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费尔普斯（Steven Phelps）在印第安纳捕捉了43只野生草原田鼠，并逐一测定它们的启动子序列：一些田鼠的插入片段比另一些的要长。插入片段的长度变化由350个字母到550个字母之间不等。是否插入片段更长的雄性田鼠比插入片段短的田鼠对伴侣的忠诚度更高呢？目前还没有答案。
英赛尔的研究带来了简单明了、极具震撼力的结论。啮齿目动物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取决于启动子开关中的一个DNA 片段的长度，该启动子位于某个基因受体的前部。这又转而精确地决定了大脑中那些部分可以表达该基因。当然，如同所有优秀的科学成果一样，与其解决的问题相比，这个发现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满足老鼠大脑中那个部分的后叶催产素受体，就会让它对其交配对象有好感？有可能，这些受体可以引发一种类似上瘾的状态。从这方面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似乎与多巴胺D2受体有些联系，后者与对毒品上瘾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若没有后叶催产素，老鼠就没有社会性记忆，因此它们压根忘记了交配对象的模样。
老鼠并不是人。你现在知道了，我将会由草原田鼠的稳定交配关系推理到人类的爱，你可能不会喜欢这种由鼠到人的漂移。这听起来像是还原论或简单论。你会说，浪漫的爱是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和教导。爱这个称呼应该出现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nor）的宫廷，或类似的某个地方，由一群号称“行吟诗人”（troubadours）的性欲旺盛的诗人所发明。在此之前，人们只会称之为性。
即使在1992年，威廉·扬科维尔克（William Jankowiak）调查了168种不同的人种志文化，他没发现有人不知爱为何物，你也仍然是对的。
当然此刻我还无法向你证明，当人体内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在脑部合适的位置被激活时，他们就坠入爱河了。但是，有一些线索可以警示，由一个物种推理到另一个物种存在着风险性。绵羊需要后叶催产素产生对幼子的母爱，显然老鼠并不需要。毫无疑问人类的大脑比老鼠大脑要复杂得多。
但是，我可以提醒你注意一些有趣的巧合。老鼠和人类也共有一些遗传密码。两个物种体内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是相同的，产生于大脑中同样对应的部位。性引发了这两种激素在人类大脑和啮齿目动物的脑部产生。它们的受体是相同的，也在大脑中相应部位得以表达。像一些草原田鼠一样，人类的受体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在启动子区域有一个略小的插入片段。如同印第安纳的那些草原田鼠，人类启动子区域插入片段的长度也因人而异：在最初调查的150个人中，英赛尔发现有17种不同的长度。一个称她（他）自己正在恋爱中的人坐着接受脑部扫描，当她看到爱人的照片时，她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会发亮；当她看着一个仅仅是熟人的照片时，那些部分不会发亮。那些可以发亮的部分与可卡因刺激的部分有重合。
这一切可以理解为完全是巧合，人类的爱一定与啮齿目动物的单配偶关系完全不同。但是，考虑到GOD 是很保守的，以及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的联系性，你要是认为你稳赢并为此下注，那可有点不明智了。
莎士比亚一如既往地又走在我们前面。在《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奥布朗（Oberon）告诉帕克（Puck），当丘比特之箭落到一朵白花（三色堇）上，花会变成紫色，而如果这朵紫花的汁液……滴在睡眠者的眼皮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当他们醒来时，便会疯狂地爱上所看到的第一件东西。
帕克及时地取来一朵三色堇，奥布朗给森林里的那些沉睡者们制造了一场大混乱。他让拉山德（Lysander）爱上了海伦娜（Helena），又让泰坦尼娅（Titania）爱上了头部被变成驴头的编织工巴腾（Bottom）。
谁敢跟我打赌说，我不会对一个现代的泰坦尼娅做出类似的事呢？当然，仅在眼皮上滴汁液是不够的。我必须给她做个全身麻醉，然后装一根插管进脑部的内侧杏仁核，再注入一些后叶催产素。我不能说到时候她会爱上一头驴，但是我有一定把握可以让她依恋醒来时看到的第一个男人。你要赌我输吗？（我迫不及待地要加一句，人类伦理委员会将会阻止，也应该阻止任何人来接受这个实验的挑战。）我假定：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人类从根本上就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就像草原田鼠，而不像山地田鼠那样滥交。这个假定是有基础的，它在于第1章里关于睾丸尺寸的分析；也在于人种志调查所提供的证据，尽管很多社会允许多配偶制，但是一夫一妻制仍占主导；还在于人类中的亲代抚育——这是少数以社会性单配偶制生活的哺乳动物的一个典型特征。
此外，当人类生活从经济和文化的束身衣（例如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发现一夫一妻制的主导地位更强了。1998年，那个世界中权力最大的人虽然没有一堆女眷，但也因与一个实习生的桃色事件而让自己陷于麻烦。长期并专享（虽然有时具有欺骗性）的一夫一妻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最普通的模式，这样的证据随处可见。
黑猩猩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的配对关系。我推测，黑猩猩的大脑中相关部位的后叶催产素受体要少于人类的，这也许是因为黑猩猩的相关基因启动子较短。后叶催产素的说法至少暂时肯定了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即爱是一种本能，由自然选择演化而来；它也是哺乳动物遗传的一个部分，就像是我们的四肢和十指一样。当内侧杏仁核的后叶催产素受体得以激发时，我们会和最接近我们的人结合，这是盲目、自发且无师自通的。若要获得这种激发，性行为是最佳的选择，也许纯洁的吸引力也有此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分手会很难。
有了后叶催产素受体，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一定会恋爱，也不能决定此人恋爱的时间和对象。伟大的荷兰动物行为学家尼科尔·廷伯根（Niko Tinbergen）在对本能的研究中提出，固定的、天生的本能表达必须要借助一个外界的刺激得以触发。廷伯根最喜欢的物种之一是刺鱼，它是一种很小的鱼。在繁殖季节里，雄性刺鱼会守卫其筑巢的区域，它的腹部发红，从而吸引雌性刺鱼。廷伯根做了一些鱼的模型，将它们投放去“入侵”一只雄性刺鱼的地盘。尽管制作粗糙，一只雌性鱼的模型仍会引发这只雄性刺鱼跳起求爱舞；只要雌性鱼模型有一个丰满的腹部，雄性鱼就会非常兴奋。但如果这只鱼模型的腹部发红，将会引发雄性刺鱼对其展开攻击。还会触发雄性刺鱼攻击的甚至只是一个带有制作粗陋无神的眼睛的椭圆形模型，尽管它没有鱼鳍和尾巴。但雄性刺鱼仍会猛烈地攻击它，视它为一个真正的雄性竞争者。廷伯根最初在莱顿大学展开研究工作，有关于他在那儿的一个传奇故事是，他发现他养的那些雄性刺鱼竟会对那些迅速掠过窗户的红色邮政火车表示威胁的姿态。
廷伯根进一步论述，这些“天生的释放机制”在其他物种体内也可以触发本能的表达，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银鸥。银鸥的嘴是黄色的，嘴尖端有个明亮的红色斑点。幼小的银鸥在求食时会啄成年银鸥嘴上的红点。通过给新出生的银鸥展示一系列模型，廷伯根证实红点可以有力地触发求食行为。这个点越红，触发力就越大。鸟嘴和头的颜色一点也不重要。只要这个模型在形似嘴的尖端有一个颜色反差很大的点，最好是红色，它就会吸引幼小的银鸥来啄。用现在的行话来解释，科学家会说，年幼银鸥的本能和成年银鸥嘴上的红点在“共同进化”。如同被设计的一样，外界的一个物体或事件可以触发一种本能。先天和后天共同在起作用。
廷伯根实验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揭示了本能有多么复杂，也说明本能很容易便被触发。他还观察研究了掘土蜂的生活习性。掘土蜂会挖一个洞，出去抓一只昆虫，用刺蜇将其麻痹，再将它带回洞中，在它上面产卵。这样，幼蜂在成长中就能以昆虫为食物。这一切复杂的行为，包括重新找到之前挖掘的洞，都是无师自通的，压根不是父母所教的。一只掘土蜂从不会遇到自己的父母。一只布谷鸟唱着歌儿飞到非洲，再飞回来，路上会和其同类中的一只交配。当它还是只雏鸟时，它根本不会见到自己的父母或手足。
动物行为由基因决定的观点曾使生物学家们感到困惑，如今也困扰了社会学家们。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rx Delbruck），一位分子生物学的先驱者，拒不相信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西莫尔·本泽尔（Seymour Benzer）找到一只行为突变的果蝇。德尔布吕克声称，行为过于复杂，无法简单地归结于基因。然而，家畜业余饲养者很久以来便接受了这种行为基因的观念。在17世纪或更早时期，中国人就开始培育不同颜色的老鼠，他们培育出一种华尔兹老鼠（waltzing mouse），以其形似舞蹈的步态而出名，这种步态源于其内耳中的一个遗传缺陷。后来老鼠育种在19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又传入欧洲和美洲。在1900年前某个时候，马萨诸塞州格兰比的一名退休教师艾比·莱思罗普（Abbie Lathrop），有“培育珍奇老鼠”的爱好。在住所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她很快培育出不同种类的老鼠，并将它们出售给宠物店。她尤其喜欢那时人们所称的日本华尔兹鼠，并培养出许多新的种系。她注意到一些种系的老鼠比另一些更易患癌症；后来耶鲁大学了解到这个线索，这成了早期癌症研究的基础。
然而，是莱思罗普和哈佛的联系才揭示了基因与行为的联系。哈佛的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买了莱思罗普的一些老鼠，成立了一个老鼠实验室。在他的学生克莱伦斯·利特尔的倡导下，这个重要的老鼠实验室搬至缅因州的巴尔港，如今它仍在那儿——成了培育用于研究的不同种系老鼠的巨大工厂。很早以来，科学家们便意识到，不同种系的老鼠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本森·金斯伯格（Benson Ginsburg）曾攻克了一个难关。他注意到当他拿起一种“几内亚猪”豚鼠（以它的毛皮颜色命名），他常常会被咬。很快他培育了一个新的种系，新豚鼠有着同样的毛皮颜色，但没有攻击性，这足以证明攻击性源于基因。他的同事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培育出一些攻击性的老鼠种系。但是有趣的是，金斯伯格那儿最有攻击性的老鼠，却是斯格特这里最温和的老鼠。解释是，他们两人对待老鼠幼儿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于一些种系的老鼠，如何对待它们不会造成什么差别。但是有一个种系是例外的，这就是C57—Black—6，早期的对待方式可以增强它们的攻击性。这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基因若想发挥作用，须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或者如金斯伯格所言，由老鼠遗传的“编码基因型”到表达出“有效基因型”的路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影响。
之后，金斯伯格和斯科特开始研究犬类。通过将英国可卡犬和非洲的巴仙吉犬做杂交实验，斯格特证实，幼犬的打斗行为受到两个基因的控制，这两个基因负责调控其攻击性的阈值。
但是，科学家们无须证明狗的行为是遗传的，这对育狗者来说已经是过时的新闻。重点在于，不同犬类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类型，它们中有衔猎犬、指示犬、蹲猎犬、牧羊犬、梗犬、卷毛犬、斗牛犬和猎狼犬，以上名字便代表了这些犬类已具有育种时赋予它们的本能；而且，这些本能是天生的。一只寻猎犬即使训练后也不能守卫家畜，一只警卫犬也不能训练成守护羊群的狗。这些都曾有人尝试过，但是失败了。在驯化狗的过程中，人们将狼行为发展中一些不完整或夸大的要素保留下来。一只狼会跟踪猎物、追捕、猛扑、抓住、杀死并肢解猎物，再将其搬运回去。幼狼在成长过程中会依次练习以上活动。而狗就像是被冻结在某个练习阶段的幼狼。牧羊犬和指示犬停留在跟踪猎物阶段；衔猎犬则卡在搬运猎物和撕咬公牛的阶段：每一种犬都像是幼狼不同行为主题的冻结物。这些存在于它们的基因里吗？答案是肯定的，“培养特异行为的育种是证据确凿的，”犬类编年史作家史蒂芬·布迪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这样说。
或者，我们再去问问牛的育种者。我面前有一份乳用品种公牛目录册，其目的是吸引客户通过邮件来订购某种精液。这份目录详尽地描述了种公牛乳房和乳头的品质和形状，它的产奶能力和速度，以及它的脾性。但是，你一定会指出，公牛怎么会有乳房呢？目录册中的每一页都有一副母牛的图片，而非公牛的。其实它所指的并不是公牛，而是其女儿。“齐达内，意大利一号牛，”目录上如此夸耀，“具有优化的骨架特质，硕大的臀部有着理想的倾斜度。它的腿部和蹄子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它的后蹄形态完美，长度绝佳。它有着无可挑剔的乳房，这与深蹄裂有着密切联系。”这些特征全都是描述雌性的，却归到其雄性父亲的身上。也许我会乐于买一管叫作“终结者”的种公牛精液，因为它的女儿“乳头排位很好”；或者买一管伊格莱特的精液，它被称作“泌奶速度达人”，它的女儿们呈现出“巨大的产奶能力”。我也许不会选择牟·弗利特·弗里曼（Moet Flirt Freeman），因为它的女儿们虽然“胸部很宽”，产奶多于其母亲，但小册子中指出它们的脾气比“平均水平”要差。这就意味着挤奶时它们会踢人。它们的出奶速度会比较慢。
这里的关键在于，牛的育种者毫不犹豫地将牛的行为归之于基因，如同将其身体结构归为基因决定的一样。母牛行为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些育种者非常确定地将差异全部归结于那份邮寄出的精液。人类并不是奶牛。承认牛有本能，并不能证明人类也受到本能的支配。之前的假设是，动物行为是复杂且难以估计的，因此它不可能是本能性的，可这种对牛的本能的承认的确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行为不由本能支配这种令人安心的幻觉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哪个研究动物的动物学家们会相信，这些复杂的行为不能是天生的。
火星人与金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