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存历史材料，在张京同志的支持下，我于1998年编印了一本小册子《我与出版》。转眼十四年了。
这十四年，我又写了一些与出版有关的随笔。有对当年“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回忆，有胡耀邦、杨尚昆、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川版书的关怀，有回忆彭德怀《最后的年月》一书被停售前后的过程，有缅怀江明、袁明阮和崔之富的情愫，还有一些讲话和短文。篇目最多的是我与作家的交往。我始终认为，密切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搞好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老诗人冯至当年称赞四川出版人“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对不是“出版商”这个说法曾有过争论，理由是现在是市场经济，图书是以商品形式出售的。我以前说过不在“商”字上搞文字游戏。图书有两重性，既属于商品，又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能简单地以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对社会效益好但发行量不大的图书，或列入公益图书，给予补助；或在出版社内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也可自费出书。这是文化积累和传承。至于不当出版官（巴金老人也很强调这一点），就是要与作家和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思想、写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服务并发扬他们的长处，包括向他们学习。
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出版社定性为企业，要自负盈亏。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空谈无用，需要探索和创新。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期待并相信当今的出版人会做得更好。
2012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