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章，我们从实证研究的结果回顾了机构股东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相关文献，本节将从研究的设计、变量的选择、样本的确定等方面重点评述相关的文献。
R。 Duggal＆J。A。Millar（1999）从1985—1990年间公司的并购事件中考察了并购价值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以兼并事件公告期间的CAR为因变量，以机构股东持股比率、经理人持股比率、并购权益的市场价值、托宾Q值为自变量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发现：机构股东持股与并购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机构股东持股集中度、积极机构股东持股比率与并购收益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对于这一矛盾的实证结果，R。Duggal＆J。A。Millar运用工具变量法重新对机构对公司兼并效率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2SLS回归下，无论是机构股东持股比率、机构股东持股集中度还是积极机构股东持股比率与兼并收益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效率抑制假说（efficiency abatement hypothesis），同时他们还发现机构股东持股比率与公司并购规模、内部人持股比率以及是否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显著相关，证实了机构持股的内生性。
Tracie（2002）运用1989—1993年1 76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专门研究了私人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在以行业调整的托宾Q值为因变量，以公共、私人养老基金持股比率为自变量，以内部人持股比率、负债水平、R＆D费用比率、广告费用比率以及公司规模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内生性，以投资接受率与指数需求为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中，他发现，私人养老基金持股比率每增加1%，将导致公司行业调整的Q值增加44.67，而公共养老基金持股比率每增加1%，公司行业调整的托宾Q值减少2.31，且两者的影响都是显著的。Tracie对此的解释是：私人养老基金由于薪酬激励的充分使其投资目标更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随着持股比率的增加能够增加公司价值。而公共养老基金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太多，导致其投资目标与公司股东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对公司价值有一定的损害。对于面板数据中的序列相关性问题，他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运用所有变量五年的平均数来进行回归以及公司水平的固定效应模型，在这两者方法下的回归结果都没有改变原来的结论。
Rongli， Jason＆Hong（2007）运用2001—2005年上交所与深交所5 314个样本数据研究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以托宾Q值以及公司ROA为因变量，分别以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率以及基金持股市值比率为自变量，以股权结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率、公司规模以及市场调整的股票回报率作为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他们发现，无论是公司托宾Q值还是ROA都与机构股东持股比率以及持股市值比率显著正相关，证实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为20世纪90年代后证券会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及将机构投资者引入公司治理的政策提供了依据。针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内生性问题，他们运用了五种方式来解决：①为了证明是基金的存在导致公司价值的提升，而不是基金偏好选择公司价值高的股票，在回归方程中运用滞后一期的基金持股比率来考察基金对公司价值的影响。②考虑到基金持股的持续性，运用公司特征的固定效应来控制基金持股的内生性。③为了控制行业因素对公司价值以及基金持股的影响，运用了行业调整的公司业绩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④在回归模型中增加变量——滞后的市场调整的股票收益率来反映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评价。⑤以流通A股的比率、股票的换手率、前一年公司的盈利状况等作为基金持股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经过以上处理后，基金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系数虽然减少但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ongli， Jason＆Hong的研究结论通过了敏感度检验。
综上所述，若机构投资者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则机构股东持股比率应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回归分析中应重点区分导致机构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原因，即是机构选股的偏好所致还是机构真正发挥了监督作用。