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能不能烤出面包
关于犹太文化的软实力，我说叫“思想能不能烤出面包”。我觉得，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强大，就看这个民族是不是有软实力。软实力其实就是文化及其价值观。
那么，犹太文化的软实力是什么呢？六句话概括：
第一句话，“作为一个犹太人，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时宜的。”
第二句话，“我的祖国就是我的打字机。”
第三句话，是维特根斯坦说的，“一个哲学家的真正归宿，是在火车站。”
第四句话，是马克思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第五句话，是弗洛伊德说的，“我们必须怀疑一切。”
第六句话，前半句我不知道谁说的，叫“真理可以使人获得自由”；后半句是我说的，“自由可以使人获得真理”。
这六句话我认为能够从哲学上概括犹太文化的软实力。
第一句话说，“作为一个犹太人，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犹太人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真理，再到信仰法律，这个过程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完整转换过程。因为真理和上帝都是超验的，不信仰上帝怎么可能信仰真理呢？不信仰真理的人，怎么可能信仰法律呢？所以美国伟大的法学家伯尔曼写过一本书叫《法律与革命》，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是一句法学界的名言，但是我们中国人信仰法律吗？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法律意识，发生了任何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
去年爱新觉罗·蔚然出了一本书叫《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作序的是我和于建嵘教授。于建嵘教授是社科院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他去了一趟中国台湾地区，曾在台湾作过这样一个调查，他问过至少100个台湾人，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的房子不经允许被拆迁了你会怎么办？”台湾人说：“不可能啊，怎么会不经我的同意就被拆迁了呢？”于建嵘说：“假如可能呢？台湾人说假如可能我就找法官，找法院。”于建嵘又说：“假如法院法官不受理你这个案子呢，或者受理了又不能公正判决，怎么办呢？”台湾人说：“不可能，法院怎么可能那样呢”。于建嵘继续追问说：“假如可能呢？”他们说：“假如可能，我就找我自己的‘议员’”。“‘议员’如果不理你呢”？他说绝对不可能，“如果‘议员’不理我的话，下次来我这儿拉选票，我就拿臭鸡蛋、西红柿把他打出去了，因为他代表我发言，就是‘议员’”。而且这些‘议员’唯恐天下不乱，一旦有事，他跑得特别勤，然后给你张罗，他就出名了，他就成为选民心中的英雄了，这样的话，他不仅可以连任，还可以当地区‘议员’，一直到‘国会议员’。所以‘议员’的动力特别强，他一定要为你说话。”所以，于建嵘先生回来后就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必须有四个条件：
第一，有公信力的法院；
第二，有代议制的政府；
第三，有真正开放的媒体；
第四，有明确的产权关系。
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地和谐。所以他说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官员，需要的是智慧，我们政府官员经常用的是权力，而不是智慧；他说老百姓需要的是理智，而学者需要的是品格。
说到学者的品格，我们的许多学者没有品格，所以才会出现抄袭成灾。一个社会很多东西可以堕落，但是学院、医院、法院是不能够堕落的。这几个地方一旦堕落，社会就再也不能和谐。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信仰问题，信仰真理和信仰法律的问题。
第二句话说，“我的祖国就是我的打字机。”因为犹太人几千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没有祖国，祖国就是打字机中的文章，就是回忆，所以每个人都要捍卫自己的回忆。所以他们有大屠杀纪念馆，因为通过这种回忆，通过这种对历史的记忆，每个人才能吸取教训。
我们中国人可悲的不是没有记忆，不是没有历史，而是我们没有史观。我们很多所谓的学者，其实是把历史庸俗化了。现在都是帝王热，什么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历史都被娱乐化了。因为我们没有史观，所以就动不动拿历史的小故事来娱乐观众。一个有史观的人，在判断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应该把那些大人物的缺点给掩饰了，应该发现平凡中的不平凡，发现伟大中的渺小，不应该把小人物身上的优点统统贴在大人物身上，应该为那些被压迫的、被污辱的、被欺负的受害者，给他们一个出庭做证的权利，让他们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批判。这样的一个史观，我觉得才是一个伟大的史观。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那些血腥、暴力、黑暗、阴谋——这种历史中的教训，用来宣扬黑暗与阴谋的，我们更应该超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光明，看到温暖，看到智慧。这样的话，我们的历史才能进步，我们中国人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宿命。
一个犹太社会学家，叫西格蒙特·鲍曼，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宰一个社会的有两种东西，一种是主流意识形态，一种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或者市民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纵容之下，想方设法地让老百姓都变成快乐的猪。一旦老百姓变成快乐的猪以后，主宰这个社会的就变成了政客，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贪污受贿，并堂而皇之，失去监督。而知识分子，就是中间的桥梁，一边要批权力腐败，一边又要批媚俗化、庸俗化。知识分子应该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来武装人们的头脑，让世界感到温暖，感到关爱，这就是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迪。
我曾经在中山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演讲中我对当代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了三个问题，凡是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人，将来他的作品一定会有力量。哪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们的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
第二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我们每一个个体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现在好多作品的主人公没有价值，没有灵魂，没有品格，没有智慧，都变成一些庸俗的、枯燥的、乏味的人，是娱乐化的。
第三个问题，面对这个时代的黑暗、苦难，以及弱势群体，我们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写作？
卡夫卡说：“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对黑暗和苦难闭上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的耳朵不能听见的话，那罪恶的呼啸声就会呼呼而来，那么整个人类就将堕落。”我觉得捍卫正义、捍卫真理、捍卫科学、捍卫理性、捍卫智慧，是我们现在所应该重视的最大的事情。
第四句话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是马克思的话，因为马克思也不是完人。每当他没钱的时候，恩格斯总是赞助他。有一次，恩格斯同居40年的女友去世了，恩格斯就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情。当时马克思太贫困了，就给恩格斯回信说：“哎呀，我没钱，能不能再给我寄点钱？”恩格斯当时看了这个回信非常难受，然后就不搭理马克思了。过了一段时间，马克思就反省自己，我对不起恩格斯啊。他回信说：“你知道没有债主讨债的夜晚是多么美好啊，我当时忘了问候悲伤的你了，太不应该了。”所以马克思后来说了一句话：“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第五句话，就是“我们必须怀疑一切”，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第六句话，就是“真理可以使人获得自由，自由也可以使人获得真理”。最后我还想说这样一句话，作一个总结。其实任何人都不是真理和神圣的化身，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所讲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发表和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思想。所以，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犹太人有一句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我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人类不思考，上帝更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