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虽然由虐待狂变成杀人无数的战争屠夫，但这则笑话还是非常善意的，只是简单嘲笑了他爱慕虚荣这一点。其实，犹太人的笑话大多都是善意的，深沉忧郁又富有哲理，是他们求生欲望的体现和化解恐怖的主要手段，不妨看这样一则笑话：
两个犹太人据说马上要被枪毙。突然又传说，他们要被绞死。这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瞧，现在他们连子弹都没有了！”
幽默是克服恐惧的良药，也是抚平创伤的良药。1933年1月，希特勒利用阴谋手段上台，成功地瓦解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让德国大多数人感到兴奋乐观。过了几年，“德国式问候”就成了人们彼此之间见面礼，凡是志同道合的人，一见面就会伸出右手，喊出“希特勒万岁”。因此，当时德国政治笑话的主题就变成了“德国式问候”。从幽默的角度看，当时最流行的是这个笑话：
希特勒视察一个疯人院。病人们乖乖地行纳粹礼。希特勒忽然发现一个人跳着舞从队列中走出来。希特勒带着训斥问他：“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行礼？”那个人回答：“元首，我是这里的护理员，我没疯！”
对“希特勒万岁”这个问候方式最好的反击来自一位杂耍艺人，他训练他的大猩猩行纳粹礼，大猩猩每次只要看见穿军装的人，哪怕是邮递员，也要立正行纳粹礼。杂耍艺人的行为给人以达达主义的印象，于是有纳粹党徒将此事报告当局，禁令随之而来，此事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不允许让猴子行纳粹礼。
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后，纳粹开始建立集中营，凡是有人敢于反对政府，都要被送入集中营。集中营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那里有人受到拷打，有人被害，这是公开的秘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说，对于不听话的孩子，在他们做了错事后，大人会开玩笑地说，他们会进集中营的。总之，很快全德国都知道，位于上巴伐利亚的集中营是个残暴和无法无天的地方。本来应该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恐怖集中营，但是没有。人们感觉到了恐怖的程度，但是不敢相信，否则应该有人出来反对。大家的反应是沉默，谁都不说什么，当作没有看见。达豪（纳粹德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附近）成了整个集中营制度的代名词，当时的笑话有很多与达豪有关。有个传播很广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上帝啊，为了不使我进达豪，让我成为哑巴吧！”有关达豪的笑话更多的是帮助人们在恐怖时期适应环境，而不是真正的批判。人们编造了魏斯·费德讲的笑话，当时，他绝对不是纳粹反对者：
我做了个小小的郊游，来到达豪。那里都看见什么呢？铁丝网，机关枪，铁丝网，然后还是机关枪，然后又是铁丝网！噢，我告诉你们吧，以后只要我愿意，随时能进去！
魏斯·费德早在希特勒的“奋斗时期”就作为希特勒出场前的加演节目登台表演。为什么偏偏让他在笑话中以纳粹政权反对者的面貌出现，很令人费解。费德喜欢卖弄某种内在的矛盾性，但是对于他的政治立场是没有办法曲解的。说他是希特勒的反对者，不对，也许是观众或听众从他模棱两可的歌词中会错了意思。
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每个人都知道，那不是个疗养院。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要看看广泛流传的有关达豪集中营的套话和笑话，就可以发现那是站不住脚的说法。下面这个笑话很清楚地表明，集中营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如果谁发表反对当局的言论，随时有进去的危险：
有两个男人在街上相遇。一个对另一个说：“太好啦，又见你自由了！在集中营里过得怎么样？”
另一个回答：“好极了！早晨时，早餐给送到床前。咖啡、可可供挑选。然后是体育活动。中午饭有汤、肉和甜食。在喝咖啡、吃点心之前，我们玩些游戏。随后是午休。晚饭后，我们看电影。”
问话的人很吃惊：“噢，全是瞎说的吧！前些日子我见到迈尔了。他也在里面待过，他可给我讲了一些事。”另一个人严肃地点点头，然后说：“他已经又被抓回去了。”[54]
毫无疑问，至少在当时批评政府已成为很危险的事。甚至喜剧演员维尔纳·芬克这个无所畏惧的《地下洞穴》的越境者，那时也得谨慎行事。每晚都有纳粹党的文化监察员光临他的演出剧场，详细记录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些戴宽边软帽的人静静坐在那里，但是十分显眼。因此芬克也针对他们的在场编了些笑话。他在表演过程中，会突然朝密探们挤眉弄眼地说：“要我慢点儿说吗？您跟得上吗？要不要我跟你走？”坐在观众群里的纳粹听到这类笑话当然笑不起来。在一份注有眼花缭乱编码（41551/35II2C8057/35）的报告中，纳粹密探写了如下评价：
在《地下洞穴》的观众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对于芬克表演中卑鄙、恶毒、具有破坏性的内容（注意！）疯狂鼓掌。芬克（！）和以前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一模一样，很显然他没有理解新的时代或根本不想去理解，他用从前犹太文人的方式抹黑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一个国社党党员所奉为神圣的一切。
纳粹上台两年后，当局的忍耐到了尽头。一夜之间，对芬克采取的表面的自由态度结束了。直至1935年，尽管芬克还可以在乌法影业公司的各种喜剧片中演出，但全是小的客串角色。比如在平庸的电影《加拿大吹来的新风》中扮演一个令人讨厌的新闻记者。在下一部电影《四月、四月》拍摄过程中一切彻底结束了，芬克在拍片现场被直接抓走，带到位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恐怖的盖世太保总部。据芬克说，他开始以为，也就半个小时，恐怖的一切就会过去。可是随着审问没完没了，他在《地下洞穴》的演出时间越来越近，最后不得不取消，他才意识到这次当局动真格了。当然，他并不知道，他的演出场所当晚就被关闭了，而且永远被关闭了。经过一番转弯抹角——审问他的官员们私下都是他的忠实观众——他才被告之，他必须留下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芬克这样描述了当时有点悲喜剧色彩的情节：
最后，值勤的官员不得不说实话了。他们很不好意思地、十分客气地、抱歉地对我说，他们必须逮捕我。然后他们送我到对面的监狱。在入口处，一个党卫队的人朝我走来，问我：“有没有带武器？”“怎么，”我反问说，“在这里需要武器？”
芬克和他的同行最后“仅仅”在集中营待了6个星期。不是戈培尔对他们开恩，他们走运的是，曾经和赫尔曼·戈林订过婚的女演员克特·多施找她以前的情人求情。戈林没有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原因在于那个自以为是的戈林总是喜欢和他的一贯对手戈培尔争个高低。但是营救活动没有使芬克完全获得自由，《地下洞穴》和《胡言乱语》的演员们获释后必须在正式的法庭上接受审判。
在法庭上，芬克把本来是影射纳粹剥夺公民权利的结尾巧妙地改为“被提高的权利”。检察官生气地提醒他，这里本来是“被剥夺的权利”。芬克反应极快，马上说：“现在，这可是您说的！”整个大厅哄堂大笑。审判结果是，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芬克除了受到惊吓，安然无恙。但是判他一年不能从业，另外他也因此丢掉了工作。虽然这个勇敢的笑星重获自由，但是在集中营的日子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
随着纳粹反犹政策的深化，许多犹太人开始流亡海外。这个时候，留在帝国内的卡巴莱演员们中还没有人预感到这种威胁在加剧。奇迹般从集中营生还的维尔纳·芬克曾经在柏林的一间卡巴莱滑稽剧场工作，这个剧场的领导人是维利·舍费尔斯，一个忠于路线的人，他只允许芬克在一定条件下表演，即在节目中不再影射政治。芬克表示同意，并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从此在表演时比过去“稍微减弱”一些，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说法，意味着幽默在形式上显得不那么尖锐，而是包含在讽刺性的影射中。在一部讽刺小品中，一个女人向他打听时间，芬克调皮地回答：“人们不允许我谈论时间。”[55]观众会心地笑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被封上了嘴巴。尽管如此，芬克还是继续针砭时弊。一个受人喜爱的笑话是这样的：
有个人去看牙医。牙医说：“请您张开嘴巴。”病人回答：“为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您。”
芬克向人们明显地暗示，他被禁止说话。与此同时，有密探向上级报告，一场政治迫害正悄悄向芬克袭来。对芬克的打击，是戈培尔一手策划的，他一定要将政治笑话“彻底铲除，连根拔掉”。因为在那个时候，谁要敢于说政府和战争的坏话，谁就是“人民的害虫”和“破坏者”，可能马上就会被枪毙。于是，芬克被迫报名上了前线。但是，到了军队同样要注意避免发表批评言论，“爱发牢骚的人”同样会受到法律制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芬克消失了，但讽刺希特勒的犹太笑话却越来越多，这又是一则：
希特勒和他的司机开车到乡下去。突然，砰的一声，撞上了东西！他们的车压着一只母鸡。希特勒对司机说：“我们必须将这件事情告诉那位农民。这件事让我去做。我是元首，他会理解的。”过了两分钟，希特勒跑回来，双手捂着屁股。农民将他揍了。两人继续行驶。突然，砰！啪！又是一声碰撞。他们压着一只猪。希特勒对司机说：“这一回，你去农民那儿！”司机服从命令，但过了1个小时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手里还提了一只篮子，里面装着香肠和火腿。希特勒十分惊讶：“啊，我的上帝，你对农民说了些什么？”司机答道：“我只是说：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然后他们就给了我这些礼物！”
另两则笑话则预示了希特勒的失败：
希特勒、戈林、戈培尔以及粮食部长巴克举行作战会议。希特勒问戈林：“飞机和汽油能维持多长时间？”戈林答：“5年，我的元首！”希特勒问戈培尔：“通过宣传，国民的士气能够维持多久？”戈培尔答：“10年，我的元首！”希特勒问巴克：“您能为我们供应多长时间粮食？”巴克答：“20年，我的元首！”希特勒用惯常的语气说：“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作战下去！”巴克不好意思地说：“我指的是只供应我们四人！”
问：“为什么元首做出如此滑稽的举手礼？”（希特勒在行礼时常常只是弯曲地伸出右手，而且手心斜着向上。）答曰：“因为他战后想当酒店侍应！”
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也在笑话中表达出来：
犹太人都面临着盖世太保们的枪杀。这时执行此任务的党卫队指挥官突然来了兴致。他朝一个犹太人走去，对他说：“喂！你看起来真有点像我们雅利安人。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听着，我的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珠，然而它做得很逼真，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出来。如果你一下子就能猜出我的哪个眼睛是假眼，我马上就放了你！”那个犹太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左眼！”“你怎么认出来的？”“很简单，因为那个眼睛显得特别温柔。”
从1941年1月开始，所有犹太血统的人，不管是德国人、荷兰人，还是法国人，都必须在外衣上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标志。这个措施的意义在于：让大家都看得到谁是犹太人，通过这种方法把所有犹太人从世界大家庭中排除出去。对于所有佩戴了六角星标志的人来说，从此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夹道鞭笞”，也就是说，他们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受到众人的嘲笑和蔑视。而犹太人对抗此举的办法就是用玩世不恭的幽默来回答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无尽的羞辱。黄色的六角星被他们戏称为“犹太人的功勋奖章”，好像它是一种特别的荣誉奖赏似的。
对于犹太人来说，比一切种族歧视更可怕的是担心被遣送到东部去。这个措施是从1941年春天开始执行的。这种用运牲畜的货车运送犹太人的做法官方称之为“迁移”。有时它又被玩世不恭地冠以“搬家”。而这些被迁移的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最后能返回故里的。可是他们家乡的德国人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后者故意把目光移开，装着没有看见似的。所有被迁移的人都预感到，这次旅行不会把他们带到东部所谓的“天堂般”的犹太人村庄。当然犹太人自己对他们的这种遭遇感到万分痛苦，正像下面这个幽默故事所表明的：
犹太人有多少种？回答：两种：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之间如何区别？悲观的犹太人早就流亡海外了，而乐观的犹太人却在德国的集中营中。
尽管在东部地区发生的事情是那么难以想象，以致只有极少数人能预感到希姆莱和艾希曼之流以后会炮制出来的那种魔鬼般体制的全部规模，但是当时有很多事情还是很清楚的，譬如说：对犹太人的这种放逐实际上是死亡之旅。随着战争的爆发，集中营里的情况急剧恶化。1939年时，虽然还没有发生后来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但是当时已有数千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瘟疫！不仅那些被非法带走的人和被关押的人生活状况十分恶劣和缺乏人的尊严，就是占领区分配食物的方法也有两种标准，谁倒霉做了犹太人就遭殃了。以下是饥饿的人们对他们的德国占领者用书面形式表达的“恭维”：
占领者很懂得一些营养学。他们科学地确定：德国人平均每天要摄入2500大卡热量，波兰人只需要600大卡就够了，而犹太人更是经济实惠，184大卡就能满足需要了。
另外一个更加厉害的幽默故事出自被占领的阿姆斯特丹。那儿的犹太人同样挨饿得厉害。德国人故意给他们非常少的食物配给——一个可怕的、非人道的措施。一个有这样遭遇的犹太人回忆说：
用那些配给的食品票根本没法活，至少也是活得非常差。对此有这么一个好的幽默：有个人想自杀，去上吊，但是绳子的质量太差，人刚挂上去，绳子就断了。于是他想放煤气自杀，但是煤气供应被切断了（去年冬天是从两点到五点没有煤气供应）。最后他只好靠他的配给卡苟延残喘，而这次他却一下子成功地死去了。为了额外地、秘密地获得一些配给食品票，犹太人不惜花重金购买它们。节约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深信，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放逐。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预感：钱对于被放逐到东部去的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每个节约下来的铜板都被用来交换食物了。
把犹太人饿坏，当然是残酷计划的一个部分。螺丝被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紧，没有可能逃跑。在受难者中绝望的感觉越来越普遍，因为通往自由的出国之路对犹太人来说从战争一开始就彻底关闭了。落入纳粹魔掌的人们的绝望之情只能在幽默中找到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了：
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有一位犹太人到维也纳的一家旅行社去咨询移民出国的可能性。旅行社职员的面前有一个地球仪，他用食指指着地球仪，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说：“移民巴勒斯坦之路已被切断，去美国的额度已满，获得英国的签证则比上天还难，而到中国、巴拉圭和巴西都需要经济担保。波兰甚至不允许波兰自己的犹太人重回波兰……”
这个犹太人听了职员的话后，绝望地用食指指着地球仪问：“能否换一个地球仪啊？”
难道换个地球仪反犹主义就不存在了吗？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反犹的国家。但是不管境况多么糟糕，纳粹也未能将犹太人的幽默感驱除。正如滑稽演员弗利茨·格林鲍姆所言：“系统的营养不良是治疗糖尿病的最好药物。”可是他那天真的、痛苦的幽默感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囚禁生活使他变得越来越虚弱。1940年10月，他又被转押回达豪集中营。其时弗利茨·格林鲍姆已患了严重的胃肠结核。他最后一次演出是在这儿的铁丝网后面，他给他的难友们讲粗野的笑话，再一次唱了他拿手的著名法国歌曲。一个当时情况的见证人说，他非常活泼地演唱以后，突然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几天之后，他的一次自杀行动又失败了。1941年1月14日，这个明星小丑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死亡证书上的死亡原因，被盖世太保们玩世不恭地写为“心肌麻痹”。
库尔特·格隆是当时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滑稽演员，曾用荷兰语为迪斯尼的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配过音，但是，他后来也被送进了集中营，并被迫和他的小剧团“旋转木马”在集中营中演出，目的是制造美好的假象，从而欺骗根据丹麦政府的要求来集中营考察的国际红十字会。有一次，剧团被指定到一个礼堂演出，然而在礼堂里面却堆放着数十具赤身裸体的死尸。演员们害怕极了，但是演出并没有因此取消。由于旋转木马剧团的演职人员在死人面前害怕得恶心不止，格隆就召来集中营中所有的盲人囚犯，由他们组成一个人链，把死尸一个接一个地沿着楼梯传到楼下。在楼梯的尽头等着一辆车，装载那些死尸，把他们运走。由于盲人看不到那些面目变得狰狞可怕的死尸，所以由他们来执行这个任务相对而言要轻松很多。就在当天晚上，在这个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演出晚会。这简直是一次怪诞的死亡之舞。在特蕾西亚城集中营这样一个地方来制造欢笑，真可算是既异乎寻常又荒谬绝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格隆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艺术创造之中。
这真可谓“笑话中的笑话”啊！在一个政治笑话和幽默盛行的国度里，一定有一个巨大而无形的网笼罩着每个人的命运。如果连笑话也没有了，那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