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荒诞的暗夜中发生的荒诞故事，但暗夜中仍有不死的火种，那是爱心、天才和不屈的探索精神。
熬过五七干校的两年岁月，重回大寺中学物理教研室。血色晚霞中，墙上的标语依然墨迹淋漓，似乎是昨天书写的；门后的作息时间表却挂满了蛛网，像是前世的遗留。
我还是我吗？是那个时乖命蹇却颇以才华自负的物理教师吗？
批斗会上，一个学生向我扬起棍棒，脑海中白光一闪——我已经随那道白光跌入宇宙深处了，这儿留下的只是一副空壳。
抽屉里有一封信，已经积满灰尘，字迹柔弱而秀丽，像是女孩的笔迹。字里行间似乎带着慌乱和恐惧——这是一刹那中我的直觉。
何老师：
我叫向秀兰，五年前从你的班里毕业，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我记得她，她是一个无论学业、性格、容貌都毫不出众的女孩，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文革”期间她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总要低下眉眼，低低地叫一声“何老师”，使我印象颇深。那时，喊老师的学生已不多了。
……可是你一定记得林天声，你最喜欢他的，快来救救他吧！……
林天声！
恐惧伴随隐痛向我袭来。我执教多年，每年都有几个禀赋特佳的天才型学生，林天声是其中最突出的，我对他寄予厚望，但也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最硬的金刚石也最脆弱，常常在世俗的顽石上碰碎。
我记得林天声脑袋特大，身体却很孱弱，好像岩石下挣扎出来的一棵细豆苗。性格冷漠而孤僻，颇不讨人喜欢，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实际上，我很少看到他与孩子们凑群，总是一个人低头踱步，脚尖踢着石子。他的忧郁目光常使我想起一幅“殉道者”的油画——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可教子女”（当时的常用语，即“可以教育的子女”的简称），他父亲是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杀。于是我就释然了，他实际是用这层甲壳来维持自己的尊严。
他的学业并不十分突出，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我完全可能忽略这块璞玉。物理课堂上，我常常发现他漠然地注视窗外，意态游移，天知道在想些什么。偶尔他会翻过作业本，在背面飞快地写几行字东西，过一会儿又常常把它撕下来，揉成纸团扔掉。
一次课后，我被好奇心驱使，捡起他才扔掉的一个纸团，摊开。纸上是几行铅笔字，字迹极草，带着几分癫狂。我几乎难以相信这是他的笔迹，因为他平时的字体冷漠而拘谨，一如他的为人。我费力地读着这几行字：
“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否则在初始之前和边界之外是什么？），可是在我们之前的这一‘半’无限中，宇宙早该熟透了，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星系，年轻的粒子，年轻的文明？
我相信震荡宇宙的假说，宇宙的初始是一个宇宙蛋，它爆炸了，飞速向四周膨胀，现在仍处于膨胀状态。亿兆年之后，它在引力作用下向中心跌落，塌缩成新的宇宙蛋。周而复始，万劫不息。
可是我绝不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个宇宙蛋！地球中心说和太阳中心说的新版！‘无限’无中心！逻辑谬误！
这儿是几个大大的感叹号，力透纸背，我感受到他写字时的激扬。下面接着写道：
如果爆炸物质以有限的速度——天文学家所说的红移速度，它的绝对速度应该小于光速——膨胀，那么它到达无限空间的时间当然是无限的，怎么可能形成周期性的震荡？如果它到达有限的空间（即使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空间）即收缩，那它只能是无限空间中微不足道的一点，怎么能代表宇宙的形成？
下面一行字被重重涂掉了，我用尽全力辨认出来：
或许宇宙是无限个震荡小宇宙组成，无数个宇宙蛋交替孵化，似乎更合逻辑。
多么犀利的思想萌芽，尽管它很不成熟。为什么他涂掉了？是他自感没有把握，不愿贻笑他人？
纸背还有几行字，字迹显然大不相同，舒缓凝滞，字里行间充满着苍凉的气息，不像一个中学生的心境：
永远无法被‘人’认可的假说。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一‘劫’结束后，所有文明将化为乌有，甚至一点痕迹也不能留存于下一劫的新‘人’。上一劫是否有个中学生也像我一样苦苦追索过？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读这些文字时，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浑身如火焰炙烤。似乎宇宙中有天火在烧，青白色的火焰吞噬着无限，混沌中有沉重的律声。
我绝对想不到，一个孱弱的身体内能包容如此博大的思想，如此明快清晰的思维，如此苍凉深沉的感受。
我知道百十年前有一位不安分的犹太孩子，曾遐想一个人乘着光速的波峰会看到什么？……这就是爱因斯坦著名的思想实验，是广义相对论的雏形。谁敢说林天声不是爱因斯坦第二呢？
我不知道天文学家读到这些文字作何感想，至少我觉得它无懈可击！越是简捷的推理越可靠，正像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著名论断：
“又仁慈又万能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世有罪恶。”
极简单的推理，但无人能驳倒它，因为人世有罪恶！
天声的驳难也是不能推翻的，只要承认光速是速度的极限。
我把他的纸条细心地夹到笔记本里，想起他过去不知道随手扔掉了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萌芽，我实在心痛。抬起头，看见天声正默默地注视着我，我柔声道：“天声，以后有类似的手稿，由老师为你保存，好吗？”
天声感激地默然点头。从那时起，我们俩常常处于心照不宣的默契中。
可惜的是，我精心保存的手稿在“文革”抄家中丢失了。
我摇摇头，抖掉这些思绪，拿起向秀兰的信看下去：
……在河西大队下乡的同学都走了，只剩天声和我了，他又迷上了迷信（语法欠通，我在心里评点着），一门心思搞什么穿墙术。我怕极了，怕民兵把他抓走，怎么劝他都不听。何老师，天声最敬佩你，你来救救他吧！
我唯有苦笑。我自己也是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惴惴地过日子，哪有资格解救别人！
一张信纸在我手里重如千斤，纸上浸透了一个女孩的恐惧和期待。信上未写日期，邮戳也难以辨认。这封信可能是很久前寄来的，如果要发生什么早该发生了……我曾寄予厚望的学生是不会迷上什么穿墙术的，肯定是俗人的误解，也许只有我能理解他……第二天，我还是借一辆嘎嘎乱响的自行车，匆匆向河西乡赶去。
河西乡是我常带学生们大田劳动的地方，路径很熟。地面凸凹不平，常把我的思绪震飞，像流星般四射。
我的物理教学也像流星一样洒脱无羁，我不愿中国的孩子都被捏成呆憨无用的无锡大阿福泥人。课堂上我常常天马行空，尽力把智者才具有的锐利的见解，微妙的深层次感觉，在不经意中浇灌于学生。
在一次课堂上，我讲到黑洞。我说黑洞是一种被预言但尚未证实的天体，其质量或密度极大，其引力使任何接近它的物质都被吞没，连光线也不能逃逸。
学生们很新奇，七嘴八舌问了很多问题：一位不小心跌入黑洞的宇航员在跌落过程中会是什么心境？被吞没的物质到哪儿去了？物质是否可以无限压缩？既然连光线也不能逃逸，那人类是否永远无法探索黑洞内的奥秘……
我又谈到白矮星，它是另一种晚期恒星，密度可达每立方厘米一万千克。又谈到中微子，它是一种静止质量为零的不带电粒子，可以在0.04秒内轻而易举地穿过地球。
不知怎么竟谈到《聊斋》中可以叩墙而入的崂山道士，我笑道：“据说印度的瑜伽功中就有穿墙术。据载，不久前一个瑜伽术士还在一群印度科学家众目睽睽之下做了穿墙表演。关于印度的瑜伽术，中国的气功，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常常有一些离奇的传说，比如靠意念隔瓶取物，远距离遥感等。很奇怪，这些传说相当普遍，简直是世界性的——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在一片喧嚷中，只有林天声的目光紧紧盯着我，像是幽邃的黑洞。他站起来说：“1910年天文学家曾预言地球要和彗星相撞，于是世界一片恐慌，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这个预言确实应验了，巨大的彗星尾扫过地球，但地球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
我接着说：“彗星是由极稀薄的物质组成，其密度小到每立方厘米10-22克，比地球上能制造的真空还要‘空’。”
林天声目光炯炯地接口道：“但在地球穿过彗尾之前有谁知道这一点呢？”
学生们很茫然，可能他们认为这和穿墙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所云为何。只有我敏锐地抓到他的思维脉络，他的思维是一种大跨度的跳跃。在那一瞬间，我甚至激发出强烈的兴奋，两个思维接近的人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产生共鸣，这在我是不可多遇的。我挥手让学生们静下来。
“天声是对的，”我说，“人们常以凝固的眼光看世界，把一些新概念看成不可思议。几百年前人们顽固地拒绝太阳中心说，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人不能倒立在天花板上，自然地球下面也不能住人。这样，他们从曾经正确的概念作了似乎正确的推论，草率地否定了新概念。现在我们笑他们固执，我们的后人会不会笑我们呢？”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学生。
“即使对于‘人不能穿墙’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能看作天经地义的最后结论。螺旋桨飞机发明后，在飞机上装机枪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飞速旋转的桨叶对子弹形成不可逾越的壁障，直到发明同步装置，使每一颗子弹恰从桨叶空隙里穿过去，才穿破这道壁障。岩石对光线来说也是不可逾越的，但二氧化硅、碳酸钠、碳酸钙混合融化后，变成透明的玻璃。同样的原子，仅仅是原子排列发生了奇妙的有序变化，便使光线能够穿越。在我们的目光里，身体是不可穿透的致密体，但X光能穿透过去。所以，不要把任何概念看成绝对正确，看成天经地义不可稍改。”
学生们被我的思维震撼，鸦雀无声。我笑道：“我说这些，只想给出一种思维方法，帮助你们打破思想的壁障，并不是相信道家或瑜伽派的法术。天声你说对吗？你是否认为口念咒语就可叩墙而入？”
学生们一片哄笑，林天声微笑着没有说话。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我给出一连串清晰的思维推理，但在最后关头却突然止步，用自以为是的嘲笑淹没了新思想的第一声儿啼。
这正是我素来鄙视的庸人们的惯技。
到达河西乡已是夕阳西下。黄牛在金色的夕阳中缓步回村，牛把势们背着挽具，在地上拖出一串清脆的响声。地头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忙着捡红薯干，我向一个老大娘问话，她居然在薄暮中认出我：“何老师哇，是来看那俩娃儿吗？娃儿们可怜哪！”她絮絮叨叨地说下去，“别人都走了，就剩下他俩，又不会过日子。你看，一地红薯干，不急着捡，去谈啥乱爱，赶明儿饿着肚子还有劲儿乱爱么？”
她告诉我，那俩娃儿一到傍晚就去黄河边，直到深夜才回来。呶，就在那座神像下面。我匆匆道谢后，把自行车放在村边，向河边走去。
其实，这老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我想。她的话抓住了这一阶层芸芸众生的生存真谛——尽力塞饱肚子。
说起哲学，我又想起一件事。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一位物理学家阪田昌一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毛主席立即作了批示，说这是第一位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全国自然闻风响应，轰轰烈烈地学起来。
我对以政治权威判决学术问题的做法，历来颇有腹诽，这样只能产生李森科那样的学术骗子加恶棍。但在向学生讲述物质无限可分思想时，我却毫无负疚之感，因为我非常相信它。甚至在接触到它的一刹那中，我就感觉到心灵的震撼，心弦的共鸣！我能感受到一代伟人透视千古的哲人目光。
我在课堂上讲得口舌生花，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包括林天声。
傍晚，我发现一个大脑袋的身影在我宿舍前久久徘徊，我唤他进来，温和地问他有什么事。林天声犹豫很久，突兀地问：“何老师，你真的相信物质无限可分吗？”
我吃了一惊。纵然我自诩为思想无羁，纵然我和林天声之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要在政治高压气候下说出这句话，毕竟太胆大了。我字斟句酌地回答：“我是真的相信。你呢？”
林天声又犹豫很久。
“何老师，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至今只有很少几个层次，总星系、星系团、星系、星体、分子、原子、核子、层子或夸克。虽然在这几个层级中物质可分的概念都是适用的，但做出最后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我释然笑道：“根据数学归纳法，在第n+1步未证明之前，任何假设都不能作为定理。但如果前几步都符合某一规律，又没有足够的反证去推翻它，那么按已有规律做出推断毕竟是最可靠的。”
林天声突然说：“其实我也非常相信。我一听你讲到这一点，就好像心灵深处有一根低音大弦被猛然拨动，发出嗡嗡的共鸣。”
我们相互对视，发现我们又处于一种极和谐的耦合态。
但林天声并未就此止步。“何老师，我只是想到另外一点，还想不通。”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