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地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地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
‘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哪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吧。”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啊!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它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呐喊107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吧?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
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
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们渐渐地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
‘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吧。’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啊!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哪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吗?
“改革吗,武器在哪里?工读吗,工厂在哪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啊,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吗?”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地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年十月
在鲁迅眼里,辫子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剪除发辫则是国民革命与社会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乡村中一场由辫子引发的风波,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的国民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