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可以在指定一个人的妄想达到了疯狂的状态的同时，对其行为却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任务在于表明价值判断的哲学家则说明，妄想狂的思考是好还是坏，是真还是假，是合意还是不合意，等等。于是，这一区别把哲学和一切其他科学划分开。哲学家进行评价，他们说明一个人，他的行为或性格，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是美还是丑。确实，这正是柏拉图给哲学下的定义，哲学是对真、善、美的研究。科学家不作评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科学的，而事实正是如此……只有哲学家才进行评价，而科学家则竭尽他们的可能准确地说明真相。
显然对以上的陈述还需要再作斟酌，以上的区分过于简单。我们仍有必要进行更细微的区分，尽管我们可以接受这一陈述的基调。一般地说，科学家比非科学家较少进行评价，或许也比非科学家更关心描述——但我怀疑你能否使艺术家也信服这一说法。
作为科学过程本身，它已经将挑选、抉择和优先的原则连在一起。如果需要，我们也能称它为冒险，也可以称为爱好、鉴赏、判断和行家资格。没有哪一个科学家仅仅是一个摄影镜头或磁带记录器，他在他的活动中并不是不加分辨的，他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干，他研究的是他认为“重要”或“有意义”的问题，并求得“雅致的”和“漂亮的”解答，他进行“精巧的”实验，偏爱“简单”和“清楚”的成果而不是混乱或拖泥带水的结论。
评价、选择、偏爱，所有这些属于价值的词都表达较合意和较不合意的含义。这些词不仅在科学家的策划和方略中有，而且存在于他的动机和目标中。波兰尼曾最令人信服地提出一个论题，一位科学家无论何时都是一个冒险者，一位鉴赏家，一个善于或不善于品味的人，一个依照信念行动和献身事业的人，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主动的力量者，一位善择者，同时也是一位拒绝者。
与那种只知推磨的科学工作者相比，所有这些说法对于“优秀的”科学家都是双倍重要的。那就是说，在智力持平的情况下，我们赞美和评价较高的科学家和受到他的同胞尊崇、历史学家褒奖的科学家，他们有更多的特征表明他们是善于品味和善于判断的人，是有正确预感的人，是信赖这些预感并能据此勇敢实践的人，是能设法嗅出重要问题、想出漂亮的方式进行验证并能得出极其简明、真确和具有结论性质答案的人。蹩脚的科学工作者不理解重要问题和不重要问题之间的区别，优良方法和蹩脚方法之间的区别，以及漂亮论证和粗糙论证之间的区别。概括来讲，他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缺乏鉴别能力，他没有将来会得到证明正确的预感。或者，假如他有这些预感，那会使他胆战心惊，使他背过脸或躲避开。
价值是选择的原则，而选择的最终必然取决于选择的原则。除此以外，甚至更为明显的是，全部科学事业都是追求“真理”的。真理是全部科学为之奔忙的一切。真理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欲求，具有内在价值和美。当然，真理也总是被列为终极价值之一。那就是说，科学是一种价值服务的体系，而所有的科学家也都是如此。
这也就告诉我，有关价值的其他形式也可以融入这一讨论中，因为充分的、终极的“真理”只有完全借助一切其他终极价值才能彻底说清楚。换个方式说，真理是终极的美、善、简单、广阔、完善、统一、活跃、独特、必需、彻底、公正、有秩序、不费力、自足、有趣。假如某个真理缺少这些特征，它就还不能算是最高度和最优质的真理。
当然，对于价值不能左右科学或不能影响科学的种种论调还包含着其他的意义。对于心理学家而言，这样的争端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现在已有可能以更富有成果的方式研究人的价值。极其明显，事实就是如此，例如，我们已有奥尔波特—弗尔农—林赛的价值测试，使我们能够大略地说某人喜爱宗教价值胜过政治或审美价值等等。同样真确（虽然不那么明显）的是，关于猴子嗜好食物的许多研究，也可以认为是关于猴子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描述。对于许多领域中曾做过的自由选择和自我选择的实验也是如此。在特定的和效用的意义上讲，任何关于选择或偏爱的研究上都可以被认为是价值研究，不论是指工具价值，还是指终极价值。
在这里出现的实质性问题是：科学能否发现人赖以为生的价值？我对此一直抱肯定的信念。我曾在多处提出过这个论题，并用我能收集到的一切论据印证我的论点。这些印证已足够使我信服，但还不足够说服怀疑论者。为使它引起注意，最好是把它作为一个题目提出，并要带有纲领的性质，有充分的理由，但论证还不够充实，不能作为事实接受。
在这里，动力论心理治疗中总结的经验是我最注意的论据。从弗洛伊德开始直到大多数的疗法，以及同一性或真正自我的发现有关的疗法，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宁愿把它们都称为“揭示疗法”或道家疗法，强调它们的用意都在于揭示已被恶习、误解、神经症化等等掩盖的自我，而不是构建最深层的自我。所有这些疗法都一致发现，这一最真实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需要、愿望、冲动和类似本能的欲求构成的。这些可以称为需要，因为它们必须得到满足，不然就会产生精神病态。
其实，这一发展的历史顺序是另一条途径的回旋。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还有另一些学者都同意，在他们力图理解成人神经症的起源时，他们最终都发现那是早年生活中生物性需要受到破坏或被忽视造成的。神经症似乎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缺失症，与营养学家所发现的营养缺失症的情况类似。正如后者在一种重建的生物学中最终能够说“我们有一种维生素B12的需要”；心理治疗家在同一种论据的基础上也能够说，我们有一种“被爱”或一种“安全”的需要。
也正是这些类似本能的需要，给了我们可以设想其为内在固有价值的机会，它们不仅是在我们的机体寻求它们的意义上的，而且是在它们对于机体既有益又必需的意义上的。正是这些价值被发现、被揭示出来，或许我们应该说，被恢复——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或自我发现中恢复。因而，我们可以把心理治疗和自我发现的这些技术看作是认识的工具或科学的方法，因为它们是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的揭示这些特殊论据的最好方法。
至少基于这样的意义，我仍然要坚持我的说法——科学在广义上能够而且确已发现人的价值是什么，人要过一种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什么，要避免疾患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他有益和什么对他不利。这一类明显的发现似乎已经在一切医学和生物科学中大量存在。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审慎地进行辩别。一方面，健康人出于他自身最深层的内在本性所选择、偏爱和珍视的也总是对他有益的；另一方面，医师可能已经懂得，阿斯匹林对治头疼有效，但我们对阿斯匹林并没有先天的渴望，而我们对爱或对尊重确实有这样的先天需求。
科学是一种人的事业，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它有目标、目的、伦理、道德、意图，概括来说，它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