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东门外，曾有一大片鲜活的草坪。那里养育过数不清的诗歌、理想、信念和爱情。而今，那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地泥”的野蛮建筑工地。我抱着两本书从那里经过，偶然翻开一页，轰然一声便被击中了：
“我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那块草地/眼前只留下了/一片恍惚的绿”
这是骆一禾写于1979年的《草地》。西川说“人说话应该避谶”（《死亡后记》），而骆一禾在生命终结的10年前，就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段挽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挽歌。我抱着的两本书是《海子诗全编》和《骆一禾诗全编》，均厚近千页，浓黑的封面镂印着白色的文字和图饰，正像西方沉重的墓碑。
我跟海子和骆一禾，都仅是点头之交。海子到我们宿舍找臧力、清平时，我想与他攀谈，但他脸红得厉害。每说一个词似乎都很难受，我判断他有社交恐惧症。骆一禾则开朗，入世得多，但讲话时显露出一种主观的热情，隐隐给人一点必须进入他的话题的压力。我懂得这两种人都最适宜做诗人，但在他们生前，我对他们诗歌的价值还没有上升到文学史的意义进行衡量。我觉得随着他们的“成熟”，他们最好的作品还在后面。人们对身边的事物往往不能认识其伟大。我至今对这两位先锋诗人的印象仍然是亲切多于崇敬。只是当我在课堂上讲授现代文学时，窗外一阵阵袭来推土机强奸草坪的粗笨的巨吼和翻斗车把碎石卸在钢板上的足以震断心脉的爆响，我才意识到我正生活在90年代的工地。回望80年代的草地，那“一片恍惚的绿”中兀然立着的，便有海子和骆一禾这些春天的歌手们。
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春天，海子率先完成了自己。10个星期以后，骆一禾的生命竟也在儿童节的前夕，化成最后一束五月的鲜花。毛泽东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鲁迅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但这两句话，正是在纪念两个不朽的灵魂时所说的。春天是死亡的高发季节，但不朽的灵魂总能泅过时间的潮水，屹立在永生的彼岸。海子和骆一禾对水的感受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海子写道：“水哟，/你这带着泥沙的飞不起来的蓝色火舌”（《河流》），“我是水/流浪在/楚国的树上/多余的梦化成蓝色的电和一丛鸟骸”（《但是水、水》），就连他那些以太阳为意象核心的“雄性诗歌”，也散发着水的气息。骆一禾写道：“水啊/你这个悲伤的故事/飘着轻盈的气息”（《水》），“在大水和诗篇的夜光里/我梦见我的头颅焚烧而沉痛/在船首上低垂”（《大海》），这些诗句充分表现出骆一禾所讲的“处身心于鲜活的恐惧之中”（《春天》）。海子和骆一禾的几万行诗作，远非都是精品。我同意西川对海子诗歌跨时代价值的肯定，也同意关于海子诗歌“水分”的感觉。站在90年代的工地上，我重读两位诗人的诗歌首先唤起的感觉是鲜活。“收割季节/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海子《麦地》），“青春迎面走来/成为我和大地”（海子《太阳》），“九百座山一片通红/死亡的景色波澜壮阔”（骆一禾《大雪山》），“这是一条伟大的道路/首先是写在亚洲中部/后来写在了世纪的内心”（骆一禾《长征》）。
这种感觉已经久违了。他们那种直抵生命基本元素的能力和气魄仿佛已随着鲜活的80年代远逝了。如果读他们的长诗，更能感受到一种整体的鲜活，如刚刚出水的蛟龙，翻腾飞舞。从这鲜活中，让人感受到诗人对生活的热爱，感到每一个细节，每一缕微风吹过麦尖。
鲜活之后的第二个感觉是恐惧。当今的人们正生活在高枕无忧的旷古盛世，眼中看到的一切都闪着金钱的光芒。而海子写道：“亡灵游荡的河/在过去我们有多少恐惧/只对你诉说”（《汉俳》）。“漆黑的夜里有一种笑声笑断我坟墓的木板/你可知道，这是一片老虎的土地”（《死亡之诗》）。骆一禾写道：“出于恐惧我们干了一切事情/有些是恶，有些是罪行/有些则全然是伟大和良心”（《太阳》）。“我不愿我的河流上/飘满墓碑/我的心是朴素的/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生为弱者》）。
恐惧是人类最基本和宝贵的品质，有恐惧才有文明。今天的人们，用科技和“智慧”武装到牙齿的人们，一天比一天肆无忌惮了。失去了恐惧的世界，是没有上帝的世界，最终还会是没有人的世界。不但是诗歌，整个文化如果丧失了鲜活感和恐惧感，那就如同关在一个庞大的蒸汽浴室中，像剥洗干净的猪羊一般沉醉于纵情嬉戏的欢喜大雾中，室温一度度接近沸点，一个蒸得通红透软的文化在没有一声喊叫和呻吟中进入死灭。成为其他文化赏心悦目的一道佳肴。
骆一禾说：“这两位死者的灵魂，穿山入海/走遍未完成的世界”，“让我的诗歌不再是诗歌/而是一次追荐宴，一首安魂曲/或者是一次英灵齐在的大弥撒”（《零雨其蒙》）。海子在卧轨前12天的深夜里写道：“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但他这首诗的第一句是：“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最后一句是“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还不是海子们复活的日子，我们尤须保卫住自己“鲜活的恐惧”。“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自有芸芸学者去争论，我们所要做的，是为曙光的降临打扫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