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以后，我赶在妈妈起身前，先收拾起碗筷，拿到厨房去洗。一会儿她也进来，我转身让她，她则踮脚侧身从我旁边的架子上取下抹布来。再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于是我站到旁边，把水池让给她搓洗抹布。厨房其实很窄，挨着两个人的话就显得有些局促。我空举着两只手，唯恐洗洁精泡沫滴在地上。空气变得黏稠和僵硬，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关节咯吱作响。为什么不说些什么，我很想开口说些什么。但我也怀疑那些话语从我嘴里蹦出来以后，是否只会尴尬地滞留在半空中。
她洗了很长时间，像是也在犹豫什么，然后她把水龙头关了，顿时整个厨房安静得只听得到冰箱的压缩机嗡嗡作响。
“等会儿有空帮我染头发么？”她问我，这是这些天来她第一次主动与我说话。
“当然啊。”我赶紧说。于是她把抹布挂回架子上，又把水池让出来给我。我松了口气，再次把水龙头打开，耐心地把每个碗碟都冲洗干净，沥水，挨个儿放进消毒柜里。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就已经告知她，我并不会在家里住太久，所以托运回的十来个纸板箱也没有必要拆封。我没有用委婉的语言来跟她说起这些，尽管这么听起来确实冷酷无情，可是一时间又没有更好的沟通方法。我当然理解她对我的气恼，以及因此而带出的难过伤感，而我与她一样难过，只是我无法表达。
我的房间还是维持着我走之前的模样，就是那副中学女生房间的模样。九十年代时曾经很时髦的组合家具，现在还看得出努力保养的痕迹。墙上干干净净，只有一张我高中时在公园照的照片，青春期女孩特有的与整个世界犯别扭的神态。在我回来以后，她特意为我添置了一张梳妆台和一盏会在夜间闪出星星光芒的台灯。其实她从来不会直接表达爱，她甚至出于一种类似羞怯的情感而故意表现出冷漠。因此她也不会流露出怨恨、不满，她几乎从不宣泄。她绝不会像某些母亲那样哭闹、撒泼、哀求。但她会去买这样两件与整个房间格格不入的玩意儿，散发着簇新的家具气，像是在沉默地抗议。我每看一眼，就心碎一点。
我慢慢把厨房收拾干净，没有放过桌面上的水渍，完全是在磨蹭时间。等好不容易走出厨房，染发膏都已经调好了，装在小碟子里。她甚至已经对着镜子努力完成了刘海附近力所能及的部分。见我出来，便把一次性手套和围兜递给我。她的头发白得很早，她们那一众姐妹都是如此，所以几年前我就开始帮她染发，差不多一两个月一次的频率，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再加染一次。这活儿完全不用再交代，我的手艺非常熟练，随手拈来。
她的发质与我相像，又卷又硬。年轻时她烫着一头卷发，那时我们还蜗居在老屋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她都对着面破破烂烂的镜子把刘海吹得高高耸起。平日里我与爸爸去她上班的工厂附近接她，也能看到她骑自行车潇洒地迎面而来，连衣裙裙摆飘飘，刘海都被风吹得往一边倒去。我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剪了短发，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往头发上花过什么心思。这些年来，她对衣物也逐渐失去了兴致，稍微尖一些的皮鞋她穿着脚痛，所以家里多是那些笨拙的圆头厚底鞋。我送过她很昂贵的皮包，她嫌弃那包是真皮的，太贵重，一直搁置不用。最常拎着的却反倒是我大学里买给她的一只人造革包，拎手几乎裂开。她有自己执拗的审美，条条框框，颇多限制，我常常觉得无从下手，根本不知道怎么令她满意。
她的头发差不多两三星期前刚刚染过，若是平常日子，这些刚刚生长出来的零星白发并不会太让她烦恼，但是今天晚上是我表妹的婚礼。她那几个姐妹生的都是女儿，如今这位年纪最小的表妹也终于出嫁了。她难免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对她来说，之前的过关斩将我都表现不错，虽然读的不是最好的大学，却也是一流学校里的三流专业。没想到人生到这个节骨眼上简直一败涂地。
我们本来对今晚的事都避而不提，假装相安无事，彼此彬彬有礼，企图蒙混过关。但是此刻两个人被局限在拥挤的卫生间里，她坐在张小凳子上，我站在马桶与浴缸间的空隙里，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更不用说面前还有一整面擦得锃亮的镜子，尽管我们谁都不往镜子里看，却都觉得有必要开口说些什么。
“我今天帮你洗了裤子。”她先说，抬眼从镜子里扫了我一眼。
“哦。”我不由紧张起来。
“你口袋里的打火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她尽量问得不动声色。
“难得会抽烟。”我迟疑了一会儿说，竟然一个谎话都编不出来。
“你现在常抽烟么？”她问。
“不是。只有最近都有些心烦意乱的。”我说。
“住在家里竟然让你那么难过。”她叹了口气。
“不是这样。”我想要辩解，却不知怎么地张口结舌。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找好房子，然后重新找个工作。”
“冷血。”她说。
“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她说什么。
“冷血。”她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清楚了，我的手抖了一下，一抹染发膏掉在她的肩膀上，幸好那儿盖着块毛巾。
“妈，头别动来动去的。”我说，心想，她所想表达的或许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我想起几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周末回家，我看到她躺在沙发上，她的脸色苍白，身体陷在沙发垫子里，薄得像片纸。见我回来，她勉强睁开眼睛，用很轻的声音与我说话，说晚上没有力气做晚饭了，叫我自己拿些钱去外面吃。我非常害怕，以为她得了很严重的病，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于是我木讷地跑进房间，找出一条毯子来，给她盖上。
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她闭着眼睛，但是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我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我很久都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她。岁月其实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重的痕迹，她的皮肤有些松弛，但依然白皙，能够看见眼眶周围细细的青色血管。她的眼球在转动，眉头锁在一起，像是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然后她睁开眼睛，对我说她刚刚去医院取环了。我有些吃惊她为什么竟然会一个人去，没有叫上我爸爸，也没有叫上我。我问她疼么。她说非常疼，比生孩子的时候更疼，放了那么多年，连着肉的，能够想象么。
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她与我谈起与性有关的事情，也可能是在我成年之后，我们俩之间最亲密的一次交谈。可是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并没有再把这个对话继续下去，却都因为这样的亲密而感到害羞起来，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同时我想她可能已经不再做爱了，那时她已经过完了五十岁的生日，她还是会定期去超市里买卫生巾，却只是为我准备的。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她，我想问她如果不再做爱是不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而反过来，没有欲望的人生是不是也会少些烦恼。但是当然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对她来说，这些话显得太不恰当了。
后来我跟阿乔提起这些，他说他的父母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分床睡了。因为他的父亲常年被失眠困扰，必须独自睡一间房。当时我们俩走在路上，我告诉他我无法想象以后要与他分开睡，哪怕是上了年纪，我甚至无法想象我们不再做爱。现在想来真好笑，我竟然在为这样不着边际的将来而忧心忡忡。然后他告诉我说，可是生活不就是这样的么，睡不睡在一起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爱情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几乎要在马路上为了这个与他争执起来。我记得他气恼地说，为什么所有理所当然的事情你都不能理解。当时的我们总是争吵不休，明明穷途末路，却谁都不肯放手。而现在想起，我才觉得或许他是对的，他就是这样想的，世界的正常运转方式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个冷血的人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确实常常觉得自己铁石心肠，可是难道不是与她一样，这只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爱么。也正是因为这种笨拙，一旦碰见个可以让自己放下防备的人，就不免表达得歇斯底里起来。不管怎么做，对其他人来说，都是过分和不被理解的。
她叹了口气，我继续用手上的小梳子把染发膏往她的头发上抹去，我总觉得这个颜色黑得有些过分，有时候沾到她额角的头皮，擦也擦不干净，心里就更加难过。
“我也一直在想，现在你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她说。
“嗯。”我说，我甚至想说声对不起，可是为什么呢。
所幸这时候最后一抹染发膏也用完了，她的头发又变成一种不真实的黑色。我脱去手套，走出卫生间，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在里面开着水龙头洗头，我瞥见她挂在椅背上的衣服，是她打算晚上参加婚礼时穿的，米色的真丝裤子和开衫。这些都是她多年前买的了，平时都熨烫妥帖地挂在衣橱里，只有隆重的场合才会拿出来穿一穿。虽然显得有些过时，散发着股樟脑丸的味道，却也算得上是体面。只不过此刻看起来，过分隆重，倒像是战服。我一直以为自己多少是理解她的，现在才知道我根本无法想象她的伤心。所以只好别转过头去。
等到我俩都把自己收拾妥帖，差不多也到了该出门的时间。她死气沉沉的黑头发耷拉着，但所有的情绪都已经被收拾起来，此刻又是平常那副不悲不喜的模样。不常见到我的门卫打招呼说：“哟，女儿回来了。母女俩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俩点点头，笑笑，都不是那种能够随便与人寒暄起来的性格，就有些尴尬，并肩快走了两步。我本来想要喊辆车，她却坚持说家门口的公交就能够直接到，反正还没有到下班的高峰时间，我便也懒得与她争执什么。
我们一起在站台上等车，她的衣角不时被风吹起来擦过我的手肘。天气又有些闷热，她说，这秋老虎可真厉害。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瓶凉过的茶叶水来问我要不要喝。我摇摇头，她就自己咕咚喝了两口，再放回去。我心想，与她比起来，我真算得上是不堪一击。
表妹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跟着阿姨一家人去了美国，这当中只在念高中时回来过一次。那时她与那些在西方长大的女孩一样，晒得漆黑，精瘦，并不是很热的天气，却穿着非常短的牛仔裤。她的中文已经不太好，看不懂，但是能听懂上海话。与很大一家子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她显得无聊，有时候抬起头来轻轻叹一口气。但是这次回来，几年过去了，那种别扭的青少年劲儿已经荡然无存。
她读了很多年的医科大学以后做了牙医，这对于她的家里人来说无疑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我的阿姨与姨父像所有第一代移民那样做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自己开了间小小的杂货店，因为附近有很多酒吧的缘故，生意还不错，之后又在杂货店旁边开了间小铺专门卖炸薯条。表妹嫁的男人是个中国人，他们同年，住在一个街区，所以是每天坐公车上学时认识的，从恋爱到结婚都是水到渠成。
他们已经在美国摆过正式的酒席，这次回国再摆一次都是为了家里人。因为我正好赋闲在家，所以就被长辈们安排着陪他们逛街买东西。他俩浑身上下的打扮都很妥当，细节之处极尽讲究，绝不过分。表妹的丈夫是那种父母都会喜欢的类型，高大，英俊，谦逊得恰到好处。并不抽烟，酒量却算得上豪迈。能够在饭桌上与我爸爸频频举杯，从股票到军事局势，所有成年男人感兴趣的话题都随手拈来。饭后竟然还能够有耐心与长辈们打上两圈麻将，完全是奉陪到底的态度。而他们走在路上，总是叫路人侧目，又出于礼貌地关注所有细枝末节，一副浑然天成就要奔向中产阶级的模样。我白长了他们两岁，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照顾谁。
所有的家居店都令他们流连忘返。他们刚刚买下一间房子，离着原先的街区并不远，这次办完酒席以后，回去就要搬家。因为从未在一起住过的关系，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无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期盼。就连小家电柜台也能够久久地吸引他们的视线，仔细比较每件东西的价钱，其实我猜想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点点差价，只是这种生活的幻觉带给他们巨大的快乐和满足感。表妹拿起盐罐、烛台、刺绣的桌布，把每样她觉得好看的东西给她的丈夫看，然后他俩靠在一起窃窃私语，不时笑起来，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多余的人，便站到商店门口的马路边去抽根烟，然后我透过玻璃看着他们，营业员们也看着他们，大家都看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完全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却活生生地站在那儿代表着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我在心里默默背诵那段从少年时代起就熟稔于心的电影台词：
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可以给出千万个答案，都是错误的。事实是我是个坏人，但这将会改变，我要改变。这是最后一件坏事。我要洗心革面，我要继续，笔直向前，选择生活。我已经在期望。我将会变得跟你一样：工作，家庭，他妈的大电视机，洗衣机，汽车，便携式CD播放机和电动开罐器，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贷款，简易房，休闲服，行李箱，三件套西装，DIY，猜谜节目，垃圾食物，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高尔夫好手，洗车，选择运动衫，圣诞家庭日，养老金，免税，清水沟，勉强生活，向前看，直到你死的那天。
为什么不呢，有什么不好呢，像所有寻常人那样生活，这些东西是阿乔要的么？如果我能够为他放弃所有激情澎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起？我想起这些，激动得简直要发抖，有短暂的一瞬间我像是摸索到了问题的关键。我知道，在这些年间，一再如此，表现得像个少年，真的已经不再是什么让我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了。
这时他俩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拎着几只纸袋子，朝我招招手。
逛了一整天以后，表妹要去理发店，我们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找了一家，我与她的丈夫拎着购物袋在旁边等待。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被单独抛在一起，面面相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我倒是无所谓，就算长时间的沉默对我来说也是习惯，而他显然是那种懂礼貌的人，会在饭桌上跟每个人讲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冷场的局面。于是他焦虑起来，快速而无意识地翻看着手里的杂志，一定是在疲劳的大脑里搜刮着我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为了宽慰他，我不得不先开口。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哦哦。我在一间建筑公司做。”接着他很有耐心地讲述了一番他的工作，引用专业术语，描摹未来前景。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甚至没有认真在听，理发店里洗发香波的气味与水蒸气弄得我昏昏欲睡。而他却因为觉得自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干脆一路说了下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在外面工作了。那一年，家里弄来辆冰激凌车，不过卖冰激凌的许可证不是我们家那一区的，所以路上来回就要花费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待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我在后面睡觉，等到我爸爸找到地方停下来开始卖东西，我就在他旁边写作业。”他说。
“听起来不错。”我随口应着。
“后来满十六岁可以打工了，干过各种事情。在中餐馆里做叉烧、快递员、汽车修理工，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他说着，又向我仔细说起他打工岁月里欢乐与心酸并存的各种小事。他把他朋友们的名字都挂在嘴边，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认识他们似的。
我听得有些认真，这仿佛给了他鼓励，他为了调动起我们之间谈话更积极的互动性，主动跟我说起一部他与我表妹正在看的韩国连续剧。
“那连续剧里有一个女主人公长得和你很像。都是那种齐头帘的女孩。”他说。
“哦。”我很久都没有看过连续剧了，我把这句话吞了回去。
“听说你以前曾经在杂志社做过，平时会遇见很多明星吧。”他问。
“有一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说。
“那你见过……么？”他问，但是一阵吹风机的隆隆声打断了他的话。
“谁？”我问他。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我们俩突然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话题一旦被打断，我们仿佛不知道该从哪里再捡回来。于是我们都往我表妹的方向看去，发型师正很有耐心地为她做着发卷，一个接着一个，看起来无穷无尽。吹风机的声音非常单调，时间好像怎么也过不完了。于是我心里对于日常生活的恐慌又都回来了，这感觉反而令我稍微好受些，我索性在那些购物袋堆起来的小山后面，摊开手脚，昏睡过去。
可是到了酒店，不出意外地，我的心又退缩起来。酒店里同时有好几场婚礼在举行，我们跟着一个胖胖的新娘走进电梯，接着又穿过一两个充满陌生人的大堂。才刚刚开席而已，就已经有中年男人喝得酒气熏天。还有披金戴银的主持人，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念台词。我们靠得紧紧的，加快步子穿过这些虚情假意的喜气洋洋，我甚至想，再美好的爱情都会被这样的场面摧毁。
表妹的酒席摆在角落的小间里，我们并不是多么大的家族，这会儿全部到齐却也已经凑满十桌。爸爸早早就过来帮忙，这会儿看到我，兴奋地朝我招手，大声说：“来来，看新娘子。”他还当我是小孩，看到新娘就会兴奋。其实表妹并没有穿婚纱，只是一条简单的礼服裙而已。我与妈妈互相看了一眼，各自在心里鼓出些勇气来，努力向人群靠近。
我们与所有面目相似的亲戚打招呼，笑着，说着假模假式的话，尽力让彼此都感到满意。然后摄影师招呼我们拍照，我站在表妹旁边，她看起来已经有些累了，脸上的粉直往下掉，我有些同情她，她完全不认识其他与她一起拍照的人，这是场跟她压根没有关系的酒席。这么想着，几个人都各怀心事，闪光灯例行公事地啪啪乱闪，我们的表情明明都还蒙着，就已经拍完了。立刻有一群涂着发胶的阿姨潮水般涌来，把我们都挤到一边。
爸爸顺势把我拉过去介绍给两位他偶遇的旧同事。我含糊地叫着叔叔阿姨，其中一位司机看起来并没有长我多少岁，我这么叫着自己都觉得面红耳赤。可是只要一旦站在爸爸身边，我就立刻变回那个十几岁青春期里郁郁寡欢的少女。这么多年来竟依然没有学会圆滑地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真是有点可耻。他们插科打诨，彼此奉承，偶尔也说起那些旧同事如今的境遇，免不了有些长吁短叹。我压根说不上话，在爸爸身边待着，间或微笑一下表示自己的在场。然后他们突然把话题转移到了我身上。
“现在在哪里发财呢？”他们问我。
我报了美术馆的名字给他们。那家美术馆在北京，是家小小的美术馆，我之前就在那儿工作。他们当然没有听说过，于是又问了一遍，像是有些惊讶似的。于是我重复了一次。这回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使了一个微妙的颜色，齐齐高声说：“不错啊，真不错！”他们这么说，我竟然觉得委屈极了。
然后按照传统，我与其他未婚人士被特意安排到了主桌，都是些完全陌生的名字被凑在一起，显得非常滑稽。而隔着一个座位坐着的，竟然是我中学时班里的男同学。他眼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我则支支吾吾。我念的是所不错的重点中学，初中时那些男同学都面貌相似，终日穿着灰色或者褐色的拉链夹克，根本很难记住他们的样子。而眼前的那位显然是把当时的穿衣风格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所以虽然觉得脸熟，却真的无法确切想出他的名字来。这个世界真是小得不可思议，毫无惊喜感可言，我本来只是想要闷头度过这个难熬的晚上而已。他显然没有看出我的尴尬，竟然起劲地叙起旧来。
“你还记得我们高二那年一起骑自行车去吴淞看海么？”
“那是高中一年级。”我随口纠正他。
“对对。你不会骑车，是坐在书包架后面，我们好几个男生一路带你过去的。”
“我会骑车啊。”我说。其实那种场景里，除了会记得自己当时喜欢着的男生，根本不会想起其他人来。那是高中一年级的国庆节，我们十几个人从学校出发一路骑到海边，看到些黑泥沙滩和乌泱泱的黄色海水，围拢在堤坝旁边啃了几口干面包以后就匆匆折返。骑回市区时累得要命，经过刚刚造起来的高架桥，桥是灰色的，我们的队伍拉得长长的。
“这两天你有空么，我们可以一起再去一次吴淞。”他郑重其事地说。
“啊？”我惊讶极了，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而他竟然干脆坐在我旁边来，紧挨着给我断断续续讲起了他的恋爱史。他的表达实在是很糟糕，我也只能囫囵吞枣般地听他把中学毕业后的十几年娓娓道来。原来他毕业以后就去加拿大念书了，又与我们班上去了法国的女同学谈了场跨国恋。他在失恋以后回国，通过班主任要了好几个女同学的联系方法。他说是失恋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安全感，惧怕恋爱。但是终于觉得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所以想从认识时间很久的人里面去找“终身伴侣”。他认真地说出这几个字，我听着却完全像是一场笑话。我问他都约过谁，他竟真的报出几个耳熟的名字。
这时候酒席开始了，我如释重负地把目光投向站起来致辞的阿姨与姨父。而他还不依不饶地盯着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哪个问题？”
“过些天要不要一起去吴淞。”
“可是，我有男友了。”我说。说完有些后悔，担心自己的态度会不会伤到他的自尊，却根本是多虑。他摆出那种“哦，我知道会是这样的”神情，像是习以为常了。接下去我们再也没有交谈，虽然挨着坐在一起，却只是埋头吃着面前大盘大盘的菜。我无所谓，觉得这样也不错。敬完酒以后干脆跑到没有人的露台上去抽两根烟。没有人在意我的离席，他们都各自热闹。天气的凉意里还剩余着些燥热，因此明明是秋天，却带出开了春的感觉。我想起三年前刚刚去北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
我喝完手里的啤酒，正打算回去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转头看过去，是表妹。她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朝我笑笑，看得出来已经喝多了，刘海被室内高涨的温度打湿了粘在额前。她用有点别扭的上海话与我寒暄了两句。我们聊了聊天气。她问我吃得好么，我说还不错，比平常吃到的酒席要好一些。她又问我是不是我们这儿的酒席都是这样的，她微微皱着眉头，看起来像是在找一个形容词。我说，是啊，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好像就说不上什么话了。
“我能抽你一根烟么？”她突然说。
“好啊。”我被她问得措手不及，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来。她从里面拿了一根，又凑近过来点了个火。
“薄荷的。”她深深抽了一口，说，“嗯，挺好的。”
“你也抽烟？”我问。
“嗯，不过这些天没有。”她朝那团热闹望去，笑笑。
“你妈妈知道你抽烟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我半夜在院子里抽一根。”她说，“念书的时候自由些，我常常与女孩们一起，在草坪上抽烟。”
“你妈妈知道么？”她问我。
“知道。”我想了想说，“她大概知道很久了。”
“嗯，她真好。”她说，“很早以前我被妈妈抓到过一次，然后她哭了。”
我们抽完烟，又稍微聊了两句有的没的。因为都背靠着栏杆，所以不会看到对方的神态，就只是静悄悄地站着，间或沉默，也不觉得时间太难熬。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层淡淡的血缘关系，我会跟她成为朋友么。可能还是不太会。
“北京好么？”她问我。
“还不错。”我说，“跟这儿不太一样。”
“我从没去过，他们说总是有沙尘暴，我也没有见过沙尘暴。”
“我也没有见过。那儿总是在下雪，一年四季的。”我说完看看她，但是她显然已经并没有在听了。她从我放在围栏上的烟盒里又取出一根烟，用非常快的速度抽完。然后她走到我前面，用手驱赶了一下面前那团想象中的烟雾，又抖了抖裙子，好像这样就能把烟味都抖掉似的。我说我们回去吧，她点点头。
所有的菜都上完了，年纪大的客人们已经先行退场。我看到隔着两张桌子的地方，我的爸爸妈妈也在收拾东西，爸爸正从桌上收拢一些恹恹的玫瑰花。我知道他们还要赶着回家去看一个选秀节目，这是他们整个夏天的娱乐，每个周末都不会错过。他们如今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完全离不开电视机，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各种连续剧，情节越是粗劣，他们越是欲罢不能。所以我们一家也提前离场，我并没有再过去与表妹告别。
我们一起走出酒店，再次为坐公交还是打出租而犹豫了一番，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坐上了出租车。爸爸坐在前排，我与妈妈坐在后面。他喝得也有些多了，招呼司机把窗户打开，我看到他把玫瑰花小心翼翼地放在膝盖上，心里不由觉得有些伤感。
“我们三个很久没有一起出门了，像这样多好。”他回过头来对我说。
“嗯。以后可以常常出去。”我说。
“我们都很高兴你回来。虽然我们也支持你在外面闯荡，这一点不矛盾。”他说。
妈妈并不接他的话，她在我身边调整了一下姿势，然后转头看向窗外。
“我当年插队落户时，过年回家都是不顾一切的。”他继续说，像是一番长篇大论的开始，“每年都盼着下雪，因为下雪以后没法再下地干活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旅行袋里装满花生，还要再拎两瓶香油。那时也没有什么客运火车，只有煤车。煤车开得很慢，所以我们就在车站等着，等它一过站，我们就爬上去。在煤堆里只待上一会儿，就只剩下眼白和牙齿是白的了。后来有一年，听说一个蚌埠来的知青爬车时摔下来，死了。”
“你总是说这些，你女儿不会喜欢听的。”妈妈说，她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
“你别乱讲，她要听的。”他接着说，“她小时候，我们一起去苏州爬山你还记得么。有个过路的年轻和尚见我们辛苦，说是帮我们抱她一段路。他从我的手里接过她以后就健步如飞，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们都慌乱地往前走，什么风景都顾不上，心想以后如果再也见不到她怎么办。结果等我们爬到那座庙的门口，他俩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她笑嘻嘻的，手上捏着一只蜻蜓。”
“那和尚是个好心人，后来带着我们去了平常去不了的后院。院子里有棵老树。”她说。
“现在那种感觉还是常常在的。那种时刻觉得就要失去她的感觉。”他说。
“她的性格就好像是在做场梦，都是遗传了你的。”她说。说完我们笑起来，我能感觉她绷紧了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于是我也把车窗摇下来一些。
“在火车上，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问。
“什么？”他转过头来望着我。
“你趴在火车上回家，是什么感觉？”
他久久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没有听清，或者是刚刚酒喝得有些多。但是隔了一会儿，他说：“风很冷，身体也完全冻僵了，只有脑子格外活跃。就好像是黑暗与阳光在眼前交替出现。”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回头，只是望着车窗前不断闪过的路灯、树的影子，就好像是黑暗与阳光在眼前交替出现。他说完这些，我们三个人都不再吱声，我们屏气凝神的，像是在聆听彼此的心跳或者呼吸声。我有些后悔问出这样的话，对于我的家里人来说，这样的对话过分真诚，反而带来几乎不能承受的痛感。
我想起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与阿乔剧烈争吵，我摔掉了桌子上一切可以摔的东西，哭到浑身颤抖，手脚发麻。其实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如此痛苦，能够记住的只有扑面而来的黑暗情绪，直接把我掀翻在地。然后，我长久地坐在书桌前，等待着痛感缓慢消逝，迷雾渐渐散尽。在这个过程中，我几次想要拿起电话来，给家里打过去。我想会是爸爸先接起来，然后他高兴地问我有事么，我说没什么，我想叫妈妈听电话，我会握着话筒等一会儿，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她会说，喂，怎么了？其实我喜欢听到她平平淡淡的语气，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悲伤。我想跟她说一说所有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我发自内心地想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可是我犹豫了，所有的事情说起来都太长，太琐碎，其实根本无法开头。
“我有过一个男朋友，但是他有女朋友。”这始终不会是一个好的开头。
所幸那个渴望倾诉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剧烈的痛感再次缩回身体的一隅。这才是我们家里人的性格，各自消化，像现在这样，我们坐在车里，望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只有这样才感觉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