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
梁满仓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任教，后来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26年以后，长期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吕思勉回到家乡，到附近游击区中学任教，依靠稿酬艰难度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到光华大学历史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在该校历史系任一级教授，直至1957年逝世。
吕思勉先生著述甚丰，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经学、理学、小学、文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学术著作包括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无论学养还是学识，无论学术地位还是学术贡献，吕思勉先生都绝对称得上大家。相对上述学术著作，吕先生的这本通俗著作《三国史话》，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书”，放到“大家小书”丛书中甚是贴切。
然而，我们不能因其“小”而忽视其所蕴涵的价值。这部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娓娓道来的历史通俗读物，一样显示着知识渊博、分析中肯、真知灼见、求真求实的大家风范。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首先体现在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作者为什么不选择两汉或唐宋作为史话题材，而偏偏选中了三国呢？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在《楔子》中作者指出：“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三国演义》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许多人是通过这部书熟悉三国历史的，但《三国演义》所传播的历史知识有不少不符合历史真实，从这段历史入手，可以使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收到最理想的效果，这既是吕先生作《三国史话》的初衷，也反映了吕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意识。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还表现在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观点。其中最精彩的要数对曹操和诸葛亮的评价。书中有一篇《替魏武帝辩诬》，篇中最后说：“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围绕替曹操翻案问题的大讨论，并由此引起了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而《三国史话》出版于1943年，早于那场大讨论十多年。文中曹操是英雄的评价，至今仍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如此，其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有人出于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企图把诸葛亮说成历史罪人，但始终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真谛。吕先生在《历史和文学》一篇中指出：“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分析历史问题谨守可能的范围，做出结论要谨慎，宁肯所说话少而真，也不为满足主观情感需要而长篇演义和假设。这不也体现着史学大家的风范吗？
《三国史话》是一部通俗历史读物，然而通俗中却包含着渊博的知识。例如《宦官》一篇，作者首先从解释“宦”字入手，根据先秦典籍《礼记》的记载，指出“宦”字开始并非指被阉割之人，而是与学有关。“宦”字的古义，是“学”和“仕”，而“学”和“仕”本身就是一回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后来出现了在办事机构中或无所事事，或只为长官办私事的现象，等于是养闲人，于是“宦”便有了“养”的意思。皇帝所养的办事之人，便是宦官。在东汉光武帝之前，宦官不一定都是阉割过的人；只是到光武帝之后，宦官才悉用阉人。这个论述过程，不仅需要广博的史料运用，还需要运用训诂学手段。研究古书中词义被称为训诂学，其特点往往与艰深枯燥连在一起。而吕先生却把文字训诂运用得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既长知识，又兴趣盎然，非史学大家很难达到这个高度。
小中见大，通俗中见高雅，《三国史话》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当今社会，有的人以庸俗媚俗为美，蔑视嘲笑高雅；有的自封“大师”，把高雅庸俗化，这都反映出对真正高雅的浅陋与无知。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家，但应该形成人人都以大家为榜样，向大家方向努力的风气，只有这样，我们文化发展的前景才是光明的。
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