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十九世纪后半，为写实主义（Realism）时代。或谓之自然派（Naturalism），以别于十七世纪以后之写实倾向。原传奇派之兴，本缘反抗理智主义，崇美述异，以个人情思为主，发挥自在，无所拘束。不五十年，盛极而衰，神思既涸，情感亦失真。于是复流于夸饰，如Marini时，而反动遂起，理智主义，复占胜势。唯其时学术发达，科学精神，及于艺文，入为本柢。十九世纪后半期文学，与十七八世纪写实倾向，似同而复绝异者，即由于此。
Auguste Comte创实证说以来，唯心论派哲学，渐失其势。研求真理者，多而自然科学为本。Ludwig Büchner作《力与质》，Robert Meyer唱力不灭说，于是唯物思想，披靡一世。宗教信仰，亦因而毁裂。德之David Friedrich Strauss，法之Joseph Ernest Renan，作《耶稣传》，以为世故无神，唯人意造，或则归之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八五九年Darwin《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进化遗传之理大明。凡有学术，悉被影响。其见于文艺者，则为唯物思想之文学，即所谓自然主义是也。
物质主义（Materialism）应用于人生观，乃成决定论（Determinism）。古时亦有宿命之说（Fatalism），唯所谓命者，与神意虽不同，而幻化莫测，有定有复无定，仍不离于迷信，至传奇派诗人之悲观，已涉及人生共同之运命，特多据主观，以身世之感为基本。Schopenhauer说求生意志（Wille um Leben），始综括其义，至是乃藉自然学之力，愈益证实之。人类生存，与一切生物，同受自然之支配，别无自由意志，能与抗争。盖天性与外缘，实为一生主宰，联结造因，以至归宿。此唯物之人生观，实即自然派文学之主旨，神既非真，无以尊于人，人又不异于物。现实暴露之悲哀，引人入于悲观，较之历世人生厌倦（Tedium Vitae）自尤为深切矣。
自然派之说，作始于Zola，故又称Zolaism。列国文人，虽未必尽奉此说，唯精神终亦相同，兹举其要旨，并与传奇派思想比较之如下：
一，传奇派重主观，自然派则重客观。描写事物，俱依实在。不以一己情思，有所损益。盖即以科学法治文艺，正如博物学者观动植现象，绝不用空想藻饰。而对于生物之变化生灭，亦更无所容心也。
二，传奇派尚美，自然派则尚真，凡人世所有事，继极凶戾丑恶，倘能观察精审，描写确实，俱可入文。盖文艺者，实为人生记录（Document Humain），非娱乐之具。故所求不在美观，而在真相。过去荣光，与未来情状，非今之所欲知。但能写现世裸露之真（Nuda Veritas）者，即为最善，虽忤视听，亦复无碍。英人Bernard Shaw尝自题其剧本曰Plays Unpleasant，正复运为自然派著作之称号也。
三，传奇派好奇，自然派则好平凡。古时诗歌小说，多取王公贵人为主人，虽半由阶级思想，半亦因艺术作用而然，如Aristoteles诗学所言，用以增读者之兴感。传奇时代，此风盛行，历史小说，即其成果也。自然派文学，乃专写现世实事，古时异地，皆所不取。美人豪杰，亦甚希觏。所记者但为凡人庸行，又尚描画而少叙述，别无委曲变幻之事迹，可娱观听。故自然派著作，又有Uninteresting之称。而价值亦正在此。盖平常事迹，去之不远，有切身之感，与读传奇小说，如听人论他家是非者，大有异也。
由是可知自然主义文学，盖属于人生艺术（Art for Life）派，以表现人生为职志。故问题小说戏剧，皆盛极一时，而韵文著作颇不振，凡以诗歌著名者，大抵自成流别，与自然派稍不同。
三四 法国
法国自然主义之起，盖在Balzac。描写种种世相，为“人生喜剧”。又言将如博物学者，观察人生，记录真相，无所评骘，实开Zola之先路。唯多写类型，又时有夸饰，尚存传奇派余风。至Flaubert之Madame Bovary出（1856），始立自然派基本。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劳作三十余年，成书七种。描画事物，皆极精微，又必征实，故一书之成，至需时数年。又颇注意于词调，与Zola等之非薄技巧者不同，其作亦可分两类，一为纯粹写实派，如Madame Bovary及《感情教育》。一为传奇写实派，如Salammb?及《圣安多尼之诱惑》。又《小品三篇》（Trois Contes），则兼二者而有之。
Madame Bovary述一女子堕落之行径，始于冀望，继以失误，终于灭亡。描写纯用客观，绝无褒贬。对于Emma之败亡，既不寄以同情，亦未尝有轻蔑憎恶之意，善能见自然派特色，论者比之解剖书，奉旧说者则反对之，云不愿数Flaubert之骨骼图也。《感情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本名“枯果”，写平凡之人生，尤极深切。Frederic爱Madame Arnoux，而女已嫁，因各不言，而往来尝亲善，终至老衰，爱亦消灭。其中殆无Hero或Heroine，亦无悲欢离合足以感人。所记皆日常琐屑，或间以一二不如意事，又大率非重大者。盖此平凡委琐之生活，实即人生小像，Flaubert写此，即所以寄其人生观也。Flaubert虽为自然派首出之人，而论文艺则奉艺术派说。尝云人生虚无，艺术永在。故又有虚无论（Nihilism）者之称焉。
Salammb?一书，性质至奇，盖自然派之历史小说，即用写实法所作之传奇也。Flaubert撰此书，前后十年始成。写古斐尼基事，而考据精密，语必有本，与传奇时代之作不同。唯描画过详，如披考古学图籍。Flaubert亦自言，有如雕塑，座大于像也。《圣安多尼之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记埃及古德一夕之梦幻，为譬喻之属，用以寄其虚无思想者也。
《小品三篇》中，“Hérodias”与“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皆Salammb?之类。一叙一世纪时，犹太王杀洗礼约翰事。一据中古传说，纪圣尤利安奇迹。Brandes评之谓历代教徒述古德行事，无一能得基督教传说精神，如此无神论者也。其一曰“纯朴之心”（“Un Coeur Simple”）则Madame Bovary一流之作，女仆垂老，为世所遗弃，乃尽心爱一鹦鹉，至奉之如“圣鸽”。未几鸟死，剥制之，而爱重如故。及病垂死，则见鹦鹉展翼，如将负之登天国也。写单纯之心理，颇极微妙，此与“Saint Julien”取材虽不同，而人生观则一。世间一切，悉是梦幻错觉。唯人性柔弱，易受欺妄，轻于绝望，而又必需慰安，故生是种种。如陷溺横流中，执一藁以求存，其为虚空，正复相同矣。
émile Zola（1840－1903）创立纯粹之自然主义，较Flaubert更有进。厌世思想略同，而不至于绝望，尚为人道奋争，可于大尉Dreyfus案见之。所作小说，有Rougon-Macquart丛书二十卷，《三都市记》三卷，《四福音书》四卷。又有《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一卷，言以实验科学法作小说。先定科学为观察实验两种。一如天文学，学者但能以观察之力，记录其现象。一如化学，学者得取一物质，历诸化验，究其真相。世间万物，俱受自然律支配，人类亦然，不异一木一石。故研究一木一石之实验方法，即可移以研究人类情知之发动。如古文学写Achilles之怒，Dido之爱，非不甚美，然所记止于外观。今之所重，则在剖析此怒与爱，以明此二者之作用如何。是即Zolaism之要旨，一言蔽之，则曰科学之文学也。
Rougon-Macquart丛书之作，始于一八七一年，至九三年而成。第一卷曰“Rougon家之运命”（La Fortune des Rougon），首叙先代之失德，娶Adelaide Fouqué，复稍有心疾。女后重适Macquart家。以后诸书，即分叙两姓子孙行事。同禀遗传恶质，各应境遇，造成种种悲剧。第二十卷《Pascal博士》（Le Docteur Pascal），则据遗传之说，寻此二族系统，究其因果，以为结束。Zola倡实验小说，得力于生理学者Claude Bernard之说为多，Pascal博士，盖即写其人也。丛书本模仿Balzac《人间喜剧》而作，而愈有条理，以遗传为经，外缘为纬。Zola自称为“第二帝政时代一家族之自然及社会之历史”（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所云自然及社会，亦即指此二因而言也。
Zola出身微贱，历诸苦境又主张实写人生，常溷迹下层社会中，考察情状，故所记皆极详实，毫无讳饰，以是颇受世人非议。Rougon-Macquart丛书第七卷《酒肆》（L'Assommoir）写巴里工人社会，纵酒淫佚之状，第九卷Nana记女优生活，第十三卷《萌牙》（Germinal）记矿工之困苦，皆最著名，而论者纷纭，是非亦最不一。要之Zola小说，专写暗黑一面，或未足包举人生全体，唯其纯洁诚挚之态度，终非讳恶饰非，或玩世不恭者所可及。故若寻求其失，谓拙于技工，非伟大之文人则可，谓为非伟大之道德家，则不可也。
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为Flaubert弟子，然所著作则属纯自然派，似Zola而尤进。Flaubert为文，精炼尚技工，与自然派不同。Maupassant受其教，故结构叙述并极完善，又能脱尽传奇派风气，胜于师也。Zola创实验科学法，专主客观，唯仍怀改进社会之意，故悲悯之情，时复流露，不能贯彻主张。且描写社会暗面，本于唯物之决定论，遂不免着意观察人间兽性，移之记载，犹实验者豫知某性存在，爰加相当之试验，以待出现，Maupassant则本无成心，仅就身所阅历，如实记录，事之光明黑暗，皆非所计。如所记多人间兽性者，则以事实本然故。盖其意见，既非以艺术为人生唯一真实，求其独立之完成，如Flaubert。亦不以人生为艺术究竟，欲比文章于学术，如Zola。如Pierre et Jean自序言，盖别无学说，唯以模写自然为务而已。L. Tolstoj著《Maupassant论》，尝借喻以明之。曰，“有画师以长老行列之图见示，图写极精，唯作者意旨所在，则不可见。因问画师作此，以画中事为是耶，抑非耶。答言皆非所知，亦不必论，意唯在画此人生之一部耳。又问对于此仪式，为有同情耶，抑憎恶耶。答言皆无。彼盖绝不解释人生意义，对于世相，无所动心，亦别无好恶之念，人生之现状而已。Maupassant之著作，正与此画师相同也。”
Tolstoj主张人生之艺术，故于Maupassant之绝对客观，深致不满，又谓缺道德观念。唯此正其特色，而非缺陷。盖Maupassant著作，但为非道德（Nonmoral），而非为不道德（Immoral）。其书自序，即谓为生活故而著作。盖其著作，唯状写人生为乐，此他别无作用。对于书中人物之苦乐悲欢，既无所感动，对于凶戾俗恶之行事，亦不生憎恶也。在读者观于原始兽性之发现，或深觉悲哀，而著者则初无成之见，仅以其为真实，故著之于书，是非好恶，俱非所问。盖止是客观之极致，与道德问题不相涉，故谓Nonmoral，正得其实，亦可以解世纷矣。
凡自然派，虽主张描写事物，一以实见实闻为断，而能完全实践者，仅Maupassant一人。所著小说，初多言故乡Normandy事，继写巴里官吏文士及倡女生活，终复转而写贵族社会。论者谓其著作，殆无所创造，但“移译”事实，著之文字。书中人地，率出真实，可以覆按，如《脂团》（“Boule de suif”）及“Mademoiselle Fifi”诸篇，所叙并普法战时实事。脂团本Rouen倡女，至十九世纪末年尚存，Mademoiselle Fifi或云即《脂团》中普鲁士军官也。
Maupassant思想亦本于唯物论，而未尝厌世，亦不流于玩世，故著作态度，大抵平正。第以实写人生，略无讳饰，以是颇为世俗所忌。其所描写，光明亦间有之，而终多黑暗者，则因所见人世事如实此，非如反对者言，故喜丑化人生，或好写人间兽性也。晚年病脑，渐入悲观，著作思想与前稍异，终以狂易卒。
Maupassant作小说Pierre et Jean外，以《女子之一生》（Une Vie），《美男》（Bel-Ami）为最佳。唯短篇尤胜，举世殆鲜俦匹。所作凡二百余种，如《脂团》，“Mademoiselle Fifi”，《小Roque》（“La petite Roque”），《港》（“Le port”），《空美》（“Inutile Beaute”）皆有名。
Goncourt兄弟，亦属自然派，而与Zola等复不同，故别名之曰印象派（Impressionnisme）。印象派者，本绘画派别之称，创始于法国画家Edouard Manet。描画景物，不重形式轮廓，拟像实体，但在用光色，表现一己所受印象，故得是名。Goncourt兄弟，始用其法为小说。自然派重客观，以外物为主体。印象派则以本心为主，与外物接，是生印象，因著之录，乃并重主观，与纯自然派相背。唯所凭依，仍在外物，即仍以自然为本，故同属一系。或称之为积极自然主义，而Zolaism则为消极自然主义也。
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与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系出贵族，初治历史美术，颇极精审。后转入文艺，亦以学术研究法行之。以文学为社会研究之一种，作者观于现实，记所得印象，以成人生记录（Document Humain），此外别无所求，实为主张“文学之真实”之第一人。一八六五年时作Germinie Lacerteux，写下层社会情状，在法国文学中亦最早，出Zola前也。
Goncourt兄弟作小说，大抵合撰。凡一事一物，二人各就观感，直笔于书，以相比较，取其善者。久之思想文章，益益相近，几于无复分别。二人以治文学为毕生之务，至捐弃一切以赴之，与Flaubert略同。既不求一己之幸福，亦不问人世哀乐。唯以锐敏之感觉，观察事物，一一剳记，如画师作Sketch。自宴会时Flaubert之解衣纽，以至女仆Rose垂死情状，并用冷靖之度，精密之笔，记录于书，为他日之用。此自然派之冷淡，已达其极，盖近于病矣。
Alphonse Daudet（1840－1898）作小说，亦属印象派。平时多作笔记，而志不在搜集人生资料，亦不以文学为社会研究。唯亦就见闻所及，记取印感，后或联缀成书，别无一定之结构，则与Goncourt兄弟略同。如《暴发者》（Le Nabab），其一例也。Daudet性情尚有传奇派余风，又少时经历忧患，故于他人苦乐，时有同情。凡所描写，亦多取光明一面，文章复诙谐美妙，足以相副，故甚为世人所赏。所作小说颇多，《暴发者》及Sapho等最有名。
三五 又
法国写实派之诗为高蹈派（Parnassien）。一八五二年Gautier作《珐琅与雕玉》（émaux et Camees），倡纯艺术说。以为艺术独立自存，不关人生。故为诗文，当比于错金刻玉，重在技工，非以寄个人情思。一时和者甚众，六十六年出合集曰Le Parnasse Contemporain，遂以名其派。Leconte de Lisle（1818－1894）为之渠率，作《古代诗》（Poèmes antiques），《蛮荒诗》（Poèmes barbares）二卷，以史家中立态度，叙往古情事，其先Hugo亦尝作《世纪之传说》，唯据主观描画，又多抒情之词。Lisle则合文艺于科学，研究古代民族生活及宗教制度，皆极详尽，乃如实图写，犹Flaubert之作Salammb?也。盖实证精神，与自然派小说相同，所别异者，唯其诗尚技工及多言古事而已。Lisle制此诗，深究希腊犹太印度诸族文化，后遂倾心于佛教。以为世间真理，唯有“永远”，而“空虚”之外，别无“永远”。故舍生入寂，始为极乐。出世思想，时时见于诗中。于是向所主张纯客观说，亦未能实践，渐复有主观之倾向矣。
Sully Prudhomme（1839－1908）亦属高蹈派，终复转变，自成一家。幼丧父母，多历困苦，感人世之悲哀甚切。乃研究科学，欲得解决，而转得幻灭，失望愈甚。唯独居覃思，过其一生。诗有云，在此世中，紫丁香花，均就枯萎，鸣禽之歌，一何短促，吾唯永久作夏夜之梦。其诗多抒情，唯不类传奇派之偏于一己，视他人哀乐，尤有同情。故论者谓其诗兼“个性”与“人性”二者，甚可重也。
Fran?ois Coppée（1842－1908）之诗，对于人生，特具微妙感情，与Lisle之冷靖者不同。故初虽同派，旋亦离析。所作有戏曲小说等，而诗尤有名。自传奇派以来，所取诗材，界域极狭，非古代异域，独行奇事，则以个人情思为主，未有取平常生活入诗者。Coppée特创新体，为平民之诗。日日周行都市，观察工人贩夫之生活情状，造成诗歌。自既生长巴里，富于才智，又有优美之感情，故能体会人情，正得真相。世称之曰贱者之诗人（Le Poète des Humbles）。其诗亦流行甚广，在高蹈派诸人上，后世模仿者众，亦卒不能及也。
José-Maria de Heredia（1842－1906）以短歌（Sonnet）著名。有诗集《宝玉》（Les Trophées）一卷，咏古代事迹，如Lisle之古代蛮荒诸篇，琢镂精美亦相似。以唯十四行之短歌，描画事物，乃能雄浑如史诗，其才至大。Lisle为纯艺术之诗，终亦羼以哲学思想。Heredia则始终重技工，善能守高蹈派之说也。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6）行事与著作皆绝异。盖生于自然主义时代，为传奇派最末之一人，而开象征派先路者也。Baudelaire感生活之困倦者甚深，又复执著人生，不如传奇派之厌世。遂遍探人间深密，求得新异之美与乐，仅藉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识。终至服阿片印度麻等，引起幻景，以自慰遣焉。著有艺术评论二卷，《散文诗》（Petits Poèmes en Prose）一卷。诗集《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一卷，歌咏衰颓之美，论者比之贝中之珠。又《人工之乐园》（La Paradis artifciels）一卷，则仿之De Quincey之Confessions而作也。
Baudelaire爱重人生，慕美与幸福，不异传奇派诗人，唯际幻灭时代，绝望之哀，愈益深切，而持现世思想又特坚。理想之幸福，既不能致，复不肯遗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于苦中得乐，于恶与丑中而得善美。以媮乐事，盖其悲痛。此所谓现代人之悲哀，Baudelaire盖先受之也。其诗多极怪异惨怆，如咏鸱鸮，日没，游魂，尸之类。或以比意大利之Dante，谓Dante曾游地狱，Baudelaire则从地狱来。反对者则谓之恶魔派（Diabolism）。以Baudelaire思想尊崇个性，超绝善恶，故世俗以为恶魔之徒，正犹英人Southey以Byron诗风为Satanism矣。
Baudelaire之诡异诗风，虽所独有，而感情思想，已与现代人一致。其诗重技工，有高蹈派流风，然不事平叙，重在发表情调（Mood），为象征派所本。Verlaine继起，益推广之，及Stéphane Mallarmé出，新派于是成立。Paul-Marie Verlaine（1844－1896）初亦高蹈派人。既而弃去，以主观作诗，求协音乐，茫漠之中，自有无限意趣，起人感兴。暗示之力，逾于明言。平生嗜饮，日醉于茴香酒（Absinthe）。又放纵不羁，屡下狱，穷困以死。世间谓之曰颓废派（Le Decadent），同派诗人后遂用以为号。Jean Moréas始更名象征派（Symbolist）也。
颓废一字，最先用以指西罗马末年情状，曰拉丁族之颓废（Le Decadence Latine）。后通用为嘲骂之词。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文化发达极盛，而人心欲求，终不得厌足，则怀疑断望，于是兴起。其皇惑不安，或放达自遣之风，颇有与中古相似者，故诗人亦自承其名。唯专指艺术而言，不与道德相涉。盖颓废派文人，原多正直之士，非尽如Verlaine也。
颓废派艺术之特色，据德人Hermann Bahr说，凡有四端。一主情调，二重人工，三求神秘，四尚奇异。实即现代非物质主义之文学。唯颓废之名，易于误会，故或并尚美神秘诸派，谓之新传奇主义。此非本篇所摄，今不具论。
三六 又
自然派以外小说家，Anatole France（1844－）最有名。少读Renan书，深受感化，又倾心于十八世纪思想，为极端之怀疑家。对于宗教信仰，摧毁极力。不信历史，且并不信科学。以为世无物质，止有现象，而此幻景，又实由吾人官能而生。凡有皆虚，唯“自我”真实，故其著作，与自然派异，但依主观，写其印象。嘲讽世情，因之亦特深刻。著书甚多，有《Bonnard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红百合》（Le Lys rouge），最为世所知。唯精意所在，则为Tha?s，《现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及《云母匣》（L'Etui de Nacre）等短篇集。Tha?s者，古埃及名伎，基督教古德Paphnutius往劝之，终见溺惑，乃破法戒，自愿入于地狱。France深通考古史学，描写古事，类极精详，如Flaubert之Salammb?。《现代史》四卷，写社会现象，讥弹教徒之营谋尤力。又有“Crainquebille”，为短篇中名作，最足见著者特色，于嘲笑中，复见悲悯。盖France虽怀疑家，而仍亦关心世事，怀有深远之社会主义思想也。
Pierre Loti（1850－）本海军军官，然有天才，作小说不属于一派，唯记述印感，聚短片成章，颇有印象主义之风。平时多游历异地，见诸奇诡景物，故著作亦多异域趣味，善叙蛮荒生活，及热带物色，《冰岛之渔人》（Pêcheur d'Islande）一篇，最有名。记Bretagne渔人Yann，赴冰岛捕鱼溺于海，其妻在家待之不至。事迹甚简，而文情均极优美。Loti著作，多以死与海为主材，此篇合二者而一之，足为之代表也。
Paul Bourget（1852－）颇反对自然派之非道德主义，以为著作者当对社会负责任，不当执著理论，超然物外。又以为平面描写，不足尽物情，因创心理小说。欲合艺术于道德，融理性于感情，故排科学万能之说，复兴宗教信仰，救世人于怀疑断望之中，振作其气，共图生存。盖亦唯物思想之反动，与新传奇派正同。唯尊崇种姓，以旧典为依归，故又谓之新古典主义。如是倾向，见于法国为最著者，殆亦时势使然。普法战后，爱国思想，渐益增长，于是转入文艺，成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Bourget即宣传此义最力之一人也。著有评论小说等甚多，《弟子》（Le Disciple）最有名。书言少年Robert Greslou笃信决定论者Sixte之说，躬自尝试，乃使人己俱得不幸，为唯物思想之牺牲。又《宿营》（L'Etape）一卷，写Monneron家庭悲剧。以Joseph与Jean父子，代表新旧二倾向。Jean终离物质主义，复于宗教，得安其住。所谓传统主义之精神，于此盖悉发其蕴，至于是非，则未能定也。
Maurice Barrès（1862－）少时师Stendhal，作小说曰“自我崇拜”（Le Culte du moi），分为三部，纯属个人主义思想。后忽转变，九十七年作Les Déracinés，宣扬民族主义。甚为当世所好，遂被选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Joris-Karl Huysmans（1818－1907）初持自然主义，转入颓废派，终归密宗。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文艺变迁之迹，备于一身。唯所著作，则虽屡屡转化，而现代之悲观仍在。盖其锐敏之感觉，对于庸愚猥琐之人生，憎恨者深。书中主旨，即此人生之困倦。始唯实写其状，后求脱离，乃转向宗教，故以旧教信徒终也。
Huysmans最早仿Baudelaire，作散文诗集曰“香合”（Le drageoir aux epices）。后奉Zola说，于一八七六年作小说Marthe, histoire d'une flle，实写倡女生活，至极真率。时尚在Zola著Nana前，揭发人生昏暗，亦更强直，坐是为政府所禁。自序有云，吾就所见所感所经历者，书之。吾尽吾力之所能及者，书之而已。此言并非辩解，唯以表示吾治艺术之目的耳。尔后所著，多本此意。在Zola派中，犹为最烈，反对者至加以兽性自然派之名。至八十四年，作《颠到》（àrebours），其倾向乃始一变。
Huysmans写人世俗恶，非如Zola志存救济，亦不及Maupassant能以冷靖处之，故由憎恶而入绝望。《颠到》始作，是其转机。欲于无可奈何中，得自遣法，于是复归Baudelaire一派。书中主人Des Eseeintes公爵造“人工之乐园”，以避世扰。颠到事物，享官能神思之乐，聊保生存意识，甚足代表颓废派心情。九十年作Là-bas，创精神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e Spiritualiste）。言Durtal心灵之变化，初欲于Diabolism得安住地，终不能至。乃复上行，归于基督教。《道中》（En route），La Cathédrale诸书，即说此事。唯别无结构，又多涉宗教象征，几不复与小说相类矣。
三七 英国
英国文学，自千八百三十年至十九世纪末，称微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传奇派作者，太半逝去，唯Wordsworth尚存，亦少有著作，故旧派势力，顿然衰歇。Charles Lyell之《地学浅释》既出，科学知识，渐次播布。至Darwin作《种源论》，明进化之理，当世思想，大蒙影响。于人生观念，亦生迁变，唯不至极端之决定论，故自然主义，不能兴盛。虽有小说家实写世相，亦颇有检束，不如法国诸家直抉隐微。唯爱尔阑人George Moore作《优人之妻》（A Mummer's Wife）等，为纯自然派，然其书出版已在二十世纪初矣。
英国文学素以诗歌著，微多利亚时代亦然，Tennyson与Browning为之代表。二人思想文章，各不相似，唯乐观则同。Alfred Tennyson（1809－1892）隐居不出，专事著作。后封为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其乐天思想，散见于诗，而在Idylls of the King为最显。诗十二章，取材于威尔士传说，叙Arthur王兴亡始末，以寓官能与性灵之战。Arthur之来，辟山林，驱禽兽，建立王国。终以后Guinevere与Lancelot之爱恋，家国并堕，举世复“返于禽兽”。盖Tennyson取进化说，而归其因于灵智。人有体魄，与禽兽相接。又具性灵，则与神明通。唯以性灵主宰体魄，乃能自奋于人生向上之道，如或不慎，辄至败亡，唯性灵永在，终有上进之趋势。故诗言Arthur负伤，遁走Avilion仙岛诗曰，吾去，但不当死。而其人生之格言，则曰：
Move upward，working out the beast.—In Memoriam
此即Tennyson对于人世之乐观。盖合进化学说，与神秘宗义而一之者也。
Robert Browning（1812－1889）之诗，以难解称，盖意主独创，语又简括，故大抵隐晦。Pippa Passes一诗，为其著名之作，可窥见乐天思想。Pippa为缫丝工女，终年劳作，唯元日得暇。因游行村野间，喜笑歌吟，闻者各得妙解。恶人变行，怀疑断望者，悉复坚定。诗中一节云，岁为春日，日为清晨，晨在七时，露盈山麓，天鹨展翼，蜗牛在棘，神居天国，世界万物各得其所。为全篇精神所在。虽后世误会以为任天，然本意实主努力，灵性不灭，得望永生。人世第为试验之场（Probatio），善恶并存，各有其用。人当努力享乐，向善辟恶，并即以助性灵之上达。世间事物，悉由神意，努力向上，亦神意也。Browning夫人名Elizabeth Barrett（1806－1861），亦能诗。有《蒲陶牙人之歌》（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四十三章，最有名。又长诗Aurora Leigh，用韵文记少女半生经历，似自叙也。
Tennyson与Browning处理智主义时代，独能于希望信仰中，得所安住，甚足代表英人庄重之气质。唯不满现世，怀疑苦闷，或欲高蹈避世者，亦多有之。Matthew Arnold （1822－1888）承先世之教，少而信道。后入Oxford大学，值理智与信仰之冲突，起“Oxford运动”。J.H.Newman提倡纯信，欲以补救。而Arnold终失其信仰，盖感情之要求，不敌理智之决断，故其诗多怀疑之音。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为Arnold同学友，诗风亦相近。二人俱怀疑，而不至于自弃。其坚忍之态度，颇有斯多噶派（Stoicoi）流风，然其悲哀，亦因以愈深矣。James Thomson（1854－1882）幼丧父母，历诸困穷，又禀遗传，以纵饮卒。作诗多极悲观，与意大利之Leopardi相似，译其文集行世。所作诗集曰“幽夜之市”（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最有名。世称英国唯一之悲观诗人。
英国高蹈诗派，自称P.R.B.（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一八四八年顷有画家三人，初立是会，以革新绘画为旨，后二年刊杂志曰“宝玉”（The Germ），始涉文艺。Rossetti为创始三人之一，兼通文学美术，为之主宰，一时文人景附，如Morris及Swinburne，皆其杰出者也。其先英国绘画，皆以Raphael为宗。Rossetti等力欲脱离，复归单纯，求模范于中世。其说转入文学，乃成“惊异复生”与仰慕中古之现象。昔之传奇派，好奇尚美，仅由自然之感兴，今则别有寄托，欲假理想世界以逃现实，所以不同也。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本意大利人，随父亡命英国，遂不复归。故其艺术，亦本意大利。女弟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1830－1894）亦能诗，与Browning夫人齐名，著有《鬼市》（The Goblin Market）等诗集。
William Morris（1834－1896）事绘画建筑，兼治诗文，多取材于北欧。译有伊思阑传说，及希腊罗马古代史诗数种。所作诗以《乐土》（The Earthly Paradise）二十四章为尤最。诗仿Canterbury Tales，言有众航海，求乐土避疫。乃抵西方一岛，希腊逸民所居，留一年，互述故事相娱乐。自序言意欲俾人在艺术中，得暂时之安息。唯人世实相，终亦不能尽忘，故其后散文著作，渐有社会主义思想，如《虚无之乡》（News from Nowhere）一卷，即其代表。仿New Atlantis等书而作，文章亦仿中世，特甚朴雅。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亦属P. R. B.派，唯其诗思多本希腊。又慕自由，深恶政教之束缚人心，与Shelley相似，时有反抗之音。一八六六年《诗集》（Poems and Ballads）出，一时毁誉纷纭，盖其异教思想，颇与世俗违忤，故众多不满。唯称之者亦极众。所著诗剧颇多，有Anactoria一卷，本Sappho遗诗“Eis Eromenan”一章，推演其意而成，亦特优胜，唯自序言则以为未能得其十一也。
三八 又
微多利亚时代小说，Dickens著作最有名。Charles Dickens（1812－1870）出身贫贱，多历困苦，故大抵写下层社会情状。对于他人苦乐，特有同情，希望光明，亦因之而起，唯旨在劝戒，于人生问题，别无见解，描写世相，或涉夸张，祸福因缘，多非自然，有Melodrama之风，为论者所不满。其特长盖在滑稽（Humour）中间复悲悯之情，故甚能动人，书之风行一世者亦因此。所作凡十三种，David Copperfeld称最，中叙David幼时苦境，多据己身经历为本，故特深切。Nicholas Nickleby与Oliver Twist次之。Pickwick Papers记村市情状，多极诙诡，盖为新闻记者时，巡行各地，所闻见也。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作小说，以讽刺名。Dickens所写多贫贱生活，人物又率异常，非至愚极恶，则慈仁神圣，亦世所希有。Thackeray记中流以上社会情状，又只是日常言行，而以讽刺之笔出之，发幽揭短，颇与写实派小说相近。唯每下断语，直接披示其意，有十八世纪Fielding时余风，与法国自然派之客观小说迥异矣。Thackeray作书六种，其二为历史小说，言女王Anne时事，社会小说四种，以Vanity Fair为最胜。
George Eliot本名Mary Ann Evans（1819－1980），受当世怀疑思想影响，译Strauss《基督传》。自言神明义务，灵魂不灭三事，皆所不信，故多奇行，不为宗教法律所羁。人生观则以利他主义为本，以为人唯去自利之心，乃能使人世进于和平安乐。所著小说，多寓此意，Silas Marner其最著者也。同时女小说家，有Bronte Sisters亦有名。Charlotte Bronte（1816－1855）最长，著作亦最多。Emily（1818－1848）作Wuthering Heights一卷，发表情绪，至为真挚，非余人所及。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虽多写现世，属Novel一流，而Romance故未绝迹。Scott以后，为历史小说者尚多，Thackeray之Esmond，及Eliot之Romola皆是。Charles Kingsley（1819－1875）作Hypatia，记五世纪时东罗马事，含传奇趣味益多。一八八三年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作《宝岛》（Treasure Island），遂达其极，所记仍不外荒岛藏金，海贼械斗诸事，而一经炼冶，别具特色。盖Stevenson文才优胜，又性好述异，非由造作，故其多自然之趣。Henry James谓为有“永久童性”。所撰《儿歌集》（Child's Garden of Verse），特具神韵，正亦因此也。
George Meredith（1828－1909）与Hardy并称现代小说大家，唯Hardy悲观人生，Meredith则颇有乐观。故所讽刺，大抵人间一部之恶德，而非人生全体。描写人物，至极精妙，又富于滑稽，故为世所重。唯文章简劲，如Browning，亦以难解称，所著小说中，《利己家》（The Egoist）一书最有名。
Thomas Hardy（1840－）本土木工师，转而治文学。诗歌短篇以外，有小说十四种。自分为三类，一曰技工小说（Novels of Ingenuity），二曰传奇小说（Romances and Fantasies），三曰性格与境遇之小说（Novels of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唯差别多在形式，意旨则无大异。Hardy之人生观，盖近于Schopenhauer一流厌世哲学。以为自然不仁，每引人入于忧苦。而人间社会，复以因袭之礼法，助之为虐，假罪恶之名，驱迫个人，至于极地，人生悲剧，所以众多。第三类小说，申明此义，尤极显著，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 Pure Woman与Jude the Obscure皆是。Tess一书，为Hardy杰作，叙Tess以自然之过失，为社会所迫，陷于不幸。始于离弃，终犯刑法，以至灭亡。King Lear剧中云，神杀吾侪以为戏，如顽童之杀蝇。Hardy亦于书末缀言曰，公道（Justice）已申，神明之君，对于Tess之戏弄，亦已了矣。Hardy对于自然与人生之意见，略与决定论相似，唯又以因袭之礼法为人生大害，则其独见也。所作多重客观，虽细写黑暗，不如法国自然派，而陈词痛切，在英国已足骇世。至其悲观，盖本出于悲悯，故无自然派之冷淡。如Tess末节，遂不觉有愤激之言，虽与客观态度，不甚相调和，然即此足以见著者真挚之情，亦令读者深受印感也。
微多利亚朝散文名家，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之外，有Carlyle与Ruskin二人。Thomas Carlyle（1795－1881）著《英雄论》（Heroes and Hero-Worship），《衣服哲学》（Sartor Resartus）最有名。宣传劳力之福音，与Browning相似。John Ruskin（1819－1900）虽非P. R. B中人，顾颇近Morris。所著《现代画家论》（Modern Painters）外，多论美术之书。晚年倾心于社会改良，以互助为本。盖所爱为美与平和，而审度人间，乃多罪恶苦难，扰其心情，使不得安处。故尚美之心，转为济世，亦即欲美化世界，使人己共能享美也。
三九 德国
德国自然派文学之兴，在普法战争后。其所依据，多即Zola派学说，而受Nietzsche影响亦甚大。自然主义之寻求真实，与超人思想之主张自我，同为近代文学大本，其受世人误解，亦正相同。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初治古文学，为大学教授。渐觉举世猥浊，迫压个性，共趋于下，因发愤著书。据进化之理，更定道德，创超人之教，所著以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一书为最有名。文体仿圣书，立意高迈，文复朴雅饶诗趣，为德国近时散文名著，世遂多称之为哲学诗人也。Nietzsche思想，盖本达尔文归纳之说，与一己演绎之思索而成。以为人类由动物演进，故可更努力渐进，达于至善。以人为进化之中程，非其极致，故人之所以可贵者，非以今方为人故，乃以他日将进为超人故也。Zarathustra曰，“吾语汝超人（Ubermensch），人者，所超者也，而汝曾何所为以超之耶。万物莫不创造于其外，而汝乃欲为大海之退潮，愿复返于禽兽而不欲超人耶。”又曰，“人犹一绳，县于禽兽与超人之间，犹一绳在深渊之上也。欲度固危，若反顾战栗止步，亦危矣哉。至于超人之出，盖有二途。如De Vries之偶变说（Mutation Theorie），时忽一现，而为英雄，若那颇仑等是。又或如达尔文进化说，积渐而至，于人类外别成一种。”Nietzsche之所希者盖在此。其言有曰，“汝毋以所从来为贵，但当视汝之所之。汝毋反顾，但当前望。汝其永为流人，去父母先人之地。汝当爱汝子孙之地，即以此爱为汝光荣可也。”此与Francis Galton之善种学说（Eugenics）甚相似。综其方术有四，一定婚制，二兴教育，三联合欧洲，四废基督教。Nietzsche又本进化论说道德，谓善恶无定，随时而变。今求独立自强，亦当重定道德，以利生存进取者为善，否者为恶。故于基督教之他利主义，特甚憎恶。唯其主张坚卓，但自为计，而非以强暴陵人。德人Ludwig Lewisohn曰，世人想象，每以超人为一伟美之野人，跨奴隶之颈，此大误也。依Nietzsche说，尔时人人皆为超人。不适于生者，久已不见。正如达尔文所说，过去世间，甚多生物，今俱自归于消灭也。Nietzsche愤世嫉俗，又以身世关系，说反动之哲学，与Rousseau之讲学极相类。Rousseau欲复归自然，解放个性，Nietzsche则进而主张自我积极之发展。其现世思想，于近代文艺，至有影响。一九一三年Bernhardi将军著《德国与次一战》，引Nietzsche之言为题辞。世人对于超人思想之误会，乃益深矣。
德国自然派小说有二类，一为倾向派，一为纯自然派。少年日耳曼时代，Gutzkow创倾向小说，Spielhagen与Freytag承之，至十九世纪后半，著作尚多。自然主义既入德国，遂合为一，Wilhelm von Polenz（1861－1909）之Der Büttnerbauer，其代表也。Büttner家世业农，力守先畴。以社会经济制度不良故，渐见损败，终鬻其田。临售，犹欲一耕为快。虽意在写实，而为书中旨趣拘束，发展不能自然，是为此派通病。Georg von Ompteda（1863－）著Sylvester von Geyer，较能调和，渐与纯自然派近矣。
Hermann Sudermann（1857－）与Hauptmann并称现代文学大家，其著作亦与倾向派相近。所描写者，非仅人世迹象，大抵与道德问题有关。叙个人与社会之冲突，求得解决之法。其意以为世无绝对之道德，但随时势而生变化。唯缘个人思想与社会因袭，趋势不能一致，于是遂多冲突。一八八七年作Frau Sorge，颇怀悲观，以为反抗服从，两无所可。次作《猫桥》（Der Katzensteg），乃主张积极反抗，与不正之社会奋斗。又作剧本，亦多此类。《故乡》（Heimat）一篇，最有名，言女子解放问题，盖颇受Ibsen感化，与彼作《傀儡之家》（Et Dukkehjem）相似也。
纯自然派之名，对于倾向派而言，与法国作家又有异。Clara Viebig（1860－）著《日粮》（Das tagliche Brot），写贫民生活，而多有同情，无自然派之冷淡。Gustav Frenssen （1863－）继Keller等后提倡乡土艺术（Heimatkunst），几近传统主义。唯叙记甚朴实，故归之自然派而已。Thomas Mann（1875－）著Buddenbrooks十一篇，叙一家族之兴亡，以遗传境遇，为之根本，描写亦纯用客观，为自然派中杰作。其兄Heinrich Mann（1871－）亦有名，师法Flaubert，而思想则近颓废派。Arthur Schnitzler（1862－）本维也纳医师，亦著小说，尤以戏曲名。
Gerhart Hauptmann（1862－）作曲甚多。一八八九年始作《日出前》（Vor Sonnenaufgang），为自然派剧先驱，至《织工》（Die Weber）而极其盛。九十六年作《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转入新传奇派，后虽复归于自然派，唯别无名世之作。沉钟象征之意，说者纷纭，未能一致。或以为代表新旧道德之交代，钟师Heinrich以旧钟既沉，乃藉精灵之助，别铸新者，未能成就。又闻沉钟鸣于渊，心复摇动，于是遂败，说较明显。此外作者甚多，Frank Wedekind（1864－）最特出。九十一年作《春醒》（Frühlings Erwachen）一篇，尤为世所知。
德国新派诗歌，兴于一八八五年。Michael Georg Conrad刊杂志曰“社会”（Die Gesellschaft），述Zola学说，Karl Bleibtreu继其后，作《文学革命》一文，提倡现代主义（Modernism）之文学。集同派诗人著作，刊布之曰“少年德意志”（Jung-deutschland）。Hermann Conradi（1862－1890）为序，言诗人天职，在为人生导师，吟真挚之歌，以撄人心，使生为焰。Arno Holz（1863－）亦少年德意志派诗人之一，所作尤胜。八十六年出诗集曰“现在之书”（Buch der Zeit, Lieder eines Modernen），有云，“今之世界，已非古典时代，亦非传奇时代，但为现代而已。故诗人亦应自顶至踵，无不现代也。”Conradi后受Nietzsche影响，倾心于超人思想。Holz初立自然主义，作诗多民主精神，自称倾向诗人（Tendenz Poet）。后乃主张直抒印感，唯重自然节奏，废绝声韵，当世称之曰电信体，又为象征派先驱也。
德国写实派诗人，最有名者曰Detlev von Liliencron （1844－1909）。此写实派之名，但对传奇派而言，与法国客观诗派复异。Liliencron本陆军大尉，屡经战阵，后退职专治文学。对于人生，颇怀乐观。以努力奋斗，自求满足为主义，盖亦有超人之思想。唯其格言，一曰前进毋反顾，而其一又曰自制。则虽主及时行乐，而又以不侵人之权利为界者矣。
Richard Dehmel（1863－）与Liliencron为友，主张自我之满足，亦受Nietzsche感化。唯Nietzsche之说，在俟超人出现，非为个人幸福计。Dehmel则以现代为的，又以为神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人唯能充满其生，斯能本己得救，即亦以救世界。如所作《二人》（Zwei Menschen），即宣说此意，颇近神秘思想。Dehmel自称Nietzsche之徒，而对于人间辛苦，又甚有同情，故其诗颇见社会主义倾向。“Der befreite Prometheus”一诗，言Prometheus睹人世恶浊，因生悔恨欲毁灭之。有二人者，本是仇雠，是时乃互相助，与自然之力抗争，Prometheus见之遂止。赞扬人群之大爱甚力，Dehmel诗有云，Die liebe ist befreiung，盖足以代表其思想矣。
四十 意大利 西班牙
意大利十九世纪后半文学，以Carducci与D'Annunzio二人为代表。传奇主义既衰，著作虽多，仅余形式而无精神，遂见反动，Carducci之新古典派最有力。Giosue Carducci （1835－1907）少承家学，深通古代文学，故其诗宗罗马，而思想则古代异教精神也。尝云，“言政治则先意大利，言艺术则先古典诗歌，言生活则先真率强健。”盖传奇派仰慕中古，所尚者为北人之封建制度及东方之基督教，并与罗马民族不能投合，故务欲排而去之。唯古昔神话诗歌，实为国民精神所在，则阐发唯恐不力。然其诗亦非专事模仿，故与十八世纪著作又有异。爱重人生，力求自由享乐，反抗外来之迫压，纯为现世主义，与近代人之思想故复一致也。所著以《蛮荒之歌》（Odi barbare）一卷为尤最。新古典派诗人甚多，Giovanni Pascoli（1855－）最胜。少历困穷，因倾心于社会主义，宣扬慈惠和平之教，有倾向诗人之名。唯颇乐观，以为世有忧患，乃能使人生精进，远于禽兽。同抱社会主义而倾向悲观者，有Arturo Graf（1844－），为Turin大学教授，受唯物思想影响，遂转入厌世，较Leopardi尤甚。Leopardi以死为永息，而Graf则信物质不灭，以为虽死而不亡，斯即不能死，故亦无由能得安息也。
纯自然派之诗，有Olindo Guerrini（1845－）作Postuma di Lorenzo Stecchetti，以法国诗人为师法，唯其势不张，不能如Carducci派之盛也。
Gabriele D'Annunzio（1864－）少时读Odi barbare及Postuma，深受感化，学为诗。一八七九年出集曰Primo Vere，格调完美如Carducci，而精神则近Guerrini，盖D'Annunzio之异教思想，并不服道德之羁索，更进于Carducci也。其诗风初属自然派，后乃转为尚美。以享乐为艺术人生之终极，故凡所著作，意在言美，非专以表现人生，文词极瞻丽，而思想少见变化。小说中主人，大抵颓废派中人物，又受超人思想之感化者。然南欧艺术之精华，与现代人心情，具见于此，故为可重也。著有诗曲小说甚多，《死之胜利》（Trionfo della Morte）为《蔷薇小说》之第一篇，最有名。
自然派小说初创于Luigi Capuana（1839－），至GiovanniVerga（1840－）而大成。其客观描写，纯以Zola为法，唯多叙乡民日常生活，不专重黑暗一面。有《恶意》（IMalavoglia）一书最胜，叙渔人贩大豆，舟覆，长子死焉，而索豆值者甚急，乃货其居以偿之。Verga熟知故乡渔人生活情状，故言之极恳挚。Matilde Serao（1856－）著小说亦有名，与Ada Negri并称意大利女文学家也。
Antonio Fogazzaro（1842－1911）初为唯物思想所动，颇怀疑，终乃复得信仰，归于宗教。故所作小说，亦多光明希望。唯意在宣传义旨，叙述情景，每依主观造作，失自然之致。如Daniele Cortis一书，言Elena弃绝私爱，从夫于美洲，显扬克己之美德，最足见其思想。第以文艺论，未为具足耳。千九百六年作《高士》（Il Santo），写理想之道德生活，与《死之胜利》中Giorgio Aurispa行事正反。罗马法王收入正教书目，尤为世间所知。盖Fogazzaro实为基督教思想之代表，与Carducci等之异教思想，适为反对也。
西班牙现代文人，Juan Valera（1827－1905）最著。初治法律，后为外交官，历任美奥比利时诸国公使。作《神火》（El Fuego divino）等诗集，尤以小说得名。Pepita Jimenez一书最佳，论者以为西班牙新小说之发端也。又有Benito Perez Galdos（1845－）著作甚多，约可分三期。初作历史小说，写当代政治战争事，总名《国民逸闻》（Episodios Nacionales），计二十五卷。次作Dona Perfecta等，转而言信仰问题。终乃写民间日常生活，纯为写实派作矣。
Leopoldo Alas（1852－1901）与Armando Palacio Valdes （1853－）共刊杂志，传布法国自然主义。唯Alas意主调和，Valdes则纯以新派为师法，故称西班牙自然派之第一人。Quiroga夫人本名Emilia Pardo Bazan（1851－），著小说甚多，有名于世。一八八七年作La Madre Naturaleza最胜。
Jose Echegaray（1832－1916）初治数学及经济，六十八年革命时，为临时政府阁员。后转入文学，多作戏剧，颠到其姓名以自号，曰Jorge Hayeseca。所作凡五十余种，Mariana最有名，英人William Archer称之为Romeo and Juliet后之佳作。又有Hijo de Don Juan言遗传问题，盖受Ibsen影响而作，与《游魂》（Gengangere）一剧，可仿佛也。
四一 俄国
十九世纪后半俄国文学，称Gogolj时代。文人辈出，发达极盛，影响于他国者亦甚广大。北欧思想本极严肃深刻，虽易坠悲观，而情意真挚，无游戏分子，实为特采。俄以政治关系，民生久历困苦，阴郁之气，深入于人心。发为文学，自多社会之倾向，属于人生艺术派。至Tolstoj著《艺术论》，此义愈益昭著，为人道主义文学所由起，而其首出者则Gogolj也。
Nikolaj Gogolj（1809－1852）本Malorossia人。初作《田村之夜》（Vetchera na Khutorje）二卷十二篇，言故乡情事。富于谐谑，又多涉神怪，有传奇派流风，而描写不离现实。或之名曰，感情派写实小说。卷中有“Taras Bulba”一篇，记十五世纪时哥萨克与回部战事，甚有精彩，称历史小说模范。后至彼得堡，服官公署，为文多叙官吏生活，讽刺益深切，Puschkin以为笑中有泪，盖知言也。短篇有《狂人日记》（“Zapiski Sumasschedschego”），《外套》（“Schinelj”）等皆有名。其杰作则有喜剧曰“巡按”（Revizor），小说曰“死灵魂”（Mjortvyje Duschi）。
Gogolj与Puschkin友善，Puschkin尝行旅至一邑，有司相骇以为大吏微行，后以语Gogolj，云可作剧，Gogolj遂成《巡按》一篇。少年Khlestakov者，以博丧其资，留滞旅次。邑吏闻有巡按将至，疑即其人，迎入私宅，各进货贿。及少年辞去，邮局长得其致友人书，始知其误，而门下报巡按至。其讽刺官僚政治之腐败，至极深切，论者每以比Molière之Tartuffe。唯Tartuffe以正报终，Revizor则本事方始，剧已终局。末场所演无言剧（Dumbshow），又特佳妙，有不尽之意，故尤胜也。剧既成，文禁正严，虑不得公布，或以稿呈尼古拉一世，读之大笑，即命演之。帝亦临观大悦，召Gogolj语之曰，吾未尝得如此畅笑。Gogolj则对曰，吾所期者，乃本别有所在。此一语足为Revizor之确评，亦可以包举其全体之著作矣。Gogolj描画“卑下之真实”（L'humble Verite），不亚于Maupassant诸人，唯具有二特质，为法国自然派所少见。一曰滑稽（Humour），一曰寓意（Moral）。盖Gogolj见人世种种刺谬，每不禁嘲笑之情，而又悲悯世间，谋欲拯救。合是二者以成书，故外若诙诡，中则蕴蓄悲哀，并深藏希望也。又有喜剧《结婚》（Zhenitiba）一篇，善表现斯拉夫族之惰性（Inertia），不仅以写实见长。
《死灵魂》上卷十一章，以一八四六年刊行，原名“Tchitchikov旅行记”（Pokhozhdenije Tchitchikov）。言Tchitchikov游行乡邑，访土田主，收购死亡农奴之名，籍而徒之边地，将以质诸国立银行。当时盖曾实行之者，旋事败被捕。Gogolj假其事为小说，写奴制未废时社会情状。农奴境遇，固极惨苦，而田主习于游惰，渐就衰颓，上下交困。Puschkin读而叹曰，“悲哉俄罗斯之国。第Gogolj别无造作，所言并诚，皆单纯而可恐之真实也。”描画人物性格，尤极微妙。如Manilov之庸俗，Korobotchka之愚狡，Nozdrev之无赖，Sobakevitch之鄙倍，俱非凡手所能，而写Tchitchikov尤胜。Kropotkin论之曰，“人言Tchitchikov为俄国特有之性格，实则不然。吾辈殆随在遇之。此实人间共通之仪型，不为时地所限，唯应时地之要求，略易其外貌而已。”Gogolj亦云，读者或平旦自省，问究能无Tchitchikov分子在乎。故其书虽一时之作，而实含溥遍之性质，与凡诸世界名作相同。Gogolj虽写实，唯多滑稽，故时或近夸。又含教训，故多加案语，如《死灵魂》末章，则纯为论议，自表其意见，亦正可为其理想派小说之宣言也。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厉行文禁，《死灵魂》上卷虽以大力周旋，得许刊行，唯售后即禁再印。Gogolj作下卷垂成，意忽中变。以为爱国之士，不当暴祖国之恶，前此著作，皆为罪业，因自忏悔，归依宗教。一夕悉焚其稿，后人就草本中录而刊之，多断缺不定，不能与上卷比美矣。
Ivan Goncharov（1812－1891）本商家子。作小说重客观，稍近艺术派，故俄之论者多非之。唯此仅著作态度而已，若以其精神，固不与人生相离异。著作中最有名者为Oblomov，写农奴时代国民之惰性，一时社会惊悚，各以Oblomovshchina相警戒，影响之大不下《死灵魂》也。Oblomov生长于安富尊乐之中，丧其活动之能力，虽有理想而无实行，即以Oliga之精诚爱力，亦不能救。终复归于潜蛰生活，披衣趿履，盘桓一室之内，以脑充血卒。此在俄国当时，固由民情时势结合而成，唯富厚之余，必见流弊，事悉如此，不仅一时一地为然。Oblomov一书，具有永久之价值，亦正以此也。
Ivan Turgenjev（1818－1883）系出名门，受高等教育。Gogolj卒时撰文悼之，为政府所忌，将遣戍，赖有营救者，得减为拘束，幽居乡里者年余。及解免，乃移居巴黎。著作亦含社会倾向，唯受法国文学影响，构造特甚精善，为俄国文人之最。十九世纪上半，斯拉夫国粹派势方张，以Turgenjev崇西欧文化，斥为不爱国，而非其实。Turgenjev居异国，思乡甚苦，尝一归省，睹国内种种不幸，不能安居，复入法国，遂不复返。所作小说，极艺术之美，不如法国自然派之专言人生暗黑，而亦不离现实。写人情世相，至为真切，Brandes论之曰，Turgenjev悲观而复爱人，故文情特富美。又多阅世故，既不如法国文人流于玩世，亦不如英国之喜言教训。凡所叙录，皆为常事，不涉奇异，或近秽浊。大抵以贫苦怯弱，心意不固，颓唐无聊之生活为主材，写其内心之悲剧。唯与Dostojevskij又有异。Dostojevskij言显著之罪恶忧患，而Turgenjev则言不幸者隐默之悲哀也。
Turgenjev初作《猎人随笔》（Zapiski Okhotnika），记其游猎见闻之事。描写物色人情，均极美妙，对于农奴之困苦，尤有同情。论者比之美国Stowe夫人之Uncle Tom's Cabin，其影响亦相同，唯以艺术论，则《猎人随笔》为更杰出。文主写实，不露教训之意，而文情俱胜，自能动人，如Sutchok及Vlas诸事皆是。又有“Mumu”一篇，虽不在《随笔》中，而性质相类，写Grasim隐默之悲哀，尤足当Brandes评语也。
《猎人随笔》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说，可四十种，皆称佳作，而“Jakov 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为最胜。尤以长篇著作得名，其尤者为Rudin，《父与子》（Ottsy i Djeti），《贵人之巢》（Dvorjanskoje Gnezdo），《烟》（Dym），《新地》（Nov）等。
Rudin作于一八五五年，时Hegel唯心论方盛行，俄国少年亦大受影响，Rudin者即其一人。怀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实行不足相副。盖本质犹是Oblomovshchina之流风，而时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Rudin以言谈得Natalija之爱，而复不能践言，弃自由之说，而更勉人以从顺。终乃漂流至法国，死于二月革命之巷战。其意志不坚，为斯拉夫人通病，唯怀有热诚，已视Oblomov稍进矣。
《父与子》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写六十年顷新旧思想冲突之事。当时唯物思想渐渐之兴盛，学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与质》一书为典要，凡讲学皆以求诚致用为归宿。对于从来传袭之礼法，悉不信任。唯征之学术而信，施于社会而有利者，始为可取。Bazarov即此派代表，与Kirsanov兄弟相对抗。然终惑于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此书出后，世论纷然，“父”“子”两世，悉起攻击，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发隐覆，少年则以写Bazarov近于讽刺，亦不能平。Turgenjev力自申辩，误会愈甚。至近时据所作“Hamlet i Don 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Turgenjev以此二者为人性代表，论其短长，不得不右Don 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实与Hamlet近，故爱Hamlet而复重Don Quixote。见诸著作，则写Rudin之短，犹可得人怜宥，写Bazarov之长，乃更使读者不满，正缘性情各异故尔。《父与子》为言俄国虚无主义最早之书，虚无论者（Nihilist）之名，亦始见于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诗一卷曰Senilia，盖多晚年作，故名。辞意精炼，可与Baudelaire相匹，又能窥见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贵。如《自然》一篇，言人虫等视，生杀时行，一无偏倚，厌世思想，不亚Leopardi。及读《乞食》则爱怜人类之意，又自显著。《故乡》诸篇，所以寄爱国之思。卷末《阈上》一章，赞美革命事业，至极恳挚，Turgenjev之本意，于此可见也。
Fyodor Dostojevskij（1821－1881）初习兵工，为陆军少尉，自请退职，致力于文学。以《苦人》一书，得Nekrasov赏誉。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为政府所捕，并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临刑，忽有旨减等，发西伯利亚为苦工四年，又充军役六年，始得释。Dostojevskij神经素弱，数被重枚，后遂颠痫。工作之余，唯读圣书，久之思想亦渐改。昔之社会主义，已不复存，转为基督教思想。服从政府教会，宣传爱之福音以救世。其著作思想，与Turgenjev正反。盖Turgenjev主虚无说，因生悲观，Dostojevskij则重信仰，以为神人合一，故多乐观。又一崇欧化，一则国粹论者，故二人意见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归国以著作自给，境遇穷迫，故文字不甚修饰，晚年始稍裕。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 Mertvogo Doma）记西伯利亚狱中事，悉据本身经历，故言之甚详实，为生平杰作。又有《罪与罚》（Prestuplenije i Nakazanije）者，亦极有名。尔后所作，如Bratya Karamazovy，《白痴》（Idiot）等，皆冗长，又述病苦，逾于常轨。盖Dostojevskij精神本异常，并见之于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与之谐合。如《白痴》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云未尝能读之终卷，即其一例也。《罪与罚》叙少年学生曰Raskolnikov者，迫于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响，破灭道德之束缚，杀二老妪，欲盗其货而未得。后以Sonja之化，忏悔自首，遣发西伯利亚，Sonja亦与偕。向上之精神生活，于是复始。Dostojevskij爱之福音与其乐观，皆于此倾注无遗蕴，书以宣示义旨，故描写不能专据客观。唯由热诚深爱，乃能造成真挚之情景，令人感动，为力至伟。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Dostojevskij属国粹派，故以为西欧唯物思想，足以误人，又隐然反对政治之革命。故论者于此，亦多不满。盖基督教义，本如Nietzsche所说，为弱者道德。今又推至其极，以生存为患，以苦痛为正，以忍受为善，欲遗人世而待天国，固未足为人生唯一之轨范。唯其宣传爱之福音，使人知物我无间，所当泯绝界限，互相援助，则深有功于后世。又复能力行其说，克己为人，如《受难者》（Unizhennyye）书中Vanja之行，尤为难能而可贵也。
Lev Tolstoj（1828－1910）主张人道主义，与Nietzsche超人哲学角立，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Tolstoj本伯爵，少时有志于外交，入Kazan大学，修东方言语。弃而学律，又不成。复至彼得堡，沾染时习，浮沉于社会者久之。其兄Nikolaj从军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会，与自然生活接，大得感兴。作《童时》（Djetstvo），《哥萨克人》（Kazaki），有文名。五十三年转任苦里米亚，时值俄法之战，Tolstoj自请守第四炮垒，战极勇。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战争之恐怖，世无其比，亦为后日非战萌牙。此后旅行欧陆，过巴黎见执行死刑，复大感动。以为同类无相杀之权，无论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杀人之罪，为主持废止死刑之张本。六十一年农奴既释，乃返故乡Yasnaya Poljana，建立小学，以教农民子弟。本Rousseau说，主张自由教育，自作教科书用之，有大效，而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复治文学，作《战争与平和》（Vojna i Mir）及Anna 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质思想影响，不信宗教。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虚，寻求其意义而不可得，殆欲绝望自杀。渐复归于信仰，始得安住，以协济农民为务，是为第一转机。八十一年，政府举行统计，Tolstoj请为助理，得遍观墨斯科下层社会生活，知种种贫苦情状。因复转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计，而推本于贫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书，详论其事，是为第二转机，即Tolstoj人道主义所由立也。Tolstoj既以财产为诸恶之本，遂决意散财于民，躬耕自养，而为家人所梗，计不得行。欲洁身高隐，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伤心，与利他主义相背。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终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驿，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纯为艺术作品。其后转入宗教，则不屑为文艺，唯藉作传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其人道主义，成立于第二转机之后，唯此思想，实先已萌芽。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战，《哥萨克人》之非文明社会，《田主之朝》（“Utro 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见，言田主之贪暴，与农奴之愚惰困穷，皆函微意。Anna 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长，文情并胜，而作者义旨，亦得表示。所叙事迹，略与Tchernyschevskij之《何为》（Tchto djelat）相类。唯Anna与Vronskij后复以嫉妒相忤，又既与社会抗争，而复听其褒贬，遂以悲剧终。卷首引“圣书”语作题词曰，报复，吾事也，吾将偿之。读者往往误会，以为Anna之死，乃天之报施，而Tolstoj意实不然。当时论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盖此题词，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义。意谓人之于人，不当相责，但当相恕。此慈悲之律，与Tolstoj思想正合，若云报复，则与前后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学，一意传道。十九世纪末年，俄国民间盛行新教，称Dukhoborstvo，以爱人为旨，反对军役及宗教仪式。政府力镇压之，而不能绝，终乃许信徒移居加那大，唯无资斧不能行。Tolstoj因取旧稿续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资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复活》（Voskreseniye）是也。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将复活。Tolstoj则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Nekhliudov诱Katiuscha而复弃之，女遂堕落，终以谋杀人，流西伯利亚。时Nekhliudov为陪审官，见之，复念前事，因悔悟，从之至配所，自赎其罪。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复归于善。论者以比《罪与罚》之续篇，唯Tolstoj虽主张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势，对于社会制度，责难甚力。谓富者食他人之力，游惰终身，贫者终年劳作，不足自养，陷于罪恶社会乃从而虐之，宁得为正。盖依Tolstoj言，则人性本善，其有过失者，只因身心关系，或机缘合会而成。但为道德之病，而非罪恶，故当于刑法外，别求疗治之方。《复活》一书，即示此义。书虽以寄教训，然又能与艺术相调和，故乃不失为文学之名著也。
Tolstoj教义，大要分五项，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责人。皆本基督十诫中事，而别加以解释。圣书云，有批汝左颊者，更以右颊就之，为不抵抗主义之极致。唯消极之顺受，更足以助长暴恶，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为说。如农民被杖，固应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无愿为田主执杖者，则平和自可得。盖Tolstoj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Tolstoj虽归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良知即神，又以人类希求善福之心为神，别无超自然之说。尝融会四福音书为《基督言行录》，以神通奇迹为后世造作，悉削去之。俄国教会以其破坏政教，斥为外道，于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门。而民间崇信，转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广矣。
四二 又
Tolstoj后俄国文人辈出，为新兴文学第二时期。Vsevolod Garschin（1855－1888）与Tolstoj同里，多受其化。少习矿学，值俄土战起，日见报章载战地死伤人数，因悲悼无宁时。终至不能复忍，遂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苦痛。所作《懦夫》（“Trus”）一篇，即写此心情者也。后负伤归，记所阅历为《四日》等，写战争之恐怖，与Vereschtchagin所作画，并足为非战之纪念。七十八年百九十三人之狱，Garschin有挚友亦与焉，竭力营救，而友竟死。Garschin少有心疾，至是大作，居狂人院中久之。尔后益倾于悲观，终以八十八年，投阁而死。《红花》（“Krasnyi Tsvjetok”）一篇，为其绝笔。言狂人心理，至足供学术之研究，文辞亦复精美。又含蓄义旨，以赤罂粟花为诸恶象征，必忍死须臾歼除之为快，又可见Garschin之主义。后世称之为Tolstoj之徒，当也。
Vladimir Korolenko（1853－）本Malorossia人。初居墨斯科农学校，以政治犯罪，安置Tomsk，又徙Jakutsk，为西伯利亚极边，七年后始得返国。平生抱人道主义，其所著作，亦多言人生忧患。《Makar之梦》一篇最有名。Makar生荒林中，拮据求活，衣食每不给。一夕醉梦，身死入幽冥，Tojon判其罪，将罚转生为礼拜堂马，Makar乃自申辩，善恶之衡复转。盖Korolenko之意，以为人性本善，唯缘社会不良，个人为生计所迫，遂有过恶，若略迹而论，则人人平等，盗贼流亡，与贤人善士，同具性灵，别无差异，正与Dostojevskij所说同。又有《下流》一篇，自述儿时经历，为世所称。其人道主义思想，亦与他著一致。描写自然之美，有Turgenjev之风又稍含滑稽，则似Gogolj也。
Anton Tchekhov（1860－1904）父本农奴，有才干，以商起家，自脱其籍。Tchekhov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初匿名曰Tchekhonte，作小品二卷，多诙谐之词。至八十年后，时势骤变，其作风亦随转，虽仍稍含滑稽，而阴惨之气弥漫篇中，故人谓Tchekhov所写人生，皆呈灰色。尔时亚力山大一世被杀，二世继位，用旧派之言，大行虐政。往昔革新之萌牙，摧灭无遗。举国咨嗟绝望，而士流之颓丧尤甚，虽曾受教育，怀有理想，然为暮气所中，终复合于流俗，浮沉度世，别无意趣。Tchekhov著作，善能记此时情状，以时代为背景，以国民性为主题，正如Lermontov之写Petchorin或Goncharov之Oblomov也。Tchekhov以短篇著名，论者比之Maupassant，然亦仅技术相似，思想则复不同。Maupassant纯为客观，又由唯物思想而厌世。Tchekhov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有希望。所作剧中此义尤显。著作计十六卷。短篇《鸣唼梦》，《可儿》（“Golubuschka”），及“Dva Volodja”等为最胜。又《决斗》（“Pojedinok”），《农夫》（“Muzhiki”）诸篇稍长，亦有名。《决斗》写志行弱薄之少年，与Rudin相似。《农夫》则言乡村生活，暗淡可怖，近于法国纯自然派之作矣。
Maksim Gorjkij（1869－）本名Aleksej Pjeschkov，以身历忧患，故取Gorjkij自号，义云苦也。幼丧父母，育于外家。大父本一老兵，待之颇严，使从工师习艺，屡试不成。Gorjkij乃逃去，为Volga商船厮役。始得见Gogolj著作，有志于读书。至Kazan，欲学，不可得。佣于饼师家，二年，复辞去。入游民之群，游行各地，为种种工役商贩以自给。间作小说，记浪游生活，投诸地方新闻。九十四年始为Korolenko所知，极力赞许，为揭载所作“Tchelkasch”一篇，自是遂显于世。Gorjkij与Tchekhov生同时，各能表现社会之一面。Tchekhov多写士流，Gorjkij则叙游民言行，至极精微。盖事多身历，故非余人所及，且亦性情相近，言之益复亲切。游民生活，类极困苦，唯受者别无怨尤之辞。性重自由而敢反抗，恒不惜与全社会忤，以得一己快意。顾亦非暴弃放纵，营求自利。虽身在恶趣中，而内心常有希冀，欲解不可知之人生，求不可知之幸福。如《昔曾为人者》（“Byvschij Ljudi”），《心痛》（“Toska”）二篇，足为代表。毁弃拘束，力求自由，又终无厌足，不知安住，是为游民之特质，足为国民惰性之药石者。Gorjkij实写其状，而复稍以理想化之，遂有人生战士之风。盖作者之理想人物，实为强者，能反抗之人，乃得之游民中。故于士流之沮丧，则唾弃不屑道也。其前本有民俗小说家甚多。Rjeschtnikov专主写实，Uspenskij等继之，Grigorovich作又偏于理想，写农夫坚忍之德，颇近夸饰，Gorjkij始能合二者之长，进于完善。所作有《Orlov夫妇》（“Suprugi Orlovy”），《二十六人与一女》（“Dvadtsat schestj i odna”），《鹰之歌》（“Pesnya o Sokolje”）等最胜。《秋夜之事》（“Odnazhdy Osenju”）言Natascha之爱，悲怆而蕴藉，有Dostojevskij余风。又有长篇小说及戏曲数种，然皆在短篇下。Gorjkij与谋革命，亡命意大利。一九一三年，政府许其归附，不应。至俄国革命成，乃归。
Leonid Andrejev（1871－）家素贫，幼时苦学，恒受寒饿。卒业大学为律师，又不行，乃为新闻法廷记者。一八九八年始作小说，得Gorjkij推赏，Merezhkovskij复投函致询，疑是Tchekhov托名，遂知于世。有《深渊》（“Bezdna”），《雾中》（“V Tumanje”）诸篇，颇似法国纯自然派，唯别有神秘之色，感人愈益深切。故若以《深渊》较Maupassant之《小Roque》，则阴森可怖，殆有甚焉。凡所著作，多属象征派，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如戏剧《人之一生》（Zhiznj tchelovjeka），可为代表。短篇中《谩》（“Lozhj”），《默》（“Moltchanije”），《小天使》（“Angelotchek”）等，俱佳。又有《Fivejskij传》及《赤笑》等，篇幅稍长。虽并属悲观，而对于人生之挚爱，亦甚显著，同具人道主义之倾向也。
“Zhiznj Vasilija Fivejskogo”述牧师Fivejskij之不幸，略如《约百记》。唯约百终以信仰得胜，Fivejskij则由虔敬而入怀疑，又转为狂信，终复决绝，以狂易死。信仰破灭，唯有定命为宇宙主宰，盖与《人之一生》，同其暗淡者也。
《赤笑》（“Krasnyj Smjekh”）作于千九百四年，值日俄战后。Andrejev虽未亲历，而凭神思之力，写战争惨状，能达其极，与Sjevastopolskiye及《四日》等并称。Tolstoj与Garschin写战时事实与心理，已极深刻，Andrejev则多用象征，暗示之力，较明言尤大，故《赤笑》之恐怖，尤足令人震惕。美国Phelps言世界非战之文学中，猛烈更无逾《赤笑》者，殆非过誉。同时有Aleksandr Kuprin（1870－）为陆军中尉，作《决斗》一书。写平日军队生活，极种种恶德，或以为即揭发战败之因，唯作者之旨，实不在此。据所自述，则唯欲实写军官社会情状，而反对军役之意，亦寓其中。Nazanskij所说爱之宗教，盖即Kuprin之理想，与Andrejev相同者也。
《七死囚记》（“Rasskaz o semi povjeschennykh”）卷端题云，呈Tolstoj伯。中叙五革命党人，一剧盗，一杀人者同日就刑，记其犯事始末及狱中心理状态。Andrejev自序云，吾著书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与其不法。正直勇敢之人，徒以过怀仁爱，主持正义，致罹荆戳，固已惨矣。然在蒙昧小人，以愚犯法，缳首以死，其可哀实为尤甚。故吾于Musj等之死，以视Janson与Tsiganok伤痛之情，犹稍减杀。其言颇与Dostojevskij相似。又云，世之大患，在不相知。其著此书，盖将以文艺之力，拨除界限，表示人间共通内心之生活，俾知物我无间，唯等为人类，而一切忧患，乃可解免。此又与Bahai大同之教，同其指归矣。
Sologub本名Fjodor Teternikov（1863－）思想颇近厌世，有《迷藏》（“Prjatki”）等，并言死为安息。唯求生之欲，本于自然，故求其次，以神思与享美为养生之道。次则童骏狂易，亦可远现世而得安乐。又有《老屋》（“Staryj Dom”）一篇，言Boris死于革命，家有大母及其母姊三人，日思念之。至不信往事，仍怀必不可得之希望，喜惧迭现，终日无宁时。及日暮，绝望之悲哀，忽然复起，乃相与号哭于林中。Andrejev在《赤笑》中，叙家人得战死者手书一节，事极哀厉，而此则终篇如是，感人之力，至为强烈。作者本意，或与《迷藏》等相同，唯由一面言之，亦足以示死刑之恐怖，与《七死囚记》，同为人道主义文学中之名作也。
俄国文人，尚有Mikhail Artsybaschev及Dmitri Mere-zhkovskij等，亦有名，兹不备举。
四三 波阑
波阑十九世纪后半文人著名者，Alexander Swietochowski （1847－）外有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生奥属波阑，竭力于革命运动，为光复会长，见忌于奥国，因逃亡美洲。素持斯拉夫主义，主亲俄。一九一六年俄政府宣言将许波阑独立，Sienkiewicz力赞其事，未成，以十月卒。初作小品，未为世人所知。九十六年著《何往？》（Quo Vadis?），叙罗马Nero王时新旧宗教之冲突，始得名。又有《火与剑》（Ogniem i Mieczem）等历史小说三种，记波阑累世与异族战争事。Phelps谓古今历史小说，能得Homeros史诗精神者，唯此三部及Gogolj之“Taras Bulba”也。然Brandes则深服其短篇，而不满于历史小说。《波阑印象记》云，Sienkiewicz系出高门，天才美富，文情菲恻，而深藏讽刺。所著《炭画》（“Szkice-weglem”）记一农妇欲救夫于军役，至自卖其身。文字至是，已属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又“Janko”，《天使》（“Jamiol”）诸篇，亦极佳胜。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甚能动人。晚近模拟Dumas Pere作历史小说，层出不已，因获盛名，且得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为不取也。盖Brandes素薄历史小说，故虽Sienkiewicz著作，亦与Dumas等视，深致不满也。
Sienkiewicz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Gogolj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Sienkiewicz旅美洲时著此书，自言起故乡事实，唯托名羊头村而已。村虽称自治，而上下离散，不相扶助，小人遂得因缘为恶。良民又多愚昧，无术自卫，于是悲剧乃成，书中所言，舍Rzepa夫妇外，自官吏议员，至于乞丐，殆无一善类。而其为恶，又属人间之帝，别无夸饰，虽被以诙谐之辞，而令读者愈觉真实。其技甚神，余人莫能拟也。“Bartek Zwyciezca”一篇，则言亡国之痛。Bartek被征为兵，应德法之战，目睹国人拘系待尽而不能救，至纵酒自放，战胜归乡，见侮于奥国塾师。及临选举，复迫令举其国仇，以至流离去其乡土。亦杰作之一也。Sienkiewicz所作皆写实，又函义旨，与俄之理想派同。Eliza Orzeszkowa（1847－）亦属此派。本名家女，其夫以国事流西伯利亚，家产没入官，Orzeszkowa遂以文字自给。著书多写人世穷愁，持社会主义，宣扬甚力。世人称为波阑之George Sand也。
波阑纯自然派文学，始自Stanislaw Witkiewicz以法国为师法。至Ostoja与Niedzwiedzki而至其极，暴露人间兽性，倾于厌世。唯纯客观文学，尚不足尽人情深隐，故复转变，为印象派。S.Reymont作《农夫》（Chlopi），即此派名著，见称于世。Stefan Zeromski专事描画土地人民情状，纯为艺术作品，而爱国之思，亦寄其内，固仍有波阑文学特色也。
Waclaw Sieroszewski以国事见放，居西伯利亚十五年，研究人类学，造诣甚深。多作小说，言通古斯等民族生活。Adam Szymanski亦久居西伯利亚，所作多怀乡之音，Jankowski比之边塞流人之哀歌。有“Srul”一篇，为集中之最。
四四 丹麦
丹麦传奇派文学之兴，由Steffens等之提倡，深受德国感化。不五十年，亦渐衰落。又值六十六年Schleswig-Holstein之战，丧师失地，遂与德国交恶，外来之影响顿绝。上下皆言爱国，高谈政治，不复注意于文艺，故此时著作特甚寥落。至七十年后，Brandes讲学于大学，又多作评论，绍介西欧思想，于是新派文学始复兴起也。
Georg Brandes（1842－）卒业为哲学博士，又游欧陆多年，从法国Taine学，受唯物思想之感化。初作《近世哲学二元论》，说及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为当时旧派所疾。七十二年，为大学近代文学讲师。所讲凡六篇，以英法德为主，总称《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论识皆超迈，为后来所重。唯尔时人心尚激楚，由爱国而转为存古，对于一切新说，无不排斥，及见Brandes“偶像破坏”（Iconoclasm）之思想，因益不满，竭力反对。Brandes遂移居德国以避之。唯所播种子，亦渐萌动，新进文人辈出，势力日盛。至八十八年，共速其返国。尔后遂为北欧文坛盟主，今尚存。
Brandes思想，多个人主义倾向，以反抗社会因袭为个人上遂之道。《文学主潮》中论英国及少年德国诸卷，此意皆甚明显。Nietzsche著作，初未为世所知，Brandes作文显扬之，遂有名。所作评论有波阑俄国印象记，又Ibsen及Bjornson等评传，最胜。批评人物，善能以简要之语，表其特质。读者持此为准，自施观察，即可触类旁通，有条不紊，此其所以难能而可贵也。
丹麦文人受Brandes感化而兴起者，为数甚众，举其要者有三人。Sophus Schandorph（1836－1901）持自然主义，而不流于极端。所著小说，最有名者，为《无中心》（Uden Midtpunkt），叙志行薄弱之少年，与Rudin相类，Boyesen称Albrecht为言语家，谓足为丹麦国民代表。盖其人民久受迫压，失其活动之力，唯逞言谈，以求快意，在六十六年后此风益盛，Albrecht即其一人也。Jens Peter Jacobsen （1847－1884）本植物学者。造文多修饰，如Flaubert，描写颜色，以成语陈旧，失其色泽，常自作新语用之。有小说三种，Marie Grubbe特色最著。Niels Lyhne书中主人，即Albrecht一流。或谓Shakespeare作Hamlet，云是丹麦王子，正得其实，此二人者，盖即其流亚也。Holger Drachmann （1846－1908）亦作小说，尤以诗得名。初倾心于社会主义，播布甚力。后忽中变，趋于和平。九十五年作史诗Volund Smed一卷，叙冶工Volund为王所刖，及后报仇而死事。诗中含蓄义旨，多革命之音。Drachmann思想盖复转化，此诗则又反抗之宣言矣。
四五 瑞典
瑞典近代文人最伟者，有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生平于学无所不窥，举凡天文矿物植物化学经济历史伦理哲学美学，皆有著作。文学一类，有戏曲五十六种，小说三十种。其精力盖非常人所及。尝为Stockholm图书馆员，有中国文书未曾编目，乃习汉文订定之。又研究十八世纪中瑞典与中国之交际，作文发表，得地学会之赏。其博学多能，盖自Goethe而外，世间文人莫与比类也。
Strindberg初怀唯物思想，所作多属自然派。最初作历史剧Master Olof言新旧信仰之争。Olaus听Gerdt之激厉，宣传基督真理，举世以为外道。唯Gustav Vasa乃能操纵之，收为己用。此剧含义甚深，唯不为剧场所取，因益失望愤世。七十九年作《赤屋》（Roda Rummet），仿Dickens体写社会恶浊，而更精善，始有名。及短篇集《结婚》（Giftas）出，世论复哗然。其书言结婚生活，述理想与事实之冲突，语至真实，不流于玩世。而反对者乃假宗教问题，罗织成狱。后卒无罪。又作有自叙体小说九部，最有名者，为《婢之子》（Tjanstekvinnans Son），叙少年时事。《痴人之忏悔》（Die Beichte eines Thoren）为本国所禁，故以德文刊行。九十四年，思想转变，由怀疑而至绝望，乃发狂。及愈，受Swedenborg之感化，转入神秘主义。其著作多为象征派，与法之Huysmans相同。《地狱》（Inferno）一书，即记当时情状，亦自叙小说中名作也。
Strindberg著作中戏剧尤为世间所知，与Ibsen并称，如Froken Julie，《父》（Fadren），《伴侣》（Kamraterna）皆是。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有自白，皆抒写本心，绝无讳饰，仿佛Tolstoj。对于世间，揭发隐伏，亦无拘忌。又以本身经历，于爱恋之事，深感幻灭之悲哀，故非议女子亦最力，遂得Misogyniste之称。然其本柢，在于求诚，则一也。Julie剧自序中有云，人皆责吾剧为太悲，意似谓世间有欢愉之悲剧也者。世人喜言“人生之悦乐”，剧场所需者，亦唯诙谐俗曲。一若人生悦乐，即在愚蠢中间，剧中人物，皆患痉挛或悉白痴也，吾则以为人生悦乐，乃在人生酷烈战斗之中。吾能于此中寻求而有所得，斯吾之悦乐也。即此一语，足为Strindberg艺术之正解，即其行事思想，亦可因是得解，无余蕴矣。《父》与《伴侣》二剧，皆Strindberg非难女子最烈之作，与Ibsen《傀儡之家》等剧对抗。Ibsen力说女子解放，Strindberg则以为两性之争，有胜负而无协和。Fadren中之大尉，为Laura所陷，终以狂死，与Axel Alberg之能自省悟，绝Bertha而去者，成败不同，而理无二致。Strindberg以子为小儿与成人之介系，不能与男子齐等，所写亦有偏重，或病其不自然。唯所言女性恶德，自有至理，故Brandes盛称之，谓《父》为具有永久性之杰作也。Froken Julie所言亦涉两性之争，而注重尤在阶级问题，多含社会意义。同时英国Francis Galton作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论及畜养动物之生殖衰退，有云，退化之种，其生欲偶发，常向下级族类。Julie之悦Jens，亦正此例。此剧所言，盖悉据学理，故又别有足重也。
瑞典文人，此外有Gustaf Geijerstam（1856－1909）及Ola Hannson（1860－）皆有名。Selma Lagerlof（1858－）本女教师，作Gosta Berling，合写实笔法与传奇思想而融化之，成新传奇派杰作，为世所称，受Nobel赏金也。
四六 诺威
Henrik Ibsen（1828－1906）与Bjornson并称诺威近世文学大家。Bjornson为国民诗人，而Ibsen作剧穷究人生社会诸问题，为欧洲近代剧之首创者，又本个人主义，力说“精神之反抗”，影响于世界，尤极重大。所作戏曲可分三期。初属传奇派，多取古事为材。一八六二年作《恋之喜剧》（Kjaerlighedens Komedie），转为讽刺。又有Brand及Peer Gynt二曲，亦有名。唯皆用韵语，故归于第一期中。六十九年散文剧《青年集会》（De Unges-forbund）出，是为第二期，所作皆极重要。至八十四年作《野鸭》（Vildanden），渐有象征派倾向，晚年益显著。盖其思想亦随时代而转移，与当世文人一致也。
Ibsen愤时疾俗，对于政教礼法之伪恶，尤致不满，故其思想颇倾于悲观，唯与厌世者又异。凡厌世者必深信人生之空虚，以幸福为不可得，以恋爱为幻。Ibsen悉不然，肯定人生，以自由幸福为人世之的，其不可遽得者乃由或者为障，即虚伪强暴之社会是也。Ibsen持真实自由二义为人生准则，用以照察世间，适得其反，故生憎恶而希破坏。Brandes谓其悲观，由于义愤而非因绝望，正得其实。所作戏剧，则即以宣此义愤者也。
Ibsen作剧，最有名者，为《傀儡之家》（Et Dukkehjem），《游魂》（Gengangere），《人民之敌》（En Folkefende），《野鸭》及《海之女》（Fruen fra Havet）等五篇。其作意多相联属，递相说明。《傀儡之家》者，言女子自觉之事。Nora Helmer初以傀儡自安，及经忧患，乃始觉悟，自知亦为人类之一，对于一己自有义务，于是决绝而去。《游魂》剧中之Alving夫人，所处境地，不异Nora，唯留而不去，而其究极，亦以悲剧终。Alving夫人所以不去傀儡之家者，实因其子，而Oswald以遗传之疾，卒发狂易。夙约之Morphine或予或否，两无所可。末场惨淡之景，感人甚深且烈。Gosse谓自希腊悲剧而外，更无他著，足与比俦也。
《游魂》出后，一时论难纷起，Ibsen乃作《人民之敌》以报之。Thomas Stockmann为医官，察知浴场水道之不洁，宣言其隐，为社会所忌，终得民敌之名，为众共弃，盖用以自况。当时致Brandes书云，Bjornson以多数为是，吾则不然，唯少数乃是耳。此语足为全剧作解释，其所持个人主义之精意，亦于此见之。Bernard Shaw著Ibsenism中有云，天下“唯独立者至强”。然为一己而独立者，又实为至愚。征之历史以及当世人生，盖唯私斯众而公则独。利他之名，亦不能立，以更无所谓他也。Stockmann为真理公益故，不惜与私利之群众相抗，精神乃极近Tolstoj，斯即个人主义之极致矣。
《野鸭》与《海之女》，皆第三期作，多涉象征，唯主旨仍与前作相系属。《野鸭》之悲剧，由于不时之幻灭。Werle轻信理想，与Helmer正相反，而过犹不及，其害唯均。《海之女》所言，与《傀儡之家》相类。唯Dr.Wangel许Ellida以自由，而女遂不复去。Nora所谓奇迹者，盖于此实现，女子问题，亦得解决。即不复为自己牺牲，亦不偏主自己肯定。超越二者之上，造成形神一致之道德，亦即Kejser og Galilaeer剧中，Maximos所谓第三王国是矣。
Bjornstjerne Bjornson（1832－1910）以诗名世，尤致力于国事，于政治道德问题，多所主张。Brandes论之曰，“Ibsen犹古之士师，Bjornson则预言者，告人以未来之幸福。Ibzen爱其理想，恒以是与现世相抗，Bjornson则爱人类者也。”Bjornson持大同主义，而以爱祖国为发端。早年作小说，多写农民生活，通称山林小说，与George Sand及Auerbach著作相对。有“Arne”，《幸福之儿》（“En gladgut”），《渔女》（“Fiskerjenten”）皆胜。其后所作，多涉社会问题。如《市港之旗》（Det Flager i Byen og pa Havnen）言Kurt家恶德之遗传，申明个人对社会之责任。《神之路》（Pa Guds Veje）则言Ragni Kule为社会所误，因袭之道德又从而难之，以至灭亡。唯正义终胜，迷执之信仰，为爱力所化，Tuft与Kallem，复得和解。卷末引成语云，善人所行，即为神路，即此篇义旨之所在也。
Bjornson又多作戏剧，有喜剧《新婚》（De Nygifte），《破产》（En Fallit），悲剧Leonarda，《手套》（En Hanske）等皆有名。Leonarda与《手套》，皆言两性道德之不平等。Leonarda以疑似之事，为世所弃。在Alf和Christensen，则宴然不以为异，故Bjornson假Svava以揭发之，正如Ibsen之Nora也。又有《王》（Kongen）一篇，非难帝制，纯然民主思想。帝王之尊，延为迷信，终至视若异类，欲求自伍于齐民而不可得，为为君者计，其害尤大。此Bjornson之微意，又较寻常无君论者，更有进矣。
诺威文人，此外有Alexander Kielland（1849－1906）与Jonas Lie（1838－1908），而Lie尤有名。其母系出芬阑，Lie受其化，故神思特幽美。所作多言海景，以海之诗人称。小说《引港人与其妻》（Lodsen og hans hustru）即此类杰作，对于家庭问题又别含意义，故为世所重。千八百八十年后，作《人生之囚》（Livsslaven），《结婚》（Et Samliv）等，转入自然派。九十二年，著《山灵》（Trold）二卷，多采民间神异传说而改作之，说者谓即其芬族性质之复现。与早年所作自叙体小说《梦想家》（Den fremsynte），正相联属也。
四七 余论
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有新兴文学二。一曰比利时，一曰爱尔阑。二国以英法语为文，唯精神故自独立。比利时用法语而实下日耳曼人，爱尔阑用英语而实Celt人，故其文学亦与英法有别。比利时文学之兴，未及四十年而文人辈出。如émile Verhaeren（1855－1916）之诗，Maurice Maeterlinck（1872－）之剧，Camille Lemonnier（1844－1913）及Georges Eekhoud（1854－）之小说，皆有名。爱尔阑本有国语文学，唯以言语隔绝，不甚为世所知。Standish James O'Grady与Douglas Hyde先后用英语著书绍介。至八十八年爱尔阑文学会成立，为新文学发生之始。诗剧则有William Butler Yeats（1866－）及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为之代表。George Moore作小说，为英语文学中唯一之自然派。Thomas MacDonagh及Joseph Plunkett，亦少年诗人之秀，与Padraic Pearse同死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之难。至英国文人，系出爱尔阑者，尤不胜数。近代之Bernard Shaw与Oscar Wilde皆然。世以其思想精神，较为溥博，故多以文字为主，归之英国文学中也。
上来所说为十九世纪后半欧洲文学大概。他如荷阑蒲陶牙新希腊匈加利芬阑及东欧诸邦，亦各自有其文学，唯势力仅及国内，于欧洲思想潮流，别无重大影响，故悉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