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中，《连城诀》部头不大，分量却不轻，这是人类文学史上一部深掘人性底蕴的奇书。尤其读到后半部，实在惊心动魄。本人特将评点《连城诀》时所写的后六章的回评整理出来，与广大“金迷”共享。
第七章
《连城诀》共十二章，至第七章恰为本书后半部之开始，而布局至此恰进入一大转折。前半部疑云漫天，后半部想象遍地。好一场大雪崩，洗出人性之底色。睹罢想象，恨无塌天之雪崩，掩尽人世丑恶。
第七章名曰《落花流水》，这本是中原四大豪杰——人称江南四老，又称江南四奇——响当当的名号，他们分别是“仁义陆大刀”陆天抒，“中原无敌”花铁干，“柔云剑”刘乘风和“冷月剑”水岱。四人率领二三百中原豪侠，长途追杀一个淫暴无比的西藏血刀僧——血刀门的掌门血刀老祖，从湖北一直追到川藏交界的大雪山。血刀老祖孤身苦战，又携带着断腿的狄云和水岱的女儿水笙，两匹马一死一跛，眼看将入绝境。不料一场大雪崩阻断了群豪后，奇峰迭起。先是花铁干偷袭血刀老祖不成，反而误杀了刘乘风。接着血刀老祖在雪底下斗杀了陆天抒，随即又设奇谋斩断了水岱的双腿，最后在内力耗尽的情况下，用心理战逼降了已成惊弓之鸟的花铁干。“落花流水”四大豪杰每个人的武功都与血刀老祖在伯仲之间，结果却反被血刀老祖杀得“落花流水”。血刀老祖在逻辑上固已先被设定为人性极恶之代表，然而在此“大恶人”之对比下，所谓中原豪侠，智勇皆非敌手，尤其令人惊骇之处是，所谓“侠义”，在生死紧急关头，竟可荡然无存。相形之下，血刀老祖不但神勇凛凛，看他算得准、把得牢、做得彻，处处使人胆寒，而且这老儿心口合一，毫不忸怩作伪。人性恶到极处，反而显出一股至刚至大的真诚。所谓“落花流水”，是乃浪得虚名。人生一世，欲作大圣贤固然难于登天，即便欲作血刀老祖这般顶天立地之恶汉，环视宇内，能有几人？为人但有真性情，传世岂无好武功——血刀老祖乃金庸作品中上上人物也！
金庸小说反面人物有三绝。《连城诀》之血刀老祖，《天龙八部》之南海鳄神，《笑傲江湖》之采花大盗田伯光。三人一净、一丑、一生，皆为拿得起、放得下、重原则、轻生命之硬汉。血刀老祖救过狄云，南海鳄神救过段誉，田伯光救过令狐冲。人生于世，自当结交良善，但倘无真良善可结交，则不若与此三绝为友，生得豪壮，死得痛快，岂不胜过与蝇营狗苟之辈终日厮混哉！
第八章
第八章写水岱和血刀老祖死后，狄云、水笙、花铁干三人困于雪谷之内数月，狄云、水笙以兀鹰为食，水笙为狄云织成一件“鹰服”。此章名为《羽衣》，深得戏剧艺术中道具妙用之法。世上美人显贵万千，谁曾穿过那兀鹰羽毛织成之衣？一件羽衣，几多鹰尸？狄云水笙数月之生命延续全赖此也。水笙原来以为狄云是血刀老祖的徒孙，一直骂他“小淫僧”。而借此羽衣，既写出水笙对狄云认识之转变，好感之渐生，及名门小姐不肯口头认错而以实际行动表明细密心思之含傲带羞，又写出狄云性格之质朴而自卑，更写出与群侠前来营救的水笙之男友汪啸风不能释怀之块垒。一件羽衣，其重几何？
此章对花铁干穷追猛打，撕开全部人性恶之底蕴，配以愚众之喧哗，点面结合，骂尽自以为是之“正义”君子。花铁干贪生怕死，向血刀老祖跪地求饶。血刀老祖死后，又用水笙来讨好“小淫僧”。自身穴道一解，先是吃了水笙的马肉，后来又吃光了结义兄弟陆天抒、刘乘风的尸体。群侠入谷后，他自称“手刃恶僧”，又污蔑狄云、水笙行为不端。金庸写出花铁干“几个时辰之间，竟如变了一个人一般”，一位几十年并未做过什么奸恶之事的名侠，在极端情境下，“数十年压制在心底的种种卑鄙龌龊念头，突然间都冒了出来”。这是对人类心理层次的深刻洞视，也代表了20世纪文学人物塑造的新高度。
从结构上看，第七章杀得日月无光，令人回肠荡气，而这第八章则处处令人憋闷欲吼。同是大雪深谷，第七章局面之主人为血刀老祖，犹如一盏灯塔，照彻四面八方；而第八章中没有英雄，前一半是一个伪君子加两个窝囊废，后一半是受伪君子欺弄之乌合愚众，秉“公心”，持“正义”，搅得乌烟瘴气，连老鹰都不愿来做看客。此乃一张一弛之结构法，读金庸小说，大可伸缩血脉，通贯筋骨，收神照功，血刀经养生之效也。
第九章
这第九章叫《“梁山伯·祝英台”》略有些不妥。因为全章主旨是披露万震山、言达平、戚长发师兄弟互忌互残之内幕，尤其写出出乎狄云意料的言达平竟也“心肠如此恶毒”。而狄云回顾往昔与师妹戚芳之言笑晏晏，其中以“梁山伯·祝英台”命名之蝴蝶一节，只是一个小插曲。此章主要写言达平在戚长发故居大规模挖掘“聚宝盆”，万震山率众前来劫夺，回乡寻师的狄云救了当年救助过自己的“恩公”言达平。故此章不如名为《聚宝盆》或《恩公》更佳。言达平本为狄云之恩公，但至此狄云反为言达平之恩公。言作狄恩公时，不过是假仁假义地利用之，而狄作言恩公时，却是明知此人之险恶及对己之利用，却仍怀滴水涌泉之心，奋勇救之。两相对照，可知金庸并非否定情义之存在，而是在痛揭大奸大伪的同时，深切称许人间真正之侠义。读者若见万、言、戚之行径而否定一切师徒之情，见《连城诀》之阴天险地而灰心人间正道，则大谬矣。
本章为狄云出雪谷后初次独闯江湖，带着丁典和血刀老祖的超人武功，带着惨痛的身世和险恶的经历，学会了冷静观察和忍耐，学会了把握时机和伪装。透过这个视角人物，读者眼中的世界越来越从迷茫到分明，从烟云笼罩到真相大白。这也是结构上的一个大过渡，从雪谷中真刀真枪的拼杀，将要过渡到一幅更加阴森凄惨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狱图。看官，您坐稳了吧。
第十章
第十章名曰《唐诗选辑》，甚含玄机。这一章又是巧用道具，一本《唐诗选辑》用得出神入化。它既是狄云戚芳青梅竹马感情的见证，又是万震山、言达平、戚长发师兄弟弑杀师父梅念笙的罪证。村女戚芳用它夹鞋样，假郎中狄云用它暗露身份，万震山、万圭父子用它破译《连城剑谱》，小女孩用它做游戏……但就是没人用它来读唐诗！我为唐诗研究诸学者一哭。回想戚长发装愚充傻，故意将“唐诗剑法”讲成“躺尸剑法”，将“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生生讲成“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令人喷饭之同时不禁深深思考诸多文化命题。读之令人神采飞扬之“唐诗”二字，竟可摇身一变为令人毛骨悚然之“躺尸”。鲁迅曰仁义道德中有吃人藏焉，是则“唐诗”、“躺尸”之辨，非为无稽狡狯之笑谈，乃深寓文化颠覆之忧患也。中国人号称“敬惜字纸”，实则常常并不以书为书，或以为中有“黄金屋”、“颜如玉”，以搜宝礼佛之心待之；否则视之如敝屣，以之裹物覆瓯代薪解秽。一册《唐诗选辑》，写尽书在中国之辛酸命运也。
戚长发视若命根之《唐诗选辑》，收藏不够精心，轻易被女儿戚芳翻去，此一关节，难令细心读者心服，当有更圆满之解释为好。
此章中狄云虽历磨炼，终究本性为人不忍，故成不得甚事。本想亲眼瞧瞧仇人万圭中了言达平的蝎毒后如何受苦而死，结果见到成为万圭媳妇的戚芳后，反而鬼使神差地留下了解药。戚芳在万家这所“阴谋大学”里耳熏目染，变得机敏有谋，但其识见尚不如狄云。而欲在万家掉花捣鬼，不啻兰亭卖字，班门弄斧，险矣！《红楼梦》云：“质本洁来还洁去”，本性良善之人，纵学得一身阴谋诡计，终难领袖群魔，徒戕心智，不若早日抽身，坐看水穷云起也。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砌墙》，重点写万震山的拿手好戏——密室杀人，自导自演“广播剧”以惑人眼目，再把被害者砌入内墙。然而心念作祟，常常半夜起来，在梦游状态下凭空表演拆墙砌墙的“哑剧小品”。从上一章后半，狄云离去，戚芳便成为视角人物。狄云已经多历险恶，而戚芳尚满目良善，故从戚芳之视角，更能显万氏父子之毒。而狄云虽离去，作者并未将他忘却，宛如一彪伏兵，由暗线控制，当发之时，一鼓而奏凯。然狄云与戚芳，本性皆为村夫村妇，纵有通天本领，亦斗不过宵小奸贼。于此可见金庸把握人物之准确，并不以感情好恶制造形势之向背也。
砌墙一事，情节上甚为妖邪诡异。年少初读时，为之夜不能寐，起而模仿。后读精神分析理论，乃知万震山此举，出于潜意识之得意与恐惧。人作一分恶，便积一分毒。大恶之人，心脉必损，宜乎其有种种变态举动。金庸之洞彻人心，融会理论，令人深深折服。
此章情节有十大转折。戚芳撞见公公砌墙，一也；万圭发现戚芳盗书，二也；万氏父子谋杀吴坎，三也；万震山意外中毒，四也；戚芳挟药逼问，五也；万氏父子夺药杀芳，六也；吴坎尸体不见，七也；狄云救出戚芳，八也；戚长发尸体亦不见，九也；戚芳去而不返，十也。每一转折，俱令人紧张挂牵，心潮起伏。如此妙用悬念之法，出自侦探小说之启迪，而又远远超乎侦探小说之上。吾无以名之，但闻其奏刀莫不中音，但观其以无厚入有间，乃捻须而叹曰：“咦！进乎技矣！”
第十二章
此章为全书煞尾，名为《大宝藏》，似寓大团圆之意，实乃深含机锋之反讽。何为人生“大宝藏”？珍珠财宝乎？而珠宝乃驱人直入兽丛。珠宝本亦美物也，然为求珠宝而尽舍人生其他有价无价之宝，则珠宝适成毒药也。即对狄云而言，麻溪铺少年时代，才是大宝藏，“空心菜”才是大宝藏。然人往往非历经荼毒，不知真宝藏之所在。金庸是大慈悲菩萨，故令一生辛酸悲苦之狄云终有一欢欣结局。他离开丑恶的人世，回到藏边的雪谷，远远望见水笙在那里等着他……但是谷中日月长，10年、20年之后呢……
《连城诀》本名《素心剑》。“素心”之意，与“空心菜”近，乃是从正面命名。而后改为《连城诀》，乃是从反面命名。可见金庸此书重在痛揭人生之阴暗面。所谓“连城诀”，正如“大宝藏”，听上去价值连城，而实际上竟是戕人性命，灭人心魄之招魂幡。何以人人为争财夺宝而变得猪狗不如？欲望作祟于其中也。故人必怀“素心”之剑，斩欲魔，去贪心，而后可以畅享亲友天伦之乐也。
本书开头，戚长发教授徒弟“躺尸”剑法。迨至结尾，果然“躺尸”遍地。一部《连城诀》，惨烈至极，俨然一幅人间地狱图也。狄云若论武功，已是江湖一流，然而如此江湖，如此世界，纵然人莫予毒，生于其间，又有何乐趣可言？是故狄云也要“退隐”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之结尾多是阳光灿烂，洒满征途，英雄们高歌猛进，战斗正未有穷期……而同一时期之金庸小说却“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此不仅地域、语境之差别，亦文学观、人生观之大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