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煎饼的来了！”邻村的大人小孩都这样沿街叫喊，于是那个骑三轮车卖煎饼的男人憨厚一笑，亮开了嗓子，略带羞涩地站在街头喊道：“买——煎——饼——喽——”
这个每天准时出现在邻村大街小巷的男人，是我的父亲。
父亲似乎脑子一热，就想到了做煎饼这个行当。他去北乡某个村子里给人送编好的驼筐，有做煎饼的见了便托他帮忙，问十里八乡有无认识的人想要买二手煎饼机器的，他们家不想做了。父亲热心肠，跟着做煎饼的去看机器，结果，第一次见到这种新鲜玩意儿的父亲，忽然间就有自己买回去发财的隐隐的兴奋。做煎饼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不肯放过这近在眼前的冲动主顾，将做煎饼这一行当的大好前程，卖力地吹嘘了一番，以致让父亲坚信，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人家不会低价转卖这台机器，非得用它再挣上几万块不可。
所以等父亲离开北乡的时候，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放弃他从事了十几年的编筐手艺，将机器买下来，不管保守的母亲是否会为此跟他大闹一场。
每次一有大事必会来一次家庭大战的父母，这次却很奇怪地达成了一致。大约，是那天晚上父亲因为兴奋而喝醉了酒一样酡红的脸感染了母亲，让同样想要做点儿什么发家致富的她也想借此大挣一笔。而且想到她将从此让全村人告别过去老旧传统的鏊子，走上机械化生产煎饼的时代，母亲甚至有一种妇女先锋的自豪。
于是，将我们家牛棚简单改造一番后，让全村人都瞧着稀奇的二手煎饼机器就进驻了我们家。而父亲，自此也跟卖豆腐的狗剩、卖馒头的半熟儿、卖烧饼的王瘸子一样，成了一个“卖煎饼的”。
自然，我和姐姐也不再有闲着的时候。村子里买馒头、烧饼、煎饼之类的吃食，不使用现金，全是用麦子换，一斤麦子大约可以换到七两白面煎饼。父亲跑到大队书记办公室喇叭上喊了几次，便算是做了广告。村里人好热闹，一个人来买过一次煎饼，于是全村人都跟着来尝尝鲜。只是，这里面有一半是空着手来，让记账的，至于什么时候会还上麦子，回答千篇一律：“等麦子熟了就送上门来。”这当然都是先骗一些煎饼尝尝吃的好话，事实上，村里人都习惯了上门讨账，麦子入了瓮，父亲不拿着账本挨家挨户去催，不会有人专程跑来送麦子的。即便是这样的上门讨要，还有人想要赖掉，拿着那账本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确认不是父亲造的假之后，才千万个不舍地拿了瓢子去瓮里舀麦子。
而我和姐姐的任务，当然是应对另外一半比较自觉地拿了麦子换煎饼的买主。来买煎饼的大多都是女人。只有女人才会热衷于倚在门口，好奇地瞧着煎饼机器的传送带上白纸一样运下来的煎饼，并顺手掰下一块新出炉的，香喷喷地咬下一口。在嚼着的当口，女人一边啧啧有声地夸赞，一边不忘将另外一小块递给一起来蹭吃食的孩子。这样，女人们这一趟也就不算白来，至少肚子里已经囫囵吞枣地盛下了半个煎饼。等到称秤的时候，女人们的眼睛更是贼亮，一定要让姐姐手里的秤杆“高高的”才肯放心。当然，在牛棚里坐在机器旁紧张地叠着煎饼的母亲，眼睛更毒，她能穿过女人们来回晃动的屁股、肩膀或者牛尾巴一样扫来扫去的长辫子，直接将视线落在姐姐的秤杆上，并监督上面的秤花，有没有被粗心的姐姐少看了一个。而且母亲明明没有文化，不识字，可是在算账上却是一个好手。听见我和姐姐笨嘴笨舌地始终算不出答案，她便生了气，直接将五斤三两四钱麦子，究竟换几斤几两几钱煎饼的答案，高声从牛棚里扔出来。就连父亲这样一个“高材生”，也常常在母亲张口就来的算账本事面前甘拜下风。
在煎饼机器没有买来之前，我想象中的场面，是悠闲的、快乐的。只需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机器里，它们便会均匀地流泻而出。永远不是像现在这样，母亲将屁股粘在马扎上，一刻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木片，叠着随时会流淌到地上去的“白纸”，并为了避免老上厕所，连水也不敢喝一口。父亲呢，当然只要将面糊搅拌好了，就可以去庭院里喝他的闲茶；而不是像个被烧了尾巴的猴子，因为煤炭火候不均，忽冷忽热，急得上蹿下跳。我和姐姐更不用说了，因为卖煎饼挣了钱，既能名正言顺地给父母讨点儿零花钱，也能和有零花钱的小孩子们一样，走街串巷地玩乐；完全不是在算不出账的时候，当着来买煎饼的人被父母一声怒吼。
日夜轰鸣的一台煎饼机，就这样让昔日宁静的庭院忽然间变得喧哗起来。父亲这个每天在门楼下安静编筐的人脾气开始暴躁。他在家里走路永远都是一阵风一样，只是这一阵风不是温柔的清风，而是可以席卷一切的飓风。父亲席卷过很多的东西，但凡他认为碍眼的都要清扫干净。他看见姐姐晾晒在绳条上的衣服，便觉得烦躁，想他已经忙得饭都吃不上了，姐姐竟然还有闲暇天天洗衣服！于是他不由分说地，将所有衣服都拽下来，一下子扔到墙外去。或者，在母亲抱怨面和水的比例添加不均的时候，他端起一大盆刚刚和好的面糊，哗啦一声全泼到地上。再或，他急匆匆进房间来取面粉，无意中看见我没有学习，立刻将我摆了书本的圆桌一脚蹬翻在地。父亲这股飓风，当然从来不会负责收拾，他只负责破坏。常常是姐姐自己跑到门外去，在邻居胖婶意味深长的注视中将衣服捡起来，而后在夜晚，父亲不会注意的时候，再一一清洗干净。那倒掉的面糊，是母亲红肿着双眼，打扫进猪食槽里去的。我呢，自然是吓尿了裤子，却坐在湿漉漉的凳子上，一动也不敢动，只侧耳倾听着院子里机器的轰鸣，并从中细细辨认父亲的脚步声有没有和缓一些，或者他给母亲下达命令的声音是不是还那样粗暴。我的裤子散发着一股尿骚的味道，那尿还顺着双腿，滴答滴答流到了脚边，于是砖铺的地面上就有了一小片地图，一只蚂蚁循迹爬了过来，又费力地想要爬出去，却不小心滑倒了，四仰八叉地陷在那一小片“沼泽地”里。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只尴尬倒霉的蚂蚁。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到底还是希望父亲做的煎饼挣到很多很多的钱的。所以每天晚上，当父母为了做够第二天到外村去卖的煎饼熬夜到很晚的时候，我也跟着失眠，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一秒一秒地数着时间，并为或许不知何时就会在深夜里炸响的争吵声而惶恐焦虑，一直到那轰鸣声不知何时停歇了，月亮悄无声息地爬上夜空，并漏下一小片月光——在我的床前。我枕着这静谧又混杂着不安的月光，终于睡过去了。
这样的睡眠当然是短暂的。我早早地就醒过来，躺在床上听父母在院子里忙碌的声音。我依然假装睡着，不敢在这样安静的清晨，很多余地站在父母的面前，让他们因为困倦而将无名之火发泄到我的身上。夏天的早晨，有水洗过一样的清凉，暑气还没有蒸腾上来，知了也尚未开始鸣叫，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除了父母和姐姐搬运煎饼到地排车上的声音。父亲即将去邻近的几个村子里，像卖豆腐的、卖馒头的一样，走街串巷叫喊着，或许半天，或许一天，总之他是要在外面待着的。想到父亲即将离家，我便觉得身体哗啦一声松懈下来，好像这个偌大的院子，即将属于我一个人，我可以尽情地在院子里跳绳、踢毽子，招呼阿秀或者二芹来丢沙包，哪怕将鸡们赶得满地飞，鸡屎落在了香台上，我也不必担心。因为我有的是时间，在父亲回来以前将犯罪现场给清理干净。至于父亲在邻村怎样声嘶力竭地叫卖，带去的一军用水壶的热水是否够喝，饿了除了啃咸菜疙瘩和煎饼，能不能吃上点别的热乎乎的饭菜，暂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我只想享受父亲不在、母亲也无须坐在煎饼机前一刻不停地叠煎饼的片刻安闲。就像一只知了，躲在盛夏正午的梧桐树叶间，悄无声息地小憩一样。
我只跟着父亲去邻村卖过一次煎饼，对于我，那几乎相当于一场旅行。我坐在装满煎饼的地排车上，看着父亲弓着腰费力地蹬着自行车。自行车和地排车依靠两根粗壮的麻绳结实地牵引在一起。我精神紧张地蜷缩成一团，让自己变得小小的，似乎这样就能减少身体的重量，让父亲稍稍轻松一些。我又恨不得跳到自行车的后车座上去，帮父亲用手拽着地排车的车把。但似乎除了将煎饼卖出去，我所有的做法都对减轻父亲心理和身体上的负担毫无帮助。空旷的大道上，每路过一个行人，父亲便满含着希望，叫卖一声：“买煎饼喽！”那声音在空气里飘荡开去，很快便消失在夏日的暑气之中，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留下。在那个走路的人眼里，父亲不过是外村来的卖煎饼的一个小贩而已，买不买，完全是他的自由。甚至，他连看一眼也没必要，只一心一意沿着大道走下去，而后在一个拐角处一转身，就看不见了。
于是父亲将叫卖的声音喊得更高了一些，也更频繁了一些。似乎他还在跟那个将我们视作一团空气的男人较着劲，一定要将喊叫声传到他们家院子里去。可是那人究竟住在哪个角落里呢，父亲并不清楚。父亲跑过十里八乡，也结识了许多的人，但是作为沿街叫卖的小贩，显然还是第一次，他没有经验，像一个刚刚结婚的小媳妇，羞涩、手足无措，想要获得外人的认可，却又怕人注意到他。因此他叫喊的时候，就高一声低一声地，躲躲藏藏，完全不像卖豆腐的狗剩那样，带着一股子天生就是小贩的随性与自然。
终于有人将父亲叫住了。作为“开市”的第一份生意，自然是要便宜一些的，买煎饼的女人也透着娇媚劲，笑嘻嘻地就掰下一半煎饼，咯吱咯吱地吃起来。父亲当然不好意思说什么，已经高高的秤杆，也没办法再低下去，只能自认吃亏。女人带来的麦子，全是陈年的，生了虫子，又散发着一股子霉味。不用问也知道，她家的新麦子都封存在大瓮里，等着年底卖一个好价钱。父亲看着袋子里掺杂了许多“大麦”的麦子，想要皱眉，却最终只笑着说了一句：“这麦子，成色不好啊！”乡下的女人一结了婚，就脸皮厚起来，女人听了父亲暗含深意的话，脸都没有红一下，照例闲适地嚼着煎饼，笑嘻嘻道：“明年你再来，保证粒粒饱满。”
父亲没工夫跟她计较这些问题，因为又有其他的女人循着叫卖声走出了巷子，隔着十几米远呢，就喊：“卖煎饼的，上这边来一下，我家也买点儿。”又有遥问价格的，见父亲忙，我就跟着回应：“一斤麦子换七两煎饼。”说完了就脸红，好像要登台表演我最不擅长的唱歌一样。那女人果然很仔细地看了我一眼，而后，用所有女人都会用的方法，教育她身边馋得一直在咽唾液的小儿子：“瞧见没，学习不好，以后你也得像她一样，跟爹出去卖煎饼！”
啊，我真想在那一刻化作一个煎饼，哪怕，被那个女人吃进了肚子里去，也好过被很多女人好奇又同情地注视。但我却无处可逃，我只能帮父亲扶着麻袋，把称好的麦子倒进去，又在尘灰飞扬中，将麻袋口紧紧地闭上，似乎，女人们故意在麦子里掺的沙子啊碎屑啊泥土啊，一旦跑出去，会失了斤两，让父亲转卖到粮库里的时候，也跟着折本。不过，闭住了口袋，我的脸上还是灰扑扑的，很快成了土人。我和父亲两个土人，就这样在女人们的喧哗声中，孩子的喊叫声中，狗流着口水对着煎饼的狂吠声中，不停地装着麦子和煎饼。
我希望煎饼可以很快地卖完，这样我和父亲就能轻松地骑车回家。但那煎饼，被卖到一半的时候，就似乎累了，慵懒地趴在车上，再也不肯朝人家袋子里跑。于是父亲将车推到树荫下，把空了的煎饼袋子铺在地上，让我坐在那里不要动，然后从地排车上摘下军用水壶，去对面的一户人家讨热水喝。
“有人吗？”父亲站在门槛外，犹豫地朝院子里喊。很快，一个矮胖的年轻媳妇从堂屋里出来，看了一眼父亲，随即就扭头回了屋。我有些紧张，又替父亲觉得难堪。倒是父亲，满怀着期待，像乡下常会见到的要饭的一样，倚在人家门框上，闲散地看着院子里奔跑的鸡鸭和猫狗。我看到一只精瘦的鸡嗖一声飞上了墙头，而更多的鸡则在墙根下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者拉屎。还有一只肥硕的猫，沿着梧桐树干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平房。一只狗被太阳晒得有些头晕，眯眼瞅着父亲，却懒得叫上一声，向主人表达它作为一只看家狗的忠诚。我在知了声嘶力竭的鸣叫声里，觉得父亲也似乎化成了院子里的某个物件，只不过这物件是依附在黑色的铁门上的。
终于，女人提着一暖瓶水从堂屋里走了出来。那暖瓶是鲜艳的红色，上面画着一枝娇羞的牡丹。我猜测女人是刚刚结婚的小媳妇，因为她的凉鞋也是红色的。她的脸上还露着一些紧张，朝父亲的水壶里倒水的时候，还忍不住朝门外看了一眼，大路上有男人骑着自行车缓缓而过，那速度是故意放慢了的，视线中也带着意味深长的窥探。女人因此更紧张了一些，水便不小心洒出来，滴在了崭新的凉鞋上，她“哎呀”叫了一声，这一声让我和父亲立刻生出愧疚与不安，好像我们欠了她不只是一壶水，而是一车的煎饼。于是父亲转身去车里拿出一个煎饼，歉疚地笑笑，递给女人。
女人愣了一下，还是用沾着泥灰的手接过去，又飞快地看一眼正午的阳光下空荡荡的大道，便笑着转身回了院子。院子里那条懒惰的狗，忽然间来了精神，讨好地蹭着女人的腿，又不停地摇着脏兮兮的尾巴，并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到那块煎饼上。女人一口咬掉大半个，又低头看了一眼，便随手将剩下的半个丢给了营养不良的狗。那狗立刻兴奋地叼起来，跑到鸡鸭看不见的角落里，一门心思地猛吃起来。
我和父亲，忽然被那条狗的吃相弄得有些心烦，于是胡乱吃了几口煎饼，又咕咚咕咚朝肚子里灌了半壶水，便从树荫下起身，推起车子，沿着连影子都看不到的大道，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这次，我没有坐在地排车上，而是在后面卖力地帮父亲推着。日头开始毒辣起来，整个村庄，都沉寂在无边无沿的午休里，就连知了也隐匿了嘶鸣。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地上缓慢地移动。车轮在坑坑洼洼的大道上吱呀吱呀地响着。也只有这枯燥单调的声音，肯来陪伴我和父亲。
我们这样走了有多久呢，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个小小的村庄，忽然间变得那么那么大，大到像洪荒宇宙一样，将我们一瞬间吞没，连悲伤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