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在校门口的老槐树下找到玲子时，心头的火一个劲地往嗓子眼里窜。要举出三个形容词描写当时的心情，我马上可以说出：急不可耐，心急如焚，怒发冲冠。“哼！你玲子有什么了不起，是诸葛亮？非得让我三顾茅庐！”“你没有集体观念，你这是拿把，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789年7月地点法国巴黎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好的这些词还没说，玲子便咬着嘴唇点着头说：“我同意了！”
同意了？参加我们智力竞赛队？要不是玲子是女同学，我非得把她抱起来，来串响亮的Kiss。
故事很简单。市里组织中学生学习智力竞赛，每校选一队参加，每队三人，规定两男一女。这可是代表学校呀，据说还要电视录像、当场发奖什么的，反正这事“大茬”了。学校里报名参加竞赛的人排着长队，这里除了优胜者给以重奖外，据说还会保送上大学。可你想参加光有胆子和热情那是不行的，得有真功夫。人家那抢答题念完一分钟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呢，个人出洋相是小事，学校丢不起“可耻”。所以从老师到校长都特重视，比选飞行员还严格，学习成绩、知识面、口齿、长相等等都亲自把关。我和“艺术家”一路夺关斩将，力挫群雄，终于芳名高悬金榜。
艺术家，就是我们邻班的那个大个子，这位长得漂亮，有点像歌星童安格。他爸是曲艺团的评书演员，天生一副好嘴皮子。他脑瓜灵、学习好，也见过世面，大前年，在一个电视剧里，他扮演过一个偷自行车的少年，别看是“反面人物”，也很有知名度。学校一有文艺活动，他都是主持人，从不怯场、哑台。说话也特风趣和幽默。“哎！我说博士”，博士，就是鄙人。“咱们学校真正够上全面发展的不多，要讲漂亮的美男子也就有数的那么几个。”他好像挺谦虚，装出一本正经假模假样煞有介事地掰起指头“看，也就是——我一个，你一个。”同学听了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他却绷着脸故作深沉状。艺术家最突出的特长在音体美和外语上，知识面特广，什么音乐国际标准音A的振动频律是多少次；世界马拉松赛跑的纪录是谁创造的；达·芬奇何年何月何地画出了“蒙娜丽莎”；英语中take，bring，carry的区别是什么，你问不住他，是活字典。不过这位艺术家好搞点歪门邪道，偶尔听到哪有一声驴叫，或者谁放个屁，他都能研究出哪个是#F，哪个是bB调的。
和艺术家比美，我不示弱也不逊色。我文科好，公认的文史地权威，人送雅号“博士”。不是吹牛，在学校里，不论是作文竞赛还是史地考试，冠军非我莫属。我的“研究”当然已经向深度发展，决不停留在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马德路丁1517年领导宗教革命以及安史之乱是安禄山史思明在唐中叶领头发动的这些一般性的常识上。我班同学知道的一些新名词，诸如“反馈”、“理性思维”、“客体”、“积淀说”、“二重性格组合”什么的，都是由我这渗透出去的。早在几年前，电视里刚一播出加上十分减去十分的智力竞赛时，我就着手对自己进行了这方面的训练。我的头脑开始输入大量的奇闻轶事，像什么红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林黛玉死于三期肺结核，文摘周报登了条消息说希特勒不是男的是女的，还有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究竟是哪四个。为了巩固我知识大厦的基础，我借鉴春节晚会上一个记忆专家背字典的经验。当然我决不步人后尘，而是另辟蹊径，背的是198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仅用7个月零5天的时间我就背到了846页，那页上数左起的五个字是逄、耪、嗙、髈、胖、不信你翻词典去。我背东西，简直着迷了。刚开学时，学校组织检查视力，校医白大夫看我戴副150度的近视镜，拿着棍儿就往0.8那行指，可我的眼睛迈着艰难的步伐，竟从那一个个横躺竖卧的万水千山（山E）上越过来了，一直爬到了1.5的珠穆朗玛峰。白大夫百思不得其解，瞅着我的眼睛直发愣。其实我是略施小计，视力检测表上的那些符号，我瞅了几眼就背下来了，只要大体看清你指的是哪行的哪一个，我就凭记忆说出豁口朝哪儿，不信你看国际通用的视力检测表上“1.5”那行的豁口准保是：下左右上左上下右。
就凭我和艺术家两人的一身绝技，智力竞赛还能让别的学校摸着毛吗？
否！现在不是吹牛和时候，因为我们俩的数理化都是老和尚的帽子一一平塌塌。咳，中学为什么要学数理化呢？这方面的题至少占百分之三十五的分，忽视不得。校长李老太太亲自到各班挑选，可实在是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花木兰。这时，有不少老师和同学都问，难道“电脑”还不够资格么？可是翻遍了报考竞赛队的登记表没她的名，人家压根就不参加。电脑就是玲子，是她的外号。玲子是我们班的同学，高个，很瘦，像黄豆芽。她哑巴似的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她座位也是在教室里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只有在我这个班长点名时，她用低低的声音“嗯”了一声，大家才仿佛知道她的存在。她穿的很普通很一般，常穿一件带着小碎花的粉上衣，洗得都发白了。好像没有见穿过裙子，她的裤子上有时竟打着补丁，在花枝招展的同学面前，她是个丑小鸭。
玲子引起同学的注意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里，那天我们学雷锋去帮副食商场卸蔬菜，一车一车，一秤一秤，旁边有位商店的戴眼镜的妇女拿着个电子计算器不停地算着多少斤合多少钱。重量算到了斤两钱，价钱也精确到角分厘。“一共是一千六百七十五元八角四！”眼镜瞅着计算器报着数。当那位经理模样的老头儿刚要把这个数记到一个本上时，在一旁帮着往秤上放菜的玲子悄悄地说了声“错了”。她的声音很小，像是对自己说的，可还是被经理听见了。“你说算错了？”玲子点点头。那位眼镜可不高兴了，“难道我这电子计算机失灵了？！”这时同学中有人开始责怪玲子，玲子就不吭声了，自言自语地嘟嘟哝了一句：“就错了嘛！”眼镜把计算器啪的一下摔到菜筐上了“错了？你说多少钱？”
“一千八百五十三元七角几分三！”玲子说的声音依然很小，但很肯定。
眼镜重新拿起来计算器，经理也从屋里操来了算盘，在场的同学有的掏出纸和笔。一笔一笔地演算了六分钟，玲子赢了！她算的一点不差。眼镜佩服得不得了，“你真是个电脑呀！”她激动得差点没把玲子抱起来，同学们也都像不认识地上下审视着她。玲子好像也挺激动，她羞涩地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却说了句：“我该回家了！”
“菜场事件”后，我仔细观察过玲子，她在数理化上确实有惊人的天才。老师讲课时，她总是心不在焉地瞅着房顶发呆。她上课从不发言，老师也不提问她。数理化三科虽然是三个老师，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采用的都是“题海战术”。一到自习课，无数道练习题手执几何三角头顶106种化学元素符号脚踏中子原子分子，以第三宇宙速度铺天盖地而来，其势排山倒海，犹黑云压城叫你不得喘息。同学们都在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以免葬身鱼腹。唯有玲子在教室中沙沙的题海激战中，从不披甲戴盔，置硝烟战火于不顾，而趴在桌上睡觉。她的睡态挺美，时有轻轻的鼾声如天边的远雷在教室中滑过，像战车疾驶，像千军万马发起冲锋，和教室的气氛也算谐调。
“玲子，该写作业了！”我上前拽了下她的胳膊。她很不情愿地从梦中走出来，用袖子擦一下流出来的口水，惺忪睡眼强睁：“我知道了。”
收作业的时候快到了，她才操起笔，刷刷刷不假思索的一气写完，好像在梦中拟好了答案。第二天作业判完了，结果是全班同学舞舞扎扎地在题海中拼搏了半天，还是让玲子第一个到达了彼岸。
前些天，进行化学考试，试题卷子发到座位上，有的同学还没审完题，玲子瞅了一眼就刷刷刷地给老师写出来一份“标准答案”。答完后她悄悄地不声不响地走了，走到学校的大门口。
也许天底下玲子只有一个朋友，就是校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她总愿一个人坐在树下，闭上眼睛默默地和槐树交谈着什么。
玲子参加智力竞赛队，破格、免试，全校谁也没有意见。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张老师说，凭玲子的智力考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不成问题，像她这样在思维和计算上的天才实属罕见。可是玲子、电脑，你这位伟大的科坛新星，中国明天的居里夫人，我们身边的陈景润第二，未来世界的女活爱因斯坦。就忍心让我三顾茅访庐才出山吗！
好，言归正传吧。离市里的竞赛仅剩八天半了，时不我待，分秒寸金。背题吧，诸葛亮、诸葛亮，复姓诸葛，字孔明，道号卧龙琅邪阳都人生于公元一八一年卒于公元二三四年27岁出山辅佐刘备建立蜀汉艺术家，我、电脑终于集结在一个战壕了，我被校长亲自任命为队长。像中国女排出征前在福建漳州加紧训练一样，我们进入了“热身”阶段。虽然我们各操龙蛇抱荆山，临阵磨刀至关重要。校长李老太太对我们的阵容十分满意，特意派一位南开大学毕业的曾参加过全国大学生智力竞赛的何老师做教练，并决定，中午我们可以免费在教工食堂就餐。李老太太把自己家的两筒麦乳精送来说是给加强营养，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家里的半口袋舍不得吃的红枣也拿来了，“吃吧，吃吧，吃枣补脑！”
何老师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儿，力事特侃快利落，他领着我们在学校的电化教室里进行模拟训练。他找来了中学生所有课程的教科书、参考书和辅导材料，足有二尺多高。根据这些材料何老师编了四千多道题，“没办法，这是校长定的，背吧，熟才能生巧，没有什么诀窍。关键是要反应快，抢答分全靠你们的反应速度。”
何老师采用“超常训练”法练我们的反应，精神要高度集中，中枢神经的所有系统都要进入最佳的兴奋状态。眼睛要紧盯着主持人的嘴形，当耳朵接受到语言的信号后，立刻输入到大脑，大脑要以每秒几十万转的速度进行运算，从记忆的仓库中准确地取出答案，回答要果断，语言要简炼，干净，切忌拖泥带水。
（以下是抢答练习，请把速度加快两倍来读）
“被恩格斯誉为‘悲剧之父’的古希腊戏剧家是谁？”何老师问。
“埃斯库罗斯”，艺术家抢答，“他的代表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画蛇添足！我没问代表作。”何老师马上又问：“喜剧之父是谁？”
“阿里斯托芬！”“现在世界森林面积多少亩？”
“420亿！”我抢上一句。
“森林覆盖率？”
“百分之二十二！”还是我。
“注意听：Where did he spend his holidays Last Summer？”
“去年夏天他在哪里度假？”没等何老师说完，我就抢答了，这是我们英语课本中的一段。
“犯规，减去十分！”何老师十分严厉。
艺术家见我减分，挤眉弄眼洋洋得意，他一得意就忘形了，一忘形就愿表演他爸当年在样板戏里打进威虎山的那段对话，这段话他说得真“溜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脸怎么红啦？”
啪！何老师把手中装着抢答题的夹子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无视纪律减去十分，如果再犯驱逐赛场！”
艺术家的脸果然红了又变黄了，人也蔫巴了，蔫巴了没有屁大的功夫又水凌起来。总之，我和艺术家临场发挥都挺好的。只有玲子这位电脑，好像没电了似的总是打不起精神来。“2356乘上857加上17821减去43708得多少？请回答！”本来像这样的速算题，平时对电脑来说，只是小菜一盘，可现在偏偏答不上。
连氧的原子量是15.999，黄金分割的算式是……这样不算复杂的题，她都吱吱唔唔吞吞吐吐的，竟让我嗑嗑巴巴地抢答上了（艺术家也想答，可他会吗？）。
玲子绝对是心不在焉。何老师问她病了？哪不舒服？她都不说。
得，这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得留给我。练习结束，艺术家没事了，又开始“屁的流星”地学着辽宁笑星赵本山的腔调：“请抢答：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十七岁的少女为什么说没就没了？”真是个活宝！
玲子没有在学校吃饭，她说她必须得回家。校长李老太拿来的麦乳精和枣，玲子拿走了，那东西我和艺术家家里缺么？我几次说玲子我送送你吧她都摇摇头。我看见玲子走到校门口的老槐树下停下了脚步，默默地和槐树说着什么。那老槐树已经在她的呼唤中冒了无数个豆大小的绿芽芽。
第二天，何老师采用了“远距离遥控”的新教学法。他说你们自己互相问答吧，我去校外查资料。晚上，艺术家问我：“知道何老师去哪儿查资料吗？”我思忖了一会儿，艺术家诡谲地一笑，时间到了，没分！没等我问，他神秒兮兮小声说：“何老师快结婚了，到处买材料打家具呢！喂，别让校长知道。”
何老师“查资料”一走三天，艺术家三天里不是“脸怎第红了”就是“敲寡妇的大门”，玲子虽然坐在这儿，可“身在曹营心在汉”。她眼里布满了血丝，显得疲劳有些憔悴。一次我们正紧张地练抢答时，她竟像上自习课时美滋滋地打起呼噜来了。
该给她点颜色看看了！我劈头盖脸地把她好一顿枇评，我一激动词儿特多：“一练你就困，一困你就做梦，你，你真是一枕黄梁，一意孤行，一蹶不振，一事无成，一落千丈……”简直是妙语连珠，我想着下一个带“一”的成语。
艺术家反应特快：“一元方程。含有一个未知数的方程叫一元方程，比如2x+4=8，回答得完全正确加十分！”
我们三人都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玲子突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竞赛时我会都答上的，请你们放心好了，会的，我心里有数。现在让我回家行么？”她恳求着，“我求求你了！”
玲子张口求人的时候极少极少，虽然时间紧迫，我还是开绿灯放行了。可后来一连几天，她有空就往家跑，像是家里有比智力竞赛还重要的事。问，问不出来，她又从来拒绝同学到家里去。为了摸清电脑的“线路”，我和艺术家决定毅然采取“跟踪追击法”去一趟玲子家。
玲子家离学校并不太远，在一座七八层高的住宅楼后，住在一排低矮的很旧的砖瓦房里。像玲子一样，她家显得十分简陋渺小，不会引人注意。太阳也许只有在正午的时候，才能通过天窗到玲子家光顾一次。狭窄的房后胡同里，氤氳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霉气。这一带也许快拆迁盖楼了，房墙龟裂，无人修缮。
艺术家扯着我的衣角，学着电影里鬼子进庄的腔调：“悄悄的，打枪的不要！”我们俩轻轻地来了个鲤鱼跃龙门，翻墙来到玲子家的后窗下。
屋里光线很暗，过一会儿才看清墙角摆着几件旧家具。玲子坐在一个竹凳上，面前堆着零乱的纸壳纸卷什么的，她手里拿着剪刀浆糊像个机器人一样正紧张地操作着。她在糊什么呢？艺术家和我对视一下，猜不出。
这时躺在玲子侧面一个铁床上长着络腮胡子的老头说话了。这人肯定是玲子的爸爸，他像病得挺重。哦，班里好像有谁说玲子的爸爸是脑血栓卧床十来年了。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咱家供你哥你姐两个大学生，喀儿，喀儿，都实在是供不起了，你这书咱说啥也不能念了，咱总得吃饭吧！喀儿喀儿，你妈退休都一个多月了，你到底哪天去接班呀！那指标人家给你留着？”
玲子没吭声，手不停地机械似地操作着，两行泪珠嘀嗒嘀嗒地落在纸壳上。我的心一震，我感觉艺术家的手也在出汗。
玲子的爸爸又咳嗽起来了，“喀儿，喀儿……”一连十多个不断线，玲子急忙跑过去，左手捶腰，右手倒水拿药。待爸爸喝完药后又马上回到竹凳上，操剪拿纸，像电视里的上卡通片一样，动作敏捷，一秒不歇。这时我和艺术家都看清了，玲子糊的可能是药厂用的小纸盒。呀，她眼前的屋角到处堆着小山一样的材料，几时能糊完呀！
玲子爸爸床前小桌上摆着麦乳精和一小袋干枣，我认出来了。
艺术家扯了一下我的衣角，听，屋里一场特殊的“智力竞赛”开始了。
玲子的爸爸问：“你说，一个药盒咱挣多少钱？”“一分三厘五，”玲子答。
“挣五元钱，得糊多少？”
“370.3个。”
“今天你糊了多少？”
“97，不，98个了玲子把手里的那又算上了。还差多少？”
“272个。”
“亏你还算得出来！”玲子的爸爸说，“药厂还有三天就来取货了，咱得守信用，下次人家就给咱提到每个一分八了，一天五块钱的盒你还糊不出来？”还有三天？正好和我们的智力竞赛是一个时间。
“呜——呜——”玲子终于哭出声来了，“爸爸您别说了，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明天不上学，也要把活抢出来！”突然她把手中的剪刀放下，一下子跪倒在爸爸的床前。
“爸爸，我求求您，就求您这一次，给我买件花裙子吧，买件最便宜的。我跟我妈说了，参加完学校的智力竞赛就去上班，就上班，呜……呜……”
两行混浊的泪水从爸爸的脸上滴落在玲子的头发里。他用那双枯柴似的手抚摸着玲子，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我不是说过了吗，等槐树花儿开的时候就给你买。”
我全明白了。从玲子家回来，我和艺术家是实实在在地没“电”了。默默地走着，谁也不说话。也许我们的心里都有一连串的问号在寻找那没法找到的答案。玲子是全校公认的电脑，为了顶替妈妈的工作，就要离开学校了，她妈妈是洗澡堂开票的。
何老师问我们干什么去了，艺术家想了想说：“查资料去了。”何老师笑了下，说还剩两天了，要注意一下大脑的休息，太紧张了倒适得其反。他还说人的记忆固然是重要，但关键在于开发创造能力。说完他也去“查资料”去了。
是的，我们应当有所创造。我们像填鸭似地背下来的那些中外古今的名人，有哪一个是仅靠着记忆给世界增添光彩呢？
第二天，我和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带到学校里五六条花裙子，是我姐姐的，是艺术家妹妹的，都是最新最漂亮的。昨晚上，我还跟爸爸非常严肃地说了玲子家的事情，我爸爸是副市长。他说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总有一天会慢慢解决的，问题的答案，每一个人都有寻找的责任。爸爸还和民政局长接了电话说了玲子家的情况。我高兴地扑到了爸爸的怀里，破例地给他“加上二十分！”在心里我早已拟了腹稿，今天我要召开全班大会，不是以班长的名义，而是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发布命令：
“放学后，大家先不要回家，都去玲子家里——糊纸盒！”
当我们捧着漂亮的裙子和全班同学一起出现在玲子面前时，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呢？
就说槐树花已经开了吧。
1990年3月3日于北京大学47楼
（原载北京《东方少年》199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