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
20世纪60年代，陕西蓝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元谋人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古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两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
1989年在湖北郧县古生物学家找到两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它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都没有超出50万年。
从1985年开始，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它的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类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这个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要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资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丰富了中新世和上新世古猿化石的空白，这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于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要使我国距今150万～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最具说服力和最具科学性的化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