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家园日益萎缩的今天，如果一定要找一方相对的净土，恐怕多数人会选择校园。校园里有神圣的真理，儒雅的语言，健康的爱情，真诚的奉献。
然而，所有这一切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但并不能永远抵御雨打风吹，“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遗憾是人所共知的。校园并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离的一个观察室，校园与社会之间插满了连通器，社会上风吹，校园里草动，社会上杯弓，校园里蛇影，校园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晴雨表，校园自身其实也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所以，校园里红尘拂动甚至滚滚，都是不必莫名惊诧的。只不过处在不同的时代，校园的“净污度”亦各自不同罢了。
90年代中国高校“净污度”为几何，稍为知情者都有一本明细账。但是确定这个分值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给一个时代打分的工作还是由后人去进行更为适宜，当代人最重要的义务在于，给后人留下尽可能真实、全面、客观、典型的资料和标本。这是本书编撰的宗旨，也是它的难点所在。本书力图让20年、50年后的大学生们知道，在20世纪最后一段岁月里，中国的大学处在什么状态，学者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大学生们在为什么而兴奋，为什么而忧愁，为什么而焦虑。尽管学者和大学生的价值还在不断“跌盘”，但仍须承认，他们还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从这些精英的苦乐悲欢中，或可折射出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的“红尘大势”。
高等学府是学术思潮的策源地。90年代的学术氛围散发出浓烈的“江湖气”，彼此吹捧，竞相叫卖，互挖墙脚，争打擂台。江湖气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春秋战国的学术也是江湖气颇浓的。问题在于江湖也要有江湖的规矩。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每个人的命运将更多地由自己来掌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江湖化是不可避免的。江湖规矩的重建，不可能也不宜于依赖或延续以往的政权体制格局，它除了以经济文化实力作后盾外，非常需要某种伦理制约，学术界显然具有首先达成这一制约的优势。90年代“乱世学阀起四方，有笔就是草头王”，或许是制约达成之前的过渡阶段，但也不排除可能是一股逆流。低水平、低层次的争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表白，用人身攻击济言辞之穷的“杀着”，都使90年代的学术思潮更有表演性。表演性的学术非常容易借助愚众的看客心理而宣告演出成功，这比之借助暴君力量的学术更可怖，更容易彻底摧毁学术本身。因为暴君对学术的态度是互相利用，而愚众的眼中是无所谓学术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更积淀了对学术几千年的憎恨。他们兴高采烈地看到，那些以笔舌谋生的人“掐”起来了，所使用的拳脚与他们在市井中惯看的竟然十分近似。在一片喝彩的喧哗声中，也不乏若干宁静地带。但保持这种宁静似乎越来越需要定力，有人责问它“为什么不愤怒”，有人嘲弄它“已进入垂死的挣扎”，有人怀疑它“人还在，心不死”。当然宁静和宁静也不同，宁静也可以是一种表演，或者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其实一切表演和拒绝表演都是对现实发言的不同方式。对现实的批判、反抗、拒斥、回避、接受、迎合、欣喜、赞美，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全局态势。但真正的“百家争鸣”，应当允许各家公平地生存，并且是出于自身真诚选择的生存。
拥有高深学术资源的大学校园，理当是高雅文化艺术的集散地。但90年代的高雅文化艺术，大学校园里确有几分“凌寒独自开”的意味。一般的大学生不读文学名著已不是新闻，就连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少是通过突击“内容提要”来通过考试的。校园诗歌已彻底成为一种多余的东西，校园诗人则类似某种黑社会组织一样地生存着。“先锋诗歌”的“先锋”，已然失去了击刺的对象，在充满怜悯与惋惜的无物大阵中，漫无目标地挥舞着堂·吉诃德的长矛。少数真诚的守望者不但经常成为庸俗心理分析的对象，而且更由于一些欺世盗名之徒的假冒而在世人的心目中玉石俱焚。90年代校园诗歌所能完成的最后使命似已到了为下一世纪保留火种的地步，所谓“凝聚的火焰”或许能助使中国的先锋诗歌在“五四”之后重现一次“凤凰涅槃”。有趣的是，与校园诗歌形成对照，戏曲作为高雅艺术的代表在大学校园里受到了有关方面相当的重视。其实在80年代，北大等学校也曾有过戏曲爱好者协会一类的组织，也曾开展过许多演出和讲座活动，但那时“纯民间”的意味更浓，参与者并不以高雅文化的人流者自居，更没有“为往世继绝学”的保护大熊猫的使命感。90年代遍地开花的高校文化节中，烹饪、裁剪、美容等生活技巧都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一定比例，世俗的欢乐像川菜的香味一样飘荡在一幢幢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这也许可以看做80年代相对来说姿态较高的文化鼓吹的大规模普及吧。
在经济大潮的撼动下，大学校园内的资金流速也开始加快。北京大学推倒南墙已经成为象征性的宣言。《理想之歌》中有两句诗：“扑面而来的/是前进航程中/汹涌的浪峰。”南墙一倒，商贸区的浪峰呼啸着扑向宁静的未名湖。怎样读书，已经不是大多数大学生的首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怎样吃饭。比较而言，80年代的大学生口袋中的钱更少，生活条件更艰苦。但90年代将这种艰苦凸现得令人惊心动魄，在高校科研也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已经不可能拒绝加入打工族的行列。而在所有的打工族中，大学生无疑是最为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就连从事色情服务也不例外。一位年轻的富翁曾说，他从不玩妓女，只找女大学生，没病、高雅、听话、便宜，玩一个礼拜给1000块人民币就打发得高高兴兴。一位博士生目睹停在学校舞场外的一辆辆豪华轿车，曾在一次讲演中痛斥校园内的这种堕落现象。然而这种斥责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本身还容易被怀疑为反对学校的创收政策。创收浪潮中，高校也出现了一些“款”。挥金如土的学生几乎每所高校都有。他们与那些贫困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实大学生打工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学习期间“创收”并不是坏事，但是“创收”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还是另有所在，这其间的差别却是关键所在。
打工挣来的钱，除去最基本的日常费用外，有的用来买书，有的用来买磁带、录音机、自行车，有的集资或独资买电脑。由于学生宿舍内大功率电器的成倍增加，不少学校都采取了限电措施，包括禁止在宿舍内安装电脑。有的学生则用挣来的钱购买名牌服装、化妆品、烟酒、请客吃饭、看电影、旅游，还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用于“恋爱消费”。
如果说80年代的校园恋爱多少还带有抗拒传统的文化意味的话，那么90年代的校园恋爱本身已经成了需要抗拒的“潮流”。北京大学的许多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学生情侣的密度之高、在公共场所的亲昵程度之高表示惊奇。各高校几乎都发布过禁止在校园内“勾肩搭背”的规定，女生宿舍楼的门厅也均树立着“男宾禁止入内”的标牌，使人错以为似乎女生一进宿舍就不再穿衣服。但禁忌和压抑从来就是与加倍的放荡共生的。某著名学府的学生处为了进行一项调查，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从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楼的下水管道中发现了37只避孕套。当一个宿舍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有了“朋友”时，剩下的学生便会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但“拍拖”队伍虽然日益壮大，经典意义上的“恋爱”却比例不高。所谓“假性恋爱”像商场里的假冒商品一样琳琅满目。为了赶时髦、为了摆脱孤独、为了炫耀、为了解决学习困难或生活困难，为了好奇，为了简单的生理冲动，都可以使缺乏支柱的当事人“谈恋爱”。
恋爱问题实际上辐射和反映着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道德观层面。道德观的失控与缺席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既头疼又无奈的首选问题。以北京大学为龙头，90年代各地高校崛起了一批“爱心社”，受到了从学校领导直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被叫做“精品社团”。爱心社倡导最基本的文明礼貌行为，比如打扫楼道卫生、将自行车码放整齐、为教师擦黑板，照顾生病的老师同学等等。当这些文明社会的成员本来应该养成自然习惯的行为被当成规范和准则进行倡导时，人们一方面肯定爱心社本身，另一方面则不免发出浩叹。当十字路口出现了这样的标牌：“红灯时请您停车”，当公厕内贴出这样的告示，“请您便溺入池”，当高速公路旁边闪过这样的标语：“不得武装抗税”，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爱心社成为社团中的精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9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念有淡化的趋向，政治上的追求更多与实际利益挂钩。有一些学生开始比较加入执政党还是民主党派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在一些道德状况或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中，都表现了多元和功利的倾向。集体观念的淡漠，阳奉阴违的处世哲学，伴随着的却不是个人奋斗的顺利和自我意识的成熟。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君子和才子也都减少了。人们也许只能祈求“祸兮福之所倚”。
写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读书，也不是为了求知识。90年代的大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天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找到好工作。高考与分配，成了指向“好工作”的两点准星，至于二者之间本应用于增长才学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则愈来愈有“赘疣”之嫌。为了留在大城市，为了能分配到级别高、油水足的单位，每一年的应届毕业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织的妙剧。很多当事者体会到，人的命运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改变一个人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巡阅90年代的高校文化，在这90年代尚未逝去的时候，未免显得距离太近。绝对避免情绪化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本书因此主要采用了一批“局内人”的文章，他们是尚在求学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不久的记者，学校里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工作干部。有些文章和调查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有的则是本书特约稿。这些文稿在记录描述90年代高校文化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后者的存在对于后人也依然具有史料意义，它使后人知道今人是如何看待今世的。鉴于本书大部分材料来自北京地区高校，最后特设“扫描大上海”一部分以资补充和比较。在此有必要申明的是，本书各篇文章的观点并不一定是编者所赞同的。编者无论对净土还是红尘，都是“不喜也不惧”，而且也不梦想50年后的大学校园是一片明窗净几、青鞋布袜。历史上曾有一句话，叫“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其实书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真正安静的人是“不立文字”的。套用一句古龙式的话说：“净土在哪里？净土在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