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分类分科，这是西洋思维习惯。中国不甚讲究。例如《史记》，名为史，写法则相当乃至过于文学。那么戏剧性故事性性格化，更像小说或传说故事。
《红楼梦》一般被认为属于长篇小说，如此言无误，则应该可以按小说来研究：研究它的人物、结构、情节、细节、语言、感染力、想像等。
但由于“红”的似乎未能终篇，由于它的真实性我要说是逼真性、丰富性、某些私密性与书写的含蓄性，它又像一份特殊的历史档案，半密码档案，对于它，首要的不是阅读欣赏分析评论，而是破解追踪，查明真相。它要求的不是文学家而是历史的侦察家，寻踪家，破案家，考古家。
如果作为小说的判断不差，那么小说的本事如何，只是一个素材问题取材问题， 相对于文本本身，这并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没有哪一部是可以确切地判断哪一章取材于哪一段生活，哪一节取材于哪一地哪一年的经历，更无此书的本事如何，彼书的本事如何一说。小说有没有本事，这也还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少数庶己可以说有个什么本事，多数则极其模糊、重叠、混杂，多数小说的来源绝非某人某地某时某事，而或者是由一点一滴铺演成篇，或者是生活的一点一斑一线一面“提纯”而成，或者是取生活中某事件之躯壳，植入新的生命灵魂，或者是如鲁迅所说的集合集中了许多人生经验的结晶。研究家学问家多矣，谁说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本事？《悲惨世界》的本事？《安娜?卡列尼娜》的本事？倒是有说是托翁从报纸上一个女人的自杀报道中得到了写作“安“的契机。
解放后搞本事调查有两次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个是为了批判影片《武训传》，去山东作了挖掘调查，证明武训如何之糟糕，其方法手段与搞专案组无异。第二次是文革前夕，为了批判影片《北国江南》去内蒙查本事，证明那里的农村如何光明灿烂，没有那么困难也没有哪个先进人物一着急就会失明。
中国比较有重史的传统，考证的传统，训诂的传统，直到测字与算卦解卦的传统。不仅《红楼梦》，对于李商隐的诗也非要搞出本事来，例如锦瑟，是令狐家婢女的名字吗？是隐含“断弦”（故从二十五弦变成了五十弦）之意吗？是泛论诗学吗？也不还有什么，反正不考证出来不放心，也不算有了“解”。
你翻《辞源》与西洋的百科全书，就可以看出另一个观念的区别。中文的“小说”，强调的是小，是稗官野史，引车卖浆，叫做琐屑之言。庄子的说法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桓谭则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而西洋的小说??fiction??则强调的是它的虚构性，强调它是虚构、捏造、虚构作品或捏造借口的行为，乃至干脆解释为“谎话”，作小说解时也强调其内容是想象出来的，而不一定以事实为基础。
我国当代作家如韦君宜自称多半以事实为据写作，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是以小说形式写的回忆录。但是无人去考证核查她或他的实际经历哪些与小说相符，哪些不符，而我相信绝对地相符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