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书浩
坐后排我七岁时在村里上小学。我胆小、害羞,性格像个女孩子,加之长得又瘦又矮,看起来傻乎乎的,一点儿也没有别的孩子机灵。
那时候我已经很不爱说话了。一到下课,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上学放学我也是撇开同学们一个人独行。
我的座位在教室中间往后倒数的第二排。通常,老师都习惯于把不听话和不喜欢的学生安排在后边坐。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那时虽然才七岁,但已经非常懂事了。在同学们和老师面前我抬不起头。我不敢正眼看老师。看她,我的目光惊慌而迷乱,不知该停留在什么地方。她来了,我也总是躲躲闪闪,像做错了事。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心理,那就是自卑。
我后边坐着一个总爱捣乱的男生和一个女生。一上课,他俩就把手伸上来揪我的耳朵。我从没有想过告诉老师,我只是在心里想她要是调座位该多好,把我和他俩隔远一点儿或把他俩与我隔远一点儿。我眼望着,可她一直没有把我和那个捣乱的男女生隔开。我开始厌学。有几次我干脆就在上学的路上玩,不到学校了。半学期考试,我的考分在班上最高,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坐后排的处境。
在没有弄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之前,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偏见这种东西一经产生,它就根深蒂固,并且很难改变。
织袜子有一个学期的中途我突然迷上了编织。是月贞姐教我的,她读四年级,心灵手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已经把心思全放在织袜子、手套上了,念书成了形式。她飞针走线使我眼花缭乱。她细长的手指在编织一只袜子或手套的同时,也一并织出了一只彩色的蝴蝶或蜜蜂在那上面,我简直惊呆了!我用竹筷削成细细的签子,把纺线当作毛线,竟偷偷地学起来。她发现后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起头、收尾和各种针法。我瞒着同学们一个星期后就织出了第一双袜子。因为天快凉了,我想给妹妹织一副手套,给母亲织一双袜子,如果纺线够的话,我还打算给祖母也织一双袜子。这些想法使我兴奋、快活,甚至睡不着觉。那时我还不知道“幸福”这个词,但我却品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为了留住这“幸福”,我穿上了那双我亲手织的袜子。我开始公开给妹妹织手套,班上的女生便嘲笑我,说一个男生织什么手套,这是女生们的事,真不知羞。她们把手指头伸到我脸上,一边比划一边齐声说:“羞!羞!羞!”男生们也跟着起哄——羞!羞!羞猫儿爬篼篼;篼篼滚下崖,屎都摔出来。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想辩解,一时又无言以答。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编织什么了。我反复地问自己:干吗学那些呢?一个男生不去捣乱、不去打架、不去踩坏生产队的庄稼,干吗去织袜子、手套呢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学校里的冬天和夏天冬天,我们一律穿着破旧的棉袄。这些棉袄在我们身上不是短了、显得捉襟见肘,就是过于肥大,因为大多是父母亲或哥姐穿过了的,后来又稍稍经过一番改造留下来给我们继续穿的,矮小的同学穿着就不贴身,空荡荡的。由于我们经常爬摸滚打,有的肩上磨出了洞,露出发黄的死板的棉絮,有的胸面前只剩下了一颗扣子,每一个人的袖口都是油腻腻的,不是留着风干了的鼻涕就是其他污垢的痕迹。
穿袜子的学生也不多,男生们大多光着脚丫子穿一双旧布鞋或不合脚的胶鞋。有一个叫周廷帮的同学整个冬天都趿着一双鞋尖上有两个洞的胶鞋,他那两个长长的脚趾从“洞”里露出来,被冻得通红通红,像地里没有被土埋住的苕根,因而就常听到有人在教室里大声说“周廷帮,你的‘苕’出来了。”
由于冷,一下课,大伙儿就玩一种叫“挤油”的游戏暖和身体。十几个学生背靠墙壁并排站立着,左边的往右边挤,右边的往左边挤,被挤出队列的人又重新加入左边或右边的行列继续挤。大伙儿一边喊“加油!加油!”一边使着劲,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身体暖和为止。
整个冬天就这样一天天被我们“挤”过去了。
家庭像我一样贫困的学生整个夏天都是打赤脚度过的。家庭富裕的学生夏天穿着塑料凉鞋。有些女生穿的塑料凉鞋好看极了。如果是集合,全校几个班的女生在一起,就会看见她们中的大多数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课间,她们就到操坝里去跳绳、踢毽子。阳光照着她们苹果一样的脸,照着那些塑料凉鞋。随着女生们腿脚跳跃、移动的高低快慢,那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就像绽开的一朵朵花儿在旋转。整个操坝,甚至整个校园由此亮晃起来、律动起来,热闹非凡。
这景象使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目瞪口呆继而赏心悦目。
这是我最初认识的美,一种简单的美,它伴随我那同样是最初的有些简单的想象闯入我的眼袋帘,打击了我封闭的心扉,使我从此看见了日常生活中许多诗意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