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就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令人难以适应，感到惊慌失措，尤其是对于我们四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男孩子来说。当时，我其实已经快11岁了，但待人处事仍然十分羞涩。加上以前住在南卡罗莱纳州时的一次经历，也给了我纽约不太友好的印象。
我们家族里有一位亲戚是纽约人。有一次，这位女士来卡姆登镇看望亲人和朋友的时候，爸妈让我们去探望她。我们四个为了去见她，特意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路上，我们心里都在好奇：从纽约来的亲戚，到底长的什么样子？
但那天的经历可把我吓坏了。这位纽约亲戚从一副长柄眼镜后面直直地盯着我们，她看了看我们的脚，不屑一顾地扔下一枚10美分的硬币，漫不经心地说：“把硬币捡起来吧，你们去买双鞋穿！”我还记得，当时是天气炎热的夏天，我们谁也没有穿鞋。她的意思可能是和孩子们开个玩笑，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什么能笑得出来的事，转身就跑回了家。
来到纽约最不习惯的事情是每天都要穿鞋子，生活在卡姆登镇的时候，只有天气恶劣、不穿鞋子就会十分难受的时候，我们才会不耐烦地把穿上它们。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犹太教信徒在星期六的安息日，出于礼节考虑，也必须要穿鞋子。就是因为穿不穿鞋子的问题，我们走在纽约人行道上的时候，觉得不如在卡姆登镇的森林边行走那么舒畅。
我现在还能想起一些内心对纽约这座大城市最开始的印象，尽管这些记忆是模模糊糊的。扑哧扑哧的声音，那是高架火车呼啸而过而发出的响声，它们还在烟囱上喷出烟柱，构成了我童年时的奇观，令我感到惊诧而新鲜；水会自己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直接能流向厨房的洗涤槽，也让我感到十分神奇。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让我觉得生活在纽约这件事变得好玩了起来，洗澡也不用一次一次地从水井挑水、来回奔波，要知道，这在南方十分普遍。
哈迪带给了我很多勇气，如果没有他来到纽约后对这里真诚的喜爱与赞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忍受初来乍到时的那些日子。没有什么人或者事能让哈迪颓丧，他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了热情，经常勇气十足地走在纽约的街头，气势高昂地对这座让人害怕畏惧的大城市回以凝视，就好像他只把纽约当作一个身材健壮、难以对付的毛头小伙，即使面对的是一整座城市，也总摆出一副“要来打一架吗？我随时欢迎”的样子。
当时，我们租住的地方与卡姆登镇的宽敞房屋比起来，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并因此显得拥挤不堪。
父亲租下了西五十七大街144号的一座四层褐石公寓楼的顶楼的两个房间，他和母亲带着赫尔曼和赛林睡一间，我和哈迪睡另一间。我还记得在北方那里度过第一个冬天时的情景，我们六个人为了更暖和一点，总是靠着墙在矮小的房屋里依偎着互相取暖，而有点讽刺的是，一座冒着热气暖洋洋的烟囱，就在我们依偎着取暖的那堵墙的背后。
就连吃饭我们也是在那寄居的房子里吃。过了几年，我痴迷于歌舞杂耍一类的曲艺表演，对于滑稽演员讲的那些好笑的笑话我常常乐不可支，在座位上笑得停不下来。但要是有滑稽演员讲起发生在他们住的寄居公寓里的笑话时，我就没办法发笑了。因为这种笑话总是能让我记起在纽约最开始的那段生活到底有多艰难。
好在我们的女房东心地善良，她总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使我们尽量过得舒服一些。在我那个年纪区分女人的称呼还不算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叫她雅各布小姐还是雅各布夫人，但我还记得她的样子，身材粗大四肢强壮，额头前面总是垂着一撮头发。
随着我们的相处，她好像对我们几个男孩子很有好感，葡萄干和水果总是会突然出现在她的桌子上，任我们随便吃。我们的口袋里经常也是她塞进来的糖果，她动作十分迅速，我们根本来不及拒绝。当时我们初来纽约，对于到底要如何融入这座大城市仍然焦虑不安，但她的友好和对我们细微的照顾很大地缓解了我们这种躁动的心态，就像母亲一样，她能让人感到安心。
我们才到纽约后没过多久，父亲就身体抱恙。医生经过诊断得出的结论是父亲的心脏出了问题，才导致他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告诉父亲说他未来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听到这样的话，一开始，父亲就冲动地想要回到南方，他说死也要死在南方，那是他的故乡。幸运的是，我们后来又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艾尔弗雷德·卢米斯（Alfred Loomis）先生，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他认为父亲并没有心脏上的任何疾病，只是过于忧虑在纽约是否能拥有立足之地，而引起了消化不良。我们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好笑又暗自庆幸。后来又多了些病人来找父亲看病，父亲身体的苦痛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父亲生病的这段日子里，母亲给我们找了学校让我们去念书，那是位于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五十四大街上的公立六十九学校。还记得校长的名字叫作马休·艾尔格斯（Mathew Elgas），一想到校长就会有股暖流从我心田流过。当时去见老师时是校长亲自送我过去的，这成了我最开心的回忆之一。这位老师就是凯瑟琳·德福罗·布莱克（Katherine Devereux Blake），在克服我对于纽约这座大城市的忧虑愁绪和惊诧的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她对我的帮助。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根本不用努力就能回想起来，当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非常开心认识你，伯纳德同学。我想其他男孩子一定也很乐意认识你。”
正午的时候，她在班上问同学们：“哪位男孩子能来主动报名，在放学以后带着伯纳德同学回家，等到上学的时候再带他一起来，直到他认识从家里到学校的这段路以后？”一开始她让我坐在教室前面，以后就没跟我有过任何交流，我还以为她不是很在意我。结果当天放学的时候，她在班上又将同样的话问了一遍。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子很快就举起了手说愿意负责接送我，他的名字我记得十分清楚：克莱伦斯·豪斯曼。因为在这件事的14年之后，在华尔街我成了他的合伙人之一。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奖品正是凯瑟琳给予我的，那是一本至今还被我珍藏在书房里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上面还有凯瑟琳给我的题词：“这本书奖励给具有绅士精神并且综合表现十分优秀的伯纳德·巴鲁克。于一八八一年六月。”
后来她于1950年去世，在约翰·海尼斯·霍尔姆斯社区教堂我为她致悼词，她逝世之前我们一直都还保有联系。每次想起凯瑟琳，我都为如今这个社会对学校里的老师缺乏感激之情而遗憾愤慨，我认为所有老师都应当像她一样温柔负责。
前不久的时候，我看到一份调查，一群高中生投票，结果表明他们将来最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就是教师。美国人民的国民性和良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个职业看似非常普通，不需要高学历和什么复杂的技能，但在时代潮流的发展中，我们还是要依靠着老师给未来的后代培养正直端庄的心态和各尽所能的毅力。
所以应该承认教师为这个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支付给教师足够的富足的工资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舒适，他们甚至应该公开获得荣誉。既然演员拥有“奥斯卡奖”，那这种有形的荣誉每年颁发给最受之无愧的老师，就跟定期授予演员们、作家，运动员，以及这个社会上许多行业的奖项一样再合适不过，这是我一向的主张。
随着在纽约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对纽约这个大城市愈发熟悉亲近起来，它不再像之前那么不近人情。我们把纽约和卡姆登镇拿来对比的那些差异也在逐渐地趋于消失。举个例子，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也有很大的空余场地让我们这群男孩子在一起疯玩。在五十九大街那里，现在建了广场饭店，有很多的空地，美中不足的是有一个人私自在这片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十分简陋的棚户区，他还养了一只小恶狗，经常凶悍地朝我们叫唤。除掉在第六大道上还剩几座楼和一个铁匠铺，在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五十七大街向北，也还有许多空地。铁匠铺店主的名字是高德纳，他的儿子也和我们在一个班念书。我们常常跑到这里来看高德纳在火炉边打铁，都在羡慕他那一身强壮的肌肉。
这些空地对于附近的年轻的孩子们的意义就是一大片供他们肆意玩乐的场地，但对于年少气盛的青年来说，也是打斗干架的战场。事实上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在卡姆登镇的时候，“上城人”与“下城人”之间就爆发过一次打斗，在这里我们也感受到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紧张气氛。我们把这片地区里最凶狠最强硬的一帮人叫作“五十二大街帮”。
在卡姆登镇时，哈迪就担当着打架抵挡攻击的重任，没想到到了纽约，依然扮演这个角色，捍卫着跟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兄弟的名声。“五十二大街帮”中的好几个人都被他击败过。其中有一个叫约翰斯顿的人，是个长相帅气的爱尔兰籍男生，经常能在战斗中打败我的所有小伙伴，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哈迪和约翰斯顿积怨已久，但他们最后一次打架是因为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楼梯上痛打了约翰斯顿一顿，约翰斯顿打不过，就向老师告了状。哈迪因此受到了处罚，老师暂时取消了他上学的资格，让他在家反省一段时间。不过他接着就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这场争斗虽然有老师插手，极不公平，但是就此也将约翰斯顿带给我们的那些困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华盛顿高地“上北区”基本还算是乡下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在这里度过夏天，这对我们来说格外让人高兴。因为连续好几年，我父亲都受威廉·弗罗辛汉（William Frothingham）的雇用，替代威廉医生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主持诊所里的医疗服务工作。威廉医生的房子位于一五七大街和圣尼格拉斯大道交界处，我们夏天就住在这里，这是一所住着很舒服的大房子。
现在波洛球场（Polo Grounds）[9]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球场算是位于整座房子的后面。当时的这里，树木、黑莓、忍冬和荆棘丛交错生长在一起，占据着大片地方。因为我离它们实在是太近了，所以我知道这其中还有有毒的常春藤。
在那里只用花50美分就能让我们租到一条小船。划小船是在这里游荡最理想的办法，它能把我们带到随处可见软壳蟹的哈莱姆河边的小溪去，还能带我们到咸水沼泽那边去玩，就像汤姆·索亚那些马克·吐温式的少年一样。
但这些活动也常常伴随着危险，有一回在河上的探险经历差点就成了我人生经历的尾声。那天上午我和哈迪钓鱼、捉螃蟹，玩得不亦乐乎。中午大家吃过野餐以后，我和哈迪还有另外几个男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当时正在纽约中央铁路上设立的一个临时支架上坐着。中央铁路顺着哈莱姆河一直向前延伸，直到我们视线所不及的地方。为了逗这群新认识的朋友开心，我和哈迪开始胡说八道，一人一句地瞎编了一些虚构的在南太平洋群岛的野人中经历冒险的故事来讲给他们听。
跟新朋友告别后，我跟哈迪划着小船回家，一路上我们忍不住地大笑，我坐在船尾，靠在船舷边保持平衡，还在心里回想着自己是怎么聪明地编造故事来糊弄那几个坐在支架上的男孩子的。我们的船和另一只船撞上也就是眨眼的工夫，我还沉浸在欢笑里，一只船桨打在了我身上，让我一头就栽进了河水尚浅的哈莱姆河里。
为了使我自己从满是淤泥的河水底部挣脱开来，我努力向河面上浮。那段奋力挣扎的情景就好像是被慢放了一样，一瞬间却仿佛经过了很多年的感觉。我当时心里怵得发冷，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掉进水里挣脱不开，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可恶的骗子，都怪我胡编乱造了那些南太平洋群岛见鬼的冒险故事；第二个念头则是我不应该在明明知道黑猫会招致厄运的前提下，还执意弄死他；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死了，我母亲会是多么的悲痛万分。这些一闪而过的想法我直到今天都还清楚地记得，任何人对濒死的经历大概都会印象深刻。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露出了水面，那时我脸上应该全是河底稀软的黑色污泥。我看到跟与我们相撞的船上的男人都在用船桨试探着寻找我，而哈迪在船舷上蹲着，可能是准备着跳进河水里救我。他们都朗声笑了起来，大概是因为我这时候狼狈不堪的模样吧。不过接着看到我呛到河水呕吐不止的样子，他们又都止住了笑声，将我拉上了岸。为了帮我把体内的水吐出来，他们把我放到一只桶上，又把我翻来覆去地折腾，难受极了。
我和哈迪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害怕母亲是否会发现我的衣服全部湿了，因为这一段刺激的小插曲，所以我们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母亲一直在等着我们吃饭，看到我们平安地回来就放心下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在当时，纽约这座大城市像泉涌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团体，站在我父亲母亲的角度和立场来说，这些团体的出现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使我父亲能四平八稳地获得了一些他本应有的声誉。这些声誉在后来为他在医学界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许父亲在美国首创科学水疗法是他所有成就里最负盛名的，同时他也成为美国国内的第一个水疗法教授。在这之前，他不但在医学上最早确诊出一例阑尾炎穿孔的病例，并且也是成功实施外科手术的几位医生之一。他还关注公共问题，倡导为穷苦的百姓也修建公共浴室，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卫生和健康。
赫尔曼叔叔的合伙人萨缪尔·维特考斯基（Samuel Wittkowsky）的一个儿子在纽约游玩期间突然生病，按照当时的医疗术语来讲，他患的是“肠道炎症”，这是在1887年圣诞节那一周发生的事。为了救治这个男孩，父亲请来了两位外科医生会诊，分别是桑兹（H. B. Sands）和威廉·布尔（William T. Bull）。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父亲建议把这个男孩的阑尾彻底切除。当时桑兹医生表示了反对，他说要是做阑尾切除手术，这个男孩子会死掉的。父亲跟他产生了争执，并坚持道：“如果我们不动手术，这个男孩子才是真的会死呢。”
在1887年12月30日父亲为他施行了手术，男孩发炎的阑尾被切除，不久以后，那个男孩子的身体就痊愈了，后来也一直健健康康的。
维耶斯（A. J. Wyeth）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他1889年在给纽约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这件事情，维耶斯医生郑重地说：“对于阑尾炎外科手术的发展而言，全人类和我们医疗行业对巴鲁克医生的感激之情，都应该比对其他任何个人都要多。”
父亲对于大众浴室感兴趣，应该是在当时帮威廉医生主持诊所里的医疗服务工作时萌发的，因为当时父亲还负责管理着纽约少年精神病院。漂流浴盆是将木质的平底大货船从中间切开，年轻人夏天可以在这中间游泳，而在那个年代，城市还在继续使用这种被我们称为北河上“漂流浴盆”的东西。但是纽约整座城市里下水道的污水其实都排在北河中，父亲一直把曼哈顿岛称作“被污水包围的一处陆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上述问题，作为纽约县的医疗协会卫生委员会主席的他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结果是纽约城和芝加哥都建立起了市办的公共浴室。1901年，里温顿大街上的一些浴室也重新开放，后来为了纪念父亲在这次改革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浴室都被重新命名了。
我那能说会道的母亲也对与市民有关的事务变得热心了起来，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和慈善组织都希望她能够加入。她不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和南方邦联女儿会纽约分会的成员，还对各种慈善活动都怀抱着极大的兴趣积极参加，不管是犹太教或者是新教又或者是天主教。她不关心慈善活动属于哪个教派的背景，她关心的只是这个活动是否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事业。
母亲跟胡德·伍莱特夫人（J.Hood Wright）结识是在某一年的夏天，伍莱特夫人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 Morgan&Company）里的一位合伙人的妻子。有一次，伍莱特夫人为设立胡德·伍莱特医院筹集款项而组织了一次社团展会。我母亲正好在这次展会中帮忙，并且受到了伍莱特夫人的赏识。她觉得母亲是个很机智、善于应付交际的助手。后来，胡德·伍莱特医院改名为尼克尔-博克尔（Knicker-bocker Hospital），父亲也成了那里的内科医生，只不过是采取一种上门问诊的方式。
母亲对于在纽约这座城市里能去犹太教堂做礼拜这件事，怀有极大的满足感。因为卡姆登镇甚至连一座犹太教堂也没有，之前母亲只有借着偶尔去查尔斯顿的机会参加礼拜仪式。
母亲不仅上犹太教堂做礼拜，她还是基督教堂的常客，经常和她那些不信仰犹太教的朋友一同前往。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牧师来自南方，脾气十分暴躁，曾写过一本叫作《宗族男人》（The Clansman）的著作，母亲很喜欢听他布道。在布鲁克林有一位叫亨利·沃德·比切尔（Heney Ward Beecher）的牧师，母亲也经常去听他布道。
然而有意思的是，大街上随处游玩的三五成群的孩子过去常唱一首歌，唱的就是比切尔牧师曾陷入一桩丑闻的事，歌词粗鄙，不堪入耳。有一次，我的一个兄弟来我家里时嘴上就反反复复地哼唱着这首歌：“亨利·沃德·比切尔，主日学校的老师……”但是当我哥们儿注意到我父亲脸上的神情时，他立刻识相地闭上了嘴。
记得有一次母亲被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母亲作为一个犹太妇女，她怎么可以进入把崇拜基督当作一部分信奉经典的教堂里去呢。而母亲当时的回答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母亲说：“如果说他不具有神性，那么他所有的行动，包括他的生命和死亡都是具有神性的。”
还记得冬季里的一个平常的日子，我和哈迪，还有两个名叫德拉克尔的男孩，一起在高纳德的铁匠铺附近愉快地玩耍。突然，有几个男孩子挑衅我们。他们拿雪球砸我们，于是一场雪仗就爆发了。他们是属于另一个帮派的，我们向来不友好。可是谁能够料到，打着打着他们竟然拿起了石头朝我们砸过来。因为我们势单力薄，就不断后退，一直退到了寄宿房子的门廊上。那些拿石头追打我们的家伙没敢走到台阶上来，但是他们不断地谩骂我们，就站在屋檐边的滴水沟的那个地方。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听到“sheenie”这个词语，因为我们是从卡姆登镇搬到纽约的，所以说的是南方口音。之前引发打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敌对的男孩子像鹦鹉一样学着我们说话。但是这回，“sheenie”是一个讽刺挖苦人的新词语，我们谁也不懂，直到那两个叫德拉克尔的伙伴向我们解释过后，我和哈迪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原来是辱骂犹太人的意思。
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人的长相——一个身材还算强壮的男孩，蓝色的眼眸，睫毛偏暗，长了一张娃娃脸，是故意惹恼我们的那群人的头儿。哈迪恼火地从台阶上冲了下去，追着打他，却被那一群人围在一起揍，虽然哈迪擅长打架，但也挡不住那么多人。我连忙跑过去救他，但是人数还是悬殊，我也被打倒在地上。哈迪大声叫喊，让我去楼上的客厅取他的马车辐条来。我立刻就冲出人群，飞也似的跑上楼去取来交给他。哈迪有了马车辐条，如鱼得水，狠狠地揍了那个蓝眼睛的头儿一顿。一会儿，这群人就被哈迪打得跑到远处站着去了。
哈迪说要和这帮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一起打架，还骂他们是胆小鬼。然后，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孩站了出来，说想跟哈迪一对一单挑。哈迪毫不留情，暴打了他一顿，从此就在这条街上名声大噪，甚至我们附近街区的代名词也变成了哈迪这两个字。“sheenie”这个词再也没人敢对着我们说出口了，他们要是在背后偷偷地说，我们也不在乎，但谁也别想当面侮辱我们。
我之前一直被保护得很好，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我从这场架里才第一次知道。但在后来的漫漫人生长路中，我还遭遇过许多次对犹太人的偏见。
原先我们居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卡姆登镇时，那里还居住着五六个家族的犹太人，我们也是其中之一，从来没有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过任何的歧视。有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就定居在卡姆登镇的家族，分别是德·里昂（De Leon）和列维（Levy），而鲍姆家族和维特考斯基家族都是在独立战争爆发以后才来到这里的，在这个小镇上，他们受到大家的尊敬，没有差别。尤其是人口众多、享有盛名的德·里昂家族非常优秀，一名派往法国的外交官和南方联邦的一个公共卫生部部长都是来自这个家族。我从未见过老德·里昂，他和南方联邦有些拒绝接受投降条件的军官一样，后来逃到了墨西哥，在几年后受到格兰特总统的邀请才回来，在西部开医疗诊所度过了余生。
每逢星期六，我们虽然不被允许跑到家里院子外面去，但都还是会听从母亲的话，换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因为在卡姆登镇上一座犹太教堂都没有，母亲只能在家里给我们念祷词。可是那天，方圆几英里的人都会从乡下的农场来到镇上交换货物。星期六对于卡姆登镇来说是一周里最热闹的日子了，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参与其中，实在是十分难熬。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母亲的逼迫下穿上正式的衣服，那些衬衫勒得我们很不舒服，妨碍我们玩耍。但母亲教导我们要遵守规矩，对人礼貌友好，因为这样做能表达出我们对邻居的尊敬。
如果非要让我说我觉得宗教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差异也只是成就了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尊重的态度。我们全家搬离卡姆登镇三十多年后，大概是1913年，我回到了久违的卡姆登镇。返乡那一天的情景，我至今都记得。来火车站接我的司机是一个黑人，当他开车经过我家从前的住处时，他这样说：“过去住在这里的是一位医生，北方佬花了很多钱请他到北方去了。自他离开，这附近很多人生病了就没人照看，像苍蝇一样轻易卑微地死掉了。”他的话让我大受震动。幼时，我可能并没有什么体会，直到这一刻，我才充分地认识到父亲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犹太人的节日里，奉行宗教习俗尤为重要。母亲是在严格遵循犹太教教规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所以对于这一点，比父亲看得更为庄重。父亲在南卡罗莱纳州时曾经领导过希伯来施善协会，他准备搬到纽约时，向协会递交的辞职信，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是个品德端庄、正直高尚的人，他在这封辞职信里也特别主张将犹太教和《圣经》中关于“高尚品德”的教诲继续施行下去，但我还记得他告诉过我：“我不相信，真的会存在一个复仇者形象的上帝，提着一把锋利的剑站在倒下的人们的身旁。”
有一天，父亲把我和兄弟们叫进他的书房，并且关上了房门。父亲说：“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欺瞒上帝也没什么用处了。”他让我们兄弟答应他，在他将死之时，母亲如果要请一位拉比来为父亲做犹太教的临终祷告的话，我们不能答应。
父亲81岁时患了中风，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将尽，到了大限之期。当时母亲也病倒了，夫妻似乎总是相继离世。母亲去世的日子离父亲去世只差六个月，当时他们都已经不能从床上爬起来了，一个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躺着，另一个在三楼的一间房子里躺着。
母亲把我们叫进去，为的是让我们去把西八十二大街犹太教堂里的费雷德里克·门迪斯拉比请来为父亲做一次临终祷告。让人纳闷的是，就在这之前的前几天，父亲说：“我最不能为你们几个兄弟所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你们看看怎么样死去。”他还特意提醒了我们那天曾答应过他的事——在他将死之时，绝不要答应母亲请一位拉比来为他做犹太教的临终祷告的请求。
所以，我们只好跟母亲道歉说：“妈妈，我们实在是做不到啊，因为我们已经答应过父亲了。”她听到这话就开始轻声地抽泣了起来，还侧身转过了脸，让我们离开，说想一个人静静。
父亲临死前都很克制，神志清醒，他之前还一直担心自己整个人会变得疯狂起来或者精神错乱，说出一些奇怪的话来。弟弟赫尔曼后来也做了医生，他想试探父亲是否还清醒，就坐在床边上对父亲说：“我是哈迪，我是哈迪，父亲。”父亲那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来说话，但是他的眼珠转向了哈迪，这清楚地说明父亲是清醒的，他在临终之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按照父亲的要求去世后将父亲火化，后来母亲也故去之后，就把父亲的骨灰放进了她的棺木里，放在她的脚边。这也是遵从了她的愿望。
早些年里，我在遵守教规方面跟母亲十分相似，比我的兄弟们更像母亲。后来在门迪斯博士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希伯来语，阅读到达可以看懂祷词的水平。我去犹太的教堂参加礼拜，甚至还去上主日学校。每个犹太教圣日我都会过，在赎罪日也会一丝不苟地按照犹太教规禁食，哪怕是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以后也这样做。
即使我在读大学时深受班级同学的喜欢，被推选担任了好几个班级职务，但那个所谓的“秘密社团”——现在众所周知的叫法是兄弟会，我从未被接纳加入过。我一直忍受着类似的歧视，包括在华尔街，甚至还存在于我从事公共事务期间的一段时光里。
当我在社会上获得过一些声誉后，情况也没有好转，实际上，我反而成了那些专业反犹太主义者偏爱攻击的一个靶子。《德宝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被亨利·福特收购后，有一次专门用一篇大篇幅的文章在报纸上说我是“国际犹太人阴谋”的领导人之一。这些毫无根据的攻击和污蔑，后来竟然还得到三K党、查尔斯·考福林（Charles E. Coughln）神父、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Smith）还有杜德雷·佩里（Dudley Pelley）的附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就更不用提了。
这些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还在其次。我的两个女儿是在我妻子信仰的新教圣公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她们被舞蹈学校拒之门外，即使这所舞蹈学校跟她们的母亲是同一所，即使在新教教堂的牧师也干预的前提下，她们还是被许多私立女子学校所拒绝。我的孩子们遭遇到的这种不公平的歧视对我的伤害才是最大的，每个孩子都不该因为种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我并不想让这些歧视事件令她们对社会怀有愤恨、感到挫折，但是要给她们解释清楚，她们为何遭遇到这些毫无道理的偏见，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让他们把这些生命中的歧视当作一种鞭策，使自己加倍付出努力，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成就。
当初，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些人真的很有智慧，这群人在界定自己设想的不可被剥夺的人权时，慎重地写下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不是直接谈“幸福”，而是谈一种持续的“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承诺给予人们追求幸福的机会和条件，但是拒绝做出任何乌托邦式的承诺，因为他们知道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如此，我一直努力教导孩子们不要因为某些美国人狭隘的心胸就把自己的眼睛遮住，而不去看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我时常想，偏见和偏执的立法如果能够被铲除，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该有多美好，但人类的秉性不会被轻易改变。只有承认了个体努力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就，在对种族和宗教的理解上才能取得质的飞跃。
美国给予我们的宝贵遗产其实恰恰就是美国本身，这代表着我们被给予了一个普通人通过努力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起点都是相同的。因为能够给予我们更多东西的政府形式如今还没有诞生。我们手里正握着这种宝贵的遗产，当越来越多的人的价值被认可的时候，进步的其实不只是个体本身，进步的还有我们对于宗教和种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