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克街福尔摩斯的寓所里，我跟他分坐在壁炉两边闲聊。“我亲爱的老伙计，”他说，“真实的生活远比最大胆的想象神奇千百倍。有些实际存在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想都不敢想。如果我们俩能手挽手从这个窗口飞出去，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上空翱翔，轻轻地揭开屋瓦窥视各种正在发生的奇事：意外的巧合、暗中的谋划、各怀心腹事、人算不如天算的进展，眼看着它们从开始一直导向最意想不到的结局；这将使所有那些陈腐老套、看了开头就能猜到结尾的小说统统变得索然无味、乏人问津。”
“我可不敢苟同，”我答道，“报上登出来的案子一般来说都乏味之极、俗不可耐。警察局的报告现实主义到了极点，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既不会引人入胜又不会有什么审美价值了。”
“为了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要经过一定的选择和判断，”福尔摩斯说，“这正是警察局的报告里缺乏的，也许重点放在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而不是细节上了，而你若认真观察，这些细节才是事关全局的关键。我敢说，再没有比司空见惯更不同寻常的了。”
我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你这么想我很可以理解，”我说，“当然了，你是谁？你是三大洲内每个一筹莫展之人的非官方顾问和帮手，你由此接触到的都是些千奇百怪的事物。但眼前，”——我从地上捡起晨报——“我们就来个实际的测试。这是我随机看到的第一个新闻标题。‘一丈夫虐待其妻。’内容占了半栏，但我不用读就知道肯定又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老一套。肯定就这么回事，左不过又有了个女人，喝酒、推搡、殴打、瘀伤外加满怀同情的姐妹或房东太太。怕是最拙劣的作家都发明不了比这个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很不幸，你的例证跟你的论点对不大上，”福尔摩斯把报纸接过去扫了几行后说，“这说的是邓达斯分居案，而且，碰巧的是我正在致力于弄清楚几件跟它有关的小事。丈夫是禁酒主义者，也没有另一个女人，他遭人诟病的行为是每次吃完饭都把假牙取下来朝他妻子扔去，你得承认，这可不是个三流作家能想象得出来的。大夫，来取点鼻烟，你得承认，就你举的例子而言胜出的是我。”
他手里拿的是个古金色[23]的鼻烟壶，壶盖中央嵌了一颗很大的紫水晶。其光彩炫目跟他随随便便的做派和简单朴素的生活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我忍不住评论了几句。
“啊，”他说，“我都忘了已经有几星期没见到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了酬谢我在艾琳·阿德勒照片一案中的帮忙送的一件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那枚在他手指上熠熠生辉的大钻石戒指。
“这是荷兰王室送的，但我为他们略微效劳过的案子实在太过微妙，就是对你这么一位曾好意将我的一两件小事迹都详细记录在案的朋友都不便透露。”
“你现在手头有什么案子吗？”我深感兴趣地问道。
“有十到十二件吧，不过没有一件会让你觉得有趣。你应该理解，它们虽然无趣却很重要。真的，我倒发现通常在不甚重要的案件中才会留有余地，供你细心观察、迅速分析其起因和后果，给你的调查平添趣味。罪行越严重越倾向于简单明了，因为罪行越严重自然也就更显豁，一般说来，动机也就更昭然若揭。我手头的这些案子中，除了远自马赛信托给我的一桩相当复杂难解的案子，都难说有丝毫趣味。但看来不用等太久我就会有更有意思的事忙活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该是我的一位客户到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在打开的百叶窗后面往下望着伦敦单调的青灰色街道。我从他肩膀上望去，看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位大块头的女人，大毛披肩绕颈，宽边女帽上摇曳着一支鲜红的弯曲羽毛，照德文郡公爵夫人的派头娇媚迷人地歪戴在头上。她就这么披挂着全套甲胄紧张兮兮、犹犹豫豫地往我们的窗户上看，她的身体却踌躇地不断前后踱步，手指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套的纽扣。突然，像是已经离岸的游泳者，她心一横匆匆穿过马路，接着我就听到了刺耳的门铃声。
“此前我已经见识过这种征兆了，”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扔到了壁炉里，“在人行道上踌躇彷徨总是意味着恋爱事件的发生。她希望有人指点迷津，但又担心这事是不是太过微妙，没法交流。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能做到见微知著。当一个女人遭到一个她已经不再眷恋的男人的严重错待时，其通常的表征就是拉断的铃索。现在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是一桩爱情事件，但女主角还不至于太过气愤、困惑或伤心。不过她本人已经来了，我们的怀疑也就可以一并廓清了。”
说话间已经传来了敲门声，衣着齐整的门童进来通报玛丽·萨瑟兰小姐驾到。那位女士本人隐在他瘦小的黑色身影之后恰如一艘满帆行驶的商船跟在一条小领航艇后面。歇洛克·福尔摩斯以他值得称道的随意而又客气的态度迎接了她，关上门后向她微微一躬，引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好。他仔细又有点心不在焉地打量了她片刻，这一直都是他特有的做派。
“您不觉得，”他开口道，“已经近视了还做这么多打字工作有点太吃力吗？”
“开始是的，”她答道，“不过现在我不用看就知道哪个字母在哪儿了。”然后，她突然意识到他话里的含义，吓了一大跳，宽阔、好性儿的脸上显出又惊又怕的神情，紧盯着福尔摩斯叫道：“您听说过我的情况吗，福尔摩斯先生？要不然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别介意，”福尔摩斯说着笑了，“了解些情况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也许我还一直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去留意那些别人忽略的东西。要不然的话，您干吗还特意跑过来来找我商量呢？”
“我来找您，先生，是因为我从埃思里奇那儿听说了您的情况，警察局还有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的时候您却轻而易举就把他给找到了。噢，福尔摩斯先生，真希望您也能帮我同样大的忙。我虽不富有，不过一年还有一百镑的进项，此外我还靠打字赚点小钱，只要能知道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到底怎么样了，我甘愿把这一切都给您。”
“您干吗又这么急匆匆地跑来呢？”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两手的指尖撑在一起，眼却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略显茫然的脸上再次掠过惊疑的表情。“没错，我确是从家里冲出来的，”她说，“因为温迪班克先生——就是我父亲——无所谓的态度太让我生气了。他既不愿去报警，也不愿来您这儿，所以到最后，眼看着他啥事都不做还老是在说不会出什么事的，都快把我气疯了，我就自己穿戴好直接到您这儿来了。”
“您父亲，”福尔摩斯说，“其实应该是您继父，因为姓都不一样。”
“没错，是我继父。我叫他父亲，虽然听起来很滑稽，因为他就比我大五岁两个月。”
“您母亲还健在？”
“哦，是的，我妈活得好好的呢。老实告诉您，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刚死没多久她就忙着再嫁我可不是顶开心的，况且嫁的男人比她年轻将近十五岁呢。我父亲原是托特纳姆法院路做水管生意的，他死后留下一桩不小的业务，我妈就跟哈代先生，就是工长一起继续经营；但后来温迪班克先生来了后，他就让她把生意给卖了，他是葡萄酒生意的旅行推销员，自高自大得不得了。他们连商誉带股权一共卖了四千七百镑，要是父亲还活着的话可不止得这么多。”
我原本以为福尔摩斯会对这种散漫、琐碎的讲述很不耐烦，谁料，正好相反，他听得别提多认真了。
“您自己的小进项，”他问，“是出自这桩生意吗？”
“哦，不，先生。那是独立的，是我叔叔奈德留给我的。存在新西兰股市里，利息四分五厘。总数有两千五百镑，但我只能动用利息。”
“您可真让我大感兴趣。”福尔摩斯说。“既然您按照协议一年能有一百镑的丰厚收入，外加您额外工作的收入，您应该算是过得比较舒服了，还能偶尔出去旅行什么的。我觉得一位单身女子每年有六十镑就能过得相当不错的。”
“再少得多我也能对付，福尔摩斯先生，但您应该理解，只要我还住在家里，就不希望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只要我还跟他们一起住，他们就也用我的钱。当然了，也只限于我还跟他们住的情况。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妈妈，我觉得光靠打字赚的钱我就能过得挺好。每打一页我就赚两便士，而我经常一天就能打十五到二十页呢。”
“我对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对他您可以像对我一样信赖，一样开诚布公。请跟我们说说您与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好吗？”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慢慢涨起一层红晕，她扭捏不安地揉着自己的衣角。“我最初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认识他的，”她说。“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都送票子过来的，后来他们又想起我们来，给妈妈送了票。温迪班克先生并不高兴我们去。他实际上哪儿都不高兴我们去。我连想去参加主日学校[24]的招待会他都会大发神经。但这次，大家都怂恿我去，我也下定决心要去；他有什么权利干涉我？他说，我们不适合跟那些人交往，可是父亲原来的朋友都去的。他又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就把从没舍得穿过的紫色丝绒裙子找了出来。最后，他看没话可说了，拍拍屁股去法国推销他的酒去了。我们还是去了，妈妈跟我，还有哈代先生，他原来是我们的工长，我就是在那儿认识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
福尔摩斯说，“我猜，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一定对你们去了舞会大感恼火。”
“哦，还好啦，他倒是态度出奇地好。他笑了笑，我记得，然后耸耸肩说，你想拦着一个女人不让她干什么事都白搭，因为她们自己的主意大得很。”
“明白了。据我的理解，您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名叫霍斯莫·安吉尔的绅士。”
“没错，先生。那天晚上我认识了他，第二天他登门拜访，看看我们是不是平安到家了，后来我们——我是说我，福尔摩斯先生，又跟他见了两次面，一起出去散步，但再后来父亲又回来了，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就再没登过我们家的门。”
“再没？”
“喔，您知道，父亲对这种事情很反感，要是他一切都说了算的话，他会不让任何人上门的，他还常说一个女人跟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应该感到很幸福才对，但正像是我经常对妈妈说的，一个女人是希望建立属于她自己的家庭的，而我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但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呢？他没设法跟您会面吗？”
“哦，父亲一星期后又要去法国，霍斯莫写信说，在他走之前我们还是避免见面的好，更安全。在此期间我们可以通过写信互诉衷肠，他那段时期每天都写信。我早上就能收到，所以也不需要惊动父亲。”
“当时您跟这位绅士订婚了吗？”
“哦，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出去散过步之后就订婚了。霍斯莫——我是说安吉尔先生——是利登海尔街一家事务所的出纳员——还有——”
“哪家事务所？”
“最糟心的就是这个，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
“那他住在哪儿？”
“他就睡在事务所。”
“您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就知道他在利登海尔街。”
“那您的信往哪儿寄？”
“寄到利登海尔街邮局，留局待领。他说如果信直接寄到事务所，其他所有的职员都会取笑他收到女朋友的信了，我就说，既然这样我就用打字机打好了，就像他一样，但他又不愿意，他说如果是手写的，信就似乎是直接从我身边到他那儿去的，但如果是打字机打的，他总觉得中间隔了一架冷冰冰的机器。这只能说明他是多么喜欢我，福尔摩斯先生，这样的小事他都想得到。”
“这是最有启示意义的。”福尔摩斯说。“我一直以来都相信一个公理：貌似琐碎的小事才是至关重要的。您还记得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别的什么小事吗？”
“他很腼腆，福尔摩斯先生。他喜欢晚上跟我一起散步，不愿在大天白日底下露面，他说他很不愿意惹人注意。他非常不善交际，为人非常温柔体贴。连他的嗓音都很柔和。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得过扁桃体炎，腺体肿大，这使他声带受损，讲话也就细声细气、犹犹豫豫的了。他总是衣着齐整，很是干净素雅，但他的眼睛也像我一样有些弱视，他戴浅色墨镜防止强烈阳光直射眼睛。”
“很好，那么等温迪班克先生，您继父又去了法国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又到我家里来，提议我们应该趁我父亲不在马上结婚。他极度热心，要我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将永远忠于他。妈妈说他让我发誓做得很对，正好证明他的热情。妈妈从一开始就对他大有好感，甚至比我都更喜欢他。后来，他们讨论到本周内就结婚的时候，我问起父亲那边该怎么办；但他们俩异口同声要我不用操这份心，事后再告诉他不迟，妈妈说父亲那边她会搞定的。我实在不太喜欢就这么行事，福尔摩斯先生。事事都得经他许可似乎很滑稽，因为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不喜欢偷偷摸摸地行事，所以我就给父亲往波尔多去了封信，他们公司的法国的办事处在那儿，但那封信被退了回来，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早上。”
“这么说他没收到那封信？”
“是这么回事，先生；因为信寄到的时候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啊！那可太不巧了。那时候，您的婚礼已经定在星期五举行了。是在教堂举行吗？”
“是的，先生，但一点没张扬。在圣主教堂，靠近国王十字车站，而且我们还订好了完事后在圣潘克罗斯旅馆吃早餐。霍斯莫乘一辆小型双轮双座马车过来，因为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俩一起乘这辆车，他自己再改乘一辆四轮马车，当时街上碰巧就这一辆出租马车。我和妈妈先到的教堂，等那辆四轮马车也停下来后我们就等着他下来，但他却没下来，马车夫从驾驶座上下来，开门一看，里面竟空无一人！马车夫说他简直没法想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上的马车。这是上个星期五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到过他的人影、得到过他的音信，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一丁点概念都没有。”
“在我看来，您是被可耻地背叛了。”福尔摩斯说。
“哦，不，先生！他太善良了，待我太体贴了，不可能就这么把我抛下的。为什么那天整个早上他不断地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忠于他；即使真有什么飞来横祸生生把我们分开，我也会永远记得我已经许下了诺言一辈子跟着他，而且他迟早也会许下他的诺言。在结婚的当天早上说这样的话显得太奇怪了，但后来发生的事不正好为它赋予了某种深意吗？”
“几乎可以肯定是这么回事。您是认为，后来是某种飞来横祸降临到了他头上？”
“没错，先生。我相信他是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要不然他不会说那种话的。之后，我想是他预见的危险终于发生了。”
“对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您一点概念都没有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您妈妈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
“她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永远都不要再提这件事。”
“那您父亲呢？您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似乎同我的想法一致，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将来肯定还能得到霍斯莫的音信的。照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的大门口然后再抛弃我，对任何人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他是借了我的钱，或者是已经跟我结了婚并且把我的钱都弄到手了，那还许能说得通，但霍斯莫在钱的问题上一直都非常独立，从不仰赖别人，我的一分一厘他都从没在乎过。既然如此，到底会是什么事呢？他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写？哦，就这么思来想去，我都快想疯了，通宵都不能合眼。”她从皮手笼里取出一块小手帕，蒙住脸痛哭起来。
“我来帮您调查这件事，”福尔摩斯起身道，“我肯定会有确切结果的。把您的负担都卸给我好了，别再为这件事苦恼了。最重要的是，霍斯莫·安吉尔先生已经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了，也尽力把他从您的脑海中抹去吧。”
“这么说来您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恐怕是这么回事。”
“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您得给我详细描述一下他的样子，我还需要他写给您的所有信件。”
“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广告寻他，”她说，“这就是那份广告和他写给我的四封信。”
“谢谢。您的住址？”
“坎伯维尔区里昂街三十一号。”
“我知道您根本不清楚安吉尔先生的住址。那您父亲的公司呢？”
“他是韦斯特豪斯与马尔班克商号的旅行推销员，那是芬丘彻齐街一家很大的红酒进口商。”
“谢谢。您已经把您的情况讲得很清楚了。请您把这些文件留在这儿，希望您记住我给您提的建议。就当这整个一场意外从来都没发生过吧，千万不要让它再影响到您的生活。”
“您待我很好，福尔摩斯先生，但我做不到。我会永远忠于霍斯莫先生。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都会发现我在忠诚地守候。”
虽然她戴着可笑的帽子，表情呆滞，但她单纯的信念中自有一种高贵的特质，令我们肃然起敬。她把那一小束文件放在桌上，起身告辞，并保证只要我们需要她随叫随到。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又坐了几分钟，手指尖仍搭在一起，伸展开两腿，眼睛朝上望着天花板。然后他从壁炉架上取下那支满是积年烟油的旧陶土烟斗，这支烟斗简直就像他的顾问。点上之后他就往椅子上一靠，浓浓的蓝色烟圈随之袅袅上升，他脸上现出倦怠已极的神态。
“这个女孩真是个极有趣的研究对象，”他开口道，“我发现她比她的小问题更要有趣，那不过都是老一套了。如果你查一下我的索引，一八七七年在安杜佛就有类似案例，去年在海牙也出过这类的事。老一套归老一套，这案子里倒有一两处细节很是新鲜。不过说到底，这个女孩本人才最有启发意义。”
“你显然从她身上看出了很多我看不见的东西。”我说。
“不是看不见，是你没注意到，华生。你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所以你错过了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我怎么都没法让你意识到袖子的重要性、拇指指甲的暗示意味或是一根鞋带上可能隐含的重大玄机。我问你，你从这个女人的外貌上都收集到些什么信息？描述一下。”
“呣，她戴着一顶深蓝灰色宽边草帽，上面插一根砖红色羽毛。她的上衣是黑色的，上面缝上了些黑色的小珠子，饰边上嵌有小块的黑煤玉。裙子是棕色的，比咖啡色还要深好些，领口和袖口镶紫色丝绒。灰色手套，右手食指处已经磨破。穿什么靴子我没注意。她戴圆形的金质小耳坠，她看起来相当富足，态度虽有点粗俗，但挺自在，好性儿。”
歇洛克·福尔摩斯轻轻鼓了鼓掌，哑然失笑。
“说实在的，华生，你真是进步神速。你确实已经干得非常不错了。是的，没错，你把每样重要的东西都错过了，但你已经掌握了方法，而且你对色彩非常敏感。记住，千万不要仰赖大而化之的印象，老伙计，要集中精力于细节上。我第一眼关注的总是女人的袖口。如果是男人，或许最好先看他裤子的膝部。正像你观察到的，这个女孩的袖口上镶了丝绒，这种材料最容易看出压痕之类的痕迹了。她手腕上面一点的部位有两条压痕非常明显，那正是打字员手腕压在桌子上的地方。缝纫机，我是说手摇的那种，也会留下类似痕迹，但只可能在左手腕上留下压痕，而且只是在离开大拇指最远的那一侧，不像打字的压痕那样正好越过整个手腕。然后我观察她的脸，注意到她鼻梁两侧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因此大胆地试探说她近视而且频繁使用打字机，看来真把她震住了。”
“也把我镇住了。”
“不过，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再往下看时我才真吃了一惊，开始大感兴趣：她穿的两只靴子看起来不太一样，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双；一只靴尖上有带点花纹的包头，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的五个扣子只扣了下面两个，另一只扣的是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喏，当你看到一位年轻女士虽然衣着光鲜，出门时穿的靴子都不配对，而且扣子才扣了一半，那就不难推论她离家时非常匆忙了吧。”
“还有别的吗？”我饶有兴趣地问，我这位朋友透彻的推理总让我心折不已。
“顺便说一点，我注意到她在离家前、穿戴好之后肯定写了张便条。你注意到她右手手套食指的地方破了，但你显然没留心她的手套和手指都沾上了紫色墨水。她肯定是急匆匆写的，蘸墨水的时候笔插得太深。她又肯定是今天早上写的，要不然手指上的痕迹就不会这么清晰地保留下来了。这一切都很有意思，不过只是起步而已，我现在得回到正题上来了，华生。你能帮个忙，念念广告上对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描述吗？”
我把那张从报上剪下来的小纸条拿到亮处。
“（广告上说）十四日晨，一位名叫霍斯莫·安吉尔的绅士失踪。高约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灰黄，黑发，头顶微秃，留浓密的黑色颊须和唇髭；戴浅色墨镜，话音较弱。失踪前穿丝面黑色常礼服，黑色背心，挂一条阿尔伯特金链；下身穿灰色哈里斯粗花呢长裤，带松紧边的靴子，靴子上裹棕色绑腿。据知曾在利登海尔街一家事务所供职。若有人……”
“行了，够了。”福尔摩斯说。“说到那几封信，”他看了一眼，继续说，“实在太一般了。除了有一处引用巴尔扎克以后，没有任何关于安吉尔先生的线索。不过有一点倒是非同一般，肯定会令你印象深刻。”
“它们都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都是打的。请看信末工工整整的小字‘霍斯莫·安吉尔’。有日期，但地址除了利登海尔街以外再无其他，实在语焉不详。这个签名很能说明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决定性的。”
“决定什么？”
“亲爱的老伙计，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对本案是何等的重要吗？”
“我不敢说我已经很清楚了，除非他真是希望如果有人告他毁约他可以藉此否认这是他的亲笔签名。”
“不，这不是问题所在。不过，我要写两封信，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一封写给伦敦的一家商号，另一封写给这位年轻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问问他愿不愿意明天晚上六点来这儿跟我们见一面。看来我们该跟她几位男性亲属打打交道了。大夫，在得到答复之前眼下我们是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就暂时把这个小问题搁置一下吧。”
我因为对我这位朋友精密的推理能力和无穷的行动精力一直坚信不疑，所以觉得他对这件正在调查的奇特神秘事件采取的胸有成竹的态度一定自有道理。据我所知，他唯一一次失败的事例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阿德勒的照片案；不过，当我再次回顾《四签名》案的怪异诡奇和《血字研究》案那特异非凡的境遇时，我觉得如果一个问题连他都当真解决不了的话，那可就真是不解之谜了。
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在大吸他那支黑色的陶土烟斗，不过我确信等我明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肯定已经把所有的线索尽数厘清，到那时玛丽·萨瑟兰小姐那位失踪的新郎的身份之谜也就会大白于天下了。
当时，我自己的业务范围内也正有一桩紧急事务占用了我的精力，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一位患者的床边忙活，直到将近六点，我才脱出身来，于是我跳上一辆小马车直奔贝克街而去，一边还有点担心自己赶不上在这一小小的神秘事件的最后揭秘中略尽绵薄之力。但我却发现福尔摩斯竟然一个人待着，而且在打瞌睡，他又瘦又长的身体蜷缩在扶手椅中。房间里烧瓶和试管森然罗列，还有盐酸刺鼻的气味，很明显他整天都在搞他酷爱的化学实验。
“嗨，都解决了？”我一进门就问。
“是呀。是氧化钡中的重硫酸盐。”
“不，不，我是说那个秘密！”我叫道。
“哦，那个呀！我脑子还在我一直研究的盐上。我昨天就说过了，那其中压根就没什么秘密，也不过是某些细节还有点意思。唯一的讨厌之处就在于我怕还没有法律可以制裁那个恶棍。”
“那他到底是谁，抛弃萨瑟兰小姐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话刚出口，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走廊里有沉重的脚步声，然后有人敲门。
“这是那女孩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他回了我一封信，说他六点过来拜访。请进！”
进来的是个体格强壮、中等身材的男子，三十多岁的样子，脸刮得很干净，皮色灰黄，态度和蔼自若，有点曲意奉承的味道，一双极其锐利逼人的灰色眼睛。他用质询的目光把我们俩挨个扫了一遍，把光可鉴人的大礼帽放在餐具柜上，微微鞠了一躬，谦恭地侧身挨近最近的那把椅子。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这封用打字机打的、约我六点见面的信是您发出的吧？”
“没错，先生。我恐怕稍微迟了一点，不过您也知道，有时我也身不由己。很抱歉萨瑟兰小姐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打搅您，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家丑不要外扬的好。她跑到您这儿来绝非我的意愿，不过她是个很易于冲动的女孩子，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当然了，我对您并没什么戒心，因为您跟官方的警察局毕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把一桩家庭的不幸就这么吵吵得尽人皆知总是不太明智。而且，这钱也花得毫无用处，让您上哪儿去找这位霍斯莫·安吉尔去呢？”
“正好相反，”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说，“我倒是很有把握地认为我能成功地找到霍斯莫·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吓了一大跳，手套都掉了。“听您这么说我很是高兴。”他说。
“听起来也许很新鲜，”福尔摩斯侃侃而谈，“打字机其实也跟人的笔迹一样各不相同。除非很新，没有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完全一样。有些字母比别的字母损坏的程度更重，而有些字母只有一边损坏了。就说您打的这张便条吧，温迪班克先生，每个打出来的字母‘e’都稍稍有点重影，而且‘r’那个小尾巴也稍稍有点残。此外还有十四种特征，我不过拣最明显的略做说明。”
“这架打字机是我们在事务所打日常信件用的，肯定是用得狠了些。”我们的访客回答。明亮的小眼睛非常敏锐地瞥了福尔摩斯一眼。
“现在，让我为您展示一下一项真正有趣的研究，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继续道，“这些天来我琢磨着想再写一篇打字机及其与犯罪之关系的小论文。这个题目我倒是略微花了点心思的。我这儿有四封据说是那个失踪的男人写的信。都是打字机打的。每封信里不但‘e’全部重影、‘r’都没了尾巴，如果您肯费心用我的放大镜观察一下的话，另外那十四种特征它们也样样俱全。”
温迪班克先生从他的椅子里一跃而起，抓起地上的帽子。“我没时间浪费在您这种奇情异想的闲聊中，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要是您能抓到那个人，就请您快去抓吧，抓到后请您费心告诉我一声。”
“那是自然，”福尔摩斯说着，跨前一步把门给锁上了，“那么我现在就告诉您，我已经抓住他了！”
“什么！在哪儿？”温迪班克先生大叫，嘴唇都白了，像只捕鼠夹夹住的老鼠那样紧张地四下里张望。
“哦，这没什么用的——真的，毫无用处，”福尔摩斯温文有礼地说，“想要全身而退是绝无可能的，温迪班克先生。这有点太明目张胆了，而且您竟然号称我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您可太不会奉承人了。再简单没有了！坐下来我们谈谈吧。”
我们的访客瘫倒在一把椅子上，面色惨白，眉头却汗涔涔的发亮。“这……你没办法起诉我。”
“恐怕是有点问题。不过，就你我两人说说，温迪班克，这可是我碰到的最残酷、最自私、最没心肝的欺诈。不过，还是先让我来复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吧，我错了的地方请你指正。”
那人在椅子里缩成了一团，脑袋耷拉到胸口上，一副被彻底压垮了的模样。福尔摩斯把脚跷到壁炉架的角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身体向后斜靠着，开始讲起来，与其说是对我们讲，更像是自言自语。
“那个人为了贪图金钱跟一个比他大好多的女人结了婚，”他道，“而且只要女儿还跟他们住在一起，他就还能用她的钱，这让他很舒服。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那可不是个小数目，万一失去了，景况可就大不一样了。这值得他煞费心机予以保全。女儿个性温和，心地善良，以她这样的性情和收入，看来不会空守闺房太久的。她一旦结婚，自然也就意味着一年白白损失一百镑，那么她继父怎么才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呢？他先是想方设法把她关在家里，禁止她跟同年龄段的人交往。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绝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她变得难以控制，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公然宣称她一定要去参加一个舞会。那她这位聪明的继父该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条妙计，毫无心肝的诡计。在他妻子的默许甚至帮助下，他亲自改装易容、粉墨登场了。先用一副墨镜遮住他贪婪的眼睛，然后用唇髭和络腮胡把脸遮起来，把响亮的嗓音压低成巴巴结结的轻声低语，而且因为那个女孩子眼睛近视，他就加倍有恃无恐了，摇身一变成了霍斯莫·安吉尔。为了挡开别的求婚者，他自己当起了情人。”
“当初那不过是跟她开开玩笑，”我们的访客哼哼唧唧地说，“我们才没想到她会那么痴情。”
“她倒不见得真这么容易就痴情，但她有别的办法吗？她是被设计陷害的，而且她又确信她继父还在法国，她心地纯良，压根都不会想到会有这等丧尽天良的诡计陷害。她被那位绅士的殷勤周到哄得团团转，再加上她妈妈一片声的高声赞扬，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然后安吉尔先生就开始登门造访，因为显然这事做就该做绝，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再后来又是晤面，又是订婚，终于能确保那个女孩的心思再也不会眷顾他人了。但终究怕纸里包不住火，而且总是假装出差法国也够烦的。以那么一种戏剧化的手法收场很可以使这件事一劳永逸地圆满解决：这么一来就会在那位年轻女士的心中留下永难灭绝的印记，防止她再寻合适的人选填补心理的空白。于是又是手按在《圣经》上发誓白头偕老啦，又是在婚礼的早上预感到不幸就要发生啦，不一而足。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莫·安吉尔忠贞不渝，希望她对他的生死一直惊疑不定，这么一来，至少可以保证在十年之内她不会心有旁骛。等他都把她带到教堂门口的时候，很显然不能再往前走了，于是他就来一个金蝉脱壳，一个门进一个门出，这也都是些老花招了。我想这就是事情的大体经过吧，温迪班克先生！”
我们那位访客在福尔摩斯讲述的过程中已然找回点自信，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苍白的脸上挂着一丝冷笑。
“也许是，也许不是。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不过，你既然这么精明，你该明白现在违犯法律的是你而不是我。首先，我压根就没干任何从法律的角度看来能够起诉的事，但你却把门给锁上了，你本人倒可以因攻击他人和非法拘禁而被起诉的。”
“就算如你所说，法律奈何不了你，”福尔摩斯说着把锁打开，把门推开，“但再没有谁比你更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了。如果那位年轻姑娘有个兄弟或朋友，他应该拿鞭子狠抽你的脊梁。该打！”看到那个男人脸上的冷笑，他气得涨红了脸接着说，“这不是我该为我的客户承担的责任，但如果我手边有条猎鞭的话，我要亲自好好地教训教训你——”他跨出两步去取鞭子，但还没等拿到手，但听得楼梯上脚步声一阵狂响，门厅沉重的大门嘭的一声巨响，从窗口我们能看到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以他最快的速度一溜烟就没影了。
“真是个冷血的恶棍！”福尔摩斯笑着说道，重新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这个家伙会恶性不改，变本加厉地一再罪上加罪，一直到被绞死为止。不过这个案子本身倒也并非索然无味。”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明了你推理的全过程呢。”我说。
“你看，首先，这位霍斯莫·安吉尔先生装神弄鬼的举动就明显是别有用心，同样明显的是，就我们所知，这一意外事件唯一的获利者只有那位继父。然后又是这两个人从不同时出现的事实，其中一个总是在另一个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出现，这实在意味深长。再加上墨镜、怪异的嗓音啦，还有浓密的颊须之类，都在指向乔装改扮的可能。我的猜测最后都在他连签名都要用打字机打出来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实中得到确证，看来她是非常熟悉他的字体，哪怕就几个字都有被她识破的危险。你眼看着这些貌似孤立的事实再加上许多细枝末节的线索统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你又是怎么坐实的呢？”
“一旦确定了罪犯，就很容易能证明罪行。我知道这个人服务的那家商号。拿到寻人启事中的描述后，我就去除其中所有可能是伪装的部分——大胡子、眼镜、声音等等，然后把它送到那家商号，请求他们告诉我其特征是否跟他们的哪位旅行推销员吻合。而且我已经注意到那四封信里打字的一些特异之处，因此我把信寄到他的公司问他能否赏光前来。不出我所料，他的回信果然是用打字机打的，而且显示出同样细微但是明显的特点。同一班邮差还给我送来一封从芬丘彻齐街韦斯特豪斯与马尔班克商号送来的信，信上说我的描述跟他们的一位雇员的外貌完全吻合，那就是詹姆斯·温迪班克。瞧，就这么简单！”
“那萨瑟兰小姐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相信。你也许还记得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打消女人心中的痴心妄想，险如从虎爪下抢夺幼虎。’哈菲兹[25]的道理跟贺拉斯[26]一样深刻，哈菲兹的人情世故也跟贺拉斯的一样丰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