哈腰，摘下自己的帽子，称呼他为‘老爷’。资本家们的头子被称为‘国王’，而且——”
但他知道接下来会说些什么。书里将提到身穿法袍的主教、身穿貂皮大衣的法官、枷锁、镣铐、老虎凳、九尾鞭、市长大人的晚宴、亲吻教皇脚指头的仪式，还有名为“初夜权”的传统。根据法律规定，每一个资本家都有权利睡任何一个在他的工厂里做工的女人。这一点或许在给小孩子看的课本里不会提及。
你怎么知道这些内容有多少是谎言呢？或许，比起革命之前，如今普通人的生活真的要好一些。唯一的反面证据只是你自己内心无声的抗议。你本能地知道你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时候情况肯定不会是这样。现在生活真正的本质令他感到震惊的不是其残酷和没有安全感，而是如此萧条、肮脏、萎靡不振。看看你的周围，生活非但根本不像电屏喋喋不休的谎言所描述的那般美好，而且与党所要达至的理想也有着天壤之别。即使对于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根本与政治扯不上关系，只是埋头干着枯燥乏味的工作，坐地铁时拼命挤出一块地方，缝补一只破袜子，乞讨一块糖精片，节约一个烟屁股。党所宣传的理想世界是一个宏伟壮丽却非常可怕的世界——钢铁和混凝土的世界，由丑陋的机器和骇人听闻的武器构成的世界——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只有战士和狂热的信徒，整整齐齐地迈步前进，思想统一，口号统一，不停地工作、战斗、胜利、迫害——三亿人都长着同样的脸。现实生活正在走向衰败，在萧条的城市里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趿着破了洞的鞋子脚步蹒跚地走来走去。他们住的是十九世纪的房屋，经过修修补补，总是散发着卷心菜和公厕的恶臭。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全景，一座广袤而荒凉的城市，堆放着上百万个垃圾桶，还有一张帕森斯太太的相片，上面是一张满面皱纹头发稀疏的脸，无助地捅着堵塞了的下水管道。
他又往下伸手挠了挠脚踝。电屏夜以继日以各种数据轰炸你的耳朵，证明如今人们食物多了，衣服多了，房子好了，娱乐丰富了——比起五十年前的人来说，他们的寿命长了，工作时间短了，体格更大了，更健康了，更强壮了，更开心了，更聪明了，受教育程度更高了。这些话没有一个字能得到证实或证伪。比方说，党宣称如今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无产者能识字，而在革命前，据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说，如今的婴儿死亡率每千人只有一百六十起，而革命前的数字曾经高达三百起，如此这般这般。这种情形就像一道方程式里有两个未知数。很有可能，历史书上所说的每个字，甚至连那些人们不加质疑就接受的事情，都纯属子虚乌有。据他所知，以前可能根本没有“初夜权”这一法规，也没有资本家这种人物，也没有高礼帽这种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朦胧中。过去被篡改了，而篡改过去这件事情又被忘却了，谎言成为了真相。这辈子只有那么一回，他掌握了确凿的、无可抵赖的证据，足以指证一桩伪造案——而且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这是最重要的。这个证据他握在手中，足足握了三十秒。那应该是在1973年——应该就在那时候，他和凯瑟琳就是在那时候分居的。但那个真正重要的日期得再往前推个七八年。
事件始于六十年代中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早期的革命领导人被消灭殆尽。到了1970年，除了老大哥本人，其他人无一幸存。那些人都被揭发检举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古德斯泰恩逃跑了，躲在没人知道的地方。而其他人中，除了一小部分人失踪之外，大部分人经过声势浩大的公审，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后被处决了。最后的幸存者中有三个人，名叫琼斯、阿尔伦森和鲁斯福德。这三个人应该是在1965年被捕的。和许多人一样，他们失踪了一年左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接着，突然间他们被揪了出来，和往常一样，他们乖乖认罪。他们招供曾向敌人提供情报（那时候的敌人也是欧亚国），贪污公款，谋害多位深受信赖的党员，早在革命开始之前就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并进行了多起破坏活动，戕害了数十万人的性命。坦白了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赦免，恢复了党籍，委以头衔很大但其实没有实权的职务。三人都在《泰晤士报》里发表了长长的自我批评文章，分析自己叛党的原因，并发誓会改过自新。
在他们被释放后，过了一段时间，温斯顿曾在栗子树咖啡厅见到他们三人。他记得当自己的眼角瞥见这三人时，心里觉得十分震惊诧异。他们的年纪都比他大很多，是旧社会的老古董，是党往昔的峥嵘岁月硕果仅存的几位重要人物。地下斗争和内战所塑造的魅力在他们身上仍依稀可辨。虽然那时候史实和日期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但他觉得自己听说他们三人的名字要比听说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了几年。但他们是罪犯、敌人和不可接触的人，在一两年之内将肯定被消灭。落入思想警察手里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他们已经是等候被送回坟墓的死尸。
他们身边的几张桌子一个人也没有。被别人看见与这些人接近可不是明哲保身之举。他们静静地坐着，身前摆放着加了丁香的杜松子酒，这是该咖啡厅的特色饮品。在这三个人中，鲁斯福德的样貌令温斯顿感触最深。鲁斯福德曾经是著名讽刺漫画家，在革命之前和革命时期，他那些富有感染力的漫画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作品时不时仍会在《泰晤士报》刊登发表。这些作品都是对他早期风格的模仿，奇怪的是，这些新作毫无生命力，一点儿也不吸引人。它们总是在老调重弹——贫民窟的住房、饥肠辘辘的孩子、巷战、戴着高礼帽的资本家——即使在街垒上那些资本家仍然戴着高礼帽，不停地进行着绝望的努力，想回到过去。他是个丑陋的男人，长着满头油腻腻的灰发，脸上的眼袋很重，而且皱皱巴巴的，嘴唇厚而外凸。他应该曾经是非常强壮的男人，现在他那庞大的身躯已经松松垮垮的，正朝四面八方散架。他似乎会在你眼前分崩离析，就像看着一座大山坍塌下来。
那时是十五点钟，店里很冷清。温斯顿不记得为什么他会在那个时候去咖啡厅。店里几乎空荡荡的，电屏正在播放着轻快的音乐，三个人坐在角落里，几乎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服务员不需要吩咐就给他们续上杜松子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个棋盘，棋子都摆好了，但没有人下棋。接着，大约有半分钟的时间，几面电屏发生了改变。里面播放的曲子变了，音乐的调子也变了。有什么东西加了进来——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实在是很难形容。那是一种沙哑刺耳，带着调侃意味的奇怪调子，温斯顿在心里称之为黄调子。然后，电屏里面传出了歌声：
“在栗子树的树荫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头，我们躺在这头，
躺在栗子树的树荫下。”
那三个人不为所动。但当温斯顿再端详着鲁斯福德憔悴的脸庞时，却看到他的眼睛里泪汪汪的。他第一次注意到，阿尔伦森和鲁斯福德的鼻子都被揍扁了，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冷战。
没过多久，这三个人又被逮捕了。他们似乎刚被释放就在酝酿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中，他们再一次招供了所有旧的罪行，还供出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他们的命运被登入党史，以儆效尤。大约五年后，即1973年，气动输送管送来一叠文件，掉在温斯顿的桌子上，他将文件展开，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显然是从别的文件堆里掉下来的，然后被遗忘了。他一摊开那张纸就意识到里面的信息很重要。那是从大约十年前的《泰晤士报》撕下来的半页纸——是那页纸的上半截，因此包括了日期——里面有一张党赴纽约开会的代表团成员的相片。团体照中间最显眼的三个人正是琼斯、阿尔伦森和鲁斯福德。的确就是他们三人，可能在最底下的说明文字里就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的关键是，在两次审判中，这三个人都承认当天他们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飞往西伯利亚某个集合地点，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成员秘密会晤，向他们透露了重大军事秘密。温斯顿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碰巧是仲夏节，但整件事的详情一定也记录在其它无数地方。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些供词都是谎言。
当然，这算不上什么重大发现。即便是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不认为在大清洗中被消灭的那些人真的犯下了被指控的那些罪名。但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是业已被摧毁的过去残存的碎片，就像在不应该出现的土层里挖出了一片化石骨骼，解构了整个地质理论。如果能将其公之于世，并将其重要性阐明的话，足以将党轰得粉碎。
当时他继续工作。他一看到相片就知道其蕴含的意义，立刻用另一张纸将其盖住。幸运的是，当他展开相片的时候，从电屏的角度看，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将草稿本放在膝盖上，然后把椅子往后推，尽可能远离电屏。让自己面无表情并不难，你甚至可以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但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电屏非常灵敏，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他等待了估计有十分钟之久，心里备受折磨，害怕会有变故发生——桌子上突然吹过一股风——暴露他的秘密。接着，他没有揭开那张相片上面的纸，将其连同其它废纸扔进了记忆洞里面。或许一分钟后它就已经化为灰烬了。
那是十或十一年前的事情了。如果发生在今天，他或许会保存那张相片。奇怪的是，那张相片曾经就在他的手里这件事时至今日仍对他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那张相片本身和它所记录的事件只是存在于他的记忆中。他在心里想，党对历史的控制没有那么强大了吗？就因为一纸曾经存在过但已经不再存在的证据？
但到了今天，就算从灰烬中可以将那张相片还原，它也可能无法成为证据。在他发现那页纸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和欧亚国打仗，因此，那三个人一定是向东亚国的密探泄露了国家机密。在那时之后，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两次，三次，他不记得多少次了，那些招供很有可能被一再重写，直到原来的事实和日期根本不再重要。历史不仅被篡改，而且是不停地被篡改。最令他难受的，让他感觉像在做噩梦的事情是，他从不明白为什么党要进行如此工程浩大的篡改。显然，篡改过去可以带来直接的好处，但其最终目的是一个神秘的谜团。他又拿起笔，继续写道：
“我知道如何篡改历史，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篡改历史。”
他怀疑，他以前怀疑过很多次，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疯子。或许疯子只是表明他是少数派。曾经一度，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疯狂的表现，而在今天，相信历史不容被篡改也是疯狂的表现。或许只有他一个人怀着这一信念，而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那他就是一个疯子。但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没有让他觉得很困扰；可怕的是，他有可能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卷首插图老大哥的肖像。那双具有催眠魔力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压迫着你——有什么东西穿透了你的头颅，在你的大脑里肆虐，让你吓得放弃自己的信仰，几乎说服你去否定自己的感官所掌握的证据。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不得不相信这是对的。他们迟早都会宣布这一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位置必然会要求这么做。他们的哲学不仅暗地里否认经验的真实性，而且还否认外部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异端思想中的异端思想。而可怕的事情并不在于如果你心怀异志他们会杀掉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怎么知道地心引力在起作用？怎么知道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如果历史和外部世界只是存在于意识中，如果意识本身是可以被控制的，那又该怎么办？
但是，不是这样的！他的勇气似乎自发地坚定起来。无缘无故地，奥布莱恩的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认为奥布莱恩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他也是为了奥布莱恩在写日记——致奥布莱恩。这是一封没人会读的长信，但却是写给某个人的，因此也获得了生机。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证据。这是党的终极命令。一想到他所对抗的强权，想到任何一个党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驳倒，想到那些他无法理解更谈不上回应的精妙论述，他的心就沉了下来。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是错的，而他是对的。他必须捍卫那些不言自明的、傻气而真实的事情。自明之理是真实的，一定要顶住！真实的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则是不容改变的。石头是坚硬的，水是湿漉漉的，没有支撑的物体会往地心坠落。他觉得自己正和奥布莱恩说话，也在阐述一则重要的公理。怀着这份心情，他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出二加二等于四。在此基础上，一切得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