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的方法，可分两层说。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根据是校勘时用来作比较参考的底本。根据大约有五种：（1）根据最古的旧本子例如阮元的《论语注疏校勘记》，引据的本子，是《汉石经残字》，《唐石经》，《宋石经》，皇侃《义疏》，《高丽本》（据陈鳣《论语》古训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补的），《闽本》（明嘉靖时刻），《非监本》（明万历时刻），《毛本》（明崇祯时刻），共计九种古本。（2）根据古书里引用本书的文句。例如《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书，引了许多古书，可以用作参考。又如阮元校勘《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句，先说：“皇本高丽本而作之，行下有也”，这是前一种的根据。阮元又说：“按《潜夫论·交际篇》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亦作之字”，这是第二种的根据。又如《荀子·天论》“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这四项是平等的，不当夹一个“则”字。《韩诗外传》有这一段，没有“则”字。《群书治要》引的也没有“则”字。故王念孙根据这两书说“则字是衍文”。（3）根据本书通行的体例最明显的例，是《墨子·小取篇》，“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个“也”字，初看似乎无意思，故毕沅校《墨子》，便删了这个字。王念孙后来发见“《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一条通例，故说这个“也”字也是“他”字，“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这就明白了。他的儿子王引之又用这条通例来校《小取篇》：“无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无故也焉”一句，也应改正为“无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后来我校《小取篇》“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两句，也用这条通例来把第一和第三个“也”字，都读作“他”字。（4）根据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古注自汉以来多极了，不能遍举。我且举两个应用的例：《易·系辞传》“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议字实在讲不通。《释文》曰：“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而“仪”字作效法解，与拟字并列，便讲得通了。《系辞》又有：“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我不懂得此处何故单说“吉”，不说“吉凶”？后来我读孔颖达《正义》说：“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方才知道唐初的人，还见过有“凶”字的本子，可据此校改。后来我读《汉书·楚元王传》：“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此又可证我的前说。（5）根据古韵。我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一段作例：
《淮南子·原道训》：“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与万物始终。”按始终，当作终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公洞为韵。右始为韵（右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若作始终，则失其韵矣。
又《俶真训》：“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外方据道藏本各本作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电公，役考父，妾宓妃，妻织女。”按“宇内”当为“内宇”（内宇犹宇内也。大林中谓之中林，谷中请之中谷矣），内宇与外方相对为文。宇与野，圄，雨，父，女，为韵，（野古读若“墅”说见《唐韵正》。）若作“宇内”，则失其韵矣。
说林篇：“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案“黍肉”当作“肉黍”。后人以肉与福韵相协，故改为“黍肉”。不知福字古读若偪；不与肉为韵也。社黍为韵，（社古读若墅，《说文》社从示，土声。（《甘誓》：“不用命戮于社”与祖为韵，《郊特牲》“而君亲警社”与赋旅伍为韵，《左传》闵二年成季将生卜辞“间于两社”与辅为韵，《管子·揆度篇》“杀其身以衅其社”与鼓父为韵）稷福为韵。若作黍肉，则失其韵矣。
以上五项，是校勘学的根据。但是这几种根据，都有容易致误的危险：先说古本。我们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经过了多少次口授手写的钞本了，其中难保没有错误。近人最崇拜宋版的书，其实宋版也有好坏，未必都可用作根据。次说古书转引本书的文句，也有两大危险：第一引书的人，未必字字依照原文，往往随意增减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误，后来传钞翻印，难免没有错误。次说本书的通例，也许著书的人偶然变例。次说古注与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许多种不同的，究竟应该从那一个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后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句本当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节）。故王弼注云：“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也。”（此据《永乐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作“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这便不成话了。最后说古韵的根据，有时也容易致误。我且引一条最可注意的例：
《易经·剥象传》：“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又《丰象传》：“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这两条的韵，很不容易说明。顾炎武作《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与“载”“事”为韵？杨宾实说，两“用”字皆“害”字之误。卢文弨赞成此说，说：“害在十四泰，载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韵皆得相通。古害字作，故易与‘用’字相混。”这一说从表面看去，似乎很圆满了。后来王念孙驳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亦取相反之义。……非谓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为人之所用，右肱折，则终不可用。……折肱，则害及肱矣，何言终不可害乎？今案‘用’读为‘以’。《苍颉篇》：‘用，以也。’用与以声近而义同，故用可读为以。犹‘集’与‘就’声近而义同，故集可读为就；‘戎’与‘汝’声近而义同，故戎可读为汝也。……《剥象传》以灾，尤，载，用为韵，《丰象传》以灾，志，事，用为韵，……于古音并属‘之’部。……若‘害’字则从丰声，丰读若介，于古音属‘祭’部……（在诸经中与害为韵者）凡发，拨，大，达，败，皙，逝，外，未，说，牵，迈，卫，烈，目，揭，竭，世，艾，岁等字，皆属‘祭’部。遍考群经《楚辞》，未有与‘之’部之灾，尤，载，志，事等字同用者。至于老庄诸子，无不皆然。是害与灾，尤，载，志，事五字一属‘祭’部一属‘之’部，两部绝不相通。”（《经义述闻》卷二）因为这些根据，都容易弄错，故校勘学不能全靠根据。校勘学的工夫，在于“评判”。校勘两字，都是法律的名词，都含有审判的意思。英文“Textual Criticesm”译言：“本子的评判。”我们顾名思义，可知校勘学决不单靠本子或他种的根据，可知校勘重在细心的判断。上文王念孙校一个“用”字，便是评判的工夫。段玉裁有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一篇，说这个道理最明白。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乱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迤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贾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下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也。然则经本有二：“下”者是欤？“不”者是欤？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正直两两相当也。经下文：“县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圜轮之圜在牙。上文“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得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迤”之误，改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而改经文之“下迤”，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我们看了这种校勘学方法论，不能不佩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精神。在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
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音韵学自从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直到章炳麟，黄侃研究古音的分部，声音的通转，不但分析更细密了，并且系统条理也更清楚明白了。训诂学用文字假借声类通转文法条例三项作中心，也自成系统。惟校勘学的头绪纷繁，很不易寻出一些通则来。但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我们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的《后序》，说他订正《淮南子》共九百余条，推求“致误之由”，可得六十四条通则。这一篇一万二千字的空前长序（读书杂志九之二十二）真可算是校勘学的科学方法论。又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许多校勘学的通则，也可算是校勘学的方法论。
八
我想上文举的例，很可以使读者懂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了。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上文举的许多例，大概多偏重求证一方面。我现在且引清学的宗师戴震论《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的历史作为最后的一条例，作为我这一篇方法论的总结束。
考《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蔡沈解“光”为“显”，这是最普通的解法。但是孔安国《传》说：“光，充也。”光字作显解，何等近情近理。为什么古人偏要解作“充”字呢？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但是戴震说：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
戴震是不信伪《孔传》的人，但他却要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话作辩护士。我们且看他的说法：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至五致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郑注曰：“横，充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
《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于四海”。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
这真是大胆的假设。他见郭本《尔雅》的桄字在孙本作光，又见《说文》有“桄，充也”的话，又见《唐韵》读“桄”为“古旷反”。而《礼记》的横字既训为充，又读古旷反。——他看了这些事实，忽然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遂大胆下一个假设，说《尧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但是《尚书》的各本，明明都作“光”字。戴震于是更大胆的提出一个很近于武断的假设，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话是乾隆乙亥（一七五五）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一七五七），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寻着一个证据：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一七六二），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寻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
过了许多年，他的弟子洪榜又寻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弟子段玉裁又寻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作“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这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可以表示清代学者的学问的真精神。假使这个光字的古本作横已无法证实了，难道戴震就不敢不下那个假设了吗？我可以断定他仍是要提出这个假设的。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有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
戴震自己讲这个字的考据道：
述古之难，如此类者，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
“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