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创造历史的人，往往不大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
不知不觉间，《启明星》居然走过将近20年的路了。它的历时性本身就是一件殊勋，遥想北大百年校史上灿如星斗的学生刊物，最著名者要算《新潮》吧？然而《新潮》的寿命只有短短的3年。我们可以套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说《启明星》是北大校史上“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80年代初《启明星》问世的时候，其他的学生刊物也不少。好像雨后的蘑菇，不用特别撒尿也能长得又靓又酷。那时的北大学生号称“八千精英”，狂得很，办个把刊物就觉得自己是傅斯年、罗家伦；能写一两首“小草打了个绿色的喷嚏”，就觉得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二里多地。81级文学班得了几次拔河冠军，就在毕业纪念册上公然大书：“文81威震北大中文系！”文82有位怪杰叫娄一斗，据说天下才气一共十斗，曹子建才高八斗，他占一斗，其余的天下人合占一斗。文83有9名各省市的高考文科状元，至于榜眼、探花则不计其数，一个个怀才不遇的样子，叫嚣什么“北大多才子，燕园少佳人”。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大作家，墙报和刊物上一长串伟大的笔名，什么“拙笔、绿影、乔达摩·悉达多……”《启明星》在这群伟人的眼中，也只是众多供他们涂鸦的园地之一。但涂鸦却正是纯艺术的标志，一部文明史证明了，所有学问都会被戳穿，被翻案。唯有涂鸦永葆青春，在“没心没肺”中表现出它的庄严。
《启明星》的封面是固定的，一次印了很多，堆在北大印刷厂里，这样就不用每期重新设计。好像是王力先生题写的刊名，画着一颗象征性的大星，很拙朴，通天贯地，虎头虎脑的。纸张比较差，拿到第8期的时候，也许第6期已经发了黄。每期一出来，编委们就用一块大橡皮刻个阿拉伯数字，一本一本地盖上期号，跟商店里猪肉上盖的差不多。《启明星》的编委以各年级中的“诗人”居多，80年代的北大有句笑话：“随手扔个馒头，就能打死个诗人。”诗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讽刺食堂的馒头太硬，而食堂的师傅们最蔑视的大概也就是诗人。《启明星》本来是个“杂志”，但由于它的“非正统”身份与诗歌在80年代的地位恰好相呼应，所以渐渐成为以诗歌为主的一个先锋实验园地。不过多数人拿到刊物后，却先看诗歌以外的文字。例如蔡恒平写的“臧力这些年在诗歌里活得就像一条狗”，被传诵一时。刊物的实验性强了，并没有影响它的传播和流通，因为在北大这种地方，先锋是最时髦的。学生和学者追逐最新的思潮，炫耀最新的术语，就跟妇女对待化妆品的态度差不多。在这里，媚俗是以“媚雅”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真正能够抗拒潮流，不怕别人说自己落伍，说自己俗的人，在北大是很少的。有人说北大堕落了，90年代是80年代的倒退与背叛。其实80年代，生命力强悍的砥柱中流型的人物就不大多。有多少80年代大谈弗洛伊德、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的人，90年代摇身一变，就满口巴尔特、德里达、赛义德。优秀人物总是以大量的“媚雅”者为分母产生出来的，《启明星》的情况也从一个小的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每一届学生中都不乏真真假假的诗人，既有真雅又有大俗。所以火未尽而薪已传，低年级的编委混到高年级就是主编，谁也不怀疑《启明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实现四化。80年代的学生不大想，启明星的任务就是宣布天亮，而天亮以后，人们要吃饭，要赚钱，没人再有闲工夫去望天。北大的孩子们自我感觉偏好，即使说自己是“边缘”的时候，那“边缘”一词也一定正是时髦的中心。或许就是这种浑然无虑，使《启明星》傻吃呆睡地过了十几年。
学生刊物，大多免不了有些风风雨雨，但《启明星》似乎没出过什么大事。《启明星》没有违反过四项基本原则，不造谣，不挑拨，只是一群从蝌蚪走向青蛙的“蛤蟆骨朵”在自家的青草池塘里摸瞎似的扑腾。它离老百姓太远，也写不出“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的豪迈诗句。在中文系党委（前身是党总支）和团学联的领导关怀下，它一直是北大具有一流地位和影响的学生刊物，在其他高校也小有名气。它不懂得利用这名气去赚点钱，骗点人，泡点妞，也没有故意去讨好什么势力，迎合什么举措。翻翻那些发黄的纸页，也许会笑它浅薄，孟浪，自作多情，小布尔乔亚，但它的每一行文字，包括这些小毛病，都是真诚的。
《启明星》的队伍中，不消说是出了许多人才的。它最初的主办者，已经是中文系的主要领导。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奔忙着大大小小的“事业”，偶一搔首拧眉，或许会发现，启明星并没有在白天消逝。不管什么时候太阳落山，它慢慢悠悠地就是不死。麦芒有一句诗：“我还有那不朽的儿子！”用于《启明星》，也还算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