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是爱尔兰大作家，现代主义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评价是，他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在《乔伊斯文集》即将面世的时刻，对这样一位作家和这部文集做些解说显然是必要的，也是不无意义的。
一、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
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出生在都柏林市南郊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他的父亲约翰因为积极参与自由党候选人竞选都柏林市长的活动取得成功，受到奖励，被爱尔兰总督安排在都柏林税务局做终身收税员，这份工作轻松，收入丰厚，年薪500镑，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应当属于中产阶级。父亲说，乔伊斯家族来自戈尔韦的一个望族，因此一直在家里高挂着代表家族荣耀的徽章。乔伊斯家祖上数代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曾积极支持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父亲多才多艺，为人幽默，爱好体育运动，有一副好嗓子，是当地出名的男高音，还喜爱演戏，不过，他也从祖上继承了不少毛病，如酗酒、不善理财、脾气暴躁等。家庭中几代人特别是父亲的思想、品格、脾性以及优缺点对乔伊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主人公伊尔威克的原型来自他的父亲；1931年父亲去世时，乔伊斯对友人曾说到他：“《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的幽默，其中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本书写的整个儿就是他。”[1]
父亲娶了酒类代理商的女儿简·默里，他们夫妇生了一堆孩子，在成活的孩子中，乔伊斯是4个兄弟6个姐妹中的老大。起初，他们的生活宽裕从容，衣食无忧，父母常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相聚，大家欢宴畅饮，弹琴唱歌，过得悠然自得，充满了欢乐和艺术趣味。但是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降生，家庭开支迅速增大，父亲不知节俭，嗜酒如命，又缺乏经营的头脑，因此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后来父亲因政局的变化和工作的失误丢掉了税务局的工作，只能靠领取少许退休金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从此开始陷入彻底的困境，只能靠不断抵押房地产，不断举债，不断搬家，不断降低生活水准来维持，家境的突变使家庭生活的氛围迅速恶化，由于家庭破产，债台高筑，喝得烂醉的父亲经常与母亲发生争执，甚至向她施暴，原本幸福和谐的亲情关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冷漠和相互敌视。乔伊斯的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光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乔伊斯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当他幼年随家庭女教师接受启蒙教育时，在阅读、写作、算术、地理以及诗歌吟诵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接受力；他生性顽劣，又极富想象力，他们家兄弟姐妹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他总是孩子王；他还经常编排些关于地狱之类的小戏，让弟妹们演亚当和夏娃，他演蛇（魔鬼）；如果哪个弟妹做了错事，他就叫他（她）躺在一辆红色小推车下面，他则戴顶圆锥形红色绒线帽，狰狞地嗷嗷叫着，意思是用地狱之火烧死罪人；他还常玩些恶作剧，一次聚会上，他居然将咸盐偷偷放进了玩伴们的饮料中，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像父亲一样，有一副美妙的男高音嗓子，6岁那年就与父母一起在一个业余音乐会上同台演唱。
乔伊斯的父亲对他期许甚高，决定给他爱尔兰最好的基础教育，于是在1888年9月将他送进克朗哥斯森林学校。这是一所由耶稣会教士办的精英学校，那里的教士有着很好的知识水准和教学能力。乔伊斯在这所学校完成了大部分小学课程，表现了过人的聪明才智，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吸收各种驳杂的知识，可以经久不忘，背诗歌与散文，可以过目成诵，他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得了不少奖杯；他的演唱才能引人瞩目；他还有非凡的勇气和抗争精神，一次一个同学将他的眼镜打碎了，老师误以为他为逃避学习故意把自己的眼镜打碎，错误地惩罚了他，他不是像一般孩子那样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向校长提出抗议，获得了支持。这个细节被他用在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中。当然，他也有曾因“说粗话”遭到责打手心的不良记录。但就总体而言，乔伊斯在这段学习中收获颇丰，特别是对耶稣会教义与种种仪式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他曾对一位雕刻家朋友说，他“学到了安排事物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乔伊斯进入克朗哥斯学校大约3年之后，父亲失去了收入优厚的工作，仅靠一年132镑的退休金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幸亏老家还有些房产，使他们没有立即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家的生活从此便急转直下，不得不靠典当抵押，借债度日，还要不断搬家以节约开支。乔伊斯也不得不在1891年6月从克朗哥斯退学，辍学一段时间之后，曾短期在一所以贫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继续学业。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遇到了贝尔维迪尔学校的教务长康米神父，这位原克朗哥斯的老校长，对乔伊斯印象甚好，在得知他们的现状之后，大为同情，于是慷慨相助，帮乔伊斯和他的大弟弄到了进入贝尔维迪尔学校的免费名额，使乔伊斯兄弟于1893年4月之后再次进入了著名的耶稣会学校。
在贝尔维迪尔，乔伊斯开始自觉地刻苦攻读，进一步展示了自己超群的智力。他的英文作文清新机警而富于思辨，很快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英文老师邓普西常常在班上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宣读，还说他“满脑袋都是思想”。[2]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进入这所学校第二年的春季全国联考，他是最高奖得主之一，获得了20镑奖金。除拉丁语和法语之外，他又选修了意大利语作为第三门外语。此后两年他连续获得奖学金，在这所学校的第四年，他的英语作文被推举为本年级全爱尔兰的最佳范文，并获得3镑奖金。这使他成为该校最引人瞩目的优秀学生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高年级之后，他萌发了性冲动，产生了厌倦宗教圣职的倾向；在学术志向上，决心投身文学艺术事业，开始尝试创作散文和诗歌。
1898年秋，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学院。第一学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外语的学习上。他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令教意大利语与法语的本族语教师刮目相看。他读意大利诗歌和短篇作品，和老师讨论但丁、邓南遮等意大利作家，像对于艾略特、庞德、叶芝等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极口赞誉但丁，却对弥尔顿表示不屑；认为邓南遮的《火焰》是自福楼拜以来最好的小说。他对意大利文学的广博知识与审美判断，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论《钟》的法语文章，文中用了一些象声词，还用了idee-mere作为leitmotif的对应词。leitmotif原是德文词汇，意为音乐中反复出现的主导音型，文学中常常借来指反复出现的题旨，后来也进入了英、法等西方语言中。乔伊斯别出心裁，拈出idee-mere这个冷僻的词，法语课上，老师对此大加赞赏，竟然脱口说“就凭这，我就把女儿嫁给你”。[3]
4年的大学生活中，乔伊斯逐渐放松了对于学习成绩的关注，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于人生、社会与文学的思考与写作中。他积极参加“文学与历史学会”的讨论和演讲。他的兴趣集中在戏剧上，在第二学年就写出了全面评价、高度赞扬易卜生的论文《戏剧与人生》，此文认为古希腊戏剧太程式化；莎士比亚戏剧不过是“对话式的文学”，也过时了；高乃依、梅塔斯塔齐奥、卡尔德隆等剧作家也都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注重情节，玩的不过是些幼稚的把戏；只有易卜生这样当代的新戏剧艺术家才真正值得重视。乔伊斯认为戏剧与文学不同，戏剧高于文学，文学表现个人的独特性；而戏剧却表现“人性中不变的法则”，传达人生的真谛。在他看来，易卜生正是当代新戏剧的代表。这篇文章宣讲后引来了不少批评，但乔伊斯坚持自己的戏剧观，并在不久的《双周评论》上发表了赞颂易卜生新剧《当我们死而复苏时》的剧评，这篇剧评的发表不仅使他的论敌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观点，也使不少支持他的同学获得鼓舞。乔伊斯关于戏剧与文学的这些观点自然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也好，戏剧也好，必须贴近现实生活，表现真实的人生，这是大家公认的创作原则，也是乔伊斯的追求。这篇剧评发表后，易卜生很快给予了首肯，易卜生的表彰更坚定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事实上，他后来的全部小说不仅是高度戏剧化的作品，也是在虚构中表现现实生活的典范之作。
在大学的后两年，乔伊斯把全副精力都放到了语言和文学上。他的阅读更加广博，从文学到哲学、宗教，他无所不读，他甚至还阅读过《佛教教义问答》之类的书籍。著名的乔伊斯传记作者理查德·埃尔曼说：“要确切说出19世纪后期出版的富有创意的重要著作，哪些乔伊斯没有读过，是很困难的。”[4]为了读懂易卜生的著作，他开始学习挪威语；为了阅读豪普特曼当时尚无英译的剧作，他开始学习德语。他还开始翻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兰的诗作。同时，他开始尝试写诗歌、剧本和一些后来集为《灵显》的片断文字，他还翻译了豪普特曼的两个剧本《日出之前》和《迈克尔·克雷默》。他把自己最初的剧作《光辉的事业》寄给易卜生戏剧的著名英译者威廉·阿彻求教，阿彻认真阅读了剧本，给了回信，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能、舞台想象力和轻松自如而又有效地驾驭对话的天才，同时又指出此剧背景太大、人物太多、主题不集中等不足。阿彻诚挚中肯的批评尽管对乔伊斯不无助益，但却让他不能不感到扫兴，也许正因为此，他把这部作品的手稿销毁了。事实上，阿彻这里所说的缺点恰恰成了乔伊斯后来几部主要作品的优点，即以庞大、混乱的场景为依托，再慢慢集中到一对男女的关系上，这正是《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的基本手法。
1902年，乔伊斯从都柏林大学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开始的头两年中，尽管他对文学创作充满自信，但职业取向并不十分明确，他先到爱尔兰皇家大学医学院去注册，随后到巴黎仍在寻求进入医学院的途径，旁听医学院的课程，但他的兴趣和理想无疑在文学创作上。在进入文学界的道路上，他曾获得当时已经蜚声文坛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拉塞尔、格雷戈里夫人等人的赏识和支持。在个人生活中，他结识了将与他终生为伴的女友诺拉·巴纳克尔。在巴黎与都柏林之间往返两次后，终于决心离开故国，到欧洲大陆创造新的生活与未来。1904年，他携女伴第三次来到巴黎，随后辗转波拉、罗马、的里雅斯特、巴黎、苏黎世等地，一边教英文，一边搞创作，开始了一个充满曲折与艰辛的创作历程，最终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成为20世纪的文学泰斗。
二、乔伊斯的创作
乔伊斯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爱尔兰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爱尔兰从12世纪被英国征服，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下，自19世纪中期的大饥荒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凋敝，灾难不断，人民贫困，社会生活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从19世纪末起，爱尔兰人民在民族英雄帕内尔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统治者的破坏和内部的矛盾，加上帕内尔个人生活失于检点，给蓄谋颠覆他的政敌们留下了可乘之机。帕内尔被攻下台后，爱尔兰民族运动受到极大损害，新的领导者大多是不学无术，猥琐无行之徒，他们毫无政见，却争权夺利，巧取豪夺，致使原本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陷于崩溃的境地。乔伊斯十分崇敬帕内尔，对后来那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和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天主教反动势力深恶痛绝。他深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但也清醒地看到其没落与颓败的现实。在家庭生活常不如意，爱尔兰政局混乱，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社会生活瘫痪，到处弥漫着悲观气氛的大环境下，他深感失望，他要出走，去寻找新的生活，通过文学创作充实自己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同时在道德上、精神上疗救自己的祖国。在1904年8月29日写给诺拉的信中，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的内心拒绝接受整个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基督教——家庭、公认的美德、阶级与宗教教义。”“六年前，我怀着深仇大恨离开了天主教，出于天性，我再不能置身其中了。”[5]乔伊斯公开表明向现实的丑恶、伪善宣战的姿态，他是怀着对爱尔兰既爱又恨的心理去国离乡的，这年他携诺拉奔走欧陆，既是去寻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创造新生活，也是去寻求拯救爱尔兰民族与国家的可能性；这既是他的自我放逐之旅，也是他创造经典杰作，建立不朽文名之旅。
19世纪初的都柏林汇聚了一批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文人，叶芝在诗歌、戏剧创作以及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上已经取得公认的成就；乔治·穆尔的小说与戏剧创作早已蜚声海外；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创作与拉塞尔的诗歌创作也都名噪一时，这些爱尔兰的文坛巨子团结了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学青年，配合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发起了一场旨在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建立了名为“艾比”的爱尔兰民族剧院，在爱尔兰久远的神话与民间文化中发掘素材与思想，上演以民族文化素材为主的戏剧，试图以弘扬传统与民族文化唤起民众，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乔伊斯对这些文学前辈的才华与成就非常崇敬，但对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取向却不认同，在他看来，当代的文学创作不应向后看，而应向前看，应该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遁入远古的时空中，他渴望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飞升，在展示现实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和创造。关注现实，刻意求新，这正是乔伊斯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两个原则。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文艺思潮随时代与社会变迁，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外，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运动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形成既继承又反叛的态势，到乔氏开始创作的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现代主义进入了盛期，文学中的形式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意象主义，艺术中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派、野兽派、抽象主义等种种现代主义开始向极端发展，对西方文学艺术传统形成巨大的挑战，从而使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艺术成为以现代主义为主流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乔伊斯的创作尽管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路径，但却更多地受到这些现代主义潮流的强烈影响，他在小说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大幅度革新与创造，形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甚大。
从1904年辗转欧陆到1941年逝世，乔伊斯主要创作了几十首诗、一部剧作和四部小说。小说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有一定象征色彩。它包括15个故事，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可以按照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活动的线索去理解。乔伊斯力图通过这些故事展示都柏林麻木、瘫痪、没落、衰朽的情状，表现都柏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感受的苦难、产生的幻灭和精神顿悟。在写给《都柏林人》的出版者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他明确地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为他的祖国写一篇“道德史”，因为他看到都柏林已经成了一个“瘫痪的中心”，[6]他要让世人深刻认识这一点，从而找到疗救的途径。这些故事显然受到福楼拜、契诃夫等前辈大师的影响。《青年艺术家画像》显出了更多的现代主义意味，它糅合了意识流与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参半的作品。这部作品有着极强的自传性，主人公斯蒂芬经历过的事，乔伊斯几乎都经历过。乔伊斯力图表现具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从婴幼时期直到成年的心理和精神成长过程。斯蒂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家庭生活的平庸、宗教氛围的压抑、社会环境的虚伪与冷漠中度过的。他长期为独立的人格、精神的自由而斗争，最终丢弃了宗教信仰，拒绝了耶稣会的圣职，决心在自我放逐和自由的艺术创造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这部作品有着“教育小说”（或称“启悟小说”）的结构。它的出版为乔伊斯赢得了声誉。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摈弃了传统小说编故事的叙事模式，以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象征结构总揽全篇，采用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等多种现代主义手法以及游戏的笔墨，写勃鲁姆、斯蒂芬、莫莉三个人1904年6月16日从早8时到次日凌晨2时许18个多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和精神历程。作品试图展示爱尔兰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写出人性的复杂多样。作品完全置情节和人物不顾的做法虽然未必十分可取，但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上，却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它变革了传统，超越了传统，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它被公认为现代主义的典范之作。1939年问世的《芬尼根守灵夜》大约经历了近20年的创作历程。这部作品的晦涩和神秘大大超越了已经相当难读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把意识流、语言实验和文字游戏推到了极端。全书写一家人一夜之间的梦呓。如果说《尤利西斯》是一本写白天的书，《芬尼根守灵夜》则是一本写黑夜的书。这本书表现历史不断循环往复，人类文明按轮回方式发展演变的观念。乔伊斯在谋篇布局时借鉴了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布鲁诺和库萨的尼古拉的对立统一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等理论资源，展示人在睡梦中朦胧与不确定的意识，在暗夜的睡梦中，以无所不包的宏伟气势，呈现出广袤无垠的时空，将人类的历史、现在、未来和自然、宇宙的博大、庞杂尽收其中。从总体上说，这部作品将神话与科学、现代观念与古老智慧、崇高与卑微、玄奥与明晰……融合在一起，试图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人生与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读解空间。
就内容和主题而言，这四部小说始终没有离开爱尔兰的人和事。乔伊斯以都柏林和都柏林人为起点，将审视和拷问的目光推向了世界与全人类，他笔下的都柏林是整个世界的缩影，那些具体的都柏林人，无论是《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青年艺术家画像》中的斯蒂芬，还是《尤利西斯》中的勃鲁姆和莫莉，《芬尼根守灵夜》中的HCE和ALP，既是每一个人，又是大写的“人”。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代表，既有我们大家都有的七情六欲，又有我们都可能有的爱恨情仇，既有天使般的善良，又有魔鬼般的丑恶。读者将从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艺术形式与技巧而言，这四部小说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颠覆性的创造。乔伊斯以渐进的手法，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中将革故鼎新的现代主义观念和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两部作品都有迷宫般的、万花筒般的结构，融史诗、神话、民间传说、音乐、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自然科学为一体，形成了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就叙事模式而言，这两部作品对现代英语乃至欧洲语言采取了革命性的颠覆立场，书中的许多语法、句式、一半甚至一多半词语都突破了读者熟悉的传统小说样式，乔伊斯大量创制新词新字，夹杂大量的俗语、俚语、外来语、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大大增加了陌生感与艰涩感。乔伊斯在谈到《尤利西斯》时曾说，“我在书中设置了大量谜团，要弄清它们的真意，足够教授们争辩几百年了。”[7]乔伊斯试图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不朽，他做到了。正是对人生与现实的专注以及在形式上的极端变革，使《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成为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难以跨越的经典，从而奠定了乔伊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三、乔伊斯接受与批评史略
乔伊斯的作品被接受有一个曲折、艰辛的过程。事实上，他的小说、诗作、戏剧，几乎每一部，其问世和被认可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室内乐》遭遇了三次退稿以及手稿丢失等磨难，等待了大约3年才得以出版；第二部作品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经过了更多的反复，退稿，修改，前者从1905年直到1914年出版，经历近10年；后者从1904年构思和完成、寻求出版，到《英雄斯蒂芬》以及《青年艺术家画像》的演变、在杂志上连载，经历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16年才最终成书；剧本《流亡者》的出版和演出同样遭遇了种种阻隔；《尤利西斯》遭受的磨难就更多；《芬尼根守灵夜》遭受的磨难虽然相对较少，但同样不顺利。
《尤利西斯》从1914年末1915年初开始全面构思，到1922年最终成书，经历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从1918年3月开始，由于美国诗人庞德的大力支持，美国杂志《小评论》开始连载这部作品，不久，伦敦的《自我主义者》也开始连载。但是，纽约一个类似扫黄除恶的机构却始终盯着这部作品不放，他们声称作品中有邪恶、淫秽的内容，因而不断扣留、烧毁寄到当地的《小评论》，更为严重的是，竟于1920年向法庭提起控诉，法庭判决杂志编辑有罪，并禁止继续登载这部作品。禁令一出，原本有意出版此书的出版商们纷纷退缩，《尤利西斯》出书的前景立刻变得十分暗淡，乔伊斯的心情也因此一落千丈，以至悲观到认为自己的书恐怕永远出不了了。《芬尼根守灵夜》从开始动笔到1939年5月4日面世，历时16载，其间也备受争议和责难。
乔伊斯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不断进行修改，他的修改更多地出于己意，他总是刻意求新，新的点子总是不断冒出来，他明确地表示，要在作品中设计隐藏大量的谜团，好让教授学者们忙活几百年来破解他的真意。他以为，只有保持作品的神秘与晦涩，才能使他的作品与他自己不朽。
尽管乔伊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他毕竟不能让外界长期对他的创作一无所知，事实上，在《尤利西斯》连载于《小评论》等杂志的过程中，他已开始向亲朋好友星星点点地透露书中的机关。1920年9月，他在给美国艺术经纪人约翰·奎因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说，《尤利西斯》采用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结构，同样可以大致分作三个部分，与《奥德修纪》中的三分结构对应，还提出了三部分中各章对应于这部荷马史诗的标题。与此同时，他给意大利作家卡尔洛·里纳梯草拟了一个提纲，进一步说明这个讲述了一天的故事其实是以色列和爱尔兰两个民族的史诗，它不仅有与《奥德修纪》平行的结构，还将每一个时辰、每一种人体器官、每一种艺术的游历与书中人物的游历交融为一体。翌年12月，他又将这一提纲稍加调整，借给了瓦雷里·拉尔博，以便让这位对他格外感兴趣的法国作家、评论家能够更好地在其即将举办的公开演讲中向公众宣讲。后来，他还向最早为他写传记的赫伯特·高尔曼说明书中人物地名与《奥德修纪》中人物地名的对应。
《芬尼根守灵夜》中乔伊斯设计的谜团、隐藏的机关大大超越了《尤利西斯》。我们不妨以书名稍加说明，“芬尼根守灵夜”来自一首民谣Finnegan's Wake的题目，说的是一个泥瓦匠蒂姆·芬尼根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死后，闻到酒香又复活的故事。乔伊斯将Finnegan's Wake中表示属格的符号（’）去掉，变成Finnegans Wake，这样，wake就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既是“守灵夜”，又是“复苏”；同时，这个复数的Finnegans既包含了蒂姆·芬尼根这个具体的个人，又泛指每一个人；此外，这个字还与爱尔兰传说中的英雄芬恩·麦肯豪尔（Finn Mac Cumhail）发生关联。这样，这个书名就将爱尔兰、北欧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也将具体的个人与全人类联系了起来。显而易见，乔伊斯将这个书名用作了结构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通过“堕落复活”（Fall-Resurrection）的暗示，与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联系起来，使全书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对于这一书名，他一直守口如瓶，秘而不宣，除诺拉和一位在出版前不久猜出书名的密友外，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构思之初就确定的书名，而一直沿用《进行中的作品》这样一个临时的名字，直到正式出版。但他同样不能完全对外界封闭一切信息，事实上，他从未停止寻机向外界流露书中的关节以及尽早让世人看到作品真面目的途径。他向朋友们说明，他在此作中将要写梦境，也通过不同渠道提及或暗示了书中人物、梦境与爱尔兰传说、《凯尔斯书》、世界史等多方面的关联。在他与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此书的大部分于1927年4月至1938年4—5月在先锋派杂志《变迁》上连载17期。差不多与此同时，由于他的暗示和指点，[8]贝克特等与乔伊斯交往密切的12位作者写出了从不同角度读解这部作品的评论文字，其中大多数也发表在《变迁》上。
批评界对《尤利西斯》从一开始就贬多于褒。有人说这部作品“杂乱无章”，充斥了“淫秽、无聊”的内容，作者简直就是个“疯子”，这种文学只能算是“茅厕文学”；有人说，作者是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有人说，作者是使整个都柏林蒙受羞辱的“无耻之尤”。甚至连一些著名作家都对这部作品充满反感和敌意。弗吉妮娅·伍尔夫说，这是一本“没有教养的书”，好像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的作品；埃德蒙·高斯说，这本书写得“乱七八糟，趣味、文体，所有一切都臭极了”；保尔·克洛岱尔说这是一本“恶魔般的”书；纪德说这是一本“假冒的大作”，后来有人建议将这本书的法译本收入他当时主管的《七星丛书》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乔伊斯的同胞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也对他嗤之以鼻，说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没有出身，没有教养”，说《尤利西斯》是一本“无望”的书。不过，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对他则持肯定的态度，庞德、艾略特、叶芝、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都不同程度地赞扬了他。而更多的人则对他毁誉参半，甚至连他的弟弟斯坦尼也在赞扬的同时提出了批评，他赞赏作品写出了“整个”都柏林，但却说它缺少明晰与温暖，有些章节的技巧“糟透了”。[9]
《芬尼根守灵夜》出版后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尽管由于《尤利西斯》的问世，乔伊斯已经大名鼎鼎，但人们对此书的反应依旧冷淡，评论界的反应同样是贬多于褒。贬损者说这本书简直是在发疯，甚至说它开了一个持久且极端乏味的玩笑，即便是褒奖者也大都小心翼翼，说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杰作，但仍需要研究，需要时间来检验，只有极少数人如哈利·列文、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对它作了中肯且公正的评价。
《尤利西斯》出版后，随着读解的逐步深入，乔伊斯批评开始形成规模，大量的导读与批评论著涌现出来。在早期的《尤利西斯》批评中，有三部书至关重要。1930年，乔伊斯的挚友，英国批评家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专著最先向学界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尤利西斯》在总体上暗藏的荷马式结构，与《奥德修纪》加以对照，逐章指出了相关的主题、母题、颜色、关联等，并对一些晦涩的文句做了注释。同时，此书也指出乔伊斯一些重要观念的来源（譬如，贝拉尔的《腓尼基人与奥德修纪》和辛奈特的《佛教秘义》等）。[10]1934年，乔伊斯的另一位挚友，英国画家弗兰克·勃金出版《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勃金这本书记录了一位艺术家与一位小说家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又提供了这部小说创作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既有传记成分，又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解析了这部作品形成的过程，正如著名乔学者克莱夫·哈特在这本书“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尤利西斯》复述了《奥德修纪》的故事，而勃金这本书则复述了《尤利西斯》的故事”。[11]1941年美国批评家哈利·列文写出了《乔伊斯导读与评点》。这本书是第一部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影响重大的解析与评点《尤利西斯》的专著。它包含了对《尤利西斯》全面的解析和切中肯綮的评点，特别指出了乔伊斯非凡的原创性和深广的传统意识。而且对乔伊斯做出了明晰的评价，将其置于与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英国文学大师同列的位置，为美国后来的乔学确定了基调。[12]
到六七十年代，有更多的论著问世，在读解、导读类著述中，重要的有：美国学者韦尔登·桑顿的《〈尤利西斯〉中的暗示：注释性条目》和唐·吉福德的《〈尤利西斯〉注释》。这两本书对《尤利西斯》逐章逐句做了细致的笺注，在语言文字、典故征引以及篇章结构上用力甚多。它们既有重叠又有区别。桑顿的注释紧扣文本，尽力发掘文本中具体字句的暗示与涵义；而吉福德的注释则较多关注文本间的指涉，尽力提供更多关于语境的阐释。[13]此外，哈利·布莱迈尔的《勃鲁姆日书》也颇具特色，此书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对《尤利西斯》的18章做了逐页梳理，把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象征、语言游戏、征引等综合在一起加以解析。作者在30年后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第三版），更名为《新勃鲁姆日书》，这个新的本子不仅在内容上做了个别的修订，而且标注了三个当今通用版本（盖勃勒1986年修订本、牛津大学1993年“世界经典”本、企鹅1992年“20世纪经典”本）的相应页码。这个新版本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读者的导引作用远远超越了他30年前的旧作。[14]
在导读类批评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尤利西斯》批评开始从多视点、多侧面向更深、更广角度开掘。出现了许多乔学家和有分量的论著，批评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从早期较多侧重形式开始向全方位挪移，批评家们开始从语言、文体、形式、结构、主题、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切入讨论，从而使《尤利西斯》批评获得了飞跃式的进展。
欧文·斯坦伯格在其《〈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及其他》中将《尤利西斯》看作爱森斯坦电影式的蒙太奇结构，指出乔伊斯运用意识流手法描述人物的心理过程，形成断裂的叙事碎片，是一种全新的叙事实验。卡伦·劳伦斯在《尤利西斯文体的奥德修纪》中试图从一种新的时间角度来读解这部作品，她提出，作品中文体的变化是一种修辞实验，具有某种总体的方向，而这些文体上的变化在断裂过程中迫使读者对自己的阅读期待不断做出相应调整。休·肯纳早在其1955年出版的《都柏林的乔伊斯》中就率先提出乔伊斯把戏仿、反讽等修辞手段作为重要创作技巧的事实，30年后又在其《尤利西斯》等著作中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进一步论述了这部作品的文体变化。雷·戈特弗里德的《尤利西斯的句法艺术》钩沉索隐，对世纪之交都柏林与本书有关的档案记录、报章杂志、回忆访谈等方方面面的材料做了认真细致的爬梳，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并将这些新材料与文本相互比勘，从而将作品的表层与其深层的象征区别开来。安东尼·伯吉斯的《詹姆斯·乔伊斯语言导引》和科林·麦卡伯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文字革命》以《尤利西斯》为底本，深入分析乔伊斯的语言文字技巧，着力挖掘其语言实验的革命意义。威廉·廷达尔的《乔伊斯解释现代世界的方式》从人性、家庭、社会关系、现代人的心理、语言与文字、神话与象征等不同层面讨论了乔伊斯对现代世界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海沃德·埃里希编选的《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主义》把乔伊斯置于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绘画的语境中，集中讨论其现代特色。克莱夫·哈特和戴维·海曼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选收了18位一流乔学家分论《尤利西斯》18章的文章，通过精细的阅读，从文体、色调、视点、叙事结构、象征意义等不同角度，着重论述了这部作品在形式、技巧、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兼作内容与意义的讨论。扎克·波温的《乔伊斯作品中的音乐暗示》和《勃鲁姆古老甜蜜的情歌》不仅从《尤利西斯》等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体等角度分析乔伊斯对音乐的应用，考稽作品中与音乐有关的源流，而且结合作品就音乐与现代主义、音乐与宗教仪式、音乐与喜剧等方面做了有力的理论阐发。克丽斯塔玛利亚·海伊丝的《艺术中的乔伊斯》收入了2004年都柏林“艺术中的乔伊斯”展览中的精品，对这些展品做了精彩的理论探索，展示了乔伊斯对当代造型艺术的巨大影响。托马斯·波克达尔的《乔伊斯的电影和小说》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造型艺术、现代主义等多个层面切入乔氏作品，对文学与艺术关系的研究不无意义。
谢尔登·勃利维克的《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乔伊斯》和《符号的面纱：乔伊斯、拉康和知觉》以及理查·布朗的《乔伊斯和性》、路克·舍斯顿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心理分析问题》等作是从心理分析、性等角度讨论乔伊斯的代表作。博妮·凯姆·司各特的《乔伊斯和女性主义》、苏塞特·汉克的《乔伊斯和欲望的政治》及其与埃琳娜·温克勒斯合编的《乔伊斯作品中的女人》等作在心理分析与性的结合中又添加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此外，布鲁斯·纳德尔的《乔伊斯和犹太人》、奈尔·戴维森的《乔伊斯、〈尤利西斯〉及犹太身份的建构》、詹姆斯·费哈尔的《乔伊斯和历史问题》、德莱克·阿特里奇编选的《半殖民的乔伊斯》、西姆斯·芬尼根的《詹姆斯·乔伊斯和以色列人以及流亡中的对话》、约瑟夫·瓦兰特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正义问题》、艾玛尔·诺兰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民族问题》、文森特·程的《乔伊斯、种族和帝国》、特莱沃·威廉斯的《乔伊斯的政治读解》、凯思·布克尔的《尤利西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帕特里克·默吉的《马克思之后的乔伊斯》等作讨论乔伊斯以及《尤利西斯》和意识形态、政治、民族、种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角度。
《芬尼根守灵夜》批评中最重要的第一本书是1929年出版的包括前述12位论者文章的文集。按照乔伊斯的建议，此书化用了《芬尼根守灵夜》第三部中的一句话做书名，称作《为将〈进行中的作品〉引入正途对其事实虚化的审查》。[15]这一开创性的文集出版后开始在学界流传，对人们破解这部当时还在连载的“天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44年，约瑟夫·坎贝尔和亨利·莫顿·罗宾逊合作的《〈芬尼根守灵夜〉枢钥》问世，此书集中讨论《芬尼根守灵夜》中的神话因素，对其情节与结构作了细致分析与解读，对后人启发甚大，是读解这部作品不可或缺的入门书。[16]到50年代中期，阿德琳·格拉申发表了《〈芬尼根守灵夜〉人口普查》，并在随后的20年中相继出版了《二查》和《三查》，对其“首次普查”做了进一步修订和扩充。此书按字母顺序清晰地梳理了《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人物关系，对书中专名的转化做了细致辨析，其重要性可与坎贝尔之作相提并论。[17]50年代末60年代前半期，詹姆斯·阿瑟顿出版了《相关之书：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文学典故研究》、克莱夫·哈特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的结构和母题》、伯纳德·本斯托克出版了《乔伊斯再苏醒：〈芬尼根守灵夜〉解析》、杜妮娅·克里斯提尼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的北欧因素》[18]等，对此书的结构、主题、典故、来源、外来因素作了精审研究。
从6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深入的导读性著作相继问世。威廉·廷达尔1969年的《〈芬尼根守灵夜〉导读》是此类书中的第一本，此书在导言中对《芬尼根守灵夜》作一般介绍，然后对17章逐章解读，从总体到局部，既突出了章节的细节，又注意到其中的关联。大约10年后，罗兰·麦克休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笺注》，对这本书逐页逐行做了深入细致的注释。又过了近30年，埃德蒙·爱泼斯坦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导读》，此书在向文本作纵深开掘的同时，更多从观念上关注了全书结构的总体把握。[19]这三本书与前述贝克特、坎贝尔、格拉申三书一样，是读解《守灵夜》绕不开的入门工具书，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专家都必须将其置诸案头。
这一时期中有不少研究性著作引人瞩目，其中，玛格丽特·所罗门的《永恒的几何交配家：〈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性宇宙》以讨论此书中性与几何形态的关系著名；玛戈特·诺里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结构分析：丧中心的宇宙》对此书做了精彩的结构解析；帕特里克·麦卡锡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谜语》探讨乔伊斯使用谜语的策略及其对主题的重要意义；芭芭拉·迪伯纳德的《炼金术与〈芬尼根守灵夜〉》揭示书中的炼金术意象及其寓意；约翰·毕肖普的《乔伊斯的暗夜之书：〈芬尼根守灵夜〉》对此书梦幻般的语言做了见解深刻而颇具说服力的诠释。
《芬尼根守灵夜》出版后，随着对乔伊斯读解的不断深入与研究的逐步展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贡献。1982年在庆祝他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中，1月31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专版发表署名文章，将他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相提并论，认为“现代文学如果没有他”将如同现代物理学没有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1998年，附属于兰登书屋的现代图书馆组成10人的专家评选委员会，评选出20世纪“最佳100本小说”，他的《尤利西斯》高居榜首，《青年艺术家画像》名列第三，甚至连《芬尼根守灵夜》也进入了名单（第77位），后来他们又请读者评选，《尤利西斯》依然在百本之中。1999年春，法国《世界报》遴选20世纪最好的书，《尤利西斯》名列第28位。2002年，挪威图书俱乐部请来自54个国家的100位作家每人从古今世界文学作品中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10部作品，形成100本最佳世界文学作品丛书，并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序发表，《尤利西斯》名列其中。2003年10月12日，英国《观察家报》发布古今100本最伟大小说榜，《尤利西斯》位列第45。今天，有关乔伊斯的课程已经遍及世界许多大学的讲堂，他的作品被译成了世界上多种不同的文字；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与音乐剧；学术界创办了多种专门研究他的期刊杂志；经常有许多以他为题目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各地举行；6月16日（即《尤利西斯》中所写的那一天）被命名为“勃鲁姆日”，每年这一天前后世界许多地方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性活动；研究他的论文和专著在不同语言中不可胜数，对他的读解与研究在西方已经从一种专门的学问上升为一种产业（industry）。尽管对他的不同读解与评价将长期存在下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已经牢固地站在西方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前沿，像莎士比亚等大师一样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四、乔伊斯在中国
国人对乔伊斯的认识并不晚。20世纪20年代，《尤利西斯》刚刚在巴黎诞生时，正在剑桥的徐志摩立即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乔伊斯的创造性在诗人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他热情洋溢地赞美说，这本书“最后一百页那真是纯粹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非但大写字母没有，连，。……？：——；--！（）《》等可厌的符号一齐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奡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而在国内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也注意到了这部作品，但他的看法却冷静、客观了许多。他把乔伊斯说成一个“准大大主义”（即今通称的“达达主义”）的“美国”作家，既讲到了人们对这本书的“责问”与“谩骂”，也讲到了部分青年对它的“热心赞美”。
30年代，中国对乔伊斯的认识和了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对西方文学兴趣不断增长的氛围中，关注乔伊斯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赵景深、赵家璧、郑振铎、高明、徐霞村、费鉴照、周立波、杨晶溪、汪惆然等人都以不同形式提及了乔伊斯。他们的绍介或译自他人，或出自本心，使国人对这位现代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更为可喜的是，乔伊斯的作品被首次译入中国。1934年的《文学》期刊上刊登了傅东华译乔氏短篇之作《复本》（即本文集中的《何其相似》），傅氏译笔平实，文前还附了一个对乔伊斯的短小介绍。可谓乔氏汉译的开篇。
1935年，周立波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一定分量的批评性文字，对乔伊斯的创作做了比较全面的评介，他看到了乔伊斯“奇特的形式”，指出正是这些推到“极端”的技巧成就了乔伊斯“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但他又说，乔伊斯作品的内容是“空虚的”，人物是“猥琐的”、“淫荡的”，这种“歪曲现实”的创作观使他“独特的形式”失去了意义。周氏这一总体上十分左倾的观点无疑受了当时苏联日丹诺夫等人的影响，为50年代后国内学界将乔伊斯看作西方“颓废文学”代表的观点定下了基调。
40年代国内学界对乔伊斯的基本立场是褒多于贬。1941年乔伊斯谢世后，《西洋文学》期刊集中推出了纪念性的“乔易士特辑”。这个特辑在“乔易士小传”后收录了宋悌芬译自《室内乐》的乔诗二首、郭蕊译的短篇小说《一件惨事》、吴兴华译的《友律色斯插话三节》以及张芝联译自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中论乔氏专章的前两节。编译这个特辑的几位作者，特别是吴兴华，既有深厚的中外文学功底，又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敏锐与自觉。吴兴华还在此前的一期中发表了评介《芬尼根守灵夜》的文章，他的翻译和评论表明，他不仅钻研了这本当时还十分难懂的“天书”，而且对乔伊斯有了非凡的理解。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包括乔伊斯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都被归为颓废派，长期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乔伊斯才随着西学第二次东渐的大潮，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从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国内学界对乔伊斯的翻译与研究已经达到了较快较高的发展阶段。乔伊斯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有了汉译，研究性的文章与专著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尽管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还远不能与西方的乔学相比拟，但就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而言，已经获得了十分可喜的进步。
如今，乔伊斯的大名国内文学界、读书界不知道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但是要说真正了解他和他的创作的人已经很多，恐怕也不是事实，甚至能够通读、读懂《尤利西斯》译本的人恐怕也不多。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大约还是乔伊斯的名声太大，而他的书又太难读。
五、关于这套文集
这套文集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在出一套《世界文豪书系》的丛书，乔伊斯自然被列入了其中，由出版社王亚民、刘硕良与社科院外文所王逢振策划，他们知道我一直在研读乔伊斯，同时也在翻译《尤利西斯》，故邀我共同来完成这部“全集”，约定由我负责《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节本）和《乔伊斯书信集》诸卷。大约到2004年末全书初稿完成，出版社也印出了各卷的清样，只待修订后付梓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尤利西斯》的修订无法集中进行，时断时续，拖了时间，虽然当时负责此书的孟保青主编极为宽容，一再允诺延缓，但终因我个人的原因而未能使出版社按原想的时间出版此书，这是应该向河北教育出版社深表歉意的，同时也要向一起合作的逢振兄以及其他译者，向期待此书的所有读者表示歉意。现在此书终于要问世了，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河北教育社编辑时期所谓的“全集”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集，因为《芬尼根守灵夜》只是一个节译本，现在将“全集”改作“文集”，显然要更合适些，但因为全书还包括了一本由乔学者撰写的《乔伊斯评论集》，因此称其为“乔伊斯”文集仍有名实不相符合处。不过，由于这本“评论集”对于理解乔伊斯十分重要，难以割舍，因此只能放在“文集”中了。
二、这套文集包括乔伊斯作品7卷：《都柏林人》1卷，《青年艺术家画像》1卷，《尤利西斯》2卷，《芬尼根守灵夜》（节本）1卷，《乔伊斯诗歌·剧作·随笔集》1卷，《乔伊斯书信集》1卷，《乔伊斯文论政论集》1卷，另有《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外1卷，共9卷。
三、《文集》各卷的译者大都是乔伊斯的研究者，考虑到乔伊斯的艰涩、复杂和独特性，对乔伊斯有了一定研究之后再来翻译其作品似乎更合适些。文集各卷所依据的原文都是可靠的版本，译者在各自的前言或译序中将对乔伊斯及该卷作品做出各自的诠释。
末了，我还要感谢接手出版这套文集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本书责编冯涛先生，他们的远见卓识、严谨宽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祈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对国人的乔伊斯读解和研究作出贡献，也期待着听到广大读者以及专家学者的批评。
刘象愚
2012年秋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