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种性病。它的初级阶段被称为美德；第二阶段是无聊；第三阶段则是梅毒。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考古学家彼得·米切尔（Peter Mitchell）提出，世界上只有三种东西是必然的：死亡、税收和传染病。麻疹、流感、瘟疫、麻风、炭疽和结核病等传染病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历史进程。人类处于狩猎—采集社会时，容易与附近其他灵长类动物相互感染。而在人类定居之后，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动物对人类宿主的传染率急剧上升。导致这些感染的病原体起源于热带地区，并跟随人类一同进入温带。
《亚述法典》（Assyrian Codex）和《旧约》（Old Testament）都能说明瘟疫会在定居社会周期性出现。然而，没有哪种疾病像梅毒一样，对社会、文化和医学发展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它还具有激发恐惧和厌恶的独特能力。这种影响和结果很不寻常：梅毒不像结核病那样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也不像瘟疫或流感这样大规模流行，事实上，它的历史只有500多年。
梅毒的病原体为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它十分脆弱，不易传播，特殊的是其感染方式——性接触以及母婴透过胎盘传播。此外，它不仅能侵入身体每个器官和组织，还能用一种极为隐蔽而可怕的方式影响脑部。
大多数传染病起源于遥远的过去，梅毒则十分特别，它一出现就被记录在案了。它的首次出现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和地区——14世纪晚期的欧洲。当时的天主教会陈旧腐败，但仍相信自己的统治必将千秋万代。但实际上，教会正逐步丧失在智力、文化上的控制力，并终将蔓延到道德领域。这造成了欧洲南部的文艺复兴，旧的教条被推翻，极富艺术性和创造性的天才大量涌现。在欧洲北部，天主教会的衰败导致了宗教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一些帝国的崛起和另一些帝国的衰退往往位于同一节点上。当时，土耳其军已经接近维也纳，但就此驻足不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着手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在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的支持下，葡萄牙船队开创了抵达非洲西海岸的航道。1488年，巴塞洛缪·迪亚兹（Bartholomew Diaz）绕过风暴角（即好望角），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1498年登上海岸、横跨印度洋直达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的旅程探明了道路。
然而，最终发现新世界的是一个由西班牙王室资助的葡萄牙人——哥伦布。哥伦布的三次航行导致旧世界向新世界扩张，前殖民社会走向消亡，欧洲各大帝国就此兴起。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于1492年启程，次年从海地岛（Hispaniola）[16]归来。回到西班牙后，他向王室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和船员们一同乘船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陷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动荡[17]。
法国的查理八世极为软弱，听信谗言，试图挑战西班牙在意大利逐渐衰落的控制权。大规模的军队集结、跨国人员流动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都是传播致命性病的理想条件。他的军队毫不费力就征服了那不勒斯，为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放荡狂欢。随后，西班牙军队又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打回了来处。
如果说，大多数历史进展都静默而缓慢，那么，1494年则是以雷霆之势席卷无数大事件滚滚而来。对于早已习惯瘟疫和鼠疫的欧洲人来说，这一年传染病的可怕程度仍然空前。患者会爆发可怕的水痘，溃疡渗出，伴随着巨大的脓肿，血肉逐渐腐烂，迅速导致死亡。这种恐怖的病症引发了厌恶与恐慌，骇人症状使患者遭到排挤隔绝，甚至连麻风病人都不愿接纳他们。
就在此时，人们第一次将这种新型疾病记录下来。这种疾病事发突然，声势浩大。在一个早已熟悉麻风病肆虐的社会，它仍引起了极强烈的沮丧、恐惧、憎恨和厌恶。这种疾病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新生的民族国家纷纷将其视为敌军带来的生物武器。人们发现了它与性存在明显关联，但这种发现无济于事。随着它蔓延到新的领土之上，也就演变出了各种不同的名字，包括法国疮、英国病、德国热、波兰病等。
梅毒的起源是医学史上最持久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结论一直在新大陆（如哥伦布水手从海地岛带来）和旧大陆（现存生物的突变或因探险航行开辟非洲等地区带来）之间摇摆。在热带地区，确实曾出现过雅司病（Yaws）、贝吉尔病（Bejel）等类似疾病，但它们只会引起局部的传染，不会像梅毒那样肆虐传播。
15世纪，一位意大利医生写下了一篇长诗，描写了一个牧羊人西菲鲁斯（Syphilus）的故事。有一天，他责怪太阳神阿波罗让阳光过于猛烈，使得树木焦枯、水源干涸，畜群没有遮阴之所，也没有水喝，濒临死亡。阿波罗觉得这是西菲鲁斯对他的轻慢和侮辱，便降下一种从未有过的疾病，让全体居民，包括国王都染上此病。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将西菲鲁斯（Syphilus）的名字稍加改动成梅毒（Syphilis）。无法否认，这种疾病与放荡淫乱有关，但当时的医学知识无法找到具体病因，防治方法也仅限于道德范畴。这很容易带来宗教禁令，将所有责任归于患者身上。除了对禁欲的道德要求之外，疗法主要遵循传统路线：高剂量的重金属或草药，根本无效的天然或神秘药物。长期吸入水银和药膏的蒸汽会产生可怕的副作用，在疾病杀死患者之前，很多人就已经死于药物的副作用。
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这种病菌及其宿主来到了某种程度上更适宜的环境。梅毒保留了致死力，但变得较为慢性，在典型的阴茎病变、下疳症状之后，患者在一两个月内就会发展到第二期。随后，这种疾病似乎痊愈了——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它正在缓慢而无声地入侵人体组织，将在数年后以各种方式导致患者死亡。研究发现，它似乎更容易损伤心脏、主动脉和骨骼，但其他组织也无法幸免。
梅毒的症状多变，但往往发作于体表，易于观察。首先，患者毋庸置疑会出现继发性的皮疹，还可能出现其他症状，如脱发（看起来像被虫咬了一样）、耳朵损毁和鼻梁塌陷。因此，假发在成为时尚配件之前，就已经流行于欧洲了。先天性梅毒（Congenital Syphilis）具有独特症状，包括牙齿呈现有缺口的三角形、听觉和视觉障碍——这些缺陷将追随患者终生。
19世纪早期，梅毒与社会相互作用，带来了又一场重大变革。启蒙运动给世界带来了公制度量衡、《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促进了科学和医学的惊人进展，帝国的扩张也加强了全球化的联系。库克船长（Captain Cook）[18]的航行开辟了南太平洋航线，与此同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9]也随船记录下了遇到的各种神奇植物。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南太平洋的伊甸园（如大溪地）很快就失去了原始的纯真，被随之而来的梅毒击溃。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不仅导致了社会动荡，而且改变了人的思想。人们开始相信，人的本性不是由教会决定的，而是理性思考的产物。
巴黎出现的一种新型精神疾病与这些剧变联袂而至。这种强烈的精神障碍伴随着浮夸的思想、无组织的行为、情感的爆发和狂野的幻想，然后导致严重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痴呆、瘫痪，甚至死亡。18世纪20年代，这种疾病迅速流行，患者几乎能装满全部精神科病房。人们并不清楚这种新型精神疾病的成因，将它命名为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esis of the Insane,GPI）。
为什么麻痹性痴呆最先出现在巴黎？作为法国革命和文化的中心，在这座充斥着享乐、放纵、创造和反叛的城市首次出现这一病症似乎很正常。不过，梅毒是否在其中起了作用？
在法国，精神疾病行业正处于一场文化战争中，麻痹性痴呆正是其中争论的焦点。争论的领导者是菲利普·皮奈尔（Philippe Pinel）[20]，他因将被囚禁的疯子从监狱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出名。他认为治疗精神疾病应通过支持、关怀和鼓励等方式，倡导道德疗法（Moral Treatment）[21]。这种道德疗法旨在设法缓解患者的症状。简而言之，皮奈尔是一个环境论者（Environmentalist）[22]。
皮奈尔决心打破人们对病理解剖学模型的顽固坚持，不再通过观察身体变化来寻找疾病成因。在他看来，这种模型能带来的结果不多，给病人的回馈也较少。他的先驱作用不应被低估，他促使精神病院兴起、精神病疗法走向制度化，并推动了精神病学从业人员组织建构专业学科的进程。
皮奈尔的环境学说由弟子埃斯奎罗尔（Esquirol）继承，后者同样对验尸结果不感兴趣。他坚定地认为麻痹性痴呆是精神疾病的结果，而非原因。
这一理论受到了精神病学早期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安托万·劳伦特·杰西·贝利（Antoine Laurent Jessé Bayle）的挑战。贝利出身于医疗世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医生，叔叔被怀疑是解剖病理学模型的追随者。此外，他们明显十分传统，受到当时风云变幻的政局限制，还可能受到迫害，至少是被排除在医疗霸权之外。
贝利的老师是听诊器的发明者雷奈克·拉埃奈克（René Laennec）。拉埃奈克反对将耳朵直接贴在病人胸口来听呼吸声——病人往往没有洗澡，但喷了香水——对于一个热情的法国人来说，这种反对很不寻常。他之所以设计听诊器，是为了让自己（及其他医生）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拉埃奈克是解剖病理学的坚定拥护者。我们仍不确知贝利进入巴黎夏朗东精神疗养院（Charenton Asylum）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获得验尸材料。
他确实得到了尸检材料。在博士论文中，24岁的贝利描述了6例麻痹性痴呆尸检案例，发现死者脑中存在脑膜增粗（脑膜就像是脑和脊髓的衬里）和血管炎症现象。因此，他提出麻痹性痴呆是由慢性脑膜血管蛛网膜炎（Chronic Meningo-vascular Arachnoiditis）引起的。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却被当时的业界人士忽视。事实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证明精神疾病的病因，理应作为精神病学的源头载入史册。这一伟大发现来自一位年轻人，年龄放在现在只能当个实习医师——他的才华几乎是挥霍式的喷涌而出。
贝利没有放弃，通过继续研究数百个病例，提出所有精神疾病都由脑膜炎症引起。这一次，同行的反馈即使不算对人不对事，也可以说十分尖刻了，他被指为幼稚、鲁莽、脾气暴躁。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皮奈尔环境论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击行动，他们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挑战。环境论者全力以赴，赢得了这场战斗。但胜利是短暂的，从长远来看，整场战争中，环境论者是失败的一方。
面对这些攻击，我们不清楚贝利的反应究竟如何。不过，已知的是，他在27岁的时候离开了精神病院，似乎没有表现出后悔的迹象。在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去当了档案保管员，再也没有回归早期的工作。文化史上唯一的类似例子是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23]，他在二十岁出头就放弃了诗歌，转而去非洲经商。
贝利销声匿迹之后，医学界又崛起了一种新型专家：梅毒专科医师。由于梅毒表现出对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的非凡影响力，还能产生类似其他疾病的症状，因此，梅毒专科医师会关注这一疾病的方方面面表现。伴随着麻痹性痴呆的出现，精神病学找到了它的根本原因和界定疾病，直到20世纪中叶，它才停止在精神病院医生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然而，为什么麻痹性痴呆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呢？就在同一阶段，梅毒不仅在旧大陆肆虐，还蔓延到了新大陆。可能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梅毒的突变形式，产生了对神经系统具有强烈毒性的嗜神经性强毒株。这一病菌再度证明了它致命的多功能性。
麻痹性痴呆几乎只限于上层阶级，许多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受到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它与创造力有关。很多人认为，对于罹患这一疾病的艺术家，清醒的最后阶段就是他们的创作高峰，就像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案例尼采（Nietzsche）那样。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倾向于将梅毒强加在富人、名人和特别有才华的人身上。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尼采没有梅毒，他患的是额颞叶痴呆症。
当时的文献记载了对先天性梅毒的迷恋。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认为，梅毒实际上是一种传承仪式。自己的梅毒发展到二期阶段时，他为此欣喜若狂。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和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的《娜娜》（Nana）中，梅毒是腐败的象征。这些形象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特别恶性的概念：遗传性梅毒。遗传性梅毒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留存性极强，一般难以根除。假如遗传性没有那么强，患者的第三代感染概率怎么会这么大呢？一个年轻人在财务独立之前独自流连于花街柳巷，染上梅毒，结婚后把这种病传给妻子；他们的女儿也会表现出先天性梅毒的特征变化，最后，理论上女儿会将梅毒传给自己的孩子。
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在1881年作为医学博士毕业。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三期梅毒的并发症。1894年，他的短篇小说《第三代》（The Third Generation）描述了梅毒能在家族中传承数代，留下浩大劫难。
遗传性梅毒完全适用于退化论（Theory of Degeneration）[24]，如同一道腐臭的溪流，注入了20世纪的精神病学。它吸引了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人的注意。这个年轻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居住于维也纳，来自充斥着近亲结婚、精神障碍和祖先混淆的农村。希特勒相信遗传性梅毒是由犹太人传播的，会毁灭德意志民族，有传闻说他之所以坚信此事，是因为其祖父就是犹太人。希特勒的思维一片混乱，他不理解先天性梅毒（与其他性传播疾病不同，这种病原体可以穿过胎盘屏障）和遗传性梅毒的差异。
随着20世纪来临，梅毒病原体展现出了对历史潮流的适应能力。据估计，在1900年，欧洲和美国大约有5%～20%的人已经或将要患上梅毒。1914年，仅在英国就有超过10万新病例和300万梅毒病人，患病率为7%。在疾病的万神殿中，梅毒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在1893年的《外科总医师索引目录》（Index Catalogue of the Surgeon General）中占了足足113页——而结核病这种更普遍、发病率更高的病，却只占了55页。
为什么会这样？是人性发生了变化吗？人类的本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审视。神经病学之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痴迷于研究癔症（Hysteria），认为癔症由性压抑引起，可以通过催眠而缓解。对多重人格的兴趣丰富了德国浪漫主义，并为一个即将登上时代舞台的概念——潜意识——提供了理想的基础。为了寻找机会出名，成为科学的征服者，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去了巴黎求学，师从让—马丁·沙可。他给未婚妻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写了许多信，讲述在沙可诊所遇到的奇人奇事。
技术进步、人口激增和农村衰落导致了大城市的发展。185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人口拥挤、社会混乱和大量失业为梅毒传播创造了理想条件。梅毒病原体（或者说这种疾病）变得较为温和，毒性较小：麻痹性痴呆则渐渐趋向于平均分布。从前，这种疾病专属于上层阶级男性，现在则普及底层阶级，不同性别的患病率也相差无几。世纪之交时，这一重要精神疾病的显著特征是肥胖，后来则变成抑郁、冷漠和痴呆。
1910年，科学技术有所进步，取得了成果。人们发现，梅毒螺旋体是引起这种疾病的病原体，并且通过沃瑟曼血液试验（Wasserman Blood Test）证明了梅毒螺旋体的存在。1913年，野口（Noguchi）和摩尔（Moore）证实了梅毒螺旋体存在于大脑中。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研制的药物撒尔佛散（salvarsan）避免了汞治疗带来的致命后果。这种新技术并非完美，仍有很强的副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病例得到了彻底治愈——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
绝望的气氛仍然弥漫在精神科病房之中。贝利坚持认为，了解局部麻痹的病理有助于最终的治愈效果。他希望治疗性出血能减少“可怕的死亡率”。但是汞治疗对麻痹性痴呆无效，人们只好开始考虑其他可能有用的法子。
精神病学的最大成就之一——麻痹性痴呆的有效疗法最终出现在维也纳。1917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姚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发明了第一种针对精神疾病的生理疗法，通过催化疟疾来治疗梅毒。瓦格纳—姚雷格出身贵族，拥有对医学家来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令人印象深刻的美髯，看起来像是上奥地利州（Upper Austria）的樵夫。希腊人重拾了对发烧（fever）的兴趣，既将其视为病因，又视为一种疾病的疗法。1876年，敖德萨（Odessa）的亚历山大·罗森博姆（Alexander Rosenblum）开始用疟疾、伤寒和回归热治疗精神病人，这是有记录的第一例通过诱发传染病来治疗的病例。他的发现被刊登在一本默默无闻的期刊上，因此被人们忽视了。然而，作为首位认识到发烧对精神病治疗作用的人，罗森博姆值得人们赞颂。
通过长达30年的实验，瓦格纳—姚雷格尝试了疟疾感染实验。他陈述战争改变了自己对人的态度：“我们已经进入了战争的第三年，它带来的情感暗示变得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一夜之间死去成千上万的健康人相比，治疗性的实验不太可能搅乱我的心神。”
1917年6月14日，一位39岁的演员TM，因患有麻痹性痴呆而被注射了间日疟原虫感染的血液，该血液来自曾在马其顿（Macedonia）服役的一名患有“轻微神经损伤”的炮弹休克症病人。为了避免疟疾复发，医生以肌内注射方式绕过TM肝脏，最后用奎宁治好疟疾。这一方法后来又用在了8位患者身上，其中6位得到了“广泛性地缓解”，2例治疗结果具有持续性。
为什么能用疟疾治疗梅毒？瓦格纳—姚雷格认为，间日疟原虫感染可能产生抗梅毒毒素。这其实不是发烧，而是血管周围应对感染细胞的强烈反应。
发热治疗应用得十分广泛，1921年传播到荷兰和南美洲，次年传到英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23年传到俄罗斯、丹麦和法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瓦格纳—姚雷格获得了1927年度的诺贝尔奖。
疟热疗法（Malario Therapy）不能治愈麻痹性痴呆，但能让那些在短时间内面临痴呆、死亡的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疟热疗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精神病学中划时代的变革。在此之前，确诊为麻痹性痴呆的患者都会在3年内死亡。疟热疗法引起了医生和护士的兴趣。病人成为治疗的焦点，治疗目的是治愈或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当病人和精神科医生能就接下来的治疗过程达成一致意见时，也就有了治愈的希望。在此之前，精神病院中显然笼罩着绝望的气息，后来则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如果神经性梅毒（Neurosyphilis）可以治愈，那么其他精神疾病也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性。
青霉素的发现终结了疟热疗法。1943年，人们第一次使用青霉素治疗梅毒，让汞、砷和发热疗法看起来像是远古时代的遗物——尽管疟热疗法在某些国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梅毒的发病率不断下降，人们推测，这种疾病马上就要消亡了。然而，不断出现的梅毒致死病例报道说明这种推测并不成熟。到了20世纪60年代，梅毒发病率开始攀升，与性相关的发病率也再度发生变化。到越南战争时，梅毒对标准抗生素制剂的耐药性越来越高。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妓女身上的梅毒大肆扩散。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梅毒流行病例有所增长。就在梅毒再次受到临床关注的时候，一种可怕的新流行病掩盖了它的光芒——那就是艾滋病。到了一切尘埃落定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首先，对神经性梅毒和艾滋病的认知和污名存在显著的对应性。其次，梅毒病表现出了得以存活千年的特点——惊人的适应性，从而与艾滋病狼狈为奸。随着艾滋病的流行，梅毒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与结核病等传染病同时发生，在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身上肆意传播。它的未来形式究竟为何还有待观察，但没有人能否认它的易变性及与人类社会同行的能力。
1494年以来，梅毒与人类历史交织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疾病。一方面，它总伴随着强烈的道德谴责感；另一方面，它又与辉煌的创造力有关。它对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可能大于其他所有疾病。在所有参与研究和治疗的人中，有许多英雄，也有不少恶棍。其中，安托万·劳伦特·杰西·贝利以其极具独创性、无畏而基于直觉的方法而闻名，并成为精神病学的先驱。忘记过去，我们就将成为未来的囚徒。正是由于梅毒的历史总被记录者不断抹去，它才会不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