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当前心理治疗结果不甚满意，因而生出写作此书的动机，在这本书里我将对精神分析理论做出批评，并重估其价值。我发现几乎每一位患者，都会给我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以我们现有的精神分析知识似乎远不足以解决。
一开始，我把这种迷惑归咎于经验不足，或有理解方面的盲点，就如大多数心理分析家一样。我甚至忘了是如何缠着那些比我有着更多经验的同事，向他们求教一些问题的。比如，弗洛伊德是如何理解“自我”的？或者，他们自己又是如何理解“自我”的？再比如，性虐狂冲动和“肛门‘力比多’”为何有着难以分开的内在联系？如此之多的取向为何都被看作同性恋的潜在表现行为？可惜，直至现在我也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
读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概念时，我初次自发地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怀疑。然后，又是因为读弗洛伊德对死亡本能的假定，而令这种质疑更深。不过，我开始用批评的眼光思考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正如读者将在整部书中看到的，你一旦陷入弗洛伊德那些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理论当中，将很难不被其左右，因为那些理论是如此地能够自圆其说。只有当你对这些富有争议性的理论了解之后——而整个体系都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你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即各个具体理论是如何被埋下错误的种子的。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有资格在本书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批评，因为十五年来我一直在用他的理论。
对于正统的精神分析，不仅是普通人，就是精神病专家也都有着莫名的反感。这并不单纯是因为大家所认为的情感上的困惑，更是因为这些理论确实饱受争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反对者们往往对精神分析全盘否定，不仅将精神分析中值得商榷的部分抛弃，甚至连那些可信的部分也弃之如敝履，另外，同时也否定了精神分析所能提供的真知灼见。我发现，对于精神分析理论越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就越能认识到弗洛伊德基本原理的独特建树，理解心理问题的方法与道路也就越多。
所以，本书不是以挑剔精神分析的弊病为宗旨，而是力图通过减少可争议因素，使精神分析发挥出它的最大潜能。在不断探求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我得出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能摆脱由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理论基础，并摒弃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将理解范围拓展得更为宽广。
总而言之，精神分析不应该只局限在本能和遗传心理学的范畴内。就后者来说，弗洛伊德更倾向于把人们后期的怪癖看成是儿童时期欲望或反应的直接重复。他因此认为，若想消除后期的干扰，只需要阐明这种内在的儿童经历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这种偏见，不再一味地强调这种成因模式，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后期的种种怪异行为或癖好和早期经历的关系，远比弗洛伊德的想象更为复杂，说“孤立地重复已往的某些孤立的经历”就更加不太可能了。无论何种性格结构，都是由儿童期所有经历的整体所决定，而正是这种性格结构导致了以后的一些问题。因此，对性格结构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要以现实为依据，这一点尤为重要。
对于现有精神分析的惯性倾向来说，如果把性格趋向与环境的改变相联系，而不再看作本能冲动的最终结果，那么问题的重点就会落在塑造性格的生活环境上。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导致精神冲突的环境因素，所以，精神神经质的主要根源，当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在这种趋势下，一种以社会学为主的定位模式，取代了以解剖生理学为主的定位模式。我们如果能够站在另一个角度考虑，而排除片面的“力比多”理论中的愉悦原则，就会发现人对安全的追求显然更为重要一些，正是基于对安全的追求，焦虑才会产生，因而我们对焦虑需要有新的认知观念。可以说，造成精神神经质的原因，既不是俄狄浦斯情结，也不是儿童期的愉悦追求，而是令孩子感到无助、脆弱，觉得世界是存在有潜在威胁的所有的负面影响力。儿童因为害怕这种潜在的危险，为了获得安全感，便要形成某种神经质的倾向来对抗这个世界。所谓的自恋倾向、受虐倾向或完美主义倾向，只是孩子们设法走出充满未知危险世界的一种尝试，而并非是由本能冲动所引发的。所以说，精神神经质所表现出的焦虑，并不是“自我”对本能冲动被压倒的恐惧，也不是“自我”被假想中的“超我”所惩罚的颓丧，而是因为其特定的安全保护系统不能够正常工作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各章节中，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观点的基本变化对精神分析具体概念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首先，我们不再将性问题当作精神神经质的动因，尽管性问题有时确实是精神神经质的主要症状，但是与其说是性方面的困窘造成了精神神经质性格结构，不如说它是精神神经质的结果表现。
其次，道德问题将被格外重视起来。乍看，患者与人争斗的道德问题只会把人引入死胡同，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些只是呈现于表面的虚假的道德问题。患者应当正视每一种精神神经质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并试着去解决它们。
最后，我们不再把“自我”视为实现或压抑本能冲动的工具，如此一来，意志、评判和决断等人类的能力将再次回归其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我”将被看作一种神经质现象，而不再是普遍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精神神经质产生和延续的最主要根源，就是这种发乎本能的个人的自我扭曲。
因此，精神神经质实际上是当人陷入困境时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的求生方式，精神神经质的本质包括来自自我的，或来自他人的困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冲突，我们把重点转移到了造成神经质的根源的所在。这种转移使得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大大放宽。帮助患者控制自己的本能不再是我们的宗旨，而尽量减轻他们的焦虑直到摆脱神经质倾向才是我们的新目标。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精神治疗目标，就是帮助患者恢复自我，重新焕发他们的自发性，找到自己身上的精神重心。
有人说当作家创作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己才是这本书的最大获益者。我很赞同这一说法，因为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收获良多。对于思想的必要性的系统阐述，已经令我所要阐述的思想清晰明了。至于能否令别人也开卷有益，我现在还不敢说大话。不过我想，和我一样，很多精神分析者和精神病学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众说纷纭的各家观点存有疑惑，不知它们到底是否正确。我并不期待他们能接受我的理论观点，因为它们并不完整，而且也不是已臻成熟的最终形态，更不是所谓的精神分析领域的“新学派”。我能做的只是把我的想法准确地传递给读者们，让他们来检验这些观点的真伪。我希望本书有助于那些以严肃的态度把热忱置于将心理分析应用在教育、社会工作和人类学的人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看清楚自己正在面临的问题。最后，无论是精神病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但凡拒绝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新奇而有待完善的理论结构的人们，我希望他们都能够通过阅读本书而对这门学科有一个全新的认知：精神分析有着内在的因果逻辑，是一门能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自己的科学，也是一种了解他人的极富建设性的工具，具有非同寻常的应用价值。
当我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怀疑，对于它们的正确性不再笃定的时候，多亏有两位同事及时地给予我鼓励和启发。他们就是霍洛德·舒尔茨-汉克和威尔汉姆·莱西。舒尔茨-汉克曾对孩童时期记忆的治疗效果提出质疑，他强调有必要对冲突发生时的实际情境进行分析。虽然莱西当时正在潜心研究“力比多”理论，但他指出，应当首要分析神经质患者已经形成的防御型性格倾向。
相比而言，在我形成批判态度的过程中，其他因素对我的影响倒不是很大。我能了解弗洛伊德思想观点的基本依据，要归功于迈克斯·霍克海默的一些对于哲学概念的论著。这个国家向来有追求自由的传统，这使得我在接受精神分析理论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正因为这样，我才有勇气沿着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一路前行。除此之外，我熟悉了另一种文化，它在许多方面都与欧洲文化不同，我有幸意识到多数神经质冲突跟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艾力西·弗洛姆的著作又扩展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他在他的讲座或论文中每每批评弗洛伊德在文化定位方面的不足。同时，有关个体心理方面的问题，他也给了我新的启发。然而令人叹息的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弗洛姆先生尚未发表他对社会因素在心理学中的重要性的阐述，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引用他的许多论证了。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承担本书的编辑工作的伊丽莎白·托德小姐，她建议我如何更好地组织材料；另外，她的评论也非常具有建设性，这两者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弗太太，她工作时从不懈怠，还给予我善意的理解和包容，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异常珍贵的。最后我要感谢的是爱丽丝·舒尔茨小姐，她在英语理解方面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