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九月六日）
一位一九八五年车祸后变成植物人的女孩子，住在疗养院里，居然在十年之后，发现肚子大了起来。
今天一早我就作了个重大的决定——
我要为螳螂动手术。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昨夜看它吃东西的样子，那两只钳子虽然直直地伸着，但是看得出，它极力想抓。我可以看到在那钳子之中，有一种特殊的震动。如同双手被铐着的犯人，拼命想挣脱，而有的颤抖。尤其是当它的钳子碰到我抓着螽斯的手指时，我简直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这件事证明，它的钳子没死，只是因为某种外力，使它不能动。这“外力”据我猜，是没有蜕干净的皮。
记得前几天蜕皮的时候，它半只钳子都挂着一层薄薄的皮，还是我帮它剥下来的，只是我剥了“上臂”，没有注意到“钳子”的位置，必定因为那些地方的皮没能蜕净，里面却长了新皮。于是旧皮变成一层硬壳，使它无法移动。
或许这就是昆虫“蜕变”的悲哀，如同人类“生产”的悲哀。一边向往着新生，一边要脱离母体。脱不掉，只脱出一半，或耽搁得久了些，就造成脑性麻痹或死亡。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一定会发现不知有多少昆虫，因为“蜕变”的不顺利而死亡。而螳螂从小到大，最少要蜕四次皮，每次都是一次新生，也是一次临死，又不知有多少被这样淘汰了。
记得刚进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有位教授说：“你们这些自以为是天才，又千挑万选进来的学生，其实真正后来能成为艺术家的，只是极少数。毕业没多久，就一个个向现实低头了。就算不低头，一年、两年、三年，年年面对生活，也面对自己，面对吃饭，也面对理想，到后来，十个有九个半，都放弃了。”
他说的一点也没错，当时没人同意，现在大家用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我们一班三十多人，现在还当纯画家的，大概不到三个。这也是一种蜕变的悲哀。蜕不出来，就死了，而且永远死了。蜕一半出来，也是死了。理想死了，热情死了，空空地伸着画笔，像那螳螂伸着空空的钳子，有挣扎，没行动。
除非有人助他一臂之力，为他打通任督二脉，或当头棒喝，使他开悟。
现在，我要使它开悟。
首先我检视了它蜕下的那层皮。这皮被我好好地保存在古董柜里，如同我收藏女儿掉下的乳齿，小心地保管着。等将来我的牙齿老掉了，也放在一块儿，于是一个小盒子里有新生汰旧，也有老去凋零。如果穿成一串，老黄牙配小白牙，多有意思！
我留它的皮，是为了研究，现在果然派上了用场。我用镊子，一片片组合，如同航空失事之后，鉴定专家把残片一点一点地拼起来。现在我可以确定，它钳子上的皮确实没脱净。
问题是，旧皮如果还留在上面，一定有个痕迹，如同透明胶条，有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头”，必须用指甲慢慢刮，才能感觉那“头”在什么地方。
我试着从不同角度看它的胳臂和钳子，没有任何痕迹，看起来非常光滑。我猜一定是在关节的位置，钳子以上的上臂，都干净了；钳子关节以下，全被旧壳覆盖着，因为“断口”是在关节位置，所以看不清。
看不清，没关系。我找来显微镜，这是我十多年前为儿子买的，最高到一千五百倍。物镜上写着5/0.1，10/0.25，45/0.65，和100/1.25。我先找来15倍的目镜，放在顶上，再把下面的物镜转到最低倍的5/0.1，然后放一大片塑料到“载物台”上，并调好反光镜。
“病人”被抬了出来，用白色的卫生纸包住下半身，只露出头和两只钳子。很神妙，这家伙居然乖乖地让我包，而且一动也不动，好像知道我要为它诊治了。生物常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像马，会乖乖让人为它钉上马蹄铁；狗会乖乖洗澡打针。连我以前养的猫，平常凶悍极了，甚至会攻击人，但是当它生病的时候，只要拿出笼子，对它说“进去！带你去看病”，它就乖乖地走了进去。
这螳螂想必也懂。于是原本以为要大费周章的事，现在很轻松地解决了。把它放上显微镜的平台，再用胶条固定一只胳臂，我开始调整焦距。
它的钳子是半透明的，使下面的光能透上来，没两下就看到了。再用微调，上下扭一扭，焦距就落在不一样的“深度”，看到上面一层皮的“断口”。
“太棒了！”我跳了起来，向担任手术助理的女儿报告大好的消息，“如我所料，是钳子上的皮没脱掉。”
下一步当然是动手术了，这是真正的“显微手术”，我找来了几样工具——10SE27Cr眼科专用的小镊子、Paragon的十号手术刀和10SEHRCr的尖头小剪刀。这些东西都是我平时用来解剖小鸟和花草用的。这是第一次用来对付昆虫，而且不是解剖，是解救。
“解剖”与“解救”是一体的两面，解剖是为研究，以便未来解救。解救不成功的病人，又常要做病理解剖。所以有些将要绝种，而在保育之列的生物，别人不能抓，研究人员却能抓，甚至不但抓，而且杀。道理很简单，这杀，是为了拯救，杀少数可以拯救多数。记得我有一次在校园折了一大枝樱花，别系的教授看到了，过来骂我。我说我是艺术系的教授，那教授立刻道歉，还为我开脱地说：“那当然！那当然！请尽量摘，会凋的花能成为不凋的艺术品，多好啊！”
多好啊！问题是什么叫作专家，什么又叫救赎？什么人有权杀？他能杀多少？这世间可有个规定？于是希特勒可以为所谓建立美好的未来世界，而杀犹太人；日本人可以杀中国人；三K党可以杀有色人。他们都有道理，为了世世代代亿亿兆兆子孙的幸福，而一时杀几千万人，算什么？
战争就像用刀在桌上割纸，既要把纸切开，当然可能伤到桌面。战争的目的是为和平，在这求和平的过程中，流弹杀几百万人，算什么？在为大多数守法的顺民谋幸福时，误杀几个人，又算什么？在“杀一儆百”、图民众叫好的情况下，把一个从来不曾犯案，只因为赌博欠了钱，而临时起意，在忠孝东路上抢了钱的水电工，就以最快速度判死刑，且拍出五花大绑、吃“用筷子插着的卤蛋”的电视画面，又是多么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
现在我的屠刀就要散发恩泽了，把那些不义的铲除干净。在显微镜的帮助下，我用刀锋轻轻刮，像刮掉一层蜡似的，将那旧皮刮掉。
新皮与旧皮几乎已经长在一起了，我相信这是因为当蜕皮的阶段完成，它身体里的筋肉就会开始膨胀，且胀大许多（否则，它也不必蜕皮）。新皮先是软的，有如一层薄膜，一边膨胀，一边风化变硬，所以现在新新旧旧全挤到了一处。
但是以我的功夫，应该没问题。如同刻图章，不敢用力刻，总可以一点一点刮。我几乎可以听到，当那旧皮被刮掉的时候，里面获得解放的“声音”。那是脆脆的一种声响，像是“春溜解冻”，下面是活的流动的水，上面是死的硬硬的冰，那解冻是一种崩，咔咔咔，全崩解了。
手术动完，放回盒子，它立刻站了起来，昂着头，却仍然垂着胳臂。我开始有点失望，难道手术失败了，又或是嫌晚了？损失既已造成，便无力回天了？
我开始矛盾，如果手术真不成功，我是不是留着它，天天喂到嘴，由我做螳螂，出去抓虫，由它做主子，等着吃虫。还是照原来的计划，把它处死？既然死马当活马医，医不好，当然是死！
我也想到“种马”。对那稀世的宝马，即使它伤了脚，也好好养着，等待配种。一个受伤的英雄，虽不能动，生下的孩子，可还能成为会动的英雄。
想到在儿子毕业典礼上，遇到一位来自乌干达的医生，黑得发亮，亮得令人尊敬。他说：你知道吗？在旧时乌干达的部落间发生战事，如果虏获了敌人的大将，并不把他杀掉。相反，还把自己部落里最强健聪明的女人嫁给他。等他们生了女儿，就鼓励继续生，如果生出了儿子，则立刻把那父亲杀掉。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强种”，而强种常不是自己圈子里能孕育的，必须“远交”，取远处的种。
也想到最近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一个奇案——
一位一九八五年车祸后变成植物人的女孩子，住在疗养院里，居然在十年之后，发现肚子大了起来。检查才发现，她怀了孕。她的父母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反对堕胎，于是继续让她怀孕，居然生下一个两磅十一盎司的孩子。还是自然分娩的呢！
这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就悲剧而言，她被强暴，而且怀了野种，甚至一时不知父亲是谁；就喜剧而言，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女子，居然生个健康的娃娃。如果她有知，到底该哭还是该笑？
现在我想，我也要为这只今生没希望的螳螂，找一只“丈夫”，生下一堆娃娃，且由我在明年的春天，看着孵化。
如同在枯骨间长出春花，这是多么凄艳的景色！
亮刀（九月七日）
“黄夹克”如同一个来自黄土地的炎黄子孙，钻进同族的肚子里，狂攻、猛咬。
清早，还在梦中，就听见砰砰砰的跑步声，接着乓的一声，房门被打开，老婆和孩子一起冲进来。
“你的螳螂会抓东西吃了。”老婆喊。
“抓了只大马蜂。”女儿喊。
“哪儿来的大马蜂？”我揉着眼睛。
“不知道。”
“不知道？”我跳下床，跟着又跳又蹦的女儿走进书房。螳螂的盒子放在靠墙的柜子上，早晨斜斜的阳光正好照在上面。它果然在吃东西，两只原来不会动的钳子一抖一抖的，好像在不断调整“抓的动作”，使我不太能看得清它抓的是什么。
“你们确定它抓了一只马蜂？”我问。
“是啊！黄黄的，还带黑条纹。”老婆说，十分得意的样子，好像她发现因而立了功。
现在我看清楚了。是只虎头蜂，只是头还被螳螂抓着，肚子已经被吃光了，盒底掉了好多小小的蜂爪子，想必是它不吃而抛下来的。
我也看到已经焦黄的牡丹叶子和叶子旁边大黑蜂的尸体。突然想通了。那只抱着大黑蜂的虎头蜂，以为它早死了，原来没死，也没跟着苍蝇逃跑，留到今天，进了螳螂的肚子。
会不会其实死了，只是这螳螂太饿，所以抓来吃？眼看虎头蜂全进了它的肚子，我摇摇盒子，使大黑蜂的尸体滚到它的身边，又对它喊：“再尝尝这个吧！更好吃、更大块呢！”
它没理，好像视而未见，兀自舔它的两只钳子去了，先弯着上臂，用肘擦脸，擦一下，放在嘴里含一下，有点像猫，把口水吐在爪子上，再去梳头、洗脸。不知道它是不是也有口水，也先蘸湿了肘，再在眼睛四周一遍一遍地摩擦。使我想起中餐馆里，吃完饭送上的热毛巾，据老一辈说，“当年”在北京，那毛巾不是用递的，而是用甩的。热腾腾拿出来，可以从后堂，隔着几十桌人，一个“长传球”，甩给前桌的堂倌，再交给客人。毛巾烫，甩得又准，客人不但叫好，还给赏。
现在这吃饱了、喝足了的客人，就在洗脸。热腾腾地把那油嘴油脸大手一抹，多过瘾！当然螳螂不是用热毛巾，是用热口水，只是那擦脸的爽，看起来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这自家的口水，更卫生。
我这话是“良有以也”，因为当年我在电视台跑新闻的时候，特别做过一个专题报道，把到各餐馆收来的“卫生毛巾”送去化验，结果十家有七家不卫生。采访车的司机老林说得露骨：“当然不卫生了，有些毛巾从黄色咖啡馆收来，马马虎虎洗洗，又进了餐馆。你要知道在黄色咖啡馆有不少‘吹奏’的小姐。那茶不能喝，是小姐漱口的；那毛巾更不能擦，是用来擦更脏的东西的。”
从那以后，我绝不用外面的毛巾。只是欣赏那些一边喊烫，一边大擦其脸，擦完还擤点鼻涕，然后大呼过瘾的人。我想“他正跟前一位或前许多位使用者，交换一种过瘾”。
如此说来，这螳螂能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口水洗脸，不是比人还文明、还卫生吗？
用肘擦完脸，它又开始一点一点舔它的钳子，也可以说舔它的下臂。你几乎可以听见，它像婴儿吸手指似的啧啧有声；也有点像吃法国焗田螺之后的老饕，吃完田螺还舍不得那点烤出来的汤汁，得用面包把盘子擦干净，擦完了，看手上弄到一些汁，又把手指伸到嘴里舔干净。
这真不文雅，却常发生在法国士绅和名媛的身上。他们不觉得不雅，还觉得是对主人的一种奉承，表示东西太好了，好得让人忘了礼貌。
想必螳螂也是忘了礼貌。在它那钳子之间，一定还沾了许多汤汁，让它余味无穷。
它的胳臂显然是复原了，否则如何抓虎头蜂，又怎么把钳子一根一根送进嘴里，做得如此细腻而从容呢？
我兴奋极了，觉得是了不起的成就。不是自夸，这世上有几人给螳螂接过骨？又有几人给螳螂动过手术，而且成功了？
我决定再去抓一只虫进来，让它享用。才出门，就见一只“黄夹克”（YellowJacket）在享用我的美人蕉。它不是吃花粉，而是钻进美人蕉的叶鞘里喝水。美人蕉在大热天是救命的东西，因为它的叶片大，又斜斜地伸着，即使不下雨，凝在上面的露水也会滑进它的叶鞘。我不知道美人蕉是不是用这方法收集水分，只知许多小虫都靠这个“小池塘”过活。
“黄夹克”也算黄蜂的一种。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只晓得美国人都叫它“黄夹克”。它才钻进叶鞘，就被我的塑料袋堵住，居然还不知道，径自喝水，喝完退出来，起飞，进了我的塑料袋。
不知道它如果没喝水时已经发现被堵住，还会不会继续喝，抑或立刻想办法“突围”。如果是我，知道突围已不可能，我一定喝。就好像有一阵子空难特多，我出去旅行时都祈祷，如果非死不可，请让我玩完了，到归程才“出事”，不要刚出发，就掉下去，太冤了！
就算知道必死，总也得把现在好好过了，对不对？谁不是如此呢？每个人都知其必死，每个人也都猜想自己不会马上死，所以能好好地活着。所有的匪徒、暴君、恶主，也都以这方法，用最少数的走狗，对付大多数的善良百姓。百姓们都知道，如果一起抗暴，自己人一定赢，但是自己可能死。于是在避免自己送死的想法下继续忍受，忍到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千岛湖事件”遇害的人，如果先知道会被杀，可能乖乖地走到船舱下面去吗？他们一起反抗，就算死伤几人，匪徒能不被制伏吗？一支枪、一颗子弹，能杀一百个人，就是这个道理。
“黄夹克”显然是个“达人”，喝足了酒，上刑场。
进去了，“黄夹克”开始飞扑。从盒子的每个角度，试着突破重围。又倒挂着，在盒盖上爬，对着每个通气口，极力地想钻出来。可惜，身子太大了。这正是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的道理。
盒子那头，螳螂依然在洗脸，还左扭扭头、右伸伸腰，好像在做马王堆帛画上的“导引之术”。相信它这看起来从容，而且无欲的动作，正是为下面的杀戮热身。
守了十几分钟，看来一时不会有好戏，我转去厨房找东西吃。
老婆切了一大块弗吉尼亚火腿，放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又放上一片凤梨，还倒了杯牛奶给我。我突然灵光一闪，去书房把螳螂盒子拿了过来，放在餐桌上，三个人一边吃东西，一边观赏。
“多残酷啊！一边吃，一边看别人厮杀。”老婆说。
“多残酷啊！一边厮杀，一边看别人吃。”我说，“这火腿如果不杀，是哪里来的？不但杀，还调味、腌渍、绑起来入味，再运出去卖、买来切、切来热、热来吃，人残不残酷？所以说，是我们一边杀，一边看它吃。这就好比预先买好凶器、观察形势、算好时间杀人，是‘谋杀’，要罪加一等。至于临时见财起意、夺财杀人的是‘非预谋杀人’，罪轻一等。人的杀生，都是谋杀。”
正说着，盒子里传出一阵骚动，以为战事已经开始，却见螳螂还在做“导引之术”，真正的骚动是从盒底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