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属文，强词夺理，任举一义，皆有罅漏，如驳斥儒家出于司徒，谓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不知司徒之官，何以不能梦见六籍？《诗》《书》之类，经孔子删订，岂孔子以前无《诗》《书》乎？墨家时时称举《诗》《书》，多有与今日所传之《诗》《书》相同者。如《兼爱下》引《周诗》，《明鬼上》引《甘誓》之类。
《庄子·天下篇》盛称六艺，谓其“散于天下，设于中国百家，时成称道”。此岂儒家私有之物耶？胡氏欲抹杀春秋以前圣知辩慧之天子三公，故以六籍归纳于儒家，以便肆意诋毁。然道墨二家之书具在，不能恶其害己而尽去之。即令天下不读儒家之书，亦不能使人无疑于其说也。
胡氏论学，亦知寻求因果。
《中国哲学史大纲》：“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许多后果。”
而其讲诸子之学，则只知春秋时代之时势，为产生先秦诸家学派之原因，不知有其他之原因。若合《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七略》观之，则诸子之学，出于古代圣哲者为正因。而激发于当日之时势者为副因。举副因而弃正因，岂可谓仔细研究乎？《天下篇》无论矣。即《淮南子·要略》，亦非专主救世之弊一端也。其述儒者之学，则曰：“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其述墨子之学，则曰：“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述管子之书，则曰：“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夫夏及文武成康周公，皆诸子之学之前因也。胡氏削去此等文句。但曰：“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是胡氏于《淮南子》之言，亦未仔细研究也。按胡氏之病原，实由于不肯归美于古代帝王官吏，一若称述其事，即等于歌功颂德的官书。
《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
不知客观之法，在得其真。伪者不容妄为傅会。真者亦岂可任意削减。吾国唐虞三代自有一种昌明盛大治教并兴之真象，故儒家言之，墨家言之，即好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之庄周，亦反复言之。若削去此等事实，则后来事实，都无来历，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说，转以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且其对于前此之事迹，又须诡辞曲说，尽翻成案，不但异己者不容尽泯，即其所主张崇奉之书，亦须抑扬斡旋以就其说，是亦不可以已乎！
胡氏谓学术皆出于忧世之乱，应时而生。实阴窃孔子论《易》之说。
《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
然窃其言而不肯明举其言，故论史而失其先后本末之序。使胡氏从孔子之言，以《易》为哲学史之开宗，次及周公之制作，则诸子之出于王官，自然一贯，无所用其强辩。而忧世之乱，应时而生之说更可因此而证明。盖中国历年悠久，事变孔多。岂独幽厉以降，天下始乱！诸子起于周末，文周生于殷季，其为夏氏均也。论哲学而断自春秋，岂春秋战国之时势，可以产生哲学思想，而殷商末造之大乱，不能产生哲学思想乎？且由殷周而推至唐虞，推至伏羲神农均无不通。世乱非一次，故忧世者非仅一时代人，而学术思想之孳乳渊源，乃益厘可见。胡氏崇奉《淮南子·要略》者也，使其仔细研究《淮南子·要略》，则知其法正与吾言相同。
《淮南子·要略》：“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攟逐万物之祖也。（此可见《淮南》论道以《易》为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周公断文王之业，持天下之政。（此可见《淮南》论诸子本于文王周公。）”
惜乎其不知而妄作也！
诸子之学之发源，既当从《七略》之说，而诸子之学之失传，亦不可以不考。今之讲诸子之学者，不但不知其源，复不知其流，动以诸子之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
梁启超论《中国古代思潮儒学统一章》曰：“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
胡氏《哲学史》亦言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则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
夫吾人今日得见周秦诸子之书，能知春秋战国时代之学术思想者，繄何人之力？汉武帝之力也。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武时，诸子之书，正由销沉而复行发见之时。何得谓儒学统一，即他学销沉？考汉《董仲舒列传》称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未明言其何年。
《董仲舒列传》：“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通鉴》载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齐召南谓当在建元五年。要之仲舒对策，在汉武帝初年，无疑也。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死。司马谈以元狩元年死。其时皆在仲舒请黜百家之后，而淮南述太公阴谋，儒墨管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太史公论《六家要指》，皆讲求诸子之学者也。武帝罢黜百家之后，诸子之源流转明，是得谓之销沉乎？司马迁死于昭帝时。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迁实卒于昭帝初。观《景帝本纪》末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卫将军骠骑传》末段亦屡称武帝。按其文义，皆非后人附益。间有称武帝为今上者，《史记》作非一时，入昭帝时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其作《孟子荀卿列传》，述战国诸子，有孟子驺子淳于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荀卿剧子公孙龙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人，且云：“世多有其书。”
《孟子荀卿列传》：“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诸子书，世既多有，更不得谓之销沉矣。成帝哀帝均重学术，向歆父子校理秘文，于是诸子之渊源益明。
《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倏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至东汉时，班固述之为《艺文志》。其时所存之子书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此皆汉人讲求保存之力也。若儒学统一，屏黜百家，则公孙龙墨翟之学说，何以巍然与儒家并存乎？
梁胡二氏学术不同，要皆抱一反对儒家之见，以为汉崇儒术，即不容他家置喙。不知汉人请求诸子之学，初无轩轾之念，故其于诸家之短长，皆平心静气以论之。如：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阴阳之术大祥，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子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法家严而少恩。”
《班志》论九流之失，于儒家则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于道家则曰：“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于阴阳家则曰：“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于法家则曰：“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义，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于名家则曰：“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治而已。”于墨家则曰：“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借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于纵横家则曰：“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于杂家则曰：“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于农家则曰：“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是汉人初未特尊儒家，以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也。梁氏徒执董仲舒“请黜百家”一语，遂以意测之，造为专制之议论。
《中国古代思潮篇》：“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不喜其并立，而喜其一尊。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之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不知自西汉至东汉，阴阳名法诸家，皆与儒家并立，何尝统于一尊？仲舒请罢黜百家，未见汉武有何明文，禁人习此诸家之学说也。至谓“儒家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则墨家尚同一义，何以不适合于君权？且汉之好儒，独元帝耳！宣帝论汉之家法，杂用霸道，何尝纯任儒教？
《汉书·元帝纪》：“帝柔仁好儒，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董仲舒请罢黜百家之后，汉之诸帝，且不任儒，乃谓秦汉之交即为儒学统一时代，何其武断一至于此！然今日信梁氏之说者，实繁有徒。稍涉古书之藩，即纵笔而讥儒教如胡氏者，亦中梁氏之毒者也！
诸子之学，至何时中绝，此为治学术史者所不可不问者也。此事亦至易明。惟今日为梁胡诸氏之谰言所晦，故论者不讼儒家，则嗤汉武，而为吾国学术之大憝者，反为人所不知。讲学士之士，第取汉隋二志相较，便知子学沦于何时。
《汉书》九流之书，见于《隋书·经籍志》者甚尠。今为约举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