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题目既然确定为“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研究”，那么首先就要确切地判断钱绪山有没有传播阳明心学的条件。这里有两个问题吸引着我们去解答：其一，钱绪山有没有传播阳明心学的意愿？其二，钱绪山有没有传播阳明心学的能力？前者是一个关乎倾向的问题，后者是一个关乎能力的问题。对于一个人来说，倾向与能力密不可分。其实后一问题又包含有两个方面：即阳明心学的精神是什么？钱绪山能否承接得住阳明心学的精神？因此，本章的文字将分为三节，分别来探讨以上三个问题。
2.1 传播阳明心学的意愿
钱绪山成为阳明心学的传播者，似乎是冥冥之中早有定数。王阳明与钱绪山是在同一所房子即瑞云楼里出生的。据钱绪山的《后瑞云楼记》[54]、罗洪先的《瑞云楼遗址记》[55]、邹守益的《瑞云楼铭》[56]可知，瑞云楼在余姚龙泉山的北麓，原为余姚的莫氏所有。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约在成化七年（1471）租居此楼[57]。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在这里。王阳明出生前，其祖母岑太夫人梦到神人乘五彩云送来小孩，于是王阳明便有机会被命名为“云”。王阳明名扬天下以后，当地人顺理成章地称此楼为“瑞云楼”[58]。
钱绪山的曾祖叫钱师挚，祖父叫钱习，父亲叫钱蒙。钱绪山的母亲是马氏。钱家本来世居余姚邓巷，遭遇火灾以后，钱蒙租住了瑞云楼[59]。钱蒙租住此楼时间大约在成化十八年（1482）王阳明北上入京以后。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二十二日，钱绪山出生于此楼。等到嘉靖十一年（1532），钱绪山考取进士以后，莫氏便将瑞云楼卖给了钱家。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氏改筑此楼，请罗洪先书写了“瑞云楼遗址”五字大匾，罗洪先同时还撰写了一篇小文《瑞云楼遗址记》[60]。
王阳明与钱绪山先后在同一所房子里出生，这样的机缘巧合，对二人注定都有影响。在王阳明的学生中，除了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以外，接下来就应该是钱绪山与王阳明最亲。王阳明生前格外地看重钱绪山。钱绪山一心要传播阳明心学，后来还与王阳明继子王正宪结成亲家，不能说与这种机缘毫无干系。钱绪山在《后瑞云楼记》中特地提及这一点[61]，足见这一点对于钱绪山大有影响。
王阳明与钱绪山出生前碰巧都出现过类似的梦兆。王阳明出生前，“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祖竹轩翁异之，即以云名”[62]。钱绪山出生前，“母马氏孺人，梦天以祥云覆列，绮绘款款若联，空中呼认太乙字，遂警寤，君生”[63]。对于这类神异的描写，束景南先生认为：“明人演义小说多有异人出生时天上仙音嘹亮、彩云降落、异香满室之类描述，以神化其人。”对此，“固无足怪，然亦不足据信也”[64]。杜维明先生认为这一类的文字具有某种象征意味[65]。两位先生所言均有一定道理。束先生谈的是事实，杜先生谈的是文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两个梦被做梦者宣讲出来，并为周围人所津津乐道[66]，这不能不波及王阳明和钱绪山的人生。尤其是钱绪山，在知晓这两个类似的梦时，内心深处自会得到某方面的暗示。
钱绪山最早是想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功名。当时有志青年大都会走上这一条道路，这也是被当时人所认可的正途，钱绪山自然也不能例外。钱绪山的父亲格外看重这一点。钱绪山的父亲钱蒙，字希明，三岁因病而失明，五岁听别人读书便能通章句，十岁父母去世，家境贫困，但他并不气馁。先是学算命占卜（过去盲人多学此以糊口营生），接着旁通音律，而且还以作诗闻名于世，自号心渔。心渔翁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大儿子在科场上能够有所斩获。
钱绪山十五岁时（正德五年，1510），“出就里师”。心渔翁激励他说：“吾未五十，筋力惫矣，百艺淡然，惟儒为席上珍，吾所嗜也。”[67]心渔翁在这里所说的“儒”，是指那些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后来钱绪山根据自己的喜好，立志要学阳明心学，心渔翁就生气地说：“尔固得所师矣，恐妨试事，奈何？”[68]他以为学习阳明心学会妨碍科举考试，因此极力反对钱绪山师从王阳明。由此可见，心渔翁对儿子考取功名是多么的热切。联想到心渔翁的处境，他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渔翁自己三岁双目失明，兄弟之间还有一些嫌隙[69]，他迫切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支撑门户，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钱绪山听了父亲之言，“慨然有继述意”。这就是说，年轻的钱绪山决心要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一心去求取功名。他曾经说过：“使得显亲食禄，何忧于外侮之侵、贫乏之不赒乎？”[70]众所周知，那时候要想科举取得成功，就必须吃透朝廷指定的科举教材——程朱的著作。钱绪山“惟朱子集群儒大成，仰思俯诵，梦寐尝若见之”[71]。梦中恍惚见到朱子，表明他已沉迷于朱子学之中。年轻学子最初接触朱子的著作，大都会被朱子渊博的知识所吸引，钱绪山也不例外，他很快也变得“性好博览”。钱绪山本来是“不长于记”，但他“读未成诵，虽千百弗措也”，竟然如此执着。做事执着是钱绪山性格的一部分。王龙溪说钱德洪的性格是“笃毅悃诚，厚于伦理。”[72]吕本说钱德洪的性格是“自幼重迟不戏，周旋中规矩”，“性本诚笃”[73]。他如此勉力地用功，最终结果是“一日诵读有得，昼夜忘寝食，遂构危疾”。可以说，这个阶段钱绪山看朱子之书是盲目的，也是不得其法的，故而才会大病一场。
这次的生病使钱绪山获得了一个反思的机会，他认识到“学贵精，不贵博”。于是他“首取《学》、《庸》，覃思四月，意有所得；徐取《传注》、《或问》证之，《六经》、《四子》以次而授。随物观理，充广知识，积久俟其贯通，自信以为朱氏之学在是矣”[74]。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肯定，钱绪山经过一阵“摸石头过河”，他终于找到了学习朱子学的门道。钱绪山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他在二十四岁（正德十四年，1519）的时候被县学录取，在平时测验中常常获得第一名，与他同时的年轻人都难以望其项背，周围人对他将来的科场表现充满着期待。但是，第一次参加乡试，钱绪山就铩羽而归。这次挫折对钱绪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此的努力，竟然不能如愿，这只好归之于命。从此，他便看淡了科举上的得失，开始了专心追求学问的人生之旅[75]。
钱绪山最早接触到阳明的《传习录》，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而且他读的是手抄本。钱绪山在《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中说：“吾十七八岁时读《传习录》，闻师门有横山子者，今之颜子也。”[76]钱绪山十七岁那年是正德七年（1512），这一年的十二月，阳明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徐爱也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师生二人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自己之所闻辑为一卷，命名为《传习录》[77]。两人谈话在十二月，徐爱将其整理成文，此文传到钱德洪手中，这些事不可能都发生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因此，钱绪山说“十七八岁”，那就只能是十八岁。又，《传习录》第一次刻印传世是在正德十三年（1518），这一年徐爱去世，薛侃将徐爱、陆澄及自己所记阳明语录共一百二十九条（即今《传习录》上卷部分），仍以《传习录》为名，刻于江西赣州，这是《传习录》第一次雕版印刷。那么，钱绪山十八岁时所读的《传习录》，就只能是一个手抄本。徐爱是余姚人，他整理出来的王阳明《传习录》，由于阳明心学的观点新颖，在余姚很快就传抄开来。钱德洪大概是看到了这样的手抄本。
钱绪山看了《传习录》，对朱子学产生怀疑，对阳明心学产生了兴趣。王阳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平定了朱宸濠的叛乱，其事功震动朝野，也引起人们对阳明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兴致。王阳明在江西、在绍兴的讲学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些信息传到钱绪山耳里，他便有心要拜到王阳明的门下。后来便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回到余姚来祭扫祖坟。当时“乡中故老犹执先生往迹为疑”，钱绪山则“潜伺动支，深信之，乃排众议，请亲命，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明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凡七十四人”[78]。
这里有两点值得说一说：其一，束景南先生说：“所谓‘往迹’，即主要指阳明少时在余姚及京师诸放逸不羁、荒唐不检之行事也。”[79]这可以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到确证。湛甘泉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80]。徐爱说王阳明“少时豪迈不羁”[81]。罗洪先说王阳明“少时负性不羁，驰骋出没于百家众技，靡所不入”[82]。王阳明也曾自称“吾昔放逸”[83]。褚人获《坚瓠集》甲集卷1收录王阳明小时所作的一首《棋落水》诗，其中写道：“一人谈王阳明幼时好棋，海日规之不止，遂将棋抛于水，阳明因作诗云：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84]这些资料说明阳明小时候确实非常调皮，甚至到了让他父亲王华担忧的地步。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云：“成化十九年癸卯，龙山公命就塾师，督责过严，先生郁郁不欢，伺塾师出，率同学旷游，体甚轻捷，穷崖乔木攀援，如履平地。公知之，锁一室，令作经书义，一时随所授辄就，窃启钥以嬉。公归，稽课无所缺，久而察而忧之……”[85]钱德洪所写《阳明年谱》中也说：“先生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86]乡中故老记得王阳明的这些“往迹”。现在王阳明提倡圣贤之学，这两者差距颇大，故而对王阳明所言生疑。
其二，钱绪山是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才深信王阳明及其学说，然后才毅然投入王阳明门下。有意思的是这次王阳明回到故乡，钱绪山与王龙溪是最先入门的，他俩戴着玉台巾，穿着小中衣。周围人看到他们这样的一身打扮，议论纷纷，指责他们是“异言异服”，而他们“毅然弗顾”[87]。两位得意门生似乎是在有意模仿阳明小时候的特立独行。
钱绪山率七十余人拜阳明为师，他们在灵绪山龙泉寺中天阁，请王阳明升座讲学。钱绪山第一次得到王阳明的耳提面命，从此便对阳明心学笃信不疑。有资料说：“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88]在这一段时间里，钱绪山一直被一个问题所缠绕：即如何解决学习阳明心学与参加科举考试之间的矛盾。
明代科举考试指定参考书主要是朱子的著作。阳明心学乃矫朱子学之弊而横空出世。因此，一般人想当然地以为：学习阳明心学会妨碍科举考试。王龙溪就指出当时人对阳明心学的疑虑。一是疑其讲学“不专以读书为务，近乎禅学”；一是疑其讲学“时与晦翁稍有异同，或妨于举业之途”[89]。正德十六年（1521），钱绪山率七十余人在灵绪山龙泉寺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其父心渔翁见儿子笃信阳明心学，生气说：“尔固得所师矣，恐妨试事，奈何？”钱绪山回答说：“男闻教以来，心渐开明，科第逼予则有之，入试胡虑哉？”钱绪山的意思是说，我自从听了阳明先生的话，心里越来越明亮，科举考试对于我来说，压力是有的，但考取一个功名是不成问题的。在他看来，“未有理明而不中选者也。”[90]第二年（嘉靖元年，1522），钱绪山二十七岁，果然通过县学的推荐，顺利地考中了举人。
嘉靖二年（1523），钱绪山去参加会试。这一年的会试由大学士蒋冕主考。蒋冕是典型的朱子学者，是写过《大学衍义补》的丘浚的学生。会试中的策问有三道题由蒋冕出题，其中第二道策问即暗含讥讽阳明心学之意。钱绪山铩羽而归，“深恨时事之乖”，而王阳明却说“圣学从兹大明矣。盖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91]。王阳明的心里大概是这样想的：会试题目暗讽心学，这样会使心学进入天下的舆论中心，那些原来不曾知晓心学的读书人，就会去关注心学，去研究心学。心学本就是圣学嫡传，一旦被人接触，便极有能力吸引受众。因此，会试题目讥讽阳明心学，反而有助于阳明心学的传播。阳明说的这番话，再一次坚定钱绪山的信念。
嘉靖三年（1524），钱绪山携带自己的二弟钱德周[92]，来到绍兴城南，跟随王阳明左右。心渔翁虽然听了儿子的话，但仍然放心不下，也亲自来绍兴考察，走进王阳明的教廷。钱绪山的同门魏良政、魏良器等人，大概是受阳明先生的嘱托，陪着心渔翁游玩了十天。心渔翁来到绍兴，不是自己儿子钱德洪、钱德周陪同，而是魏良政、魏良器他们陪同，这只能说明此时心渔翁与他的儿子们在闹别扭。魏氏兄弟一边陪心渔翁散心，一边做劝说工作。最后心渔翁问他们：“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魏氏兄弟回答说：“吾举子业无时不习。”这意思是说，就是在陪伴心渔翁的时候，也是在习举子业。阳明先生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93]阳明先生还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94]以阳明心学的眼光看来，陪伴老人游山玩水也是进德修业的一种机缘。一个人道德提高了，素质增强了，在科举考场上只要尽情发挥出来，也就能够获得成功。
心渔翁接着问：“固知心学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魏氏兄弟回答说：“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心渔翁对此不能理解，进一步去问王阳明。王阳明说：“岂特无妨，乃大益耳！”王阳明还比方说：“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窭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95]
要理解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这番话，需要弄清两个问题：在王阳明眼里，举业与圣贤之学是什么关系？在王阳明看来，为什么学习心学在科举考试中反而占有优势？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问题。
在王阳明眼里，举业与圣贤之学有下面几层关系：
其一，举业与圣贤之学迥然有别。虽然科举考试考的是圣贤书，但是举业不等于圣贤之学。当时人多将考取功名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王阳明小时候读私塾对此就做出响亮的回答：人生第一等事是“读书学圣贤”，而非“读书登第”[96]。后来他说：“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97]“君子惟患学业之不修，科第迟速，所不论也。”[98]王阳明将举业与圣贤之学做了严格的区分，反复强调成圣成贤才是读书人第一等事，至于举业的成败应放在其次的地位。
其二，举业不妨碍圣贤之学。当时的举子虽然读的是圣贤书，但大多数都是汲汲于举业，醉心于功名，真心追求圣贤之学者则凤毛麟角。这样看来，对举业的追求反而妨碍成圣成贤。王阳明认为：“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99]也就是说，在举业上的追求并不妨碍成圣成贤，关键是要坚守成圣成贤之志。程伊川也曾说过：“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100]在王阳明看来，举业不仅不妨碍，在当时情形下要成圣成贤，就必须借助举业。他说：“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101]圣贤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是要在社会中去实现自我。个体在实现自我之时，也就是造福众生造福社会之日。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达此目的便捷途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因此，王阳明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示徐曰仁应试》具体详尽地教徐曰仁如何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102]。
其三，参与举业的关键是要有“心”。王阳明说：“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曰：‘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修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举业乎？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则知学矣。”[103]人世间的俗事无不是“道”之显现，举业自然也在其中。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举业，来达到“修道”和“行道”之目的。关键是人要有“心”，即要保有“本心”不失，也就是要让“良知”显现。王阳明还说：“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104]
其四，举业是读书人向帝王自我推荐的见面礼。王阳明说：“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也。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悻进，是伪饰羔雉罔其君也。虽然，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105]早期的读书人去见长官，都要带一份见面礼，这是通行的礼数。《孟子》记载：“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后世读书人参加科举就相当于“出疆必载质”。举业是一种见面礼。礼具有两个方面，即内在的诚意和外在的文饰。是否有内在的诚意，就看如何经营外在的文饰。因此，王阳明主张成圣成贤也需要在举业上用功。他郑重地向读书人推荐宋人谢枋得的《文章轨范》，而这本书就是专为举子应试而编。
其五，举业可以扩大心学的影响。王龙溪本不屑于参加科举。王阳明说：“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顾吾之学，疑信者半，子之京师，可以发明耳。”[106]儒学的传播主要是在读书人中进行。阳明心学是针对朱子学而提出，而朱子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有正统地位，故而当时读书人对于阳明心学是“疑信者半”。王阳明自然希望更多的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去传播心学理论，去扩大王门的影响。
我们明白了阳明对待举业与圣贤之学的态度，接下来需要讨论心学在科举考试当中的优越性的问题。从王阳明及其弟子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层意思：心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对此，应该如何来理解呢？我们的揣测是：
首先，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有区别，但我们需要明白，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分歧，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王阳明说：“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107]双方的目标都是要成圣成贤[108]，所不同的只是成圣成贤的路径不同。朱子学在于“穷理”，或格物致知，或读书明理，都是要明白道理，也就是要重视知识的获取。朱子的设想是：一个人知识积累多了，有一天就会融会贯通，便达到了圣人地步[109]。阳明学在于“尽心”。“本心”就是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善的倾向和能力[110]。王阳明的“良知”是人的倾向和能力，“致良知”是让人的倾向和能力完全地呈现。在人的倾向与能力完全呈现的同时，人的素质也得到了最好的涵养。因此，在我们看来，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分别在于，一个是由追求知识而去追求素质[111]，一个是直接去追求素质。王阳明说朱子学“缠绕”与“支离”，也可从这一点上获得理解。
其次，对于一个人而言，素质始终优越于知识。众所周知，一个人记住了知识，并不等于他获得了素质。用王阳明的话来说，那些东西都是借贷来的，可以暂时用来招待客人，但还不是自己的东西。纸上谈兵的赵括对于军事知识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但一接触实战就被敌人打得丢盔弃甲。知识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才有可能转化成素质，变成自己的东西。南宋的朱子理学、吕氏婺学都是重知识一路，但并不妨碍他们学派产生德行好、素质高的人物（看《明儒学案》中的吴康斋、胡居仁可知）。素质呈现出来，稍加反省与整理，就是知识。从这一点看，我们就好理解魏氏兄弟的“打蛇得七寸”的说法。
再次，将朱子著作作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是有原因的。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必须要从本源处着眼。科举考试的本意是为国家选拔人才，选拔人才的本意是要看一个人的倾向和能力。人的倾向和能力（也就是素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在呈现为知识的时候，才能被他人所感知（而且主考官也需要具备相当的素质，然后才能感知被考者的素质）。因此，一般的考试为了便于操作，只能侧重于考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将朱子的著作作为指定的参考书目了。
复次，心学学者在科举中也能取得好成绩。考察一个人的知识，也能间接地考察出这个人的素质，但知识与素质毕竟还是隔了一层。过分地重视知识，便会走向僵化，过去的科举考试如此，现在的高考也是如此。这就是科举考试常遭人诟病的根本原因，现在的高考又何尝不是如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主考官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考官如能回到科举考试本意上来，心学学者在科举考试中就不会吃大亏。正德十二年（1517），阳明写信《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说“闻诸友皆登第，喜不自胜”[112]，说明亲近阳明心学的人也可以科举有成。嘉靖二年（1523），当年科举考题以心学为问，暗地里批阳明心学。阳明的门人参加考试有三种结果：第一种情况，徐珊一看这个题目，叹曰：“吾恶能昧吾知以幸时好耶”，不答而出。第二种情况，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直接发挥师旨不讳”，最后也被录取了。其中欧阳德的情形最能说明问题。吕柟就是当年的改卷官员，他说：“昔予校文癸未会试，尝见欧阳子试卷，叹其弘博醇实，当冠《易》房也。然欧阳子学于阳明子，其为文策多本师说。当是时主考者方病其师说也。予谓其本房曰：‘是岂可以此而后斯人哉？’其本房执诤，终不获前列。一时遇悦其卷者皆惜之。”[113]吕柟是朱子学者，因此能够参与阅卷。他不拘于门户之见，欣赏欧阳德的答卷显示出的高素质，要将欧阳德置于前列。主考官蒋冕对阳明心学成见很深，虽然将欧阳德的名次排后，但答卷所显示的素质摆在那里，他还是让欧阳德中了进士。第三种情况，钱德洪是参加了考试，但“下第归”[114]。嘉靖四年（1525），阳明学生钱楩、魏良政“并发解江、浙”。钱德洪的父亲心渔翁会心地笑道：“打蛇得七寸矣。”[115]可以说，心渔翁对于心学与科举之间的顾虑彻底冰释。
讨论了王阳明对待科举的态度，我们再回到钱德洪身上来。在我们看来，心渔翁对心学与科举的顾虑，实际上也是钱德洪心结的折射。钱德洪第一次参加会试无果而返，“深恨时事之乖”，这说明他心中有这个结。后来，心渔翁心有顾虑，不去问自己的儿子，而是去问魏氏兄弟和阳明先生，说明钱德洪此时心中的结也还是存在的。现在心渔翁没有顾虑，钱德洪心中的结也解开了，他对阳明学更坚定了信心。
嘉靖五年（1526），钱德洪、王龙溪和金克厚一同去参加会试，三人都考试过关，但钱德洪与王龙溪说：“吾斯未信。”两人请了病假，不去参加廷试，仍然回来继续追随阳明学习心学。“阳明公曰：‘吾道有赖矣。’喜甚。”[116]这几乎就是孔子与漆雕开故事的重演。《论语·公冶长》记载：“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所谓“信”就是“实有诸己”的意思[117]。说通俗一点，“信”就是“心里有底”。也就是说，学生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正转化成了自己的东西，将学到的知识真正转化成了自己的素质，这样才能称得上“实有诸己”，才能称得上“心里有底”，才能称得上“信”。有“信”然后才能身安。王心斋说：“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118]可以推想，钱德洪、王龙溪在会试答卷时大概也能将阳明心学发挥得很好，只是他们心里还是没有底的。这状况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徐子宜对于陆象山心学的情形。《象山年谱》记载：“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宫试，论出《天地之性人为贵》。试后，先生曰：‘某欲说底，却被子宜道尽，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无。’”[119]陆象山的话大致意思是，徐子宜跟着陆象山学习，陆象山所说的话，徐子宜也能够说出来，但是徐子宜没有陆象山的修为，没有陆象山所具有的素质。也就是说，徐子宜说的是“造道之言”，而非“有德之言”[120]。我们学开车也会遇到这种状况，教练讲的操作流程我们也能说出来，但不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我们心里仍然没有底，就不敢开车，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开车，只能是充当马路杀手而已。
能否做到“信”，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同去的金克厚对阳明心学做到了“实有诸己”。嘉靖元年（1522），阳明的父亲海日翁去世，门人前去帮忙料理丧事，王阳明“因才任使”。因金克厚为人小心谨慎，便派他去监厨。金克厚“出纳品物惟谨，有不慎者追还之，内外井井”。后来金克厚对钱德洪说：“吾学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谓学必操事而后实，诚至教也。”[121]金克厚通过司厨领悟到阳明心学要义，但钱绪山、王龙溪此时尚未达此地步，故说“吾斯未信”。
这一举动至少说明钱德洪、王龙溪二人有这样的两项品质：其一，说明他们是明白人，非常清楚自己有还是没有，一点也不糊涂。正如孔子所特别重申的：“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阳明也强调这一点，他说：“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122]其二，说明他们是实诚人。他们有还是没有，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他们的“独知”。阳明说：“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123]正是有见于此，阳明才会“喜甚”，才会说“吾道有赖矣”。一要做到“明”，二要做到“诚”，这两项确实是圣贤之学的基础。
这件事还有传播学上的意义。不管是钱德洪与王龙溪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此举确实产生了客观的传播效果。读者可以试着想一想，如果今日有考生考取了清华大学而又不去就读，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好奇并且产生关注。同样的，钱德洪、王龙溪已经通过了会试，只要去参加殿试，就可以取得进士身份，就可以得到体面的工作，而他二人竟然因为对阳明学“吾斯未信”，而放弃了当年的殿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二人的关注和对阳明学的好奇。后来加入阳明学派的人果然越来越多，王阳明来不及亲自指导，就将初学者分为两类，让钱德洪、王龙溪分别去加以指导。等到这些初学者对阳明学有了一定了解以后，方才引去与王阳明相见。因此，钱德洪、王龙溪被门人称为“教授师”。钱德洪编写《阳明年谱》，在记载“德洪与王畿并举南宫，俱不廷对”这件事之后，紧接着说：“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124]钱德洪大概也是意识到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
从这个角度来看，阳明所说的“吾道有赖矣”，大概也包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吧。王龙溪在为钱绪山所写的《行状》中如是说：“丙戌，予与君同举南宫，不就廷试而归。夫子迎会，笑曰：‘吾设教以待四方英贤，譬之店主开行以集四方之货，奇货既归，百货将日积，主人可无乏行之叹矣。’自是四方来学者益众，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诵读，或列坐讲解。予二人往来参究，提醒师门宗教归之自得，翕然有风动之机。”[125]在这里，阳明将钱绪山与王龙溪称为“奇货”，极容易使人想到成语“奇货可居”。显而易见，王阳明也看到了钱、王二人行为的传播学意义。
在此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明儒学案》说王龙溪“中是年会试。时当国者不说学，先生谓钱绪山曰：‘此岂吾与子仕之时也！’皆不廷试而归”[126]。这也许道出了王龙溪与钱绪山不参加殿试的真正原因，但这是不能明言的，于是他们对官方是请病假，对其他学者是说“吾斯未信”。他们说“吾斯未信”，可以说是一种实情，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
钱绪山与王龙溪回到阳明身边，实际上是做助教的工作。与此同时，钱绪山还负责编辑《阳明文稿》，于嘉靖六年（1527）广德版的《阳明文稿》刊行。王阳明口授《大学问》，也是由钱德洪手录成稿。这一年九月，王阳明将要去两广，钱德洪与王龙溪向王阳明“天泉证道”，然后他们继续留在绍兴阳明书院，接引有志于阳明学的人[127]。第二年，钱德洪与王龙溪将要北上参加殿试，惊闻阳明先生生病的消息，他们转而向南去迎接，到兰溪始知阳明先生死去的确信，他们“闻之昏殒愦绝，不知所答”，“日夜痛哭，病不能兴”[128]。钱绪山与其他同门一起，将老师的灵柩护送回绍兴，并且“与龙溪相与保孤宁家，日夕不相离，且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文成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遗教”[129]。
钱绪山与王龙溪为阳明先生守孝三年后，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他们才去参加殿试，并利用这次机会，“倡道京师，兴起多士”。当时，观政吏曹与台谏部院有一群有志于道学的人，他们每月举行学术讨论会，常常有几十人参加。钱绪山与王龙溪也加入进来。这种集会原都是以官职排序，钱绪山与王龙溪建议：“同志为道而来，须以齿序为宜。”[130]自此以后，这种研讨会就形成以年龄来排序的传统。
王龙溪说钱绪山：“自奔丧卒葬，以至出仕归田，无一日而忘师教也。”[131]关于钱绪山对于阳明心学的接受情况，将在本章的第三节里讨论。关于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的实践活动，将在第四章梳理。在此，笔者只是强调一点，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的倾向是非常强烈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钱绪山的一些言语直接表达了他要积极传播阳明心学的倾向。他与王龙溪合写的《讣告同门》中说：“夫子教我发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几十年，而吾所闻止此，是夫子之没，亦吾没也，吾何以生为哉？……归襄大事于稽山之麓，与其弟侄子姓及我书院同志筑室于场，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132]“夫子之没，亦吾之没”，这话说得摄人心魄，是在形容阳明心学对他们的人生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在表明他们要以自己的生命来续阳明心学之生命。“以冀成吾夫子之志”，也就是要发扬光大阳明心学。
钱绪山还勉励同门学者来传播阳明心学。他写信给赵大洲说：“望诸兄大振法门，主张道脉，以幸斯世。”[133]他在写给罗念庵的信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他说：“年来同志凋落，慨师门情事未终，此身怅怅无依。今见兄诞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间，已得人主张，吾身生死短长，乌足为世多寡，不觉脱然无系矣。”[134]钱绪山见同门中陆续有人过世，忧虑传播阳明心学的事尚未完成，以至于“怅怅无依”。看到罗念庵经过三年闭关修炼，终于对于阳明心学有所感悟，于是再也不担心无人传播阳明心学[135]。钱绪山这样说，当然是鼓励罗念庵去积极传播阳明心学。
对于阳明心学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钱绪山心急如焚。他说：“今吾师之殁，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136]他还说：“《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兹未及一传，而纷错若此，又何望于后世耶？”[137]从这些话语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钱绪山内心的焦虑。
钱绪山还曾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见为‘见龙’之见，在田之龙，不以位而以德。吾人讲明正学，以待将来，为王者所取法，文明之征也。”[138]钱绪山所说的“讲明正学”，当然是指传播阳明心学。传播阳明心学，首先要传播者自己修德，实有诸己然后传之于人，目的是等待将来。“为王者所取法”，这是孔、孟所开创的儒家的人生理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钱绪山将传播阳明心学提高到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高度。正因如此，王龙溪才说钱绪山：“其志微矣！惟有道君子，幸惠一言以志之，使得信今而传后。好德之怀，忧道之念，义兼之矣！”[139]
第二，钱绪山的实际行动也表明他在不遗余力地传播阳明心学。钱绪山竭尽全力去收集阳明诗文，整理并及时付于刊行。钱绪山还撰写《阳明年谱》，以光大师说。更重要的是钱绪山到处宣讲阳明心学。有资料显示，他“自是心无内顾，遍游宣、歙、江、广间，随地结会，风声所召，虽深山邃谷，亦有愿求一见获闻绪言以没世者。如在韶，则陈豹谷延主明经书院；溧阳，则史玉阳聘主嘉义书院；宛陵，则刘初泉聘主狮子岩与水西精舍；蕲州，则沈古林聘主崇正书院；江右，则督学王敬所大辟讲舍于怀玉山，群八邑士，聘公为山长；若冲玄，若斗山，若青原，若君山，若福田，若衡麓，若复真，诸书院往来敷教二十年，不可枚举，各有《规约》，有《会语》，凡若干卷，载公《全集》中”[140]。
第三，同时代的人也从钱绪山身上看出了他的这种倾向。如罗念庵说：“钱子事先生最久，在朝之日无多，有‘自我西郊’之象。然所至朋从，云集雾滃，未尝不以良知之说相传，其瑞一时耶？千载耶？是在钱子。”[141]《周易·小畜》的卦辞是：“享，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罗念庵前一句说钱绪山有“‘自我西郊’之象”，是说他对于阳明心学有着深厚的积累，只是等待时机喷发。后一句说阳明心学是兴盛一时，还是兴盛长久，关键就看钱绪山了。由此可见，同门对于钱绪山寄托着深望。
再如薛侃说：“幸我绪山，侍师日久；微言奥义，具获指授；其爱同志、忧来学之心，与师一也。”[142]这是肯定钱绪山既有传播阳明心学的能力，又有传播阳明心学的意愿。陈九川写信给王龙溪、钱绪山说：“先师发明良知之学，救人心于将死。二先生久炙晚年，道谊精确，执丧筑场之义，风驱海内，若传衣法而受顾命者，同志取衷焉。”[143]这代表了当时阳明学者的共同心声，即认为王龙溪、钱绪山最能传播阳明心学。
另外，钱绪山对于阳明先生家人也多照顾。阳明先生捐馆以后，有一些权贵因为忌惮阳明先生的影响，将他身后的恤典全部革去。当时一些办事人员默承风旨，栽赃陷害王家，乡间的恶少也似乎将不利于阳明先生的后代。此时，钱绪山挺身而出，说：“保孤宁家，吾责也，愿以身殉之。”他消内变，御外侮，殚尽心力。后来还为阳明的后代争取待遇，与阳明继子王正宪结为亲家。正是由于钱绪山为阳明家里做了这么多事，所以成全了他在阳明学传播中的权威地位。
后来，钱绪山自己也认为，他没有辜负阳明先生之所托。他说：“方正亿壮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负师托乎！方今四方讲会日殷，相与出求同志，研究师旨，以成师门未尽之志，庶乎可以慰遗灵于地下尔。”[144]在这里，钱绪山感到问心无愧的有两件事：一是将阳明先生的后代照顾得好，二是传播阳明心学进行得如火如荼。
总而言之，由以上几点，我们大概可以断定：钱绪山将传播阳明心学作为自己的毕生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