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神圣庄重地警惕了半天，结果自己倒像个贼了。
去美国访问之前，作家邓友梅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我们一个很有名的教授（由于这个教授太有名，在这里就不提其名了）去美国访问，在厕所里被盗贼打劫。那盗贼伸手向教授索要50美元。教授谎说没有钱。盗贼大怒，动用蛮力，一手卡住教授的脖子，一手掏教授的口袋。终于从教授的口袋里搜出100美元的大票。盗贼得意地对教授摇晃着100美元的票子，意思是你不是说没有钱吗？这是怎么回事！教授吓坏了，一个字也不敢答。可没想到盗贼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50美元零票子塞给教授，因为他要的是50而不是100美元，所以找回50美元。教授惊讶万分，强盗竟然还讲信誉。正惊讶之时，冷不防强盗却又狠狠打了他一拳。教授的惊讶立即变成慌恐，后悔自己不该要盗贼退回的50美元。谁知，盗贼打完之后，一本正经地对教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因为你这个人不诚实！说完扬长而去。
邓友梅讲这个笑话的目的，是要我们在美国访问期间提高警惕，特别是去厕所，最好结伴同行。由于我人高马大，至少表面上有威慑力量，所以邓友梅幽默地说——大家上厕所一定要拖着邓刚！我也幽默地对答——女作家怎么办？也拖着我！众作家哈哈大笑起来，说为了生命安全和金钱不受损失，也就不要太封建主义啦！……嘻嘻哈哈之后，我倒不由自主地有点责任感了。走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我时不时就神经质般握紧双拳，特别是去厕所，我总是相伴着老作家鲁彦周。问题是所有的厕所都是那么洁静和那么安静，即使是偏远的小城镇小商店的厕所，也像我们国内大宾馆卫生间那样令人感到舒适和安全。我的紧张感责任感荡然无存，甚至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沮丧。我简直就盼望有个盗贼跳出来，给我个见义勇为的表现机会，回国还能写篇惊险小说呢！一次，我们作家代表团走在赌城的大街上，前面突然出现几个衣冠不整、表情不正的年轻人，而且朝我们投来异样的眼神和古怪地笑着。我断定这帮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便立即警惕万分并堂·吉诃德式的神圣起来。我们的作家代表团女作家占了一半，老弱作家又占一大半，能战斗的除了我也只有北京作家郭雪波。可恨的是无论能战斗和不能战斗的，都在我后面悠哉悠哉地走着，压根不把前面的几个坏小子当回事儿。我决定独自勇敢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暗暗地握紧手中的傻瓜相机，关键时刻，这玩艺儿也能当手榴弹用。另外，我当海碰子那阵也学过两下拳脚，现在还没全忘掉。再另外，此时正是大白天，头上艳阳高照，视野明亮，也用不着怕什么。
有两个小子看我走在最前面，又走得最靠近他们，竟兴高采烈地迎着我跑过来。还没等我明白什么，就一下子塞进我手里好多画片。忙乱中我只看到画片上有摆着各种优美姿势的靓女，还有一串串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正愣怔之际，后面的作家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原来他们早知道这是为妓女发广告的人，没想到我竟奋勇争先去要广告。这下子我委屈万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当英雄不成，反为笑料，我真是倒霉透了。更倒霉的是那些发广告的小子从此见了我就格外兴奋，纷纷涌上来往我怀中塞广告，即使走到另一条街，见到另一群发广告的小子，我依然是他们注目的目标。后来我才发现，不是那帮小子串通起来盯住我，而是他们只要是见了人高马大的男人就像见到猎物似的往上冲，身旁走路的高个子美国佬也在劫难逃。没办法，我只好逃跑，前面的路上一旦出现他们的身影，我就逃奔如飞。想不到我神圣庄重地警惕了半天，自己倒像个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