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理想自我的外在表现进行了探讨。他们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万事成功，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对胜利荣誉的探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与外界是分不开的，他尝试着对自己的特权进行维护，而且他是特殊的，所以，他对于所有一切都有权要求，没有时间、方式的限制。有权凌驾于需要与法则之上的感觉，让他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中，就好像他真的逾越所有一样。这些要求会在他无法实现理想自我的时候，为他缔造一些外部因素为“失败”负责。
自我实现的问题在第一章已经简单提过，只不过当时的重点是人类自身，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皮格马利翁为了满足自己的美好观念，意图改变另一个人，与此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会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描绘的上帝，并且付出实际行动。他坚信自己的完美形象，还会不自觉地催眠自己：现实中的可耻行径要扔掉，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坚持自己的完美形象，当务之急是成为理想化的自我，你对于一切都应该能够理解和容忍，喜欢所有人，有利的事情要多做。这些在他的内心指使中仅仅占据了一部分。其地位是坚不可摧的，故而我们以“应该的绝对权利”称呼它。
神经官能症患者已经存在或感觉到的而且全部理解的，或能做的事以及不该做的禁忌都被内心的指使囊括在内。我举一些事例作为开始来简要地说明内心指使。
他应该是个最完美的人，诚实、体贴、慷慨、富有正义感、勇敢无私这些他都应该做到最好。他应该是位深情的好情人，一位体贴的好丈夫，一位博学多才的好教师。对于所有的不公平和公平他都应该能忍受，他理当喜欢所有人，孝敬双亲、关爱妻子、热爱国家这些都是他理应做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没有重要关系，他不应属于某事或者某人。他永远感觉不到被伤害，永远保持安详。他的生活应该是永远快乐且要凌驾于这种快乐享受。他应该无拘无束；他永远能保持理性；他应该理解且能预知所有的事；他应该能够马上解决所有人的任何问题；他应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他应该永远不会累，永远不会得病；他应该能够随时找到工作；他应该在一小时内做三倍于以前的工作。
这个说明大体表明了内心指使的范围，而给我们一种尽管是可以理解的，却太难以实现，而自我要求又是非常严格的印象。假如我把病人对自己期望过高告诉他，对这点他会丝毫不怀疑地觉察到，实际上也许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觉得，对自我的期望高总比低要好。可对自我要求过高显示不出内心指使的特质。这些要求通过详细的检查可以明显解除。造成上述要求重叠的原因就是，病人因为必须转变为理想自我而且对于能够做到这点深信不疑。
他们通常不理会实现的可能性，这点非常引人注意，而这些现实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实现自我的驱动力上。有许多人类无法达成的要求都在这些要求中出现了。即使自身并无察觉，可它们始终是虚拟存在于幻想中的要求。但当他的愿望呈现在“有判别能力的思考”下的时候，对这些要求他就必须要去深入地了解了。此种在智力上的领悟所能改变的微乎其微。跟一位医生一样，自己每天工作九个小时，还要广泛参加社交活动，此外就无法进行深入的科研活动了，也许对此他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可是若真的每天减少一两种活动，他依旧按照以前的方式度日，还是没有多少闲暇从事科研。于他而言，时间与精力应该是无限的，这种要求永远要压过理智。我们也许可以举一个更奇妙的例子：有位病人在一次心理分析会谈中感到很失落。她的一个朋友曾经跟她谈过自己的婚姻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而我的病人无法帮助她把问题解决。我的病人跟她丈夫结识于偶然的社交场合。她自己也接受分析好几年了，对于婚姻双方的关系已经认识得很透彻了，对于以后可能会遇到的心理繁乱现象，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她无法告诉那位朋友是不是应该继续维系婚姻，虽然她认为应该能做到。
我对她说她对自己的期望过高，谁都实现不了她的期望，一个人必须要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弄明白之后，才能够去理解在某种情况下与之有关的因素。最后我所说的这些困难她大概都领会了，可她依然觉得自己拥有第六感，对一切困难都了然。
对于自我的其他要求，本质也许并不是幻想的，但是为了达到人们的自我要求，其态度表现得对境况完全无视。所以许多病人自我感觉很聪明，希望对其的心理分析立刻结束。对于病人的智力，心理分析是影响不了什么的。这些病人的推测力事实上甚至常会使分析受阻。这时，病人的坦率与自我的责任感等情感力量才是最有用的。
对轻易获得成功的期待，除了在分析的整个过程中存在外，病人自身对神经官能症的了解，对他们来说就像要他们把要求根除了一样，所以分析要有耐心。病人忽略要求的情感需要，没有意识到，只要它一直存在，那么要求就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对自己的智力非常有信心，认为它是高高在上的动力，所以无法避免地会遭遇失望和沮丧。相同地，一个教师从业久且经验丰富，他对于自己能轻易写篇有关教学的论文这一点非常坚持。可当他无法书写出来时，会对自身十分厌恶。而与此相关的问题，都已经被他无视或者抛弃了。比如，他想要表达什么？有没有把经验转化为具体适用的、有条理的内容正确叙述出来？即便答案是肯定的，一篇论文所代表的工作内容依然是诚实的表达与有条理的叙述。
内心的指使所表现的精神状况，就像霸权主义在政治方面的专横暴行一样，对于个人本身极端漠视——对于他的感觉、他正在做的事丝毫不顾及。举个常见的例子，一个人应该从未感到过被伤害，所有人会发现，这种绝对不受伤害的要求，十分难以实现。能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活得无忧无虑或者安稳平静，甚至没有感到被伤害过？这最多也只能是我们的理想，假如一个人把它当作计划实行的话，那么他肯定会积极且有耐心地去研究，研究我们潜意识里为求防护的要求，研究我们错误的自负——换个说法就是，研究存在于我们人格之中让我们容易受到攻击的各个因素。可是，一个认为自己不应该被伤害的人，他心里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计划。他否定了自己的全部弱点，只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绝对”的法则。
而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需求：我们应该永远聪明，我们应该永远富有同情心，我们应该永远乐于助人，我们应该能让罪犯悔改。确实，这些也不都是幻想。很少有人像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所描写的牧师那样，在精神上获得了成就。这位牧师的形象对于我的一位病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她认为自己应该是那样的，但她没有像那位牧师一样对待凡人的态度及能力。偶尔她表现得仁慈时，也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应该仁慈，可实际上她心里并没有仁慈的感觉。事实上，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了怀疑，她常会害怕被某些人欺骗，东西找不到，她便会认为是被盗了。还没有了解它，神经官能症已经让她变得自我而且专注私利，而这些本来是被一层强制性的谦虚和善良掩饰的东西。到了那个时候她还是不会愿意了解研究自己的困难，这是由盲目制造规则导致的自我欺骗。
“应该”的盲目性是匪夷所思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提出些非主要目的。可是从“应该”在荣誉探求中的根源，或者在自我理想化所起的作用来看的话，必然能够发现一项事实：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应该”产生的前提。如此的话，就不需要理会现存的问题。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针对过去的要求”倾向，患者的童年时代，不仅对治疗是重要的，还可发现他目前对曾经历的逆境所持的观点。这些主要是由他现在的需要所决定的，与别人对他的善恶关系不大。比如，他如果常有过去是美好的需要，那他就会让他的童年金光闪耀。他如果强行抑制自己的感情，就会因为需要父母的帮助而去爱他们。如果平常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他可能会把全部困难归罪于父母，这种随之而来的报复心理，或是公开化，或是被强压下去。
他有很大的概率走向相反的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担当责任，而那些责任都是荒谬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已经知道早期影响所带来的威迫性与组织性的冲突，他感觉自己的态度非常客观合理。比如，也许他会指出他父母的某些行为是出于无奈而为的，病人偶尔也奇怪，为什么自己完全不会感到愤恨，其实他不感到愤恨的理由就是“应该”，尽管他明白自己被冒犯了，而这冒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但无法影响到他，他应该丝毫无损地战胜它。他应该早就拥有了内在的力量与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些因素都无法对他造成困扰。所以，这也就证明了，从一开始他就在做无益的事情，换句话说，他真的可以不被伤害。他会说：“的确，那是满溢着伪善与残酷的污潭。”但是，接下来他的洞察力就变得不清晰了：“虽然我无助地面对这种环境，但我应该早就可以战胜它们，如同莲花一般不染尘埃，洁身自好。”
假如他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负起真正的责任，而不是这么虚假的责任的话，那他就试着思考各种不同的问题。他会承认早期的影响真的可以让他产生不利的改变，而且他会发现不管自己的困难因何而起，都会阻碍他现在及以后的生活，因此，他最好振作力量战胜它们。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只是把全部问题都推至完全幻想且无益的层次上，而固执地要求自己不应该被这些影响到。同一个病人，后期能够扭转自己的处境，从而确定自己没有被早期环境完全征服，这一点是进步的表现。
“记忆性的应该”不仅仅表现在对童年的态度方面（这里的“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致使其做无用功）。比如，有个人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应该用坦诚的批评来帮助朋友，并且他还认为，自己应该将孩子养育成人，而不让他们变得神经质。我们的确都会感到遗憾，我们在这些方面是失败的。但我们可以检讨失败的原因，用来学习改善方法。我们肯定会知道，从失败时引发的心理障碍或是困难来看，我们当时的确是尽力了。可是，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他们并不会因为尽力而为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某种奇迹出现时，会做得更好才是对的。
同样，去了解目前的任何缺点，都是令那些被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所容忍不了的，不管困难为何，它必须迅速被除去。困难的去除方法各不相同：越是在想象中生活的人，越容易摆脱这种困难。所以，有位病人发现自己拥有非常强烈的凌驾于王权之上的驱动力，并且他知道这种驱动力在生活中是如何发生的，到了次日，他却肯定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不应该被权力奴役，所以他不再去渴求。类似此事的状况经常发生颠覆，让我们明白对于权力与控制渴求的驱动力，仅仅是表现在他想象中所具有的一种魔力而已。
一些人试图凭借绝对的意志力来对已知进行肃清，就这方面来说，人们的确能收获异常的结果。这让我记起了两个年轻女孩，虽然她们认为自己无所畏惧，但其中一个却很害怕夜贼，所以她强迫自己在一间空屋里睡觉，直到她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个，不敢在浑浊的水中游泳，因为她感觉也许会被蛇或鱼咬到，于是她强迫自己从一个鲨鱼聚集的海湾游过。这两个女孩都利用这种方法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她们用这种做法证明了强迫的必要性。可是，实际上人们对于蛇虫或者夜贼的惧怕，是常见且明显的表现，它就隐藏在人们心里。其实这种潜伏着的焦虑并不会因为她们采用的“挑战”法而略有改观，自然，表面上看来她们也许不再害怕了，但并没有从病源下手解决，只是让焦虑被埋藏得更深了。
我们在分析中能发现，一旦他们发觉自己的弱点，控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些方式运行的，他们便下定决心并试着去维持运算、与人们相处、变得更加果断或者更加宽容。这些变化都是好的，只要他们会同样地去关心了解自己的苦恼的意义和原因。但不幸的是这种关心少得可怜。这只是开始的第一步，更进一步了解全部的特殊困扰范围，可能会让他大为不快，这真是和他们那种欲使障碍消除的高昂驱动力恰恰相反。同时，他们认为可以凭借意识的控制来征服这些障碍，所以仔细地解决障碍的过程，等同于对自己软弱与失败的默认。自然此种认为的努力迟早会结束，所以被控制的困难少之又少。我们能确信的是，困难已经被隐秘地驱策，并会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且更加隐秘。分析者当然不应该鼓励患者有这种努力，而是要去分析他们。
神经官能症的大部分障碍，甚至会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发生抗阻作用。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万年不变的规矩或者抗耗费性的白日梦来说，意识的努力实在是束手无策。大家普遍认为那些在分析中已经在某方面得到认识的病人，自己会很清楚这种结果。可是，清晰的头脑对于“我应该能克服它”的观点并无影响，其结果就是，他会更加忧郁而诉苦等，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他缺乏了全能的感觉。有些时候，分析者可能在初始就了解了这个步骤，从而未雨绸缪。因此，当有一个显露出白日梦病症的患者，开始详细揭露他的大部分生活是如何为白日梦所影响时，他自然而然地会去对白日梦的害处作了解——至少要知道它是怎样令人精力耗竭的。如果白日梦依然存在，他会因此感到有些许的歉意与罪孽感。在了解了他对自己的需求以后，我个人相信人为地让那些需求终止，是做不到的，也是不理智的行为，因为我们能够确信在他的生活里那些需求也是有重要作用的——我们会逐渐了解这一点。他在感到病情好转很多之后，跟我说他已经决定终止这些白日梦了，可是因为他过去没有这么做，所以他认为我肯定会对他厌烦。过去他已经把对自己的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在很多分析中，患者产生的气馁、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与困扰患者本身的问题并无关系，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病人感到无法立即去除困扰问题所导致的。
所以，从维持形象上来说，内心的指使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与其他方式相同，其目的在于寻求快速绝对的完美，并非是真的要改变什么。他们力图让缺点消失或者出现，好像得到了一件特殊的完美之物一样。如同上例，这在内心的需求外移时显得十分清楚。所以，一个人的现实状况乃至他所诉的苦衷都变得可有可无了，唯有他人能看到的才能让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如社交场合中手颤、脸红或者做作。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就好像被“应该”支配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又被驱使着渴求“绝对”的诚实，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大概也只能在想象中实现吧。
他们最多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如赛珍珠所著的《群芳亭》一书中所描写的吴夫人的性格。她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好像永远都在实行、摸索或是思考正当的事情。不需要说，这种人是最虚伪的。如果街头恐惧症或者机能性心脏病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们身上，他们自己会产生混乱感。他们会问自己，这样的病症怎么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们已经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经成为父母的骄傲，已经有了理想的结婚对象，已经是活动的组织者或者工作中的佼佼者。最后，他们一定会因此而遇到无法正常生活的情况，所以他们的平衡性就更加混乱了。分析者在慢慢熟悉患者极端的精神紧张后发现，他们只要没有遇到大障碍，就能够维持正常的行为。对此，分析者也感到惊讶。
我们对“应该”的性质发觉得越多，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到，它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派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总体来说，他把内心的指使（他已发现此类现象并描述其为超我）当作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在实际上，它们与道德问题关系并不密切，为求道德而充实的“指使”，它们确实在“应该”中角色显著，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道德问题是重要的。可我们不能把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然，其他的常常是因为潜意识的自大而决定的，比如，“我们应该能避免周日下午的交通拥堵”或者“我们应该不用经过努力的练习和实作就能学会绘画”。我们肯定会记得有很多的需求明显地缺乏道德托词，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全部惩罚”“我应该永远比他人强”，还有“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我们要得到对道德完美要求的正确观点，只有把重心集中在事情的全貌上才行。就好像其余的那些“应该”，它们充溢着自大的心理，所以力求加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荣誉并且让他神圣化。对此意义来说，它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赝品，假如个人能发现这种赝品的“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特性，是去除污点必需的），就肯定会觉得它们是“邪恶的”而非“道德的”心理现象。要想让患者有“再定向”的能力，从而找到由虚幻世界进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的道路，就更加要清楚这些区别才可以。
还有一项“应该”的性质可以用来区分真正的标准。它在前面的注解中已被囊括了，但是它自身太有力了，所以要单独且明确地阐明，那就是它们的强制性。理想也有种支配我们生活的“拘束力”，比如，假如我们确信那些责任我们应该完成，虽然可能困难重重，但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尝试完成，完成它们是我们的终极欲望或我们认为是正当的事。愿望、判断与决定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因此我们才能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它，所以这样的努力所带给我们的是力量与自由。另外，在遵循“应该”的例子中，大概有像霸权主义或者专制独裁所赞赏的自由一样。这两个例子中，如果我们与期望的标准不符，那么惩罚肯定会转瞬即到。在内心指使的情况下，这表示一种对失败的强烈反应——串联起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等冲动的一种总反应。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些反应的表现与激怒的原因毫不相关，却与其对个人意义有关且成比例。
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内在指使的强迫性。有一个女人，她很坚定地认为的“应该”中有一项是“必须预见所有的突发事件”，她对于自己的此种远见才能非常骄傲，并且能够凭她的预知与智慧来保护家人免于危险。有一次，她为了劝诱儿子接受分析作了个巧妙的计划，可她却没有办法让他儿子的朋友来接受分析，他儿子的朋友正是一个反对分析的人，当她了解到她儿子的朋友不在她的预料中时，随即发生了休克反应，并且有种脱离地面的感觉。实际上她能不能帮助儿子的朋友，或者那位朋友是否有她想象中那样有影响力，都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她突然认识到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的缘故，所有才有了这种休克与崩溃的连锁反应。同样地，一个优秀的女司机，因为与前面车辆的小摩擦被警察叫出车外，而突然产生不真实的感觉，尽管这种意外影响不大，而且她也觉得自己没有错，不需要怕警察，但是这种感觉还是产生了。
因为反抗焦虑的自然性防御瞬间就发挥作用，所以焦虑反应通常都被人们忽略。比如，一位朋友，自我感觉是个圣人，当他认为已经给予了朋友很多帮助时，却发现自己曾严厉地对待过这位朋友，他就会变得无节制地酗酒买醉。又如，有个女人认为自己永远讨人喜欢，但是因为一个朋友指责她没有邀请其参加某次舞会，她便感到一阵焦虑，霎时几欲昏倒，但她立刻就反应出情感的需要，她用此法来抑制焦虑。一个男人，因其未完成应该的束缚，而产生了与女人共枕同眠的一种强烈冲动，性能力对他来说是种手段，是被用来感到被渴求以及重建已丧失的自尊心。
与这种报偿相关的“应该”，其具有的某种强制力不足为奇。要是个人生活能与内心指使和谐相处，那么他就能生活得非常顺利，但是，当他被两个相互矛盾的“应该”夹在中间时，或许就会产生毛病。比如，一个人，自我感觉应该是个理想的医生，而且他会把全部时间投到患者的身上，但是，他又应该是个理想的丈夫，需要抽空满足他妻子的需求并且给她带来快乐。当他知道二者无法兼得的时候，于是产生了轻微的焦虑，但是没有加重的趋势，原因是他马上试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决定在乡下定居，这表示他将冒着整个事业前途受挫的风险，放弃了更进一步的学习机会。
最后，通过分析完美解决了这种两难的情况，但是表现了冲突性的内心指使产生的气馁。有一个女人，无法协调好做一个好母亲与好妻子这两个角色，而后者代表她要忍受酗酒丈夫的全部所为，这种无法协调让她简直快要神经错乱了。
所以，这种矛盾的“应该”不是让人的困扰无法解决，就是让人难以合理地取舍，因为两种需求虽然相对但却具有同等的强制性。一个患者，在跟妻子度短假还是工作之间犹豫不决，导致他好几夜都失眠。他应该满足谁的期望呢？是他太太还是他老板？而他却不会问自己他最想做的是什么。所以，从“应该”的角度说，这个问题就无法作出决断。
虽然有些人对“内在的暴行”及其性质的一切冲击力不了解，但对这种暴行的观点与体验它的方式却彼此不同，而不同的差别就在极端顺从与反抗之间。当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两种不同态度时，一般情况下会有其中一种占据优势。比如，我们可以预测反抗者的特征，他对生活感兴趣的程度，决定其对内心指使的态度以及体验它的方式。这些差异我们会作讨论，所以就在这里简单地说明一下，对“应该”与禁忌来说，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驾驭生活”对夸张型的人是十分重要的，此种人可以轻易做到谐调自己与“内心的指使”，而且无论在意识或潜意识上都以他的“标准”骄傲，对它们的真实性，他从不怀疑，而且力求实现它们。也许他会用实际行动去达成它们，他应该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无论何事他都应该比他人理解得更清楚，他不应该犯错，对于任何他想做的事或者应该做的事，他都不应该失败。在他心里，他一切都应该和他所认定的至高无上的标准契合。他的自大让他看不到失败的可能性，即便是失败了也不能让他接受这种可能。对于自己所做正确与否，行为是否合理，他都轻率地持肯定态度，所以他心里面认为自己几乎没有犯过错，而且这种态度异常强硬。
他越在想象中无法自拔，就越不需要实际行动。在他心里，他坚信，不管被怎样恐惧包围他依然会非常忠诚、勇敢，但实际上他是何等不诚实。他对“我应该是”与“我现在是”界限的认识非常模糊，不过，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对此界限不清楚。德国有个诗人叫摩根斯坦，是位基督教徒，他在一首诗中简明地表述了这种说法。一个男人，他的一条腿被货车轧断，在医院治疗时，他看报纸时偶然得知车祸发生的街道是禁止通行的，因此，他把整个事件论断为一场梦，他会强词夺理道：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你越想反驳他，越会加速上述界限的消失，所以他变得像任何他觉得应该是的人物：好丈夫、好父亲或者好公民等。
爱情，对于一个自谦型的人来说是一件至宝，它可解决任何问题，同样地，他也认为他的“应该”形成了一条不被质疑的规则，可当他满怀焦虑地尝试满足它们时，却发现根本无法做到，这是何等的可怜。所以自我批判在他意识的经历中，是最为明显的元素，这是因为自己在事实上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人所引发的一种罪恶感。
当其达到顶点的时候，对内心指使的两种态度让个人难以分析自我。当“自大”极端占优势的时候，他会忽略自己的缺点；而当另一个极端占据优势时，过度情愿的罪恶感会引发危险，让他过度洞察那些有压服性作用而没有诱发性作用的缺点。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退却型的人。任何事都没有“自由”的概念能吸引他，在三种类型的人中，退却型的人是最容易反抗其内心指使的。自由或者自由的概念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何种的“强制”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也许反抗的方式有点被动。他是被迫地去做任何他应该做的事情，不论是工作或阅读，包括与妻子的性关系也是这样，他都是被逼迫的，这些让他在态度或者潜意识上产生了愤恨的情绪，后果就是他对任何外物变得麻木冷漠。就算是把应该做的完成了，其过程中心中也是充满紧张的，这种紧张来源于抗拒心理。
对于自己“应该”的事情，他们会尽力将其彻底放弃，他们会热衷于与“应该”对抗。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因此而走向极端，认为那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必须要在快乐的时候才能做。他们可能会用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这种对抗。不过大多数对抗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们要么谎话连篇，喜欢侮辱别人，是一个与正义完全不相关的人；要么表现得态度恭敬、诚恳而又优雅。
对于一个平时非常恭顺的人，如果外部环境出现了某种限制，他也可能会经历一个抵抗期。J.P.马昆德曾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解读这种暂时性的抵抗。他告诉我们，压制这种抵抗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人之所以迟钝又冷淡，是因为在这个人内心的指使内，有一个限制性外在标准的支持者，而且这个支持者的力量非常强大。
最后，有些人可能游荡在对所有标准的混乱抗拒的反对与自责的“真善美”之间。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心中的痛苦是无法排除的。对于金融和性方面的一些事件，这种人有的时候会显得非常无礼，而且缺乏责任心。但有的时候，他们的道德责任感又会非常强烈。所以每当这种人（对自己的观察感觉不够确切）因为自己的一些庄重肃穆而感到绝望时，会再次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没过多长时间又感到十分疑惑。对于其他人来说，在“不，我不要”和“我应该”之间，总是要不断地进行某种移动。人们经常会这样想：“我应该把欠下的钱还了。不行，我凭什么要还呢？”或者想：“我应该保持饮食规律。不，我没必要这样做。”这些人经常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想法，只不过他们错误地将“应该”出现的矛盾态度归结为一种“自由”。
在各种态度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占据优势的态度是哪一种，这些态度中都有很多要被具体化（也就是外移了），被认为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态度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变异与被外移的特殊事件和实行的方式不无关系。总的来说，一个人很可能从本质上就将自己的标准凌驾于他人之上，并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达到这些标准。他们越是认为一切事物的判断标准应该是自己制定的，就越是坚持自己的标准，除了坚持一般的完美之外，还要求别人满足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一旦别人不能满足这些人的标准，他们就会轻视别人，内心就会感到十分愤怒。更加过分的是，他们因为自己不能满足自己认为应该达成的标准而极其激动，还有可能随时在他人身上发泄自己的情绪。比如，作为一个情人，他并不完美的时候，或者有人欺骗他的时候，他就会对一些让他感到沮丧的人产生敌视心理，还会强化这种敌视的心理。另外，他可能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人是自己希望的来源，无论他人是否有这种希望，或者仅仅是自己认为别人对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的希望最终都转化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认为分析者在交谈中对他提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经常认为分析者将下面这些感想强加在自己身上：他必须永远保持积极的状态，他应该是有追求、有梦想的人，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人；对于分析者要求他讨论的事情，他应该一直要讨论下去；对于他们的帮助，他不但应该永远存在感激之情，而且还要将这种感激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
假如他可以确定别人到底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那么他将有两种反应，这两种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他有可能去猜想或者估计别人有什么期待，同时还有强烈的欲望去实现别人的期待。此时，他一般会考虑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想一想人们对他的态度是贬低还是责备。假如他们敏感地感受到了“强迫性”，他们就会感觉自己被人欺骗了，自己的事情遭到了他人的干涉，感到自己被人催促着或者逼迫着。接下来，一股强烈的反抗欲望从他们心底产生，他们甚至会直截了当地对抗别人。如果期望收到圣诞礼物是众人的心态，他的心理活动必然是反对送圣诞礼物，目的就是希望别人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会在约会或者上班的时候迟到一会儿。对于周年纪念、写信或者答应帮助别人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故意忘记。虽然他希望和亲戚们见见面，也认为与亲戚们在一起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却因为被母亲要求准时赴约而故意不去。他会极其排斥他人的请求，他不怕被人指责，而且还非常痛恨别人的指责。他对自己的批判有失公正而且颇具生动性，而且还被他们固执地外移了。他认为，别人给他以不公正的评价。他还会认为别人不断地猜测他心中到底隐藏着何种不为人知的目的。如果他使用了更加具有攻击性的反抗活动，他就会不断显摆，同时还坚信不管别人怎样看待他，他都毫不在意。
想要更好地认识内心的需求，就要先认识因为“被要求”而产生的逆反心理。那些对自我分析特别有帮助的反应，可能就是一些与我们自身感受不匹配的反应。对于有些人的自我分析，自我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想要认识这些错误，下面的这些例子可能是比较有用的。这是一个关于和我偶然见面的行政长官的例子。他总是忙得停不下来，他的一个朋友在电话中问他要不要到码头去，因为有一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要过来。这位长官一直都对这位作家存有敬仰之情，他曾经访问过欧洲，因此，过去和这位作家在社交场合遇见过。因为长官平时将时间都花在会议和其他的工作上，所以他是不可能有时间到码头去的，更何况要挤出时间在码头上等好几个小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种，而且这两种方法都是比较可行的。他可以对自己不能去码头表示歉意，并且提出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他；另外，他也可以回复他的朋友说：“我要好好看看我的行程安排才知道有没有时间。”但他没有采用这两种好方法中任何一个，而是非常不客气地表明自己非常忙，不管谁要过来，他都不会去码头迎接。
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后悔自己所说的话了，所以他立刻查找作家的地址，希望能在作家需要的时候给对方提供帮助。这件事不只是让他感到后悔，还让他感到疑惑。他把那位作家想象得过于高贵了吗？真是这样吗？他非常确信，他将那位作家当作贵客。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愿意帮助他人吗？果真如此吗？如果他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那么当别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友善时，他会感到疑惑和愤怒吗？
他对自己的分析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因为在他的理想世界中，他视自己为人类的恩人，所以对他来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一个大方的人，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不过，他当时并不是那么慷慨，可他很快又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想起来他曾经也表示自己愿意帮助别人。他的大脑中正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又开始想另一个问题。他应该主动地作出愿意帮助他人的决定。可实际情况是，别人先请他提供帮助，他才这样做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当时认识到了有人给他增加了一种不平等的负担，这种负担就是有人请求他这样做。假如他很早就知道这名作家要来这个城市，他一定会想是否提供帮助这个问题，也一定会到码头迎接这名作家。诸如此类的事件，他想起了不止一件，有的时候如果别人请他帮忙，他就会非常生气。他还认为，被人逼迫着做或者成为一种负担的事情是非常常见的，然而实际上，这些事情只是他人的一种请求，或者是他人提出的一种建议而已。对于一些争论或者责怪的事情，他会感到暴躁，他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他有支配他人的欲望，他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因为人们常常把这种反应错误地当作有支配欲，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他从自己身上看到的只是对批评和被逼迫过于敏感而已。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感觉有人将他束缚起来了，所以他才不能忍受强迫。因为他认为别人对他的批评太多了，所以他才对批评感到难以忍受，不管是谁的批评，他都不想再听了。真的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沿着怀疑自己的友善而放弃这条思路。总之，因为他可以帮助别人，他才是乐于助人的，这与他拥有人性中相当抽象的爱无关。他知道他对人的态度有分裂性。他内心的冲突可能因为任何一种要求而产生，这是因为实际上的分裂性要比他所知道的还要严重。他不能接受任何人对他的逼迫，但他知道，对于别人的请求他应该是要答应的，而且是痛痛快快地答应。因为他在解决问题时感到非常为难（这是一种情感矛盾），所以才有脾气暴躁的表现。
随着人的经历方式或者人的反应的变化，“应该”对生活方式和人格的影响也不同。虽然表现的程度有大有小，但有些影响是必然发生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应该”时常让人感到紧张，如果一个人想要将“应该”付诸实践，那么他的紧张程度就比较大。比如，他可能感觉自己似乎一直脚尖点地，这种疲惫的站姿维持了很长时间，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让他困扰，感到紧张和不安。他可能认为，“应该”与他的教育期望态度要保持一致，他可能感觉这种紧张感已经微小得几乎察觉不到了。但当他感受到强烈的“紧张”时，他就不再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对于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他会在履行的过程中悄悄地退出。
另外，由于客观因素的作用，“应该”经常通过特定的方式给人际关系增加麻烦和困扰。对他人批评的过度敏感就是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不管是预期的责怪还是实际发生的责怪，不管这种责怪是否友善，他都认为自己要遭受他人的谴责，他一定会尽量避免这些责怪和批评，因为他对自己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他会因为不能达到自己的标准而痛恨自己，如果我们知道他在此时有多痛恨自己，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有多敏感了。至于其他方面，外在的客观因素是比较占优势的因素，决定人性关系障碍的类别，他对别人是过于顺从、过于激烈、过于担忧、过于苛刻还是过于挑剔，都是由这种人际关系障碍决定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的情感、期望、想法以及信仰的自发性，如表达情感和理解的能力等，都会被“应该”弱化。（用一位病人的话来说）这种人的行为最多只能算得上是“本能的强迫性”，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期望、自己相信或者思考的事物时，应该是“无拘无束”的。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喜欢他的工作，却可以强迫他从事某种工作。同理可推，我们可以让自己立刻装作没有任何犹豫的样子，但不能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地相信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了，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如果我们还想要继续证明，可以从精神分析中得到大量资料。不过，这些有关情感的定则是由“应该”得出的，但“想象”一定会产生作用的，会消灭“我现在的感觉”与“我应该的感觉”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可能顺其自然地感觉到或者相信，就像我们应该感觉到或者应该相信的那样。
病人在分析中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虚假情感的欺骗，就会无意识地颤抖，也可能经历一段“迷糊期”，这期间虽然是痛苦的，但也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比如，有位女患者认为，她之所以主动喜欢人，是因为她感觉自己“应该”对所有人都有喜欢之情。她可能会这样问自己：“我确实喜欢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学生吗？我对每一个人都有喜欢之情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想要解决诸如恐惧、疑惑、痛恨（有的时候，“应该”还将这些情感掩盖住了）这些妨碍人们抒发真实情感的问题，就需要让它们显现在眼前。因为病人的“求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说这是一段有建设性的时期。
内心指责压制自发欲望的程度是令人震惊的，一位病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描述了她发现“应该专制”行为后的情况：
我知道，任何事物都不能激发我的渴望，对我来说，死亡都是一种奢望，更何况那些美好的生活！究竟是哪些因素困扰着我？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渴望的事情，所以就算我将耐心、伤心事和纯粹的意志力摆脱了，我还是不能将我的梦想放弃，还是不能解决我自己的事情，也不能忍受或者控制容易发火的性格，我不能让我变得更加仁爱。
我真的不能让自己对某一种事物产生感觉，我现在真的发现了。（真的就是如此，我知道我神经过敏，而且还非常明显。）我对痛苦的了解是非常彻底的，内在的愤怒、自卑、绝望和自艾自怜堵塞着我的每一个毛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年！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动的、被逼迫的、消极的，所有的事物都是来自外面的欺骗，我现在是彻底知道这些了。很明显，我有着一颗空洞的内心啊！
有些人将善良、友好和神圣作为理想的形象，这些人的“虚幻情感”表现得最明显。温柔体贴、慷慨大方、受人欢迎、专注钟情、同情他人是这些人应有的品质，所以他们的内心也应该有这些特质。他们似乎要将善良和钟情的品质表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他们应该拥有让别人在短时间内相信的能力，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这些虚构的情感应该是一直保持着的，而且不会遭到他人的怀疑，因为他们本身不需要有支持力，也不需要有一定的深度。吴夫人是《群芳亭》中的人物，当她怀疑自己的真实情感时，要么是她遇到了一位十分诚实并且感情真挚坦率的男人，要么就是在她家里有困难的时候。
“定做的情感”没有什么稳固性，没过多长时间就会消失，在其他的方式中可以看见它的浅薄。当有人伤害了他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时，“毫不关心”“怨恨”“鄙视”很快就会占领“爱情”之路。此时，人们不太可能自我检讨：“我的思想和情感怎么这样轻易就发生了变化？”更可能简单地认定，人性方面的一些问题非常容易让一个人感到失望和挫败，还可能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地被人相信。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人们没有足够的心胸包容一些生动而剧烈的情感，这只不过在意识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真实性和说服力比较欠缺的说辞。长久以来，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都是难以猜透的、虚幻的，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人感觉他们是“骗子”。唯一不能掩饰的真实情感就是突然之间爆发的愤怒。
还有一种行为是非常极端的，在这种行为中，残酷和无情都被过分地夸大了。对于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有关自信、悲悯、温顺之类的感觉的禁忌和其他人在报复、敌视方面上的禁忌是一样大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人际关系，所以不管缺少哪一种亲密的人际交往，他们都能够生活下去，他们没有任何担忧的事情，对一些与此没有关系的事情也关心不起来，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享受。所以他们虽然是缺乏情感的人，却不是被扭曲的人。
在这两种极端与从“内心指使”产生的情感之间，后者并不完全如前者合理。“内心指使”产生的法则可能是矛盾的：你根本不能逃脱掉牺牲，因为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你应该是一个极度残忍的人，因为你需要复仇。最终的结果是，他有的时候是非常仁爱的，但有的时候他又是非常冷酷无情的。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期望与感情被阻止了很多，他们普通的情感就会消失。比如，他们想将一些限制加在某些事物上，所有活跃的期望都可能被这些禁忌掩盖住，而且还会普遍限制他们的独立行事。有些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普遍要求是因为这些限制才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让生命中的每件事情都公之于众的权利。后来，有些怨恨因为这种要求而产生，“我们要忍受生活”将在最终终止这些怨恨。
在这些普遍的“应该”与其他损害之间，人们不太容易发现前者对人们情感造成的损害。事实上，人们总是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这种“应该”就是为之付出的最高代价。我们生命中最灵活、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情感，如果情感被专制、被独裁控制，那么我们的基本生活将会非常不稳定，它一定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与外界的关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内心驱使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根本就估计不出来。在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驱动力越占优势，那么在驱动他、督促他、改变他的动力中，“应该”就越有可能成为唯一的。当“应该”的一些阻碍效果被一个远离真我的病人发现时，他仍然很难将这些所谓的“应该”放弃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应该”，那么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有的时候，为了表达出这种关系，他可能会有以下这些说法：他内心感受的具体表现（外在表达）就是如此，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办法让他人做出正确的事情，除非使用武力。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一旦“应该”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骨髓，那么他根本不会放弃这种主观的价值，除非他自身内存有的另一本能力量被他体验到。
“应该”的强制力的能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在了解这一点之后会产生一个疑问，第五章将会讨论这个疑问：当一个人发现他内心的指使不能被满足时，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先作一个简单的提示：因为他内心的指使不能被满足，他将对自己产生怨恨和轻视之情。实际上，除非我们知道“应该”与自恨之间相混合的程度，否则“应该”这种压力到底有怎样的强大力量，我们根本就不能完全了解。这种自恨应是在“应该”背后隐藏的，并且可以使“应该”成为一种真正的恐怖的力量，因为惩罚性自恨的表现就是这种“应该”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