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很多章节里，我都非常痛苦地忍耐着，不让读者们因我的判断和结论而困惑，希望他们在我所列出的事情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一开始，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读者们跟随我回顾所有的旅程，而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
但是，在关于美国人及其社会制度的共性这个主题上，我也许该请求谅解。我希望，在结束本书之前，跟读者们说说我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看法。
美国人生性直率、勇敢，为人诚恳耐心、温柔亲切。文明和教养似乎只让他们的心更加热忱，让热情更加炽烈。而后面这两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们让有教养的美国人成为你最亲切而慷慨的朋友之一。我从来没有对哪种人有如此兴趣，也从来没有这样热切地将我所有的信赖和尊重交付给其他人，而且再也无法在半年内结交这么多令人尊敬的朋友。
我确信，这些品质是所有美国人与生俱来的。然而，还有一点需要承认，这些个性特征也在逐渐走向消亡。社会上有某些力量也在影响着拥有这些个性的人，让这种个性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和成长。
因自己的缺陷而对自己不满，放大这些缺陷，再对自己的美德和智慧进行夸赞，每一个民族好像都会这样做。美国人思想的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普遍性的不信任，这也是无数罪恶诞生的源头。然而美国人却用这种精神来装饰自己，甚至预感到了它可能带来的灾难。尽管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但他们还是会将之作为证明人性睿智和敏锐的事例，以显示自己的精明和独立。
“你们把猜忌和不信任带进了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陌生人说，“将有名望的人排挤出你们的国会，为选举权培养出一大批候选人。这些人的每一个举动，都让你们的政府丢脸，让你们民众的选择遭到否决。这让你们变得反复无常，沉醉于变革，这一点甚至变成了人所共知的事。你们刚刚建立起一个偶像，就把它推倒，让它粉身碎骨，因为你们要报答你们的恩人，或者称公仆，你们不信任他，因为他获得了酬劳。结果，你们很快就发现，要么是你们的感激之情太过浓烈，要么是他在职责上玩忽职守。你们之中任何人获得高位之时，从总统往下，那一刻就意味着他将要走下坡路。因为任何写在纸上的谎言，尽管与那种个性发生了冲突，却立刻引起了你们的不信任，这是可以确定的。无论赢得多么漂亮，有多少价值，在信任和依赖方面，你们都会为了一点小麻烦紧张不已。如果有一点点猜忌怀疑，你就会把所得到的全部丢掉。你们认为，这样足够提升你们统治者的地位吗？”
回答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这里信奉言论自由。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能超越的。这也是我们的人疑心重的缘由。”
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精明”的喜爱，它为诈骗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还有许多公开和私密的贪污镀上了一层金光，让许多应该被绞死的无赖之徒趾高气扬，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得到报应。因为与那不受欢迎的诚实相比，这种“精明”在近年来更加削弱了公众的信任感，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损失——无论如何，这本该有一个世纪的影响力。投机失败，或称破产的好处，或者说一个坏事未遂的人的优点，并不受到黄金法则的影响。“做你该做的”，但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按照当事人一贯的精明度去做。我回忆起我们在旅途中经过的凯罗村，那里的人一定经受过谎言的折磨。谎言被揭穿时，大家就会普遍渴求信任，这让外国的投资者们非常失望。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计划，因为这样会赚取大量的钱财，而这样做最明智的一点是，他们在外面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忘记这一切，然后很快又开始随意地投机。以下这种对话我听到过不下一百遍。“这样一个家伙，通过最下作无耻的手段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难道不是很丢脸吗？他犯下了这么大的错，居然还获得了你们那儿居民的容忍和支持？他妨害了公众利益，不是吗？”“是的，先生。”“他是个有罪的说谎者？”“是的，先生。”“他应该被人鄙视，戴上手铐并遭到监禁？”“是的，先生。”“他非常可耻、下贱、放荡不羁？”“是的，先生。”“这真让我诧异，那么，他究竟有什么优点？”“嗯，这个嘛，先生，他很精明。”
同样地，美国人在喜爱的贸易上也提出了很多不明智的方法和手段，但奇怪的是，如果外国人将美国人当作商贸人士，美国人却会觉得很有负担。人们认为，那种令人不齿的习俗正是由于他们喜爱贸易而形成的，这种习俗在乡村城镇非常盛行。那些已婚人士住在旅馆里，身边没有自己的亲朋，从早到晚除了在公共用餐时间，很少能见到人。对贸易的喜爱也是美国文学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理由之一，“因为我们是商人，所以不关心那些风花雪月的诗”。但顺便说一句，我们对自己的诗人还是很感到自豪的。而健康的娱乐、令人愉快的消遣和有益无害的想象力，在那种绝对功利主义的商贸乐趣面前绝对会枯萎凋零。
这三个特征强烈地表现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展现在陌生人面前。但是美国的畸形成长还基于另一个复杂交错的根系，它将每一条触须深深扎入放肆无度的报业之中。
学校也许会建立起来，东西南北都要建立，必须教育学生，培育精英。大学繁荣昌盛，教室里挤满了人，人们普遍戒酒，各种进步的知识在这片土地上广泛传播。但由于美国的新闻报社正处于或接近处于一种糟糕的状况之中，因此这个国度的道德要大幅度提高是不可能的。年复一年，它在向后倒退；年复一年，公众情感的声音在逐渐减弱；年复一年，国会和参议院在正直的人面前逐渐变得无可辩白；年复一年，那些生活堕落的孩子已经逐渐淡忘了伟大的变革之父们。
读者们都知道，在美国发行的一系列报纸当中，有一些是极富个性，也很有声誉的。与来自这些报社的有修养有学识的绅士们交往，既让我觉得快乐，也让我受益匪浅。但这种报社是极少数的，绝大部分的都不是这样的。而好的报社的影响力，在那些堕落的、毒害他人思想的报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在美国的上流社会之中，在那些见多识广而又温和有礼的人之中，在那些学富五车的才子之中，在酒吧和公园里，谈及那些臭名昭著的报刊下作的特点，人们的看法却只有一个。有时候它们也会为自己辩解——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当然要为自己做的不光彩的事找借口——声称它们的影响力并不像来宾所想象的那么恶劣。但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他们的辩解都是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的，他们举出的每一个事实都将他们的辩白导向相反的方向。
美国的任何人，无论其智力或个性如何，都能赢得公众的声誉，只要不向那堕落而邪恶的报刊卑躬屈膝，把头埋到尘埃里；只要得到了别人的信任、尊重和礼貌对待。只有这个自由国度里的任何人都获得了观点和言论自由，才能够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说话，不用参考任何审查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虚伪无知是人们非常厌恶的。只有人们能公然指责它，并敢于践踏它的时候，我才会相信，它的影响力确实削弱了不少，而人们的气概也得到了恢复。但是，报社邪恶的目光已经投进了千家万户，它的黑手已经伸向了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人；报纸将粗俗的诽谤当成了唯一的特长，一个庞大的群体将报纸当成了权威文学作品，他们一定要在报纸上找到他们爱读的内容，不然他们就会把它扔到一边不看。正因如此，这个国家才开始讨厌报纸，报纸的邪恶才变成了这个国家人所共知的事。
对那些习惯于阅读英国报纸和欧洲大陆知名报纸的人而言，美国这些报纸的可怕的状况是无法想象的，而由于我手头没有任何相关资料，我不会把这些情形完全展现给读者。但如果有人想要证实我的陈述，那就请去伦敦城里看看吧；城里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很多报纸，你们自己去找到结论吧。
毫无疑问，对所有美国人而言，如果他们能不那么热衷于真实，而是更热衷于理想，那就会更好。如果他们能更喜欢轻松愉悦，更追求美好而不急功近利，这样会更好。但是，此时我又想起了美国人普遍会做出的抗议：“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国家。”这是为无法掩饰的缺陷而找的蛮横无理的借口，但我还是希望美国的报纸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别的娱乐消遣。
在我看来，美国人显然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们的个性令人觉得阴郁无趣。擅长言谈并且个性坚强的美国北方人，或者说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无疑是最无趣的，他们的才干也是最优秀的。正如我在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四处游走时，那些地方盛行的肃穆和忧愁的氛围让我深感压抑。这种氛围似乎是恒久不变的，每到一个新的市镇里，我好像都能遇到在上一个村镇里遇到的同样的人。这样的缺陷可以从所有国民的举止中观察到。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这个理由：这种缺陷让人变得粗俗沉闷，并抵制精致优雅的生活，对它不屑一顾。无疑，最小心谨慎的开国之父华盛顿也发现了这一错误，他当时就已经竭尽所能地纠正了。
我不同意其他作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盛行的各种异端邪说，都是因为没有确定的宗教所决定的，而我确实觉得，如果真的建立了这样的宗教机构，以美国人的个性，它最终也会遭到遗弃，因为后人会认为这是过去建立的。但如果真的有这种宗教，我也会怀疑它是不是真的有让迷途的羔羊进入固定的羊圈的功效，因为美国国内这种异教邪派各处都有，况且，在美国，我没有发现任何欧洲人甚至仅英格兰人所不熟悉的宗教形式。跟人一样，大量的异端邪说都汇集到这里来，也只是因为这是一块很不错的收容所。这片土地上有大量的移民，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城镇和乡村就这样建立在以前荒无人迹的地方。就连“震颤派”们也是从英格兰移民来的。我们英国并不是摩门派使徒约瑟夫·史密斯及其信众所不了解的地方，我也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城镇里见到过一些宗教仪式的场景，这是美国信徒们的野营集会无法企及的。我也没有在美国发现那种一边用迷信欺骗他人，一边又轻信迷信的人，我们无法拿《双城记》里的南柯特夫人或者兔子饲养者玛丽·托夫兹，甚至坎特伯雷的索恩先生与之相提并论。而这位索恩先生所处的年代是那些黑暗年代过去之后了。
美国的共和制度确实让人们去坚持追求自尊和平等，但一个观光旅游的人却不得不忍受这种制度的弊端，不能轻易反对陌生人的靠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原本也是很冷淡的。这种个性，即便看起来显得有些自大，或者缺乏诚意，也从没让我觉得不愉快，我也很少体验过无礼的对待，很少看到不得体的场面。我也遇到过一两次像如下这个例子里很滑稽搞笑的场面，但我只是觉得有趣，并不觉得无礼。
在某个城镇里，我很想买一双靴子，因为那些让人不舍的软木鞋底，在甲板炽热的蒸汽船上穿确实不合适。因此我托人送了信给一位制作靴子的工匠，先对他竭尽恭维之辞，然后说，我很想见他，希望他能赏光来我这儿一趟。他很热情地回复说，他会在当天傍晚六点左右来看一下。
我躺在沙发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一个酒杯。大约六点时，门开了，一个戴着坚挺的领结的绅士走了进来，年纪大约三十岁上下，戴着帽子和手套。他先走到镜子前，整理了一下头发，摘下了手套，从深不见底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尺子，用一种很懒散的声调请求我脱下靴子。我照做了，却很好奇地盯着他头上的帽子。本来戴着挺好的，但也许是太热了，他把帽子也摘掉了。然后，他在我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双手的手臂都支在膝盖上，然后身体往前倾，很费力地从地上捡起我刚刚脱下的大都市手工制作的靴子，同时还心情很好地吹了一声口哨。他不断打量着靴子，用一种无法言说的轻蔑眼神盯着它们，问我是否希望他“按照这样”给我做一双靴子。我很礼貌地回答，只要跟这双一样大，其他的都交给他自己决定，如果方便可行的话，我也不反对他做一双跟他现在所见差不多的靴子，但我会完全接受他的判断和选择。“这样的话，我想你应该不会对鞋跟有特别的要求了？”“只要跟这双不一样就好。”我说。他再次照了照镜子，然后更靠近了镜子，挑掉了眼角的一点灰尘，再整理了一下领结。这时候，我的腿和脚都暴露在外面。“都看好了吗，先生？”“嗯，快了，”他说，“别动。”我尽可能保持双脚和表情不变。这时他已经清理干净了眼角的灰尘，然后掏出了铅笔，一边测量着我的脚，一边做着必需的笔记。结束了之后，他又恢复了之前的态度，再次拿起了靴子，沉思了一会儿。“这个，”终于，他问道，“是英式的靴子吧，不是吗？是伦敦的靴子吧，啊？”我回答说：“先生，确实如此。”他再次沉思了起来，就像哈姆雷特看到了头盖骨一样，点了点头，好像是说：“我为生产出这种靴子的厂家表示遗憾！”然后，他站起身来，将他的铅笔和笔记举起来——这时他一直都在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缓缓地戴上帽子和手套，然后走了出去。他离开了一分钟后，房门再次打开了，他的帽子和面容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他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再次打量了一下我仍然放在地上的靴子，好像思考了一分钟时间，然后说：“那么，日安。”“日安，先生。”我回答，这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但还有一点我希望能说一说，是关于公众健康的。在这个广袤的国家，成千上万亩土地还没有人定居，还没有遭到清理砍伐，每一寸土地上，每年都有植物凋零腐败。这里有很多宽广的大河，气候千变万化，在某些特定的时节不发生疫病是不可能的。但我要冒险说一句，跟美国的很多医学专家交流过之后，我发现大部分人都跟我持相同的观点，即如果事先做了预防措施，某些流行瘟疫是可以避免的。更加注意个人卫生是很有必要的。这里的人们习惯一日三餐快速吞下大量的动物食品，吃完饭后又马上恢复静坐的姿态，这种习惯必须改变。女人们搭配饮食要更加明智，并进行更健康的运动，这一点，男人们也必须做到。首先，每一个城镇的公共机构中，通风、排水和杂物清理等方面的设施必须彻底改变。在美国，也许没有哪一个地方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读过查德威克先生所写的那篇非常出彩的《关于我们劳工阶层的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更别说有获益良多的感觉。
现在，终于到了结束本书的时候了。从回到英格兰之后所听到的一些警告来看，我有理由相信，美国人不会很喜欢这本书。既然我描述的真相与那些有能力自己做出判断、表达意见的人相关，那我无论如何都不指望能获得大众认可。
我在本书所写的这些内容不会让我付出失去大西洋对岸的朋友的代价，知道这一点我很满足，因为那些都是我值得信任的朋友。此外，我从心底里相信，他们也在思索，我可以等待。
我在书中没有写自己的感受，我也无法忍受让自己的感受来影响我所写的内容。无论如何，我应该向那些读过我以前作品的大西洋对岸的读者们真诚道歉，他们对我伸手的时候态度是坦诚的，手里没有握着铁制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